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体中国,是一场国家级的破产清算。 也是一场自救,是亿万人用分别重新建国的方式进行的自救。 它一定会发生。 因为人们的求生意愿就是这么强烈,强烈到足以战胜中共一直以来的洗脑宣传,战胜“大一统”叙事,战胜被阉割多年的牛马族群深入骨髓的自卑。 当坚持做“中国人”意味着活不下去,谁会甘心 抱残守缺,最终以一个奴才的身份死去呢? 也许改开前的底层牲人肯这么做,肯活活饿死在故乡的土地上。但经历了改开四十年的漂泊打工生涯,亿万曾用双脚丈量了九州四海的牛马打工人们,已不再是会因为畏惧未知,就把自己和后代都禁锢在旧有生活方式中的人群了。 已经在四十年改开时代里“吃过”、“见过”的企业家们,伪中产们,包括一部分有真才实学的体制内,也不再是那种会甘心给覆灭皇朝殉葬的人了。 他们会很快意识到问题的关键。 “中国制造”会成为众矢之的,会被全球所有正常国家拒绝,中共帝国试图向外倾泻的过剩产能会遭受全球抵制,因为中国是中共的治域,是蛆的权柄所在之处。 你想恢复经济,就要主动撕下“中国制造”的标签,以“上海制造”、“江苏制造”等取而代之。 解体中国的最强驱动力来自利益,来自各族各地社群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来自沦陷区你了解的那些人,从底层往上数的所有阶层,对“钱”这个字的执念。 粤人会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要支持粤独: 唔好阻住我哋发达! 沪独的支持者,晋独的支持者,蜀独的支持者,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沦陷区各族各地的独派都会告诉你,他们想要不受掣肘地发展,他们想要让改开四十年间自己习惯了的生活方式,肯工作就能找到工作,能领到工资,能维持生活的状态,因为独立建国,因为新兴国家在政治上、文化上与中共帝国的决裂,重新回来。 想让自己的生活不必为中共帝国这个政治恒大殉葬,他们就只能脚踏实地从帝国的墓坑里爬出来。 谁会支持解体中国,谁会支持新兴国家的创建? 受益者会。 切身利益被中共帝国拖累的人,不甩掉历史包袱就无法重新开始生活的人,在帝国废墟里手中仍掌握着资源的人,有钱的人,有厂的人,有兵的人,有房的人,都会。 而有软肋的人会支持他们。 中国解体,唯一出路! 这是亿万牛马熬过这场危机的唯一希望。也是眼看着改开时期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不断崩塌,自己脚下的土地正被野蛮、愚昧再次笼罩的人,留住现代化生活品质的唯一希望。 如果你在中共国一线城市拥有许多房产,但这个一线城市正堕落成三四线城市,因此房价也跌向三四线城市的水平,你的损失会有多大?你会因此愿意放弃“大一统”吗? 请设想一下中国人会怎么回答这问题。 类似“真的有一头牛”的问题。 现实一点计算,独派的支持者不会少于十亿。 没有人会捍卫“大一统”,就象没有人会捍卫江青。 而从独立建国中获利最丰厚的人,都会走到独派的队伍里来——他们会组成新的利益集团。 我并不能向你保证,在中共帝国这个伤害链国家崩解之后,所有的新兴独立国家都是产业链国家,我更无法向你保证,参与独立建国事业的每个人都是道德上没有瑕疵,过往没有恶迹的人。 正好相反,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会泥沙俱下,会鱼龙混杂。 各种人都会被利益驱动着加入独派,成为推进解体、实现建国的历史潮流中的一股股力量。 各种人都会想从中分一杯羹。 然后解体、独立、建国,会很快成为既成事实,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的政治现实,成为沦陷区内部的全民共识。 也成为每个投身于新兴国家建设的人终于找到的,重新创建自己生活的坚实起点。 维吾尔人会终于能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建设自己的国家。不论你喜欢不喜欢他们的选择,到时他们都可以回复你说:“关你屁事。” 沪人也一样,港人也一样,晋人、蜀人也都一样。 你可以不喜欢他们的选择,不喜欢他们选择的国家样式,不喜欢他们塑造的族群文化特色,但他们有成为他们自己的权利。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他们有不做“中国人”的权利。 解体中国之所以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想让亿万人重新找到活路,找到让这世界,让国际社会,让全球产业链重新接纳自己的办法,就必须允许曾经的中国人不再做“中国人”,不再被迫做蛆国的奴才,不再因为坚持蛆奴生产生活方式、蛆奴思维方式而被全世界厌弃排斥。 然后,让他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让世界重新认识他们,按他们的努力重新评估他们,决定是不是与他们合作,是不是交付信任。 沪国会是沪人开启新生活的起点。 东突厥斯坦、图博特……各族各国也都一样。 而扬弃旧生活正是开启新生活的前提。 解体中国,是让各族各地从上到下,从有力到无力的各阶层各种人都开启新生活,创建新身份,建构新秩序的前提。 在有识之士中,它早已众望所归。
解体中国是谁的需要? 是中国的需要。 让我把这个问题稍微解释清楚一点: 解体红色中国,解体由习近平和他的红二代小伙伴们视为私产的“红色江山”这个蛆国,是改开中国的需要,是全体改开受益者的需要,是亿万牛马的需要。 是不愿受中共中央掣肘的江浙沪、粤港澳的需要,是在经济危机面前亟待自救的 各地区利益集团的需要。 中共帝国即将陆沉。 但凭什么江浙沪要跟着一起沉下去?凭什么粤港澳要跟着一起破产覆灭? 中国要完了,但我们明明不是中国人,为什么要一起完蛋? 更准确地说,习近平的红色江山要完了,蛆虫们的国家要完了,改朝换代的战鼓已经敲响,但我们从来没在龙椅上坐过,凭什么辛苦打工的我们,当牛作马的我们,要给那群贪官污吏纨绔二代们陪葬? 上海人不是中国人。 如果“中国人”的定义是在沦陷区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润到海外还要保持对中共的无限忠诚,为中共政权盗取现居国的情报、技术,如果“中国人”的定义是永世给蛆虫们当牛马,把奴性代代相传——这“中国人”谁爱当谁当去,上海人不伺候! 什么人是中国人? 肯跟着习近平一条道走到黑,肯跟着中国共产党一起死,一起退出历史舞台的,才是中国人。 我们不愿意,所以我们不是。 文字有时候会模糊概念的界限。 就象今天,在中共宣传的影响下,太多人已经看不清楚,在中共建政后逐渐扭曲的“中国人”概念,实际上更接近“苏联人”,是一种政治身份,它指称的不是1949年前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中华民国居民、清国臣民、明朝遗民,不是在祖先生活的土地上多少年不曾理会过朝代变迁、国名变更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 由中国定义的“中国人”概念,实际指的是“蛆奴”。 是忠诚于蛆国,忠诚于蛆虫的群体。 是蛆国覆灭时有义务为之殉葬的群体。 我们不是中国人。 每个不想殉葬的人,自问没有义务给蛆国殉葬的人,都不是中国人。 而是沪国人、粤国人、蜀国人、晋国人,是准备创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准备为自己为后代创造出全新政治身份的,在乱世洪流中奋力搏击的人。 中国必须解体,因为我们要死里求活。 在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下,中共帝国已然衰朽,积累的内忧外患已经让这帝国没有继续存活于世的可能。 若今日之中共国继续存在,政治风险、安全威胁继续存在,欧美国家就不可能轻易恢复对沦陷区企业的信任,恢复把订单再次交给沦陷区打工人的意愿。 江浙沪、粤港澳曾艰难取得的世界工厂成就,会因此凋亡。 同样的,若红色中国继续存在,积累的内债外债找不到消化方法,特权阶层继续对民间敲骨吸髓,稍有理智的牛马就只能躺平,民生将只能凋蔽下去,没有人看得到希望,也没有人敢投资未来。 中共已经把中国做成了一个死局。 解体中国,实际上,是被迫挣扎在这死局之中的亿万生灵唯一的破局之道。 整个沦陷区所有的牛马们,只能通过解体中共帝国,以各族各地名义分别独立建国,为自己构建全新的政治身份,才有可能摆脱中共帝国的负面影响,给自己一个重新赢得国际社会认可接受的机会。 道理很简单。 恒大要破产了是吧? 破产清盘之后的股东若能收拾出一点残存资源再次创业,会把新创企业再次冠以“恒大”之名么? 如果你这么做,吃过恒大亏的供应商、客户群,会敢跟你合作、愿跟你合作么? 所以中国需要解体。 千年以降,史书记载过多少朝代的败亡,皇朝的覆灭对生活在沦陷区的民众来说实在不能算什么新鲜事。 但皇朝覆灭了,生活还要继续。 被统治者没有殉国的义务,为中共特权阶层陪葬不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的职责是什么? 是为了继续生活,给自己创造新的身份,给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创造新的名义,是为重新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重新积累国际经贸合作中的信用记录,斩断沦陷区民众与旧帝国的归属关系。 是告诉世界,我们不是“中国人”。 至少不再是了,不再是把毒奶粉喂到婴儿嘴里的那种人了,不再是用假帐欺骗投资人,用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的那种人了。 我们是上海人,是有“腔调”的。 也是江浙人,是粤人、蜀人、晋人,是在1949年前曾在这片土地上艰难生存过,拥有过独特文化传统,探索出过各种“活法”,因此被中共打压过、歧视过,地方语言被消灭过,地方记忆被删改过,地方特质被刻意泯灭过的各族各地人。 中国需要解体。 以便亿万生灵可以用“中国人”之外的身份活下去,以便无数企业可以使用“中国制造”之外的标签,重新寻求市场认同。 中国需要被解体,被需要摆脱“中国人”身份标签的,想活下去的人们,彻底肢解。 这名为“中国”的束缚,要被解开。 这枷锁,这污名,要被清洗。
“合久必分”,中共帝国会崩解分裂,然后,从大而弱的帝国的废墟里,会涌现出一系列小而强的新兴国家。 象历史上曾经兴盛又曾经衰亡的许多伤害链皇朝一样,中共也正走向它自身的终结时刻。 宣传部门的粉饰改变不了帝国已进入垂死挣扎阶段的事实。 财政在枯竭,民力在枯竭,系统内部的可用才智也在枯竭。 不论对帝国覆灭是否已有共识,现行维稳模式无法持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不管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知道以目前的财政收入,政府不可能支撑庞大的维稳开支。每个人都知道,“必须改变”。 只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做那个改革者,接下这吃力不讨好且成功希望渺茫的任务,做那个为中共政权续命的人。 习近平不行。 在才智方面他是个真正的弱者,或许权谋方面是他的强项,但对国家治理,他一无所知,对如何维护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他一无所知。 他又嫉贤妒能,不愿借用他人的才智。 他是个天选的亡国之君。 在这中共帝国内外交困之际,他牢牢把持着国家机器的驾驶员位置,似乎生怕这满载的列车偏离了通往深渊的方向。 但如果你把整个中华沦陷区看成一串列车,必须冲进深渊的,其实只有那个车头。 许多车厢都是可以拆解下来的。 除了中共中央,除了和伤害链系统利益绑定最深的少数人,其他人并不是只有跟着习近平一条道走到黑这一个选项。 其他选项正在浮现。 随着伤害链系统衰弱下去,随着伤害链主“最强者”形象的崩坏,追随其他强者,或是自己成为强者这种选项,正在浮现。 中共体制内不乏才智之士。 中华沦陷区更不缺有才华有见识的人物。 能在一个庞大系统里不断向上攀爬,最终掌握大量资源的人,没有一个会愚忠于伤害链主。 而时势发展正向他们展示更多可能。 抛弃中共,抛弃伤害链阵营,改投欧美产业链阵营强者的可能。在中共中央的伤害力衰弱之际,截流资源自肥自立的可能。 但最有吸引力的是哪种可能? 是借经济下行之势,借中共曾经的改开经验,寻求设立新的“特区”,要求中央给予新设立的“特区”特殊优惠政策的可能。 我并不认为中共帝国的分崩离析会始于各派系的兵戎相见。 更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是中央在衰弱之后默许地方的自救,导致地方的自强。 是在没有撕破脸的情况下,在不引起中央警惕打压的情况下,各地方官员以财政为由,向中央请求更多的放权。 也是在财政压力下中共中央改开系技术官僚对地方争取放权诉求的蓄意“放水”。 帝国正在衰弱下去,但帝国的衰弱并不是均匀地、全区域同步地衰弱。 仍然有些地区,保持着相当强大的自我维持能力,也因此保持着相当强的与中央讨价还价的本钱。 在帝国衰落的过程中,地区的强弱分化会加速。 而从分化到割据,只有一步之遥。 资源会向强势地区集中,经济资源、政策资源如此,军事资源亦然。 习近平是压不住蠢蠢欲动的下属们的。 在保经济、保财政的过程中,权力的分割,领域的分割,会悄然发生。派系和集团则会悄然成型。 在中共内部,强弱分化、智愚分化,最终会以区域利益集团的形式呈现。 中共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 虚假的团结即将随虚假繁荣的褪色消逝。 而在今天的局势里,仍不得不滞留在沦陷区的有心人,最需要认清的,就是谁在未来会成为强者,哪些地区利益集团在未来能保持强势。 真正值得探究的,就是这种问题。 因为牲人崇拜强者,因为在一个充满伤害链信徒的社会环境里,一旦图穷匕现,谁是强者,谁就会众望所归。 也因为即使在一切还没有清晰呈现的今天,也一定会有聪明人开始暗中布局,开始对潜在的未来割据势力示好,开始向地区利益集团放水,多给他们一些政治资源、政策资源。 新兴国家的胚胎正在历史的子宫里孕育。
