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毛發動文革由來 丁抒先生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人禍》修訂本,這是一部研究“大躍進與大飢荒”的專著。作者收集了大量中國大陸的各種出版物,包括統計資料、回憶錄、地方志、歷史著作、官方文件、報刊評述等,作出了超越西方學者的許多論斷: 一、推論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大飢荒死于飢饉的人數下限為三 千五百萬人,可能的數字是接近四千萬人。 二、論証大飢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出口高征購得來的糧食,揭露“周恩來極其錯誤地”反對外貿部主張售黃金買糧食救災,反而出口六百萬噸糧食買進几十萬兩黃金,否則可使數十萬飢民免于死亡。 三、論証蘇聯逼債造成中國經濟困難之說全無根據。不僅當時還債之數與中國亂花損失之數不成比例,而且,蘇聯還借給中國二十萬噸糧食解決東北的燃眉之急 ,使東北死人較少。中共對此卻不予公開。毛拒絕與蘇聯組聯合艦隊后,蘇仍向中共送來轟炸機、導彈與潛艇,協助中國仿制,直到大躍進失敗后,才中止協助中方造原子彈,因擔心中共亂來。 四、查實毛對大躍進惡果完全知情,五八年秋,毛就知道廣西餓死人,撤了陳漫遠,還說如果死五千萬人,我也要撤職,殺頭都可能。但是當餓殍千里時,他又說“錯誤就那么一點,有甚么了不得!”又公然說:“甚么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 ”在國家極端困難時,縱容下面為他蓋極其豪華鋪張的行宮,勞民傷財。 五、揭示毛指揮的“大躍進”,在黨內激起嚴重的不滿,高干罵得很凶,要他下台的話都有,劉少奇主張把這慘史寫成書,編成戲,還要立碑,讓后人永志不忘 。只有林彪對毛表忠,周恩來則為毛解套。文革的陣容與圖謀,其實在總結大躍進的七千人大會上已然成型。    丁抒的貢獻,給文革研究作了極為扎實的鋪陳,而大躍進失敗正是毛走向垂死掙扎給中國帶來浩劫的開始。 ---"回首十年說批毛" ﹒金 鐘﹒
朱韵和
1个月前
问:有人说,在毛泽东主政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人们也有安全感,生活有尊严,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谢道和: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的记忆最初可以追溯到1958年,那时我才六岁,正是大炼钢铁、大跃进和公共食堂的时候。 在我的印象中,邻里关系相对来说是不错的,我们家所在 的屋场一共住了三户人家,因为户数少,因此,平时的关系处理就比较单纯,而且,这三户人家的阶级成分都属于贫农,在当时来说,也不存在阶级对立的问题。 但到了公共食堂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业组的干部都是非常霸道的,远比现在的干部要蛮横得多。那时,所有的小孩子无论有没有到入学年龄、有没有上学,都必须劳动,扯猪草、割牛草,还要跟着大人们去干各种农活,才能获得食物,那时是真正的“不劳动者不得食”。 作业组专门给小孩子配置了猪草票、牛草票,每个小孩一天必须完成几斤的猪草或牛草,只有完成规定的劳动量后,才能到公共食堂就餐、吃饭,如果没有完成,那么,作业组长就会把当天晚上的食物直接喂猪或喂牛,也就是说,小孩子因为没有完成工作量而必须受挨饿的惩罚。 因此,小时候的最大感受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完全没有生存保障,作业组长随时可能会克扣我们的食物,或者干脆被停餐。那时,家长们都不敢得罪作业组长,如果他们站出来为自己的孩子辩护,很有可能当天晚上就会被斗争。这种斗争会是非常随意的,作业组长喊几个人,拉上一张大桌子,把斗争对象叫来,站到桌子上,抡起竹鞭就抽。那时的作业组长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想斗争某个人根本不需要得到什么人的批准,看谁不顺眼就斗争。而且,这不分什么家庭成分,相反,像地主、富农被整肃得非常老实了,因此,斗争的目标主要就针对那些不轻易顺从的、性格倔强的农民。 我的父亲就因为埋怨了几句,差点招来祸端。公共食堂是八个人一桌,随便搞点什么菜蔬,打一锅汤,菜里面都是没有什么油的,而汤则是清汤白水,上面漂几个油星子。开餐时,那些先上桌的农民如果把漂在上面的油星子全部捞到自己碗里,后来的人还会有意见。有时,可能就是烧一锅白开水,里面掺两粒盐,当时,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因为没有油,父亲就在食堂提了意见,要求在菜里面多放点盐,因为农民出工干活时要出汗,要补充盐分。结果被干部认定为有不满情绪,准备在当天晚上斗争他。有好心人提醒他,劝他暂时避风头,父亲便连夜跑掉了,在外面一呆就是两三年,直到公共食堂解散以后才重新回来。 等到1961年,公共食堂解散的时候,我九岁,也必须到地里面去割麦子,那个时候的农民真是苦到家了。有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和我祖父一块干农活的一位农民挑着一担萝卜回食堂,我正好在食堂里,他顺手给了我一个小萝卜。结果被作业组长发现了,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小萝卜,并且在我脑门上狠狠地磕了一下,我当场就被打晕在地上,个把小时才缓过神来。 ---文革口述史:湘中酷刑“金鸡啄米”和吊“半边猪” 纽约时报中文网
朱韵和
1个月前
七千人大会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 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朱韵和
1个月前
四川饿死1000万的由来 1962年6月19日-7月9日,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团中央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团中央候补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 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会议期 间,胡耀邦专门找廖伯康谈了一次话,然后写成简报,上报中央,并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 杨尚昆是四川人,很关心家乡的情况,决定找廖伯康、于克书好好谈一谈。 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跟廖伯康、于克书作了一次长谈。 杨尚昆说,他找四川多位干部谈过,有的说“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杨尚昆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中共当年搞大跃进 四川饿死一千万 作者: 王友群
