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护繁荣预期”这个角度去理解欧美国家对中共的暧昧态度,你会更容易看清真相。 为什么明知道中共会背信弃义,明知道中共是不断输出伤害的全球安全威胁,欧美仍无法断然与中共脱钩? 因为欧美需要维护自身的繁荣预期,欧美各国的政府首先需要为本国企业服务。 中共国的双重人格之一,改开中国, 已经与欧美各国企业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系,因此,为企业服务的各大繁荣国家政府不得不在对付中共时“投鼠忌器”。 繁荣国家都需要维护繁荣预期。各国政府要维护的,除了市场信心、政策连续性,还有更具体的,本国股市的景气,和本国大企业的赢利预期。 在全球产业链已经将各国利益关联到一起的今天,在维护繁荣预期这件事上,任一国家都已无法单独行动。 各国需要合作。 一个国家的繁荣预期崩毁,会激起连锁反应,会影响到邻国、合作国家的繁荣预期维护工作。 所以,为了维护本国的繁荣预期,你有时候不得不去关注,甚至出手去协助维护别国的繁荣预期。 因此改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就得到了“八方来援”这样的待遇。 大部分繁荣国家都正在帮助改开中国维护其繁荣预期。 就象恒大爆雷前,大部分供应商和客户都一边竭力控制自身风险一边努力去帮助恒大——他们不是对许家印有感情,是想减少自己的损失。 从“维护繁荣预期”这一角度去分析,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欧美各国的政府、企业,包括经济分析人士都仍在竭力保持对中共国经济的乐观展望。 他们不是对中共有感情,也不是真的相信中共国还能维持改开时代的发展速度。他们是不想看到自己的投资贬值。 但,没有人能救恒大。 也没有人,没有国家,能救体量如此之大,内部积弊如此之多的,中共国。 在红色中国终于决定利用自己一直保留着的绝对政治权力杀死改开中国,把改开中国的财富据为己有之后,在中共国因改开中国的死亡,提前丧失繁荣预期之后,所有因曾投资于改开中国而尝试过挽救它的繁荣国家,都不得不接受现实。 都不得不改弦易辙,用“给中共续命”之外的方式维护自己的繁荣预期。 欧美在这种时候,将只能用“给中共续命”之外的方式,重建世界范围内的繁荣预期,调整本国的“资产配置”。 就象那些与恒大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在恒大爆雷之后,不得不放弃“援救恒大”这种做法,把无法收回的帐款计为损失,并把“依法追讨”当成下一步。 全世界都会在中共维持不下去之后,加入“破产清算”。 以求挽回本国还能挽回的损失。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清末和民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曾是“中国自己的事”,都没有欧美列国的围观和参与。 但这一次将例外。 改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把中共国的各种资源和欧美列国紧密联结到了一起。因此,它令欧美“投鼠忌器”,即使面对安全威胁也仍不能干脆利落地摆出决绝姿态,因此,它令欧美国家许多企业为了增加收回沉没成本的概率,不惜帮中共说话,向中共伸出援手,令无数人有“欧美会帮中共续命”的错觉。 但欧美国家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是维护自身的繁荣预期。 他们不是在帮中共国,不是在帮红色中国,不是对中共政权有什么特殊感情。 他们是在通过“拉改开中国一把”来尝试维护本国经济已与改开中国紧密相连的繁荣预期,仅此而已。 但改开中国是救不活的了。 谁拉也没用,欧美加起来拉也没用。 改开中国就是个政治恒大,它长期负债运营,一直寅吃卯粮,贷款经营的项目大多为贪腐官员把持,在帐面上的高速增长背后是压根没控制过的超高风险,是铺张浪费、资不抵债。它构建的繁荣预期,是一种以假帐、假利润为基的虚假繁荣预期,倾全球之力都不可能兑现。 何况,虽然欧美希望用“拉一把”来救活它,却绝不会倾全球之力。 更何况,在中共国内部,是红色中国掌握着对改开中国的生杀之权,并已经决定要杀死它。 改开中国,必死。 或者说,已经死了。 改开中国的发展模式已被事实证明不可持续,虽然各级技术官僚们仍在徒劳地做着假帐,但繁荣预期已经破灭,在个人和家庭层面破灭,在企业层面破灭,在国家层面破灭。 改开中国对红色中国的输血功能也已经丧失,由中共主演的历史闹剧,即将上演大结局。 这个时候,欧美列国要怎样维护自己的繁荣预期呢? “救恒大”没用了,那就加入破产清算流程中的清算组。 每个曾向坠落中的改开中国伸出过援手的国家,都会积极加入清算组,加入对改开中国残余资产的盘点、整理和分配。 以求挽回自己的损失,最大限度减少中共国剧变对本国繁荣预期的负面影响。 这就是中共帝国崩溃后一定会出现的国际局势。 没有哪个国家会去为红色中国续命。 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财力,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闲心。 中华沦陷区的未来,会由这样的国际局势牵引。 准备在沦陷区重建繁荣预期的各族各地建国者们,则会是欧美列国新的合作对象。
我们关注“中共会怎么死”并不是为了幸灾乐祸,我们关注“底层何时会没饭吃”不是为了八卦或嘲讽,是为了弄清楚何时是伸出援手拯救亿万生命的最佳时机。 真正的建国者永远站在民众这边,聚焦于民生议题。 但我们知道,该做的不是空言许诺,不是画出各种福利大饼。 是从“如何让普通人找到工作”出发,为企业 创造可接受的营商环境,为沦陷区本地的民营企业,为海外可能前来或者说回来的投资者打造属于他们的繁荣预期。 因为只要企业有繁荣预期,有“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有更高利润”或“明天会有更大市场需求”的预期,企业就会向打工人提供繁荣预期,“明天会有更高薪水”、“明天会有更多岗位”的繁荣预期。 中共不会去维护繁荣预期,是因为它生于匮乏,也需要匮乏,需要用匮乏削弱民众,需要用政府的资源垄断,需要以刻意保持的匮乏要挟民众不得不服从。 但现代国家的政府,繁荣国家的政府,不但需要维护繁荣预期,而且需要在“维护繁荣预期”这件事上和同类国家展开竞争,以争夺全球范围内投资者、企业家和各种精英人才的垂青。 有时候各国也需要合作,以维护“全球繁荣预期”,世界和平对发达国家的意义何在?