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

朱韵和
1个月前
学毛选的声势可谓浩大,上至中央领导(除毛主席一人外),下至平民百姓, 人人都要学。干部开会前,工人上班前先要学习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开始开会或工 作。谁违反了就是大逆不道,犯政治错误,就有被撤职批斗的危险。不仅白天学, 晚上还要学。有的夫妻是双职工,晚上要到单位去学习,孩子生病发烧, 也不敢请假在家看护。 不仅城里的干部,工人学生要学,农村里的贫下中农也要学。他们不识字,就 由识字的生产队长或会计带着社员学,队长念一句,社员跟着重复一句,也不知什么意思。有一次我回家,清晨还在睡梦之中,就听人用铁皮卷的广播筒大喊:“白 求恩,加拿大人……”,我就问哥哥:“这是干什么?”哥哥说:“这是生产队长 读毛选,让社员听。”生产队长天天这样喊,吵的大家睡不好觉。更加严重的是, 有时为了强调学习而耽误了生产,损失了粮食。就这样的形式主义,宣传部门还用 文艺的形式赞扬贫下中农的学习。当时我省一对男女同学,正在谈恋爱,两个人都 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的节目除了“哒哒哒”的跺脚声 ,就是一个《老俩口学毛选》的表演唱。男的嘴上贴着胡子,女的头顶一条毛巾, 很象一对老头老太。他们俩演的很带劲,不仅在学校演,而且到外地演,农村演。 其实六七十岁的贫下中农根本不识字,哪里读的懂毛主席的著作呢?大家看了只觉 得滑稽可笑,并未受到什么思想感染。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毛主席经常发出新的指示,学习的内容转向最高指示。 造反派指挥部有几个人专门负责收听中央广播。每当听到毛主席的新指示,不管什 么时候,哪怕是深更半夜,也要用高音喇叭大声广播。这时大家都要马上起床,在操场上集体学习一遍,然后敲锣打鼓的上街上宣传。有时有些狂热分子因激动而叫 错口号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扭送牛棚的也不乏其例。有很长一段时间,造反派无事 可干,就靠这过日子。到了文革后期,为了斗私批修,提倡重点学习“毛三篇”, 说是学好“老三篇”,就能改造好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为了推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各级党委使出了浑身解数。从公社,县,地区 直到省,全国,分别评选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召开大会,予以表彰,并让 学习积极分子到处作报告,宣传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这些人是发展党员 的首选对象,然后招工提干,从此端上了铁饭碗。很多年轻人把这看成是政治投机 的捷径,于是纷纷表演,作秀,看谁的花样翻新。在部队时,有的人白天不看书, 专等夜间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毛主席语录,连长,指导员一发现就大加表扬。还 有些人生病去医院,也捧着毛主席著作看,我对此稍有微词,指导员还白了我一眼 。其实,我早在一九六三年底就通读了毛选四卷。当时我觉得,学习伟人著作,主要是学习他的思想,观点,方法,不在于他的一些词句。但我的想法不为当时的形式所容,只能埋在心里。 后来,不知谁想出一个“馊主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尽管荒唐的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只要有一人提出,谁也不敢反 对,否则,就是不忠于领袖,是政治问题。所以,很快就把这种荒唐发展到全省, 全国。当时有一份小报道,赞扬一个人跳忠子字舞,从合肥的大西门一直跳到东区 的火车站,距离还有近二十里长,真是创造了世界之最。当时若有吉尼斯记录,一 定能够入选,我们在部队农场更加典型。当时农场的条件很差,房子是在洼地上用 泥巴筑起的墙壁,床铺是搭在泥坯上的木板,十分拥挤,行走都很困难。早晨起床 号一吹,大家就迅速起床,挤在过道上,对着毛主席像,由排长先说:“伟大领袖 毛主席教导我们……”,然后大家一起背诵一段语录,俨然庙宇里的念经,教堂里 的祷告。晚上再对着毛主席像汇报。每天三顿饭前还要跳“忠字舞”,唱的歌曲是 一首当时家喻户晓的藏族民歌,歌词是: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 每个人手里拿着红宝书(红皮的毛主席语录),边唱边跳,哪怕是冬天寒风刺 骨,夏季烈日炎炎,都要跳完才能吃饭。我们连队还有一个滑稽的镜头,司务长又高又胖,动作笨拙,又是个瘸腿,跳起来一歪一歪的,十分好笑。但我们都咬紧牙 关,不敢笑出声来,否则又是政治问题,上纲上线,叫你吃不了。还有一次,欢迎北京七机部来农场锻炼,会上我们和他们一起跳起了忠字舞,全团几千人,场面很是热烈壮观。当时我在想,这是不是全国人神经不正常,象疯子一样?这种局面什 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文革中的学毛选闹剧" ·任予怀·
朱韵和
2个月前