小国是可以战胜大国的。 在军事科技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之后,在地面部队的冲锋已经无法决定胜负的时代。 由牲人组成的炮灰部队已无法靠数量堆出胜利,也无法阻止B2轰炸机和斩首无人机的联合行动。 拥有技术优势的产业链国家,只要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意愿,就能稳胜。 所以,当中共国分裂开来, 当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残存势力各据一方,彼此争斗,请不要以为汇合了残存牲人力量的那一边一定能战胜另一边。 在台湾和中共国之间,军事优势并不一定象中共宣传体系所说的那样,是在人口众多、舰艇众多的中共国一边的。 在中共帝国因贫富分化到极致,阶层分化到极致,社会撕裂到极致而崩解时,军事优势也并不一定属于红后代们。 因为真正掌握军事资源的人,更亲近技术逻辑的人,可未必会站到红色中国那边。 在今天的中共国版图里,财富聚集在哪些地区? 想要守住财富的军事资源,想要保命保财的政治资源会倒向哪些地区? 在所有人都不得不“站队”的时刻,聪明人会站到哪一队? 穿透历史的迷雾,强弱其实从来都是分明的。 中共国今天的所谓“强大”,只是伊朗式的强大,而台湾,背靠整个产业链阵营的台湾,才是更接近以色列的存在。 在中共国内部,红色中国的强大,也只是伊朗式的强大,改开中国看似已经衰落,但到了改开中国的残存势力终于绝地反击之时,受产业链逻辑渗透最深的沿海诸省制造业重镇割据自保之时,它们才会是更接近以色列的存在。 而伤害链逻辑的信徒,又从来都是欺软怕硬的。 小国是可以战胜大国的,因为人口、面积和资源上的小国未必是弱国,大国则未必是强国。 最本质的规则是,强国会战胜弱国。 在需要作出战略预判的时候,你要看的不是谁大谁小,而是谁强谁弱。 而在背靠欧美的台湾和中共中央之间,在未来的沿海诸省和中共中央之间,在由改开系地方势力组成的割据者联盟和由红二代组成的帝国残部之间,谁强?谁弱? 按中共宣传来算,今天当然是中共强,是红色中国强。 但事态持续发展会令真相浮现。 技术逻辑则会让真正的弱者无所遁形。 伤害链的强大,是纸老虎的强大。一个在由炮火决定胜负的时代仍然依赖炮灰的阵营,它自诩的强大早已消逝,只余对昔日风光的追忆。 今天的伊朗,就算全力以赴,还打得过以色列吗? 今天的中共军队就算倾巢出动,又真的能占领台湾吗?不会在渡海中途就因习近平被斩首,指挥系统被内敌外敌联手瓦解而陷入混乱吗? 一旦中共帝国因财政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叠加走向崩解,中央无法保持对地方的全面控制,属于红色中国阵营的那些势力又能在以无能著称的红二代纨绔们的“亲自指挥”下,发挥出多强的战斗力,在重建伤害链系统,消灭新兴产业链国家这条路上走出多远呢? 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谁才是真正的强者,谁才是真正的弱者呢? 在强弱分明之后,谁才会是沦陷区亿万伤害链信徒表示臣服并奉献忠诚的对象? 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乱世乱局中,谁是以色列,谁是伊朗呢? 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不是没有反对者,赖清德在台湾岛内也一样。 但这并不影响国力与国力的比较。 因为什么? 因为与技术逻辑背道而驰的伤害链国家选择的,从来就是一条通向弱者之路。 伤害链逻辑曾是全世界的主流,但伤害链阵营曾经的强国却以飞快的速度一个个衰落下去。 伤害链逻辑本身,就是一种让社会积贫积弱的逻辑。 是种让社会内耗的,自残自伤的逻辑。 产业链逻辑却是一种相反的,鼓励从个体到族群到整个社会自强奋进的逻辑。 我们今天在国际社会看到的强弱分明,和我们未来会在历史舞台上看到的强弱分明,都是选择了不同逻辑的国家和族群必然得到的结果。 而我们必须提前看清这结果,以免自己作出错误的选择。
对于中共这样的政权,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反制方案。 一个从先发制人式的斩首行动,到后续的“接盘”,肢解帝国,分片分步骤促成中华沦陷区完成文明模式转型,涌现出一组现代化新兴国家,从地缘风险因素变成远东地区稳定器的方案。 只要有了这样的方案,哪怕不实施,习近平也就会从此不敢越雷池一步。 因为仅让这样的方案存在,就足以粉碎伤害链主精心打造的“最强者”神话,就足以让伤害链主实际上是靠着产业链阵营强者的投鼠忌器、宋襄之仁才能苟延残喘这一真相被彰显出来。 中共一直在宣传说美国不敢打它。 说美国不敢冒陷身战争泥潭的风险,在台海战争的最关键时刻参战,说美国乃至整个自由世界都害怕中共政权崩溃会令十几亿难民涌向全球,所以欧美会一直一直协助中共维稳,在蛆虫们有可能被牛马反杀时,站到蛆虫们一边。 但事情真是这样吗? 并不是。 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美国之前,中华沦陷区就经历过多少次朝代更替,经历过多少次大规模死亡。 伤害链政权的崩溃从未对外部世界造成过冲击。 中共政权只是沦陷区诸多朝代中的一个,它没什么特殊的。 除了人口众多,除了镇压手段更残酷,除了受现代技术影响更深之外,这个朝代没什么特别的。 中共政权既不象它自己宣传的那么强大,对东亚的稳定也不是那么不可或缺。 一旦欧美认真起来,甚至只要欧美的小弟们,象台湾、韩国、日本这样的国家认真起来,中共政权就会暴露出其在军事上的不堪一击。 倒不是说中共的武器在“量”上不足。 但中共的指挥系统并不具备和伊朗等国一样的抗打击能力。太多将领在各种压力下心存异志,乐见习近平被斩首了。太多人会在外敌以习近平为军事行动首要目标时“放水”了。 而今天的中共国,这个已经因改开四十年半只脚跨进了文明新稳态的地区,也并不会因中共政权的崩塌就迅速变成欧美不敢陷身的“战争泥潭”。 为什么? 因为牛马们是如此驯服。 你根本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共国底层民众会去反抗任何外来的或内生的新政权。 中华沦陷区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硬骨头”,而是一盘入口即化的预制菜。 技术逻辑是站在产业链阵营一边的。 而技术,包括军事科技也包括国家治理技术,都在飞速发展。 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越南战争时期的美国,今天的美军已经不是越战时的美军也不是伊战时的美军。 而今天的中华沦陷区也已不是那个多数底层不识字,多数人口从事传统农业的前现代中国。 今天的中华沦陷区,是一片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归化于产业链逻辑的,只是归属尚未在政治层面确认的全球商业帝国新疆域。 画龙点睛,只差一步。 很多人还沉醉于旧时代的旧迷梦里。 还在用旧时代的眼光看问题,用旧时代的战争理论评估台海战争的前景,和中共国的未来。 他们没有意识到,随着时间推移,随着军事科技的进步,随着无人机、AI遥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在战争中的应用,随着两大阵营的军事能力在技术上拉开距离,小国战胜大国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人口和领土意义上的小国凭技术优势战胜大国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一直靠人口和领土方面的优势维持自认的伤害力落差的大国,属于伤害链阵营的大国,正在面临伤害力落差被事实上颠覆的窘境。 是的,台湾是小国。 但台湾未必不能征服中共国,不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用一套组合拳,通过先斩首再肢解,并扶持出一组亲台湾新兴独立国家的方式,一劳永逸,彻底解决中共对台湾的安全威胁。 而如果台湾肯干这“脏活”,甚至不需要台湾官方主持对这类行动方案的论证,只需要有民间机构探讨这种可能性,就足以构成对中共的反制震慑。 就足以让中共意识到,“你别把我逼急了”。 时代变了。 战争手段在变,战争观念在变,影响战争决策的许多因素都在变。 不变的是什么? 是战争仍然是双方综合实力的比拼,对双方最重要的仍然是利益考量。 是如果击败你很容易,而且很划算,“打你”就是个很有诱惑力的选项。 而击败中共,是不是很容易?会不会很划算? 是的。 随着科技进步,随着中美军事科技差距拉大,随着中华沦陷区社会转型走到越来越多失业青年在考不进体制后渴望有个外企工作或外贸行业岗位的时间节点,击败中共并在沦陷区消解中共残存势力正在变得更容易。 也更划算。 从化解地缘政治风险,消除美国、台湾、韩国、日本正承受的安全威胁来看,从促成制造业回流,清除欧美按自己想法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障碍这角度看,当然是更划算。 中共是一盘入口即化的预制菜,这是事实,虽然中共一直试图把自己伪装成自由世界啃不动的“硬骨头”。 但我们是可以认清并说出真相的。 我们可以论证中共的脆弱,在战争方式和战争观念随时代前进而改变后的脆弱。 我们可以使用反向的认知战术,用论证中共的脆弱性来击破它。用真相来击破谎言,用实力来拆解中共的“最强者”神话,“硬骨头”神话。 而且这不仅是论证,也是预言。
中共有没有能力武统台湾? 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清晰,但又极为模糊。 在中共自己的宣传话语体系里,解放军是完全具备武力攻占台湾的军事能力的,之所以迟迟没有开战,只是出于政治考量。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当然不是。 事实是,中共绝不是军事上的“最强者”,不论面对的是美军还是台湾军队。 一旦双方真的大打出手,几乎可以肯定,中共会落于下风,甚至会迅速落败。 为什么? 因为现代战争的打法,包括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和刚刚发生过的伊朗与以色列交火,都不是单纯的军事较量,从这两场战争里,你都无法看清双方如果单纯比拼军事能力,如果毫不顾忌国际社会的观感,事态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而你千万不要忘记,技术逻辑从来都是站在产业链阵营这边的。 在军事科技方面,产业链阵营一直保持着优势,在战争过程中,产业链阵营却一直没有尽情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 一直在保持克制。 但在交战双方中的一方一直保持克制的情况下,打出来的却是个看似平手,或偏向产业链阵营的战果,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如果不加克制,产业链阵营必胜。 纯论战争能力,不论美军还是台军都能稳压住中共解放军。纯论伤害输出能力,只要在中共攻打台北总统府时,台湾军队对等反击轰炸中南海,以斩首对斩首,在两岸有心人推波助澜之下,中共的指挥系统一定会先一步瓦解。 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产业链阵营之所以在面对伤害链国家发起的战争时,会无法速胜,会苦战煎熬,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产业链阵营要战胜的不仅是敌方,也是自己。 乌克兰也好,以色列也好,都在试图保持现代战争的道德标准。双方的交锋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难的不是战胜对方,是在战胜对方的同时,不使用那些前现代的战争手段,不让自己倒退到部落战争的标准。 难的是不灭对方的族。 产业链阵营一直在试图坚持这种现代战争道德标准。当然,伤害链阵营会利用这一点,会使用各种认知战手段呼吁产业链阵营继续保持克制,不发挥本身全部的军事实力,并且伤害链阵营会极力抹黑产业链阵营已经作出的努力,会指责他们“做得不够好”,“伤及了无辜”,把产业链阵营的对手说成屠夫。 因此,产业链阵营在战争中缚手缚脚。 并因为缚手缚脚而显得不太强大。 由此给了伤害链阵营的战争发起者,伤害链主们,把自己说成“最强者”的余地。 但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产业链阵营绑住一只手一只脚都能跟伤害链主打个“平手”。 事实是如果产业链阵营毫无顾忌地全力作战,如果双方都以前现代的标准,按部落战争的规则和风格来战斗,伤害链主早已败亡收场,甚至早已被灭国灭族。 一场俄乌战争,为什么打到现在背靠欧洲的乌克兰仍未胜利? 因为欧洲并没有全力以赴,因为这场战争在相当程度上仍停留在二战甚至一战时的技术水准。 因为这场战争被限制在俄罗斯能承受的烈度之内。 于是普京仍然可以缩在莫斯科称王称霸,仍然可以驱动俄罗斯宣传机器把自己打扮成“最强者”。 但他真是“最强者”吗? 不。 他只是在这样一种施加了许多有利于他的限制条件的战争里,伤害链阵营内部的“最强者”。 他既不是全世界的最强者,也不是阵营内部的最强者。一旦游戏规则稍微发生些不利于他的变动,他现在的“最强者”地位就会摔个粉碎。 而游戏规则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 没有人能保证,台海战争开打的时候,从美军到台军都会象今天的乌克兰人一样坚守欧洲人心爱的现代战争道德标准。 因为人们的观念正在慢慢转变。 向着不利于蛆虫的方向转变。 而习近平,又能不能一直保持他的“最强者”地位呢? 当然不能。 他本来就不是“最强者”。 虽然在中共宣传系统的吹嘘里,他拥有一切能使人成为强者的资源,虽然中共国的航母和各种军事舰艇正在“象下饺子一样”被大量制造,虽然小粉红已经把中共军队掌握的技术吹上了天,但事实是,“举头三尺无人机”足以吓得习近平夜不成眠。 蛆虫们只拥有相对于牛马的伤害力落差。 在更大的世界里,这些蛆虫是靠产业链阵营强者的心慈手软活着的。 一旦真正的强者不再心慈手软,不再宋襄之仁,一旦任何一个产业链阵营里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肯全力以赴,甚至不惜倒退回接近部落战争的标准,不惜承担“干脏活”的名声,这些蛆虫就会象蝼蚁一样被轻松歼灭。 习近平并不会比苏莱曼尼更难杀。 也不会比拉登更难杀。 真相和中共宣传的那套说法恰好相反,美国才完全具备攻占整个中华沦陷区的军事能力,台湾才完全具备把北京变成火海,把习近平和他的红二代小伙伴们连锅端掉的军事技术能力,而没有动手,只是出于政治考量。 谁是这世界事实上的最强者? 北京有抵御台湾全面空袭的防御能力吗?有“铁穹”吗?如果赖清德突然先发制人斩首习近平,再派黄仁勋去白宫说情,央求美国接受既成事实,美国人难道会判他抵命吗? 各位,仔细想想吧。
