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

2天前

王贵成：从周总理的反常行为探寻林彪叛逃真相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稍后的一天，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了现场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已死。这时候一件反常的事情发生了，周总理竟然大哭起来，这是曾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在对纪登奎的采访笔记中透露的，下边是纪登奎的回忆：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民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国务院业务组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地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最反常的事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第一次坐飞机，对机组人员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信任。据周恩来专机驾驶员张瑞霭回忆：１０月１０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访，我们接到了专机任务，以往起飞前，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他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这次报告完后，他又反复盯问：“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你们都是党员吗？”飞越长江时，我告诉总理要过长江了。“是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当他找到下面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后，左看右看觉得不放心：“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象呀。”我忙把地图递给他：“总理，是长江，没错。”他拿着图和我对了半天，才放心地点了点头。我飞了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见到总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周总理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９·１３事件的明线，即毛泽东—周总理—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却忽视了同样至关重要的一条暗线，那就是毛泽东—汪东兴、张耀祠—林彪身边的警卫参谋、卫士、司机、专机驾驶员。要知道，即便是林彪，周总理等人的警卫员，警卫参谋，汽车司机和所谓“专机驾驶员”，他们都是有组织管理的，而且通常都负有特殊使命。 ...... 由此可以推断周总理肯定知道林彪“叛逃”事件的真相，分析起来，无非有三种情况：一，周总理是林彪“叛逃”事件的谋划者、或执行者、或至少是参与者，了解内情。二，周总理不是林彪“叛逃”事件的参与者，但他是知情者，了解内情。三，周总理既不是参与者也不是知情者，但是，根据自己看到的种种现象，他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天才的智商以及对红太阳身边诸多人物的了解，判定林彪是“被叛逃”的。而从林彪死后周总理令人不解的失声痛哭、对飞机机组人员的高度怀疑，说明周总理不是制造林彪“被叛逃”事件的主谋，但周总理知道谁是主谋，周总理即使做了些什么，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林彪不是“被叛逃”，而是像官方所述说的那样，完全是因为搭乘专机的首长林彪主动故意叛逃的结果，那么周总理就不会出现这种担心。其实，周总理是在担心，即使作为专机首长的他本人不主动故意叛逃，但只要专机飞错方向，他一样会遭遇和林彪一样“被叛逃”的悲惨下场。

#林彪叛逃真相 #周恩来反常行为 #九一三事件 #政治阴谋 #权力斗争

6天前

武健华：“九一三”事件后清查林彪住地 1973年2月，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办公室的纪登奎、汪东兴提议，清查处理林彪在毛家湾的物品。此事，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执行。毛家湾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里，沿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墙里是一个占地面积1.9万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1.1万平方米。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宅，那是经过改修的新式平房，四周都环绕着一条宽阔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回廊里，在屋内上下车，既防风避雨，又有利于安全保卫。林彪占用住房四间：一间做卧室，两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专供林彪“晒太阳”。叶群占用三间：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会客室，还有一间做“学习室”。林立衡和林立果各占两小间。其他还有文娱、体育等活动场所。林彪怕风、怕光，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还挂着厚厚的窗帘，室内显得很阴森。林彪的心情和身体都比较好的时候，就到“晒太阳”的房间坐坐。这间房子屋顶很高，从顶上直到房前的窗子，都安装着进口的大块石英玻璃，能透过充足的紫外线。林彪卧室的墙上挂着温度自动调节设备，保持恒温，一般在21摄氏度左右。房间正中央，安放着一张六尺宽的大板床，因为林彪有油漆过敏症，所以这张床是白木制成的。林彪喜欢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乐器八音琴（俗称八音盒）。在林彪的卧室里放着一只雕花箱子，打开箱盖，启动开关，八音琴就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音乐。除卧室外，在会客室、书房等处都放有八音琴。我们清点了一下，林彪、叶群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了大小造型不同的八音琴有8只。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作的橱柜，里面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有青铜器皿、古瓷瓶壶、玛瑙翡翠、象牙雕件。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有仕女，有山水。当然，文物的数量远不止这些，在林家大院后进，有一条二三十米的长廊，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字、画、古玩等，总计有1000多件。在这批国宝的旁边同时摆放着一张字据：一张“文革”初期由林彪、叶群派人以“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林立果的房间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一架进口高级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去，1000米以外的树木、房屋清楚可见。此外，还有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打开A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或“分舰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音带上。另一只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电话的。像这类电话机，在海外早已有之，但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却是新鲜事物。林立果很少来毛家湾睡觉，即使人在北京，也经常待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和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他回到毛家湾，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动非常诡秘，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出入规律，他很少走前门，而是经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从后边的小胡同拐进后门，神不知鬼不觉。毛家湾的电影放映室、台球室、图书室、战备地下室和叶群用的游泳池等，这一类可供他人继续使用的场所，清查处理时均保持原样未动。清查处理小组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如下处理原则：凡属林彪的礼服、勋章、奖状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重要物件，一律转送党中央有关机关存储；凡是“借”来的文物古玩等均查清来源，完好地归还原主；凡搞不清来源底细的各种高档字画、古玩等物件，均移交故宫博物院酌处；有些有价值的唱片与音乐磁带以及林立果搞来的各式各样的新技术产品，分别移交中央有关部门如文化部、公安部等单位参考使用；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废品杂物统由机关事务部门处置。经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等工作后，我们在1974年的春天办完了这件事情。1977年3月，毛家湾林彪住地移交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使用。注：武健华，时任8341部队政委。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1 条信息

