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

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 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 ,,,,,, 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党史文苑》,2011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朱韵和
3个月前
東夫指出與毛澤東大躍進得力幹將,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個人脫不了干係。他說,當時四川省的幹部如果敢於為民請命,一定受到打壓。而當時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其極端荒唐的政策比其他省的地方大員都要左很多,對四川人“殺雞取卵的高徵購”比全國過之而無不及,因而獲得毛澤東歡心而成為 全國唯一進入政治局的省委書記。1959年初全國大饑荒已爆發,李井泉仍然堅持極左的作法,並在廬山會議上大批彭德懷,回四川後展開反右傾運動,東夫說,在一些省的領導開始收斂大躍進政策的時候,李井泉還在加碼推行,廬山會議後秋天,李向全川強行徵購的糧食竟然佔到實際產量的48.9%,而基層幹部徵糧手段則是駭人聽聞的殘暴。甚至毛視察過的紅光社也不能倖免,紅光社凡是未完成徵糧的幹部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然後殘酷批鬥,脫衣服站板凳、跪竹片毒打,“打得頭破血流,慘叫不止”。 結果成都會議開過後的該年糧食秋收後,四川許多農村即開始斷糧,但暴力糧食徵購並未停止,1959饑荒開始蔓延,人吃人,全家死絕,甚至全村死絕的人間地獄開始出現。但李井泉還繼續左下去,遲遲不收手,以致四川大饑荒持續時間全國最長,其他省饑荒已逐漸平息的1962年,四川還在餓死人。 ---毛澤東如何把天府之國變成千里餓鄉 蔡詠梅
朱韵和
5个月前
当年在李井泉身边的秘书陈振寰告诉笔者,1960年夏天,邓小平总书记来四川传达中央文件。他在成都只待了半天。就在省委办公大楼前,邓小平握住李井泉的手说:“井泉啊,不要送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 那时,四川每天有数百辆汽车从各地向 长江边运粮。最紧张的时候,宝成铁路的客运都曾中断过,专门运粮。四川交通不便,当地群众是靠人背肩扛,把粮食背到公路上,再由汽车转运到火车站或长江沿岸码头。 困难时期,全国城镇人口的定量标准保持在27斤,而四川却只有19斤。农民平均留原粮(包括稻谷、小麦、杂粮及薯类),由1953年的622斤降至260斤左右。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坝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调粮的问题。会开到一半,李先念从北京来电话要粮,李井泉请一位副省长去接电话,并请他向李先念说明,四川现在确实有困难,已经调不出粮食了。李先念执意要李井泉来接电话,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调粮命令,并转告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 四川省委经反复研究讨论,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往外调。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中,中央从四川调出的粮食共计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顾全大局的李井泉               周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