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封锁

解滨:回忆我偷听敌台的经历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老爸每天用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 有一天我好奇,把收音机的波段旋钮转到了“短波”那个地方,突然听到了很多从来没有听过的电台。 一不注意我听到有个电台里说“共军的官兵们”那样的一些话,把我吓得差点尿裤子,赶紧把波段旋 回中波,关掉收音机,然后往门外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人来我家抓我。 那个时候正在闹文革,经常有人因为“偷听敌台”被当“反革命”抓起来的。 好在我也不是菜鸟,毕竟还读过几本少儿科普读物,对于无线电还是懂那么一点的。 仔细想一想,收听电台并不会向外面发射无线电波。 只要自己不说出去,又没有被人家抓现行,人家怎么会知道我偷听敌台呢? 于是我胆子就开始贼大起来。 那个时候我收听敌台并没有任何政治原因,只是好玩和好奇。 最一开始收听的是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其结束语一定是“自由中国之声在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播音”。 虽然播音员的声音很优柔动听,跟棉花糖似的又甜又软,但我并不喜欢其内容,因为那和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内容一样枯燥无味。 例如,他们称共产党叫“共匪”,称解放军叫“共军”,我听起来很反感。 文革的后期,晶体管收音机开始普及,我家里买了一台。 由于体积小便于隐藏,我拿来偷听敌台方便多了。 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校里的学生干部,思想很进步。 我对敌台的内容很反感。 不过我确实是从敌台那里听说毛泽东有个秘书叫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 当然,那些事情我是不敢说出去的。 唯一喜欢台湾台里的是那边播出的音乐。 记得当时从敌台里听到有一位女歌手叫“凤飞飞”,她的歌曲好听极了。 那时邓丽君还没有红起来呢。 在敌台里听邓丽君唱“香港之夜”那是后来的事了。 有时候还可以听到台湾电台里向在大陆潜伏的特工发指令,一般是说“XXXX号同志请注意”,然后念一大串数字。 除了台湾的敌台外, 我也听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等等外国电台。 莫斯科电台的播音员声音比较生硬,澳洲广播电台的比较柔和。 还听过一个“马来亚革命之声”,是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中文播出。 真正让我偷听敌台上瘾的还是“美国之音”。 毛泽东搞“乒乓外交”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 我父母的一个熟人是大学教授,姓俞。 文革后期俞教授获准去美国探亲,他在美国探亲时买了两本《英语900句》,回国后送给我一本。 那个时候“美国之音”在教“英语900句”,我就半夜里偷偷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节目,并学习《英语900句》。 除了“英语900句”外,美国之音还播出另外一个英语听力节目,叫“Special English”,阅读的速度很慢,以帮助听众学英语,内容以新闻为主。 另外还有一个听力练习节目,是中英文对照的,记得其中有个故事叫《汤姆历险记》,每次读其中一段。 我对作家马克.吐温就是从美国之音中了解到他和他的作品的。 有一个节目叫“时事经纬”,分析世界大事,很让我折服。 因为他们不做赤裸裸的政治宣传,而是在介绍政治事件时讲述不同的观点,让读者自己拿结论。 我对美国之音所有的播音员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何丽达的播音员。 她的发音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标准。比如她说“那”,不但会加上儿音,变成“那儿”,而且居然会说“那赫儿”。这“那赫儿”,没在北京熏陶过的根本说不出来。 她播音既没有台湾那种九姨太似的软,也没有中央台武工队员似的硬,而是不紧不慢,娓娓而谈。 听她播音是一种享受。 我偷听敌台最难忘的还是粉碎四人帮那件事。 事发几天后我就听到了,高兴的心里砰砰直跳,当场笑出声来,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要好的熟人,对方神经兮兮地说:“出大事了”。 不过我还是装不知道,怕说出去被抓反革命。 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是偷听敌台了。 