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朱韵和
1个月前
吴德:1976年天安门事件高层决策内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四人帮”对周总理逝世后的悼念活动压制得很厉害,要求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送花圈,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 从3月30日至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次超过了一百万。群情激愤,但秩序井然。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群中发生 争执殴斗,公安局也有很多同志受伤,冲击得很厉害。事态严重起来。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叶帅、先念同志好像没有参加,毛远新列席了。华国锋同志主持会议。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我汇报了情况。我说:送到纪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个,共有140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花圈是不写单位或冒充其他单位名义送的。看热闹的人很多,也有坏人带着一帮打架的人也来送花圈。我错误地说,送花圈较多的单位也是问题比较多的单位。当时,政治局的同志并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会议还没有散,《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给姚文元送来一张纸条,说在纪念碑西南侧有人发表演讲骂江青。 江青暴跳如雷,用手指着我质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为什么允许反革命讲演?这个反革命分子要马上抓起来,这样的人不抓有右倾。” 我当时只好站起来检讨了几句。然后,我就出去打电话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吴忠,吴忠说的确有人演讲骂江青,现在围听的群众很多,不好处理。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吴忠的意见,但没有获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不久吴忠来电说,那个演讲的人已抓起来了。 会议继续,12点过后,江青说:“清明节已经过去,清明节的悼念活动应该结束,你们完全有理由向群众解释清楚。现在就动手,天亮前必须把花圈全部送八宝山。” 4月5日凌晨,大部分花圈被运走了,只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园。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愤怒的群众冲击了人民大会堂。接着发生烧汽车、砸自行车、追打外国摄影记者、烧指挥部小楼等情况。我当时要求立即调救火车前往灭火。这个小楼是卫戍区的房子,里边存有枪支弹药,很容易出危险。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以后我才知道是“四人帮”特地安排的。大家目睹了广场发生的事情。张春桥竟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同志,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邓小平同志一言不发。 开会中,毛远新拿着毛主席的几个批示的条子传达。我记得毛主席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 王洪文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提出,要调十万民兵。 我说,现在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调不来这么多。当时北京市负责民兵工作的书记倪志福说:最多也就是两三万人吧!我又说:广场上的人比能调动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广场情况会更加混乱。 张春桥说:用广播的办法动员群众离开现场,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江青用手指着我说:你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你怕什么群众?应由你出面讲话,动员群众离开,把你的讲话录音,放录音带。 根据政治局的意见,我写成了《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政治局会议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8时出动民兵。 我和倪志福同志离开会场到卫戍区,同吴忠同志商量了出动民兵的事。我们三个人都很怕发生流血事件,吴忠更明确提出了要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三个人当时商定:我和倪志福在卫戍区,吴忠去历史博物馆现场指挥,由他把握出动民兵的时机。 晚上8点钟,华国锋、陈锡联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动民兵。他们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观察形势。 我与吴忠在电话中商量怎么办,吴忠还是坚持说:广场上有几万人,现在不能出动。我们商量好几条不能马上出动民兵的理由。 晚上10点半,华、陈又打电话催问,吴忠命令把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部打开,并再次广播我的录音讲话。催群众迅速离开广场。 晚11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吴忠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可以出动清场了。” 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民兵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分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 4月6日,天安门广场就戒严起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刊上说在天安门事件中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等等。此后,中央曾派小组调查此事,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参加清场的很多民兵。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都说是没有死人。 图: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天安门广场的人群
