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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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吴仁华：我从中共官方资料中找到了所有戒严部队死亡官兵的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和死亡原因，表明没有一名官兵死亡在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之前，都是死亡在戒严部队开枪杀人之后。因此得出结论：戒严部队开枪在先，部分民众以暴制暴在后；戒严部队开枪杀人是因，部分民众以暴制暴是果。时间先后，因果关系， 清清楚楚 。北京没有发生反革命暴乱，只是因为戒严部队的屠杀行为激怒了民众，有民众采取了以暴制暴的行为。
#戒严部队 #开枪杀人 #以暴制暴 #反革命暴乱 #吴仁华 #中共官方 #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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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和4日的惨烈记忆”,请看中国人权实习生Emily 采访一个六四屠杀幸存者李峰，仅仅因为见证了屠杀就被戒严部队抓捕酷刑，九死一生。后来我有机会在六四纪念馆见到他。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六四事件 #人权 #六四纪念馆 #酷刑 #幸存者 #戒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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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周前
1989年6月6日，天安门广场部署坦克和戒严部队。 （美联社）
六四事件35周年：对话、镇压与未竟的追问· 228 条信息
#天安门事件 #戒严部队 #坦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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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4周前
他（苏晓康）告诉我：1990年，他在西雅图开会，遭遇《文艺报》一名记者，自称是戒严部队领导的子弟。此人把反映戒严部队的报告文学《西山日落时》交他在台出版，还向他透露，杨尚昆答应支持邓的戒严决定，是有三个条件的。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 让他的弟弟杨白冰主持； 第二， 戒严部队从各军调人 ； 第三， 外围布置导弹部队。 具体是不是这样，晓康让我自己去查。 ，，，，，， 我相信晓康转述的事情大体真实。因为第一，举荐杨白冰，与军内传言杨尚昆“举贤不避亲”的故事相符。第二，从各军调人，与毛泽东“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目的一样，就是要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既便于互相牵制，也能防止各军在下面搞“小动作”（这一招是跟宋太祖赵匡胤学来的，原因他自己是“黄袍加身”的出身，担心别人也跟他学）。第三，调导弹部队布置在最外围，也是自忖权威不够，对各军必然采取的防范措施。一句话，这些都符合杨家兄弟的处境，以及在那样的处境下必然产生的不安全心理。 ---陈小雅: 赵紫阳与杨尚昆的“默契”
#苏晓康 #1990年 #西雅图会议 #戒严部队 #《西山日落时》 #杨尚昆 #邓小平 #杨白冰 #导弹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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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爆料
1个月前
👉 这是被央视掐掉的一段视频，在当晚新闻联播5分多钟的专题报道里，未见播出。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言语间都透出血腥来！
#央视 #新闻联播 #邓小平 #戒严部队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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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华
1个月前
戒严部队军警的死亡情况 作者：吴仁华 【说明】一、中共当局当年在宣传戒严部队军人英雄模范事迹时，出于保守军事机密的考虑，没有透露部队的具体番号，因此，笔者在破解戒严部队的具体番号方面花费了无数的时间，一直到《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出版之时，尚不知15名死亡军警中的马国选、王锦伟、臧立杰、王景生的具体所在部队（只知道所在的军、师或团），后来有一位匿名人士提供了一份解放军内部资料，才得知马国选、王锦伟、臧立杰、王景生的具体所在部队。二、六四事件时担任新华社总社国内新闻部主任的张万舒，2009年5月出版了《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一书，其中提到，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中共党组书记的谭云鹤告诉他，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14人。谭云鹤同时说，所有死亡的军警、民众的遗体均亲自检验过。