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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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周前
大饥荒：解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众所周知，毛氏文革，与毛过去所发动的诸多政治运动相比，具有突出的特殊性。观察家们一直困惑的一点是，毛为打倒刘少奇，何以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向自己创立的体制开火？这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 运动，它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注定了其左右支拙，进退失据，最后弄得天怒人怨，成为孤家寡人。这种行为方式与毛历次政治运动的方式，格格不入。 何以如此？ 毛在文革中避讳说出的关键词——大饥荒，正是解开这一毛氏文革方程式的枢纽。 从防守的心理看，毛耿耿于怀的，是他的政策导致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他要洗掉其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空前恶名。然而，这一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黑白分明，无可辩驳，无法用意识形态来扭曲(诸如饿死者皆“阶级敌人”……)，难于把罪责嫁祸于他者（诸如自然灾害，苏联逼债，地富破坏……不久后都沦为笑话）。中国老话谓之人命关天。更何况是非战争年间史无前例地活活饿死几千万条人命。要想洗白，谈何容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以毛对他所烂熟的历史之感受，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一场规模巨大的人心攻防战，如果他不能在这场攻防战中转移焦点、反客为主、反守为攻，如果他不能力挽狂澜把民心汇集在自己一边，他要从民众生命的剥夺者转变为下层民意的代言者，从政敌手中抢回道德的制高点和民意的汇聚点，是完全不可能的。文革中毛曾向人吟咏清人赵藩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反映了人心走向在毛意识中的极高分量。以攻心战掳掠民意，进而扫荡政敌，这是前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得心应手的事。在当时情势下，除了奋力一搏，扭转人心，夺得道德制高点，毛别无选择。否则，势将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里的斯大林一样，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没有别的出路。况且，毛创历史记录的几千万饿殍早已超越斯大林党内大清洗之罪了，而毛泽东却并无斯大林那种领导卫国战争击败希特勒德国之巨大功勋。 由此可见，打一场大规模的人心民意争夺战，以毛当年的政治处境，以毛的秉性，势在必行。 于是，文革开场未久，毛的运动方向出现了颠覆性的翻转：有了令党内同僚瞠目结舌的“炮打司令部”，有了“造反有理”，有了“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有了“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自从1966年10月之后至1969年初，毛直觉到并利用了1949年后中国社会受压抑者的不满情绪，突然允许了有限度的自由结社，允许学生、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分化为两大派：原来党团机构在背后支持的，组成保皇派组织；与他们对立的过去受压的在野人群，则组成造反派组织。后者奉毛旨而造反。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反对刘邓的工作组开始，基本上是毛及其指派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抗拒各级当权派的政治迫害，支持“砸烂公检法”，支持焚烧“黑材料”，反对“血统论”，通过中央文革支持地位卑微的合同工、临时工，……如此等等。 总之，毛泽东摇身一变，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代言人，炮打当权派，炮打旧体制。中国的政治天空，风云翻转，中共掌权十七年来一直被压在底层的人似乎获得了某种解放感。毛成了他们的保护神。而毛之下的“大官们”成为老百姓怒火的发泄对象和出气筒。 一时间，“党天下”大乱。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在过去，在文革之前的历次毛式政治运动中，他镇压的矛头一直就是对准中国的下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地富反坏右以及前国民政府人员的。因为毛本人就是“最大的官”，就是十七年体制的最高代表者。他本人就是“党天下”的皇帝。 何以在文革初期毛能把自己的角色颠倒过来？ 原因在于： 1） 毛在中共党国的独一无二之至尊地位，其权力的自由度已臻最大值。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取代彭德怀成为国防部长后，解放军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进而“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虽受挫而退居二线，但刘等高官与毛实际上达成了某种利益交换的默契：他们在一线获得实际权力去调整，毛退二线却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即是说，以“出让治理实权”换取“保留至尊声望”。故毛公开的崇高地位未受影响。反而在林彪的神化宣传下，毛登上了神坛，至文革前夕，业已登峰造极。毛发动文革正是利用其公开的不可挑战的地位，直接号令天下。此时的刘少奇们，想必有一种被请君入瓮的痛切感受。 2） 毛以一农家子而于1949年夺得神器，飘飘然，自认“可上九天揽月”，拥有无所不能无限膨胀的自信。 3） 毛预先做足了充分的军事（拉林彪入夥，并拱卫京城）、政治和舆论准备。 ---陈奎德：大饥荒与文革
大饥荒文革：毛泽东罪恶下的四千万冤魂· 13 条信息
#大饥荒 #毛氏文革 #政治运动 #刘少奇 #反权威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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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说
2周前
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一度看不到头，即便政府已经答应撤回最初的抗议内容——《逃犯条例》修订案，警方也不断强硬升级手段，抓捕的人越来越多，但运动仍然没有停下来。 关键原因就在于，不像传统政治运动，是由政党或领袖主导。2019年发生的反送中抗议，大多数行动都是自发性的，没有中心、没有领袖。虽然最开始6月9日的大游行，是民阵牵头的，但民阵只是个联合平台而已。后面更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尤其是擅长网络号召的年轻人成为了主体。 人们把这种模式称为“无大台”——既没有组织号召，也没有人代表群众发声，一切都在网络、现实、街头和情绪之间自发形成。 而且，不同于2014年的香港“雨伞革命”，这一次，年轻人们吸取了教训。他们不再依赖静态占领，也不试图长期扎营抗争。 他们讲：“Be water。”这是李小龙的一句话——“像水一样，没有形状，可以流，也可以爆裂”。香港年轻人们将其翻译成“流水革命”。 这成了运动的精神象征。抗议者像水一样，在港铁里快闪聚集，在商场中高唱口号，在马路上搭起路障后迅速散去。他们彼此之间，不称同志，而叫“手足”。 除了民阵每次按惯例举办的大型集会游行外，更多的抗议，是靠LIHKG论坛、Telegram群组、Instagram私密帖、甚至是街头电报式口耳相传，一点点积累成形的。尤其是那些论坛，基本都是海外的，大陆或者香港政府都没办法进行舆论监控。 没有领导人，也意味着政府没办法“谈判”或“清场”。它想找人对话，却找不到门；它想抓“幕后黑手”，却只抓到一些戴着头盔、口罩、护目镜的年轻人——而这些人，往往并不是带头人。 面对全港布满的监控摄像头，抗议者学会了用激光笔射镜头、用喷漆遮住镜头、用雨伞挡住脸。他们配备头盔、防毒面罩，甚至会从海外采购物资，因为大陆电商像淘宝、京东早已封锁相关商品。 他们就像是在打一场灵活的城市游击战。后来，这种抗议方式也被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抗议活动所学习。 《反送中运动真相始末》视频地址：
#香港 #反送中运动 #逃犯条例 #自发性抗议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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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潤傳媒
2周前