伤害链系统看似强大,但实际是脆弱的。 它的脆弱在于它的统治要靠“最强者”形象维系,而它实际上又不可能是“最强者”。技术逻辑并不站在它一边。 在一个科技飞快进步的时代,阉割民众创造力的伤害链一定会在科技竞争中落败,它只能是弱者。 作为事实上的弱者,它又必须假装自己是强者。 它是个纸老虎。 而想要占领一个伤害链国家,想让亿万伤害链国家的底层民众象臣服伤害链主那样温顺听话,服从新统治者的每项指令,你需要做的只是两件事。 一,斩首原来的伤害链主。 二,重新确立“最强者”形象。 如果你是事实上的最强者,即,如果你拥有产业链国家的军事实力,或是能得到产业链国家的军事援助,你就能很轻松地做到这两件事。 为什么每个伤害链国家都恨美国? 因为美国就是事实上的最强者。 是有能力轻松推翻它们统治的最强者。是纸老虎们又恨又怕的真老虎。 如果美国愿意侵略别国,愿意夺取伤害链国家的统治权,解救伤害链国家的底层民众,向这些国家输出秩序,这些国家的蛆虫们就会天崩地裂万劫不复。 美国只是不愿。 但美国会永远不愿吗? 谁敢保证? 蛆虫和牛马的利益立场是针锋相对的,和打工人的利益立场也是针锋相对的。 利益会牵引着美国的战略决策,迟早会迫使美国正视伤害链国家对自己的敌意,把这些国家看成需要解决掉的问题。 蛆虫们无比清楚这一点。 所以它们只能仇美、反美。 实际上它们害怕美国。 害怕这个游离于伤害链逻辑体系之外的,真正的最强者。 害怕这个随时可以彰显出真实的最强者身份,毁去它统治基础,戳穿其谎言,夺走其国民忠诚度的超级强国。 它们最害怕的是,有人在本国内部说出真相,告知国民,美国才是最强者——当最强者不是伤害链主成为新的社会共识,它的统治就会崩塌。 因为伤害链逻辑的信徒都是慕强的。 这是系统自带的Bug,是美国随时可以利用的后门,根本无法改变。 美国其实不需要担心,在为了保证自身安全而击溃伤害链国家的现政权后,会陷身于帮这些国家维稳的政治泥潭。 因为真正会在这种国家发生的事,是从稳定走向稳定,是从前任伤害链主治下的稳定走向臣服于新的最强者的稳定。 如果新的统治者对形成文明稳态的前提有清晰认识,如果新的统治者对社会转型的过程和注意事项有深刻的理解,有很多“坑”完全是可以避开的。 “输入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毕竟经济体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输入性的,就是从企业管理到经济政策,对欧美模式进行“山寨”的结果,就是引进外资外贸外企的结果。 而且不管是在中共国还是在其他伤害链国家,为追求经济发展,社会都早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产业链逻辑的渗透,接受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不论在哪个伤害链国家,牲人群体都已经开始了向打工人方向的转变。 伤害链国家的存在基础,蛆虫们的统治基础,一直在被迫空洞化。 认知战阵地,其实是蛆虫们最后的阵地。 看看伊朗神权政府的统治者在国内是怎么搞宣传的。 看看中共在沦陷区是怎么搞宣传的。 再看看朝鲜怎么吹“白头山血统”。 看看他们是怎么把自己吹嘘成面对美国能赢两次乃至无数次的“最强者”的。 朋友们,这是蛆虫们最后的阵地,也是它们的“七寸”所在。 面对任何粉红,只要你坚持表示,你相信美军是世界最强,他就会破防。 其实你不需要跟他讲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重要性。你只需要告诉他,你相信美军是世界最强。 你完全可以假装自己不知道,在粉红们的逻辑体系里,“最强”意味着什么。 你完全可以假装自己不知道,按伤害链逻辑,按弱者必须臣服于强者忠诚于强者的伤害链逻辑,承认美国是最强,就等于承认小粉红今天向中共奉献的一切都理应奉献给美国。 你其实可以用伤害链逻辑打败伤害链逻辑。因为美国确实是世界最强。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军事能力上,伤害能力上的落差,是真实存在的。 假如这事实被全世界承认,尤其是被全世界所有伤害链逻辑的信徒承认,美国,作为最强者,就理应拥有全球统治权。 美国不寻求全球统治权的唯一原因,是美国奉行产业链逻辑,不寻求高于合作伙伴之上的地位。 而否认美国应得全球统治权的最恰当理由也正是,产业链逻辑寻求的是平等合作,不是等级制度。 小粉红们真正的逻辑困境是,要么认同普世价值,要么给美国跪下,二者只能存一。 而伤害链主真正的困境则是,在一个他事实上不是最强者的现实世界里,他必须竭力维持自己是最强者的假象,竭力维系这个谎言,而当这努力耗尽他所有资源后,假象必然破灭,统治则必然随之崩塌。
伤害链系统的最强一点,就是伤害链主。 这是必然的,因为伤害链主一生孜孜以求的正是在系统内部不择手段保持自己的“最强者”地位。 因此要击败伤害链系统,斩首伤害链主,并使用各种心理战术夺取伤害链系统内部的“最强者”地位,或是模糊伤害链社会对“谁是最强者”的共识,就是最佳策略。 关键是认知战。 不幸的是,认知战一直是产业链国家的短板。产业链国家遵循的是产业链逻辑,在与别国接触时,寻求的是与对方建立平等合作关系,而不是在关系中争抢“上位者”的地位。 对伤害链国家争抢“上位者”地位的努力,尤其是对其本国民众进行虚假宣传,将本国统治者粉饰为国与国关系中强势一方的做法,产业链国家向来无法理解,也不加理睬。 产业链国家没有意识到,持续进行针对伤害链信徒的心理战、认知战、宣传战,维护伤害链主“最强者”形象,是伤害链国家的立国之本。 产业链国家没有意识到,想瓦解伤害链主对其国家的控制,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在以伤害链国家亿万民众为目标的认知战中破坏掉伤害链主“最强者”的形象。 热兵器做不到的事,其实,宣传部门是做得到的。 普京是俄罗斯的最强者吗? 未必。 在他的大厨普里戈津进军莫斯科的时候,普京的“最强者”形象也曾一度动摇。 不直接掌握军队的伤害链主,在现代国家分工体系中通常无法直接掌握军队的伤害链主,其地位总有其脆弱性。 这脆弱性在于,伤害链主所谓的“最强”,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多角度的审视。 为什么每个伤害链国家都要严密控制国内舆论环境? 因为伤害链主需要保持“最强者神话”。 毛泽东当年,任“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彻全境,为什么? 因为在这样的呼声里,人们会不敢思考毛泽东面对岁月流逝,面对生老病死自然规律时必然的“不再最强”。 他显然不可能既在伤害链系统中掌握最高权力,也是生理上的最强者。即使他可以把自己包装成智慧上的最强者和意志方面的最强者,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天命所归,可以包装成军事天才、政治天才,一切领域的天才。 即使他能用“畅游长江”来假装自己有过人的体魄,假装自己能不老不病不死。 但实际上他当然不可能永远是最强者。 而伤害链逻辑的信徒只会跪伏在最强者的面前。 只会跪伏在不论伤害链系统内部还是伤害链系统外部的最强者面前。 大量中共红色家族成员一直崇拜前苏联,这情感甚至延伸到了今日之俄罗斯。 为什么? 因为斯大林曾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宣传体系中比毛泽东更强的最强者,是他们共同的“慈父”。 伤害链逻辑信徒对“最强者”的崇拜是不讲道理的,是无视自身利益立场的。这是他们的本能,也是伤害链系统一直以来维护自身稳定性的心理机制。 如果产业链国家懂得利用这种心理机制,懂得使用认知战手段去夺取“最强者”地位,去瓦解伤害链主精心打造和维护的“最强者”形象,伤害链国家看似牢不可破的内部稳定性就会被轻松消解。 因为在伤害链内部,每个人都想“向上爬”,他们不是不想争权,也不是没有机会,他们只是不敢。 他们只是不敢想象,骑在自己头顶上的伤害链主,那个“最强者”,其实是脆弱的,是会在一架无人机瞄准下脑浆崩裂的。 大部分生活在中共国体制内的伤害链逻辑信徒,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都已被反复阉割过。他们无法想象凭一己之力挑战这体制,无法想象这体制能被任何内部或外部力量改变。 但如果这体制有可能被改变呢? 如果在美国或其他产业链国家,出现了对斩首习近平、斩首普京、斩首哈梅内伊、斩首金正恩的认真讨论呢? 如果美国事实上拥有的全球最强军事能力,最终搭配上了果断斩首敌国伤害链主的战争意志呢? 如果美国用实战也用宣传手段告诉这些伤害链逻辑的信徒,“我才是最强者”呢? 伤害链逻辑的信徒会怎么做?能怎么做? 很简单。 他们的信仰是给“最强者”的,他们的忠诚只奉献给“最强者”。 因此,他们只能立即把忠诚从原本的伤害链主身上,转移到新的最强者那里。 忠诚于毛泽东的人会在毛泽东死后把忠诚奉献给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不管这胜利者是谁,带着他们走的是什么路线。 日本在成为战败国之后,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对待美国的。 很少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和构建策略。 但这是有效的。 事实会证明,伤害链国家是最容易被征服,最容易被强者改造的国家。 即使伤害链国家看起来人口众多,看起来民情复杂。 但它们早就被彻底驯化过了。 牲人社会既不会反抗来自族群内部的蛆虫,也不会反抗外来的征服者。 毛泽东的遗民不会反抗邓小平的统治,习近平的遗民也不会反抗任何外来强者的统治。 伤害链国家看起来的强大,伤害链主看似牢不可破的权威,到底基于什么? 基于伤害链逻辑信徒们的信仰。 基于伤害链主就是“最强者”的神话。 而这神话是可以被击破的,这信仰是可以被夺取的。 是可以在斩首战术配合上宣传攻势后不堪一击的。
伤害链国家不会停止寻求核武器。 因为只有成功掌控了核武,拥有了毁灭别国甚至毁灭全世界的终极伤害输出能力,伤害链主才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 在伤害链逻辑的引导下,核武,以及和核武威力相似的伤害输出能力,会是每个伤害链国家汇聚倾国之力,不惜冒灭国之险也要实现的追求。 所以伊朗不会停下。 而俄罗斯和中共国一定会帮助它。 想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想阻止越来越多伤害链国家掌握核武,阻止全球核战风险节节上升,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下手。 是做好准备,做好具体的行动方案,在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之前,瓦解俄罗斯和中共国的核武力量。 最有效的策略,是斩首。 是诛杀伤害链主,以削弱伤害链国家在核武议题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 核武只是刀,要避免浩劫降临,你需要斩断的是持刀的手,是对全世界打工人满怀恶意杀心的蛆虫们。 如果自由世界还没办法下决心,把击溃伤害链国家的伤害链系统作为战争目的,把推进伤害链国家完成文明模式转型作为长期战略,那么,依照伤害链逻辑去应对来自伤害链主的核武威胁,就是最佳的短期战略。 该怎么做? 很简单,伤害链逻辑是遇弱则强,遇强则弱的,每个伤害链逻辑的信徒,都会把臣服于比自己更强大,尤其是输出伤害的能力更强,并敢于输出伤害的对手,视为天经地义。 你想要他们的臣服,就要展示你的强大。 诛杀伤害链主,斩首哈梅内伊,不止会让伊朗牛马们暗中称快,还会让伊朗的蛆虫们跪下来崇拜你。 牲人是怎样的一种人? 是没有所谓民族情感的人,是不会因领袖被斩首而愤怒的人,是被反复阉割到麻木的人,更是随时准备跪下来向强者表示臣服献上忠诚的人。 在伊朗,谁杀了哈梅内伊谁就可以做他们的新主人。在朝鲜,谁杀了金正恩谁就可以做他们的新主人。在俄罗斯,谁杀了普京谁就能当上新沙皇。在中共国,谁杀了习近平谁就是下一任总书记。 亿万牲人服从的只是强者,只是武力。 蛆虫们同样如此。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华沦陷区的牲人们为江青抗争过吗? 没有。 他们不仅是畏于政坛新势力的威慑而不敢抗争,他们更是想不到要抗争。对他们来说,华国锋、江青、邓小平并无区别,统统是他们之上的强者。 对前苏联底层来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也并无区别,都是占据着沙皇宝座的强者。 在伊朗,哈梅内伊和霍梅尼也并无区别。 在伤害链国家,人们习惯了伤害链式的权力格局,习惯了在上层和底层之间居于下位,习惯了不管宝座上坐的是男是女,是人是妖,自己跪着就好。 如果你希望得到亿万牲人的服从,想要尽可能降低全球核大战风险,那么,诛杀伤害链主,把自己的意志摆到那个宝座上,把“不可追求核武”的戒条摆到那个宝座上,是远比炸毁伊朗核设施和与朝鲜反复进行谈判更有效的策略。 你根本不必担心伤害链逻辑信徒的报复。 因为你是强者。 而他们只敢欺凌弱者。 在伤害链国家,信奉伤害链逻辑的蛆虫和牛马们都只敢欺凌弱者,欺软怕硬不仅是他们的行为策略,也是他们的信仰。 伊朗为什么要追求核武?朝鲜为什么要追求核武?当年的中共国伤害链主毛泽东为什么要追求核武? 因为核武是人类在输出伤害这一项目上最强的技术。 而伤害链信徒最终极的追求,就是获得世界上最强的伤害输出能力,从而获得最大的奖赏——成为依照伤害链逻辑,这世界最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他们相信,只要自己有能力毁灭世界,就有权统治世界。 他们在追求的其实不是核武,是世界统治权。 如果你真想让他们停止对核武的追求,你就必须让他们感到,那个宝座并未空悬。你得把自己嵌到他们心目中现在属于哈梅内伊、金正恩、普京、习近平的位置上去对他们发号施令,告诉他们“世界的统治者不容你们挑衅”。 从精神上打垮他们。 然后你会发现,就象让海外反贼们郁闷不已的“中国人不反抗”一样,那些伤害链信徒都不会反抗。 即使你不真的伤害他们,不真的占领并统治这些伤害链国家,只要你通过诛杀现任伤害链主,在心理层面上建立了伤害力落差,你就能让这些伤害链国家在你面前一直保持跪姿,保持臣服。 因为循伤害链逻辑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因为他们的信仰,会让他们感到这样做是对的,是天经地义,是理所当然。 因为他们施加在底层民众身上的思想阉割对他们自己也有效,他们不敢反对强者。 不要把对伤害链主的斩首行动看成军事手段。它不是,它实际上是心理战。 是对亿万伤害链国家民众的心理战。 更是用来破坏伤害链主对本国民众无日无之的心理战效果的,制衡策略。 伊朗现政权为什么要告诉民众说他们不怕美国,他们打败了美国? 因为哈梅内伊的统治,完全基于他精心打造并保持着的“最强者”形象,基于他在伊朗人心理上建立的伤害力落差。 只要你能证明他不再是“最强者”,只要你能证明自己比他更强,更凶狠,他所有信徒的崇拜都会转移到你这边。 只要你知道如何在伤害链逻辑体系里打赢心理战,伊朗就会心甘情愿放弃核武。 即使你实际上并非伤害链逻辑的信徒。
