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

朱韵和
1个月前
刘少奇夫妇六一年回乡经历 花了点工夫,看完五张DVD。这套政论片全面地为刘少奇在政治上恢复名誉 。首先从中国革命的阶段论入手,指出刘是最忠实地执行了新民主主义成熟后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方针,从提出“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到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 证明刘的“社会主义准备阶段”要二、三十年时 间的主张,和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吻合,是符合马列经典的。继而谈到刘少奇在主持制定一九五四年宪法 和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的贡献,奠定法制基础,主张阶级合作,以人民内部矛盾代替阶级斗争。 有了这样的铺垫,毛刘的分歧便逐渐展开,导致大跃进/大饥荒后的分道扬镳 。值得肯定的是,刘源没有回避刘少奇追随毛泽东的事实,他指出大跃进初期,刘也头脑发热,说超过英国二、三年就行了,赶上美国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够 了。五九年庐山会议批斗仗义执言的彭德怀时,他也附合毛,主持批斗会。但是,事实教训了刘,这是他和毛的不同之处。也是刘源书中最有价值的部份。 刘源详细描述一九六一年四月,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回故乡湖南作长达四十四天的调查经过。利用了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和访问幸存的当事人。经过大饥荒洗劫的故乡,令这位共产党领袖动了恻隐之心,他下榻养猪场的弃房。与数百人个别谈话,开了几十场座谈会,他看到包括亲戚在内的乡亲们的悲惨,“无奈地看着姐姐一家 ,几乎没有说话。”他向乡民们道歉,甚至要他们将这次的教训“刻成碑、记上账 、传给子孙,永远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一位七十岁老农的话,令他刻骨铭心:“哪里是天灾,是闹人祸啊!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下边尽胡闹,并村拆屋,一切归公,把家底弃光了。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这是王光美在影片中亲口转述的。 可以对照的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回家乡韶山。那时,饥荒已经蔓延, 彭德怀也回湖南作过调查。毛的韶山行,有祭祖坟、畅游水库,和少先队员合影等节目,写了一首七律,豪情万丈,“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没有丝毫万民已陷绝境的感觉。当然不是不知情。毛从韶山上庐山,毫不留情地将忧民如焚的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 ---“刘源和父亲刘少奇” ·金 钟·
朱韵和
1个月前
“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商城县酷刑录 信阳商城县档案馆馆藏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一份“敌人残害广大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中记载—— 1、锄头砸大脑: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中队长蔡文清,把因没饭吃而杀猪的社员蔡德宇弄到大队,用锄头在脑门上猛打,打的头破血流,当场丧命。 2、剁手指头:达权店公社 副社长陶幼卿,去冬到小店大队看见社员柯子文拿食堂一点东西,便逼柯自已用斧头将手指剁掉两个。 3、火剪夹耳朵:余巢公社马糟大队长X瑞江,前冬逼迫社员雷显生投资,雷说没钱,当即剥光衣服,抬起来摔掼,并用火剪把耳朵夹掉,以后死去。 4、铁丝串耳朵:钟铺公社观店管理区妇联主任易守青,前冬进城开会时,社员陈开元拿了她两件小东西,回去后即把陈关起来,用烧红的粗铁丝把双耳打通,又用细铁丝拴在XX上,后伤残。 5、脸上刻字:伏山公社月塘大队贫农社员高少银于60年 6月份摘了几个豌豆角,被大队长陈德珍知道后,先吊起来打,后用小针在脸上扎“小偷”二字,血迹内涂上黑墨。 6、缝嘴: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支书,前冬把贫农社员范守琴的嘴用大针粗线缝起来,缝的鲜血直流,伤重而死。 