#人祸

朱韵和
1个月前
七千人大会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 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朱韵和
1个月前
李肃:当初不开仓放粮的决定是地方上做出来的,还是中央做出来的? 杨继绳:比如固始县县委书记石绍举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管的粮食局局长说,能不能借300万今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粮食局长说,石书记,我没这个权力,这粮食是吴芝圃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所以看着人 就饿死了,就救不出来。 李肃:您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开仓放粮的? 杨继绳:私下的有。比如我们县的副县长放了一部分粮,我前年才听说,我当时不知道,后来这个人到新疆,不是干部要到新疆吗,后来就没消息了,可能在新疆就死了吧。还有个别地方我们《炎黄春秋》发过几期,在极个别的小地方,这样的干部挨整了以后,后来又平反了。这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话,就不至饿死人了。 李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一层谈到是否开仓放粮? 杨继绳:中央没有。中央如果有开仓放粮的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李肃:也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杨继绳:毛泽东有句话,不但不放粮,还要增加粮食征购。1960年1月份,大饥荒严重,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中说,粮食征购从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59年12月份已经收得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亿斤还超过了6%。按粮食秋季计算,到59年12月25日,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59年到60年粮食年度收购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不知道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李肃:这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 杨继绳: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还在想办法增加库存。 ---解密时刻:大饥荒 - 天灾还是人祸? 美国之音
朱韵和
1个月前
朱韵和
1个月前
把毛泽东的幽灵封存在地狱的最底层 就在数千万农民纷纷饿死的时候,中共的权贵们仍然纸醉金迷丶酒林肉池。一九六零年四月八日,全国政协委员宋云彬在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大会讨论,张修竹丶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 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此非天灾,而是人祸。刘晓波说,毛泽东是罪恶滔天的“混世魔王”。依娃的这本《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就是验证刘晓波的这一结论的铁的论据。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邪恶超过了希特勒丶斯大林丶墨索里尼丶东条英机等人类历史上臭名昭着的独裁者和暴君。但是,不同於在全球范围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希特勒和斯大林等人,毛在中国依然是左派及愚民顶礼膜拜的偶像,在西方仍然是一个中性的丶甚至带有几许浪漫色彩的文化符号:在波普艺术中,毛的头像被使用的频率仅次於格瓦拉;在许多西方城市的唐人街,毛家菜馆堂而皇之地开张;在美国尼克松图书馆,毛的铜像与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并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呢? 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导演的大饥荒等惨剧的真相仍被遮蔽和深埋。因此,对大饥荒的呈现和研究,是恢复中国当代历史的真相丶让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去毛化”的必要步骤。若不“去毛化”,中国则永远无法走向民主宪政。所以,依娃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不仅是补上了中国当代历史之残缺一页,更是一道烛照中国未来的亮光。 ---为当代中国修筑一面“哭墙” --依娃《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余杰)
朱韵和
2个月前
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的古训。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甚至连草芥都不如。那些走投无路且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的人们,不但没有揭竿而起,而且”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 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这场半个世纪前的大灾难,发生在并无天灾、瘟疫、战争的年份,带来的却是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和大规模的人吃人,可谓史无前例的人祸。 杨继绳先生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灾难之国,一是传统独裁发展为现代极权,皇权崇拜发展为绝对的个人崇拜,”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使全中国只有一个权威,也只有一个思想家。