#林彪 #毛家湾 #九一三事件 #清查 #文物

1周前

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 ，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页７８７－７８８）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丁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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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前

在关押期间了解的“九一三”事件黄春光（黄永胜之长子）：林彪出事后，大概是1971年10月中上旬，把我也抓起来了。我家孩子中就抓了我一人，因为我家的秘书揭发，我帮着父亲烧材料。当时，把我关在亚疗（即亚洲学生疗养院），美其名曰，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揭发黄、吴、李、邱、林、叶的罪行。 1971年底，听说要放一批人，其中有我，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没有放。我在亚疗被关了2个多月，1972年1月，把我降了一级，弄到北京军区86楼招待所，和卫戍区的一个李参谋住在一个房间。李参谋是个小负责人，只带班，不负责具体看守审查对象，他白天很少在房间里，所以这个房间就我一个人。当时，林彪256专机的机组人员，两个副驾驶陈联炳、康廷梓，通信员陈松鹤，领航员李成昌也关在这里。86楼上去以后，有一个大会议室，里面有4张床，中间有个会议桌，他们4个机组人员就住在那儿。关在86楼的还有4个女孩。其中两个是跟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的，另外两个是跟王永奎往广州跑的。白天，我们就在会议室里学习、批判，还可以打牌、下棋、聊天。正是通过和他们聊天，我才了解了林彪出逃前的一些情况。机组人员告诉我，1971年9月12号傍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时候，潘景寅就让给飞机加满油；飞到北戴河后，他又让加油。前后两次都被陈联炳阻止了，理由是没有必要加油。因为专机降落的时候，飞机的重量是有要求的。如果油太多，就要在空中盘旋，把油耗到符合降落的安全重量时才可以降落。所以，陈联炳说：“根本不应该抓我，还应该给我记功。如果潘景寅把油加满了，他们就飞到目的地了。”在我看来，潘景寅比4个机组人员、甚至比吴法宪、胡萍更了解内情。首先，他为什么一再坚持要加油？无论是从山海关飞北京，还是飞大连，都是短途，完全不需要加那么多油。他很可能是接到林立果的指示要飞广州，但林立果为什么不给胡萍打电话，而直接给潘打电话？为什么能指挥动他？第二，9月12号夜里，潘景寅为什么不睡觉？他就是在等林立果的电话。第三，他为什么不叫其他的机组人员？只叫了机械师。第四，吴法宪已经给潘景寅打了电话，明确告诉他不许起飞，潘没有执行吴法宪的命令。他为什么敢不听司令的命令强行起飞？根据他们讲的情况，我觉得，主要责任在潘景寅，机组人员也是这个看法。为这事，我还和舒云辩论过。关于“九一三”的经过，康廷梓后来写了一些文章，与我当时听到的情况有些出入，但不是很大。实际上，在“九一三”以前，我就认识陈联炳了，曾经坐过几次他开的专机，他都是机长。林彪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时，我和他见过面，还跟他聊过歼-8，所以他愿意跟我讲一些情况。不过，陈联炳没留下什么文章。后来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飞行员（即潘景寅）是好人。”我不知道邓根据什么说的。潘景寅的家属就抓住邓小平的这句话，找空军落实政策，说：“邓小平都说他是好人了，你们为什么还把他当坏人？”结果，潘景寅被定性为正常死亡，把家属安排得还比较好；倒是那些没上飞机的机组人员，全部被处理复员了，到现在生活都不怎么好。 1972年的春节前，机组的4个人就走了。大年三十，我是跟这4个女孩一块过的。春节过后没多久，这几个女孩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人了，还是和李参谋住在一起。据我后来了解，这些走的人不是放了。机组的4个人降级到空军参加学习班，那几个女孩先去了亚疗，后又去团河劳改农场参加学习班。4月份，我也去了团河。到团河以后，我就跟林办的秘书、我们家的秘书、吴家的秘书，大概有几十个人吧，在一起劳动改造。林办的秘书有李德、宋德金、张云生等；李文普和于运深没有在这儿。按现在的说法，于运深是大秘，知道的情况更多一些，所以，他和李文普一直关在另外的地方。林是不是要跑？这些人也搞不清楚，没有谁能搞清楚。李文普的证词肯定是假的，是“九一三”很久以后才出来的。他说：“林彪在汽车上问林立果，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他听到后才知道他们要外逃叛国，大叫一声：“停车！”随即开门跳了车，并说跳车时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了。实际情况是，李文普受伤后，是张清霖（林豆豆的丈夫）第一个帮他止血、包扎伤口的。张清霖是医生，他看到李文普受伤部位的衣服上有火药灼烧的痕迹，显然是很近距离发射造成的，这说明李文普是自伤。近年来，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局长说，在“九一三”飞机失事现场所发现的几支手枪，全部没有开过枪。这也是证明李文普自伤的有力证据。李文普的文化并不高，他是否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个国家都要打个问号，而林彪恰恰是知道的。1969年，中苏两国恢复副外长级的政府间谈判。林彪很担心，苏联会利用代表团来中国之际，像入侵捷克一样，对我国搞突然袭击。那天，苏联代表团的飞机从伊尔库茨克起飞后，林彪打破常规，一直没有午睡，让空军向毛家湾报告情况，飞机到哪了，飞机到哪了？一直到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林彪才去休息。所以，林彪不仅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也知道需要飞多长时间。他根本不会问“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这样的问题。林彪是副统帅、国防部长，这么高的位置，完全可以让黄永胜、阎仲川、总参作战部密切注意苏联代表团飞机的动向，但他没有这样做。林彪是本着对党、对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对苏联不放心，担心苏联会利用谈判搞阴谋。他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是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的。林彪是个军事家，打了那么多胜仗，那么年轻就当上了元帅。林为什么能百战百胜？就是因为林彪始终打有准备之仗。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对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没概念呢？他又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就算是外逃，飞机的速度是多少，航程是多少，还没搞清楚就外逃，这还叫林彪吗？林豆豆至今仍然坚持，林彪是被叶群和林立果绑架走的。 ---黄春光邱路光对话“九一三” 图:913坠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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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 #林彪 #潘景寅 #黄春光 #机组人员