谭云鹤的说法验证了笔者关于军警死亡情况的研究结果。笔者所列的15名死亡军警中，王景生是在1989年年7月4日于巡逻执勤中突然病发死亡，与6月3日晚至6月4日晨的镇压无关，即与六四事件无关，因此，与六四事件有关的死亡军警应该是14人。在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中，与六四事件无关，但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期间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的军人，还有多人。笔者之所以将王景生列入这份死亡名单，是因为王景生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广为人知。 ————————— 通常所说的伤亡人数，包括死亡和受伤的人数。一场战争或战斗结束，照例会统计或公布伤亡人数。战争或战斗的伤亡人数比较容易统计，死亡自不必说，受伤的标准也很明确。但是，统计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军警的伤亡人数，颇为困难。首先是由于中共当局至今不允许任何团体或个人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其次是由于中共当局刻意扩大军警的伤亡人数，缩小民众的伤亡人数，以突显所谓的反革命暴乱。 此外，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不是一场战争或战斗，一方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全副武装，配备自动步枪、冲锋枪、机枪、装甲车坦克，另一方的北京市民和学生赤手空拳，少数人手中的抗暴“武器”，也仅仅是棍棒、石头、砖块而已。因此，双方受伤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标准大不一样，受伤的民众几乎都是因为中弹，而绝大多数所谓受伤的军警只是皮肉伤，在战争或战斗中根本够不上受伤标准。 在1989年6月30日召开的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次会议上，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受中共中央委托做了一个专题报告—-“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其中谈到六四事件的伤亡人数，这应该是中共官方所公布的最“权威”的统计数字和说法。陈希同说：“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千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他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己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由于围观的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千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陈希同提到军警“死亡数十人”，说法很模糊，从21人到99人，都可以说是“数十人”。其实，中共当局很清楚军警的具体死亡人数，故意采用这种模糊的说法，误导人们以为军警死亡了很多人。 在1989年6月19日至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作了一个报告—-“关于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情况的报告”，其中也谈到北京市民、学生，以及军警的伤亡情况。他说：“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戒严部队23人中，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约7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5千余人，重伤的136名；市民约2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亡的36名大学生，分别属于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6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死亡3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各死亡2名，其余10所高校各死亡1名。” 李锡铭的说法与陈希同不一样，提出了明确的军警死亡数字：“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其实，李锡铭所说的数字也是不真实的。陈希同报告的时间晚于李锡铭的报告时间，反而没有军警的具体死亡人数，这也是令人奇怪的现象。 （未完待续）
#戒严部队 #六四事件 #军事机密 #军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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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华
1个月前
《周舵侯德健與解放軍戒嚴部隊接觸談判——我的一九八九系列》 作者：吳仁華