伊朗会因这次核设施被摧毁,就“变天”吗? 在我看来,不会。 因为伤害链逻辑在伊朗的主导地位并不会在一次军事挫折后丧失。 当然,依据伤害链逻辑,伊朗也不会,也无力对美国和以色列作出有意义的反击——伤害力落差既已彰显,弱者就应该表现驯服。 所有的伤害链信徒都是欺软怕硬的。 他们只敢打女人。 即使哈梅内伊死去,只要继起的仍是一个伤害链政权(大概率是),伊朗仍会象哈梅内伊在的时候一样行事。因为主导伊朗这类国家行事风格的不是伤害链主的个性,而是伤害链逻辑,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以欺凌弱者、阉割民众为统治手段的伤害链逻辑。 要摆脱伤害链逻辑,需要先让这样的国家接受产业链逻辑的渗透,需要先让这类国家的底层民众从传统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转换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并因此不得不让孩子接受更多教育,学会更多知识,更亲近技术逻辑,也因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自愿接受产业链逻辑的教化。 只要这类国家多数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仍停留在古代,人口基础停留在牲人状态,你就不可能通过一次两次的政权更迭令它完成转型。 真想让这样的伊朗“变天”,除非欧美允许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伤害链式的改变,即伊朗灭国,由周边国家瓜分其领土。(可能性极低) 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伤害链国家的基本盘是什么人? 是牲人,是被尽可能保持在最愚昧状态的底层牲人。越愚昧,技术含量越低的人,对伤害链主就越是忠心耿耿。 普京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都知道征兵募兵要去贫困山区。 不然无法保证其忠诚。 城市兵不行,脑子太好使,“吃不了苦”,不肯卖命。 每个伤害链主都本能地知道,把枪放到脑子好使的人手里,会让伤害力落差面临极高的颠覆风险。 尤其是,绝不能让枪杆子落在脑子比自己好使的人手里。 伤害链系统的外部维稳,即在伤害链特权阶层和底层生产者之间保持伤害力落差,是靠“枪杆子在自己人手里”。 但内部维稳,即在特权阶层内部的伤害链主和其他臣属间保持伤害力落差,依靠的是“枪杆子在蠢人手里”。 是伤害链主和臣属们在智力,或者更聚焦一点说,在权谋上的差距。 毛泽东就是靠自己权谋比其他部属强,牢牢占据着中共领袖的宝座。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哈梅内伊在伊朗统治集团内部是怎么操作的。 他会让自己身边只有值得信任的人。 只有足够愚蠢,足够胆小,无法崛起为下一个伤害链主的人。 伤害链系统在代际更替后发生能力退化是大概率事件,即使权力移交的过程是和平的。 因此,即使伊朗核企图遭遇军事打击,哈梅内伊手下的将领纷纷殒命,在一个成熟的伤害链系统里迸发出新的活力,自然涌现出新的领袖,仍是不可想象的事。 所以没有人能取代哈梅内伊。 就算他自然死亡,继任者也一定是个比他平庸得多的人。 期待看到伊朗局势迅速发生改变的网友要失望了。 在双链争持的大局中,伊朗这类深居伤害链阵营腹地的国家,改变的时机还远未到来。 它的转变,恐怕会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共国。 但我们也不会等太久。 技术进步加速了世界的变化,包括社会转型的进程。 一切的改变都基于人的改变。 而人的改变一定会因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发生。 生产方式又一定会因人口繁衍过多,生存压力变大,和增产技术唾手可得而改变。 任何一个希望把底层牲人保持在贫困愚昧状态的伤害链国家,都无法阻止挣扎在饥饿边缘的国民为了求生去学习新技术,去增强生产能力,并因此无法保持愚昧。 文明转型不会一蹴而至,但势不可挡。 而在今天,人们需要的是对自己身处时代的深刻理解,是对历史趋势的清晰认识。 我们需要看得到伤害链的顽固不化,看得清它遇强则弱的特质,和代际退化的规律。也需要看得清产业链阵营的弱点,和最适合产业链阵营稳固地盘并稳步发展的行为策略。 双链争持,阵营分化,各国选边,以城市为棋子。 这会是一场漫长的博弈。 不止是人与人的,也是人与天的。
真正能促成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完成文明转型,从顽固的伤害链逻辑信徒转化为产业链阵营伙伴的可行策略是什么? 不是在伊朗之类的国家扶持本地军阀或其他表面上看起来“亲西方”的小伤害链主,而是协助当地既有城市转化为能保持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能不断“抽空”乡村人口,把古代人转化为现代人的城邦。 能在当地长期存在,据地自守,且不可能与产业链国家斩断经贸往来的城邦。 在文明模式的竞争中,城邦,才是产业链阵营应该设立和经营的据点。 然后,通过城邦的吸纳转化能力,通过当地人自发自愿的“奔赴”,文明转型就可以渐进式地完成,通过人口的城乡转换和代际更替,无痛地完成。 不要去征服农村,不要去改变农村。 村子会消亡的,只要所有年轻女性都进入城市变成“打工妹”,把不允许她们拥有田地不让她们上桌吃饭的故乡抛在身后,只要所有年轻女性都能在城市里找到允许她们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父亲或丈夫名义领取工资的工作。 只要坚持旧秩序的人口消失,村子就会变成无人的田野。 砖家们可能会悲叹,但农民自己不会傻到为了满足砖家们的矫情就一代代困守在贫苦艰辛的前现代生活方式里。 农民们自己,会心甘情愿通过学习技能、进城打工变成更富足、更快乐的现代人。 这世界的文明转型早已开始,正在进行。 只是城市这方面的功能一直没有被觉察,没有被社科学界审视分析,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将城市变成城邦,通过城邦的孵化作用促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完成文明转型这条思路,也没有得到过重视。 但事实会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斩首伤害链国家的蛆虫,瓦解当地的伤害链政权,扶持当地的城邦势力,以城邦为据点,扩展产业链阵营的控制范围,从而促成整个世界的文明转型,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而且会被未来的事实证明,是一条金光大道。 是一条能达致全球永久和平的金光大道。 我既不厌恶农村,也不仇视农民,正好相反,我为农民被束缚在资源匮乏的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无法在辛勤劳动后获得合情合理的薪资收入而愤怒! 谁会生在现代却甘心忍受古代人、原始人的生活品质?农民天生就比谁卑贱吗? 他们不配拥有“自愿进入城市成为现代人”这样的选项吗? 不,这是他们的权利! 选择更现代、更便利、更富裕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权利。 生为农民,生在依靠传统农牧业谋生的家庭里的人们,甚至生在原始部落里的孩子们,都该有权利成长为现代人,成为能适应城市生活,在城市里工作,或是虽然居住于乡野但仍然能保持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人。 只要他们愿意。 愿意进入城市,或是愿意学习各种技能,改变生产生活方式。 只要他们愿意选择明显更安全更舒适的现代生活方式。 虽然村子会因此消亡,董志民和铁链女式的家庭会因此消失,传播恐惧、输出伤害、制造痛苦的传承会断绝,但恕我直言,这一点都不可惜。 谁会为贫穷被消灭了、愚昧被消灭了而哀叹呢? 只有依赖贫穷和愚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蛆虫们。 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想顺利完成转型最可行的路径,实际上都是“维护城邦”。因为社会成功完成转型的关键,是让人口基础转型,让生活方式转型,但你不可能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同时在发展中国家的全境完成转型。 所以,以城邦为据点,以点带线,以线带面,通过城邦的抽吸作用和辐射作用,令转型能稳定地、循序渐进地进行,令改革者手中的政治资源能有效得到利用,能聚焦于让至少一个地区的资源密度、秩序密度“达到燃点”,也令转型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各有安身之所,令转型期间的利益冲突有缓冲余地,对任何一个希望推动社会转型的政权来说,都是最稳妥的方案。 这是伊朗可以采用的方案,也是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独立建国者可以采用的方案。 并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让境内的所有城市独立建国。 但在转型过程中,将城市与乡村划分为不同法域,允许乡村保留传统生活方式,允许城市使用有别于乡村的治理模式、规章制度,要求移居城市者遵守城市规则,留居乡村者才不必受城市规则约束,是有必要的。 在城市建立并维持有别于旧稳态的文明新稳态,是有必要的。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本国民众没有能力建立并维护这样的城邦,希望促成这些国家完成转型的势力就需要提供帮助——派驻军队或是允许佣兵协助这样的城市拥有防御能力,使城市的孵化器功能不被伤害链系统的侵略毁坏。 当我们彻底看清城市在文明转型中的作用,我们就能够针对文明转型的需要,将手中资源作最有效的利用。 就能在希望促成某个发展中国家完成转型时,通过占领城市,建立城防军,来协助城市居民维护其较为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城市居民成为亲近产业链阵营的“自己人”,让有进城打工愿望的乡村居民纷纷成为潜在的转型助力。 就能让“制定促成发展中国家完成转型的策略”这件事因有要点可抓变得简单。
