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

4周前
4周前
5月6日——赵杨二人碰面 可能是在杨尚昆家中。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关于两人的对话记录,当中会穿插俺的点评,以 小括号+斜体 的形式标注。 赵紫阳: 「从朝鲜回来后,我除了看材料了解一些情况,还分别找乔石、启立、纪云和许家屯同志谈过话,前天还与李鹏同志交换过意见。主要是想全面了解对这次学生运动的看法。我总觉得,这次学潮的主流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支持改革的。 很多青年学生期望改革的步子能更快一点,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能更高一点。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言行过激,有些地方表现得不冷静,缺少理智。所以,我在亚行理事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我相信能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这次学潮。」 杨尚昆: 「你在亚行理事会的讲话,党内反应很好。乔石、万里、荣老板、许家屯都说讲得不错,学生、社会的反应也很好,北京高校现在已经大部份复课了。这就是效果。你说得对呵,这次学潮的确跟以往不同,支持学生的人很广泛,包括广大的党政机关干部。学生所提的口号也相当策略,拥护共产党,拥护改革开放。这一方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的确有人在帮学生出主意,这里不排除那些自由化分子,也不排除某些外国势力以及港台一些反共势力的介入,但运动的主流是好的。」 赵紫阳: 「我觉得,这次学潮如果处理得好,可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 杨尚昆: 「所以,对这次学潮,还是应该疏导、分化,不能镇压,应该争取学生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 学生们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些都是我们党提出的,现在学生和群众支持是好事嘛。我们要通过对话,对于群众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份。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 赵紫阳: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先调查我的子女,如有腐败问题,就接受国法处理;如有涉及我本人,一样。 再如“特供”问题,从常委做起,先考虑取消给常委的“特供”。小平、先念、陈云等老同志,可以继续保留。常委外出的专机、专列和保卫制度要改革,几位老同志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虑轻车简从。 最根本的是,建议全国人大筹委会参与讨论、制定反贪污、反官倒、反特权的具体法律。」 杨尚昆: 「许家屯己经把你的话捎给我了。」 赵紫阳: 「我今天就是想向您谈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四二六社论称这次学潮为“动乱”,把矛盾激化。提法上欠斟酌。社论发表后,我听说北京市的广大干部和市民都很震惊,多数人不同意社论的看法,骂小平同志;也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抬出来了。 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像,不能把他的形像给损坏了。」 杨尚昆: 「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信。」 赵紫阳: 「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二个问题:一是争取小平同志同意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您认为怎样?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一定更好。常委这边的工作我来做。」 (编程随想注:刚才俺已经铺垫过背景知识了。赵希望利用杨与邓的私交,让杨帮忙说服邓改变“426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 杨尚昆: 「我揣摸,常委这边的工作也不一定好做。」 赵紫阳: 「乔石、胡启立应该没有问题,姚依林、李鹏可能会听不进去。」 杨尚昆: 「我去同小平讲,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可能听进去,也可能听不进。我试试吧。」 ---编程随想:五·四之后,朝廷高层的动态
1个月前
吴仁华:防止党内“政变”和军队“兵变” 邓小平、杨尚昆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进行如此周密的部署,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声援学生的北京民众,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共党內的“政变”和军队的“兵变”。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学生和北京民众,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 就足矣,根本不需要调动这么庞大的野战军部队进京。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当时的最大忧虑就是中共党內的“政变”和军队的“兵变”。 在邓小平、杨尚昆看来,有可能发动中共党內“政变”的头号危险人物当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六四血腥事件后被撤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人,自然被视为赵紫阳的同伙。 相比之下,兵变比政变更为可怕,也更难预料和控制。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不久,杨尚昆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1989年)6月4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坚决捍卫党,这个班是没有的。”【注释1】 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现任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的刘亚洲中将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当年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的时候,曾在一次题为《道德与信念》的內部报告中以总结经验教训的口吻说,北京军区的部队不可靠,因为长期驻防京畿地帶,消息灵通,了解北京的学生运动情況,普遍同情学生,执行戒严令当然不力。幸亏邓小平“英明”,除了调动北京军区的部队之外,还调动了大量其他军区的部队进京,要不非出大问题不可。 大量资料证明,邓小平、杨尚昆确实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做了精心的调度安排,从中可以发现刘亚洲所说的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即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进京,相互监督制衡,彼此难以串联,避免发生兵变事件。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党指挥枪”作为最重要的建军原则,解放军长期处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名副其实的“党军”。