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

看到一份1980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简报,是由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联合整理的,内中披露了中共高官对毛泽东、华国锋等中共党魁的真实看法,足以颠覆中共一直以来的愚民宣传。 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的刘志汉说:老人家(注:指毛)后期就是皇帝,各省搞行宫,西湖的刘庄 占地540亩,湖中之湖,园中之园,光动力机械烧柴油一天就花2700元。铁托说他跑了60多个国家从未见过那么豪华的地方,特地延长多住了两天。上海市中心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只许他住,有200多服务人员,女的不少,选漂亮的,如同宫娥彩女。 中央党校顾问吴亮平发言提到:1949年以后,毛的生活根本脱离了广大人民。他在许多地方大修行宫。这次在杭州看了刘庄、汪庄毛居住过的地方,真是帝王宫殿的派头。不但门口不能靠近,就是水面也不能靠近。 中纪委常委曹瑛提到:1965年,我陪柬埔寨外宾到武昌,毛接见。毛说我要使整个文化界还有党政军民等,使他们半年到一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了。他是咬牙切齿地说这个话的。 中联部八局局长朱良说:毛提出要“三斗一多”。“一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增加外援,援外经费占国家预算支出的百分比,从50年代的0.8%增加到60年代的3.61%,71年至75年的5.88%,79年才降回0.81%。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梅行说:邓小平说过,大跃进的惨败是老人家的一个心病,谁要提起,他就不高兴。毛从此很少过问经济,开始大抓所谓阶级斗争。他过问了一次,就是1964年找富春、先念、一波去谈话,骂了一通,说为什么不搞三线?于是又掀起了一股大搞大小三线的高潮。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的根子是在这时扎下的。 中纪委委员、纪检室主任刘鸣九说:毛在《红都女皇》没来时,确实想让江青接班。《红都女皇》一来,感到不行了,要培养毛远新做接班人。“天安门事件”他坐卧不安,不断叫毛远新问情况。毛远新问他叫谁接班,他的意见是张春桥。毛远新说,张春桥太阴,不孚众望。毛问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直到现在,毛远新还在表这个功,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毛想让毛远新接班,又感到毛远新不成熟,这样,华国锋就接了班。 统战部副部长、周恩来秘书童小鹏发言说:毛对周恩来是采取又利用又压制的权术……让林彪、四人帮去批判斗争,以不斗倒为限,至于周恩来病重特别是逝世以后,毛毫无表示,那就已经到了忘恩负义的地步了! 朱德秘书陈友群透露,周恩来去世后,毛在自己的住处看身边的人放鞭炮,“真是令人感到惊讶”。 统战部副部长刘澜涛发言:记得有一次在杭州开会时,接北京电话,说罗瑞卿跳楼重伤,我们听了心情非常沉重,毛不问长短,毫不动容,就宣布继续开会,当时我深感寒心。他还认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次政变,超越党内路线斗争的范围,毛开创了用暴力解决党内问题的恶劣先例。1976年粉碎全国人民最凶恶的公敌四人帮,也是政变,是革命的政变,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不能不采取的革命行动。……有了党内民主,政变应该也必须避免。” 文献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朱德组组长,朱德秘书陈友群做了长篇发言,他说:“毛到井岗山后,就唯我独尊。起初,朱毛之间基本上是相安的,打仗主要靠朱。,朱总有一根扁担,常和战士们一起挑东西,士兵中议论说:‘朱德挑米上山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按:指搞女人)。’” 陈友群认为,1957年后,毛的错误越来越发展。“反右”搞了六十万,造成了大冤案。1958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完不成任务要撤职,意图是要比苏联提早进入共产主义。斯大林逝世后舍我其谁?大概要当世界领袖的决心是下定了,结果造成一场大灾难。以后又以个人名义写信,把责任推到下面,说什么不要相信那些司、局长,区、县委书记。 1959年庐山会议,因朱德替彭德怀说话,毛批朱德,回北京后,又组织高级干部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党支部。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德的工作权利。 毛还在文革中提出四个伟大,第三个里程碑,连恩格斯、斯大林也不在话下,成了马、列、毛了。晚年搞封建世袭,亲小人,远君子。生活上也很糟糕,实际上是过着帝王生活。汪东兴之流就投其所好。 在陈友群眼中,毛唯我独尊,领袖欲发展到要当世界领袖、封建帝王。他性格上狭隘、多疑,嫉妒心很强,后来发展到骄横、残暴。 ---中共高官披露内幕 毛奢侈嫉妒唯我独尊 作者: 林辉
