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网络监控与公民社会。2024年10月27日,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国际人权联盟(FIDH)第42届大会上发表讲话,探讨了中国网络空间的双重性,一方面,严密的数字监控与审查抑制了公民社会的网络活动;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为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壮大创造了新的可能。 一、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监控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监控与控制体系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体系不仅针对中国境内的民众,全世界的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目标。 中共通过整合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地理定位追踪与庞大的中央数据系统来监控公民的日常行动、绘制社会关系图谱并预测行为,从而构建出一个“无形的集中监狱”。 但这种模式并不止步于国境线。中共向海外输出监控技术,向全球科技公司施压,并恐吓全球范围内的批评者与海外侨民社区。比如,中国警方会询问每一位关注“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账号的网友,哪怕他们身在海外。这显示出中共将网络空间视为无国界的控制领域。 审查的致命后果显而易见。当李文亮医生最早发出新冠疫情警告时,他立即遭到封号与威胁,最终被迫噤声。其后果是整个世界都成为了受害者,数以千万计的人因此丧生。在“清零政策”下,中国最富庶的城市上海出现了居民被封锁在家、无法求助的惨剧,无数人悄无声息地饿死于现代都市之中。 这些悲剧揭示了一个事实:审查并非仅仅是压制言论,它会致人于死地,其影响遍及全球。 疫情期间,健康码系统更进一步展示了科技如何被武器化。表面上是公共卫生工具,实质上却成了政治控制的手段,决定着谁可以行动、聚集或发声。信息极为清楚:中共的技术极权主义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是对全球民主与自由的挑战。 二、公民社会对监控的抵抗 由于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无法在中国境内存在,网络空间成为了抵抗的主要舞台。 “四通桥勇士”彭立发在2022年10月以横幅与浓烟打破了北京四通桥的审查。虽然他很快被噤声,但他的讯息透过海外华人社群与境内创意传播而广泛扩散。 人们用截图、涂鸦、白纸,甚至利用 iPhone 的 AirDrop 功能悄悄传播信息,让他的呼声继续存在。彭立发的勇气激励了许多独自行动的人,如方艺融、梅世林、戚洪,以及在玲珑塔上的女抗议者。这些孤身抗争者正是他影响力的回响。 疫情期间,公民使用了更隐蔽的抗议手法,如暗语表情包、涂鸦、以及“白纸运动”符号。这些分散、可复制的方法难以被定罪,也帮助维系了共同的反抗文化。 两个月前,戚洪就曾在建筑物上投射反中共标语,这一举动迅速在网上走红,尽管有审查存在。这种创意、科技与象征的交织,正是在意料之外的地方撕开极权控制的裂缝。 另一个显著案例是北京的锡安教会(Zion Christian Church)。它曾是北京最大的独立家庭教会,在中央聚会被取缔后,教会转向线上,通过 Zoom 等平台扩展到40个城市、逾1万人参加、100个分会。然而中共近期加大了打压力度,多位锡安教会牧师被捕,引发国际关注,也凸显宗教社群在威权体制下的危险处境。 尽管如此,教会在网络空间的延续显示出信仰群体也是数字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 X(推特)账号是网络公民社会影响力的典型例证。该账号拥有210万粉丝,是最受关注的中国资讯账号之一。尽管警方在全球范围内审讯其关注者,他的帖子依然持续传播。某条关于中国境内独自抗议者的推文浏览量达到2100万,主要来自使用VPN的中国用户。这显示出中国民众的不满深度,也说明网络空间的动员力量。 三、社交媒体平台的角色 社交媒体既是专制政权的武器,也是民主社会的生命线。在中国境内,微信、微博等平台已完全融入国家监控体系,执行审查、收集个人数据并惩罚异议者。 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平台,如“深度求索”(DeepSeek),在算法层面就被嵌入审查与宣传功能,确保最前沿的技术也成为党的控制工具,散播虚假信息、压制批判声音。 此外,微信、抖音、小红书等中共控制的平台也广泛进入海外市场,将威权影响力向全球扩散。这样,中共不仅掌控信息流,还阻断了公民社会传统的变革路径,使得唯有超出中共控制的网络空间,成为唯一的抵抗领域。 不幸的是,中共也能影响甚至左右国际科技平台的行为。我本人因1989年天安门抗议者的身份,曾在 LinkedIn 与 Zoom 上遭到封禁。 苹果公司在“白纸运动”期间,迅速限制了 AirDrop 功能。X 平台充斥着中共的机器人账号,而像“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这样的重要抗议账号,也屡遭限流或封号。 这些例子说明:全球平台并非中立,它们受到来自中共的巨大压力、操纵甚至渗透。 但相对地,当全球平台保持开放时,如 X、YouTube、Telegram 与 Zoom,它们就能支撑起网络公民社会。它们提供安全的沟通渠道,保存被审查的内容(如“天安门屠杀”),并将抗议的声音跨越国界传播。 2022年的白纸运动正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它从网络发起,扩展为全球共鸣的现实抗议,堪称“云端革命2.0”。第一次类似浪潮出现在2011年春天,当时受北非“茉莉花革命”启发的中国民众在推特上组织抗议。 这些网络抵抗的循环表明:当网络火花被点燃时,它必将引发未来的觉醒。 结论 中共已将科技武器化,打造出一种全球性的威权模式。如今,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其监控、审查与信息操纵的目标。 然而,在传统公民社会无法存在的地方,网络空间孕育出一种新的公民社会,象征性的、艺术性的、宗教性的、跨国界的。 从彭立发的横幅,到方艺融、梅世林、戚洪与“玲珑塔女子”的勇气;从锡安教会的网络重生,到牧师被捕的现实;从“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传播平台,到“白纸革命”的全球回响,这些星星之火汇聚成一场新兴的“云端革命”。 这场革命告诉我们:即便身处最严密的监控国家,对自由的渴望依然会适应、繁衍,并延续不息。