尽管如此,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普遍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情况下,邓小平、杨尚昆对这支“党的军队”仍不放心,因此对有关解放军戒严部队调度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做了周密安排。例如:1989年6月3日,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时候,安排了解放军中四个最尖锐的、不属于同一个军区的主力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担任主攻任务。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两条主要路线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部队,也都是各为两个以上的集团军。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时候,也是同时使用了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等多支部队,此外,安排陆軍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63集团军、陆军第65集团军、炮兵第14师等部队担任警戒任务,并由陆军第27集团军的一个“特缉分队”负责搗毀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任务。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中,陆军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虽然扮演主要角色,但也不被充分信任,在他们抵达天安门广场之前,事先已在劳动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园、中国公安部机关大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安排了多个集团军,早已对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在这个包围圈的周边,还部署了空军部队和炮兵部队。空军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北京戒严行动,但也奉命进入战备状态,北京区域内的南苑军用机场、西郊军用机场、沙河军用机场、三间房军用机场,全都成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营。北京军区的炮兵部队作为预备队,也早已进入战备状态,除了炮兵第14师奉命紧急进入北京城,炮兵第16师、高射炮兵第61师、高射炮兵第67师、高射炮兵第68师都在驻地随时待命。 提前进驻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待命的部队,也是多个集团军,包括陆军第27集团军和陆军第65集团军,外加陆军第63集团军的一个师。提前进驻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公安部机关大院的部队,包括了陆军第24集团军。 作为第一主力部队的陆军第38集团军,在沿着主要路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进军时,如同被“请君入瓮”,不仅前面已经预设了一个包围圈,连后路都已经被封死,陆军第63集团军的一个师紧随其后,实际上起着“督战队”的作用。 这种精心而周密的部署,使得整个围绕天安门广场所进行的进军过程以及随后的清场行动,看上去更像是邓小平、杨尚昆一场小心谨慎的对各解放军部队忠诚度的测试。如果当时陆军第38集团军部队接受一些学生和民众的呼吁,阵前倒戈,与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胜利会师”的话,将立即在邓小平、杨尚昆預设的包围圈內遭到其他部队的围剿。 同样的,任何一支解放军戒严部队如果轻举妄动,发动“兵变”,也将遭到其他部队的围剿。除非有足夠的部队事先达成共识,同时行动,但这对于遭到严密控制的“党军”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何況当时集聚北京的逾二十万部队来自于不同的军区。因此,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也好,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也罢,这些良知未泯的军人,只能尽自己的努力,以各种消极的方式进行抵制,很难有进一步的积极行动。 补记:1989年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采用血腥手段初步完成了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但10多万部队拥挤在天安门广场一带,连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东、西长安街都未能控制。局势的不明朗和部队情况的混乱,让邓小平、杨尚昆等决策者深感不安,紧急命令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携带重装备武器,于当天空运进京,驻扎在南苑机场,作为进京戒严部队的总督战队。陆军第12集团军是邓小平的嫡系部队,在国共内战时期隶属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详情见拙作《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图:1989 年 6 月 5 日,天安门广场
2个月前
邓榕的丈夫贺平说起来是邓家后代第一个涉足商界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共专门对外从事军火生意的保利公司正式以中信公司子公司名义对外挂牌之初,才从美国回国不久的贺平即开始以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身份兼任该公司副职,王震的长公子王军则中国投资信托总公司副总经理名 义兼任该公司总经理。当时邓、王、杨三家的长辈还没有在政治上闹分裂,所以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朝也被延揽进去,与贺平同任副总经理。先后在该公司担任要职的太子党成员还有姬鹏飞儿子姬军、叶剑英儿子叶选廉等。 在涉足商界,身体力行岳父大人“先富起来”政策之前,这位贺姓驸马爷和邓家三公主邓榕也是邓小平“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对美开放政策的首批受益者。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已经是工农兵学员的邓榕随即从江西医学院转到北京医学院就读,虽然其间邓小平又一次落难,但时间并不长。一九七七年,邓榕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 七九年,邓榕加入中共。同年中美建交,她和丈夫贺平便被派往中共驻美大使馆,邓榕任三等秘书,主管侨务,贺平任武官助理。当时,邓榕改名为萧榕。 自邓家开此先例后,中共高干子女中曾掀起过一阵“驻外热”,当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在大陆兴起,大陆驻外的各种公司还不象如今这样时兴,所以如陈毅、陈庚、薄一波、余秋里等一批中共元老的子女中,都有派到中共驻外使馆工作的。而这些人因为出国前大都没有过外事工作的阅历,所以一般都喜欢以武官、武官助理身份驻外。 当然,这些中共元老的子女在选择派驻国家时,也很自然地根据其父亲的地位和权势排座次,邓小平是对外开放的“总设计师”,所以他的子女自然挑选世界第一经济、政治、军事大国。而其他元老们的子女如果也想到捞到驻美使馆的美差,则是非常知趣地排在邓家子女之后。 ---邓家第二代盗卖国资换钱,第三代空手骗钱(高新) 图:邓小平和小女儿邓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