朱韵和
4个月前
小妾和禁军 文革的中心就是四个女人:王光美江青叶群,都出来了,最后一个是张玉凤。没有张玉凤四人帮不会倒台得这么快。没有她中国甚至会发生内战。我们知道。刘邦后来宠爱戚夫人,吕后十分嫉恨。刘邦死后吕后把戚夫人手脚剁掉,扔到厕所里 。张玉凤的地位和戚夫人一样。她在毛泽东死时,要求毛泽东 给个名份。毛只作个 手势,意思是家中的东西都是她的。张玉凤是所有毛的内宠中要求最少,也是最老 实的。一直也没有什么官职,也很尊重服从其直接领导汪东兴。如果传说可信,张 玉凤是汪东兴找来的。张原是毛的专列服务员,毛一见难忘,练字时写出张的名字 。汪东兴因此把她找来。后来张玉凤得宠,总管毛泽东的内务,江青要觐见毛泽东 ,也需要张玉凤同意。这必然引起江青的嫉恨。因为张玉凤听汪东兴的,江汪之间 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在毛生前,汪东兴和张玉凤就有互相依靠,共同进退的关系 。汪东兴一直地位稳固,应该说和张玉凤的支持有关系。如果张玉凤老说汪的坏话 ,汪的位置也不可能牢靠。毛一死,江青和张玉凤必然摊牌。据传,毛死后江青去 索要毛泽东遗物。张玉凤给了她一些,张把此事汇报给汪东兴,汪东兴令张以后不 得给江青任何东西。江青再去要东西的时候,张玉凤告之汪东兴不准,江青大骂“ 汪东兴只是毛主席的一只狗”。汪之不给江青毛的遗物,因为这些遗物如果被江青 拿去,江青可以假借“毛泽东遗诏”,整肃她的敌人。汪东兴准备把这些遗物,作 为礼物,送给华国锋。经江青这么一骂,汪东兴也明白,除了拼死一搏,别无出路 。如果江青真的得势,张玉凤最好的下场,大约也就是终老于劳改农场。汪东兴的 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在所以这两个人必须作拼死一搏。如果当年戚夫人的哥哥 或弟弟当了禁军首领,可能她会收拾吕后。可惜是戚夫人没这个力量。而张玉凤有 。毛泽东在临死的时候,还是觉得江青毛远新资源不足(主要因为四五事件),没 有直接把权力移交给他们二人。而是找了个华国锋接班,让他当时党主席和国务院 总理。江青则是准备让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党主席。毛泽东本来是想让王洪文 接任党的主席,并一度让王洪文主持党中央日常事务。但是王洪文实在没有能力, 一味吃喝玩闹,上海小开气息十足。 这时发生了76年的四五运动。这是周恩来死后对毛泽东的反击。周恩来精心 策划的和毛泽东的对比,在民众心中起了作用。如果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找小老 婆,让老婆参政,给孩子接班,写书让人学习,那周毛的对比就不会这么强烈,民 众也就不会把对毛的失望,变成对周的希望;把对毛的不满,变成对周的崇敬。四 五运动发起于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变成了发泄不满的集会。这一运动被镇压了。但 是也给了毛泽东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如果王洪文张春桥接任党政领导,国内局 势难以稳定。可能马上进入战争状态。因为民众的不满等于给军人们发了一张“造 反许可证”。在这场冲突中,由于江青毛远新集团缺少军队支持,失败的可能性很 大。与其让江青毛远新就这么被人镇压,还不如找个顾命大臣,稳定局面,让江青 毛远新有一段时间,图谋自保。毛泽东也想到华国锋作为公安部长,主持对四五运 动的镇压,失去了其他的资源,必然依靠江青毛远新。华国锋的智力和资历,还不 如江青一伙,所以江青很可能驾驭华国锋。这样传位大业,或许还有可能成功。这 是毛泽东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没有张玉凤和汪东兴的因素,华国锋可能真是被迫投靠江青。因为当时势 力最大的集团,就是江青毛远新集团。但是汪东兴这时已经下定决心拼命。他马上 吓唬华国锋,告诉他江青将向他下手。因为江青并不掩饰对华国锋担任党政领导的 不满,四人帮毫不掩饰对华的反感。所以华国锋一听汪东兴的话,就信了。他们二 人地位资源都太少,必然去找叶剑英。这时陈锡联也看清形势,知道江青当政,绝 对引发动乱。那时候军队火并,胜败难以预料。如果想国家稳定,只有解决江毛二 人。这时汪东兴是关键人物。他对华国锋说,毛远新从沈阳调来两个师,已经到了 山海关,准备解决他。经这一吓,华国锋下了决心。应该说这时是“狭路相逢勇者 胜”,一个拼命的胜过十个犹豫的。汪东兴就是这个拼命的。他动作快,下手狠。 其他人,包括江青,都在举棋不定。有了华国锋叶剑英首肯,汪东兴马上行动。四 人帮就这么解决了。应该说当时党内以江青毛远新实力最强。但是靠汪东兴的努力 ,把叶剑英华国锋拉上了,以前被毛泽东镇压下去的势力——老干部们,突然成为 了资源。捉拿四人帮的时候,没有人手软,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五十几年的历史 ,和全国人民,支持着他们。 ---"毛泽东对周恩来——共和决战(上)"  ·方丈· 图:1969年毛泽东来到天津视察,休息时与汪东兴、张玉凤合影
朱韵和
9个月前