不在于道德偏好,在于全球繁荣预期对各国繁荣预期的影响力。 我们需要看清楚这个真实的,围绕着繁荣预期运作的现代国际政治环境。 也永远记住,繁荣预期的根本,在于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繁荣预期的兑现,依靠的是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托举起来的人均资源增长。 在国际竞争中,在国际合作中,致力于人口升级并尽早实现人口升级的国家,致力于技术升级并首先实现技术升级的国家,就会是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影响力的国家。 我们需要打造的就是这样的国家。 对于现代国家的创建者们来说,这就是最值得追求的战略目标,是在做任何战略选择题时的第一优先。 上海需要独立,并且以一个领土不辽阔,不具备战略纵深的城邦国家的身份独立,正是为了保持自己在人口质量方面,也就是人口劳动技能方面现存的优势。 香港也是一样,战略纵深对古代国家十分重要,军事考虑对古代国家十分重要,但对现代国家而言,对需要与周边国家合作以维护自身的繁荣预期的现代国家而言,辽阔的国土和低质量的人口现状只会拖长转型需要的时间,增加各种不确定性。 中华沦陷区为什么不应该以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在后中共时代独自完成转型? 因为对于重建繁荣预期,转型为繁荣国家,把无数普通人在动荡中失去的人生愿景“打捞”回来而言,那样做需要的时间太久,不确定性也太多了。 当我们转换思路,放下匮乏时代养成的思维定势,放下匮乏时代形成的战略分析体系,围绕着繁荣预期去规划国家、社会、民众的发展道路,我们就会看到并承认,尽快在小范围内实现人口升级,从而尽快与世界上现存的繁荣国家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才是最符合民众利益的。 因此香港不需要变成大粤民国的一部分。让香港保持现存的人口质量,尽快成为在外交方面得到其他繁荣国度承认和支持的小型繁荣国家,成为周边各新兴国家的第一友好邻邦,才最有利于每个新兴国家将自己建设成繁荣国度的战略规划。 改开四十年,已经为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准备了相当数量的优质人才。 在人口质量升级这件事上,各族各地进度不一,但大多已投入巨量资源。 这些人才,在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中共政权眼中,是需要进行思想阉割的“不安定因素”,但在新兴国家的建国者眼中,是国家最宝贵的资产。 不论这些人有没有公民意识,他们在智商上、技能上和最原始牲人的距离,都是中共想要消灭的。以牲人为起点,中共想要的,是把每个已经艰难挣扎,向更高处攀爬过许久的平民子弟拖回起点。 新兴国家要做的,则是用政策,用各种帮扶手段,让这些人成功登顶或至少站到更高处。 因为拥有更多人才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会显得更有资本维护其繁荣预期,因此更能吸引投资人前来合作。 为了维护繁荣预期,为了保持人口升级趋势,为了保持技术升级的速率,繁荣国家必须重视教育,维护基本人权,捍卫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呵护学术自由,珍惜市场自由。 这全是为了利益,没有什么道德偏好。 但由利益驱动的对权益的守护意愿,比由道德感驱动的更强韧也更持久。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一生所求,不过温饱自足。 我站在繁荣模式这一边,站在产业链逻辑这一边,并不是因为我高尚。 是因为我看到了这种把国家命运与每个人的“明天会更好”绑定到一起的文明模式,这种构建、维护繁荣预期,通过容许和促成个人进步来兑现繁荣预期的社会行为模式,通过促进个体的自我强化来促成整体自我强化的行为模式,对我,对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有利。 所以在历史面前,我选择了自己的利益。
太多中共的反对者把注意力年复一年投向“如何推翻暴政”了。 他们想启蒙民众,想发动群众,他们为推翻暴政做自己能做的事,他们牺牲自我。 但真正值得做的事,会成功的事,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因为暴政自己就是自己的破坏者。 人民群众是站在哪边的? 在暴君和屠龙勇士之间,人民群众并不会选勇士。 人民群众会选择的永远是自己的生活,是让生活继续,让日子能过下去,是不论喊什么口号,打什么旗帜,跪到谁的脚下,也要活下去,让至亲至爱的家人,老人、妻子、孩子,有饭吃,能生活。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愚昧。 但我不这么想。 这不是愚昧,是卑微,是无力者在生活重担面前的无奈。 这也是每个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觉醒”之人需要认清并接受的现实。 人民群众只会站在自己的生活一边。 如果暴君虽然施行暴政,但人民群众仍能生活下去,仍能有一口饭吃,他们就会站在暴君一边。 会做顺民,做奴隶。 直到连饭也没得吃了。 自古以来,从来如此。 但每个皇朝最终都因人民群众没饭吃而覆灭了。暴君们守不住统治者应该坚守的底线,即使这条底线攸关政权存续,攸关他们自己的生死存亡。 为什么? 因为人均资源下降是匮乏模式无法逃脱的宿命,在匮乏模式中,随人口快速增长而来的人均资源下降,无法被随科技进步而来的人均资源上升抵消。 因为在文明的匮乏模式中,唯一能让人均资源重新升高的,就是大规模死亡。 跪在暴君脚下的民众总会到达这样一个尴尬局面,总会到达做顺民也没饭吃的经济绝境。 只要到了这绝境,他们不需要被启蒙,不需要被动员,也会在本能驱使下,由一股股人流,汇聚成为能释放出颠覆皇朝洪荒之力的巨兽。 《阿房宫赋》感叹说: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暴政会最终推翻自己,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无情铁律。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切换到繁荣模式,如果一国一族不能摆脱匮乏模式,它就只能承受匮乏模式的“多生多死”之痛,只能周期性承受大规模死亡事件带来的巨大创伤。 