海南爆发抗议事件,从夜砍槟榔树到大规模抗争。10月31日,海南琼中县加钗镇爆发一起群体抗议事件。导火索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加钗分公司在10月31日凌晨,派人潜入村民农田,偷偷将村民赖以为生的槟榔树全部砍伐一空,甚至有村民反应,他们还砍下了村民饲养的奶牛头部,引发民众极度愤怒。 清晨开始,大批村民将被砍伐的槟榔树堆放在公司大门口抗议,高喊“打倒土匪窝”,部分人登上公司平台砸毁招牌。愤怒的村民掀翻了多辆海胶集团的车辆、抗议者向警方和公司人员投掷石块。随着消息扩散,周边乡镇民众陆续赶来声援,现场人数激增,同时,当地政府也出动大批警力力图镇压抗议。 抗议从白天持续到深夜,据现场视频显示,当晚警察鸣枪驱散群众,并封锁进出琼中的多条高速公路。至11月1日清晨,现场已由警力全面接管,当局在周边路段增派警力巡查,防止再次聚集。海胶公司办公区则“人去楼空”。 纠纷根源:农场改制遗留的土地权属 这场突发事件背后,是海南农场体制改制后长期积累的矛盾。当地村民回忆,过去农民与集体农场以土地入股、以工代资,既领工资又享分红。但农场改制为国有企业后,原属村民的土地被视为企业资产。部分农户希望退股取地,要求归还承包地,却被拒绝;另有员工后代认为祖辈种植多年的土地理应属于家庭,引发多重权属冲突。 在抗议现场,有部分村民曾高举展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证明地块归属个人承包范围,质疑海胶公司“越界砍伐”。 针对网络舆论,海胶集团发布通报称:涉事地块“位于公司合法红线内”,并已依法公示权属。公司指责那柏村委会猿胎返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并称“曾多次表达可以签订租赁合同,村民缴纳租金使用,但遭拒绝”,因此在10月31日“依法清理非橡胶作物”。 然而,这一说法遭到民众强烈质疑。村民认为,所谓“依法清理”实为暴力征地,剥夺他们的生计权。尤其是槟榔树的经济价值极高,自育苗至结果需7至8年,而事发正值每年10月的采收旺季,损失难以估量。 事件发生后,社交平台上大量视频显示村民聚集与警民冲突画面,但次日清晨相关内容被迅速下架。琼中当地的通信信号一度不稳,部分村民账号遭封禁。至今官方尚未公布明确的处理结果或补偿方案。 琼中的抗议,不只是一起地方土地纠纷,这是中国乡村改革的问题缩影,农民与国有企业间权责模糊,利益关系含混不清,土地成为国有企业经济扩张与普通农民生计保障的冲突前线。当冲突爆发时,政府选择漠视民众利益,警方过度维稳与信息封锁只会愈发的加剧民怨积累。
CCP Launches Nationwide Crackdown on Zion Church Beginning on October 9, 2025, Chinese authorities launched a coordinated nationwide crackdown against the unregistered Zion Church (锡安教会)—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rominent urban house churches. Police in Beijing, Shanghai, Zhejiang, Shandong, Guangdong, Guangxi, Fujian, and Hainan detained or disappeared at least 30 pastors, preachers, and congregants, searching homes and confiscating personal devices. Senior pastors Jin Mingri (金明日) and Yin Huibin (尹会彬) were arrested in Guangxi and have not been heard from since, while Wang Lin (王林) was taken at Shenzhen Bao’an Airport. Authorities accuse them of “illegal online religious activity” (非法互联网信息宗教传播罪), a charge increasingly used to punish those who hold Bible studies, prayer meetings, or livestreamed sermons outside state control. The Zion Church’s leadership published an Emergency Statement on October 12, condemning the arrests as unconstitutional and appealing for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ounded in 2007 and forcibly closed in 2018 for rejecting Party oversight, the church now faces its most serious repression to date. The operation marks a renewed national campaign to eradicate unregistered “house churches”: Christian congregations operating outside the CCP-controlled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TSPM). By framing digital worship as “network misuse,” authorities have opened a new frontier of control, one in which faith itself can be criminalized under cybersecurity law. The timing—just days after National Day—underscores Beijing’s ideological assertiveness amid tightening restrictions in Tibet, Xinjiang, and Hong Kong, and reflects the deepening centralization of religious life under Xi Jinping’s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 (宗教中国化) campaign, which demands that all faiths serve the Party’s political and moral authority. This crackdown marks the erosion of the last remnants of religious autonomy in China. The Zion Church’s ordeal forms part of a broader project to discipline belief itself, extending state power into the most private spaces of conscience. It demand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before the right to believe is extinguished in China.