7、嘴上拉弓: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有个孕妇落月时,因没饭吃骂了一句,大队支书王克干听见后,马上在竹园里砍一根竹子,弄成弯弓形,插在孕妇的嘴里,当即把孕妇的嘴撕成两半。 8、大针扎嘴:何店公社官X大队生产队长涂族荣,把一个因为没饭吃而拔几个萝卜的妇女拉到管理区,用大针把嘴扎一圈子,以后死去。 9、割嘴唇:上石桥公社崔楼大队副支书汪守兴,于60年 2月份审讯贫农社员李世有时,用小刀将李的上、下唇割开,鲜血直流。 10、称钩子勾嘴:钟铺公社三教河大队支书阮永安,前冬把雇农余培X的儿子(15岁),用称钩子从嘴里勾进去,从鼻孔里兜出来,当场被钩死。 11、铁铣铲颈脖:上石桥公社周寨大队治保股长张X芝,前冬将社员申利海的母亲捆绑起来,先毒打,后用铁铣在颈脖上狠铲,被铲得鲜血直流,当场昏死。 12、铁丝烙肛门:何店公社四顾墩大队支书王克干,前冬把作业组长梁祖海吊起来,用烧红的铁丝向肛门里捅,当即捅死。 13、松枝扎阴道:何店公社宫畈大队生产队长涂X荣,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裤子扒掉,用松枝扎阴道,扎开后撒上青灰,再扎再撒,以后死去。 14、捅肛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中农社员傅万江,于1959年11月份挑了一担稻回家,这情况被驻队干部彭帮后知道了,用一尺五寸长的铁条,对准傅万江的肛门捅进去,当场捅死。 15、踢阴道口:上石桥公社冯寨大队生产队长蔡文清,前冬逼迫社员左右珍说出杀牛人的姓名,左说不知道,蔡即对准左的阴道口踢几脚,当即踢得鲜血直流。 16、柴油烧:钟铺公社王平塘大队干部丁祖琴,前冬把贫农社员徐正清,先弄到大队打,打死后抬到山上,盖上稻草,浇上二斤柴油,点火焚烧。 17、干柴焚烧: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治保主任彭启民,把社员陈祖更、徐正舟二人拉到大队部,硬说杀死了耕牛,把衣服扒光,用湿绳绑起来,架上干柴,点燃焚烧,活活烧死。 18、火烧幼儿:余集公社杨湾大队中队长杨国和,在锅灶里煮了一罐饭,社员胡月英三岁的小孩抓了一点吃,杨看见即把小孩摔在院子里掼,后又将小孩塞在锅灶里烧,活活烧死。 19、火锅烙:上石桥公社前山坎大队生产队长吴昌龙,前冬“盖大锅”时在食堂烙馍吃,被贫农社员刘保山的六岁小女儿看见,吴当即把小孩按在烧红的火锅里烙,脚、腿、臀都被烙伤,后又摔在雪坑里冻饿而死。 20、火灰灌肠:长竹园公社武畈大队油厂会计张泽迪将外队逃来的贫农社员周某某吊起来,身压青砖用火灰灌在周嘴里,并把嘴捂住不准吐出,当场致死。 21、大椒面参烟薰:长竹园公社岳卜大队支书张之友,前冬把贫农社员汪晋亭吊在餐厅里,用燃着的纸烟撒上大椒面对鼻孔里薰,当场薰死。 22、吊大拇指:上石桥公社一姓潘的社员前冬没饭吃捏死一条小牛,被该大队支书刘炳荣知道后,即将潘的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吊了一天一夜,连吊带打而死。 23、稀饭缸里烫:达权店公社前湾大队队长石大喜前冬打饭时,12岁的小学生吴长先扒在缸边拾了几粒饭吃,石即将小学生两腿提起来,头朝下,塞在稀饭缸里,当场烫死。 24、大拇指和大脚趾捆在一起吊:余集公社文桥大队干部余良方,前冬将社员余前责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捆在一起,吊起来进行毒打,打后死去。 25、吊起来用石头压:上石桥公社崔寨大队支书胡力,前冬强迫贫农社员林殿云承认偷稻,林不承认,即将林双手反绑吊在梁上,剥光衣服,身泼冷水,颈脖上挂两张约60斤的铁犁,身压一块40余斤大石头,当场即死。 26、两头吊,中间骑人:上石桥公社XX大队副支书刘道立,把因没饭吃而杀牛的姓毛的社员双手绑在一起吊在屋梁上,双脚绑在一起吊在窗户上,在腰上骑个人乱颠,嘴里塞生牛肉吃。 27、铁棍吊打:上石桥公社一生产队长X发龙,前冬把因饥饿而吃死人肉的傅姓社员的衣服扒光,吊在梁上,让十六个社员用铁棍打 200多棍,当场打昏死,次日死去。 28、身压石条,再上人踩:何店公社四顾孜管理区总支书记刘乃发,前冬把社员候传轩捆起来,绑在凳上,身压一块百余斤石条,再上人踩,当即压得口吐鲜血,三天后死去。 29、跪磁瓦砾:何店公社下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一个妇女衣服扒光,先毒打一顿,后拉到大路边,跪磁瓦砾。 30、头朝下掼:城关公社新华大队妇女主任梁秀英,前冬把社员拉到大队斗争,逼迫两个人抬起,头朝下使劲掼,脑袋掼破,当即死去。 31、从高坎往下摔:伏山水库民工队长赵承鳌,前冬把民工陈某从五尺高的土坎子上往下面摔,当场被摔死。 32、灌大粪:达权店公社九曲河大队队长吴宜学,去春把贫农社员刘瑞成拉到大队部,先进行吊打,后把刘摔倒,弄一碗大粪灌在嘴里,当即呕吐不止。 33、逼迫吃屎:钟铺公社三教洞大队支书徐荣品,前冬硬叫社员谢昌玉投资银元六百元,谢拿出四十五元,徐说不老实,把谢拉到厕所,逼迫吃屎,不吃就打,谢被迫吃了一堆屎,次日即死去。 