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

【嘉文】 章立凡 | 儿子眼中的章乃器:是父亲,也是朋友 西方有句格言:”你不能选择你的家庭,但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中国”阶级斗争”盛行年代,对”可教育好子女”也另有名言训导:”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 自1957年七岁时起,”章乃器”这三个字,就成了笼罩在我头上的一片阴霾;二十三年后风水轮转,如今又几乎成了我的头衔之一,总是有人在不同的场合提起。我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某某某之子”的称谓令人厌烦,总是要求媒体去掉,但今生今世恐无从摆脱。按血统定位后代,这是东方家族社会的思维惯性,或赞或骂都要加上”老家儿”(北京话读作”老尖儿”)。 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将”朋友”兑换为”道路”,对我也没什么两样。从小学时代起直到”文革”中,父亲与我的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是平等的,而他的身教言教,对我的人生道路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 父亲一生亲历前清、北洋、国民政府和革命政权,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疯狂岁月中,他坚持反对那些”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认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朋友”式的父亲,确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在那个全民盲从的年代,社会言论无自由,家中父子有民主,他坚持独立思考的种种言传身教,有意无意间令我养成了”为什么”式的逆向思维,并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受益。
3周前
金钟:八九六四:蛮族战胜文明 1989年的六四事件,转眼间过去了三十年。 一个杀人的政权就这样傲慢的不做任何交代的高视阔步三十年。这是独一无二的事吗?不妨拉回七十年,一样的政府一样的党,留下串串记录,闪闪烁烁。土改杀无辜的地主200万、镇反杀国府军政人员也有100多万、反右派家破人亡至少 100万、大饥荒饿死3600万、文革死于酷斗、私刑、自杀、集体屠杀数百万……这些数字因为官方的封锁和一批无耻说客的粉饰,永远无法确认。总之,包括六四在内,七十年的杀人犯都从未得到追究、清算。 为什么中国会陷入这样悲惨的命运?那是历史的异象重现:“野蛮战胜文明”。人类进步到今天的数字时代,不是因为共产党的阶级斗争邪说,而是不断地用文明战胜野蛮。中外历史上不乏野蛮压倒文明的记录。朝代系谱上,中国就有多次狩猎游牧、没有文字的落后民族用残酷血腥的征战杀戮,打败文明传统深厚、社会发展先进的汉民族。13-14世纪的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建立旷世罕见的蒙元大帝国,蒙古人靠的是最野蛮残暴的屠杀,留下“黄祸”的恐怖恶梦。满族也是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髪不留头”的屠杀建立大清王朝。元清二朝都列入中国正朔,统治一二百年。 中国进入二战后全球和平民主发展新时代,何以付出七千万生命代价,让极权专制复辟70年?答案只可能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和过去的蒙满蛮族统治一样,中国历史这场异变依靠的是一支从阶级斗争孳生的蛮族──现近9000万人的共产党。无知、粗野、没有文化教养地对十多亿中国人施行无法无天的暴政。从毛的农村包围城市到习的人脸识别维稳,以高压和洗脑手段,既摧毁中国的文明传统,又与当代普世价值为敌。他们是非我族类,是一群掌控现代科技垄断国家财富的奴隶主。他们制造新的“赤祸”,推销中国梦,不可一世。在国际共运已经崩溃三十年的今天,他们歌颂秦始皇、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筹备建党建国“两个100年”。他们不信善恶报应,藐视历史铁律。仰望满清统治268年,高唱“向天再借五百年”……殊不知那是历史之钟停摆的时代,所谓“明亡之后无中国”,给了蛮族统治的最后机会。当今世界,日新月异。有苏联瓦解的前缘,有台湾民主的示范,成功不必在我,曙光必将升起。 (2019- 6- 4纽约)
3周前
施绳:我永远忘不了六•四的那一天 八九年六月三日午夜,西长安街六部口,路灯昏暗。一辆辆用于战事的坦克载着荷枪实弹的军人,从西长安街由西向东驶来。每一辆坦克驶过,士兵便将枪口对着路边的众人扫射。(后来有传谣说,枪口是向上的,不是对着路边的人群。我想,要么这些人当时不在现场,要么这 些人是在故意以假乱真)。子弹的出膛声,与墙壁和地面的撞击声,还有人们中弹后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坦克子弹对付赤手空拳”的悲壮场面。 就我目力所及,每隔三至四分钟,总有一人倒下。如果倒在距长安街边较近的地方,因为子弹太密集,众人无法就近抢救,生死未卜。如果倒在距路边稍远的地方,便会有人自动围到那人的四周,以防子弹再次击中受伤者,并实施紧急抢救。三轮车,担架随呼而至,将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感谢北京的市民,他们自动地走出家门,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救援行列,提供了急救工具。是他们,使许多伤号摆脱了死神的诱惑得以复生。要没有他们,当时的许多伤号可能会因为抢救不及时或流血过多而死亡。