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

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 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于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那些“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现场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作者: 推倒柏林墙
谢天奇:毛泽东至少六次感谢日本侵华 一、早在1956年,毛泽东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便说过: “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真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以上是根据大陆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年由王俊彦着的《大外交家周恩来》上,第210页所披露。) 二、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与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说过: “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以上据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8页中提到。) 三、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会谈。当时黑田寿男及浅沼稻次郎作为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谈及1956年时,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理事长南乡三郎时谈到: “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所以日本军阀丶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以上据《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一文。) 四、1964年7月9日,毛泽东与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的亚洲丶非洲丶大洋洲访华代表谈话,又再谈及南乡三郎: “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 (以上内容来自《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一文,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丶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五、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再度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丶黑田寿男丶细迫兼光等,其谈话提到感谢日本侵华:(文中有三个部分提到感谢日本侵华,以下用a丶b丶c列出) a)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b)佐佐木:“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c)毛:“……蒋介石是第一位教会我打仗的人,就是指这一次。一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自己犯错,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从三十万减至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啊?” (以上内容来自《毛泽东思想万岁》原文复刻,1969年(716页版本) p.532—545。注:中国大陆当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有多个版本,但只有716页的详尽版本才有披露上述言论,估计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不同派别的中共官僚互斗,对消息发放的标准不一所致。) 六、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谈话: “……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以上内容来自《毛泽东卷》第六篇“与著名美国记者、《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该书编者:姜义华,出版者: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2月第一次出版内容) 图:195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议长久原房之助。
金鑫:毛泽东拒绝日本赔款的18个莫名其妙 一个现代主政者,行事理应通情达理。然而,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往往令人莫名其妙,1972年轰动世界的拒绝日本战争赔款事件正是这样。 莫名其妙之一,国家战争赔偿是一笔巨款。1946年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估计,日本赔款不下620亿美元(按当时价格计算), 1972年为1,200亿美元,21世纪初约合6,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人均近500美元! 莫名其妙之二,战后进行战争赔偿是世界史惯例。请注意:二战结束后,只有几百万人口的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三,有国际法作依据。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这是符合国际法的,甚至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四个帮凶国也提出了赔偿要求。 莫名其妙之四,亚洲各参战国都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战败国的赔偿对象是参战国。亚洲各参战国以各种方式获得的日本战争赔偿如下:缅甸1.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柬埔寨15亿日元,老挝10亿日元……需要指出的是,缅甸在二战中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国土受到了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反英独立运动又投靠日本,给亚洲主要的侵略者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使反法西斯同盟——特别是中国,受到了极大伤害。更需要指出的是,越南先后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一前南越要了3900万美元,统一后又要了85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五,未参战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马来西亚2,500万新元,韩国3亿美元。需要指出:韩国李承晚政府自1952年初开始索要赔偿,日本政府援引国际法一直置之不理: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继续索要,不依不饶,1965年终于如愿以偿。 莫名其妙之六,中立国也得到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瑞士11亿日元,西班牙20亿日元,瑞典5亿日元,丹麦7亿日元。 莫名其妙之七,日本的帮凶国——泰国也得到了战争赔偿。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际上亲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定了“日泰同盟条约”;1942年1月25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战费不足,泰国政府还借给日本一笔巨款;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民地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土地割让给了泰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1945年8月16日宣布:“1942年1月25日的泰国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尽管如此,泰国也得到了150亿日元的战争赔款。 莫名其妙之八,外蒙古也得到了战争赔偿。二战时期,外蒙古尚未独立,还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一向不承认外蒙古索要赔偿的资格;但外蒙政府坚持不懈,终于获得了50亿日元赔款。 莫名其妙之九,强找理由的新加坡也得到了战争赔偿。新加坡政府以日军在新加坡屠杀中国人为借口,持之以恒地索要赔偿,1967年获得日本2,500万新元赠款。 莫名其妙之十,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却拒绝了赔偿。1953年到1977年,日本政府和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与战争责任有关的54项协议,共赔偿了约5,000亿日元。其中,恰恰中国是受战争创伤最惨重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共不足7年,而中国被日本侵略却长达14年! 莫名其妙之十一,1972年的日本非昔日可比,具备雄厚的赔偿资本。应该说,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极其幸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到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时,已经具备了完全赔偿的超强能力。 莫名其妙之十二,日本政府已经做好了理赔的准备。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开辟了道路,一时日本国内要求中日友好的呼声空前高涨,于是田中内阁应运而生。上台伊始,田中角荣便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当做外交第一要务,自然战争赔偿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日本已经做好了赔付的一切准备,朝野异乎寻常的一致。为此,田中特意委托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充当信使,试探中国政府意图。7月25日竹入访华,结果竹入喜出望外,田中闻讯也欣喜若狂——因为毛泽东拒绝了日本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三,难道中国对日本有什么愧怍吗?中日交往数千年,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华民族一直是大和民族的学习榜样,只有恩德,没有歉疚。 莫名其妙之十四,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自己的损失。按1972年价格计算,在日本侵华14年期间,中国直接损失1,2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 莫名其妙之十五,战争赔偿不是强盗的恩赐,而是中国人民的血肉代价。侵华14年,日本强盗杀死中国军民2,100万!致伤致残1,400万!还有难以数计的中国妇女被奸淫!——这是一笔用金钱无法偿还的血肉账! 莫名其妙之十六,死于日本军刀之下的2,100万中国人,只能得到一句免费的“反省”。两位死于法国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的中国公民,获得了400万元的赔偿。 莫名其妙之十七,对毛伟人的“英明”决策,连少数正直的日本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日本学者TOTSUKA指出,中国拒绝日本国家赔偿不合情理,也不合法理。 还有最大的莫名其妙,如此重大国是,为什么毛泽东一人独断专行? “一人做主,中国老百姓白让人欺负,是谁在出卖国人的利益?卖国兴党天理不容啊!!!” 图:1972年毛泽东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