这甚至和统治者的意愿与德行无关。 所以,与其思考怎样推翻中共,与其把中共当成和中国历史上各皇朝末年的暴君一样的“坏皇帝”,去恨它,心怀对好皇帝的想象和思慕去反对它,你不如思考建设。 你不如思考更本质的问题,思考怎样构建和维护繁荣预期,怎样保证人均资源不会下降到不管老百姓怎么温顺怎么勤劳也吃不上饭的地步。 如果你作为一名反共者,不能把注意力放到民生方面,不能打出比中共更好的民生牌,你就不可能争取到民意支持。 因为老百姓只站在自己的生活这边。 而民众的生活,民生经济,也本来就是每个声称胸怀天下的人应该关心的议题。 在我看来,国家,只是个政治容器。 是民生的政治容器,是经济的政治容器。 不能承载民生需求的国家被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很好承载经济需求的国家被选民要求改变是理所当然的。 而围绕着民生需求和经济需求去思考国家的构建,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面对摇摇欲坠的中共国民生经济现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 是如何修复民生经济。 是怎样通过为人口升级、技术升级提供政治条件来重建属于各族各地新兴国家的繁荣预期。 红色中国不会思考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首领习近平既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也缺乏对底层民生的真切关怀。 改开中国也不会思考这些问题,奴才们对奴隶总是鄙视的,许多人甚至相信了中共的宣传,以为“中国人饿死也不会造反”这半真半假的说法,还真能保障帝国江山万万年不倒——可是,就算绝大多数中国人真的饿死也不敢造反,他们却一直是很敢跟在极少数敢登高一呼的异类身后,谋个“按闹分配”的呀!事实是,无数皇朝都毁在“不敢造反”的底层手里,“秦失其鹿”。 他们不会思考这问题。 但我们需要思考这问题,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投向建设,投向脚踏实地的建设,投向恢复民生经济的可行路径。 红色中国是受伤害链逻辑引导的存在,为了维持统治,红N代们的思路会一直围绕着怎样保持伤害力落差,怎样阉割民间社会的各方面能力打转。 他们不会致力于恢复民生。 因为虽然这帮以主子自居的红N代们不在乎给奴才们一点赏赐,给那些跪舔他们的手套商人一点利益,但他们想要的,是牢牢掌控整个国家,是不论奴才还是奴隶都“无力”挑战他们的地位。 财力也是力。智力也是力。当恢复民生需要允许民间社会拥有更多财力、更高智力时,民生需求就要为阉割冲动让步。 而改开中国,虽然以经济为立身之本,却同样不会致力于恢复民生。一是因为恢复民生不符合主子的根本利益也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外,二是因为奴才们也希望保持自身与奴隶们的地位落差,并不想看到打工牛马和体制内伪中产一样有“稳定收入”、“福利保障”。 红色中国和改开中国都不会去重建沦陷区的繁荣预期。 只有各族各地建国者们会去做。 会去致力于打造允许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的政治环境,打造能承载民生需求的政治容器。 我们选择民主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民主,是因为民主能保障民生。 我们选择繁荣模式,选择产业链逻辑,是因为这样才能让大家都有饭吃。 终极的口号,就是这么朴实。
中国人最熟悉的斗争,是身处丛林底层的人,以最肮脏最黑暗方式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但在人均资源极少的年代,在绝大多数底层都是牲人弱者,都早已被阉割成麻木愚昧,几乎不掌握高效技术也没有强大武器的年代,这样的斗争虽然残酷,却并不至于波及太广乃至于毁灭世界。 可时代变了。 底层的破坏力, 现在已经因技术进步和工具的普及而增强,丛林底部的争斗已经有可能不再限于穷人对穷人的撕咬,不再限于血肉之躯的爪牙之利,和冷兵器时代的近程攻击。 曾焚毁阿房宫的大火已有可能在央视大楼点起,在每个金碧辉煌的城区高楼点起。 车,成了随处可见的攻击性武器。 属于统治者的高楼、汽车、公交系统,也成了绝望底层触手可及的攻击目标。 当然,还有水、电、网等同样脆弱的公共服务设施。 红色中国并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和古代皇朝相比有多脆弱,它并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将是远比古代牲人流民更敏捷、更强悍的新时代盲流大军。 它并不知道曾颠覆无数皇朝的洪荒巨兽已经在能力上全面升级。 它也从未想过,改开中国的存在,改开中国对这洪荒巨兽的麻痹收买作用到底对维持帝国统治有多重要。 是的,今天的底层,多数和过去的牲人同样麻木,同样愚昧,同样很难被启蒙、被引导成合格的新时代建设者。 但他们的破坏力要大得多,在基于同样的绝望情绪,宣泄同等份量的破坏冲动时,他们能毁坏的东西要多得多。 当新一代底层释放和千百年来的中国底层牲人同样糟糕的人性黑暗面时,他们将局面变得不可收拾的速度,令社会全面失序的速度,会快得多。 从改开中国崩溃到红色中国覆灭,确实会有一个过程。 从改开中国丧失向红色中国供血,为红色中国维稳续命的财政能力,到红色中国在各种浪费、截留和偷窃中耗尽存量资源,正面承受决堤民怨的冲击,确实还有一点时间。 但这时间不会长。 不会象一些过高估计了红色中国维稳能力的人想象的那么长。 因为决定民怨是否决堤的不是中共的维稳能力,不是中共的威慑,如果中共的威慑能在底层个人和家庭经济崩溃的时候起作用,那就意味着底层个人和家庭都是完全的理性人,就算死都不会冲动行事。 决定民怨是否决堤、何时决堤的,是底层个人和家庭什么时候普遍经济崩溃,什么时候变得情绪化,并“慌不择路”。 我们不能忘记,虽然经历了改开四十年的重新塑造,但绝大多数底层中共国人仍深信伤害链那一套,深信“输出伤害就能获得奖赏”,相信“按闹分配”是真实存在的游戏规则。 到绝望之时他们就会释放伤害力。 历史上每个中国皇朝都是这么被颠覆的。 而今天,中共国底层拥有在技术加持下变得更强的伤害输出能力,统治者引以为傲的,用来维持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生活水准的各种现代化基础设施,则远比古代的宫墙、箭垛更脆弱。 