刘野山:越战真相 共军受惨烈“教训” 中越战争是中国对越南发动的战争,是邓小平力主并迫使当时的领导人华国锋同意的战争。战争的军事目的是援助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政治目的则是教训一下投靠苏联、驱赶华侨的越南政府;时任军委副主席的邓也有自己的目地,就是检查一下自己能 否指挥动军队,因为他已经决定取代华国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军队只能用于保家卫国,我反对用战士们的生命和鲜血去达到任何其它目地。 这是中共建国以来打得最窝囊、最没水平的战争。 我对朋友们说,在外交上,最忌讳锋芒外露,口出狂言。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讲,讲也要采取哀兵政策,博得人心。这方面邓小平远不如周恩来。邓小平在1978年底访问美国,向白宫和国会领导人通报了中国将“教训”越南;1979年2月初邓访问日本,也向日方高层作了同样的通报。 战争还没有打响,中国对越南的“教训之说”就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因为“教训”常常是强者对弱者、老子对儿子的口吻,放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有以大欺小霸权主义的架势。 1978年12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东线广西军团总指挥,下辖5个野战军、3个炮兵师等;调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担任西线云南军团总指挥,下辖4个野战军等。整个前方配备兵力达56万,参战和支前民兵民工达百余万人。并于8日下达了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决定和命令。为了防止苏联出兵援助越南,军委命令“无论战果如何,共军攻克高平和谅山后不得恋战,即行撤回”。又任命李德生为北方战区总指挥,辖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军区兵力。 对越作战的指挥中心设在北京西山,总指挥是邓小平,副总指挥是徐向前。2月17日共军在500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突袭。越南虽有准备,但准备不足,认为中国最多是当年打印度的规模,但没想到来势如此之大,火力如此之猛。越军正面对抗中国的主要是四个师(3师、346师、316A师、345师)和一些地方部队。 1979年2月20日,共军攻克老街(省会)。23日,攻克谅山门户同登。25日,攻克越北重镇高平(省会)。3月4日,攻克谅山市(省会)。河内陷入混乱。3月5日,我国发表了撤军声明。越南政府发布全国总动员令。3月16日完成撤军行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告一段落。 这场战争打得极为惨烈,用血流成河来描述这场边境战争决不夸张,越军抵抗顽强超过预期。到底是谁受到了“教训”很难讲。我当时有条件看到发给省军级高级干部的“战情通报”,对共军的“教训”有深刻印象。 1、共军仍然沿用朝鲜战争的“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同战火洗礼的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文革期间部队光突出政治,很少军事训练,战士不会打仗,军官不会指挥,且缺乏山地、丛林战与夜间战斗的训练,装甲部队和步兵不能协同作战,为此出了巨大代价。共军某营有一次遭遇越方9人游击队骚扰性伏击,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队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严重伤亡。 战争到底死了多少人,双方都没有公布数字,战争结束后叶剑英、李先念等有个内部讲话,我记得我方死亡4万8,越南死亡也是4万8,但我方全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包括支前抬担架的民兵),越南则包括被我打死的所谓民兵(包括妇女、老人等)。言外之意得不偿失。 1982年,我到云南边境考察边境贸易,当地一个乡长向我介绍,该乡处于越南三面山势的包围,山很陡峭。战争开始,共军在炮火掩护下向越军阵地发起进攻,战士很勇敢,冲锋号一响往上冲,一个连一百多人,退下来只剩二三十人。再换一个连上去还是大部分牺牲。最后攻下山头,发现上面只有二十多个越军。 他组织民兵抬担架,满山坡都是共军战士的尸体,惨极了。该乡长告诉我,这些烈士就埋在他们县里的烈士陵园里,给家里的抚恤金才3000元,命不值钱啊!过去每年清明当地政府都要有纪念活动,他们的亲人也会来这里扫墓。现在中越关系好了,就没有人再想到他们了。 2、共军采用机械化部队穿插包围,但忽略越南北部全是山区及热带雨林,不利于装甲部队作战,加上敌人设置的地雷等障碍,某师原计划一天穿插到位包围高平守军,结果四天才到位,越军主力早就跑了。 越南装备的苏军以及缴获的美军反坦克武器很容易击毁共军的坦克,有的坦克突击时步兵跟不上,坦克损失很大,二百多辆坦克被击毁。最愚蠢的做法是共军步兵随同装甲部队穿插包围时,为了避免从坦克上掉下来,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坦克上,有的坦克上绑了二十几人,结果遇到伏击不能及时下车作战,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的战士没有解开带子就被打死。有的被击毁的坦克,上面绑着四五个牺牲的步兵战士。 到处都是越军布下的地雷,共军排雷设备不足,战场紧急就用人体排雷,牺牲很大。共军通讯设备落后,各友邻部队相互联系配合不好,被友邻部队炮兵误伤的情况时有发生。