34、逼迫社员装狗吃食:何店公社峡口大队支书芦永民,前冬把十个因没饭吃而拔菜拔萝卜的社员,拉到大队部,每人给一碗稀饭,强迫社员跪在地下,装着狗吃食的模样吃饭,不这样就毒打。 35、戴“狗头”游乡:何店公社卜店大队治保股长王培玉,前冬把拔了几棵菜的贫农社员杨允新,捆到大队部,用纸做个“狗头”,戴到头上,到各食堂游乡。 36、头顶方桌,再上人压:伏山公社七里冲大队红专学校教员高运芳,前冬逼迫社员甘世发头顶方桌,方桌上又上四个人压,当场压倒。 37、结发抬:上石桥公社五岔塘大队支书张保铎,于去年强迫社员余国富、张泽海投资,因无力投资,便将其二人的妻子头发结在一起,中间插上抬杠,两个人抬着跑,边跑边摔。 38、手脚捆在一起抬着跑:上石桥公社干部李长彬,前冬派两个民兵,把因饥饿而杀牛的老社员胡学信,手脚捆在一起,用杠子抬着跑四里多路,活活抬死。 39、耳朵扎通拴在牛尾上:余集公社雷冲大队原治保股长刘义民,于前年春节晚上,把社员花某等三人的耳朵用大针扎通,用麻线串在一起,拴在牛尾巴上,牛尾巴一摆动,三个人即跟着挣扎,当场死去一人。 40、冰田拉犁:上石桥公社阮岗大队支书杨允年,前冬硬强迫社员王天福、蔡振礼等七人在冰田里拉犁,杨手持木棍站在田埂上,谁不走就用棍打,结果当场致死三人。 41、雪下冻:县工会主席朱德田,前冬在上石桥公社张畈大队,把一个偷了一点菜的小孩衣服扒光,推在雪坑里,一夜冻死。 42、雨淋:上石桥公社中队长马成良,前冬把社员岳德雨衣服剥光,五捆大绑,推在外面淋雨,连淋带冻而死。 43、摔在塘里淹死:何店公社高斛山大队食堂会计黄盛年与其老婆偷烙油馍吃,被贫农社员杜传金的儿子看见,当即把小孩捆起来,用罗筐盖着,半夜时摔在塘里淹死。 44、活埋:伏山公社连二塘大队副队长陈恩建,前冬将身患浮肿病的贫农社员万忠文抬在山上,用锄头对头部猛砸,接着埋掉。钟铺公社平塘大队队长李奠忠,去春把两个摘豌豆的小学生,拉到山上挖个坑子活埋掉,幸被人发现得救未死。 45、剥人厅、落魂厅: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戴云霞、福利厂厂长张青山两人为主,在机关“收容所”内设立剥人厅、落魂厅,凡被扣押的群众,都先到剥人厅剥光衣服进行斗争,快死的群众抬到落魂厅进行冻饿,并采取鲤鱼扣腮、猪啃蹄、鸭子浮水、大针扎等手段残害群众,收容二千九百多人,致死一百二十多人。 ---中共商城县委整风办公室 一九六一年元月十五日
朱韵和
1个月前
毛發動文革由來 丁抒先生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人禍》修訂本,這是一部研究“大躍進與大飢荒”的專著。作者收集了大量中國大陸的各種出版物,包括統計資料、回憶錄、地方志、歷史著作、官方文件、報刊評述等,作出了超越西方學者的許多論斷: 一、推論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大飢荒死于飢饉的人數下限為三 千五百萬人,可能的數字是接近四千萬人。 二、論証大飢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出口高征購得來的糧食,揭露“周恩來極其錯誤地”反對外貿部主張售黃金買糧食救災,反而出口六百萬噸糧食買進几十萬兩黃金,否則可使數十萬飢民免于死亡。 三、論証蘇聯逼債造成中國經濟困難之說全無根據。不僅當時還債之數與中國亂花損失之數不成比例,而且,蘇聯還借給中國二十萬噸糧食解決東北的燃眉之急 ,使東北死人較少。中共對此卻不予公開。毛拒絕與蘇聯組聯合艦隊后,蘇仍向中共送來轟炸機、導彈與潛艇,協助中國仿制,直到大躍進失敗后,才中止協助中方造原子彈,因擔心中共亂來。 四、查實毛對大躍進惡果完全知情,五八年秋,毛就知道廣西餓死人,撤了陳漫遠,還說如果死五千萬人,我也要撤職,殺頭都可能。但是當餓殍千里時,他又說“錯誤就那么一點,有甚么了不得!”又公然說:“甚么時候我都不下罪己詔。 ”在國家極端困難時,縱容下面為他蓋極其豪華鋪張的行宮,勞民傷財。 五、揭示毛指揮的“大躍進”,在黨內激起嚴重的不滿,高干罵得很凶,要他下台的話都有,劉少奇主張把這慘史寫成書,編成戲,還要立碑,讓后人永志不忘 。只有林彪對毛表忠,周恩來則為毛解套。文革的陣容與圖謀,其實在總結大躍進的七千人大會上已然成型。    丁抒的貢獻,給文革研究作了極為扎實的鋪陳,而大躍進失敗正是毛走向垂死掙扎給中國帶來浩劫的開始。 ---"回首十年說批毛" ﹒金 鐘﹒
朱韵和
2个月前