也许,我就会在其中之列。 当时我首先中弹的部位是肩部,伤比较轻。先是听到“嗖”的一声,随之肩部感到一种麻麻凉凉的滋味。不过数秒,一记重击,我中了第二弹,是在背部。这次创口较大,位置非常危险,紧贴脊柱。事后推测为“开花弹”所击,由于子弹的威力不足,只是将脊柱表面的肉炸掉,而未伤及脊柱。当时我没来得及有疼痛的感觉,只在短暂的死神到来之前的清醒中意识到自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要与家人永别了。这是我瞬间唯有的全部思维。紧接着便是神志昏迷。我想当时昏迷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当我恢复了些许意识,微微睁开眼睛时,我还躺在离长安街边不远的地上。有几个人围在我的四周。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他的创口很大,流血太猛,赶快包扎,堵住血流。”我的T-shirt被扯下,而后便有人用力把它从中间撕开(或用剪刀绞开?)并用其包住伤口。不一会,来了一辆三轮车,我被抬了上去。因为我是背部受伤,所以只能平卧在车板上。在行进中,一直有人按住我的伤口四周,尽量让T-shirt贴紧伤口,不让血流太多。慢慢地,我的神志渐渐清醒,知道自己受了重伤,用手摸摸身体两侧,粘糊糊的,想必是血。当时头很沉,一个人托着我的脸。我全身麻木,背部有一种似痛非痛的感觉。我想知道一下周围的情况。用力抬了抬头,往旁边看了一下,发觉车上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人躺在我旁边。那人身上没有太多的血迹,不知伤在什么部位,途中一动不动,只是僵硬地躺着。有人将手放在那人的口鼻部,大概是拭拭呼吸情况吧。只听有人说:“这边这位(指躺在我身边的人)比那位(指我)还要严重,怎么连气息都没有?!” 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下,我被送到了一个距现场较近的医院(邮电医院?)。有人扶我走进了医院大门。走廊两边站满了人。最后,我被扶进了一间屋子(诊断室?手术室?)。这里已人满为患,躺着的,半躺半坐的,流血的,流泪的,低声呻吟的,大声痛哭的,高声怒骂的,比比皆是。我听到一个女孩在嚎啕大哭,问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说是她朋友刚才在长安街被打中颈动脉而气绝身亡。 稍后,我周围腾出了一点空间,一位首钢的工人帮我平卧在地上,托起我的头,让医生为我动手术。我看到地上满是血迹,这与周围血迹斑斑的伤者一起,构成了一幅比“战地医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惨象。 医生动手包扎。他对扶着我的人说:“创口太大,伤口碎片太多,要好好消毒,需要二次手术。现在伤员太多,先简单包扎一下,止住血再说。”包扎后,我被扶到走廊的一角。那里已有许多人正在接受输液。看护我的人告诉医生,我失血太多,需要输血。那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血液已用得差不多了,现在只能保证对垂危的病人输血。”那人又问:“血库的血呢?”答曰:“血库已接到命令停止向医院供给血液。”(这是我听到的他们的谈话,不一定真实)。此后我便感到异常的难受,剧痛快速地向我袭来,不知为何我突然感到口渴难忍,而后神志渐渐模糊。 输液后,我被安置到临时病房。病床一个紧挨一个,每行病床之间只留有供医护人员走动的空间。这时我神志已完全清醒。看看左边躺着的那位,鼻子嘴里插满了管子,大概是在输氧。右边的那位自眼部以上全部用绷带包着。我对他道声多多保重,他看不见我,回应地点了点头,并用手做了一个“V”字手势。 “六•四”清晨,(邮电?)医院的大多轻伤病号被转移到离现场较远的医院去了。(因为伤员太多,现场附近的医院已人满为患。)我被送到了积水潭医院。在我的病房里,足有四十多个伤号。这里已不再有生命垂危的伤号,但多数伤势不轻,据我观察,他们多数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后遗症。 一个外地赴京访亲的农民,整个小腿的肉几乎全被炸光,两根小腿骨暴露在外,看了直让人打寒颤。医生给他动手术时,我不忍心注视他。因为每次医生给他涂沫药水,他都会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从小在农村生活了十多年,我深知一个历经风吹日晒的农民对一般疼痛的承受力。现在看到他如此摸样,可以想象疼痛的程度。如果他的情况落到我的身上,我真怀疑自己能否承受得了。 一个体院的学生,双腿从大腿根部被锯掉(据说他的腿是被坦克碾断的)。他的病床,一个可以升降的手术台,紧挨着我的病床。由于麻醉剂的作用,他没有痛苦的呻吟,一直处于昏睡状态。我看到他那残存的大腿一直在无助地摇动。难以想象,当他醒来,突然发觉他的双腿已不复存在,他会何等的悲哀!我怀疑他能否接受这残酷的现实?!要知道,他是搞体育的。对他来说,腿,不仅是用来完善他的躯体的,而且更是他未来事业的依靠。可是他现在失去了它们。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他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事业。 一个青年科技人员,伤势也着实不轻。通过交谈,知道他刚出校门不久。六月四日凌晨,一颗猖狂的子弹沿着他的胸部紧贴表皮从左边穿到右边。感谢上帝,子弹没有伤及他的心肺。命是保住了。但是要知道,子弹有毒,且受伤部位奇特,手术难度很大。他活动困难,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病床上。到我离开积水潭为止,他的伤还没有得到确诊和治疗。我很担心他以后的伤势。 六月五日上午,在积水潭医院呆了一天后,我被转到了另一个医院。在那里,在医务人员的护理下,我接受了近三个月的药物治疗和数次手术。然后,拖着虚弱的身躯,出院了。 这,就是我在“六•四”那天的经历。