打倒刘少奇时，老百姓个个义愤填膺；平反刘少奇案是最大冤案时，老百姓个个热泪盈眶。 标榜江青是旗手时，全国人民都夸她女中豪杰；打倒江青反革命时，全国人民恨不得吃她的肉。 第一次被骗是骗子无耻，第二次被骗是我们自己愚昧，第三次被骗直到现在还在高呼毛万岁的，这就是脑残了，还有没有得救？
#刘少奇平反 #江青反革命 #历史反思 #盲目崇拜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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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8月24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革命群众”光临，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附近几所中学的红卫兵也闻风麇集，一场家难迅即降临。他们将父亲押至东安市场旁的吉祥戏院，参加“打人集会”。被打的都是本区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旦进入这个“鬼门关”，便有去无回。 皮带狂抽、血肉横飞之下，周围的受难者都咽了气 。只有年近七旬的父亲，靠着多年习练气功的功力，在那里硬挺着，但性命已在呼吸之间。此时有一位管片民警来到会场，向红卫兵要人，说是此人若被打死，不好向中央交待，将受伤的父亲送到了附近的协和医院。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吉祥戏院开始的惨剧，是何时收场的，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父亲可能是这座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幸存者。 ---章乃器在红色恐怖中九死一生 作者：章立凡 图：章乃器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运动 #打人集会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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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清零”：一场只为一个人表演的政治运动 Zero-Covid Policy: A Show for One
#清零政策 #政治运动 #疫情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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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1989年5月17日，星期三，北京青年乘坐汽车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 Beijing youths ride atop a car as they parade to Tiananmen Square for a freedom rally, Wednesday, May 17, 1989 in Beijing. (AP Photo/Sadayuki Mikami)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天安门广场 #游行 #集会 #北京 #政治运动 #1989年 #民主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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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1989年6月5日北京街头军事博物馆前。(六四档案图)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1989年事件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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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径残雪
4周前
历史：夹边沟介绍。
#历史 #夹边沟 #中国 #劳改 #反右派 #政治运动 #19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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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Fang
1个月前
（转）归去来的侯镇邦终于1951年被虹桥土改工作队灰硐民兵押回灰硐并很快“公审”。 所谓“公审”，那其实是一场土改工作队主持的“群众揭发批斗大会”，和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批斗是同一个路数。通常，此类批斗于口号声中充满唾沫、拳脚、绳子、棍棒乃至棉花与煤油。回过头看，关于侯镇邦的那场批斗或曰“审判”稍微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从头至尾浸透着一种喜剧般的风格，一种怒目切齿中的黑色幽默。有人揭露他是“蒋介石爪牙”，他说：“我够不上”。这是开场。中间，有人质问其数年前宴请某大户长工是何居心，他说：“我应该如是”。审问者说：“你这是拉拢老干人”。接着，一长工揭发其家人总是将精肉自家吃了，肥腻腻的留给长工，虽过于撩拨人们的舌下腺体，毕竟将“审判”推向了高潮。最后，上来一位老者，轻言慢语：“他们叫我上来给你两嘴巴，哎，你也老了！”。然后，轻轻地走了下去。整个“审判”，侯镇邦三缄其口，很少作声。因为承认是罪该万死，否认是死不认帐。“审判”最终在一片“打倒”声中结束。 第二天，侯镇邦由民兵枪决，终年六十一岁。罪名包括“镇压红军”、“反革命宣传”、“敲磕百姓，鱼肉人民，贪污人民血汗”等等。在人命如草菅的岁月，能死得明明白白，已属大礼，奢侈已极。入土时，侯镇邦身着内裤一条，死前，侯镇邦似无片言留下，乐天知命，心若止水，正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土改 #政治运动 #侯镇邦 #批斗 #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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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閑人
1个月前
六.四来临，36年过去了，中国人永远的痛！
#六四事件 #天安门事件 #历史回顾 #政治运动 #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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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爆料
1个月前
🔥文革时期 有一对夫妇被五花大绑， 身上被绑满炸药 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让夫妇的孩子去点燃导火索 孩子不愿干， 就往死里打那个孩子。 最后，孩子边哭边扑向爸爸妈妈 点燃了导火索，孩子却没跑， 紧紧的抱住了爸爸妈妈……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文革 #历史悲剧 #家庭悲剧 #政治运动 #革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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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墨迹
1个月前
集体化必然伴随着政治运动，因为你抢了农民的生产资料，还要最大化地榨取他的劳动，就必须通过频繁的政治运动才能实现。否则他们不但要躺平，甚至还要造反。 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人物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史书上说的那么大。他们只不过是作为顶层精英，站在决策者的位置上，以最快的速度适应时代浪潮而已。不能因为他站在了时代的浪尖，就说他是造浪者，他（们）不配！
#集体化 #政治运动 #历史作用 #生产资料 #顶层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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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cheng Wang
1个月前
上帝赐给林徽因最宝贵的礼物是什么？不是美丽的体貌，不是善良的心性，也不是极其聪颖的头脑，而是在第一场大型政治运动“反右”前就离开这个世界。