2周前

邱路光（邱会作之长子）：9月17号，总理往家里打来电话。电话就放在小茶几上，那时候没有免提电话，我父亲一接电话，我和我母亲都凑在电话旁边听。我父亲接完电话，显得挺激动，扬着手，叫吃饭，嘴里不停地说：“总理保我了，总理保我了！”饭后，我们就上了西山。我父亲跟我说：“去看看你黄伯伯在不在？”那时候，黄永胜住在西山前指。我去后，黄伯伯见到我，提到“九一三”这件事，黄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地图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我父亲去后对黄说：“总理保我们了。”黄当时很冷静，沉思了一下，说：“话是这么说，文章不一定这么做哟！” “九一三”事件后，给林彪扣的帽子是另立中央，纯粹是瞎扯！林就是搞政变，也不会先到广州另立中央呀！难道林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天下，到广州另立中央，有人拥护他吗？林彪到广州另立中央，没有一个人会跟着他；即便是黄、吴、李、邱，也根本不会跟他去的。林彪怎么会那么傻？他也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政治上那么成熟、那么深刻，他怎么会在广州搞政变、另立中央？这都是瞎编的！你说他走为上计，跑掉了，还有可能；但说他要另立中央，纯粹瞎扯蛋！至于说，林彪知不知道飞机去苏联？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从法律上讲，你说林彪主动外逃，你把证据拿出来；我说林彪没有主动外逃，我也没有根据。所以，不能乱说。这里面，谨慎一些的科学分析是什么呢？一个长期吃安眠药的人，当他晚上10点多钟吃了安眠药，夜里12点会是个什么状态？你想想就清楚了。不过，从当时的政治走势判断，从主席和林彪的关系变化来说，林的举动是被毛主席逼的，他在政治上走投无路了，这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实事求是，都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才是实事求是。我讲一个例子，是卜占亚跟我讲的。“九一三”之后，总理、叶帅和张春桥找卜占亚谈话。卜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军区的政委。总理还没说话，叶帅先说了：“卜占亚，你是要林贼，还是要毛主席？”卜说：“我当然要毛主席呀！”叶又问他：“你是要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要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卜说：“我当然要我们的祖国。”叶说：“那好，很简单，一张纸，一支笔，一句话，明天老婆、孩子见面！”叶的意思非常露骨。说白了，就是让卜做一个伪证就行了。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卜占亚按照叶的意思办了，说了假话，承认了18条罪证，过几天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平调到兰州军区当副政委。丁盛的儿子去看他，说：“广州军区对你意见大了，你害了多少人啊！”包括卜占亚的老婆都骂他，因为卜占亚曾交待：是他让他老婆带着厨子去迎接林彪，在广州搞开国大典。于是，就把他老婆也关起来了。哪有的事儿啊？卜占亚听丁盛儿子讲完，就哭起来了，说18条全是假话，是被逼出来的。他到兰州军区以后，他又写了一个材料，表示自己说了假话。中央发火了，立刻免职，降成甘肃省军区副政委，从大军区副职降到副军。同时，把他的电视、冰箱都拉到省军区招待所了，连房子也没有了。为此，卜占亚又翻过来了，说自己在风言风语之下，听了一些无原则的话，思想没有改造好等等。结果，他按照大军区副职离休，让他到了西安。退休以后，跟当官没什么联系了，又开始讲真话了。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次，我跟春光参加一个座谈会。会上，有一个人说，文献研究室搬进毛家湾之前，派几个人去打扫卫生。有人在地上捡到一个小册子，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单行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林彪的批注。他很震惊，不是说林彪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搞阴谋吗？怎么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呀？结果，领导一来，就跟他宣布，个人捡到的任何东西都要交公，他就交了。 ---黄春光邱路光对话“九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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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 #林彪 #毛泽东 #政治斗争 #历史真相