六四运动三十六周年: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 人类有两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一种是死亡,另一种是遗忘。我们用悼念、追思和回忆来抵抗遗忘曲线。一个不断遗忘的人甚至没办法证明自己活着。抵抗遗忘就是我们活着的证明。但光是抵抗遗忘还远远不够。抵抗遗忘只是最低限度的纪念。那什么才是最好的纪念? 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中鼓舞雅典人,他说:“你们应该努力学习他们的榜样。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谢德风译) 而今,六四运动三十六周年之后,我们要不要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还像以前一样爱自由吗?我们还像牺牲者一样勇敢吗?而今中国较之三十六年前,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我们何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对于牺牲者而言,最大的背叛不是遗忘,也不是对自由生活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不是因为看不到社会出路而变得愤世嫉俗,甚至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深陷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中并且安于现状。 我们当然要抵抗遗忘,我们在这一天纪念我们的集体创伤,当然应该纪念。但是我们不应该活在失败阴影下再也走不出来:我们的所有行为不要显示出我们是一个被历史挫败的民族最悲哀的样子。 中国人对于悼念政治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先是周恩来之死引发四五运动,后来是胡耀邦之死又引发六四运动,悼念政治本身就有抗争的意味。但是六四运动以后呢?我们依然在悼念,但是悼念政治却没有了。悼念政治式微,不见得就是因为抵抗意志越来越薄弱了,更深层的障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障碍:普遍自我挫败、互相贬低和自我矮化的心结,使得我们不但疏远了政治参与,甚至还疏远了他人。 即便中国的悼念政治式微,中共当局也丝毫没有降低戒备,比如李克强之死就引起当局高度戒备,再往前赵紫阳之死,中共当局也如临大敌般高度戒备。中共当局对悼念政治高度戒备显示出一个外强中干政权对民意的恐慌程度。 既然如此,我们就更要把悼念政治重新树立起来。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做更多工作:我们需要让社会运动重新延烧起来,我们需要让因看不到社会出路而自暴自弃的群体重新振作起来,我们需要用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互动去打通阻滞的社会环节,我们需要把信心重新还给社会……我们需要改变这一切的一切。 不如就在今天,我们重新拾起悼念政治的传统,像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人一样勇敢地面对牺牲者的牺牲: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他们的榜样。我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4周前
六四大屠殺36週年紀念活動 1989年6月3日晚上到4日清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中共政權出動野戰部隊,以坦克與機關槍殘酷鎮壓爭取民主、反對貪腐的學生與市民。數以千計的無辜生命被無情奪走,血染長安街,屍橫遍地。那一夜,勇敢的人們用生命寫下對自由與民主的渴望,而殘暴的中共政權卻用屠殺回應了人民的呼聲。鄧小平、李鵬等一眾屠夫必將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受萬世唾罵! 六四大屠殺使中共徹底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再次證明了中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人類組織。也使得任何關於改良的呼籲都變成了與虎謀皮,為了保住紅色江山,為了少數人的窮奢極慾,他們可以做出任何暴行! 36年來,中共不僅拒絕承認屠殺責任,還全面封鎖資訊、歪曲真相、迫害死難者家屬與維權人士。「六四」早已成為中國境內的禁語,而中共更妄圖讓這段歷史從人民記憶中徹底抹去! 我們絕不容許!歷史可以被封鎖,但不能被遺忘!中共的暴行,絕不可以原諒!正義可以被延遲,但絕不會缺席! 值此天安門大屠殺36年之際,我們誠摯邀請您到中共邪惡政權的象徵—中共駐洛杉磯總領館參加紀念活動,歡迎帶上自製的標語牌,發出我們的怒吼: 公佈真相! 血債血償! 結束暴政!推翻中共! 時間:2025年6月3日(星期二)7:30PM 地點:中共駐洛杉磯總領館 443 Shatto Pl, Los Angeles, CA 90020 活動召集人:朱虞夫 活動策劃:肖運軍/廖軍 活動主持:權錄軍 活動組織者: 黃劍強6265377781 潘少英6266322255 李建勳6266651551 馮 仍6267820354 胡月明 4806536918 王德新6269494938 活動義工:王付青/孫曄//劉廣賢/張展彪/王尊福/周蘭英 攝影:JJ King/劉亮/康樂 主辦單位: 中國民主黨全聯總美西黨部 中國民主黨全聯總洛杉磯黨部 中國民主黨全聯總美南黨部 自由鍾民主基金會 中國民主人權聯盟
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