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

海外爆料
1个月前
🔥 轉:致关心香港大火的外地朋友们: 这是一封由一名香港独立记者撰写的信,感谢你关心香港这场世纪大火,让我们一同为逝者和痛失契爱的家人祈祷。 最近这两天,你可能从不同国际或所在地区大型传媒的相关报道中,看过一些分析,认为大火的成因是起火的屋苑正在维修,而包围在大厦外的竹棚/鹰架是大火蔓延主因之一,香港政府亦在 27 日,宣布推进以金属棚架全面取代竹棚,加上竹棚架在多地已不再使用,亦一再加深竹棚危险、落后的印象。 然而,这观点与绝大部分香港市民的看法与观点并不相同。 以下陈述的,都是已知的客观事实/官方公布。 首先,从来没有任何官方调查,显示甚或暗示过大火蔓延与棚架物料有关。香港官方初步的调查曾认为,是包围在竹棚外的绿色保护网,阻燃性能不符合安全要求;到今日港府有新方向,认为主要引致大火蔓延的,是维修工程时为免破坏窗户玻璃,而封在窗外的发泡胶/泡胶。 确实,有意见认为金属棚架较竹棚架更防火,但目前未有具体可信数字可参考,主要是竹棚的阻燃性能数字难以查找;但无论如何,目前官方调查一直都明确指向,助燃的是包围网或泡胶,竹棚从未被认为是大火肇因,香港安全行业人员、建筑工会亦明确指出,竹棚架并不容易着火;反之,上海静安区住宅、巴黎圣母院使用金属棚架仍发生大火,过去数十年香港从未有竹棚架大火致多人死亡,都侧面反映问题徵结不在于棚架材料。 对于外地朋友而言,可能会觉得竹棚被外地人误会为元凶,无伤大雅,香港人不必紧张。但香港市民真正担忧的,是竹棚被广泛误认为肇因,客观上会转移视线,模糊大火背后真正的问题:监察和制度的崩溃。 需要留意的是,目前官方调查的两个可能成因,其实都指向工程违反安全规则:若保护网符合安全标准,或不会引发如此大火;在仍有人居住的民居窗外大幅度围封易燃的泡胶再做维修工程,更是不符合安全规例和常理,目前负责相关维修的建筑工程公司三名负责人,已经因误杀被捕,反映官方初步判定,他们的工程有疏忽之处。 然而,即使在火灾发生之前,居民已曾多番向监管部门反映,担心火警危险,香港政府部门亦曾多次巡查,但从未发现或修正任何与火灾风险相关的安全隐患。 及后陆续被揭露、可能令灾情更严重的事故,包括现场八座大厦的火警钟、怀疑因为贪图方便被关掉,火警时全部不能响钟示警;装修工人怀疑多次被发现在棚架吸烟,都没有被任何监管制度发现及修正。 更耐人寻味的是,负责今次维修、负责人已经被指控误杀的这间工程公司,其实曾捲入多宗违反香港地盘安全规例的案件而被罚款,到2023年8月,更在香港屋宇署的研讯中被纪律处分,被禁止进行任何小型工程四个月。但到五个月后,这家甚至被香港亲政府的传媒形容为「劣迹斑斑」的公司,仍获批出3.3亿的屋苑维修巨额合约。 为甚麽?有人怀疑涉及维修工程围标,即多间承办商事先秘密达成协议,在工程招标时互相配合确保中选,甚至可能屋苑的业主立案法团(即业主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都涉及其中。在维修工程前后,居民都有透过香港传媒提出质疑,并在后来以投票更换了法团成员,但工程承办商已选定、工程展开,复水难收。而这类工程的围标,在香港早已是难以杜绝的隐患。 工地安全、监管制度、工程招标,这些是很多香港人真正认为大火的肇因,我们不想看到的,是外地关心的朋友误以为错的是竹棚,竹棚无辜,一切皆为人祸‼️ 一名香港记者
朱韵和
2个月前
七千人大会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 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朱韵和
2个月前
李肃:当初不开仓放粮的决定是地方上做出来的,还是中央做出来的? 杨继绳:比如固始县县委书记石绍举跟我说,当时饿死人的时候,他跟县里管的粮食局局长说,能不能借300万今粮食给我,等秋后我再补上。粮食局长说,石书记,我没这个权力,这粮食是吴芝圃同志管的,我一粒粮食都不能动。所以看着人 就饿死了,就救不出来。 李肃:您在调查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要求开仓放粮的? 杨继绳:私下的有。比如我们县的副县长放了一部分粮,我前年才听说,我当时不知道,后来这个人到新疆,不是干部要到新疆吗,后来就没消息了,可能在新疆就死了吧。还有个别地方我们《炎黄春秋》发过几期,在极个别的小地方,这样的干部挨整了以后,后来又平反了。这也有,不是很多。如果很多的话,就不至饿死人了。 李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中央一层谈到是否开仓放粮? 杨继绳:中央没有。中央如果有开仓放粮的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李肃:也没讨论过这个问题? 杨继绳:毛泽东有句话,不但不放粮,还要增加粮食征购。1960年1月份,大饥荒严重,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执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中说,粮食征购从59年夏粮登场的时候计算起,到59年12月份已经收得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1075亿斤还超过了6%。按粮食秋季计算,到59年12月25日,已收粮1016亿斤,完成94%,加上60年的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59年到60年粮食年度收购1200亿斤粮食完全是可能的。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不知道是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说,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李肃:这正是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 杨继绳: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的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还在想办法增加库存。 ---解密时刻:大饥荒 - 天灾还是人祸? 美国之音