问:有人说,在毛泽东主政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人们也有安全感,生活有尊严,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谢道和: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的记忆最初可以追溯到1958年,那时我才六岁,正是大炼钢铁、大跃进和公共食堂的时候。 在我的印象中,邻里关系相对来说是不错的,我们家所在 的屋场一共住了三户人家,因为户数少,因此,平时的关系处理就比较单纯,而且,这三户人家的阶级成分都属于贫农,在当时来说,也不存在阶级对立的问题。 但到了公共食堂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业组的干部都是非常霸道的,远比现在的干部要蛮横得多。那时,所有的小孩子无论有没有到入学年龄、有没有上学,都必须劳动,扯猪草、割牛草,还要跟着大人们去干各种农活,才能获得食物,那时是真正的“不劳动者不得食”。 作业组专门给小孩子配置了猪草票、牛草票,每个小孩一天必须完成几斤的猪草或牛草,只有完成规定的劳动量后,才能到公共食堂就餐、吃饭,如果没有完成,那么,作业组长就会把当天晚上的食物直接喂猪或喂牛,也就是说,小孩子因为没有完成工作量而必须受挨饿的惩罚。 因此,小时候的最大感受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完全没有生存保障,作业组长随时可能会克扣我们的食物,或者干脆被停餐。那时,家长们都不敢得罪作业组长,如果他们站出来为自己的孩子辩护,很有可能当天晚上就会被斗争。这种斗争会是非常随意的,作业组长喊几个人,拉上一张大桌子,把斗争对象叫来,站到桌子上,抡起竹鞭就抽。那时的作业组长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想斗争某个人根本不需要得到什么人的批准,看谁不顺眼就斗争。而且,这不分什么家庭成分,相反,像地主、富农被整肃得非常老实了,因此,斗争的目标主要就针对那些不轻易顺从的、性格倔强的农民。 我的父亲就因为埋怨了几句,差点招来祸端。公共食堂是八个人一桌,随便搞点什么菜蔬,打一锅汤,菜里面都是没有什么油的,而汤则是清汤白水,上面漂几个油星子。开餐时,那些先上桌的农民如果把漂在上面的油星子全部捞到自己碗里,后来的人还会有意见。有时,可能就是烧一锅白开水,里面掺两粒盐,当时,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 因为没有油,父亲就在食堂提了意见,要求在菜里面多放点盐,因为农民出工干活时要出汗,要补充盐分。结果被干部认定为有不满情绪,准备在当天晚上斗争他。有好心人提醒他,劝他暂时避风头,父亲便连夜跑掉了,在外面一呆就是两三年,直到公共食堂解散以后才重新回来。 等到1961年,公共食堂解散的时候,我九岁,也必须到地里面去割麦子,那个时候的农民真是苦到家了。有一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有一次,和我祖父一块干农活的一位农民挑着一担萝卜回食堂,我正好在食堂里,他顺手给了我一个小萝卜。结果被作业组长发现了,他一把抢过我手中的小萝卜,并且在我脑门上狠狠地磕了一下,我当场就被打晕在地上,个把小时才缓过神来。 ---文革口述史:湘中酷刑“金鸡啄米”和吊“半边猪” 纽约时报中文网
朱韵和
2个月前
七千人大会拥毛不拥刘 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中说:三年困难时期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工作中出现急躁情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毛泽东阅后召集中委扩大会议,印发刘的报告稿,要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见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毛只能自己出来说:“从1961年11月份以来,我们连续 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一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毛的表态震动了高干,纷纷转向,“完全同意”毛意见,形势当然“一片大好”。吴法宪说:“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可见,在毛那里,形势判断并非需要来自客观事实,仅仅只是中共自己的主观判断,故而才会不顾已经饿死四千万人仍然力挺“一片大好”。 刘少奇不服,尽管修改稿中删去“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会发言中仍引湖南农民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说“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公开顶毛,因此深深得罪于毛,使毛看到刘已不听话。 吴法宪挖出“七千人大会”之所以拥毛不拥刘的深层根源:“像信阳这样饿死很多人的地方,在全国应该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此有责任还是没有责任的,大家都有一肚子的意见。但是,对着谁出气呢?对县委书记、省委书记、党中央、毛泽东?谁敢呀!另外,到会的许多人,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责任者。