一直到美国之音里播出了上海人民敲锣打鼓地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实况,我才敢说出去,第二天文件就传达下来了。 不过好像大家都没有惊奇的样子,似乎都已经知道了。 看来在那个时候偷听敌台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偷听敌台的那些年,白天我是三好学生,共青团干部,积极分子,写大批判文章,歌颂党,歌颂毛主席。 在夜晚我是反革命分子,欣赏着台湾的“靡靡之音”,收听美国的新闻和时事经纬节目。 但连我自己都奇怪的是,偷听敌台并没有影响我的政治观点。 我思想并不“反动”。 真正使我思想开始变“反动”的,是国内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很多事情。 而当时偷听敌台的,恐怕各个阶层的都有。 就连许多共产党干部也在偷听敌台。 所以当时在所有的大城市对敌台都进行了干扰,小城市和乡下的干扰信号就没有那么强了。 但无论如何干扰,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的信号一直是很强的,有时甚至不必使用短波,在中波就可以收到。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大学,改革开放,收听美国之音就基本上是半公开的了。 记得同寝室有一位同学是班上学习最好的,他老爸给他装了个六管短波收音机,盒子是木头做的,土头土脑的,但收听效果极佳。 他用来收听美国之音,学习英文也收听时事。 他是中国第一批考上李政道教授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计划招收到美国的留学生。 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在国内偷听敌台已经基本上绝迹了,代之而来的是翻墙。 任何人想要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都将会一败涂地的。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阻碍中国人民和外界交流信息的那堵防火墙终究会被拆掉,就跟柏林墙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首发】 高瑜:江油事件中触目惊心的数字 编者按:被中共用暴力强行镇压下去的四川绵阳地区县级市江油数千人参加的抗议事件,是白纸革命之后中国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民众向政府的问责事件,它由一起中国频繁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引起。 高瑜女士以她独特的视角用这次事件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数字说明当前中国现行法律与现实的冲突,即预防不了青少年犯罪,又给予不了青少年学校和社会的安全保障。 司法不公激起江油民众愤怒走上街头,伸张正义,绝不是骚乱,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问责,是向专制政权索要宪法保障的公民的政治权利。 六四血腥镇压过去36年,中共暴力镇压模式在高科技的武装之下大大更新迭代,但是“一秒八棍”依然在加剧着中共的治理危机和社会深深的裂痕。此次江油民众用手机把事件真相传播到全国、全世界,被网络誉为“江油照相馆”,彰显出突破中共信息封锁的强大能力,对全国乃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教育。 江油事件被警察和特警极其残暴地镇压下去已经一个星期了,但是公众拍摄的一系列视频中呈现出来的一系列数字,一直在我头脑中萦绕,已经到了不吐心绪不宁的地步,只能写下这篇短文。 …… 进入2025年,政治、经济、社会危机都在加剧,中共的治理矛盾已经积累到无法修复的程度,对民众的问责,从来不回应,而是要解决掉提问题的人。这样发展下去,必将是不可挽回的社会断裂。江油人民做出榜样,用街头行动进行政治参与,用手机拍摄冲破中共的信息封锁 ,他们的抗争为全中国树立了榜样。