朱韵和
1个月前
1956年,李井泉决定扩建为接待毛泽东和中央首长的一流招待所。四川公安厅长还带着工程人员专程到北京中南海考察。为毛泽东建这个行宫,方圆一公里的农民住户全部被迁走。行宫当年占地400亩,为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一倍半大(后再扩建,为维园两倍多)。毛泽东的行宫园内除原有的古楠、银杏等树木,还遍 植海棠、兰草、山茶等花木。行宫有楼房、礼堂、平房,还有室内游泳池。毛的平房为2200平方米,门窗地板全部采用古楠木。 而最特别的是李井泉为毛泽东建的室内游泳池,仿照毛在中南海泳池的规格,长32米,宽25米,深2.5到7米。室内有暖气设备,常温29摄氏度,水温设定为27摄氏度。泳池水是抽取地下水,抽出的水为摄氏9度,再由锅炉加热。最夸张的是,每次加热一池水到27摄氏度,就要烧煤两万四千公斤。 劳民伤财建的这座行宫,而毛泽东一生只在此住过23天。每次要烧两万四千公斤煤的暖水泳池,毛泽东却没有用过。因为据毛的御医李志绥对这次成都之行的回忆说,毛泽东猜忌心重,怀疑游泳池下了毒,不愿意下水,只叫李志绥等属下去游后告诉他感觉如何。 毛来成都时,全国正在大跃进高潮中,全国人民累死累活,日夜苦战大战,但下榻金牛坝的毛皇帝却过得非常逍遥快活。他每天睡到中午一点才起床,只有去都江堰一天例外。下午有时开会,有时就在随从陪同下,兴之所至地四处窜访。吃了晚饭后就是娱乐时间,主要是看川戏和开舞会。当时成都的川剧名角都被叫去为毛唱过戏。李志绥回忆录说,毛喜欢川剧,因此他在金牛坝时,小礼堂天天晚上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行宫,都会建有小型演出礼堂,好让毛观赏川剧。 晚上的舞会则是找年轻的女文工团员来伴舞。我有个亲戚曾到金牛坝为毛做过舞伴。她是位声乐家,后来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年轻时在成都战旗文工团当歌唱演员。文革后期曾亲自听她讲过毛这次来四川,她去金牛坝参加毛舞会的一些细节。她说,毛坐在沙发上休息时,就叫她们这些小鬼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聊天,还两手握着她的一只手亲切聊了很久,让她很感动。她记忆最深的是,毛的手很大很温暖,但她感觉软绵绵的,不像男人的手。一个有权力的老男人如此与年轻貌美的女子相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被视为恶心的性骚扰。但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那个时代,完全不会想到毛是好色,只会解读是伟大领袖爱人民。而那只手,因为没有劳动过,没有长肌肉和茧吧,再加上养尊处优吃得丰富,胶原蛋白多,所以软绵绵,不像男人。 ---蔡咏梅:毛泽东在成都的行宫金牛坝——读东夫所著《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
朱韵和
1个月前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 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朱韵和
1个月前
“史上最大的造假照片” 宋燕: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这张拍摄于1958年的新闻图片名为《欢悦在早稻卫星上》,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证实”了亩产三万斤的神话。后来被认为是新中国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造假照片。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于澄建, 拍照片这一年,他刚刚从总社被调到湖北分社工作,时年27岁。 照片刊发一个月后,因为影响力很大,专业媒体特地请于澄建写了篇文章,介绍自己拍摄这张照片的经过,他在文章中说: “到达第一建国农业社后,我除了向社干部了解高产的有关部门情况外,还和群众多交谈,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构成了我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要依据。如他们说"这块田的早稻长得又密又厚,就像沙发似的","放个鸡蛋在上面滚也掉不下去"等。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我们应该用群众所喜爱的生动的表现方法来拍摄,于是我就在群众的启发下,让四个活泼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动,以显示稻穗的厚和密并富有沙发似的弹力。正当他们快乐地跳跃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另外,我也拍了一张两个小孩用鸡蛋在稻穗上滚的照片,但因鸡蛋太小,而且鸡蛋的颜色和稻穗的颜色相近似,所以表现得不突出,没有成功。但后来我想,要是当时用几个大西瓜在上面滚(反正掉不下来)那可能就要好些。” 八十年代他曾写过一篇《摄影记者的调查研究》,中间用很小的篇幅反省了这件事,文章说:“1958年大跃进时,我曾作过“ 水稻亩产36000斤” 的严重失实的报道。当时我奉命随省委验收团下去, 自己不调查,不研究,不懂农业生产,加上头脑发热,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报,因而产生这样浮夸失实、误国害民的报道,终生引以为训。”
朱韵和
1个月前
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 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 ,,,,,, 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党史文苑》,2011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朱韵和
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