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是密度。 既是人口密度,也是资源密度,更是秩序密度,还有技术密度。 因此要完成城乡转换,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要为了实现城市控制力的扩张,稀释掉对保持城乡差别最重要的“密度”。 在现实中,我们能看到,几乎所有城乡转换都是以“城市吸空乡村”的方式实现的。 而发展中 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往往伴随着超大城市的出现。 全球现存超大城市中的多数都在亚洲地区,其中大部分都在发展中国家,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城市正是整个国家在文明模式转型进程中的“排头兵”,它们需要依靠提高人口密度、资源密度来迈过转型门槛,而它们要提高人口密度当然不能仅依靠原有的城市居民繁衍生育。 它们要吸纳农村人口。 农村人口也需要奔向愿意接纳他们,愿意向他们提供传统农业已经无法提供的谋生岗位的城市,为了在城市中谋得三餐温饱他们不惜改变自己祖祖辈辈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且对城市居民并无怨言。 因为农村没有足够的田地给他们。 传统农业能向农民们提供的生存空间是有上限的。 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上之所以会发展出伤害链式的政治秩序和用于维护此种秩序的文化观念,正是因为这样的生存空间有限,因为资源不足会令至亲的夫妻父子之间也只能陷入零和博弈,只能为了争取活下去的机会互相残杀。 而城市,工业,现代科技,允许人们通过合作实现共赢,通过合作获得更多资源,拓展出更大生存空间。 于是为了更好地合作,为了通过更好的合作拓展出更大生存空间,人们发展出了产业链式的政治秩序和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爱等协助人们适应和维护城市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 城乡转变是如何实现的? 抓住“密度”这个关键词,你就能看出,这是通过人口从低密度的生活场景迁徙到高密度的生活场景,从低密度的生产生活方式转换到高密度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的。 只是这“密度”不仅指人口密度。 也指资源密度,如财富密度、技术密度、秩序密度。 城乡转换,在人口层面,是以人们奔向更富裕的城市和地区,奔向工作机会更多的城市和地区,奔向科技更进步的城市和地区,涌入能让自己实现技能提升的学校,涌入能让自己获得技能提升和经验积累的行业,在代际传承中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往子女后辈身上“注入”更多知识的方式实现的。 在政治层面,则是通过以增加警力、完善法治的方式增强对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获得更高的秩序密度来实现的。 而且城市所需要的秩序,是更有质量的秩序,是不以抑制民间创造力为代价实现的秩序,是用来维护合作关系的秩序,是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理化,从而能长期保持稳定的秩序。 城乡转换,就是事实上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和平的,持续的,在参与者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文明模式切换。它是以农村人口自愿的、主动的进入城市,并自愿的、主动的改变自己去适应城市环境的方式,通过改变人口完成的。 城市不需要主动向外扩张,它只要在那里,并保持自己的吸引力就可以了。 它自然而然就成了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据点,成了改造人口的文明孵化器。 所以一个真正懂得如何推进文明模式转换的人必须学会利用城市。 在整个文明模式转换的过程中,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必须得到重视,城乡区别必须得到重视,城市对乡村的“虹吸作用”必须不但不被削弱而且得到加强,但主导改革的政权手中有限的政治资源不能被摊薄到乡村地区,必须用于保持城市的“密度”。 想建立伤害链政权,你可以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想建立产业链国家,你则该反其道而行之,让城市抽空乡村。 以召唤农民工进城的方式,以这样把农村人变成城市人,把古代人变成现代人的方式,无痛地完成社会转型。 在转型过程中,城市不应主动扩张,但可在吸纳了大量人口后不断在边缘地带向外扩建。 始终保证城市的繁荣,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城市秩序的高品质,始终保持城市对人口的孵化作用,才能让城市成为社会转型的枢纽。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城市必须拥有相对于农村的自保之力,必须能抵御来自农村的伤害链势力可能的攻打、劫掠。 必须能制止农村伤害链主对进入城市的“逃奴”的追杀。 但又不能与农村处于敌对战争状态。 所以城市需要有自身的边界,在转型期间,在保持传统农业生活方式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因城市的“抽空”而空洞化,而迎来旧式村落的消亡,变成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的欧美式农场前,城市需要克制将农村地区纳入控制范围的冲动。 城市,需要让自己成为事实上的城邦。 在每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想促成社会转型最可行的方式都是让既存的超级城市成为类似城邦的存在。 让城市保持着自己的秩序密度,保持着自身的人口转化功能,直到城市的影响力自然占据整个地区的主导地位,直到旧秩序因被抽空自然消亡。 这才是促成文明转型最有效的阳谋。
产业链国家热爱和平,渴求稳定,因此在两种文明稳态切换之际,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卡在转型瓶颈中时,产业链阵营诸国往往舍不得放弃伤害链系统既存的稳定——毕竟,打造新稳态,需要牛马们在摆脱蛆虫后实现成长,这任务看起来费时费力且容易吃力不讨好。 所以在伤害链濒临崩溃时,产业链常会不知所措。 他们下不了决心斩首,下不了决心给正在丧失其稳态的伤害链最后一击,相反,为了避免这类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秩序崩溃,为了避免自己过往在这些国家的投资血本无归,他们甚至会不止于绥靖,还帮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政权维稳。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产业链国家的决策者们都还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定位,不了解产业链和伤害链这两种底层逻辑分别形成的文明模式,在分别进入自身所属的稳态时需要满足哪些前提条件。 因为渴求社会保持稳态的产业链国家决策者们还不知道要如何令发展中国家顺利完成社会转型,顺利完成文明模式切换。 当一个发展中的,半现代的国家,呈现出伤害链系统即将崩解,现存稳态摇摇欲坠的样貌时,在目前这些产业链国家决策者眼中,他们只有“任该国陷入混乱”和“助该国维稳恢复秩序”这两个选项。 新选项是什么? 是“助该国完成文明模式切换,进入新稳态”,是在伊朗、中共国做美国当年在日本做过的事。 但这个选项,只有在产业链国家的决策者们了解“双链争持”这回事之后,才能在他们眼中呈现出来。 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人都还只知道社会有“稳定”和“动荡”两种状态,不知道“稳定”和“稳定”之间也有巨大差别。 尤其是不知道“伤害链式的稳定”和“产业链式的稳定”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别。 他们不知道伤害链式的稳定,也就是旧式的文明稳态,是基于经济、政治、文化三层自维持机制的相互支撑实现的,不知道伤害链式的稳定只能在传统农业、等级和身份政治、牲人文化三者皆存的前提下长期保持(并周期性崩溃)。 只要人们不再以传统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或不再视等级制度为天经地义,或不再服膺于牲人文化,这旧式的文明稳态就会难以保持。 而在伤害链国家,一旦“不稳”的征兆出现,统治者首先想到的维稳方式,就是输出伤害,就是重建并彰明伤害力落差。 就是六四屠城,就是香港国安法。 如果没有新选项出现,如果没有人知道社会稳定状态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得,“强力维稳”就会是看起来的唯一选项。 也是产业链国家的决策者们眼中,想避免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动荡惨况时的唯一选项,是“最人道”的选项,最现实的选项。 在这样的思路下,和六四屠城后的中共政权合作,助其维稳,看起来竟然就成了唯一理智的选择。 在未来的伊朗很可能也一样,为了尽快让社会恢复平静,和任何一个伊朗本土的小伤害链系统合作,快速在伊朗重建伤害链式的稳定,似乎就是对渴望和平的伊朗人民最好的选择。 但我们已经知道了“双链争持”,已经知道了,美国式的稳定,欧洲式的稳定,基于产业链逻辑形成的新式文明稳态,才更值得追求。 而且在经济已经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工业的国家,在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趋于平等、法治的国家,在牲人文化因普通人适应了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也因年轻一代亲近网络,因现代影视文艺的广泛传播已经发生改变的国家,新式文明稳态已经有了构建的基础。 只是,如果没有对两种文明稳态的清晰认识,没有对支撑新式稳态三层面社会现状的准确评估,你会不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协助发展中国家把新式稳态构建出来。 但要构建出新式稳态其实一点不难。 文明稳态的切换,说起来很抽象,但做起来只是一件事。 就是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改变。 从一种稳定的、能一眼看到底的、能从祖祖辈辈到子子孙孙遵循的生活方式,切换到另一种稳定的,未必能一眼看到底,但同样能从祖辈到孙辈都遵循的生活方式。 从农民的儿子继续做农民,到工人的儿子继续做工人,但孙子可能是工程师、经理、厂长。 说白了,就是农民进城。 就是农村变成城市,农民(牧民)变成工人、码农、医生。 当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能从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顺利转换到另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文明稳态的切换也就完成了。 让我用不那么抽象的方式表述吧。 文明稳态的切换,就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而要协助一个发展中国家完成转型,等于协助一个发展到一半的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完全变成城市。 这件事既难,又不难。 难在如果你想把广袤的农村地区都变成城市,但手中的资源又不足以向每一平方米的乡村土地注入足够建设资金,不足以把每一亩农田变成厂房,你会因“建设的难度”而陷入迷茫。 不难则在于如果你认清城市建设方式的核心在于培养工人和维护企业的营商环境,如果你专注于协助已有的工业、服务业持续发展,允许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从农业生活方式中吸纳、抽走人口,允许“农村空洞化”这件事发生,并允许现代农业替代传统农业,整个转型过程都可以平静顺利地完成。 这世界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一场城乡转变。 而卡在“城乡结合部”的国家需要的,不是退回乡村。
全世界的蛆虫是一家。 所以普京和习近平会“友谊无上限”,朝鲜能得到中共的撒币支援。 全世界的牛马本该也是一家,生活在伤害链国家底层的牛马们和生活在欧美产业链国家的打工人,在处境上、技能上都有无数共同语言,而且事实上“同呼吸共命运”,在同一个市场上赚取薪资。 当牛马们被蛆虫压价,打工人同 样吃亏。 欧美国家草根阶层的困境,和伤害链国家牛马的失权困境,息息相关。 因此,要摆脱这困境,产业链阵营的打工人不能不消灭蛆虫,或是将本国本阵营的经济、文化均与伤害链阵营隔绝,与伤害链阵营断绝贸易往来,以求避免伤害链国家的血汗工厂生产模式以过剩产能的形式输送过来,阻断产业链升级的自然趋势。 产业链阵营的每个国家,都是属于打工人的国家。而打工人在利益立场上天然与蛆虫相敌对。 为什么全世界的蛆虫都反美? 因为蛆虫的生存有赖于把打工人变成牛马,把正常人类变成奴才,把正常头脑阉割成牲人的头脑。 你知道,如果你生活在中共国境内,却象美国人一样热爱自由,当你开始追寻自由、追寻真相,你就会被中共国蛆虫们视为“不安定因素”。你也会被已经深中蛆毒的整个社交圈看成异类,指为“极端”。 蛆虫的天性,与未经阉割不曾被改造为奴才牲人牛马的打工人,格格不入。 只有把打工人变成牛马,只有把打工人改造并保持在牛马状态,蛆虫们才能活得开心自在并感到安全。 所以全世界的蛆虫是一家——在技术逻辑站在打工人这一边,在科技进步令打工人和打工人的国家日益强大时,蛆虫们会暂时放下内部争斗,联手维护“蛆虫+牛马”的权力格局。在这种时刻,宗教分歧对普京、习近平和哈梅内伊就不再重要,绿蛆和红蛆会变成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在这种时刻,俄罗斯、中共、朝鲜、伊朗的蛆虫会乐意共享资源,从军事资源到财政资源,到包括超限战认知战、网络平台之类的各种维稳资源。 中共国的微信、抖音会拼命帮俄罗斯撒谎,帮俄罗斯宣传。 也会帮伊朗蛆虫说话,把不义的政权说成民族英雄。也会为朝鲜蛆虫说话,给金正恩那坨屎刷上层层金漆。 蛆虫们从来不会认错自己的利益立场。 可惜打工人们还没有觉醒。 属于打工人的国家还没有意识到,在文明演化的大局中,在一国又一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打工人应当帮助的永远是自己的同类,需要尊重的永远是虽然暂时处于昏迷麻木幼稚状态,但只要清醒过来、成长起来,就会是自己同类的牛马们。 属于打工人的产业链国家还没有意识到,只要消灭了蛆虫,尤其是在那些本土牛马们因昏迷幼稚无力自行消灭蛆虫的国家,先“替天行道”,再象协助日本完成社会转型一样,助这类国家平安度过成长期,形成与“牛马+蛆虫”不同的权力格局,令这类国家不再是伤害链国家,成为产业链国家,自己就能收获永远的友谊,而产业链阵营就会得到壮大。 