“补课”,又与毛泽东指示的“(向党)交心”运动穿插在了一起。1958年3月,他发出指示:(民主党派誓师)可以搞,(向党)交心可以……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于是各民主党派纷纷召开誓师大会,“向党交心”。 3月16日,万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一个“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后,八 十多岁的民盟主席沈钧儒和七十岁的郭沫若,率领一支队伍沿着长安街向西走,队伍里有一个高大的木架,上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条文。在他们的背后,八十岁的黄炎培、李济深等人则另率一支队伍向东走,人们高举一个巨大的红布造成的心,上面写着“把心交给党”五个大字。 把心交给党,交给哪个党?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除了共产党之外,所有的民主党派已经名存实亡,没有人会把心交给他们。 “向党交心”是交待自己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不是鸣放,不是批评共产党。但与鸣放时一样,所有的人都得参加,都得把心“交出来”。老老实实向党交了心的,许多人成了“反右补课”祭台的牺牲。 例如,辽宁省财贸部门有位共产党员张成仁,在“向党交心”的会上发言道:“我们家乡有些人到上级去‘报捷’,说是一个晚上打了十二眼井,实际是几尺深的坑,根本出不了水。这不是虚报、瞎扯吗?”这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他被开除党籍,劳改去了。 ---《阳谋》 丁抒
朱韵和
2个月前
贪污、浪费什么时候都有,反贪污、反浪费什么时候都不错。问题是怎么个反法。毛泽东的法子是在全国范围造成大规模恐怖、威慑,1952年1月4日,毛泽东下达他起草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指令各地: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 不管什么人,一律查办。 这一“限期”,这一“违者一律查办”,大恐怖立即形成。各级干部谁都怕当“违者”。为保乌纱帽,各级干部均胡揪乱斗,全国一片肃杀。而毛泽东坐在中南海闭门造车,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預言: 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至数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主义产物。他将贪污一亿元(旧币,折新币一万元)以上的称为“大老虎”、五千万以上的称为“中老虎”、一千万以上的称为“小老虎”。不停地下达一个又一个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更有甚者,他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打击一大片。1月23日,他发电报给全国各党政军部门说: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沒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应组织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 次日,毛泽东又凭空臆想,说: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 赴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也不能置身事外。毛泽东又妄加猜测,给志愿军党委下达指令: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此目标而奋斗……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 毛泽东不停地下达一个又一个指令: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1月26日) 2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至少应打二千至三千只。(1月27日) ---《阳谋》 丁抒
朱韵和
2个月前
1949年,老舍完全可以留在美国或应邀前往台湾,但他回到北京,还专门写相声段子讽刺美国、支持抗美援朝、赞扬苏联友邦、歌颂斯大林。老舍与中共结缘可上溯到1938年,通过后来成为他情人的赵清阁,周恩来成功统战了他,或至少让他对中共有了好感。此后中共一直在争取老舍,欲纳之麾下。1949年老舍的归 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归国后,官方累计送给老舍30来个头衔,这让他倍感荣耀与惶恐。就在这个时期,老舍明确表示自己要做“歌德派”,也就是歌功颂德派,政治宣教成为他创作的首要准绳。早在1951年,老舍就写出了“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远早于此语后来流行的时期)。 在自己被打倒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老舍几乎都有参与,撰写不少批判文章。这诚然可以理解,但不能为之辩解。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相当部分的批判文章老舍是违心写就。比如他参与过对丁玲的批判,可1960年重见丁玲时,他不像旁人一般避之不及,而是上前握手问好,表达善意。 写了一大堆“歌德派”作品之后,1961年底,老舍开始暗暗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这部作品未能完成,但显示了晚年老舍在写作上一定程度的个人回归。1964年老舍访问日本,归国后写下《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未获发表。