朱韵和
3个月前
朱韵和
3个月前
把毛泽东的幽灵封存在地狱的最底层 就在数千万农民纷纷饿死的时候,中共的权贵们仍然纸醉金迷丶酒林肉池。一九六零年四月八日,全国政协委员宋云彬在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在出席政协会议时所品尝的口福:“大会讨论,张修竹丶荣毅仁等发言。中午有熊掌,乃哈尔滨市委所赠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据黄洛峰 言,烹煮熊掌须历六七小时云。”邵燕祥在《公祭勿忘那些普通死难者》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存活是以几千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几千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而“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此非天灾,而是人祸。刘晓波说,毛泽东是罪恶滔天的“混世魔王”。依娃的这本《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就是验证刘晓波的这一结论的铁的论据。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邪恶超过了希特勒丶斯大林丶墨索里尼丶东条英机等人类历史上臭名昭着的独裁者和暴君。但是,不同於在全球范围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希特勒和斯大林等人,毛在中国依然是左派及愚民顶礼膜拜的偶像,在西方仍然是一个中性的丶甚至带有几许浪漫色彩的文化符号:在波普艺术中,毛的头像被使用的频率仅次於格瓦拉;在许多西方城市的唐人街,毛家菜馆堂而皇之地开张;在美国尼克松图书馆,毛的铜像与其他民主国家的领袖并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呢? 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导演的大饥荒等惨剧的真相仍被遮蔽和深埋。因此,对大饥荒的呈现和研究,是恢复中国当代历史的真相丶让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去毛化”的必要步骤。若不“去毛化”,中国则永远无法走向民主宪政。所以,依娃的《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不仅是补上了中国当代历史之残缺一页,更是一道烛照中国未来的亮光。 ---为当代中国修筑一面“哭墙” --依娃《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余杰)
朱韵和
4个月前
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是生命。因而才有”人命关天”和”死者为大”的古训。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生命甚至连草芥都不如。那些走投无路且眼睁睁地看着亲人饿死的人们,不但没有揭竿而起,而且”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 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这场半个世纪前的大灾难,发生在并无天灾、瘟疫、战争的年份,带来的却是几千万人活活饿死和大规模的人吃人,可谓史无前例的人祸。 杨继绳先生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变成灾难之国,一是传统独裁发展为现代极权,皇权崇拜发展为绝对的个人崇拜,”权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使全中国只有一个权威,也只有一个思想家。二是制度性谎言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单纯”的无知者和蒙昧者。他说:”我们的’单’,是指脑子里只有舆论机器所灌输的信仰,信仰是单一的;我们的’纯’,是除了当时舆论所灌输的思想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三是制度性恐怖深入每个人的骨髓。这恐怖,不但通过强大的专政机器,而且通过无所不在的群众监视,首先从心理上根绝异见的产生,其次从传播上堵死了异见表达的渠道。恐惧使人进行效忠表演和谎言竞赛,久而久之,变成了自觉的奴隶。 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行为中,最令人震惊、也最残忍的杀戮,不是战争时期的相互杀戮,而是强权者对无权无势者的单方面杀戮。这类政权所杀戮的人们,不是传统独裁下的反抗者或颠覆者,而是现代极权下力求作顺民的普通人。 ---刘晓波:毛泽东如何杀人一一读杨继绳的《墓碑》
朱韵和
9个月前