绝望的底层会在自己的生活被毁掉之后去输出伤害,去毁掉别人的生活,去破坏一切能破坏的,不为别的,因为这就是“人性之恶”。 也因为这上中国几千年来每一代牲人都本能会使用的,曾无数次行之有效的“死中求活”手段——先毁坏了既存秩序再说,思考新秩序能不能建立,是不是对自己有利,这超出了底层的能力范围。 上面这些,就是红色中国在失去改开中国的支撑之后需要自行应对的局面,就是红色中国需要在奴才们失能后亲自上手解决的维稳课题。 是的,红N代们还是很乐观的。 他们的乐观在于,“有兵在!” 但满清末年,醇亲王载沣也曾这么对张之洞说过。 张退而叹道:“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多少皇朝已在时光长河中湮灭。 中共何德何能,可以例外? 以中共国亿万底层如今的经济状况,又有谁敢保证,底层仍能撑上五年十年而不会普遍陷入绝望情绪,能一直保持理性,害怕中共的威慑? 底层真的那么有钱吗? 在大多数同类刑事案件中,底层从被欠薪,纠缠讨薪,到暴起杀人,通常都有个过程。 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沿这条路走到底的原因是,咬牙认亏之后,他能找一份新工作,仍能让生活继续。 如果生活已无法继续呢? 真正有效的维稳,只能是让底层的生活能够继续。 只能是让多数底层既不绝望,也不恐慌。 这是改开中国曾借助欧美订单的力量做到过的事,这是中共在六四事件发生后能继续统治的真正原因。 但改开中国的经济模式已无法继续。 没有人口升级、技术升级、消费力升级支撑的繁荣预期,只能是泡沫式的繁荣预期,是依靠借贷、铺张浪费、做假帐暂时存在的,一定会被债务爆雷证伪的繁荣预期。 世上唯一能暂时安抚住底层洪荒巨兽的麻药,改开中国曾喂给中共国底层服用的灵丹妙药,是一服到期就会失效的假药。 只有真实的繁荣预期,才能重新让洪荒巨兽把嗜血凶性收纳回体内。 但重建真实的繁荣预期,远在不论改开中国还是红色中国的能力范围之外。 汇集各种资源,重建真实的繁荣预期,只能是我们,各族各地建国者的历史使命。 在许多年前,我就和朋友聊过。 帝国之死并不需要我们推动,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不亡之国。 建设,才该是我们该关注的主题,是只有我们能做的事。
改开中国之所以一定会在短期内崩溃,是因为一切繁荣国家都遵循同样的规律——繁荣预期的危机就是国家的危机,繁荣预期的崩溃就会导致国家崩溃。 在繁荣国家,社会的稳定,合作关系的保持,利益冲突的调和,都是基于“明天会更好”的信念维持的,一旦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改变,整个社会保持关系、调和冲突的方 式就需要随之全盘调整,在此期间,大量旧关系会破裂,大量新冲突会发生,社会当然会因之呈现动荡不安的状态。 最简单的例子,员工听老板的话吃苦受累出力工作,是因为预期老板在发薪日会发工资,如果员工认为老板到时不会发钱,他们就会把注意力从眼前的工作转向“如何讨薪”。 当“明天会更好”的信念普遍崩塌,当“明天会发薪水”的信念普遍崩塌,当“明天找得到工作”的信念普遍崩塌,人们当然会改变行为方式,改变思维方式,改变注意力的投注方向。 而在人们改变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时,整个社会的繁荣预期会进一步被证伪,在你身边的人都不再相信“明天会更好”,在你自己也亲身经历了无数次“明天会更糟”之后,你当然会没法保持乐观积极。 当你因此转而采用悲观消极的财务策略,当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这么做时,改开中国曾恃以繁盛的社会心理基础就消失了。 信心消失了,人们抱着那本假帐,心里明白,剩下的只有债。 还债,和守住残存的资产,会是这个时期的人们经济生活的主题。 繁荣预期破灭了。 取而代之的,是匮乏预期,是“明天会更糟”的信念,是想方设法把资源截留储存在自己手里的欲望。 是在旧的合作关系破裂之后,因为对现实利益更强烈的渴求,导致的人与人之间更尖锐的冲突。 四十年繁华如春梦,梦醒时分,人们恍然发现自己仍身在泥涂,眼前需要做的,是打叠精神,在这丛林深处,和曾经的合作者斗个你死我活。 改开中国的崩溃是什么的崩溃? 是信心的崩溃,也是一群群合作伙伴们的关系崩溃。 “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 这句话出自《战国策》,几千年前,人们就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 多少曾亲密勾结的官商伙伴已反目成仇?还有多少曾紧密合作的官场、商场“兄弟”将彼此背刺? 改开中国的崩溃,更是无数个体、家族到企业曾经有效的赢利模式的崩溃。 从“好好学习考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这种个体人生赢利模式的崩溃,到“好好经营企业赚钱做大上市”这种组织性赢利模式的崩溃。 旧的方法,这四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方法,艰难积累的宝贵经验,都不管用了。 在大环境的变化下,官员、企业、员工,每个人都要从头再来。 每个人都陷入人生既有路径的崩溃。 亿万人在改开时代形成的世界观,硬生生被世界的剧变,变得“不切实际”了。 你想想,有多少人,能从这样的崩溃里爬起来? 在这样的现实困境中,改开中国还能维持下去吗?社会面,从经济到治安,还能保持稳定吗? 人心不是一本帐。 不是说,中共能无限印钞,能想方设法隐瞒财政困窘的真相,就能把中共政权的统治维持到帐面破产的前一秒的。 当每个具体的人意识到“明天会更好”的希望已经破灭,意识到“明天会更糟”才是现实,当每个人都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就等于整个社会改变了自己在经济层面的行为模式。 改变了让改开中国得以兴起和存续的行为模式。 这个时候,改开中国就已经是崩溃状态了。 中共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现实都是改开中国已无法为帝国财政、帝国维稳提供支撑。 那么,没了改开中国的输血,红色中国还能统治多久? 国家的死亡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刹那。 改开中国的死亡,目前是正在进行时。 