#林徽因 #反右运动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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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指挥枪
1个月前
打倒刘少奇的誓师大会
#刘少奇 #誓师大会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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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胡平：从“文革不是什么”来看“文革是什么” 要说明“文革是什么”，我以为不妨从反面着手，先说明“文革不是什么”，然后再来看“文革是什么”。 一，文革不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就是毛泽东号召“造反有理”，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我不赞成这种观点。 　　不错，文革和毛时代其他的政治运动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在那时，群众可以写大字报办小报，组建战斗队组建战斗兵团，开大会开小会组织游行以及在全国各地大串联，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旗下，群众可以对几乎各级领导干部“炮轰”“火烧”，甚至关牛棚土劳改，甚至夺他们的权。你可以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文革的最大特点；但你要是以此来为文革定性，断言文革就是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那就错了。 　　因为在整个文革期间，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只是其中一段而远非全部；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论也只是其中的一段。此其一。第二，事实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对群众的反攻倒算，秋后算账。 　　这里，尤其要谈谈“清查五一六”运动。 　　杨继绳先生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里指出：“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１９６７年８月，高潮是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１９７２年基本停止，直到１９７６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１０万计。”〔１〕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最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所谓“清查五一六”，实际上就是镇压造反派。这一点杨曦光（即杨小凯）早就看透了。在党中央大张旗鼓地展开“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时候，杨小凯正戴着“反革命”的罪名在监狱中服刑。杨小凯和难友交流思想，指出：“清查五一六”就是迫害造反派。“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杨小凯认为，“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杨小凯还说：“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十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２〕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转过头来，从支持造反派变成镇压造反派呢？我以为其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当初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一伙政敌，实行大清洗，一旦这个目的达到了，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就失去利用价值了。又由于要树立和维护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权威，要重新确立党的领导不可侵犯的原则，这就需要约束和禁止种种“犯上作乱”的造反行为，可是群众造反本来是毛泽东大力鼓动的，毛不好公然的出尔反尔，于是他就借助于一个莫须有的口袋罪，对造反派严加打击，以儆效尤。另外，在前阶段的运动中，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冲击，现在虽然重新掌权了，但肚子里都还有很大的怨气，毛泽东要安抚他们，就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出气。而这些干部自己既然不敢直接对毛表示不满，因此也就把怨气都撒在群众身上，借“清查五一六”之名对造反派反攻倒算。 　　文革过去五十年了，可是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当局仍严格保密。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并没有多大责任。仅凭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就可以断言，“清查五一六”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因为倘若没有毛的发动和认可，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搞起来，更不可能搞得这么大、这么长。此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应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指挥者。因为正是周的几次讲话，把“五一六”变成了莫须有的口袋罪。外交部有一半人被打成“五一六”，而外交部一向是周的地盘，周对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可见周下手之狠。如此说来，直到今天，当局仍然要对“清查五一六”的背景和内幕严加保密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它需要维护维护毛、周的形象。那些赞扬文革的人都故意回避“清查五一六”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一碰到“清查五一六”运动，他们对文革、对毛的一厢情愿的美化就统统站不住脚了。 　　到了文革后期的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地方的造反派，本来已经偃旗息鼓，这下以为又可以造反了，于是重整旗鼓，蠢蠢欲动，打算再把大字报贴上街，恢复或重建造反组织，可是立即遭到当局制止。可见，就在毛泽东仍然健在的时候，毛也不让群众再造反了。 　　诚然，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它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请注意，对造反运动的压制是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才大力开展的，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大力开展的，因此无论如何，你不能把这笔帐算在走资派、算在官僚集团、算在反文革路线的头上；这笔帐只能算在毛泽东本人头上，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头上，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因此，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是违背事实的，是不成立的。 二，文革不是反官僚集团 　　另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文革是反官僚集团。 　　文革最怪异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毛泽东本来是最大的官，可是他却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那个支撑其权力的官僚集团。不少人正是根据这一特点，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 　　不难看出，这种把文革定性为反官僚集团的观点和上面提到的把文革定性为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的观点很类似，几乎是一枚铜币的两面。