突出的是后勤部门措施不及,面对意想不到的大量伤员,往后方运送不及时,医务人员不够,救治不力,伤员死亡很多。 3、没有意识到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的区别,对越南人民战斗意志估计不足,吃了很大亏,“战情通报”有详细报道。有的战士把俘虏的越军士兵背下阵地,没想到越军士兵趁我战士不注意,拉响了战士身上挂着的手榴弹同归于尽。有的越军重伤员手被打断,我方战士背他,他用牙咬掉我方战士的耳朵。越军地方部队有很多女兵,被共军俘虏后,押送的战士放松警惕,结果被女兵夺下冲锋枪一下子打死我七八名战士。后来上面下令,不抓俘虏,统统打死。因此除了战争的前期共军抓了越方不少俘虏外,后期抓的就很少了。 越南是全民皆兵,你打到人家国土,人家能不同仇敌忾吗?我记得“战情通报”有这样一个例子,共军大部队在行进中,突然有迫击炮弹落到队伍中。派队伍搜查,只见到地里有一些越南妇女劳动,搜不到任何敌军。共军继续前进,结果又有炮弹落下来,伤亡很多。后来发现,这些妇女都是民兵,她们把迫击炮藏在地里的土坑里,上面用斗笠盖着,趁你不注意就开炮;你来搜查,她们再把武器藏起来,若无其事在劳动。后来上面下令,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 我的小学同学当时是团长,他回来后告我,共军因伤亡太大,杀红了眼,上面下令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的焦土政策,其残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破坏程度远甚当年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和当年日本鬼子的区别就是没有强奸妇女。“战情通报”也报了类似情况,如越南的煤矿主要集中谅山地区,许多是我国和苏联援建的,共军撤走时全部炸毁。老白姓的房屋全烧掉,鸡鸭猪牛等都打死吃了。打下城市后不但炸毁所有的房屋,连电线杆都炸掉,能搬走的设备包括铁路上的铁轨都拆回来了。 4、在游击战方面,共军原来是老师,越军是学生,作战时却发现学生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已经大大超过老师。毛泽东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应用的比我们还好。越南山区天然溶洞极多,加上几十年构建的工事,几乎是洞连着洞,如同地宫。越军一旦抵抗不住,就化整为零钻入山洞,等共军大军过去后,再钻出来打游击,杀害我后勤人员,造成我后勤补给的极大困难。 叶帅讲话曾提到,分割包围越军三个师,结果一个师级干部也没有抓到,很遗憾。敌346师在高平被我打垮后,共军监测到敌师指挥部就在我占领区,我方调动大批军队像梳头般地搜索,就是没有搜索到。后来把可能藏有越军的山洞全部炸毁。 共军密度很大,几十万军队,分布在狭小的战区,唯一的几条道路挤满军队,为此互相还发生冲突。我同学说,晚上宿营,周围山坡都是友军,这时越军特工部队冒充共军(会说汉语)混进来袭击,造成很大伤亡和混乱。 5、当时中共军队的军服没有军衔,指挥官都是四个口袋,战士只是两个口袋,部队被打散后,谁来指挥以及是否服从都成了问题。有的部队指战员牺牲后,新调来的指战员,战士不认识,也很难指挥,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中国军队遭受伤亡的原因之一。 6、有些部队士气低落,毫无战斗意志。第50军448团遭遇越军,退路被切断,团部不负责任地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结果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共失散542人,丢失各种枪支407枝,其中200多人被俘,包括团参谋长、营教导员及十多名连排长。有的干部带领连队集体投降。某部队一个连队,行进中遇到二十多人的越军小股部队,结果指挥官扔掉部队自己跑了回来,还造假自残住进医院,部队基本被越军打光。 战争初期提出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中国的小兄弟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在越军的进攻下垮台了。问题是,中国士兵值得为这样的政权流血吗?越南战后更加疯狂排华,华裔官员被解职、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大批华人被驱逐,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死者不计其数。 共军不但没有打出军威,反而暴露了太多的问题。台湾的国防部长说:以解放军在越南的表现来看,我们保卫台湾不成问题! 战后邓小平成功获得了党、政、军大权,华国锋被赶下台,但却开启了长达十年的边界战争,中越边境成了练兵场,各野战军轮流上阵。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把战争作为练兵场?儿戏一般! 一场战争下来,过去的中共对越援助不但被一笔勾销,我们得到的却是几万中国军人的坟墓和一个号称世界第四军事强国敌人。
朱韵和
11个月前