我们看得到中共官员仍在想方设法缓解财政危机,仍在施展各种类似“砸锅卖铁”的手段,盘活存量资产,不断变现和融资。 改开系技术官僚正在穷尽其才智,一边歌功颂德大力宣传,一边从中国经济尚有余温的尸体上榨出最后一点油水。 但尸体已经是尸体了。 中国经济已然断绝生机,再无复苏可能。 因为改开中国营造的繁荣预期,在被现实证伪之后,并无重建的可能。 想再次让大家相信“明天会更好”,国家需要给出和上次不一样的理由。 一个真正扎实可靠的,基于人口升级、技术升级、文明模式升级的理由。 这个理由,是执着于阉割民间社会,坚拒人口升级的伤害链政权绝对不会肯给的。 “明天会更好”的信念是怎样生成的? 是在每个普通人真的经历过了“明天会更好”,每个普通家庭真的经历过了从贫困到温饱到小康的上升,是打工人真的经历了钻研技术或积累经验以提升薪资之后,才生成的。 想在中华沦陷区重建繁荣预期,国家就需要为人口升级、技术升级提供条件。 提供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都不肯提供的条件,提供允许人们自由思考自由发声自由创造的政治环境。 不阉割、不打压,而是允许甚至鼓励个人和民营企业“明天变得更好”的条件。 这是拯救中华沦陷区亿万民众经济困境的唯一正路。 只有创建这样的国家,取代不肯重建繁荣预期的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人民,才有希望。
许多人都在关心“中共何时会崩溃”这问题,都在试图推算事情发生的时间节点。 假如从“中共国是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双重存在”角度分析,这问题就可以被拆解为“红色中国何时崩溃”和“改开中国何时崩溃”两个面向。 于是答案自然涌现。 红色中国会在改开中国这个输血者崩溃后崩溃。 改开中国,则会在繁荣 预期被证伪后崩溃。 什么是繁荣预期? 一言以蔽之,繁荣预期,就是“明天会更好”的信念。 对国家来说,繁荣预期就是“这个国家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信念。 对行业来说,例如房地产业,繁荣预期就是“房价明天会更高”的信念。 从消费力角度看,繁荣预期是“明天消费者比今天更有钱”的信念。 繁荣预期的存在和不断兑现,是包括欧美列强在内的国家继续维持繁荣模式的前提。因此,欧美国家的政客才会极为重视保持市场信心。 向未来借贷,从普通人的刷卡消费,到企业家们的贷款经营,到金融行业的杠杆应用,到国家政府发行国债,则是基于繁荣预期衍生的,当今世界极其普遍的行为模式。 这模式有好处,好处在于它将今天的人类与未来人类进行了利益绑定,在于已经花掉了未来钱的人们,不得不为了还债,竭力为自己也为下一代打造更美好的未来,从个人到企业到政府,社会每个层级在还债压力下,都要竭力为未来的人类创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各种条件。 这模式也有害处,害处在于一旦繁荣预期落空,已经花掉了未来钱的人们就会落入债务深坑,在平帐之前,将不得不渡过一段艰难岁月。 如果这坑够大,它甚至会让落入深坑的个人、企业、国家无法翻身。 改开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 仔细审视改开中国的性质和存在方式,我们不难看出,这个为中华沦陷区创造了四十年经济增长奇迹的存在,从根系上就是不健康的。 它确实成功构建过繁荣预期,也受益于繁荣预期,它曾让从底层到海外投资者的所有人都相信“明天会更好”,但拨开浮华表象,我们都知道,改开中国的迅猛发展是恒大式的发展,是靠借贷筹资,配合着铺张浪费的建设过程,向明知道回报极风险极高的项目大举投入,来营造出的繁荣假象。 它的“明天会更好”,唯一能真正落实的,是“明天的帐面会更好”,而不是明天的人口会更好,企业会更好,市场会更好。 改开四十年,中共用它的大力宣传,让无数普通人和外国投资者建立了“明天会更好”的信心,因此这些人的行为模式,都已经从匮乏预期下的谨慎,转变成了繁荣预期下的大胆。 无数个人从一心攒钱存钱,变成了敢于提前消费,敢于贷款消费。 企业则已将贷款经营、贷款扩张当成了家常便饭。 在一片乐观情绪中,许多人确实见证了繁荣预期的不断兑现,早期贷款买房买车的消费者们,确实因收入增长轻松还掉了债务,贷款创业和经营的企业家们也在关键时期抓住了市场机遇,得到了与所承担风险相称的回报。 改开中国的增长,就是在这样的信心基础上实现的。 象真正的繁荣国家一样,改开中国通过构建繁荣预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释放了潜藏在民间的经济活力。 在这四十年间,人们变得更大胆,更积极,和更富裕。 但“明天会更好”的承诺能永远有效吗? 对每个真正的繁荣国家来说,这都是严肃的议题,是从个人到政府必须认真思考和谨慎对待的问题。 对真正的繁荣国家来说,促成繁荣预期的兑现和持续兑现,让“明天会更好”不断成真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明天的技术比今天的技术更精良、更高效,让明天的人口比今天的人口更富于创造力,有能力赚得更高薪水从而拥有更高消费能力。 是让明天真的更好。 但中共帝国有更简捷的法子。 做假帐。 一个千百年来都把底层民众视为假想敌的国家是没法轻易改变思维方式的,中共国的统治者没法想象,如果每个老百姓都“明天会更好”,如果普通人变得聪明了、睿智了,如果民营企业普遍强于国营企业,民间组织普遍高效于官办组织,政府还怎么继续高高在上。 在真正的繁荣国家里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中共国统治者这里成了最大的问题。 它不能让中国普通人的明天真的更好,不能通过促成人口升级、技术升级保持繁荣预期。 它必须阉割中国人,压制中国人。 以保持伤害力落差,保持统治者高高在上的资本。 所以,改开中国除了做假帐没有别的办法,改开中国的繁荣预期,是迟早要破灭的繁荣预期。 那么今天,繁荣预期就要破灭了。 对房价永远涨的信念已经崩塌。 对读完大学出来能找到好工作的信念已经崩塌。 对贷款消费之后自己一定能还上的信心已经崩塌。 在今天的中共国,从普通人到企业家,繁荣预期,对“明天会更好”的信心已经普遍崩塌,这是事实。 是你们自己能验证的事实。 而繁荣预期的崩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每个具体的人都会改变行为模式,重新变得谨慎、消极,变得不敢借贷,并开始为“明天会更糟”做准备。 如果生活是一场战役,在繁荣预期下,人们打的就是顺风仗,在繁荣预期破灭后,这仗就变成了艰难苦熬。 而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都是战士。 亿万人正在转变观念,从乐观转为悲观,他们正在转变行为模式,准备迎接丛林中的苦战。 他们成为战士之时,也就是改开中国在精神层面崩溃之时。