因此，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否定这种观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另外还有两点。一、把文革说成是毛泽东摧毁他仍是其最高领袖的党，摧毁他仍是其最大的官的官僚集团，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在当时，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整个官僚集团是被其最大的官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１９６８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大整顿。 　　二、大独裁者都不喜欢官僚集团，然而他又深知他离不开官僚集团。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１９６７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３〕可见，即便在群众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被炮轰火烧而陷于瘫痪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用群众组织取代党，没打算用所谓巴黎公社取代党委，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呢。 　　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只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４〕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并把造反的群众再打下去，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三，文革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或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也有人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是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如果要为这种观点找根据，那么最重要的根据莫过于五七指示。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封信，这封信后来就被叫做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提出，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文章《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５〕。文章写到，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３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在座的还有江青）。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接下来，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都对《五七指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后，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文件称《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１９６６年７月，陈伯达提出要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产主义蓝图”这个概念。陈伯达说，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８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戚本禹还写到，他当初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还很不够，没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６〕 　　按理说，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五七指示》应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然而在现实中，在整个文革期间，五七指示的影响和作用却相当有限。在当时，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与信仰，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过来人记忆犹新，并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述，还有许许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对《五七指示》这个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人们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却少得很不相称。 　　如前所说，《五七指示》首次公诸于世，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人民日报》社论，当时只是公布了它的内容，还没有称之为《五七指示》。在那时，文革正处在“破四旧”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央号召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时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当权派，基本上连“课”都没有“复”，注意力依然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１９６８年５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为机关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取名五七干校。同年１０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７〕并引用毛泽东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虽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实际上不过是给当时大多数靠边站、即不在领导职位上或原来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农场，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这么多年来各色人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回忆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看一看当年革命小将们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数对《五七指示》提都没提。这就是说，即便在最狂热的年代，即便在它发布的当时，《五七指示》其实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也没有在现实中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现在，人们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时常常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带来那么多暴行和罪恶，就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因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为了建立人间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实际上，那个由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当它以具体的规划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并不曾激起过我们的无限的向往和狂热。这就为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新课题。文革中群众表现出来的狂热，很难归结到五七指示的激励。我们没有理由把文革定性为毛泽东实现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国或曰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 四，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以上，我简要论述了文革不是什么。