#周舵 #侯德健 #解放军 #戒严部队 #接触谈判 #1989 #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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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美联社忆“六四”：戒严部队围攻外国记者 “六四”事件30周年之际，多家国际媒体回顾了当年的报道，试图再次展现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美联社周三重发了1989年6月6日的报道，记录了天安门广场清场当晚戒严部队殴打、拘留外国记者的行为。 不同统计数据显示，有数百名到数千名中国普通民众因“六四”事件在 北京市区丧生。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伍尔泽(Larry Wortzel)周二在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网站上发文说，一名隶属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在“六四”事件发生当天告诉美国驻华大使馆，有大概两千六百人因此遇难。 另外，美联社周三重新发布的这篇三十年前的报道细数了外国记者在报道六四镇压期间的遭遇。报道说，戒严部队当晚清场期间用子弹击中了一名日本记者的脚和一名法国记者的后背。这两名记者当时都在人群当中。 此外，一名英国路透社记者被蒙住眼睛，并被扣留了六个小时。至少有六名摄影记者的设备被戒严部队没收或损毁。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和他的摄影师在直播过程中被好几位士兵干扰，之后被施以拳脚。这两位新闻工作者后来被拘留了大约二十个小时。 英国《独立报》的一名记者表示，他被一帮武警“恶棍”围殴。其中一人拿枪对准他的脑袋，命令他举起手来，之后他们就用棍棒和飞腿攻击他，直到他虚脱为止。此后，他又被扣押了两个小时才得以离开。 “六四”事件前夕，有几百名外国记者在北京报道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访华。中国政府在5月20日对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外媒被禁止与当地群众谈论他们对戒严令的看法，但这些记者基本没有理会这条采访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 图：1989年6月5日集中在北京街头的中国军队坦克（美联社）
#六四事件 #天安门广场 #戒严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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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Ping胡平
1个月前
胡平：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2009年7月） 继去年六四吴仁华推出力作《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今年六四，吴仁华又出版了一部厚达600页的新书《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此书一出，立刻引起广泛重视。作者在北美西欧举行了多场专题讲演，海外各大媒体，包括几大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和法国国际广播公司──都对此书作了专题报道。 吴仁华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八九民运爆发，吴仁华是最早投入民运的教师之一。6月3日，吴仁华受“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委托组织特别纠察队赴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镇压开始时，他就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最高层，属于最后撤出广场的一批。1990年7月，吴仁华跳海游泳至香港，然后辗转到美国，曾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现在是中国宪政协进会秘书长。 破解六四事件的若干重大问题 作者以八九民运从始至终的参与者和六四屠杀的现场目击者的身份，本着文献学家的严谨态度和专业精神，经过多年的调查考证，写下了这本《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解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有哪些部队参加了六四屠杀？执行北京戒严任务的共有14个陆军集团军，还有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空降兵第15军，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降兵军，是中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另外还有北京军区的炮兵第14师；天津警备区的坦克第一师；北京卫戍区的警卫第一师跟警卫第三师；还有武警部队北京总队。14个集团军进京兵员并非全部，进京官兵人数在20万到25万之间。 为什么要调集这么多部队？戒严部队如此之多，其公开任务当然是镇压民运，但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党内可能发生的政变跟部队的兵变。 开枪杀人的主要是哪些部队？开枪的部队一支是从西长安街进来的陆军第38军，还有从珠市口、天桥，前门向天安门南面进京的空降兵第15军。其他的部队也开了枪，但杀人最多的是这两支部队。 士兵是擅自开枪还是奉命？有没有开枪的命令？作者排除了各个陆军集团军擅自开枪的可能性，指出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开枪命令。