只消灭蛆虫而不去改变“蛆虫+牛马”的权力格局是不行的。 对发展中的半现代国家,不进行输入型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象不依靠外贸外资而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不行的。 一个国家想要长治久安就必须进入文明稳态,就必须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实现“配套”的技术升级。 而搞技术升级,当然要向已经创造出新技术并稳定运行过相当长时间的源头学习。 当然不能排除引进外来技术人员,聘请外来专家、教师。 如果因不愿引进外部技术,而一次次丧失将国家导入文明稳态的机会,而让国家因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技术水准”不配套而被迫一次次发生震荡,让亿万民众不断承受震荡带来的损失,那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尊重民族情感”,还是在以民众福祉为代价矫情? 希望本民族的转型过程完全由本族人推动固然是美好的愿望,但如果本族暂时没有这样的秩序生产能力,族人中暂时没有这样的才智之士,让全族都等着,显然不是合理的做法。 这道理,于伊朗是如此,于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也一样。 反过来,于欧美列国也一样。 什么不干涉别国内政,什么尊重蛆虫们的主权,都不该成为打工人国家在文明模式之争中寻求胜利的阻碍。 兴起灭蛆之战,在逃离伤害链国家的牛马后裔中培养未来的建国者,培养新一代转型推动者,可以回流的秩序输入者,从而改变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增进人类福祉,彻底摆脱欧美打工人至今仍延续着的困境,才是打工人国家该做的事。 消灭蛆虫,拯救牛马,并通过保育让牛马们从中毒昏迷状态恢复过来,成为健康正常的打工人,以壮大打工人阵营,壮大这个世界的和平力量,才是欧美列国该做的事。 亿万牛马正在渴盼拯救。 他们没有能力拯救自己,因为他们处于昏迷状态,因为他们一直在被阉割。 但他们并不象蛆虫们所宣传的那样“不可救药”,他们的奴性,他们的观念,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念,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教育被重新塑造。 他们只是暂时还沦陷于蛆虫之手的,打工人的同类。 只要消灭了蛆虫,再拔毒清创,完成疗愈,他们就会是打工人的“自己人”。 而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哈梅内伊,这些早该被斩首的蛆虫们,才是令全世界恢复健康的最大障碍。
蛆虫才是我们的公敌。 就象伊朗那些试图掌握核武的蛆虫一样,在中共国现存的亿万人口中,只有那些蛆虫才是欧美国家民众和沦陷区牛马们共同的敌人,才是制造业无法回流,消费力不断流失,血汗工厂模式没法改变,牛马的孩子读完大学仍只能当牛马等种种社会问题之根源。 他们该被斩首。 但只斩首他们不够 。 除了现在这批蛆虫的死亡,要让牛马们能象欧美打工人一样生活,要让各发展中国家摆脱半现代状态,完成转型,我们还需要促成巨婴国、巨婴族成长起来,需要通过为牛马们搭配上程度适中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来避免在牛马群体中生出新的蛆虫,避免帝国的废墟上出现新的帝国。 这就需要“秩序输入”。 而要实现秩序输入,最可行也最合适的办法是什么? 是让地处欧美发达国家的海外侨民社区成为“孵化器”,成为培养本族现代化政治秩序供应者的基地,涌现出真正有能力做“带路党”,能联合海外产业链阵营的力量,为故国故乡开创未来的各族各国建国领袖来。 是让出走的巨婴族人在成长之后,回流为本地牛马们可以信赖的“灭蛆者”。 我们,现在身居海外的“异议人士”们,该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 我们要成长,要承担如果没有别人承担就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承担的使命。 我们要学会构建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不再指望中共“听从劝谏”,而是准备取而代之。 而且我们不能让自己陷入旧式思维,不能让自己准备“做皇帝”,或是“做个英明领袖”、“做个好的总书记”。 我们需要对历史,对现实,有深刻的理解,有对国家战略进行分析,对现在和未来的各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我们需要替出不来的牛马巨婴们成长,需要学会他们没机会学习的技能。 名声、地位、利益,都不是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 我们该追求的是“医国之手”。 站在蛆国的对立面,我们需要有决绝、坚定的姿态,也要有迎难而上、舍我其谁的担当。 这,才是流亡海外的沦陷区各族真正该做的事,是港人、藏人、维人该做的事,是流亡海外的粤人、闽人、沪人、蜀人该做的事。 是各独派该做的事,是希望台湾人能保持现存民主生活方式的人该做的事,是盼望有一天能消灭盘踞故乡的蛆虫,光复故土的人们,哪怕你还是统派,该做的事。 我们不是历史的看客。 我们是切肤之痛的感受者,是被迫离开家乡的流亡者,是有一个国家需要创建,有一群族人需要救援,有一种文明模式需要支撑完善的历史参与者。 我知道,还有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肩上这份责任,包括许多知名人物,在“成长”这件事上都还没全力以赴。 但只有我们成长起来,只有到我们拥有了“灭蛆”的能力之后,历史进程才会因我们的成长得到推进。 世界在等待我们,亿万牛马在等待我们。 而且许多生命都正在等待中枯萎。 哈佛大学,如果这大学真有足够的担当,它应该培养的不是蒋雨融那样的既得利益者,不是中共体制内的维稳者,是我们。 只不过它当然不会,这些营利机构的大门只会向蛆虫们和它们的后代敞开,欧美学术界的许多人一直都在巴结讨好蛆虫,连民运都受打压,何况独派。 而这,才是欧美真正的问题。 欧美认错了自己的敌人,也找错了朋友。 产业链阵营,繁荣模式,在经济上基于工业文明和自由贸易在政治上基于民主法治在文化上宣扬平等理念的文明新稳态,误把蛆虫当成了朋友。 于是,伤害链国家的蛆虫在欧美宴席上被高尊于上座。 牛马们只能做边缘人。 看看伊朗,在伊朗现政权摇摇欲坠时,欧美国家的名牌大学有没有为伊朗牛马们培养出能回流能带路能接盘的新一代领袖? 在美国需要在旧伤害链系统崩溃后的废墟上扶植亲西方新政权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只能在明显循伤害链逻辑行事的本地残存蛆虫里“矮子里挑长子”? 双链争持,产业链阵营在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已落下风。 因为思路错了! 打工人的同路人只能是牛马,不可能是蛆虫。 产业链国家的精英只能和伤害链国家底层牛马中的精英合作,不应妄想和伤害链国家的蛆虫们变成“亲密战友”。 而我们,才是希望。 我们是牛马的后裔,曾是沦陷区的牛马,也是现居国的打工人。 除非产业链阵营诸国意识到我们的价值,找到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否则他们只能一次次在与伤害链国家的交往中陷入泥潭,只能一次次在全球文明转型的大局中徘徊歧路,打工人组成的国家,只能挣扎于伤害链向他们输出的毒害困苦之中。 正确的战争,该是灭蛆之战。 正确的全球化方式,该是为全球牛马们普及社科新技术,为所有生产者搭建平台,输送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 该是消灭伊朗蛆虫,消灭中共国蛆虫,消灭朝鲜蛆虫,消灭俄罗斯蛆虫,并协助在出走流亡历程中成长起来的“巨婴族人”回流去“侵略故国”,去创建属于牛马们的真正祖国,去让被蛆虫吸血的牛马们终于有机会变成和欧美平民一样的打工人。 去消灭血汗工厂这类低人权红利的存在基础,让欧美草根阶层不必被迫进入牛马的内卷赛道。 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把这个世界的未来还给我们自己。
“太好了!” 这就是当伊朗蛆虫被以色列斩首的时候,伊朗牛马们欢欣鼓舞的反应。 可以想象,如果中共贪官污吏被美军或台湾军队斩首,中共国的牛马们也只会开心不会流泪。 所以我们是不是该重新审视“以国家为单位思考政治冲突”的思维方式了? 以色列打伊朗,伊朗人真会愤怒吗? 台湾打北京,南韩打朝鲜, 会愤怒的,会受苦的,会在战争中坚决站在统治者一边争取胜利的,真的是“X国人民”吗? 来自朝鲜的脱北者会告诉你,如果金正恩被“举头三尺无人机”,朝鲜人就算流泪也是喜极而泣。 就象来自中华沦陷区的我们知道,如果习近平被美军或台军斩首,甚至不用是外敌,哪怕他是在内部政争中被李强或随便什么人背刺,只要他倒霉了,民众不会为他流一滴眼泪。 我们现在面对的,并不是按旧式思维理解的“国与国竞争”。 是文明模式之间的竞争,是两种文明稳态之间的竞争,是发生在伤害链逻辑与产业链逻辑之间的双链争持。 冲突是发生在实为“蛆虫+牛马”组合的伤害链国家,与更容易与牛马们共情的全员打工人的产业链国家之间。 所以,牛马和打工人在情感上更容易有共鸣,不该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事。 战争看似发生在两国之间,但实际上,是发生在A国打工人和B国蛆虫之间,所以B国的牛马们看到蛆虫倒霉才会高兴得跟过节一样。 而我们知道,文明稳态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层面的自维持机制相互支撑: 1、经济; 2、政治; 3、文化。 两种文明稳态的竞争,在事实上,是发生在这三个领域的。 而这三个领域的竞争,当然并非全以国界为划分,并非以国家为单位。 只有政治层面的竞争才以国家为单位。 经济层面的竞争,实际上,主要是以企业、行业为单位进行,更是以供应链为单位,以靠经贸合作凝聚起来的利益共同体为单位进行的。 文化方面的竞争更不会止步于国界,认知战的战场只会以语言分片。 但习惯了旧思维的人们仍在把竞争理解为“国与国竞争”,并因此误以为只要伊朗蛆虫被斩首,伊朗牛马们就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会团结起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蛆虫们复仇,会把蛆虫们当成“民族英雄”。 呸! 想得美。 看一眼中共高层会议主席台,谁被斩首会让中共国底层牛马把他视为“民族英雄”? 胡锡进要是死了,身后哀荣绝不会比得上大S。 国与国的竞争,已经不是当今世界矛盾冲突的主线了。 文明模式之间的争持才是。 我们不能忽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以中共国为主体的伤害链阵营推出了血汗工厂模式,用打造消费力黑洞来“掏空”产业链阵营的家底,毒化产业链阵营的商业环境,阻断产业链阵营的人口升级。 我们也不能忽略发生在文化领域的竞争——中共国政府支持的文化渗透、认知战手段,早已占领了包括海外华人社区在内的整个中文语域,台湾、香港、美国,到处是领中共补贴为中共说话的报纸、杂志、网站。微信、抖音在使用中文的群体里发挥的影响力一直被各国忽略,但它对各国华人社区的影响早就大到足以影响选民投票意愿了! 更不要说,在中共蓄意操纵下,只有持亲中共立场、肯帮中共说话的“中国问题专家”才能接触到研究所需的资料,才能保持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地位。 出了中文圈,同类型的做法在俄语圈、阿拉伯语圈,是不是就不存在呢? 当你静心观察文明模式竞争的文化分战场,你会看到每个语域都是一片分战场,使用这种语言的网友,如果英语能力不足以令他/她方便地接触更可靠的新闻来源,就难免成为中文宣传/俄语宣传/阿拉伯语宣传部门的猎物。 成为伤害链阵营认知战手段的猎物。 并因被认知战手段俘获,象“盐水鸭”事件中的孙雯一样,不惜出卖移居国利益,做中共的走狗,做中共之类伤害链政权在欧美国家的利益代言人。 “多元文化”包容的到底是谁?获利的到底是谁?是来自中共国的底层牛马,真心归化美国的移民们,还是带着任务来的,带着贪污到的财富来的蛆虫们? 是来自阿拉伯语域的底层女性还是一直在强迫女性使用连双眼都遮住,功能等同于囚笼的全身罩袍的中东权贵富豪们? 当你看清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文明模式的竞争,当你看清竞争并非主要以国家为单位,并非仅仅以热战方式进行,当你意识到贸易战、认知战才是主战场,这场鏖战已延续多年,你才会猛然发觉,产业链阵营在经贸领域,在文化领域,已居于劣势许多年! 蛆虫在占上风。 经济上,由蛆虫打造并推广的血汗工厂模式在贸易战中占据了上风。 这才是美国的制造业难以回流,美国的草根阶层陷入挣扎的真正原因。 文化上,由蛆虫通过认知战手段推广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占了上风。因此美国两党相争竟沦为了互贴标签的口水仗,面对现实,两党都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醒醒吧。 不论是中华沦陷区的底层苦难,还是欧美国家草根阶层的挣扎痛苦,根源都是一样,都是蛆虫。 伤害链国家若没有了蛆虫,只要象当年中共国改开时引进外资外企外国管理方式一样,引进与当地牛马已有水平适配的社会治理方式,就能平稳发展成象日本一样的产业链国家。 产业链国家则只要消灭了伤害链国家的蛆虫,就能从根本上杜绝来自蛆虫的渗透。 蛆虫才是我们的公敌。 让伊朗牛马的欢呼扩散到全世界吧!