下面，我再来讲讲文革是什么。 　　我认为文革主要是权力斗争，但不纯然是权力斗争。 　　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文革的这一性质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８〕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５１８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９０岁、１００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９〕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１０〕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只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只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１９６７年３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１１〕。等到了１９６８年２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１２〕。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大力贯彻认真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只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五一六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只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１３〕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只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不少人问，如果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那何必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呢？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只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１４〕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４９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１５〕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２０１８年７月９日于纽约
#文革 #毛泽东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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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挖祖坟”运动的源头 这场荒唐运动的源头，要追溯到1964年。当年10月1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杭州养病，他写了一首词《沁园春杭州感事》，请毛泽东修改。 毛泽东把词的下阙改成了这样：“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他还在原稿上批示说：“杭州及别处，行 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看完，胡乔木就把这些话传达给了浙江省委有关领导，浙江省委呢，立即开始拆毁明代忠臣于谦等人的墓。而这，也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在全国大搞“挖祖坟”运动的重要源头之一。 “破四旧”是“挖祖坟”运动的总动员令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发动文革的中共中央通知。这一天，被认为是十年文革的开始。同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四旧”，就是所谓破除几千年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万红卫兵。之后，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以“打、砸、抢、烧”等方式“破四旧”。不久，这股浪潮迅速蔓延全国。而“破四旧”，也成了“挖祖坟”运动的总动员令。 ---毁传统断根本 文革“挖祖坟”运动 【百年真相】节目组
#挖祖坟运动 #毛泽东 #历史事件 #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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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右童分子 反 “ 右 ” 运动初期，各单位号召大鸣大放，给党员提意见。当时，四川达县一家帽鞋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县城关镇的某领导提了意见，并请人画了一幅漫画。冉某因此被划为 “ 右派 ” ，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至于漫画，最后查出是小学 5 年级学生、年仅12 岁的张克锦所画。 当时， 12 岁的张 克锦对于 “ 大鸣大放 ” 之类，完全不知道是咋回事。张并不认识这位镇领导，他的家人也与该领导没有任何瓜葛和恩怨。因他很小就表现出了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有了一些名气，邻居冉某就请他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 ××× 》的漫画，讽刺该领导，这就闯了大祸。不过张克锦毕竟只是个 12 岁的孩子， “ 右派分子 ” 其名于他似不合适。有关领导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确定冠以 “ 右童分子 ” 之名。 张克锦这顶 “ 右童分子 ” 的帽子，一直戴至 21 年后的 1979 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时才被摘了下来。当时，张克锦的《平反通知书》由有关方面送交到他原来读书的那所小学，即现今的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 当年划为 “ 右派分子 ” 的人，并没有都抓进监狱，但张克锦不知为何却被关了 7 年。 ---作者：李可剛
#反右运动 #政治运动 #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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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 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套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少，谁在五反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刮工商界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垮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 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切，只好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远，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着回去。”但他们一听一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回去的。 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另两位站着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五反开始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着我们这些人“生蛋”。