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粮

朱韵和
1个月前
向农民征粮阻力很大。 1949年以前,自耕农要向政府上交少量粮税,而佃农只向地主交租不向政府交粮。例如我家幺伯父陶兴发,自耕30石田地,按古代30税1的规则,每年上交1石公粮。而我家佃户曾子林,雇有两个长工帮其耕种,自己做耕牛买卖生易,其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远在一般农民甚至一般地主之上(后来 划为富农)。但他是佃农,从来不交粮税。 在1950年征粮时,这种情况被改变。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按照什么比例向他们征粮,但我知道幺伯父从过去的1石(350斤左右)公粮变成3500斤,增加10倍。使他叫苦不已,每次工作队上门催粮时他都软拖硬抗不愿交粮。而曾子林的办法就是躲藏,叫他不能做主的老婆出面与工作队周旋。当他终于被征粮工作队截住的时候,他对工作队说:“你们凭什么要我交粮?通知单都没有一张。”征粮工作队长范继旺拔出手枪对着他脑袋说:“你要通知单,我一枪打死你狗日的!来!”其情其景,至今还十分清晰。 其他农户,不管自耕农还是佃农,凡是富裕一些,后来划为中农以上成份的,都要承担一定的交粮任务。他们都觉得征粮太重难以完成任务;有的农民就用掺砂子、糠壳、发水之类手段进行抵制。 征粮阻力很大。开始时,征粮工作队进行说服教育,宣传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救星,农民应该积极交粮支持人民政府……但那时的农民还没有被训练成山呼万岁的工具,对这样说教反应冷淡,于是征粮工作组就强力催缴。所以那时的征粮工作队员都背着枪,腰杆上别着绳索,对说服教育无效,抗粮不交的,捆到区公所进行“教育”;对于在公粮中掺砂子、糠壳、发水的更不饶恕。这就是《刘家驹绝笔》中所说的“武装夺粮”。    以上说明,中共建国初期征粮的工作重点和主要对象,是农民而不是地主;武装征粮工作队,正是向农民征粮而建立起来的。 ---关于解放初期几次政治运动的一些真实情况 陶渭熊
朱韵和
1个月前
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 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 ,,,,,, 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党史文苑》,2011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