中共防火墙自中国与国际互联网接轨后,对中国的人文、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来说,中国人的三代人的思维模式因为防火墙而与世界形成了一定的隔阂。防火墙基本上已经将世界互联网一分为二,即世界的互联网和中国的局域网,但对于中国普罗大众来说,防火墙是一个很虚的概 念,民众只知道在中国境内有很多世界主流网页是中国互联网用户无法访问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防火墙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是一个多么庞大复杂和恐怖的系统。 中共防火墙概念其属于1996年,当时互联网才刚进入中国差不多两年, 我们通常所说的防火墙只是一个庞大计划的分支子集,中国对于信息管控的全计划叫做“金盾工程”。金盾工程除了防火墙的搭建,其他的分支专注于其他方面的信息管控和审查手段,其中包括监控软件,网络摄像头以及对互联网服务公司的监管等等。防护墙具体上线时间我们已经无从考察,大约时间是在90年代末。也就是中国人并没有享受多少时间完全自由的互联网世界,不过当时的防火墙是最初级版,只是简单的通过IP和域名对比来禁止访问,当年更多的措施是在线下,比如对当时众多的网吧进行控制和监管,网吧的老板们被要求必须在他们的计算机上安装监控软件,并随时上班网民的违规行为。 2004年,防火墙引入了关键词屏蔽技术。中共从后开始专注于增强初级版的防火墙,重点对付翻墙工具,比如shadowsocks、Nord、V2board等大家熟悉的VPN,在中共控制下,在中国境内的互联用户想观看境外信息,就只能通过链接VPN再浏览信息,正因中共防火墙不断地在和VPN控制,所以每一次到中共重要的日子,比如两会期间,每年的6月4日前后或者每当中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的时候,VPN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除此之外,中共还做了别的措施,比如在西部省份扩建服务器,加强了所有中国互联网通往世界互联网的边界网关管控。 中共防火墙不只是单纯的科技,当中也包含了大量的人力,中共雇佣了一大批互联网审核人员,监控网上所有的敏感话题和关键词。这些劳动力除了监控,还包括了宣传工作,负责在网上为中共唱赞歌,也就是民众常说的“五毛党”。 根据2017年APSR的一份调查报告,五毛党每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造出大约4.9亿次虚假的评论,这已经是8年前的报告了,现在这个数量估计要更多。 除了五毛和中共政府自己的审核员,更不用说中国所有的互联网企业都知道要自我审查,自我阉割内容。微博的上线恰恰就是在推特被禁一个月后,可想而知,在中共的操纵下企业内部已经够融了很久,让他们来取代推特,并且这些企业必定已经向政府保证了会内部严格审查内容。 ,,,,,, 我作为技术人员有一种很深的感慨,如此庞大的一个计划,动用了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搞出来的尖端系统。但防火墙的目的不是解决贫困饥饿,不是开启民智或造福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目的却只有一个“遮住中国人的眼睛,禁锢中国人的思想”。 我们可以推论,如果中共知道自己的执政江山是需要依靠封锁言论,不让人们看到真相才能持续下去。那么中共在构建防火墙和金盾工程的时候,中共是不是意识到自己的政权是不合法且不正义的。逻辑推论,中共所代表的是正义而正确的,怎么又会是需要通过删除别人的信息,不让人看到外面世界的80%以上的东西,并且把说出真相的人关进监狱。 中共的执政者,又如何能说服自己和民众自己的掌权是正义的呢?中共也是利用谎言,将矛盾转移到外界的。建构防火墙的人为自己开脱的接口是制造西方与中国敌对的舆论,对内宣传西方世界使用舆论诋毁中国,西方的文化渗透,而中国人民淳朴,无法分辨信息的真假,而中共声称建立防火墙是在保护人民。但这种说辞,在基本逻辑思维下完全不能成立,甚至荒谬至极。为什么西方不害怕自己国家的人民去看到外面的信息呢?政府应该相信自己的国民懂得明辨是非,中共政府认为中国人民分辨能力,那真正侮辱中国人的恰恰是中共政府本身。 真正辱华的正是中共政府。对于赞成防火墙的粉红,本质上是在看不起自己,认同中共政府对人民判断力的侮辱。只要信息是自由的,中国人自己的懂得分辨真假对错。而中共的墙,都是为了其政权。如果说防火墙是为了抵挡西方舆论,那仅仅禁止西方网页就可以了,但是国内平台上的言论自由吗?而现实是中国人在中国任何一个平台上也不能批评中共,连自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名字都不能提起。 防火墙和金盾工程无论中共政府如何美化,就是为了中共自己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倒,与西方舆论荼毒中国人思想没有任何关系。 ---韦洁筱:防火墙才是最辱“华”的东西
勃勃OC
2个月前