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当时报纸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朝鲜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 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随着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再做就是孙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口物资，尤其是美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坏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债多不愁，听便罢！ 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于是把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会。我们接到奉召彷如惊弓之鸟，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顾。 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着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了。 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地道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 三反五反运动已成为了历史。今日看来，它只是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初级阶段。毛泽东带领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廿七年，运动不断，冤魂遍地。 ---高天民：中国民间商人的血泪史——三反五反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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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编程随想：山雨欲来的1989年 话说历史的车轮，终于行进到1989年。在天朝，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尤其是那种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往往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通常是天朝的屁民产生普遍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并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某个事件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于是自下而上的政治运动就在短时间 内爆发了。北洋时期的五四运动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挺熟悉），文革时期的四五运动是如此（这事儿大伙儿应该较陌生），89年的“六四运动”亦如此。此规律不仅适用于天朝，老外也一样（不信请看今年中东流行的“茉莉花革命”）。 　　 所以，今天俺要跟大伙儿聊一聊：在1989年的年初，天朝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全球政治形势——共产阵营开始瓦解 先说说89年的国际政局。跟天朝关系最密切的大概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土崩瓦解。 ◇苏联 共产阵营的瓦解，首先开始于苏联。 　　 大伙儿都知道，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是戈尔巴乔夫（脑门上有胎记的那哥们）。他面对苏联内外交困的局面，被迫推行政治改革。在1988年夏天的苏共党代会上，戈同学提出了苏联的改革应沿着深入且持续的民主方向前进。同年，戈同学还宣布释放苏联所有的政治犯，并且为斯大林在历次大清洗中的遇难者建立纪念碑（说到大清洗，苏联的斯大林、纳粹的希特勒以及及天朝的毛太祖，并称20世纪三大刽子手）。 　　 到了1989年的3月份，苏联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大选（类似天朝的人大代表选举）。其重大意义在于：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允许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参加选举。那次大选中，苏共的保守派候选人多有落选，反而像叶利钦这种激进改革派以高票（89.4%）当选。另外，很多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比如萨哈罗夫）也高票当选。很明显，苏共作为执政党，已经失去了很多民心。 　　 除了允许党外人士参加人民代表选举，戈同学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是：放弃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按照当时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让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道路。原先东欧那些个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苏联老大哥的附庸国。好几个东欧小国，都是靠着苏联的武力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一旦苏联放弃干预，东欧的共产党就纷纷垮台。 ◇波兰 在东欧剧变中，波兰共产党（全称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以下简称波共）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它是被波兰的团结工会击败的。 　　 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在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它一直是非法组织，只能在地下活动。到了1988年，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个靠山，波共再也无法压制团结工会，只好承认其合法地位。于是团结工会就从地下组织变为公开活动，并迅速壮大。到了1989年，波兰的1200万工人中约有900万人加入团结工会。 　　 顺便说一下，波兰在1989年6月4日举行全国大选，团结工会彻底击败波共。而就在同一天，在地球的另一边，另一个共产政权调动野战部队，开始在自己的首都杀人... ◇匈牙利 在那年2月，匈牙利政府宣布为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平反，并称其为“人民起义”。在平反之前，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天朝对“六四事件”也是这么定性的）。匈牙利政府的这一声明，着实让天朝政府尴尬。因为当年就是天朝的毛太祖极力怂恿，才让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出兵匈牙利。 　　 顺便扫盲一下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 　　 此事同“六四事件”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由大学生最先发动，社会各界都积极响应，都震惊世界，当局都动用正规军（包括坦克）进行镇压。不过，匈牙利的老百姓还是比天朝的屁民牛B一些，他们遭到血腥镇压之后，很多人跑到军火库抢武器，然后跟军方展开巷战。如果不是苏联老大哥在最后关头派出精锐部队，光靠匈牙利本国的军警，还未必能摆平。 ★国内政治气氛，民主人士重新活跃 介绍完国际形势，再来说说国内政治形势。 ◇知识分子联名上书 大概是受到了苏联改革的鼓舞，天朝的一些民主人士再度活跃起来。俺在《八六学潮始末》一文提到的方励之，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位方校长在“八六学潮”后，已经被罢官并被邓太上皇点名开除党籍。这样一来，他反而更没有顾忌，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四项基本原则”，提倡“全盘西化”。有可能是受到戈尔巴乔夫释放政治犯的启发，1989年元旦刚过没几天，方励之就发表了《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朝廷关押的政治犯。 　　 这封公开信引发了连锁反应。