二是制度性谎言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单纯”的无知者和蒙昧者。他说:”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三是制度性恐怖深入每个人的骨髓。这恐怖,不但通过强大的专政机器,而且通过无所不在的群众监视,首先从心理上根绝异见的产生,其次从传播上堵死了异见表达的渠道。恐惧使人进行效忠表演和谎言竞赛,久而久之,变成了自觉的奴隶。 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行为中,最令人震惊、也最残忍的杀戮,不是战争时期的相互杀戮,而是强权者对无权无势者的单方面杀戮。这类政权所杀戮的人们,不是传统独裁下的反抗者或颠覆者,而是现代极权下力求作顺民的普通人。 ---刘晓波:毛泽东如何杀人一一读杨继绳的《墓碑》
朱韵和
7个月前
杨继绳:1942与1962年的饥荒有何不同? 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同 四二年大饥荒主要是天灾、旱灾造成的大麦小麦秋收时大量减产,而且在战乱和天灾情况下。而五九年大饥荒,河南也有旱灾,但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人祸,包括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还是极权制 度,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每一块田野,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肠胃,每个人都在组织的控制之中。粮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书《墓碑》里面讲,那三年是(气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饥荒的规模不同 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是全国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个省。 三、大饥荒中媒体的表现不同 《一九四二》里讲媒体没有缺席(当时《大公报》有报道),看到这一点我非常震动。六十年代,媒体也没有缺席,但干的是反面的事情,媒体跟着造势,“放卫星”,亩产五千、一万、三万到十万斤。但当时吹牛是纳税的,亩产十万斤的话就得按十万斤的粮食纳税的,所以粮食征购非常重。平时征百分之三十农民就受不了,但那时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饿死人的时候,媒体还在说形势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饿死人的时候,《河南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继续鼓吹大跃进和毛的错误政策。 当时有位原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在信阳,九八年我到信阳去调查,我说你当年看到饿死人怎么不报道啊。他说哪敢报道啊,我写完了也发不了。我说你写内参也可以嘛,他说彭德怀一个元帅说了句话就被打倒了。 高层对下面的情况是不了解,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任。省委书记只要说让毛泽东高兴的话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么样。所以极权制度不仅封锁了信息来源,也封锁了自己。后来六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来,让警卫员、亲友去调查,他的确不知道情况。知道饿死人,不知道这么严重。 四、农民的处境不同,自由度不同 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户,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来的。我在信阳看到逃荒的人用绳索一个人串一大串,游街、挨打,被关起来,劳动,不给饭吃。被关起来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饿死了,粮库更不敢抢了。逃荒也是一种自由,是求生的一种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丢了我的脸。我向上面汇报这里形势很好,逃荒就泄露了我的机密,影响我的政绩,跟现在截访一样。 五、政府的态度不一样 尽管当时白修德报道后蒋介石也很不高兴,但还是尽量减少影响,给钱、救济粮食,做好这些工作,是一个挽救农民的态度。蒋介石的两次日记里写到过,把大饥荒当作很大的事情来看待的。咱们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难时期,粮食储备最多的时候,信阳饿死一百万人,当地粮库就有大量的粮食。把信阳当地的粮库打开,信阳就不至于饿死人。当时是粮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仅是粮食,鸡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点、进口一点粮食(也会少死人)。起码作为一个执政者,不管从皇帝到专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还有开仓放粮嘛,但当时都没有。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政治体制非常僵化、行动迟缓。 特供的情况存在,但不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各级领导人层层克扣粮食,甚至生产队长、公社这一级多吃多占,挥霍农民的粮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级干部是为了享受,基层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点权力都想多占食品,这是很厉害的。到食堂吃饭,饭勺——农民的生存权——就掌握在领导手里。