蛆国底层最悲摧困境是什么? 是被困在两种文明稳态的夹缝之中。 当文明只有一种稳态时,当社会只能在伤害链系统的构建、维持和崩溃中循环时,底层的命运总是确定的——要么在王朝周期律的上半场吃一点时代红利,多生多育,抓住机会多繁衍些后代,要么在下半场流离失所,易子而食。 但今天,文明有两种稳态,而且技术普及令绝大多数国家都实际上处于两种稳态的叠加或者说暧昧状态。这些国家都既现代又古老,其生产生活方式中既有现代的部分,也有古老的部分,人们从观念到能力,都既现代,又古老。 于是事态走向也变得晦暗不明。 这种处于叠加态的社会在危机中,需要连续经历两场崩溃,才能重新找回自身的确定性。 这就是蛆国牛马的尴尬处境。 按照王朝周期律,当现政权无法保持既有的伤害力落差,由现政权维护的旧秩序就会崩溃,旧秩序对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压制会因此短暂放松,使新的伤害链系统能生长起来,成为秩序供应者,重建伤害力落差,重建伤害链稳态。 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驯服的底层牲人会大规模死亡,只有不那么驯服的人才会因幸运、勇敢、头脑灵活等原因幸存,并因太驯服的牲人已死去,成为人口主体,成为有能力有意愿有勇气创造新秩序的逐鹿群雄。 “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群雄逐鹿,定鼎中原。”这是在历史舞台上曾一次次重演的戏码,是我们熟悉的戏码。 在这熟悉的戏码里,“民不聊生”是社会崩溃的前提,底层的大规模死亡造成的人口成分改变和顺民心态改变,是事态发展无法绕过的阶段。 不走到这样山穷水尽的绝境,伤害链社会就无法“破而后立”。 没有“破”,就没有“立”,若顺民没死或死得不够多,旧秩序统治基础就仍然坚实。 但到了现代,在每个包含了叠加着的两种稳态的国家里,社会在走向上述山穷水尽的绝境前,都需要先经历一场产业链稳态的崩溃。 在大规模死亡之前,在走进最古老的困境,在被迫颠沛流离易子而食之前,人们要先经历一场属于现代人的崩溃,先经历萧条、失业、骚乱,先经历一场国家维稳系统的漫长破产。 放在蛆国,就是说,人们要先经历一场“改开中国”的崩溃,接下来才会看到“红色中国”的崩溃。 在连续发生了两场崩溃之后,“破”才会结束,“立”的空间才会出现。 目前你们看到的蛆国社会的种种末日征象,还都只是“改开中国”的末日征象。 还不是“红色中国”的末日征象。 民怨沸腾不等于民不聊生。 今天,民众还没有山穷水尽,顺民还是人口主体,旧秩序的基础仍在,王朝更替的前提还没有达成。 人们正在失去生活,但他们还没有失去生命。 所以,如同古代王朝更替时那样的社会剧烈震荡并不会在短期内到来。 剧烈震荡只会在“改开中国”的余荫消耗殆尽后,在属于“红色中国”的那半场剧目里发生。 如果说“红色中国”的崩塌是场干脆利落的死亡,是“重新投胎”,“改开中国”的崩溃就是一场漫长的活罪。 每个底层顺民都会在“改开中国”漫长的崩溃过程里把过去积攒的资源消耗掉。 他们会一点点的失去生活,一点点的失去希望,一点点的,在挣扎中,无可挽回地失去他们最宝贵的东西。 直到他们最终死去。 他们是不可能看到新秩序的生成,看到新时代的开启,看到新政权的建立的。 因为他们的死,正是社会变革开始发生的前提。 如果没有任何外力干预,一个已经获得过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处于两种稳态叠加状态的国家,不连续经历两场崩溃,是不会有机会依照王朝周期律的基本规则“破而后立”,迎来旧秩序的崩塌并生成新秩序的。 而且就算最终旧秩序崩塌了,新秩序生成了,生成的新秩序也多半是伤害链式的。因为在连续经历两场崩溃后,社会仍能保留的建设性力量通常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门槛更高的产业链式秩序的建构。 但如果有外力干预呢? 情况就会不同。 蛆国底层牛马今天的困境是什么? 是他们正被困在“改开中国”的萧条、衰落过程之中,而只有“改开中国”遗下的资源彻底耗尽,残留的影响力完全消失,原本靠“改开中国”承担的维稳任务被移交到“红色中国”手中后,他们才会迎来改变,他们所受的漫长活罪才会走到尽头,绝大多数人的处境才会从“煎熬忍耐”变成“忍无可忍”,然后,一切才会图穷匕现。 那时,“红色中国”会快速崩溃,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王朝更替会再次发生。 如果没有人干预这个过程,没有人创造另一条道路,牛马们就只能沿着连续经历这两场崩塌的命运之路走下去。 并且大部分最温顺的牛马只能在黎明前就死去。 除非有人从外部输入秩序。 除非在“改开中国”完全消亡,“红色中国”成为主导之前,有人能直接跳过这漫长的死亡过程,为已经花费四十年时间向产业链转型的社会人口基础和经济基础,“配”上一套产业链式的秩序。 给他们“配”上一套牛马们自己无力生成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 用这种方式,进行一场“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硬生生把处于暧昧状态的社会拉进文明新稳态。 但这会被说成“侵略”。 如果这些动作是由美国,由欧洲,由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进行。 世界一直在坐视伤害链底层的困境,并以此为正义。 如果我们不去“侵略”蛆国,不去完成“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人会这么做。
快了,很快全世界都会意识到,只进不出,只生产不消费的蛆国,是令全球经济走向失衡的毒瘤。 它不但自己不消费,还用过于低质低价的产品充斥市场,霸占全球市场上所有本可投向本地小微企业产品的消费力,令全球所有企业都只能被困在低质低价的竞争赛道上一起“卷”,令各国本地创业者难以起步。 在每个行业它都在改变规则,扭曲规则,利用自己的低道德优势获取暴利,并利用自身的国家地位镇压异议,阻止调查,最终使各国的民间竞争者都不得不效仿它的做法。 多少进入中共国的企业被迫学着“搞关系”,学着做假帐,说假话,多少“中国问题专家”被迫学着回避敏感议题或是只发表能得中共欢心的论著。 蛆国,它是芬太尼的源头,也是各种认知战素材,各种阴谋论调的源头。 它声称自己“不输出革命”,却不惜工本给地球村里每个燃起烽烟的地方添柴加火。 它声称自己“不输出饥饿和贫穷”,却夺走了全球各国包括欧美的无数工作岗位,令全球经济对“低人权优势”上瘾,对“中国制造”上瘾,令各国企业都染上了对能忍受非人待遇、超长工时和极低薪水的劳工难以戒断的毒瘾,使各国都难以摆脱这种根本不可持续的行为模式。 世界终将醒悟,醒悟到要恢复已失衡经济状态的平衡就要割除蛆国这个毒瘤。 醒悟到要让全球发展再次变得可持续,就要让“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不再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的制造业为何没法回流? 不是因为制造业对美国不重要,对美国的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人口基础的培养不重要。 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国家经济体系已经对“血汗工厂”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上瘾,对过于廉价,廉价到无法支撑人口代际更替的劳工价格上瘾。 为什么每个专家都在说,制造业必须“找到”足够廉价的劳工,才能回流欧美? 为什么投资人不愿向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向投资? 因为每个人都习惯了大量廉价劳工的唾手可得,大量低端制造业工程师、技术工人的唾手可得。 因为整个产业链都对“低人权优势”上瘾了。 但这是毒瘾,危害不亚于芬太尼的毒瘾。 因为要保持低人权优势,保持廉价劳动力的持续供应,要支付的是道德代价,是帮中共这样的伤害链国家“保政权”,帮暴君维稳。 同时也要承担因工人薪资不足以支撑人口更替,过低的抚养比令工人、技术工人无法把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合格工人的风险。 不论从哪个角度展开分析,你都会看到,依靠低人权优势获得的过低劳工价格是无法长期持续的,是最终会令经济失衡的。 低人权优势固然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让企业享受到透支社会人口资本带来的超额利润,让这么做的企业和国家获得相当强的价格优势,但后果是消费力与生产力的失衡,是人口的断代,是社会原有稳定发展模式在“吃光老本”后的不可持续。 改开四十年。 是整整一代20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的中共国制造业工人的整个工作生涯。 是在60年代的饥荒和动荡中出生的那一代中共国奴民,只要有饭吃就愿意拼命干活的中共国奴民的整个工作生涯。 “改开中国”为什么不可持续? 因为这代人老了。 新一代人,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愿景,对自己的人生对薪资待遇,有完全不同的期待和耐受力。 新一代人也许不会反抗,但他们会不生孩子,少生孩子,也会更努力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就算加班,他们也是要“摸鱼”的。 不要说制造业能不能回流欧美了。 如果制造业的行为模式只能是在改开四十年间,全球企业都上瘾的“血汗工厂”模式,那么不要说欧美没法重建制造业,中共国本土也会因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法继续保持下去。 全球经贸体系对“血汗工厂”模式的一场大戒断,一场因戒断反应而来的痛楚,迟早要发生。 农民工的儿女,没法继续做农民工。 现在还能做、肯做的那些年轻人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啃老”维持着的,问问他们,问问他们的父母是否仍漂泊在各地,赚取微薄的收入,你就清楚了。 再问问这些穷二代们能生多少孩子,能给孩子怎样的未来,你就更清楚了。 欧美的制造业没法回流。 没法以血汗工厂的形式回流。 但中共国的制造业同样无法以血汗工厂的形式长期持续发展。 这种行为模式不可持续,因此已在过去四十年间与它深度绑定的全球经贸体系的行为模式也不可持续。 但由于中共国的人口体量,由于“上瘾”的企业太多,涉及的行业太广,这份不可持续虽然并不难从逻辑角度被分析出来,却很少有企业不心存侥幸,不贪恋廉价劳工血汗的甜美滋味到最后一刻。 也就很少会有企业不在最后的被迫戒断中受波及。 世界经济最终是会被迫因失衡展开调整的,市场对低质低价商品的迷恋,和劳动力市场对大量低薪低技能劳工的执迷一样会被迫消失。 因消费力的不可持续,和“低端人口”供应的不可持续,被迫消失。 人们最终会学会反思,反思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什么会对这种只能持续一代人左右的“人口红利”上瘾。 但在醒悟之前会有一场大萧条。 其规模绝不亚于Covid-19带来的冲击。因为蛆国的毒,腐败之毒,短视之毒,已渗透到全球产业链深处。
建国吧。 让我们名正言顺的拥有军队,去拦截36年前在长安街上隆隆行进的坦克,把王丹的同学从枪口下救回来。 让我们能象以色列营救人质那样派出特种部队,救出黄之锋,救出编程随想,救出彭载舟。 让我们能象乌克兰人一样英勇地战斗,象乌克兰一样寻求国际援助。 或者至少让我们能象台湾一样据守海峡。 建国吧,我们需要拥有这种足以抵御暴君的,建制性的,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维权凭据。我们不能止步于建党,不能永远停留在以中共帝国海外逸民,以被帝国放逐的孤臣孽子自居的尴尬境地。 蛆国不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不止是异议者。 我们是被那个蛆国认证过的“国家的敌人”,是国与国争战中的一方。 当我们需要维护不被蛆国承认的权利,需要维护生而为人的权利,并因此被蛆国贴上“汉奸”、“反贼”、“美分”、“邪教”、“恐怖分子”、“港独黑暴”的标签,指为“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的罪犯时,除了高竖反旗,用争取独立建国来展示决心,我们已别无选择。 而且我们有资源。 被蛆国逼到绝境的每个人都会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今天还没有军队,但手握兵权的人会加入我们,我们今天还没有金融,但手握财权的人会加入我们。 已被蛆国贴上“敌人”标签,和将被蛆国贴上“敌人”标签的人,没法不加入我们。 被贴上标签的人已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的队伍正越来越壮大。 海外华人将不得不加入我们,在他们既受到现居国的怀疑,又受到中共的污名化,被诬指为“间谍”之后,不论是长居海外的移民还是暂居海外的留学生,都将不得不“选边站”。 沦陷区内的牛马也将不得不加入我们,“红色中国”正在膨胀,挤压着“改开中国”残留给他们的生存空间,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生存资源,人们只能从“官逼民反”到“官逼吏反”到“官逼官反”。 必然受中共过剩产能冲击的国际社会,各国政界商界也会发现,他们只能加入我们,因为面对蛆国的威胁,谁都不能束手待毙,而还手,就意味着被贴上“蛆国敌人”的标签。 最终整个世界都会是蛆国的敌人。 Covid-19病毒的全球传播和巨大危害,只是源自蛆国的全球安全威胁中,不那么可怕的序幕。 更可怕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揭露。 以蛆国为源头向全世界各国输出的腐败,输出的愚昧,向各个领域输出的“假冒伪劣”,财务造假,学术腐败,对供应链的恶意操纵,对网络平台进行的渗透,对舆论氛围的蓄意毒害,低质低价营销策略对欧美小微企业创业者的隐形打压,这些手段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被觉察。 但这些手段造成的危害足够巨大,终将大到无法掩盖。 人们终将认识到,蛆国,是世界之癌。 蛆国,则会与世界为敌。 而在蛆国与全世界的争战中,我们当然会站在前列。 不会再有暧昧不清,不会再有摇摆迟疑,我们将不再需要区分“爱国”和“爱党”,我们只需要决定,是爱蛆,还是爱人。 我们是建国者,是决意推翻蛆国的统治,决意在从蛆国那里夺回的土地上亲手创建自己祖国的新兴国家公民。 我们既不忠诚于“红色中国”,也不贪恋“改开中国”留下的繁荣虚影,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不属于“中华民族”。 在需要维权的时候我们不会跪下,不会向蛆们哀求,不会再幻想在蛆国的宝座上高高稳坐的只是个听力不大好的明君,不会再幻想有哪个青天大老爷来拯救冤民。 我们是未来的上海共和国的公民。 也是未来的,中华沦陷区土地上所有新兴国家联盟的一员。 “蛆国的敌人”这罪名总有一天会成为荣耀之冠,而我们,将共享之。 从上海共和国到东突厥斯坦,到图博特、南蒙古,到巴蜀、湖湘、荆楚,到台湾、香港,到江浙闽粤,到各国的海外华人社区,到欧美国家被蛆国“认证”过的各制裁对象,这荣耀之冠,我们将共享之。 我们是蛆国的“安全威胁”,既然它这么认定了,那么我们就是。 就是它的掘墓人。 我们,曾经的牛马们,我们,这些被吸血被欺辱的,被迫失去生计,失去生活,失去至爱亲朋,失去一生想望的人,我们这些终于醒悟到所有的失去都源于自己没有祖国的人,要和所有的“蛆国敌人”联合起来,要和所有不甘失去的人站在一起,战胜那个曾经的“祖国”,夺回我们真正的祖国。 然后终于可以对36年前,长安街上的死难者说一声,“安息吧”。 终于可以在维多利亚公园重燃烛火,不止纪念“六四”,也纪念曾年复一年在那里点亮心灯的人们。 终于可以恢复上海滩欧战胜利女神的荣光,重现昔日的繁荣胜景,让远东第一欧洲城市的房价、平均薪酬和营商环境得到最坚实的政治支撑。 终于可以在每个新兴国家,在属于自己的祖国里,把曾经的奢望化为寻常。 终于可以让历史的声音拥有回响: “It’s my duty!” “Yes, me too.”