3周前

证明周恩来逼死林彪对於林彪的遭遇，作为一名忠心的老部下，吴法宪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他不相信林彪反毛，不相信林彪搞政变。他在书中回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他在北京西郊机场报告周恩来，林彪叶群所乘三叉戟飞机已经飞出中蒙国界，周恩来遂下令：「绝不准有任何飞机到北京来，如果有飞机到北京来，你我都要掉脑袋！」吴法宪乃下令北空司令李际泰：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如果有飞机飞来，就拦截，并把它打掉！这些年来，许多资料显示，林彪座机在外蒙境内没有直飞苏联，而是在苏蒙边境处调头飞返中国方向，这一举动是由於林彪不想叛国，他强令飞机返回北京，但飞机着陆前就在空中爆炸起火。既然吴法宪知道「不准任何飞机飞向北京」的「中央命令」，那麽林彪坠机的真相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空军司令吴法宪知道内幕太多，所以有必要让他长期与外界隔绝，直到九•一三事件後廿九年丶他刑满十三年之後，吴法宪离开居住地济南到北京探亲还需要有关部门批准，可见中共当局多麽不希望这位九•一三事件目击者向外界吐露事件的真相，尽管事隔廿九年该案已不具政治敏感，只能作为历史学家的论题了。吴法宪在七十多万字回忆录中没有说穿这一点 ---郑义：吴法宪临终大骂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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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林彪 #吴法宪 #九一三事件 #政治阴谋

3周前

九大时闹得轰轰烈烈捧毛的“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创者原来不是林彪而是邓小平！《吴法宪回忆录》中还抖出一些大陆人民从未与闻的“旧闻”。1959年，徐海东大将给毛写信：“毛主席年岁大了，应该交班了，应该交给刘少奇。”毛接信后从此不理徐，徐只得 “长期休养”。吴法宪说向中央呈递“伍豪”材料的原来是许世友。杨成武与吴法宪当时就明白江青搞“两条路线斗争史提纲”，只写毛林江，目的是为自己日后掌权作铺垫。吴还转述林彪语：“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打响平型关战斗。但在此前，115师参谋长周昆奉命赴洛阳国民政府第一战区，领取115师的第一笔军饷三万银元。周昆见利忘义，携款逃跑，贪为己有。从此隐名埋姓，不知去向。吴法宪说“至今下落不明”。1950年代就有厦门一高炮师长逃到台湾并升了官；1965年10月出现首次“跑飞机”事件——南京空八师飞行员李显斌驾驶一架轰-5型飞机逃台；九大甚至出现非党员代表；“九·一三”后，尽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积极配合周恩来处理善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且对林彪进行揭发批判，但不仅仍打为林彪死党，且全体空军海军都被怀疑，每个机场、港口均进驻一个陆军营。后来，军以上高干因“九·一三”被立案审查的达800多人，全军牵连受审查达几十万。大渡河十七勇士之一的空军副司令曾国华中将，在“学习班”里被整死。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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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吴法宪回忆录 #林彪 #九一三事件 #党内斗争