杨继绳:1942与1962年的饥荒有何不同? 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不同 四二年大饥荒主要是天灾、旱灾造成的大麦小麦秋收时大量减产,而且在战乱和天灾情况下。而五九年大饥荒,河南也有旱灾,但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人祸,包括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食堂、政策原因。但制度原因还是极权制 度,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毛泽东时代,权力的扩张到每一块田野,每一个班组,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大脑和肠胃,每个人都在组织的控制之中。粮食局部地方欠缺,我的书《墓碑》里面讲,那三年是(气象上的)正常年份,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原因。 二、饥荒的规模不同 五八年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是全国性的,一九四二年只是河南一个省。 三、大饥荒中媒体的表现不同 《一九四二》里讲媒体没有缺席(当时《大公报》有报道),看到这一点我非常震动。六十年代,媒体也没有缺席,但干的是反面的事情,媒体跟着造势,“放卫星”,亩产五千、一万、三万到十万斤。但当时吹牛是纳税的,亩产十万斤的话就得按十万斤的粮食纳税的,所以粮食征购非常重。平时征百分之三十农民就受不了,但那时候百分之四十、五十都有的。在饿死人的时候,媒体还在说形势如何大好。六零年河南饿死人的时候,《河南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继续鼓吹大跃进和毛的错误政策。 当时有位原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在信阳,九八年我到信阳去调查,我说你当年看到饿死人怎么不报道啊。他说哪敢报道啊,我写完了也发不了。我说你写内参也可以嘛,他说彭德怀一个元帅说了句话就被打倒了。 高层对下面的情况是不了解,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任。省委书记只要说让毛泽东高兴的话就可以了,不管下面老百姓怎么样。所以极权制度不仅封锁了信息来源,也封锁了自己。后来六一年定为“调查研究年”,毛自己不出来,让警卫员、亲友去调查,他的确不知道情况。知道饿死人,不知道这么严重。 四、农民的处境不同,自由度不同 四二年可以逃荒,可以吃大户,六零年不能逃荒,逃荒叫盲流,要抓起来的。我在信阳看到逃荒的人用绳索一个人串一大串,游街、挨打,被关起来,劳动,不给饭吃。被关起来的人有三分之一就被饿死了,粮库更不敢抢了。逃荒也是一种自由,是求生的一种方式。我管的地方,有人逃荒就丢了我的脸。我向上面汇报这里形势很好,逃荒就泄露了我的机密,影响我的政绩,跟现在截访一样。 五、政府的态度不一样 尽管当时白修德报道后蒋介石也很不高兴,但还是尽量减少影响,给钱、救济粮食,做好这些工作,是一个挽救农民的态度。蒋介石的两次日记里写到过,把大饥荒当作很大的事情来看待的。咱们的政府(中共政府)一是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困难时期,粮食储备最多的时候,信阳饿死一百万人,当地粮库就有大量的粮食。把信阳当地的粮库打开,信阳就不至于饿死人。当时是粮食出口最多的一年,不仅是粮食,鸡蛋、肉,都大量地出口。如果少出口一点、进口一点粮食(也会少死人)。起码作为一个执政者,不管从皇帝到专制者,至少都是你的子民嘛。古代还有开仓放粮嘛,但当时都没有。为什么不开仓放粮呢?主要是信息,他不知道这么严重。政治体制非常僵化、行动迟缓。 特供的情况存在,但不是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各级领导人层层克扣粮食,甚至生产队长、公社这一级多吃多占,挥霍农民的粮食,是造成死人的重要原因。高级干部是为了享受,基层干部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吃好,有点权力都想多占食品,这是很厉害的。到食堂吃饭,饭勺——农民的生存权——就掌握在领导手里。如果你不听话,偷吃庄稼,就扣你的饭,有人饿死在食堂门口。 六、走出大饥荒的原因也不同 一九四二年走出大饥荒的原因是下雨了,另外政府的救济也来了。而六十年代走出大饥荒的原因还是各级农民自救。当时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安徽的曾希圣明确跟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讲了几次,试试看。当时大面积的包产到户,农民可以自己寻找食品。当然气候也好一些,自由度放开一点,农民就不至于饿死。但放开了一两年,到一九六二年,打成反革命坐牢的就不少。 七、政府的高层不同 蒋介石时期议员可以批评政府。六十年代大饥荒不同,彭德怀说了一句很温和的话,就被打成右倾。 八、民间组织救济 蒋介石时还有民间组织,包括教会,可以救济。六十年代没有民间组织,没有地主,大家一样穷。社会状况不一样。 九、大饥荒过后的认识不一样 我们先是隐瞒,不让讲,农民饿得不行了,上面来调查,农民饿得走不动,要拄拐棍,但不让拄拐棍,要装作没有饿到的样子。要是向上反映的话就封锁信息。信阳公安局扣下了一万两千封向上求助的信。不是邮局,是公安局查信。写信向外求助的就挨整了。没有反思,压制舆论。基层就向上隐瞒情况,高层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九六一年说是天灾、苏联逼债。到了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惹毛不高兴,成为后来文革的动因之一。 蒋介石时期是有反思的,而且媒体也有报道。六十年代媒体也有报道,怎么报道呢?指定地点安排人去看,当时外国专家去安徽的逍遥津公园去看,安排女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河上划船,摆满了食品,好像一片很好的景象。外国专家,包括斯诺,写出报道说中国没有饥荒,一个英国记者写了本书,叫《无知的内幕》,也说中国没有饥荒。这些外国人写了之后,新华社翻译过来,说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饥荒,用来统一思想,控制舆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