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

朱韵和
1个月前
吴德:1976年天安门事件高层决策内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 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看热闹的人很多,也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会议继续,12点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分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图: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天安门广场的人群
朱韵和
3个月前
“红鲱鱼”-深入北京的荷兰间谍--德国之声 20多年之久,他作为荷兰马列主义党总书记,出入北京最高层,还领取中国给的费用。然而,据最新披露,他这个党竟是荷兰情报机构一手捏出来的。而他是西方情报机构一条忠实的“ 鲱鱼”。 假如你看到彼得.博维(Pieter Bouvé)在荷兰海边参德伍尔特他的花园旁 散步,嘴里哼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你绝对想不到,这个老头当年竟然是国际上一个重要人物。 前荷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情报部门负责人弗里茨.霍克斯卡的回忆录最近披露了一段惊人的历史:当年的“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LPN)不是一个真实的政党,而是荷兰国内情报局(BVD)的一个掩护组织。当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尔森(Chris Petersen)的博维曾是该“党”的总书记。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野心的数学教师。 尽管他是个假总书记,但他对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专为他设的国宴和那些递给他的塞满现金的信封还是难以忘怀。他深情地回顾:“中国共产党拥有非常出色的厨师。” 只有一次,博维真正感到了说违心的话是多么痛苦的事情:1989年6月,当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大屠杀时,他不得不郑重地宣布“党”的观点: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恢复公共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当时,博维的情报每一份都抄送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人把他的行动称为“红色鲱鱼”。荷兰情报机构给的代号则是“蒙古行动”。荷兰国内情报局建立这个假党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的高层信息。 化名为彼得尔森的博维是座落在海牙威廉洛德维克路的红色中国大使馆的常客。在这里,每次告别时博维也能拿到一个装满了钱的信封。这笔钱指定用于编辑和发行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机关报“共产党人”。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后期,博维这个骗人的荷兰人共前往北京25次。多年的接触使他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稠密的朋友和关系网。由于博维的出色工作,荷兰情报当局对北京高层的内幕,尤其是党内的清洗换人行动,可以说了如指掌,往往超出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德国联邦情况局的工作。 图:当毛泽东逝世时,这个假冒的左翼政党竟然还像模像样地给北京发了一封“唁电”: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们谨代表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党员和中央委员会对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敬爱的同志、你们党的主席毛泽东的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毛泽东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不可动摇地铭记在全世界工人的心中。   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令人永志不忘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主席霍赫 书记彼得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于哈勒姆
海外爆料
3个月前
🔥 诞生全新中国时!习亡命或下台 中共内部大裂变! 近日,中国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中,谈到了中国在后习近平时代如何进行转型的问题。他设想的最好前景是,民变引起整个共产党政权内部裂变,软著陆转型到共产党之后。 台湾华视推出的“三国演义”节目,是由国际政经专家汪浩主持,以及来宾日本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共同讨论的政论谈话节目。 吴国光在节目分析,如果发生习近平死亡,或者习近平下台,民变应声而起,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窗口期,推动中国走向共产党之后。 他指出,成功的可能性就在于挑动中共体制内部,使这个制度内部发生裂变。 “当有相当多的体制内人士看到了民意浩大,那么这部分人就跳船到你这里来了。 不管他是投机家,野心家也好,这都没关系。 只要站到民众这一边来,那么就可以推动政权软著陆转型。 ”吴国光认为,如果硬著陆,不仅代价很大,可能性也非常小。 因为中共政权垄断了国家机器和巨大的财富,作为民间力量,要正面与之抗衡,是不可能成功的。 吴国光提起,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变当中,也有一个软著陆的窗口期,但当局以军事镇压灭绝了这个可能性。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活动很快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 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对学生进行镇压。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已经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吴国光说,当时有很多体制内人士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要求正在加拿大和美国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来主持会议。 