3周前

专案组庞大 “九·一三”以前，共成立14个中央专案组，成员多为抽调的军师级干部，约500多人。周恩来半个月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大会，4、500人全部到会，从晚上八九点开到第二天拂晓，真到累得不行了才散会。吴法宪认为将彭德怀冤案的责任算到黄永胜头上是不公正的：“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账，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账呢？”“不能说牵连到我们的都是‘反革命犯罪’，牵连到毛主席的就都是‘失误’，牵连到周恩来的就都是‘违心的’。” 14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谢镗忠，“九·一三”后，只剩下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其他都被“拿掉”了。自然文革结束后，一个都没有“挺住”。 ---裴毅然：吴法宪提供的党国要闻

#九一三事件 #中央专案组 #彭德怀冤案 #文革小组 #吴法宪

1个月前

1980年，话剧《九一三事件》轰动全国，李雪健饰演的林彪受到好评。当时有人评论，这小子往天安门上一站，非吓死几个人不可。

#九一三事件 #李雪健 #林彪 #话剧 #正面

2个月前

#蹭網發推之一二一 “九一三”感懷本來正在寫"九月感懷",當然是2025年的九月。剛剛過去一半時間,中國和世界發生的新事和舊事的交織, 已經讓我按耐不住,敲起鍵盤來了。剛寫完“九三閱兵”和尼泊爾Z世代48小時革命兩小節，一位推友給我發來私信，寫了他對新世紀網站轉發我文章的讀後感，令我感動。我打開新世紀，原來是該網站重發我2013年的文章《鮑彤談林彪》，把2011年“九一三”四十週年，林豆豆委託劉家駒在北京召開“九一三研討會”，我寫的紀要為附錄，我重新讀過後，感事傷懷，“九月感懷”一文只能作罷了，改敲這篇“九一三感懷”。十幾年前兩篇文章涉及的幾位主要人物劉家駒、張清林、鮑彤都先後過世了，張清林是“九一三”的親歷者，當時只是林豆豆結識一個月的男友。“九一三”之後，兩個人一起被帶到北京西山接受審查，審查完畢，被帶到只有一張雙人床的房間，被告知:“要麼你們結婚，要么永遠不得見面。”為保存對“九一三”的見證，就這樣張清林成為了林彪女婿。劉家駒是解放軍出版社選定的《林彪傳》的作者，後因採訪李作鵬，被李檢舉“要為林彪翻案”，致使傳記創作流產。但是他把蒐集到的大量素材提供給軍隊創作員張正隆，成就了《雪白雪紅》的出版。鮑彤先生是文革結束恢復工作之後才了解“九一三事件”的，他的這篇談話很多內容是在飯桌上的即興發言，但是像他如此深刻的評論林彪，恐怕中國沒有第二人。 2011年，我們在北京開研討會時，前空軍副參謀長王飛還健在，他可以稱為“小艦隊”的艦長。“九一三”之後，坐了十年秦城，當了十年“華子良”。出獄後考察劉家駒十多年，晚年才接受劉家駒的採訪，當時他已經中風，坐在沙發上經常小便失禁，褲子濕了，他竟然說：“不用換褲子，一會就乾了。”就這樣對劉家駒講述了“一切”，公然承認“小艦隊”當年就是要殺毛澤東，否則“文革”不能結束。劉家駒的遺著第一部分《光榮的背後——我的軍旅見聞》已經在海外出版。第二部分《走進林彪》，包括採訪王飛，還沒有面世。我自己的家庭與“九一三事件”的關係，與“六四”一樣，密不可分。1989年6月3日一早我上班途中被綁架。晚上長安街開槍，家里人打遍電話，尋不到我，第二天5點開始，北京的槍聲還未停止，就到醫院尋找，翻遍了北京40多所醫院的停屍房，直到三天后，接到羅點點的電話：“高瑜在呢，被抓了。”家里人又開始找看守所和監獄。 “九一三”是我結婚之後的第一場劫難。正在空軍政治部上班的老公進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就是當今的“雙規”），一年之後結束，8年的黨籍沒了，理由是“你是吳法憲黑黨委批准的，不算數，你可以重新爭取入黨。”但是他介紹入黨的一些人，同樣是”黑黨委“批的，黨籍還在。我只對他說了一句話：“8年的黨費退不退？“他始終沒回答我，因為根本要不回來。 1978年他要被發配到陝西武功下部隊，我找到我的領導北京市文化局宣傳處的王處長，她是空軍政委高厚良的夫人，就這樣老公在北京轉業了。摘下紅色的帽徽紅領章，穿着一身鬆垮的軍衣，看着確實不咋地。兒子正好六歲上學了，我得到學校老師的一句好評：“趙萌的媽媽真好，不跟他爸離婚。”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1 条信息