作者搜索到11条具体资料为佐证，包括陆军第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亲笔写的东西，都提到了开枪命令，而且具体写到开枪命令是怎么接到的。开枪的时间是在6月3日晚10点钟左右下达的。戒严部队的前进指挥部设在军事博物馆，其清场指挥部设在人民大会堂。开枪命令来自军事博物馆的前进指挥部。第一个接到开枪命令的是38军。第一枪在五棵松路口打响，现知第一个死难者就是被打死在五棵松路口的。 屠杀发生在什么时间，主要在哪些地点？6月3日，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武力挺进，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计划。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1点30分，屠杀主要发生在西长安街上的木樨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天桥、珠市口、前门等地。6月4日凌晨1点30分以后，屠杀主要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一带，最惨烈的地点是位于天安门城楼东侧的南池子街南口。 在整个事件中，哪些部队表现得最恶劣最残忍？在六四事件中，最残暴的莫过于六部口事件。6月4日凌晨5点20分，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附近的六部口，大批手无寸铁的学生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正在返回校园的途中，戒严部队竟然动用坦克车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却沿着自行车道高速行驶，追杀学生，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制造这一惨案的属于坦克第一师，指挥官是罗刚团长和副团长贾振禄，疯狂轧人的坦克车编号是106.哪些部队、哪些官兵表现消极乃至拒绝执行杀人命令？他们后来遭到怎样的迫害？确有不少军人不愿对人民开枪，例如38军军长徐勤先因抗命被解除职务，后来判刑5年；第28军军长何燕然及政委张明春被降级调职，第38军步兵116师师长许峰丢掉了军职，还有更多下级军人当时官方声称失踪，其实是离开现场，受到的处罚更为严厉。 作者还对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亡情况作了考证。因为中共在六四后一直对外宣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不得已才开枪镇压。吴仁华根据自己的调查指出，在六四事件中，军警死了15人，没有一个早于1989年6月3日晚上11点，可见军队镇压在先。 吴仁华分别列出了15名死者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其中，38集团军炮兵旅的6个士兵，在6月3号夜里接到紧急命令，前往天安门广场运送防暴器材，由于车速过快在翠微路路口翻车，结果油箱爆炸，无法挣脱出来而丧生；第24集团军少尉王景生，在1989年7月4日，也就是六四镇压1个月以后，在部队巡逻途中突然病发死亡。他的死亡通知书上清楚地记载着心力衰竭是造成死亡的重要死因。第39军政治部少校，宣传干事于景禄是被戒严部队自己打死的。于景禄是在1989年6月3日晚上跟着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前进的时候，部队受到了群众的阻拦。于景禄急于想到天安门广场拍摄清场照片，不听别人的劝阻，换穿了便装，独自向天安门方向前进，结果在途中中弹受伤（戒严部队见拍照的就打），被群众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以上8人的死亡与所谓“暴徒”毫无关系。另外祇有7人之死和所谓“暴徒”有关，那是在军队开枪屠杀之后，少数民众愤怒到极点，出手打死了几个行凶的士兵。 作者特地指出，祇要军队听从民众的劝阻，停止前进，民众就对他们非常友善。例如在天坛东大门墻外，有6、7万民众把3百多官兵层层包围，祇因为这些官兵没有开枪，也不再前进，就没有一个受到伤害；相反，民众还给他们送吃送喝，还主动把途中受伤的11名官兵送往医院急救。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吴仁华这本书，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人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但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但我们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在中国，唯一能使坏人有所忌惮的就是他们的名字将记入历史，被后人唾骂。吴仁华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查出六四屠杀内幕，查出戒严部队的番号和官兵的姓名，等等，就是为了把这些人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六四事件迫使人们思考军人服从命令的问题。祇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是不够的，正像美国的军人誓词里所说的，军人也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义务。军人如果执行了不合法的命令，必须承担罪责。在美军中担任军中牧师的熊焱在《军人天职与六四屠杀》（载《北京之春》2009年6月号）一文里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清楚，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元凶。就凭六四这一滔天罪恶，邓小平就使自己名列史上最大暴君与屠夫。