有位朋友问我,什么是新欧洲方案?可有专文阐述? 我想了想,还真没有,只有这段简介。 “新欧洲方案:解体中共,香港、上海独立,两点带沿海,沿海带内陆,诸省独立建国,形成和平竞争与合作的欧洲式格局。” 熟悉我的朋友可能要怀疑我又偷懒了,在如此重要的事项上语焉不详。 但这次真不是。 新欧洲 方案在现阶段是无法形成文字的。 因为当新欧洲方案化为现实,作为行动方案,它将是一系列外交活动的成果,而不是某个人的闭门造车。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将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引向欧洲式,多国并立,小国群立的发展格局的行动方案。它需要一群志在将本国建设成欧洲式国家的建国者们,在未来的地缘政治现实环境中,通过不断的协商,达成共识。 它是一个区域建设纲领。 要认真推演其内容,我们就需要承认,这个新欧洲方案,必须包括地处新欧洲区域的诸新兴国家的建设方案,和为协调合作进行的规划。 也就是说,它将基于上海共和国的建设方案和外交理念,也将基于邻近地区的新兴国家例如江、浙,例如闽越,例如大粤民国等地的建设方案,以及稍远地区,比如南蒙古、图博特、东突厥斯坦等国的建设方案,经过一系列协调交涉而成型。 新欧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它是个新兴国家集群。 独立的台湾,独立的香港,独立的上海,独立的图博特,独立的南蒙古,独立的东突厥,独立的大粤民国,独立的闽越,独立的晋兰、湖湘,独立的满洲国……都是它的组成部分。 这些国家的建设方案,只能由她们的民众在未来决定,未经民众授权的方案是不可能顺利实施的。 因此在这些新兴国家的建设方案还没有出台前,新欧洲方案的具体内容,必须出于对各成员国的尊重暂且悬空。 我们必须等。 用等待,来证明我们每个心向新欧洲的建设者,都没有干涉他国内政的意欲。 用等待,来证明我们在未来维持区域和平的决心。 在后中共时代,可以想见,中华沦陷区将象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崩溃、旧朝覆灭后的混乱时期那样,迎来群雄并立的局面。到那个时候,会涌现哪些新兴国家,诸国会如何划分疆域,并不由我们决定。 我们准备要迎接的是现实,我们准备与之合作的,是每一个在乱世中脱颖而出,又有足够战略眼光,决心和我们共同踏上建设新欧洲格局之征程的英雄豪杰。 所以,新欧洲方案是不能由个人撰写的。 这方案需要由许多国家合写。 在中共尚未丧失政权前,许多近邻国家如日本、韩国、台湾,虽然清楚新欧洲格局符合自身战略利益,也会心存顾忌,不能公开表态支持。 许多未来的新兴国家建国者,也还有种种安全上的顾忌、内外协调方面的顾忌,需要保持蛰伏状态。 所以他们不能现在就站出来参与新欧洲方案的编撰。 上海可以站出来,但能做的事也不多。 我们现在能做的,首先是确立方向,然后是在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设定合适自己的角色。 上海准备做什么? 做桥头堡,做中介,做研发基地。 做民主阵营也就是产业链阵营的桥头堡,做欧美列国向亟待实现经济复苏的新兴国家进行调研投资的服务型中介,做各新兴国家进行恢复性建设时的政策设置、社科技术研发基地。 上海,作为曾被誉为“洼地里的天花板”的地区,准备做文明转型时期的“地板”,做各新兴国家建设者的样板和助推。 做一个让谁都不舍得打的国家。 新欧洲方案的具体内容会在那个时候,在独立的上海共和国,由沦陷区各族各地的建国者们共同编撰,在安全的会场里,由从欧美聘请来的专家学者、前政要们共同编撰。 在社科方面,我们现在的技术实力,并不足以完成这个既宏大又重要的目标。 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没有足够的人才,去为整个沦陷区各族各地的建设,为国家疆界的划分,为各国的内政建设,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我们并没有能力在此时此地,给新欧洲画一幅蓝图。 所以,我们需要留白。 给每个未来的建国者们留出下笔的位置。 告诉他们我们虚席以待。 告诉他们,不论他们的愿景是什么,不论他们希望建设怎样的国家,我们都会以平等的姿态,伸出友谊之手,以“共建新欧洲格局”为前提,准备合作。 新欧洲方案是一个尊重每个成员国主权的,以建设和平竞争与合作格局为目标的方案,是一个开放性的,随时准备为现实需求进行调整的方案。 在目前阶段,我们已将台湾、香港、图博特、南蒙古、东突厥、满洲国、大蜀民国、大粤民国、上海共和国、晋兰共和国等初露端倪的成员纳入合作范围。 我们知道,上述每个国家的成功独立都会加强新欧洲格局建设成功的可能。因此我们将合作促成之。 我们也知道这格局将受到日本、韩国及一切沦陷区周边国家的欢迎,将受到老欧洲的欢迎,美国的欢迎。 我们将会谨慎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等待正式合作的时机。 这就是新欧洲方案。 它不是一个只索求他人服从的纸面计划。是一条我们自己准备踏上的道路,是一支准备用实绩说服别人支持和加入的队伍。 是脚踏实地的人能走到的未来。
把未来命运寄托在个人无法把控的大环境趋势演变上,实质就是“赌国运”。 在当下的局面顶风买A股,就是赌国运。 交社保,是赌国运。 背30年房贷,是赌国运。 考公考编,是赌国运。 生孩子,也是赌国运。 那些看不清改开中国正在倾颓的真相,仍在按过去四十年的生活经验规划未来的人,都是在“赌国运”。 他们的注码已押在“改开中国”的国运上,而这一场,我们知道,是必输的赌局。 改开中国在外部会输给“逆全球化”风潮,在内部会输给红色中国的复兴梦。不论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看,改开中国都没有翻盘的可能。 人们在四十年改开时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形成的对未来的看法也就是繁荣预期,将无法继续。 稍微留意过近些年中共国政局和经济发展趋势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虽然真话总会让人难受。 无数已经押注的人会输掉筹码。 