到了2月初，著名诗人北岛，联络了33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发了另一封公开信《北京文化界致人大常委及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上面签名的名人有：吴祖光、冰心、萧乾、李泽厚、包遵信、王若水、陈军等人。然后，在二月底是《北京科教界致中央领导的公开信》，联名签署的有王淦昌、许良英、茅于轼、包遵信、吴祖光等42人。再然后是三月底的《文化界给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联署人有戴晴、徐友渔、史铁生、严家其、李银河等43人。（上述公开信的内容在"这里"） 　　 这些公开信的共同点，就是希望党国高层推动政治改革，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公开信的联署人，很多都是天朝各界的著名知识分子（有些人名，大伙儿应该常听说），有不小的影响力。 ◇大学生心潮未退 虽然“八六学潮”没有掀起太大动静就平息了。但是国内很多高校的学生并未善罢甘休。正所谓学潮退了心潮未退。朝廷官方在1988年搞的一份名叫《当代大学生的思考与选择》的万人问卷调查，很能说明当时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以下是俺从问卷调查结果中摘录的部分数据： 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 39.7%　纯粹是一种空想，永远无法实现 25.0%　这个问题说不清楚 对共产党的看法 53.4%　不想入党 45.65%　党风越来越差 15.85%　党风差的根源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对八六学潮的看法 53.56%　根本起因是国家体制的弊端和不正之风 14.27%　八六学潮，学生根本没有错 42.32%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参不参加要视情况而定 5.7%　今后如果出现类似八六年的学潮，要积极参加 对改革开放的看法 41.71%　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45.65%　管它什么主义，只要富起来就行 8.77%　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全盘西化 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当时的大学生，不满情绪很明显。而且很多人在问卷中不敢公开自己的真实想法，所以该调查结果或许是偏乐观的——实际的不满情绪会更严重。除了这个问卷，党国官方也搞了其它一些调查：据说在团中央和国家教委1988年下半年提交的相关报告中，都警告了大规模学潮的潜在风险。 ★国内经济形势——基层屁民意见很大 说完政治层面，再来说说经济层面。 ◇物价飞涨 1988年，天朝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物价飞涨。物价猛涨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币贬值。于是屁民们纷纷去银行取钱抢购商品。很多地方因此出现挤兑（银行挤兑这种事情，在天朝是很罕见滴）。仅在第三季度，居民储蓄存款额就降低了300亿（当时全国居民存款额是4000亿）。对1988年的抢购潮，年纪大一些的网友，应该都有印象。80年之后出生的网友，可以问问你的父母。 　　 朝廷官方为了稳定人心，赶紧让国有银行开办保值储蓄的业务。保值储蓄的意思，就是确保长期存款利息能够略高于通胀率。否则的话，以当时那么高的通胀水平，存在银行里的钱会快速缩水。 　　 被物价问题这么一闹腾，很多老百姓手头的钞票都贬值了，心里非常不爽。 ◇腐败严重 另一个让屁民很不爽的事情，就是党国的腐败问题——这已经是天朝的老问题了。自从经济改革之后，腐败之风日渐盛行。有权有势的官员，想尽办法玩权钱交易的把戏，以此来大捞一把。 　　 说到八十年代的官员腐败，其特色现象之一是“官倒”。可能80后、90后的同学，不太明白“官倒”是咋回事，俺大概解释一下。 　　 那会儿，天朝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市面上的一些重要的商品实行双规制。双规制就是说商品有两种价格：“官价”和“市价”。市价大家比较好理解，就跟现在的市场价格一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官价则是官方硬性制定的。当时的一些国有企业实行计划供应，根据官价来采购商品。 　　 由于市价通常远远高于官价，某些具有物资调拨权力的官员，就可以把某些商品（比如钢材）以官价调拨给自己的亲属，然后其亲属再拿到市面上以市价出售。这一转手就可以赚取2到3倍甚至更多的差价。 ◇屁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天朝的屁民中，虽然不乏热血青年及理想主义者，但是大多数的屁民，都是很实在、很功利的。只要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受到明显伤害，通常是不会闹事滴。 然而，1988年的通胀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终于让这些屁民感觉到自身利益受损。这也就是为什么89年的学潮，有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进来。
#1989年天安门事件 #政治运动 #社会背景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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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一个志愿军老兵眼中的朝鲜战争 前两天在收到的从四川购来的一份反革命分子的资料中，却无意中获取了一些有关这场战争的当事人的一些论述。资料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志愿军战士，转业后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在1960年到1963年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中国人民正义军，因此受到过处理，1970年因坚持反动立场，大肆 进行反革命翻案活动而被四川省简阳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判处管制三年，送回农村交群众监督改造。资料中有一份1966年9月油印的“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罗列了他的四大罪状，其中第四条就是“竭力传播崇美、恐美思想，恣意丑化和诽谤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条罪状中提到了不少他以一个亲历者所讲述的这场战争的情况： 1、该员经常采取摆龙门阵的方式，在群众中大肆吹嘘美帝国“强大”，宣扬美帝的“胜利”，为它歌功颂德，并对我志愿军及其恶毒地进行诽谤和污蔑。说什么：“美国守边线是用汽车巡逻，我们穿上厚皮大衣还是冷得要命、冻得要命，冻得鼻子留下来成冻（冰）条，口水吐下地成冰块，还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巡逻”，说：“朝鲜死了很多野鸭子，军部下命令不准捡来吃，我们偷着吃了很久都吃不完，美国军队就一点都没有去捡死鸭子，因为他的东西吃不完”。 2、说停战谈判中“美国很守信用，约定时间一到，飞机就到了”。“停战协议签订后，限七十二小时内，双方全部撤出非军事区，要把所有的工事捣毁，我们的人川流不息的连撤离三天三夜，都没有撤完，只有用假办法来掩盖工事。不像人家美国，头两天都在耍，没有一点动静，等到第三天才用直升机运来推土机，哗哗的开过去开过来，完全按照协议，全部撤出。” 3、特别恶劣的是大肆宣扬“与美国打仗，不开始就算了，一打就死很多人，朝鲜战场上不知死了多少人哟！”污蔑“我们打仗全是拿人堆。”说什么“仁川登陆，中国损失很大，军部正在开团长以上会议，突然被包围了，牺牲了一个团队人才救出少数人……”“仁川登陆那次，我们被俘的人起码有十多万，在双方交换俘虏时，有很多人都没有回来，被运到台湾去了。” 4、他公开的为美国少爷兵的投降丑态作辩护，在他看了上甘岭这部影片后，他当即摆老（脑）壳说：“不是真实是塑造”，“影片中美国兵举起双手投降的那个镜头，就不是当时现场照的，而是在俘虏营里叫他举手来照的，后来美国鬼子知道后就不干了”。 5、他还大肆宣扬战争夺恐怖，说什么“我在朝鲜的时候，打仗那个劲仗才凶（原文如此），又在打炮又在过汽车，说话都听不到，灰尘起来人都看不到，新兵才害怕得很。”并恶毒的诽谤我志愿军，说什么“仁川登陆那一两天晚上，敌人的飞机川流不息，突然打响被包围了，只有缴械投降”，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跟他拼一下，樊答：“哼！敢！人家已经包围了你，重武器那样厉害，都是直升飞机运来的，上山攻不通，下江敌有兵舰已登陆，拼也不行，还是只有保命”，又说：“部队在打仗前，指导员跟士兵作思想工作，说打仗如何如何光荣，指导员虽这样说，还是吓得脸青面黑的，还是怕死！” 6、此外还有声有色的描绘了一个临阵脱逃的人如何耍花招，躲过人民的惩罚的，他说：“我是侦察兵，有天我在岩洞里看到曾××，是平泉人，我认得，他在洞里吃东西，当时部队都上去了，我对他说，你还不去，一会儿会枪毙你，他就跑到铁丝网上挂了一下，搞些血在身上，抬伤员的下来看到，才把他抬下来，这样才脱到手。” （原资料中并没有序号，是一整段，为了阅读清晰我自己加上了序号和分段。） 