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抢黑纱 1976年9月9日，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四，中午时分，学校接到通知，要求下午四点组织全体听广播。 下午不到4时，不仅全校师生集中到了地坪里，周边的村民也都来了。4时整，只听到广播里传来一阵阵缓慢的声音，播音员宣布说是毛主席逝世了。 一刹那，我发现很多村民哇地一声大哭，学校有两个老师也厉 声哭起来，那感觉，比他们自己家死了人更伤心。 其实我记得那时的心态，我在想，那么一个恐怖的人死了，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大家还要哭呢？ 应该承认，那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对于毛泽东的死，大人们绝大多数还是感到非常悲痛，用“如丧考妣”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接下来的几天里，村子里陷入了一片持续的悲伤氛围，白天或者夜晚，走在路上遇到那些村民，很多人眼眶红红的，一说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少人就失声痛哭。 不过，悲伤归悲伤，利益的牵绊，关键时候也表现出来。 记得大约是在第二周的星期三左右，公社和大队派干部到我村来，宣布将在9月18日，也就是星期六举行悼念仪式，要求每个成年村民和已经上学的学生，都要参加。 让村民悲中带喜的是，大家意外得知，参加这次追悼大会的人，每个人将得到一块黑纱做成的臂袖。追悼大会后，黑纱就归每个人所有，政府不再收回。 这个消息，比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更快地传遍了每家每户。因为那个时候，农村极其贫穷，物质非常匮乏，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粮食、布匹都要用票证才能买到。村民们盘算着，一个黑纱做成的臂袖，至少有六寸（20厘米）宽、两尺（70厘米）长，这可以做很多的用场，补衣服，或者是给小孩做一件内衣，都用得着。假若一家能得到两块、三块甚至更多，简直可以做成一件大人的衣服了。 不花钱就可以得到这么大一块布料，有些村民在谈论此事时，悲戚之余，甚至露出了些许喜色。 不过问题也马上来了，根据政府的规定，只有成年人和上学的学生才有机会得到这块黑纱，有些人开始打主意，想把自己还未上学的孩子也报个名额，争取拿到那块黑纱。 我邻居家刚好有个孩子比我小一岁，还未上学，他听到前述消息后，连夜赶到大队书记家里，央求再三，终于得到了大队书记的认可，给他家多报一个名额。 9月18日那天，还是在学校的地坪里，全村人都集中到一起，前面主席台上立着毛主席的画像，只不过画像的上左右三方，多了一缕黑纱簇拥，大队书记还派人到山里砍了几根松枝，用白纸做了几朵花，做成一个简单的拱门，置于毛泽东画像的上方。 听着广播里传来的追悼会声音，村民们再次哭成了泪人。听完追悼词，在大队书记的号召下，到场的人向画像三鞠躬，算是完成了追悼仪式。 仪式一结束，几乎所有的村民，都迫不及待地把衣袖上的别针取下，小心翼翼地拿下那块黑纱，原来，那是一块质地上乘的丝绸面料，这让村民们再次面露惊喜。大家赶紧回家，生怕有人把这块布料抢走。 正在此时，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原来，画像上那块缠绕的黑纱，居然是一块整的，大约有两三米长，围绕这块黑纱的归属，三个人在毛主席画像下当场发生了争执。大队书记认为，自己是大会的组织者，布料应该由他带回去，两名负责砍松枝扎灵堂摆画像的村民则觉得，自己做了事情，黑纱应该归他们分配。争执之中，一位老人走过来做了个裁判，三个人各拿三分之一。“咔嚓”两声剪子响，三人各自分得一段黑纱，心满意足地回家去了。我至今记得，他们拿到黑纱的那一瞬间，眼里放出欣喜的光芒。 ---70后的文革——那些恐怖的童年记忆（下） 陈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