#九一三事件 #林彪 #文革 #历史反思 #个人经历

2个月前

又到九一三。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点，一架载有林彪一行9人的三叉戟专机坠落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在文革中，没有哪件事比得上林彪事件更具爆炸性。想想看吧，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竟然叛国投敌，甚至还妄图谋害毛主席！还有那份571工程纪要，对毛的批判之尖锐，超过此前所有公开发表的文字。这种事是人们先前想都不敢想，敢想也想不到的。它给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所造成的强烈冲击和震撼，不亚于一颗原子弹。从历史上看，林彪事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宣告了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从此，很多人开始了对毛的怀疑，对文革的怀疑。就像我当年写得一首诗：惜乎不中秦皇帝, 毕竟渔阳鼙鼓来。纵有家书欺海内, 奈何神像落尘埃。

林彪折戟：权力斗争的覆灭· 51 条信息

#林彪事件 #九一三事件 #文革 #毛泽东神话破产 #571工程纪要

6个月前

小平同志算是文革里最倒霉的几个人之一，早早儿就被拉下马踩上一万只脚了。“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江西乡下一个拖拉机厂里劳改。劳改犯的知情权是当然不能跟朝中大员们相提并论了，小平同志得知林彪死讯时已经是两个多月后的事儿。当时，小平夫妇和全厂80多名工人一起收听中央文件，因为监视人在场，小平同志全程一声没吭。回家之后，夫人特意倒了一小杯酒，小平同志接过酒杯，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小平同志的感慨虽然惜墨如金，接下来的行动却势如风雷。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小平同志却敏锐地闻到了中南海畔的气候变化，于是他接连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了两封长信，大谈到自己对林彪的看法，一方面坚决拥护中央对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一方面揭发批判了林彪过去几十年内的各种反革命阴谋诡计。这两封信的结果和后来的历史，活在今天的你我都很清楚了。可以说，林彪的死事实上给小平同志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转机。而懂得把握机会的小平，在对于林彪的评价上也并非只顾发泄私愤，而是寄托了更长远的政治策略。林彪死后不到一年，小平同志已重拾中央的橄榄枝，在井冈山下乡视察时，他是这么和当地的老红军说的：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就是伪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低格周刊｜9.13林彪坠机后，满朝文武谁的反应最亮？图：1938年林彪和邓小平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门口的合影