我们没有祖国。 但我们会从无到有的创造祖国,创建不逼迫我们做臣仆,把国王或皇帝或总书记尊奉在头顶的国度,就象249年前美国人曾经做过的那样。 我们是蛆国的敌人。 和黄之锋、邹幸彤、黎智英、任志强、王丹、刘仲敬、编程随想、彭载舟……那些或年轻或年长者,或知名或无名者一样,都是蛆国的敌人。 蛆国的敌人太多了,而你是否蛆国的敌人,并不由你说了算。 维权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是蛆国的敌人。据守旧屋阻碍拆迁的村民,是蛆国的敌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属,是蛆国的敌人。 说华为坏话的顾客,是蛆国的敌人。 亿万不想996的牛马,无数挣扎在财务困境中的房奴,那些濒临崩溃的中年人,那些正在丧失生活勇气的青年人,不时“冲塔”的网民,是蛆国的敌人。 只想保持现状不想“回归”的台湾民众,是蛆国的敌人。 上了中共制裁名单的蓬佩奥、纳瓦罗、鲁比奥,是蛆国的敌人。 不论你有怎样的“初心”,不论你是否仍在以“爱国者”自居,不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只要蛆国认为你是它的敌人,你就是它的敌人。 因为蛆国是蛆的国家,专注于维护蛆的利益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蛆国,只维护蛆的利益,对什么福建人、广东人、北京人……的利益,当然没有丝毫在意。 而你对它毫无办法,因为在这场国与国的争战中,你从一开始就立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你还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祖国。 你还没来得及拥有一面旗帜,去护卫那些已经奋不顾身在维护你利益立场的人,在你的祖国被创造出来以前已经为爱她付出代价的爱国者们。 不能再等了。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独立,是挽救未来香港经济,重建未来香港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和从蛆国的牢狱里把黄之锋、黎智英这样的爱国者救出来的唯一出路。 申张民族自决权利,是让七百万香港人对自由的渴望,对法治传统的坚持,不再是臣仆对君主的乞怜,不再只能跪着恳求“自治”的唯一出路。 正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建国,也是解决所谓民族矛盾,让维吾尔人能名正言顺维护自身的利益立场,能开启族群成长之路,最终找到与周边其他族群和平共处之道的唯一办法。 图博特人也一样。 在蛆国一次又一次否定“自治”、“民主协商”等相处模式,一定要用行动把本没有反心的维权者定义成自己敌人之后,在蛆国反复确认过“你们和我们不是一国”之后,除了独立建国,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为自己建构出能安居乐业之所。 而我们不可能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只能与蛆国为敌,战斗到最后一刻,为了与蛆国为敌,为了在拼死还击后离我们自己的愿景更近一点,我们只能建国,只能让自己成长为蛆国足够强大的对手,有资格有能力参与国战,与一个国家相抗衡的对手。 我们只能以建国的形式去“保民生”、“保经济”、“保人权”。 因为其他手段我们都试过了,没用。 台湾人为什么还能拥有实行民主与法治的制度环境? 因为台湾是一个无限接近于正常国家的政治实体。 香港为什么曾经拥有独特的地位,并因这独特地位保持繁荣? 因为香港曾是一个独立法域,一个中共眼中的“独立王国”。 新加坡人为什么能走出一条和马来西亚不同的发展道路,拥有一份不一样的生活?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 蛆国已经把我们驱赶到了它的对立面。 并只给我们留下了独立建国,以国家形式凝聚力量来反抗它,来维护自身最基本的权利,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声援这唯一一条出路。 36年前,蛆国对王丹和他的同学们赶尽杀绝,36年后,蛆国对黄之锋和他的同胞们赶尽杀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所有这些原本只想争取最基本的、合情合理权益的人,赶尽杀绝。 追杀到只有我们抱最大的团才能取到足够的暖的地步。 追杀到终于让我们醒悟,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如果不亲手创建出自己的祖国,我们将永无安身之所,永远只能在故乡的土地上漂泊的地步。 所以我们来了。 我们要创建能让黄之锋、任志强自由发声的国度,我们要创建能容许当年的王丹、魏京生畅所欲言的国度,我们要创建让年轻人不必血洒长街,异议者不必付出生命和自由的代价的国度。 我们要创建储户从银行能取到存款,工人能正常领到薪水,孩子不会因吃奶而中毒的国度。 我们要创建能让经济止住崩塌趋势,让民众权益得到保障的国度。 我们要在蛆国步步进逼之后绝地反击,夺回自己的生活。 在香港,扬起香港民族的旗帜,重建属于香港人的生活。 在上海,扬起上海民族的旗帜,重建属于上海人的生活。 在台湾、“西藏”、“新疆”、满洲,在江浙闽粤,在晋兰、荆楚、湖湘、巴蜀,扬起和蛆国不一样的旗帜,让蛆王深恶痛绝的旗帜,以最决绝的姿态站出来夺回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夺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已经到了不得不“发明民族”,不得不把独立建国当成唯一出路的时刻。 在蛆国底层至深至浓的黑暗里,这是唯一的希望之光。
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构筑生活,就象在流沙上修建大厦。 在一个把牛马们当成耗材的蛆国掏空六个钱包,押上未来30年的收入贷款买房,牛马家族几代人的努力随时会落得一场空。 为什么? 因为你的房子没有建在你真正的祖国的土地上,因为你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产权,你只是蛆国的居民,不是公民。 所以你的血汗钱只能随房价的崩塌化为乌有,你和你父母一生的积蓄只能在蛆国的制度环境里灰飞烟灭。 你在流沙上修建的大厦,会在流沙上崩塌。 除非,你能把流沙变成坚实的土地,你能把这不属于你的国度,重新变成你真正的祖国,把你的居民身份变成公民。 除非你能从蛆国手里夺回祖国,夺回你的生活,夺回你的积蓄,夺回你前半生所有的辛劳努力。 很多人是没办法移民海外的。 所以改变自己现在居住着的国家,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上海独立,唯一出路;大蜀独立,唯一出路;晋兰独立,唯一出路。 独立建国是这些人的唯一出路,是止住个人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坍塌的唯一办法。 他们只能独立,建国,把脚下的土地建成现代化国家,亲手打造出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在自己的故乡,完成“移民”。 只能通过把自己的故乡“变”成和欧美一样的国家,把跌下去的房价重新拉起来,把垮下去的经济重新扶起来。 是的,要做成这样的事情不能不付代价。 但想想全世界的移民为了拿到美国绿卡正在付什么代价?为了拿到欧盟国家的居住权正在支付什么代价? 移民不是免费的,哪怕最“便宜”的走线也有不低的资金门槛。 所以想在故乡完成这一劳永逸的移民,当然也要付出代价。 但人们会愿意付的。 我们知道在中共国有多少人为了改变户籍所在地,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就肯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托人情找关系,同时还不惜工本。 人们只是还没有清晰认识到,在故乡移民,把脚下的土地建设成真正的祖国,和挽救自己正在崩塌的生活,和挽回房价挽回工作,挽回自己在改开时代针对产业链的需求累积的竞争优势,挽回自己学历、工作资历的含金量,有多么紧密的关系。 人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一张意味着你能拥有最接近欧美国家公民权利的上海共和国的公民身份证件,和中共政权发放的居民身份证比起来,有多大的价值差距。 一旦意识到了,人们就会拿出现在追捧美国绿卡的热情追捧它,就会拿出比当年小城居民削尖脑袋钻营大城市户籍时更高的热情争取它。 利益,利益会说服每个现在自以为对中共政权忠心耿耿的牛马底层。 不需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不需要重新适应另一种文化环境,在自己的故乡就能“移民”,能从蛆国底层的奴民变成现代国家的公民,这么巨大的利益,当然能说服所有牛马支持这样的改变。 他们早就说服过自己了。 在改开时代的初期,亿万中共国底层牛马早就完成过了对“变天”的心理建设。他们实际上已经“移民”过一次了,就是从文革时期的红色中国,移民到制度环境大相径庭的改开中国。 也是从祖祖辈辈沿袭到近代的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移民”到现代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又从农民工向城市小白领方向攀爬。 占中共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牛马,会象历史上做过的那样,毫不犹豫地抛弃对中共政权的忠诚,毫不犹豫地抛弃对“大一统”的执念,只要建国者们能让他们意识到,在天平的另一端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在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国格争战中,改开中国已经落败,红色中国占据了上风。 但如果你看清楚,红色中国=蛆国,而改开中国是蛆国为欺哄牛马们加倍努力干活,通过宽松施政营造的假象,改开中国=打了许多折扣的“牛马中国”,你就会看到牛马们有多么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度,为了这样的幻境肯作多少付出。 很多人,现在就已在以改开中国的遗民自居。 已在期待一场光复。 他们会等到的。 在蛆国崩解的时刻,祖国会降临。 在蛆们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刻,在蛆的统治无以为继,蛆的维稳最终破产的时刻,还想活下去的人,和所有届时还没有死去的牛马们,会别无选择,冲向唯一的生路。 那就是独立,建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把为自己的生活构筑怎样的地基,营造怎样的制度环境的权力,掌握在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手里。 让自己的故乡成为现代国家,让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对未来的希望,建造在真正祖国的土地上。 没有任何一个经历过改开时代的中共国底层牛马能抗拒这样的诱惑。 尤其在今天,在不久后的将来,在他们正在失去改开时代辛劳积攒的一切,在房子烂尾了,孩子烂尾了,人生烂尾了,而本族本地独立建国,改变制度环境,是止住所有这些崩塌的唯一希望的时刻。 民情,民心,民意,会指向那个唯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