甚至可以说,参加‘七千人大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响应毛泽东‘大跃进’的号召下,不同程度地说过一些错误、办过一些错事。因此,一旦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就会反到自己头上。真要这样,乌纱帽就戴不成了。再者,彭德怀在庐山被撤职被批判,被定为‘反党集团’,这记忆犹新的前车之鉴,使得许多人心里有疑虑,想讲又不敢讲。有的刚讲了一个开头,就坚决要求不登简报。实际上,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发扬不了民主革命。”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朱韵和
2个月前
四川饿死1000万的由来 1962年6月19日-7月9日,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团中央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团中央候补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 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会议期 间,胡耀邦专门找廖伯康谈了一次话,然后写成简报,上报中央,并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 杨尚昆是四川人,很关心家乡的情况,决定找廖伯康、于克书好好谈一谈。 1962年6月28日下午,在中南海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跟廖伯康、于克书作了一次长谈。 杨尚昆说,他找四川多位干部谈过,有的说“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350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 杨尚昆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中共当年搞大跃进 四川饿死一千万 作者: 王友群
朱韵和
2个月前
1956年,李井泉决定扩建为接待毛泽东和中央首长的一流招待所。四川公安厅长还带着工程人员专程到北京中南海考察。为毛泽东建这个行宫,方圆一公里的农民住户全部被迁走。行宫当年占地400亩,为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一倍半大(后再扩建,为维园两倍多)。毛泽东的行宫园内除原有的古楠、银杏等树木,还遍 植海棠、兰草、山茶等花木。行宫有楼房、礼堂、平房,还有室内游泳池。毛的平房为2200平方米,门窗地板全部采用古楠木。 而最特别的是李井泉为毛泽东建的室内游泳池,仿照毛在中南海泳池的规格,长32米,宽25米,深2.5到7米。室内有暖气设备,常温29摄氏度,水温设定为27摄氏度。泳池水是抽取地下水,抽出的水为摄氏9度,再由锅炉加热。最夸张的是,每次加热一池水到27摄氏度,就要烧煤两万四千公斤。 劳民伤财建的这座行宫,而毛泽东一生只在此住过23天。每次要烧两万四千公斤煤的暖水泳池,毛泽东却没有用过。因为据毛的御医李志绥对这次成都之行的回忆说,毛泽东猜忌心重,怀疑游泳池下了毒,不愿意下水,只叫李志绥等属下去游后告诉他感觉如何。 毛来成都时,全国正在大跃进高潮中,全国人民累死累活,日夜苦战大战,但下榻金牛坝的毛皇帝却过得非常逍遥快活。他每天睡到中午一点才起床,只有去都江堰一天例外。下午有时开会,有时就在随从陪同下,兴之所至地四处窜访。吃了晚饭后就是娱乐时间,主要是看川戏和开舞会。当时成都的川剧名角都被叫去为毛唱过戏。李志绥回忆录说,毛喜欢川剧,因此他在金牛坝时,小礼堂天天晚上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行宫,都会建有小型演出礼堂,好让毛观赏川剧。 晚上的舞会则是找年轻的女文工团员来伴舞。我有个亲戚曾到金牛坝为毛做过舞伴。她是位声乐家,后来在四川音乐学院任教,年轻时在成都战旗文工团当歌唱演员。文革后期曾亲自听她讲过毛这次来四川,她去金牛坝参加毛舞会的一些细节。她说,毛坐在沙发上休息时,就叫她们这些小鬼坐在他的沙发扶手上聊天,还两手握着她的一只手亲切聊了很久,让她很感动。她记忆最深的是,毛的手很大很温暖,但她感觉软绵绵的,不像男人的手。一个有权力的老男人如此与年轻貌美的女子相处,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被视为恶心的性骚扰。但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巅峰的那个时代,完全不会想到毛是好色,只会解读是伟大领袖爱人民。而那只手,因为没有劳动过,没有长肌肉和茧吧,再加上养尊处优吃得丰富,胶原蛋白多,所以软绵绵,不像男人。 ---蔡咏梅:毛泽东在成都的行宫金牛坝——读东夫所著《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