在这里，没有什么三七开或七三开。正像英国政论家塞西尔所说：“没有什么道德的储蓄银行，让人们可以在那里积存好事，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提取相当数目去抵消他所做的不公道的事情。” 一个医生借行医之名害死了病人，那他就是杀人犯，他就必须受到惩处。这和他是否还治好过别的病人毫不相干。所谓坏人，并不是指在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事中，坏事的比例超过了好事，而是指他做出了违犯人类道德底线的事。如果那位医生在法庭上高呼冤枉，说：“我治好过100个病人，祇害死了10个病人。我做的好事比坏事多10倍，对我至少应该九一开。怎么能说我是坏人呢？”通吗？如果一个人杀了人还不认罪，我们还要称颂他在其他方面的种种成就，对他实行什么功过几几开，让他在历史上还有个正面地位，他干什么还要去认那个罪呢？更严重的是，后人遇到类似的情况，凭什么不照此办理呢？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造成这样一种舆论，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后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了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于认可了这种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后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这就是我读了吴仁华新书后的感想。
#六四事件 #戒严部队 #吴仁华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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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吴仁华:六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原因 关于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凶狠杀人的原因，当年在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中流传着两种主要说法，一是说中共当局事先让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服用了兴奋剂，二是说许多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经历了云南省中越边境老山战区的轮战，早在对越作战中杀红了眼 。 第一种说法有很浓的传说性质，笔者早在1990年5月撰写《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一书的初稿时，就明确表示怀疑。这个说法一方面缺乏证据，另一方面与笔者的亲身经历不符。1989年6月4日凌晨4点30分至5点20分，笔者坐在纪念碑底座的最高一级台阶上，近距离目睹了冲上纪念碑底座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神态，他们显示出来的不是兴奋，而是愤怒，一种对“反革命暴徒”的强烈而不可压抑的愤怒。这应该与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政治思想动员有关，不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 第二种说法有所依据。包括冲上纪念碑底座的陆军第27集团军特遣分队在内，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确参加过云南省中越边境老山战区的轮战。而这些参战军人很粗野，也很凶狠，平时就让部队难以管理，不仅经常在云南省中越边境地区打架斗殴，而且还时常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公然闹事，连警察都不敢干涉。陆军第 67集团军在老山战区参加轮战期间，甚至发生过一名士兵端枪扫射集团军指挥机关的恶性事件，军长张志坚少将中弹受伤，军参谋长粟戎生少将及时躲入桌子底下，才逃过一劫。 从1984年至1989年，解放军七大军区奉中央军委之命，派遣部队参加老山战区轮战，包括兰州军区的陆军第47集团军，沈阳军区的陆军第16集团军、陆军第23集团军，北京军区的陆军第27集团军，南京军区的陆军第12集团军、陆军第1集团军，广州军区的陆军第41集团军、陆军第42集团军，济南军区的陆军第67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20集团军,成都军区的陆军第13集团军。此外，各大军区先后组成十三个侦察大队赴老山战区参加侦察作战。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部队中，陆军第12集团军、陆军第20集团军、陆军第26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67集团军都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其他陆军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侦察兵，基本上也都曾经以侦察大队的番号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 参加过老山战区轮战，可以说是在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凶狠杀人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毕竟在老山战区所面对的是你死我活的全副武装的敌国军人，而在北京城内所面对的则是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 笔者在研读了包括中国军方在内的许多资料后发现，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被激发了仇恨，二是立功心切。 