赌A股的人会输掉自己想方设法筹来炒股的资金。 交社保的人会在社保亏空达到一定程度后血本无归,老无所养,病无可治。 在最后阶段咬牙上车买房的人会成为“负资产”,在找工作越来越难的大环境里为还房贷疲于奔命。 砸下无数时间精力人脉资源考公考编的人,就算幸运“上岸”也会受财政亏空,欠薪停薪和超时加班之苦,根本得不到自己追求的稳定。 最惨的是生孩子的,他们将无法面对孩子稚嫩的脸。 许多人都觉得,自己不需要关心政治。 但政治归根到底是一场你生活在其中的连续剧,如果你真的不关心剧情发展,你就很有可能活不过下一集。 在剧情平淡的国家,你确实有可能有这样的奢侈,在纠错能力很强的政治环境里,在一直稳步发展着的国家,你确实有可能闭着眼睛下注都不会输。 就象闭着眼睛买美股指数,并长期持有。 但在中共国这种充满惊涛骇浪的剧情线里,位高权重如邓小平尚且要几起几落,何况草根如你。 1949年前后受蛊惑归国的海外华侨,尤其是知识分子,就有许多人赌输了。 在后来的一场场政治运动里输掉了青春,输掉了财富,输掉了生命。 当你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绑定,当你把未来赌在一个正在下坠的,由愚蠢的“伟大领袖”掌控着的国家上,当你更进一步,把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赌在这国家仅是暂时保持着的某种状态,例如“改开中国”这种并没有制度上保障的,会毁于红N代一念之间的状态上,你为个人幸福作出的种种努力,你所有的呕心沥血的奋斗,都会因“地基”的脆弱,变得毫无意义。 不是你不努力,朋友,你只是赌输了。 你生于改开中国,长于改开中国,在改开时代看尽繁华盛景也以为自己的余生会同样与改开中国相伴,但你错了。 改开中国已逝。 中华沦陷区是一块被中共牢牢掌控的土地,在中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时,没有人能通过发挥自身的财富创造力让自己吃饱。 想这么做的人,即使活在偏远的小岗村,也需要在深夜闭门签下生死状。 整个“改开中国”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邓小平主政时期开始,由红色中国“给政策”,给出并非制度性保障的,以许多临时措施营造的,极其脆弱的政治条件里生长出来的。是红色中国在百分百掌握着政治话语权的情况下,对民间社会刻意稍作纵容的结果。 红色中国始终保持着随时可以毁灭改开中国的政治能力。 红色中国始终保持着随时可以毁掉每个改开受益者生活状态的能力。 而习近平决定使用这个能力。 就象灭霸打下响指。 他已经毁掉了改开中国,已经毁掉了那个本来就刻意设置得非常脆弱的,对发展经济来说不可或缺的政治环境。稍有理性的人都看得出,他已经毁掉了沦陷区的繁荣预期。 他已经毁掉了生活在沦陷区内,按改开时代的固有思维模式规划人生的每个普通人的未来。 亿万赌国运的人都已经赌输了。 差别只在于收缴筹码有先有后,一部分人手里的筹码还没被完全收光。 这些人活不过下一集,他们还活着,是因为下一集还没开始。 有些人则已经活不过这一集了。 个人奋斗的力量在大环境裹挟下如同蝼蚁,蝼蚁的挣扎,毫无意义。 亿万人生悲剧正在上演和即将上演。 这就是残酷的真相。 而翻盘的机会不是说没有,但在赌国运这件事上想要翻盘,你首先要做的,是找到下注的地方。 因为押“改开中国”必输,押“红色中国”,你又多半没有下注的资格。 如果你有足够资金,也有足够的认知,早早“润”出,你倒确实可以在国运赌局里把注押到你移居的新国度,不论那国家是欧美还是日韩。 但如果你“贫贱不能移”,你的选择就相当之少。 你就只能等待,等待这局结束,重开一局,等待新兴国家在沦陷区纷纷涌现,等待押注方面出现新的选择。 在那之前你要收好自己的筹码。 熬过黑暗,等着参加新的赌局。
大脑是人体最耗能的器官,这意味着“能不动脑子就不动脑子”是在丛林中演化成型的人类相当顽固的养成节能习性。 所以,只要还有饭吃,只要危机还不至于近在眼前,人们都是愿意自欺欺人的。 牲人们如此,统治他们的红N代们同样如此。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朝崩溃都发生在“没饭吃”的时刻,据此反推,只要 统治者能保证老百姓一直有饭吃,帝国崩溃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但为什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能完成这个看起来并不困难的任务呢? 红色中国的统治者又能否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完成这个看来不算困难的任务? 这将是问题的关键。 而答案是否定的。 红色中国并没有保证老百姓有饭吃的能力,四十多年来,这任务一直由改开中国承担,红色中国一直在坐享其成。 四十年了,红色中国甚至已经忘了,在统治国家时还有这么一个任务需要完成。红N代们每天都吃得饱饱的,他们看到的,是繁荣盛景,是宏大叙事,是从底层到中上层的改开受益者们发自内心的感激。 他们看到的是“国家强大”,是“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是“党的政策亚克西”。 他们看到的是老百姓几乎全都生活自理、经济自足,不但经济上自给自足,还能承受各级政府的反复压榨。 所以,对历朝历代帝国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今天的红N代们心中,从来都不成问题。 老百姓是不是能“吃饱饭”,在红N代这里,从来没有被当成一个需要重视,需要投放资源建立整套机制去预防和解决的问题过。 但到改开中国溃败之后,这样的一套机制,将是让红色中国维持统治,不走上历朝历代亡国旧路的唯一有效机制。 在维持统治这个方面,“解决人”最终是没有用的,有用的是“解决问题”,是解决老百姓没饭吃这个问题。 但不论改开中国还是红色中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不论改开中国还是红色中国,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改开中国是怎样的中国? 是一个试图踏上由产业链逻辑引导的发展之路,但受到红色中国掣肘,无法通过人口升级、消费能力升级实现健康均衡成长的中国。 是个依托于繁荣预期,向未来借贷,却无法实现繁荣预期,因此必定破产的中国。 既然必定破产,它当然无法保证老百姓吃饱饭。 红色中国是怎样的中国? 