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令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受到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 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 “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 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 作者丁凯文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 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资深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 ---华国锋是破坏中共政治规矩第一人 秋石客
在问及她华国锋的看法时,王纯直摇头,说老华敢抓江青,一开始我们看好他,结果不是那么回事,他骨头太软,不敢担责任,没有政治家的风范,纪挨批的许多事是华让纪做的,华却不表态。她扳着手指头说,当时老纪、东兴、吴德、锡联、永贵、桂贤挨整时,他如果坚决顶住,联合起来对邓下手,历史就会改写 ,因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如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陈永贵、吴桂贤等都是支持华国锋的,叶剑英也能算半个。(笔者注:邓先稳住华把支持华的人搞下去,把他的人扶持上来,然后聚集力量把华搞了下去。)华上了邓清君侧的当,最后下台是必然的,政治家没有铁腕不行。我说如果当时联合起来反对邓,会不会血雨腥风啊?她沉思了片刻说,改写历史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付出才有回报。 在问及她抓江青等人时,抓江青我们是高兴的。主席走后政治要突变我是有感觉的,每天提心吊胆,抓江青等人后半夜被开会,王纯还讲了抓四人的过程,大意是华国锋、汪东兴首谋,吴德、李先念、叶剑英、吴忠、陈锡联、纪登奎先后入围,忠实执行者还有张耀祠。当我问及为何采取宫廷政变解决而不开会解决时,她说开会不行,支持江青人多,江青倒是想开全会光明正大解决,没想到老华、老叶来阴的。还是主席看得准,她不懂政治。 ---“秋石客”:《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
华国锋向李海文回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毛主席逝世后,9月10日就开始考虑。——《华国锋何时约见李鑫》(《百年潮》2013年第02期) 9.11,毛主席去世第三天,守灵的华国锋借口去北京医院看病,去李木匠时住处,找他谈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代表华去见叶帅,征求叶帅的意见。 李先念之女 在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的文章里写到,华国锋问爸爸:“对那几个人,你看怎么办?”爸爸说:“你的看法呢?”华国锋说:“我现在想问你的看法。”爸爸试探了一句:“开会吧?”华国锋说:“不能开会,要抓人!”爸爸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李先念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9.25,叶到东交民巷15号苏铸家,两人长谈。苏铸提出:“采取断然措施,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公布罪证。”叶表示完全支持。 9.26,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 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映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吴表示坚决支持华的决心,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吴德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半票是指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华国锋、李先念向吴德分析和估计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把握。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几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炎黄之家
高瑜
1年前