先说激发仇恨这个原因。一方面，由于学生运动深得人心，北京民众普遍反对戒严措施，几乎所有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都遭遇到民众的强力阻拦，军民之间或多或少发生过言语和肢体冲突，以陆军第38集团军步兵第113师为例，1989年5月20日，就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与民众发生流血冲突，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在北京全民“截”兵的情况下，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不少军人觉得受了委屈，心里憋着一股气。后来正是步兵第113师部队率先开枪射杀民众，时间是1989 年6月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地点在西长安街往西延长线上的五棵松路口。 另一方面，中共当局不许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接触民众，避免在了解学生运动的真相以后产生同情，对所有进京部队实行封闭式的管理，严格规定官兵们不能私自走出驻地。在此期间，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所谓的政治思想教育，反复灌输“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的说辞，一边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进行欺骗宣传，极力宣扬所谓的“暴徒”毒打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恶行，激发军人的仇恨心理。为了突显所谓的“动乱”、“暴乱”，中共当局极力制造军民冲突，例如本来可以利用北京地下战备通道将参与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部队安全地运送到人民大会堂等地，陆军第65集团军等部队就是利用地下战备通道进入了人民大会堂，但故意让部分官兵弃地下战备通道而不用，在地面赤手空拳地向人民大会堂等地徒步开进，引诱民众予以阻拦，造成军民冲突，达到激发军人对民众的仇恨心理。不得不承认，中共当局的这一招数使用得非常成功。在六四血腥镇压行动中，确实有不少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将民众当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对待，下手毫不留情。 例如在西长安街上，一位解放军戒严部队军官二话不说，近距离，以行刑似的方式，用手枪对准清华大学学生段昌隆的胸膛开枪，将他打死。当时段昌隆手无寸铁，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希望劝解对峙的军民双方。 例如在西长安街上，解放军戒严部队官兵不放过连中三枪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吴国锋，一名士兵将刺刀捅进他的肚腹，使劲往下拉，造成长大7、8公分长的伤口，一位军官又往他的后脑勺补了一枪。 例如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南长街南口附近，解放军戒严部队不准民众救助中枪倒地的、年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中学生王楠，一位老太太跪地哭求，遭军人端枪威吓；途经的救护车被强行赶走，最终导致王楠不治死亡。 再说立功心切这个原因。事实上，这才是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的最主要原因。在开枪命令下达之前，中共当局已将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和平请愿行动定性为 “反革命暴乱”，将六四血腥镇压行动说成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开枪杀人制造了依据，同时也为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提供了立功受奖的机会。中共当局有关参战军人待遇的文件规定，：“平息反革命暴乱”属于战争性质，参与平息反革命暴乱行动等同参战，凡立功受奖、受伤致残者，均享有参战军人的优厚待遇。凡立功受奖者，国家负责优先安排工作，农村户口可以转为城镇户口。这项规定对于来自农村的士兵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而大多数士兵又恰恰都来自于农村。以陆军第38集团军为例，在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1万多名官兵中，就有8名官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有4名官兵被北京军区授予“卫国勇士”荣誉称号，有27名官兵被授予一等功，有131名官兵被授予二等功，有1311名官兵被授予三等功，逾十分之一的军人立下战功，可见中共当局为了达到镇压目的，是如何大方地奖赏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的。 由于上述这两个主要原因，几乎是所有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接到部队开进命令后，都迫不及待地杀出封闭已久的临时驻地。