在这篇长文中,很可能老舍表达了与官方主流不符的个人意见。 文革伊始,老舍写公开信表示支持和拥护,可由于他主编的《北京文艺》曾发表为《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他终于难逃毒手。老舍一直试图紧跟政治,政治却终于将他一脚踢开。在紧跟过程中,他也从未真正得心应手,因为他的天真伤怀与未能完全泯灭的自我。 1966年8月24日,不堪红卫兵的羞辱与毒打,老舍带着一册《毛主席诗词》自沉太平湖。他死后,骨灰被火葬场遗弃。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则称:“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宋石男:“再谈老舍: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图:毛会见老舍等文艺界人士,右一为老舍。
朱韵和
2个月前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 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朱韵和
3个月前
刘少奇最伟大的功劳在于从事了一项发明创造。他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五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刘少奇在会上热辣辣地夸奖毛泽东。他做了几次报告,次次都是嘴巴上盛开喇叭花。有一次报告,他总共一百零五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是我统计的。当时我在台下,十分注意地看台上的领袖们的表情 。他们均在点头,周恩来、任弼时点得很轻,充其量能算颔首而已。林彪点得冲动而激烈,象小鸡啄米一般。令我奇怪的是,毛泽东也和他们一样点头。他脸上挂着自信的笑。他放任自流地听凭别人歌唱自己。 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被他表扬了绝不下一百次,如果加上“毛泽东思想”就更不计其数了。他几次脱离报告,去解释那个刚被分娩出来的字眼。每到这时,他的声音都会提高八度。念稿时他还稍有结巴,这时却流利如水。他一次一次地用手劈开胸前的空气,他特别激动。当他最后一次作解释,说出了那句在以后被千万次重复的名言时,他的声音嘶哑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用他的思想把我们全民族的思想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掌声雷动,几乎要掀翻杨家岭大礼堂的天灵盖。 “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这个母亲生出来的。这个婴孩一出世就注定要万岁的。今天,毛泽东已无言,刘少奇亦无言,但毛泽东思想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言。我们用它斗天,斗地,斗别人。别人也用它斗我们。谁上台谁就自己宣布掌握了它;谁下台谁就被别人宣布背叛了它。上台下台,车轮咕辘辘转,只有它岿然不动。 ---刘亚洲:《“二把手”刘少奇》 (此文被访者是一位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的老同志。)
朱韵和
3个月前
秦順天:並不久遠卻被遺忘的一場疫病 1966年時,中國流腦病死率為1.1%,到1967年初即高達4.04%,1967年春,流腦病死率竟高達5.49%,為什麼呢?這完全是中國政治運動引發的大規模傳染疫病。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紅衛兵「大串連」的高峰,也是「流腦」疫情的高發期。首例病人是廣東陽春縣潭水中學的 一名學生,他北上「串連」回到學校後,1966年11月17日,在馬水公社家中發病。自他開始,「流腦」從南至北,沿公路幹線以西蔓延開。到1967年,陽春縣發病4452例、死亡312 例。通過「大串連」,該縣中學生又把「流腦」迅速傳播到全國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發,接著,擴散到中小城市及邊遠農村地區,很多偏僻山區及農村因「大串連」被感染侵襲,疫病不可阻止地爆發了。 當時,串連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及吃飯住宿全部免費。學生主要是坐火車來回走動,火車嚴重超載。定員一百多人的一節車廂,甚至塞滿四五百人,連座椅下面都躺滿了人。裡面水泄不通,學生動彈不得,連上廁所都要踩著長椅背上,一點點挪步過去。車外寒冷,車廂裡也沒有暖氣,只能封閉窗戶,空氣十分渾濁,幾百人被擠壓在一起,長達十幾小時,大面積傳染疫病是不可避免的。流腦就這樣短時間被帶到了全國各地。 疫情伴著「大串連」串連了。據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高峰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 150萬~170萬人之多!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一位廣西梧州的中學生當年曾「串連」到廣州,他回憶說:「在廣州市,住進了荔灣區的一個學校接待站裡,那裡的教室橫七豎八的人滿為患。晚上還好端端地睡著,第二天就見有人被抬走了,是用白布兜頭兜面蓋住那種呢,而且還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抬走。」 