朱韵和
3个月前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 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朱韵和
3个月前
“史上最大的造假照片” 宋燕:4个幼童站在水稻穗上,在阳光中蹦跳嬉笑,这张拍摄于1958年的新闻图片名为《欢悦在早稻卫星上》,首次刊登于当年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证实”了亩产三万斤的神话。后来被认为是新中国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造假照片。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新华社摄影记者于澄建, 拍照片这一年,他刚刚从总社被调到湖北分社工作,时年27岁。 照片刊发一个月后,因为影响力很大,专业媒体特地请于澄建写了篇文章,介绍自己拍摄这张照片的经过,他在文章中说: “到达第一建国农业社后,我除了向社干部了解高产的有关部门情况外,还和群众多交谈,他们告诉了我很多有趣的材料,这些材料,构成了我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要依据。如他们说"这块田的早稻长得又密又厚,就像沙发似的","放个鸡蛋在上面滚也掉不下去"等。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想我们应该用群众所喜爱的生动的表现方法来拍摄,于是我就在群众的启发下,让四个活泼的孩子站在稻穗上跳动,以显示稻穗的厚和密并富有沙发似的弹力。正当他们快乐地跳跃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另外,我也拍了一张两个小孩用鸡蛋在稻穗上滚的照片,但因鸡蛋太小,而且鸡蛋的颜色和稻穗的颜色相近似,所以表现得不突出,没有成功。但后来我想,要是当时用几个大西瓜在上面滚(反正掉不下来)那可能就要好些。” 八十年代他曾写过一篇《摄影记者的调查研究》,中间用很小的篇幅反省了这件事,文章说:“1958年大跃进时,我曾作过“ 水稻亩产36000斤” 的严重失实的报道。当时我奉命随省委验收团下去, 自己不调查,不研究,不懂农业生产,加上头脑发热,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报,因而产生这样浮夸失实、误国害民的报道,终生引以为训。”
朱韵和
3个月前
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 队: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1月起才徵收1949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1949年度公粮负担为42.5万吨大米,以全区农村人口约1,000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10公斤,实际达到50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150公斤左右,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30%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30%到50%.以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1950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200万之众,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重复徵收1949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1952年达到389.2万吨,比1950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2,000万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 ,,,,,, 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真相》,《党史文苑》,2011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七千人大会》)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