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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 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时,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 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仆”、“严于律己”著称于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份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笔者当时把胡绩伟先生讲述的这一段向李锐先生求证,李锐先生好象是说了一句“陈云这个人很不真实”,,, ---李锐先生眼中的习近平(高新) 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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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赵紫阳提出请假休息 五月十九日上午,赵紫阳提出要会见邓小平,并提出请假休息。邓小平通过办公室主任王瑞林作出答复:“已作出决定的事,不能凭个人意志去否定、改变。请假休息,随意,不勉强。” 五月二十二日,陈云、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与邓小平会见,部分政治局委员列席在座。众老人就局势的发 展表示忧虑。邓小平表示:“事态恶化到这种程度,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但也不必忧虑。如果事态不能好转,我们只有采取平息措施。”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分别有八十多名和一百二十多名党政军‘老人(以中顾委委员为主体)给邓小平写信,要求迅速平息政治风波,恢复社会主义正常秩序。 五月二十五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由李鹏主持,从上午九时开到下午七时,对北京局势恶化以及全国一些大城市发生暴乱事件,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平息,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意见和决策。 邓调江泽民到政治局参加领导工作 五月二十六日,邓小平接受政治局、中顾委的委托,召开了政治局、中顾委联合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 一、赵紫阳对事态的变化,要负青任。 二、动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已演变成反革命暴乱,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经查证,有外国(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卷入,也有境外人士卷入。 三、政治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统一步调,是采取坚定措施、平息暴乱的时机了。 四、建议调江泽民到政治局参加领导工作。 五月二十七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由杨尚昆宣布:经政治局讨论决定,停止赵紫阳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审查;停止胡启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邓小平“六·四”言行录(部分) ·黎自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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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2个月前
陈毅在《陈毅军事文选》中,谈到红军如何筹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万元,余此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 ,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地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 ---心直口快?“好同志”陈毅出口“雷”人 作者: 徐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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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在强制计生一胎化问题上的表态 1979年10月15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客人时说:“人口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把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凡是保证只生一个孩子的,我们给予物质奖励。”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中说:“我们一定要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订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包括法律的和经济的办法,鼓励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 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 1979年6月1日,陈云对上海市负责人谈话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 《陈云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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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在整个逮捕江青等人的过程中,对先后次序,个人重要作用等社会上说法不一,根据我个人分析,加上一些知情人所述,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 华国锋是主谋,叶剑英是后盾,汪东兴是主办。 参加第一人为华国锋,第二人为吴德,华国锋最早和吴德密谈此事。第三人为李先念,是吴德建议华国锋找李先念谈单独 谈话。第一次有第三者参加的会是华国锋,吴德和李先念,李先念提出要有叶帅参加,经同意后由李先念出面先谈,李先念完成了任务,因此叶剑英是第四人。叶剑英提出抓江青等要有汪东兴参加,华国锋答应做工作,因此汪东兴是第五人。至于汪东兴是不是最早策划人,只有华国锋清楚,按理他应排在第二位。第六人是吴忠,由吴德做的工作。第七人是陈锡联,由华国锋亲自促成。具体执行人分别是张耀祠和武振华李鑫等,他们各带一组,张耀词负责抓江青和毛远新,武振华负责抓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整个斩首行动情况大致如此。 抓捕四人帮,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华是主谋,汪是总执行人,叶是高参,以快打慢等战术据说就出自叶剑英。 事后,华国锋等采取软硬兼施办法,迫使中央政治局同意他们的既成事实,为欺骗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了两项决定,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另一项是违背毛泽东和江青生前约定死后埋在香山的意愿,在天安门广场盖毛主席纪念堂。从此,华国锋当了短命的英明领袖。 华国锋掌权后,提出抓纲治国路线,继续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试图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但由于他的低能和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未能如愿。为保住自己英明领袖地位,他不断地向反对文革势力让步,不惜牺牲其死党汪东兴,吴德及拥护他的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和吴桂贤等,结果在资深的政治家邓小平面前,一败涂地。 ---华国锋是破坏中共政治规矩第一人 秋石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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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华国锋向李海文回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在毛主席逝世后,9月10日就开始考虑。——《华国锋何时约见李鑫》(《百年潮》2013年第02期) 9.11,毛主席去世第三天,守灵的华国锋借口去北京医院看病,去李木匠时住处,找他谈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代表华去见叶帅,征求叶帅的意见。 李先念之女 在纪念李先念诞辰100周年的文章里写到,华国锋问爸爸:“对那几个人,你看怎么办?”爸爸说:“你的看法呢?”华国锋说:“我现在想问你的看法。”爸爸试探了一句:“开会吧?”华国锋说:“不能开会,要抓人!”爸爸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李先念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9.25,叶到东交民巷15号苏铸家,两人长谈。苏铸提出:“采取断然措施,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公布罪证。”叶表示完全支持。 9.26,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 晚,国务院小礼堂电影放映完后,华国锋留下李先念和吴德,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实施方案。吴表示坚决支持华的决心,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吴德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半票是指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华国锋、李先念向吴德分析和估计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没有把握。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几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 ---炎黄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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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3个月前
华国锋倒台之后,中共党内的实际一把手和二把手无疑是邓小平和陈云。邓小平不住在中南海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当时的台前表面上的一、二把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住在中南海里,家在中南海深处的只有陈云和李先念。与李先念在中南海的家相比,陈云的家无论是面积还是档次都要高上好几个数量级,扩建和装 修的开销在当年都堪称天文数字。 王若水先生说,当时中纪委内部对此事议论纷纷,时任中纪委第三书记李昌把“党内群众反映”委婉地转达给了陈云,从此招致陈云的记恨。 胡绩伟先生顺此话题谈起自己女儿和陈云的女儿有过交往,一次应邀到中南海陈家作客,陈云女儿主动问胡绩伟的女儿“要不要见我爸爸?” 胡绩伟女儿回家后向胡绩伟描述说:她和陈云的女儿被秘书引着转了好几圈,进了好几道院门才达到陈云本人的住处。终于知道什么叫“深宅大院”,深不可测,让人直觉得瘆的慌。 接着,胡绩伟先生又说起了陈云另一项“搞特殊化”的例子。说的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 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只能从廖志高下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 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殊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是,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对他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 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 当时的陈云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状告中纪委第一书记搞“生活特殊化”,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更何况陈云生前向来是以“生活简朴”、“严于律己”著称于党内,把福建省给他的特供服务暴露出来,岂不是令人联想起当年在陕西华清池中享用广东新鲜荔枝的杨贵妃? 所以,深知此事分量轻重的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政治仕途设障。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由陈云亲自委派的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嗅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 共产党中央的纪委要处理下面一个地区的领导班子问题,无论问题的性质有多严重,至多派出工作组前往调查,在有了处理结果后,或是内部通报;或是把处理结果在党报上公布。而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后。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借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 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此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不过,也就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当时一直是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经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于陈云。 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于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 ---中共高官典型陈云廉洁背后的“特供” 作者: 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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