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世

朱韵和

4个月前

汪告诉我，自从毛去世以后，江青参加政治局会议，大家对她的态度大变。汪说：“过去江青一到会场，大家都站起来让坐。会上只要江青一讲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听她一个人讲，没有人敢于反驳。现在不同了，江青进入会场，没有人站起来，或打招呼，仍然各自交谈，或看文件。江青只好自己找个位子坐下来。她要求发言，没有人听她的，大家纷纷讲话，毫不客气。这可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了。” 追悼会以后，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十二时和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江青到工字楼来看望医疗组的全体人员。江青说，要组织大家学《毛泽东选集》。她说，抗日战争以后，毛的文章主要是她写的，只不过没有写上她的名字。江青又说：“你们都知道张学良吧。他在台湾可以上小饭馆，看电影，上礼拜堂，但是不许同别人谈话。只有一个知心的赵四小姐可以谈话。这样子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有思想准备被流放。可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有办法打倒他们。我不告诉你们我的办法。” 二十五日夜晚，我去看汪东兴，告诉了江青的这些话。汪说：“现在江青这四个人活动得很厉害。上海已经将枪发给了民兵。迟群在清华大学组织民兵师，迟群和毛远新勾结得很紧。潘阳军区有人报告，毛远新正策划调装甲师到北京来。这些就是江青说的，她的办法。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我问汪有什么对策。汪说：“我已经同华（国锋）主席说，现在不动手不行了。军队由叶帅掌握，我则率领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到中南海逮捕江青四人。动手时由叶帅向北京卫戌司令吴忠打招呼，警卫师是他指挥的，不要警卫团和警卫师打起来。”姚文无元的警卫是从北京警卫师里调派去的，因此逮捕姚的行动一定要有警卫师的合作。汪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我也在这决战的最后关头胆战心惊。但汪东兴的警卫团控制了整个中南海，这次的宫延政变捉拿江青四人帮，将如同瓮中捉鳖。 ---摘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江青 #毛泽东去世 #政治局会议

陳軍 Jonathan

6个月前

转译美国《外交事务》最新一期专文几乎改变中国的人—-胡耀邦与改革开放的未竟事业作者：陈坚 2025年1月1日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启的历史性转折——一场全面的改革计划。在这一时期，通过放松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邓小平（1978年至1989年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推动了巨大的变革力量。这些力量在短短数十年内使数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将中国转变为“世界工厂”，并奠定了其成为21世纪大国的基础——唯一可能对抗美国的对手。尽管这一进程由邓小平主导，但当时他得到了另一位鲜为人知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建议与支持。胡耀邦的知名度远不及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毛时代的主要政治家周恩来。即使在中国，许多1989年后成长起来的人对他所知甚少。然而，正如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苏廷格在《党的良知：胡耀邦，中国的共产主义改革者》一书中所述，胡耀邦是“改革开放”这一宏伟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在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之后为总书记，1981年至1987年）之前及期间，他努力打破毛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意识形态束缚，恢复了数百万在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清洗者的权利，并努力确保改革的优先事项在中国的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胡耀邦对政治改革的坚持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由于与邓小平的分歧，他于1987年1月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然而，在普通中国民众、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中，他仍被视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捍卫者。 1989年4月，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的去世引发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支持民主的抗议者的占领行动，以及全国范围内类似的示威活动。七周后，邓小平果断镇压了这些抗议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终结了胡耀邦所希望实现的政治民主化。胡耀邦的重要洞见是，仅靠经济增长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国家力量；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赋予的合法性，中国在现代化和发展过程中将面临动荡。尽管中国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打破这一关联，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胡耀邦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面对经济放缓和不断增长的不满情绪，他们最终将不得不直面胡耀邦的警告。理想主义者苏廷格的传记是一部开创性作品，深入而周详地探讨了胡耀邦是怎样的人，以及他如何在一个充满官僚主义者的世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位怀有改革抱负的领导人。这是第一部用英语撰写的全面胡耀邦传记。然而，苏廷格并非第一位尝试完成这一任务的美国学者。社会科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原本也在着手撰写胡耀邦的传记，但在2020年去世，未能完成这一计划。他打算将这部传记作为2011年广受赞誉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的后续作品。胡耀邦和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组合：他们的命运在毛泽东统治的动荡年代一同起伏，毛泽东去世后，他们双双走上领导岗位。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与邓小平的最终分歧定义，这一分歧反映了他们在改革愿景上的不同。要全面勾勒胡耀邦的一生绝非易事。对于任何传记作者而言，最显而易见且似乎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缺乏档案和其他一手资料。在胡耀邦的情况下，这些资料对中国和西方的研究者来说大多仍然无法获得。苏廷格花了近十年时间寻找资料并采访与胡耀邦同时代的人。在此过程中，他成功地挖掘了胡耀邦的生平，比任何西方学者走得更远。这部传记成果极其细腻，不仅将胡耀邦刻画为一位勇敢而富有远见的改革派领导人，还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胡耀邦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据许多了解并与他共事的人描述，他为人诚实、真挚且坦率。他于1915年出生在湖南省一个贫困但受过教育的农民家庭。在父母的支持下，他在艰难的环境中接受了良好的早期教育。他曾连续多年每天步行12英里崎岖的山路上学。14岁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革命。胡耀邦的教育背景，加之他对革命的忠诚和对工作的热情，使他在红军（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共产党内迅速崭露头角。他参加了艰苦卓绝且具有传奇色彩的长征——红军在1934年至1935年期间向中国腹地的战略撤退，这段经历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共产主义资历。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权时，胡耀邦已经成为军中最年轻的军团政治委员。然而，胡耀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32年，在一次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行动中，毛泽东的特派员毫无证据地指控胡耀邦是敌方特工；他在两位熟知其忠诚的共青团视察员的最后时刻干预下，才侥幸逃过死刑。 1940年代初，毛泽东为巩固其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发起了一场运动，胡耀邦和其他中共成员不得不经历无休止的自我批评，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让人痛苦不堪。正如苏廷格所指出的，这些经历在胡耀邦心中种下了对毛泽东思想及其通过暴力控制人们思想与行为倾向的怀疑种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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