当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下达之时，几乎在每一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临时驻地都是欢声雷动，磨刀霍霍，官兵们的普遍心理是：终于等到了报仇和立功的机会。据现场目睹者说，1989年6月3日晚上，陆军第38集团军和陆军第63集团军等部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的机关大院举行出发前的誓师大会，全体官兵杀声震天，令人不寒而栗。对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村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士兵而言，既能报仇雪恨，快意杀人，又能立功受奖，复员后留在城里工作，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呀。例如北京卫戍区警卫第1师第 9连士兵刘加林，就是因为获得“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破例提拔为少尉排长，后来转业到公安部门工作。 —————————————- ---摘自《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事件 #戒严部队 #凶狠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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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陈光日记 （马建：陈光1988年在北京军区65军服军役，是一位戒严部队的军人，本日记是根据当年日记和后来的记忆整理而成） 1989年6月1号星期四是要“便衣”进城了，指导员和连长都证实了这个消息，只是还没有正式通知，班长不要我们往外乱说，但明显能感觉到营房里的气氛有点紧张。 指导员到排里来看， 说：“做好心理上的准备，等待通知”，然后来到我面前，我给他打了敬礼，他说：“陈光怎么办呢”，我知道他对我有些担心，从古城撤回来后我就一直消化不良，不想吃东西，拉肚子。 下午1：00军里下达了正式通知是要便衣进城了。并且各营到团里领来了便衣服装，有白色和兰色的衬衣.短袖的汗衫还有兰色的灰色的裤子。我挑选了白色衬衫和灰色的裤子。1989年6月6号星期二6月3号上午10点：指导员决定让我来押送装枪支弹药的车。是个挂着地方牌照的公交车，有个老司机开，他穿了一身兰色工作服。从射击场出发目的地是人民大会堂的西后门。 指导员一再嘱咐我在车上要镇静！保持自然的表情。有人盘问就说是公交车到天安门拉学生，要和司机保持说法一致。车上的枪太多了，没有我能坐下的地方，只有趴在枪上，把头露在车窗。其它的战友也都换了便衣三两成群地在苹果园地铁和公交车上出发了。 车驶出射击场时侯，看到好多战友在路边上正往车站赶。车路过古城时很顺利，一路往前开，中间有几处街道游行的学生很多，司机就故意把车往车辆多的地方挤，免得让学生单独注意到我们的车。行至西单路口时，学生游行的人比较多，路过我的车时他们还伸出了两个手指。有好几个学生还往车里看，但他们看不到车窗的下面。驶过西单路往前就看到了人民大会堂，这一带学生市民并不多，他们主要都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往右一拐300米就顺利到达了大会堂西后门。 我可能是第一个到达的运输枪支的车，后门有几个武警在值勤，没有其它部队的车进来。一个接待我的50岁左右的穿便衣的人，听我说是65军的，就叫我先把枪搬运到二楼靠楼梯的拐角处。司机在车上看着物品，我一个人一趟趟地往二楼搬，搬运了快2个小时，其它兄弟部队的人才赶到，我浑身都沾满了枪上的黄油，顺着我的衣服往下淌。6月3号下午3点：三点后好多着便衣士兵已经进入到大会堂了，为了寻找到自己的队伍，军与军之间都有标示，我们65军左肩上扎个白毛巾，而38军是右肩上扎个白毛巾。 我们在大会堂一层二层到处寻找着自己的部队，大会堂里人越聚越多了，我在三楼和65军的聚集了，指导员和连长在忙着清点人数，我们连应到48人实到45人，还有3个人没有到齐，查了几次才发现炊事班长和一个87年入伍的老兵，还有与我同年入伍的新兵没有到，查遍了大会堂所有的地方也没有找到。 这时广场上的学生已经觉察到军人进入大会堂了，在大会堂里能听到学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6月3号下午4点：到4点时，我们师接到了一项任务，和我一样，38军的一辆押送枪支弹药的车，被困在西单，而且枪支弹药被学生和市民给抢走了。我们部队就是去西单抢回那些流失的枪支弹药。在出大会堂的西门时，就被学生和市民用卡车公交车一层层地堵住了。十几或二十几排的车横一趟、竖一趟的给拦截了去路，车上全是愤怒的学生和市民。前进不了，又退不出去。所以在那里持续了很长时间，和学生发生了一些冲突，学生和当兵的都有受伤。学生还在那儿不停地演讲。当兵的怕被冲开队伍，你抱着我、我抱着你，手挽着手。这时从大会堂墙外的亚运会停车点扔来了很多砖头和酒瓶子，在当兵的头盔上劈里啪啦滚着，有的士兵脸上被砸出很多血，部队在人群中闯出一条缝，把受伤的战士抬回大会堂里。 学生这时候一次次冲击大会堂，情绪非常激昂，那天下午一些学生用砖头和酒瓶子砸人民大会堂的玻璃。他们知道解放军要管制天安门广场了。直到晚上九点左右，部队才和学生达成协定。学生让出一条路，当兵的又退回到大会堂里。 6月3号晚上十点：大会堂的一至三层都住满了军人，连楼梯上也都是人。上面下令可以原地就坐不能睡觉。因为随时都可能出发。每人发了两匣子弹，子弹要上堂，要把保险关上。气氛太紧张了，每人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楼下传来了枪声，说是38军一个士兵枪走火了，打伤了一个人。这时外面广场上学生的呼声一浪接一浪。 从早上到现在没有吃东西了，会堂里面更没有可吃的。偶然能看到几个女服务员推着餐车往军长住的地方去，军长住在东边的楼梯口拐角的地方，那里搭建了个临时帐篷，往上就通到三层大会堂的露台了。看到服务员推餐车经过，有些士兵就开始吹口哨，结果引来了整个大会堂里的士兵都吹起了口哨。女服务员不好意思地低头推着餐车往前走。