1989年六四事件的国际报道主要来自西方媒体、国际人权组织以及目击者的记录。由于中国政府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国际报道在事件发生时成为外界了解情况的重要渠道,但也因立场差异和信息局限,报道内容存在一定争议。以下是对国际报道的客观概述: 1. 主要国际媒体的报道 实时报道:1989年4月至6月,西方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BBC》《CNN》等对天安门抗议活动进行了广泛报道。记者驻扎在北京,记录了学生和市民的集会、诉求以及政府反应。5月抗议规模扩大后,国际媒体关注度激增,尤其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抗议活动成为全球焦点。 6月3-4日镇压:清场行动发生时,西方记者目击了军队进入北京、坦克出动以及暴力冲突的场景。报道描述了枪击、伤亡和混乱,例如《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报道详细记录了军队向人群开火的情景。CNN的现场直播向全球观众展示了天安门广场的紧张气氛,尽管清场当晚许多记者被限制行动。 “坦克人”:6月5日,一名男子独自站在长安街阻挡坦克的画面被美联社、BBC等媒体捕捉,成为六四事件最具标志性的国际报道形象,象征了个人的勇气和抗争精神。 2. 伤亡数字的争议 媒体估计:国际媒体报道的伤亡数字差异较大。《纽约时报》初期报道估计死亡人数在400至800人,英国《卫报》和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则称可能高达2000人或更多。由于缺乏官方数据,媒体多引用目击者、医院记录或外交人员的情报。 中国官方回应:中国政府称约200名平民和数十名士兵死亡,否认大规模屠杀。国际媒体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官方数字低估了实际伤亡。 信息来源局限:由于中国政府封锁信息,国际记者难以进入清场核心区域,报道多依赖目击者叙述、零散影像或二手信息,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 国际社会的反应 谴责与制裁:西方媒体报道引发全球震动。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谴责武力镇压,实施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例如,美国暂停了对华军事销售,欧盟也暂停了部分援助项目。 外交报道:西方外交官的内部电报(如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机密文件,后解密)提供了补充信息,描述了北京街头的暴力场景,支持了媒体关于大规模伤亡的报道。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国际特赦组织等发布报告,称镇压违反国际人权法,呼吁调查并追究责任。这些报告被广泛引用,成为国际舆论的重要依据。 4. 报道的争议与局限 偏见指控:中国政府批评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称报道夸大了暴力程度,忽视了抗议中的“暴乱”行为(如士兵被袭击)。一些分析认为,西方媒体可能因意识形态倾向而聚焦于负面叙述。 信息封锁的影响:由于中国限制记者进入清场区域,许多报道依赖间接来源,可能存在夸大或不准确之处。例如,关于天安门广场本身是否发生大规模枪击,报道间存在矛盾。 文化差异:西方媒体强调个人自由和民主诉求,而中国官方强调稳定和集体利益,这种视角差异导致报道基调与官方叙述迥异。 5. 长期影响 持续关注:六四事件后,国际媒体每年6月4日前后会回顾事件,聚焦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信息审查。流亡海外的抗议者、学者和记者(如柴玲、吴仁华)通过西方媒体持续发声,提供了更多口述历史。 审查与沉默:在中国大陆,国际报道被严格屏蔽,相关内容在互联网上被审查。海外华人社区和国际媒体成为讨论六四事件的主要平台。 档案解密:近年解密的西方外交文件(如英国、加拿大使馆电报)为国际报道提供了新证据,证实了镇压的严重性,但也引发了关于事件细节的新争论。 6. 代表性报道示例 《纽约时报》(1989年6月4日):报道军队夜间进入北京,描述了枪声、坦克和市民的恐慌。 BBC(1989年6月5日):播报“坦克人”影像,称其为“20世纪最具象征性的抗争画面”。 大赦国际(1989年报告):估计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总结 国际报道为六四事件提供了关键的外部视角,记录了抗议活动、镇压过程及全球反应,塑造了事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然而,由于信息封锁、立场差异和现场报道的局限性,报道内容在细节上存在争议。西方媒体强调人权和民主,提供了大量目击证据,但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官方则质疑其客观性,强调稳定需求。综合这些报道,六四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其真相仍需更多历史资料的解密和公开讨论来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