朱韵和
10个月前
抢黑纱 1976年9月9日,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四,中午时分,学校接到通知,要求下午四点组织全体听广播。 下午不到4时,不仅全校师生集中到了地坪里,周边的村民也都来了。4时整,只听到广播里传来一阵阵缓慢的声音,播音员宣布说是毛主席逝世了。 一刹那,我发现很多村民哇地一声大哭,学校有两个老师也厉 声哭起来,那感觉,比他们自己家死了人更伤心。 其实我记得那时的心态,我在想,那么一个恐怖的人死了,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大家还要哭呢? 应该承认,那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对于毛泽东的死,大人们绝大多数还是感到非常悲痛,用“如丧考妣”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接下来的几天里,村子里陷入了一片持续的悲伤氛围,白天或者夜晚,走在路上遇到那些村民,很多人眼眶红红的,一说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少人就失声痛哭。 不过,悲伤归悲伤,利益的牵绊,关键时候也表现出来。 记得大约是在第二周的星期三左右,公社和大队派干部到我村来,宣布将在9月18日,也就是星期六举行悼念仪式,要求每个成年村民和已经上学的学生,都要参加。 让村民悲中带喜的是,大家意外得知,参加这次追悼大会的人,每个人将得到一块黑纱做成的臂袖。追悼大会后,黑纱就归每个人所有,政府不再收回。 这个消息,比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更快地传遍了每家每户。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极其贫穷,物质非常匮乏,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布匹都要用票证才能买到。村民们盘算着,一个黑纱做成的臂袖,至少有六寸(20厘米)宽、两尺(70厘米)长,这可以做很多的用场,补衣服,或者是给小孩做一件内衣,都用得着。假若一家能得到两块、三块甚至更多,简直可以做成一件大人的衣服了。 不花钱就可以得到这么大一块布料,有些村民在谈论此事时,悲戚之余,甚至露出了些许喜色。 不过问题也马上来了,根据政府的规定,只有成年人和上学的学生才有机会得到这块黑纱,有些人开始打主意,想把自己还未上学的孩子也报个名额,争取拿到那块黑纱。 我邻居家刚好有个孩子比我小一岁,还未上学,他听到前述消息后,连夜赶到大队书记家里,央求再三,终于得到了大队书记的认可,给他家多报一个名额。 9月18日那天,还是在学校的地坪里,全村人都集中到一起,前面主席台上立着毛主席的画像,只不过画像的上左右三方,多了一缕黑纱簇拥,大队书记还派人到山里砍了几根松枝,用白纸做了几朵花,做成一个简单的拱门,置于毛泽东画像的上方。 听着广播里传来的追悼会声音,村民们再次哭成了泪人。听完追悼词,在大队书记的号召下,到场的人向画像三鞠躬,算是完成了追悼仪式。 仪式一结束,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迫不及待地把衣袖上的别针取下,小心翼翼地拿下那块黑纱,原来,那是一块质地上乘的丝绸面料,这让村民们再次面露惊喜。大家赶紧回家,生怕有人把这块布料抢走。 正在此时,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原来,画像上那块缠绕的黑纱,居然是一块整的,大约有两三米长,围绕这块黑纱的归属,三个人在毛主席画像下当场发生了争执。大队书记认为,自己是大会的组织者,布料应该由他带回去,两名负责砍松枝扎灵堂摆画像的村民则觉得,自己做了事情,黑纱应该归他们分配。争执之中,一位老人走过来做了个裁判,三个人各拿三分之一。“咔嚓”两声剪子响,三人各自分得一段黑纱,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我至今记得,他们拿到黑纱的那一瞬间,眼里放出欣喜的光芒。 ---70后的文革——那些恐怖的童年记忆(下) 陈杰人
高瑜
11个月前
謝謝光傳媒轉載。 高瑜 :新聞改革的年代——1976-1989 內容提要 改革開放從什麼時間開始一直存有爭議。該文作者認為,應該從 1976 年華國鋒抓捕“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的新聞改 革也是在華國鋒完全主政下開始的。胡耀邦發動和組織的“真理標 准”的討論,和汪東興領導的“兩個凡是”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十 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議打垮了“凡是派”,但是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80 年代的改革並 非鄧小平和陳雲的“鳥籠經濟”之爭,而是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 阻礙了胡耀邦、趙紫陽推動的全面改革,具體打手就是胡喬木、鄧力 群。六四大屠殺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最倡狂的運用,鄧小平用人民 的流血,終止了胡趙全面改革,也包括新聞改革,致使中國今天成為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禁地,包括淪陷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世 界級重鎮香港。 非常感謝李恒青先生邀請我參加關於八十年代的研討會。正式 發言之前,我有一個建議,建議把 1976-1979 四年包括進去,因為這 四年正是為“八十年代”做政治、組織、思想準備的四年,是確定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的四年。這四年是華國鋒主政(包括十一 屆三中全會之後大權旁落,名義上的主政);胡耀邦、趙紫陽被調進 中央最高層;解放了鄧小平、陳雲、61 個叛徒集團代表的一批老幹 部;為全國絕大多數右派“正名”;為地富反壞右摘帽;也是胡耀邦 在中共歷史上發揮最重要作用的四年。 八十年代是改革的年代,什麼叫改革?鮑彤先生有一個命題: “改革就是改錯,改誰的錯?改毛澤東的錯。”政治、經濟、外交、 軍事進行全面的改錯。這一點我就不展開,單純談新聞改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