謝謝光傳媒轉載。 高瑜 :新聞改革的年代——1976-1989 內容提要 改革開放從什麼時間開始一直存有爭議。該文作者認為,應該從 1976 年華國鋒抓捕“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的新聞改 革也是在華國鋒完全主政下開始的。胡耀邦發動和組織的“真理標 准”的討論,和汪東興領導的“兩個凡是”派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十 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議打垮了“凡是派”,但是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凡是”)代替了“兩個凡是”。80 年代的改革並 非鄧小平和陳雲的“鳥籠經濟”之爭,而是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 阻礙了胡耀邦、趙紫陽推動的全面改革,具體打手就是胡喬木、鄧力 群。六四大屠殺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最倡狂的運用,鄧小平用人民 的流血,終止了胡趙全面改革,也包括新聞改革,致使中國今天成為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禁地,包括淪陷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世 界級重鎮香港。 非常感謝李恒青先生邀請我參加關於八十年代的研討會。正式 發言之前,我有一個建議,建議把 1976-1979 四年包括進去,因為這 四年正是為“八十年代”做政治、組織、思想準備的四年,是確定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的四年。這四年是華國鋒主政(包括十一 屆三中全會之後大權旁落,名義上的主政);胡耀邦、趙紫陽被調進 中央最高層;解放了鄧小平、陳雲、61 個叛徒集團代表的一批老幹 部;為全國絕大多數右派“正名”;為地富反壞右摘帽;也是胡耀邦 在中共歷史上發揮最重要作用的四年。 八十年代是改革的年代,什麼叫改革?鮑彤先生有一個命題: “改革就是改錯,改誰的錯?改毛澤東的錯。”政治、經濟、外交、 軍事進行全面的改錯。這一點我就不展開,單純談新聞改錯。
华国锋说:“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余都要听中央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中央警卫局的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中央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中央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开会时,警卫员把首长护送到会议地点,第一件事就是向驻会警卫交枪,存放 起来,首长开完会再来领枪。”(《听华国锋讲不为人知的往事》) 我们来翻译得更直白一点: 第一,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不归他们保卫的首长管,即便首长是正国级高官,而他们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他们只听命于中央警卫局。如果中央警卫局下令抓捕他们保卫的首长,他们的枪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准目标。 第二,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同时负责监视首长的行踪,并及时报告给中央警卫局。 第三,首长离开住所或办公室,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等地方开会时,警卫必须在会议地点交出手枪,留在警卫休息室待命。而首长在会场内的命运,由中央警卫局的会场警卫掌握。如果中央警卫局下令会场警卫抓捕某个首长,他们将立即照办。 所以从这个层面看,中央警卫局可就不是个单纯的安保机构了。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让他的亲信汪东兴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这样,当时中共最高层官员,全部处于汪东兴领导的中央警卫局的严密监控下。 邓小平在“文革”结束重掌大权后,没有担任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但他担任了中央军委主席,把军权,也就是枪杆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邓小平把原隶属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改划到自己掌控的中央军委,中央警卫局局长由他的亲信杨德中担任。杨德中还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以掌握那里的动态。 邓小平通过这种手段,将陈云、杨尚昆、习仲勋等中共元老,以及前后两任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个人安全,掌控在自己手心里。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高官都不敢挑战邓小平。 邓小平死后,江泽民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把中央警卫局从中央军委重新划归中央办公厅,从此至今,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变。 ---作者: 【百年真相】节目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