上百萬等著毛澤東接見的南方學生滯留在北京,他們睡在北京臨時搭建在街道、空地上的席棚裡,大冬天穿著單衣,有時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挨餓受凍,抵抗力免疫力都很低;「串連」到外地的學生,即使住在接待條件好一些的省委黨校裡,也是男女混雜著,幾百人在一間大禮堂裡打地鋪;很多人下鄉,住的是農村的草棚、土棚,條件就更惡劣了。 學生大面積死亡後,人們談病色變,只能自行胡亂預防求治。全國很多地方搶購中草藥,服大桉葉、龍膽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與「大串連」同時進行的,是中共各級部門的內部鬥爭,從國務院衛生部到各省衛生廳,都在「造反奪權」,面對突來的疫情,一下子陷入混亂,幾乎都癱瘓或半癱瘓了。 各地疫情不能及時上報,難以及時組織預防治療,藥品和醫護人員也不可能及時送達,人也就不斷地死。疫情暴發四個月後,中共才勉強成立了衛生部的專門領導防治機構,周恩來開始下達批示指導防疫。各地推行戴口罩,「要求大、中城市的居民、革命師生人人戴口鼻罩……戴口鼻罩比吃預防藥效果好得多。」但口罩嚴重不足,如廣東恩平縣,盡了很大努力才供應出10萬個口罩,只能滿足當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很多民眾不得不用舊布自己做口罩。 1967年2月、3月,中共發布停止長途步行「串連」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後進行「大串連」的計劃,「大串連」終於停止了。 「大串連」時的腦流疫情,已經擴展了全國23個省、市自治區,染疫的青少年高達304.4萬,死亡人數16.7萬,僅廣東省發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遼寧發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紹興共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人。專業研究者認為,因有的地方偏僻閉塞,死亡實際數字要比統計的多一些。 1969年,中國試圖研究無毒活疫苗,未獲成功,到了70年代,「流腦」發病率才趨於下降。2011年,中共稱基本控制了「流腦」。 因流腦而患後遺症的人,很少能痊癒,常見的有耳聾、失明、神經麻痹,甚至癱瘓、弱智或精神異常。那個年代,說誰誰「流腦」,竟成了腦子有問題的俗語,老百姓把「流腦」叫成「腦膜炎」,如果說誰不開竅,就說是得「腦膜炎」了。 超過300萬人感染、16萬人死亡!在這抽象的數字下面,有多少個家庭的絕望與悲傷,也都被掩蓋在歷史中了。
朱韵和
4个月前
心升:历史的教训——感悟中共运动因果律 一、帮助中共斗倒地主的农民,被变成猪狗不如的新型奴隶; 二、帮中共造舆论、发展先进武器的知识分子被砸断了脊梁骨; 三、为中共卖命斗右派的干部,一夜之间掉进十八层地狱; 1966年,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不惜牺牲全国人民的利益,把一个中国打的稀巴烂 。一张大字报打倒了刘少奇。上海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从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党支部书记统统打倒。 四、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搅乱中国的红卫兵,被打成三种人,扫地出门; 文革一结束,他们就被打成打砸抢分子,从上到下,凡是被定为三种人的人,不仅被层层打倒,中共明文规定一律不再重用。红卫兵威风扫地,城市青年下山下乡,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是被毛泽东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五,帮助中共斗倒资本家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改革开放被踢出工厂门外; 六,唱完血染风采之后被弃之如弊履的解放军; 七,为中共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地下党员的悲惨结局触目惊心; 八,相信中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全部掉了脑袋; 据史料统计,1949年中共窃取政权后,被杀的242名民国高级将领中,上将与辛亥元老5名、中将78名、少将159名。这些被杀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他们几乎全部参加了八年抗日战争 九,中共的革命者都是革命的对象 从最高级的中共领导总书记说起,几乎没有一个好下场,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博古、王明、张闻天、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都被中共打倒了。 十,动力与对象的转变; 斗地主时农民是动力,统购统销、合作化农民是对象;公私合营工人是动力,企业改制工人是对象;1957年反右派最积极的是中共干部,文化大革命几乎全部被打成走资派;文革的积极分子又被打成“5、16”分子;王张江姚号称四人帮,红红火火一阵子,最后也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积极参与文革的公安干警,文革结束后,为了找替罪羊,将文革中的北京170位公安干警拉到云南秘密枪毙;“文化大革命”将干部打成走资派,个个挨斗、人人过关;革命小将,文革以后又打成三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