#文革 #九一三事件 #林彪 #邓小平

6个月前

中央对于“九一三”事件公布也采取了“内外有别、有步骤”的逐级传达方式。，国内最先知道这一事件的高层领导，是时任外交部长姬鹏飞。当中国驻蒙古大使的手抄特急电报送至外交部时，姬鹏飞的反应可以用四个字形容：惊喜交集。，随即通报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周恩来。对于周恩来的反应，各种回忆录中流传着许多绘声绘色的传说，什么先大喜后大哭，含泪说你不懂云云。但几乎每一个版本中，都记载了总理的第一反应是拍手大笑：好！好！摔死了，摔死了！我们要重点说的是在9月14日上午，被周恩来的一纸急令喊来人民大会堂议事的党政军要员们。这些人的反应就很有趣了。最普遍的情绪当然是欢庆，其中最开心的群体莫过于林彪曾经的军界同僚们。听说林彪摔死，将军们沉寂了片刻，随后爆发出巨大的欢腾。只见久经考验的“老总”们像庆祝一场胜利似的，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朱德的大嗓门：老天爷有眼！老天爷有眼！另一位脾气不小的老总陈毅此时正卧病在三O一医院，虽然未能在第一时间分享这种快乐，但得知消息后同样欣喜若狂，甚至在病榻上高举茅台酒，欢呼胜利。我们来看看亲眼目睹这一幕的驻法大使黄镇是如何描述胖帅之喜的：我永远忘不了老总脸上突现的红光，和那细眯的眼睛里一半含着轻蔑，一半含着微笑。要知道胖帅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四个月后就去见马克思了），但在不久之后批判林彪的大会上，他硬是带着癌症之身义愤填膺地连续做了几个小时的“揭林报告”，把四五十年前南昌起义时的陈谷子烂芝麻都拎出来鞭了一番尸，足见恨之深责之切。与胖帅心情相似的还有罗瑞卿。不但高兴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还一口气写了13万字揭发林彪罪行的材料。这还不够解恨，又在《答友人》诗中极尽怨毒地骂道：林贼蛇蝎心，蔽空犹乌云。篡权之狠毒，远超狗彘行。从将军们的“幸灾乐祸”来看，对林彪简直是诛心之恨。可说起来，这三位和林彪都是并肩战斗几十年的老友——朱陈二位老总从井冈山起就是林的上级，特别是朱老总堪称林的伯乐，而罗瑞卿一直是林最信赖的部下。可惜，半辈子的亲密合作被一场运动催化成不共戴天之仇，彼此恨不得早日下地狱。如今害人精终于身败名裂，受难者们怎能不额手相庆、兴高采烈呢。 ---低格周刊｜9.13林彪坠机后，满朝文武谁的反应最亮？

#九一三事件 #外交 #周恩来 #姬鹏飞 #历史事件

7个月前

王洪文遭受的酷刑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令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受到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进行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 “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做人的极限。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戴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戴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刺激人的神经，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程光《心灵的对话》，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865－866，以下仅注页码）：“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下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 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困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行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页931）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四）》作者丁凯文

#王洪文 #酷刑 #华国锋 #汪东兴 #四人帮 #刘少奇 #九一三事件 #两案 #法西斯

9个月前

吴法宪的文革经历，正好分为前后两半。前一半处于权力中心，后一半则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使他沦为阶下囚。在文革前五年和吴法宪同处中央领导层的当事人，今天全已作古。其中多半没留下回忆录，留下了回忆录的是少数。吴法宪不但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回忆录，而且公开出版了，这是十分难得的。不论是研究党史，还是研究文革，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权力核心不透明。对外公开的信息，和实际的政治操作，往往有很大的落差。如1965年12月，毛泽东、林彪决定在上海开小型会议批判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连当时主掌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不知批罗的原因，反而要请吴法宪介绍从叶群那里听来的情况。这样的格局，哪里是局外人所能想到的？ 1966年8月初，原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失势。以后的五年，毛泽东实际上凌驾于三派人马之上掌控政局，一个派系以林彪为代表，主要成员有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一个派系以周恩来为代表，包括一些国务院领导成员，经过1967年的“二月逆流”事件以后，留在领导层里的人已经不多，后来李先念回到领导层；一个派系以江青为代表，还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现在官方对文革的结论，以周恩来一派为正面，另外两派为负面，并认定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其原因不难理解。邓小平因文革而被打倒，所以必须否定文革；林彪、江青因文革而地位上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倚重的力量，所以要彻底否定。但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样的关系？除了互相利用的一面，是否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在吴法宪看来，目前流行的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描述是相当失真的，对他个人判决也是不能接受的。他的回忆录向世人勾勒出另一幅高层政治斗争的图景：在九大以后，中央内部主要是林彪一派和江青一派的对立和斗争。因为与江青不和，陈伯达投向林彪一派，周恩来、汪东兴等也和林彪及黄、吴、李、邱站在一边。作为身处旋涡中心的当事人，吴法宪以自己的视角详细回忆了林彪、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萧华被抄家，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冲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中训斥，经叶群斡旋，才下了台阶。吴法宪认为，“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延续到庐山会议，延续到‘九一三’林彪的终结。” ---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作者：丁东图：1950年代初，吴法宪在香山小憩。