好多士兵更是“嚣张”了，故意大敞着厕所的门，在里面洗裸体澡，有意识地要女服务员们看到。 更可气的是军长吃饱了饭挺着大肚子带着墨镜，身后跟着5个190身高，胸前挂着微型冲锋枪的护卫，还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兵紧跟在后面，在大会堂里走来走去的。 中间我和李干士一起去拍照片，我背着一夸包胶卷和照相机镜头，二楼三楼到处去拍，甚至到领导们指挥室里。后来我们爬上了大会堂的楼顶，一眼就看到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广场上已经沸腾了，学生们四处奔跑着，有的聚集在一起高喊着口号。这时候北京市政府戒严指挥部第一号令在广场上空播放：“广大市民和学生们，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小撮破坏分子煽动学生疯狂的攻击我人民大会堂，向我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武警战士投掷石头和燃烧瓶，致使我多名解放军武警战士受伤！现在请学生和市民马上离开广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6月3号12点：大会堂里的部队马上要行动了，一楼二楼三楼的部队都已经集结完备，士兵全副武装等待着最后命令。士兵之间互相传话说，“上级的命令，如有阻拦者可以开枪！”我心里很发慌！担心我们出去时会遇到学生的阻拦，如果我不开枪，那后果怎样呢？假如开枪了学生们一定会很惨的！我也担心在那种混乱的场合中，自己怎么能分辨出那个人是学生市民中的坏分子，这种疑虑使我很难打开枪上的保险！这时大会堂的东门已经打开了，部队分好几十个纵队从东边的各个大门慢慢往外移动。走到大会堂的台阶上时就连成了横队，乌鸦鸦静静地站在那里。对面就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像是开了锅似的沸腾！东西长安街和北京城的上空已经枪声四起，远远的能看到长安街上已经火光冲天。 6月4号1点：这时候整个广场上的电灯突然间熄灭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平静了下来，远远的能看到学生们在各个帐篷里来回走串着。特种兵以极快的速度从大会堂这边向广场包抄。我们部队也配合着开始往天上射击。借着广场上学生的帐篷里的隐隐约约的光亮看到,特种兵们手握冲锋枪以匍匐和冲刺的动作已经进入了广场,他们迅速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位置,远远的已经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我终于松了口气,握枪的手全是汗。一个多小时后广场上的灯又重新亮了。这时广场上的广播里传来了台湾歌手侯得键的声音：“同学们，我是侯得键，让我们撤离广场吧，我们没必要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了” 侯得键反复重复着这段讲话。 6月4号2点：侯得键用沙哑的声音说“同学们让我们手挽起手，到纪念碑这里来，让我们围绕着纪念碑正转三圈，倒转三圈撤离吧”。广场上的学生已经开始往纪念碑中心地带聚集了，从城外赶来的装甲车部队已经从东西长安街上开来。我们和特种兵也逐渐的向里合拢，特种兵们走在最前面，开始逐一清查每一个帐篷。 6月4号3点：学生围绕纪念碑的周围高唱起国际歌。然后逐渐向广场的东南角方向撤离。在东南角学生和武警发生了冲突，远远能看到武警组成的人墙拿着盾牌和警棍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我和李干士拍照的地点依然是在我们部队所处的广场西北角这个位置。东西长安街上靠金水桥边的马路上已停满了装甲车部队，车头冲着广场等待命令。 6月4号4点左右：装甲车部队开始向广场开动，一开始推倒的是自由女神像那巨大的雕塑。紧接着就是把学生们遗留下的帐篷和物品推成象一座座小山一样。瞬间装甲车遍布了整个广场。 6月4号5至6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时，北京上空下起了小雨。整个天安门广场狼烟四起，到处是没有燃完的灰烬，一滩滩黑水到处流淌着。洒落在雨水中的物品有纸箱子、衣服、被子、食物、报纸、成堆的自行车还有很多学生遗留的笔记本。我留下了几个学生的笔记本和胶卷放在背包里，其它的物品李干士不让我检。他说全烧了它，纪念碑周围的底座上全是学生写的标语和画的邓小平李鹏的漫画像，几乎看不到大理石的白色了。 6月4号7点左右：7点钟后我和炮连连长还有5个战士，去值勤时才看到大会堂的一层几个大厅里躺的全是受了伤的军人，他们躺在地板上，好多人浑身是血，也有的大腿和胳臂好象是断掉了，部队的医务人员正在忙着给他们用白纱布包扎着伤口。有的重伤员,医务人员临时用大会堂里的屏风，把他们圈了起来。我们值勤从大会堂里出来,穿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纪念碑周围到处是学生仍下的标语横幅,雨水把标语上的笔墨色和纸的红色浸泡了下来,黑红色的污水顺着纪念碑的台阶四处流。往南面走学生的物品堆的象山一样高,火焰加杂着雨水发出吱吱地叫声,在一堆没有燃尽的纸箱子方便面和被褥的混合堆里,我看到了一个女孩完整的头发,发梢处一根紫红的皮筋缠着,我有点疑惑，这头发像是齐齐的剪下来的。往东走再往北走,在纪念碑的北面约200米，看到一辆军用车里押的全是“暴乱分子”，几个士兵在用枪托砸一个人。往西走到西长安街上，路两旁的树已经被烧光了，路障被撞的七零八散，路上全是烧焦了的军车，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还在辟里八嚓燃烧的火焰。 整个天安门一下子安静了。到处是全副武装胳臂上扎着白毛巾的军人，装甲车部队停满了东西长安街，一架架直升机降落或起飞在天安门广场…… ---马建：画家陈光二十五年前是一位戒严部队军人 图：陈光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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