作为罪状而保存下来的这位老志愿军战士的话，也许出于某种需要有夸大的成分，但绝大部分应该是真实可靠的。这些话虽然是片言只语，没有系统性，但却能反映出当时一个普通志愿军战士对敌我双方的一个简单的认识，敌方美国：强大，装备好，遵守战争规则和信守承诺，并不是如伟大领袖所说的是纸老虎，他们是真老虎，是用现代武器武装到牙齿上的真老虎；我方：装备差、物资匮乏，志愿军官兵并不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当然在这里我无意贬低为这场战争付出生命和青春的志愿军战士，在抛开战争性质的因素外，作为军人他们绝对是值得敬佩的人，绝对是最可爱的人。）他的话已经很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看法，这里就不一一再分析了。 关于这场战争中的第五次战役、关于战俘、关于板门店谈判、关于逃兵等等等等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都论述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在这里只想说在当局的宣传机器的操纵下，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国际社会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大相径庭，还有很多人陶醉在当局所虚构出来的伟大胜利上，沉醉在曾经打败过强大美帝国主义军队的意淫高潮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看待现代国际社会的种种，以大无畏的阿Q精神对抗世界潮流，并认为某些国家“亡我之心不死”，随时准备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种被洗脑的愤青式的情绪对一个国家发展的危害远比一场战争给国家带来的伤害要大的多。了解历史，揭开真相，客观地看待我们所处世界的历史和现状，让国人从大国梦中醒来才是当今教育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的真正责任所在。 ---真实的韩战 一个志愿军老兵眼中的朝鲜战争 作者： 孙陇
#志愿军老兵 #朝鲜战争 #反革命分子 #中国人民正义军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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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閑人
1个月前
这是1954年的照片，49年到54年，短短4、5的时间就把本该青春浪漫的年轻人，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魔鬼！
#历史事件 #1950年代 #社会变化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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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正是1958年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才制造了一种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惧和“失语”，并迅速地扫除了党内外有可能反对“大跃进”的一切障碍。同时，中共原有的趋炎附势的政治文化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也被催化到了新的高峰，于是在高产指标上的层层造假和人人吹牛便蔚然成风。在这样的氛围里，如同经历了一场互 相欺骗的催眠，全中国似乎一夜间全都失去了理性判断能力，转而相信共产主义福祉会瞬间降临。这就是经济“大跃进”得以顺利推行的政治社会环境。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大跃进”期间的一切荒谬以及大饥荒出现的必然性了。 ---“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 作者： 徐振华
#政治运动 #大跃进 #恐惧 #中共 #行政管理 #催眠 #共产主义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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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cheng Wang
2个月前
昨天看林昭电影，再次为她的圣洁而感动。林昭在历经荒唐的“反右运动”之后不久就恢复了基督信仰。她从小就是基督徒，知道圣经理念体系的核心是信、爱与罪性，她那么决绝地为同学因奉旨向党提意见被打倒而鸣不平，那是出于爱。那么早就认识到政治运动的荒谬，因为她知道人的罪性。七十年过去了，许多人至今怀念改开，其觉悟远不能与七十年前的林昭相比。不知道天国的人，是不可能摆脱罪性的。这样，他就难免害人。这样的人占多数，文明制度就建不成，中国就没希望。
#林昭 #反右运动 #基督信仰 #政治运动 #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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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从这份一锤定音的最高指示，和接下来轰轰烈烈的“批林”运动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舆论走向，就是要把对于国家现状的所有愤怒统统撒在死去的林彪身上。一时间，林彪被妖魔化到万劫不复的境 地，战争年代的一切功绩亦化为乌有，他的死俨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幸事。不少利益相关者，更是争着抢着在这件“幸事”中添砖加瓦。 但有一个人没有这么做，你们也猜到了，就是彭德怀。彭老总作为比小平同志更惨、更倒霉的牛鬼蛇神，直到“批林”运动开始后才得知林彪的死讯，而得知的方式是专案组直接把笔递到他面前，让其揭发交代林彪反党的各种问题。 对此，身在缧绁的彭老总是这样回应的： 不要着急。四五十年的事，一下子想不起来，要慢慢地回忆回忆。脑子受了刺激、思想总感到不痛快。（1972.1.8）他们要我写林彪和高岗的材料，我不清楚。（1972.6.9） 其实彭老总的记性好着呢，同样是在狱中，他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情况下写了《我的自述》，遍叙数十年间大小人生事。这里之所以“不清楚”，多少是有些物伤其类，所以“思想总感到不痛快”，不愿落井下石。 于是彭老总的材料磨磨唧唧写了半年多，直到1972年8月，他再次收到专案组正式传达的中发(1971)57号文件，要求继续批林。当晚，彭老总向看守人员说出了一番在今天听来都石破天惊的言论： 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来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副主席，叫他们来亲自审我，我不活了！ 这段话收录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彭德怀年谱》，其真实性无需置疑。说实话，当时（直到今天）觉得林彪死得不清不楚的都大有人在，但恐怕除了惯于直言犯谏的彭老总，再没有人敢这样公开质疑中央文件。自己都是百罪莫赎泥菩萨过江了，还要为一个死人叫撞天屈。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人，在任何一个时代之下，都绝对算得上的“异数”了。 其实对于林彪之死，还有一个人感到悲从中来，那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曾经“剿匪不力”的蒋委员长、如今台湾岛上的蒋总统。许多本回忆录中都提到，林彪之死甚至让老蒋流下了枭雄泪。由于关键信息缺乏，我们无从得知这份悲伤是来自黄埔师生之谊，还是另有隐情。那么，就只好“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低格周刊｜9.13林彪坠机后，满朝文武谁的反应最亮？
#林彪 #叛逃 #批林批孔 #文化大革命 #中国历史 #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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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一问那些“华川粉反共人士”， 你们反的共究竟是什么共？反的是专制独裁、丛林法则、对外侵略成性、对内运动不断、终身一辈子的那个共吗？ 如果是，那你们顶礼膜拜的那个人在做的事，与“共”又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说，其实你们本身支持就是这些，只不过是在选一个强者的大腿抱住而已？
#华川粉 #反共 #专制独裁 #丛林法则 #对外侵略 #政治运动 #终身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