#九一三事件 #文化大革命 #吴法宪 #中央领导层 #权力核心

9个月前

按：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作者向红是周宇驰的女儿。据“维基百科”等资料：周宇驰（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乐亭县人，曾任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于新野及李伟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出逃迫降，周宇驰及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 ---太長，轉者有所刪減--：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前因后果。据我哥哥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进行心得讲用。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他父亲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过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省电台工作。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上，见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记得是1970年5月20号，早上程洪珍开车到中山医学院，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所以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翻译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哗啦哗啦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迭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二O”大会，我坐着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讲话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原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会这样啊……要是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还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第一次觉得熟悉的父亲那么的陌生；后来慢慢想通了一点，逐渐地，我们开始走近我父亲。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9月5号，是个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都聚在客厅和张亚青阿姨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答，但我的性格内向，就爱胡思乱想，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12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什么叫“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是他。何等的天真烂漫。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事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痹。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着的是学校里睡在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到了，马上搬着櫈子往旁边挪了一下。传达完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父亲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面的几个问题，朝着两步远的李先念，哑着嗓子说了三个字——吴法宪。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一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的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胖子”呢？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幸亏我还知道人民大会堂是开大会才用的地方；天安门是节日或接见群众时才用的，平时上面没有人；“中央”二字对我而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应该在长安街上的新华门里面。何等的幼稚可笑。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没头没脑，倔倔地说了两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17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很生气，就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他坐下来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诱导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时值8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是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境地，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不幸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很多人描述过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也听出了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他不是“党办的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接下来的40年里，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9月10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9月12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母亲。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同时被搜去的还有一块林立果送的劳力士金表，据说世界上只有60只，至今都没有归还。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一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以前哥俩碰在一起就经常辩论。 1969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他说：都是主席搞的。我问：将来怎么办？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他说：不感兴趣。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我父亲告诉他，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需要知识分子。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此时，他只有安慰哥哥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他反驳道：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也没见过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1971年9月12日的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了”，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据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9月12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他是准备去死了。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以前他们俩人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青涩过、失落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有“破罐子破摔”。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尽力了，他想做到忠孝两全。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去遵循道义，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虽死犹荣。 40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不难发现，除了可以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大政背离了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真话，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封建主义、反专制的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善于独立思考，终将难掩其独特的锋芒。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它的历史使命也没有终结，对于专制的统治者们来说，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会满怀眷恋地俯瞰这片大地，一定会深深关注这片大地上的四季风云，他们一定希望党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国家有序发展，一定希望军队越来越强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额手称庆，重新有了安定、富裕的希望，这正是林立果和我父亲他们没有完成的心愿。请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40年前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吧！《新史记》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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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月前

周恩来通过许世友告诉我们林彪出逃的消息接着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央马上发布禁飞令，所有的飞机停航，包括民航客机在内，还通知陆军部队进驻机场。当时中央没有说什么事情，只是命令进入一级战备。王洪文和我都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这样的事情在文革最混乱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过了几个钟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南京打保密电话给王洪文：“刚才，总理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你，你们那个姓王的上级的上级跑了！懂了吗？” 王洪文拿着电话一听，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你再说一遍。” 许世友大声地说：“你们那里到庐山去开会的姓王的，知道吗？”这样说，王洪文明确意识到这是指王维国。王洪文说：“知道，知道。” 许世友又说：“他的上级的上级跑了，现在听懂了吗？” 王洪文想：王维国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上级是南京军区空军，南空的上级是在北京的空军总部，空军司令是吴法宪，吴法宪在庐山犯过错误，给毛主席写过检讨，开“批陈整风”会时，毛还严厉地批评过他，王洪文的领会是吴法宪跑了。许世友很急，电话里又不好说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问：“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 王洪文回答：“懂了，听懂了。” 许世友挂了电话，任务完成。许世友是在南京军区打的电话，没想到我们会把南京军区空军作为空四军的上级，这样就差了一级。王洪文按照空军的机制去想，只想到吴法宪为止。我们随便怎样都不可能想到林彪会跑了，听了半天电话说“懂了，懂了”，结果还是没有听懂。王洪文搁下电话，赶快跑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找我。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详细地叙述了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我们两人又仔细地分析，结论还是：“吴法宪跑了！” 我说：“空军司令调一架飞机很容易的，可能他飞走了。不过，他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国内不象，总是朝国外跑。” 正当王洪文与我密谈的时候，市委机要室送来一份绝密电报：《毛泽东摄影画册》暂不发行，特别提到第几号、第几号照片要删掉。这本画册不仅在北京发行，还在上海制版印刷。我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画册目录，一幅幅对照，一看，这些指令删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说凡是有林彪出现的照片都要删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是林彪呢？难道他跑了吗？但是在没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们都不敢指名道姓。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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