1989年5月21日,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等24位全国人大常委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 信中写道:“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为此,我们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 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建议召开在京常委会委员参加的非正式紧急会议。 ”胡绩伟委托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等人,请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在“建议书”上签名,当时共有57位委员联署。 吴国光表示,如果当时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来宣布李鹏的戒严令是非法的。 当时中国就有机会可以软著陆转型,就可以把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推向一个决定性的进步。 “邓小平调动这么多军队到北京来,不是完全为了对付学生,更多的是要防备共产党体系内部,从全国人大常委,从总书记赵紫阳到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到上街游行的各个机关的干部。”吴国光预想,如果明天习近平死了,中国的老百姓上街放鞭炮、喝酒庆祝,这时候新的共产党政权,是镇压还是不镇压? “如果镇压,没有人相信你还会是一个改革者”,那么无论国际力量还是国内力量都会进一步往前推动,“我们不要再受他的骗,要进一步搞政治上的变动。”吴国光说。 吴国光同时也强调,如果中国的民众、中国的异议力量,那些希望改变现行的游戏规则,希望争取权益的人,不愿意去采取行动,没有去撬动这个体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之窗,那当然也无法实现软著陆转型。 除了吴国光之外,其他外国学者也探讨了后习近平时代的各种可能性。 自1970年代就开始观察中国发展轨迹的法国汉学家白夏告诉美国之音,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会变成一个集体领导党,并反省习近平执政时期的错误。 吴国光指出,他所描绘的这个前景,是一个社会互动的结果,是一个动态的结果。 “我们每个人做的事情,每个人说的话都有可能影响它变动,造成的结果就可能都不一样。 民间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动才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 来源:人民报 作者: 李昱
Suyutong
5个月前
2025年7月12日推特电台周末特别节目《读书》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 也没有仇恨》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之际,德国菲舍尔出版社再版了刘晓波的文集《我没有敌人 也没有仇恨》;本书的编者之一、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已挣脱8年的软禁到达德国,她必将在这里亲证自由的世界对刘晓波蕴藏于文字中的思想、人格的尊重与热爱,因此这本书的再版远超文本意义,这是给刘霞重获自由的礼物,亦是给刘晓波一个精神彼岸。 2011年该书在德国菲舍尔出版社首次发行,这也是刘晓波在海外的第一本书籍,选编了刘晓波被捕之前所著的近50篇政论、文学评论文章、诗歌、公开声明等。 文集中最重量的部分,是与刘晓波个人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的「天安门母亲的声音」,刘晓波还原1989年长安街头的「六四屠杀」历史、记录死难者和被称为「暴徒」的平民英雄;他痛斥「无论流多少血,记忆仍然一片空白」的民族、忏悔精英们的妥协……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向读者荐书时写下一句话,自由战士可以分为自我高估型和自我反思型,对于刘晓波来说,两者皆有,这让他如此真实。 我在诸多文章中看到的是一个褪去精英角色的刘晓波,对独裁者、社会问题和民众底层抗争的落地生根的敏锐观察,以及对独裁者不屑迂回的决裂姿态。他回顾西单民主墙的时代启蒙意义,反思后极权时代的精神景观;宏观探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的路径。 他敢于触及西藏、台湾独立议题和爆炸性的社会问题,毫不留情地批评中共像皇帝一样利用权力占有资源;疯狂推动民族主义,奥运金牌狂热、剥削农民和弱势群体。 他在《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文章中指出独裁者的冷血,要求当时的中共最高层胡锦涛和温家宝对剥削弱势群体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这篇文章也是刘晓波获刑11年的罪证之一。 在犀利的政论、文学评论文章之外,本书还收录了数首柔软的诗歌作品。很多是写给刘霞的小诗;刘晓波的诗歌语言有着德国诗人里尔克的哲学系风格。这使得这本书的锐利与深层人性交织,令道德感趋于完整。 德国联邦政府前人权专员勒宁告诉笔者,不能简单把刘晓波定义为单纯的政治及民主符号,刘晓波的书记录了数十年间发生在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在其中加入他的反思深度;因此他在德国是一个立体而丰富的作家、诗人和思想者的形象。 只是这位在海外被认可和赞美的思想者,在中国语境中因「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曾引发巨大的争争议;对此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表示,刘晓波从未与体制妥协,他提出的「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是一种转型思路。 郝建说:虽然现在被遮蔽,但他(刘晓波)对中国社会的思想是非常有穿透力的,包括他引起争议的「我没有敌人」,其实它是一种整个的转型思路。不管它这个转型思路被大家接受还是不接受,我认为在中国的社会,刘晓波很多的思想,包括《零八宪章》的意义、包括「我没有敌人」的说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放大。 《零八宪章》的联署人、目前旅居美国的学者徐友渔呼吁在众声喧哗的时代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刘晓波的书和了解他的价值取向。 徐友渔说:人们怎么对待他(刘晓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他起的作用有多大。后面的人有责任去发扬光大他的思想。 我想在此原封不动的重复刘晓波的这段话: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或许在刘晓波所有的文字中,会寻找到刘晓波舍身成仁给我们的关于宽容、自由的答案。 刘晓波:作家、文学评论家、人权活动家;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北师大文学博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2008年因参与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签名遭捕,后获刑11年;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被肝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