中国K签证:被牺牲的本国青年与被忽视的风险 。2025年10月1日,中国正式实施“K字签证”,面向外国青年科技人才。然而,在国内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社会情绪高压的背景下,这一政策并未获得掌声,反而引发了舆论反扑。网民批评政策“崇洋媚外”,担忧其加剧就业挤压,甚至质疑其背后的政治逻辑。 “K签证”源自国务院想要提升中国科研和创新能力,于7月16日通过条例修订,并在8月7日以国务院令第814号公布,8月14日正式对外发布。文件规定,自10月1日起,外国青年科技人才可申请此类签证,以便利来华交流、科研与创业。 就业困局中的“逆风政策” 问题在于,政策出台的时间点极为敏感。此前三年的清零政策冲击令中国小微企业大量倒闭,导致就业市场严重萎缩。2023年青年失业率攀升至历史高位,当局一度暂停数据发布,但2025年9月的统计仍显示青年失业率高达18.9%。在清北和海外名校毕业生投身外卖配送的现实下,民众对就业的焦虑早已蔓延至社会各阶层。 在此情境下,引进外国青年人才无异于“火上浇油”。大量网民直言,K签证将加剧就业竞争,让本已困境重重的中国毕业生“雪上加霜”。 网络舆情的全面反对 自9月下旬以来,网络上不断涌现对K签证的批评与抵制。最初网民的反对情绪停留在就业层面,主要批评集中在就业挤压,担忧外籍青年占据本就有限的高校毕业生岗位,认为签证条件不够清晰或不够严格,指责政策“崇洋媚外”。有网友在微博发文称:“黑龙江双选会上11万硕博学生竞争,尚且难以就业,为什么还要引进外国人挤压生存空间?”评论区有人直言“职场如牛马相争,最终资本获利。” “本国硕博尚且难以谋生,凭什么还要让外国人分走机会?” ,一些爱国大V选择沉默,另一些则公开号召举报,提及中印边境冲突,强烈反对印度人入境。 在B站,官方宣传视频遭遇网友弹幕刷屏表达不满,全屏尽是以表情组成的“K”符号以示反对,不少人涌向国家信访局网站举报,导致该功能一度下线维护。 但随着随着政策临近生效,网民的反对情绪不仅停留在就业层面,还延伸到制度不公,将矛头直指领导人,批评政策背离民意,有人质疑“本国青年为未来付出三代努力,却换来外籍人才的便利。” B站网友们批评习近平“皇帝发疯真的无人能救”,“老头子活太久是这样,历代皇帝老了能不糊涂的几乎没有”。“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某个单一政府的中国”,网络上的反对声持续高涨下,有网友呼吁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不容忽视的代价:自由与安全 对外国申请者而言,K签证未必是“利好”。他们需要面对的是真实的中国职场:无偿加班、欠薪、劳动法名存实亡。在政治高压环境下,外籍人士被无故刑拘的案例屡见不鲜,他们可能仅仅因为工作内容、过往的海外言论,或者纯粹因为所在国与中国关系紧张,就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2018年孟晚舟案引发的外交对峙中,两名加拿大公民Kovrig与Spavor被中方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直至2021年孟晚舟达成延缓起诉并离加当日才获释; 2018年,阿默斯特学院学生冯斯瑜在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进行维吾尔族文化研究时被捕。此后,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彻底失去音讯。 2019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本科生罗岱青因在Twitter发布“维尼熊”表情包回国探亲时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六个月; 2020年澳籍记者成蕾因提前数分钟发布官方信息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而被捕,关押三年; 最新案例中,2025年7月30日,留法学生张雅笛因撰写促进汉藏交流的文章,在回国探亲时被捕,罪名为“煽动分裂国家”。 这些都揭示了一个外籍人士必须面对的现实,在缺乏司法独立和法治保障的国家,外籍人士随时可能因不可控的政治因素成为"人质外交"的工具。K签证所承诺的职业发展机会,必须与失去人身自由的风险放在天平上权衡。 K字签证从酝酿到实施,始终未经公开讨论,未征求民意,甚至在舆论普遍反对的情况下照常实施,这恰恰折射出中共的治国逻辑,漠视民意诉求,一切服从政策需要和政治目的。对于考虑申请K签证的外国人才而言,除了评估职业机会,更应认真权衡个人自由与人身安全的潜在代价。毕竟,在一个可以无视本国民意的体制下,外籍人士的权益保障能有多少指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