如果你不听话,偷吃庄稼,就扣你的饭,有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六、走出大饥荒的原因也不同 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饥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济也来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各级农民自救。当时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安徽的曾希圣明确跟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讲了几次,试试看。当时大面积的包产到户,农民可以自己寻找食品。当然气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开一点,农民就不至于饿死。但放开了一两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 七、政府的高层不同 蒋介石时期议员可以批评政府。六十年代大饥荒不同,彭德怀说了一句很温和的话,就被打成右倾。 八、民间组织救济 蒋介石时还有民间组织,包括教会,可以救济。六十年代没有民间组织,没有地主,大家一样穷。社会状况不一样。 九、大饥荒过后的认识不一样 我们先是隐瞒,不让讲,农民饿得不行了,上面来调查,农民饿得走不动,要拄拐棍,但不让拄拐棍,要装作没有饿到的样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话就封锁信息。信阳公安局扣下了一万两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邮局,是公安局查信。写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没有反思,压制舆论。基层就向上隐瞒情况,高层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九六一年说是天灾、苏联逼债。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惹毛不高兴,成为后来文革的动因之一。 蒋介石时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体也有报道。六十年代媒体也有报道,怎么报道呢?指定地点安排人去看,当时外国专家去安徽的逍遥津公园去看,安排女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摆满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国专家,包括斯诺,写出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一个英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内幕》,也说中国没有饥荒。这些外国人写了之后,新华社翻译过来,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饥荒,用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的方式。
Cheng-Wei Lai
10个月前
《洛杉磯首席野火專家Jon Keeley認為這次洛杉磯LA 大火的原因跟全球暖化無關,造成野火的主要原因是人禍》 關於這次大火的原因,UCLA大學環境學教授Job Keeley接受媒體採訪,指出這次野火和全球暖化沒有太大的關聯,主要原因是因為洛杉磯人口成長,導致居住地逐漸遷徙至野火的重災區,加上房子附近的電網,電線走火擴大災情的風險也大增。Jon Keeley教授研究野火長達40年,也是美國地質調查局的野火專家。 首先,Jon Keeley先解釋了這次洛杉磯大火的直接原因—聖安那風(Santa Ana Winds),這個聖安那風是落磯山地區因為天氣很冷,形成的大陸高氣壓帶。(類似於中國地區的冬季蒙古高氣壓區域),而溫暖的太平洋則是低氣壓帶。於是聖安娜風就從洛磯山脈吹往太平洋,中間會經過洛杉磯。因為這個風有爬過高山,所以形成的是非常乾燥的焚風(相對濕度 < 5%)。在焚風的環境下,只要一有火花,就容易形成野火。 以現在的紀錄來看,聖安娜風造成的火災從1948年就有,但是過去主要發生在九月。Jon Keeley最近發表了一篇論文,比較了1948-2019年這71年間的聖安娜風。他發現這71年來,聖安娜風的發生時間逐漸從9月變成1月。然而,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項變化與全球暖化有關聯。不過聖安娜風的變化的確是造成這場大火的重要因素。 首先今年2025年1月聖安娜風的風速比以往更強。平均而言,聖安娜風的風速是30 mph-40 mph。然而,今年的聖安娜風,風速是80 mph 。這樣的風速意味著火災擴大的速度會更快,並且救災難度會增加。加拿大的教授Mike Flannigan認為:在這樣的風速下,黃金救援時間只有10分鐘。如果15分鐘之內消防人員還沒抵達,大火就會一發不可收拾。Jon Keeley則表示在這種風速下,火是不可能撲滅或是控制的,必須等到焚風結束。這可以合理解釋為什麼洛杉磯的消防人員沒辦法撲滅這次大火。 下一件事情是,如果洛杉磯秋季雨水是充足的,那麼聖安娜風也無法造成大火。一般而言,洛杉磯在秋冬都是雨季,降雨量很充足,即使有焚風,野火的規模也不大。然而不幸的是:2024年洛杉磯遇到了乾旱,沒有任何雨,而2023年洛杉磯遇到了暴雨,使得植物過度生長。因此在2025年1月的時候,整個洛杉磯的郊區都是乾掉的樹葉和枯枝,只要一個火災,就能夠造成加州史上最嚴重的火災。因為政府也沒辦法清完這麼多的樹葉。 然而,儘管聖安娜風和洛杉磯的乾旱都影響了這次大火,但是Jon Kelley仍然認為,這場野火主要還是人禍造成的。原因並不是因為DEI,而是因為人口成長。以前的洛杉磯人口不多,因此在郊區多數是柑橘園。野火發生時,火災會先蔓延到水份充足的果園,接著才會燒到居民區。然而隨著洛杉磯人口增長,大量的果園變成了房子,而這些房子附近都有大量的電線和電線桿。當電線被風吹倒或是被樹枝砸到時,很容易引起火花,造成大規模的火災。 Jon Kelley舉這次洛杉磯大火的Eaton Fire為例(Eaton Fire 在Pasadena和加州理工學院附近),過去這些地方都是柑橘園,如果Eaton的山上發生了野火,野火會先燒到柑橘園,然後被撲滅。但是,現在這些柑橘園都被改建成住宅區,只要電線走火就容易形成大火。這次的Eaton Fire起火點就在住宅區附近或者是境內。 下一件事情就是洛杉磯郊區的房子,是使用易燃材料(木頭)建造的,所以只要火災一發生,災情就會迅速擴大,導致整個社區在短時間內燒光光。 綜合上述,儘管洛杉磯的氣候變化的確是這場大火的重要因素,但是大火主要的原因仍然是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