是一个依托于伤害链逻辑构筑自维持机制和发展战略的中国,是和古代中国皇朝一样,开国即巅峰,其后不断走下坡路,最终只能依靠大规模死亡事件,依靠人口的剧烈减少来重置人均资源数量的中国。 它同样无法保证老百姓吃饱饭。 二者都无法建立让老百姓吃饱饭的自维持模式。 因此二者都会退出历史舞台。 而活下来的老百姓,在改开中国的溃败和红色中国的崩溃发生之后仍然困于“吃不饱”这问题中的幸存者们,会在求生欲的驱动下,不断寻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和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 是走一条健康的、均衡的产业链发展之路,是允许人口升级,以满足已更新的生产生活技术对劳动者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人口升级、消费能力升级,不断实现繁荣预期,令繁荣模式得以持续。 是社会放弃创造力不足人口却过度增长,导致人均资源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为争资源斗到你死我活的匮乏式发展模式,转向释放创造潜能,开发更高效生产技术,把“人均资源不足”向“人均创造力有余”的方向调整的繁荣发展模式。 要解决“没饭吃”的问题,这就是方法。 从“人均资源不足”转向“人均创造有余”,就是最终极的解决之道。 允许人口升级,让一个个具体的人从资源的争夺者变成财富的创造者,允许技术升级,让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到足以养活全社会人口的程度,就是最终极的解决之道。 这方法并不难想到,从英国到美国,在他们的发展历程中也早已做到过。 这条路已被证明是行得通的。 在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后,将引领未来沦陷区发展历程的,会是能走这条路的人,会是选择这条路的人口和由他们组成的国家。 在十多亿沦陷区民众里,会有足够的人手,建立起至少一个这样的国度。 但我乐观地估计不止一个。 在改开中国的道路被证伪后,在红色中国的道路也被证伪后,我相信能看清真相,醒悟过来,意识到欧美的发展道路才是真的能让大家都有饭吃的道路的人,会多起来。 而且到那时,周边国家,和全球产业链阵营诸国,都会抓住机会促成远东地区走向和他们一样的发展道路,以避免沦陷区因回归伤害链传统成为区域不安定因素和全球威胁。 从欧美列强那里,我们将能得到“技术支持”和政治投资。 我们,届时的新兴国家建国者们,会成为民心之所向。 我们试图建设的新兴国家,由新兴国家组成的新欧洲联盟,也会成为欧美列强积极投资的,真正能令沦陷区稳步实现社会转型的政治项目。 因为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修复并改善人口基础,修复并改善经济基础,围绕着这个目标构建相应的政治制度体系,就是解决长期困扰沦陷区民众的“吃不饱”问题的正确方式。
对红色中国的主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民生,不是经济,是在他真正的基本盘,掌握兵权的红N代群体里获得普遍支持,是把“枪杆子”握紧、握好。 因为他不需要担忧改开中国。 改开中国由哪两种人组成? 由奴才和奴隶组成。 奴才不可能造反,不敢造反,造反也不会成功。 奴隶则一直被权贵们无视。 但我们不能无视奴隶的力量,稍微懂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不能无视奴隶的力量,毕竟历史上的每一场改朝换代,每一次帝国崩溃,都是奴隶们掀桌子的结果。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误判。 看到奴才们的表演,看到红色中国的意得意满,看到改开中国的步步后撤,改开中国里那些手里仍掌握一些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人对暴君的迎合奉承,想要看到些变革迹象的人是会失望的。 想要看到改开中国挑起社会变革大梁的人,注定会失望。 但他们错了。 无视奴隶,会是心存善意怀抱希望的人,和心怀恶意想维持暴政的人,犯下的同一种错误。 历史会证明他们的错误。 中国历史会重复,再一次重复最经典的改朝换代模式。 习近平会发现,光是摆平自己的红N代小伙伴不足以维持统治。 何况他也摆不平。 红色中国的成员并不全是傻子,对现状有警惕、有质疑的,并不乏人。 手握绿卡随时准备逃离的更不乏人。 在关键时刻,一直捧着他、向着他的改开中国奴才们也帮不上忙。 当国家困境成为独裁者的个人困境,当“解决人”显露出对“解决问题”的毫无意义,习近平就只能成为陷阱中的困兽。 一头被前辈们、下属们挖的巨坑陷住的困兽,一头被天量债务、逆全球化浪潮和自身的愚蠢陷住的困兽。 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 是红色中国无力在内部达成共识,没有能力维持长久统治的问题; 是改开中国在发展层面走错了路,无法通过人口升级、消费力升级维持繁荣预期,因此必然债务爆雷的问题; 是亿万底层农民工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城市之间,进退无路,即将成为无法压制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问题。 即使你大权在握,定于一尊,解决不了上述问题,你就没有办法维持统治。 但习近平自有他的幸运在。 他足够愚蠢,看不清真相,看不懂真正的危机所在。 所以他大约会和他的红N代小伙伴一起乐观到最后一秒。 我知道他会做什么。 他会把维持自己在红N代中的认同,当成最重要的事,和唯一该做的事。 他接下来的决策,不论经济面的、外交面的、人事层面的还是军事层面的,都会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 他会继续构筑伟大复兴之梦,会从奴才们身上拿走资源,会宠信红N代群体里涌现的新贵,会继续战狼外交,会继续在表明振兴经济意愿的同时对“救经济”一毛不拔,且把问题归咎于改开系。 会继续积极筹备台海战争但又不真的打,把备战当成最好用的政治筹码。 习近平的中国,会是个越来越精美也越来越脆弱的花架子。 而习近平,则会是个越来越熟练的织梦人,编织“伟大复兴”之梦,并兜售给红N代小伙伴的织梦人。 他会竭力让小伙伴们相信这梦会梦想成真,因为在他看来,世上唯一重要的就是小伙伴们的支持。 就是“枪杆子”们的信任和支持。 而和他水平相当的小伙伴们也确实会支持,会相信,会沉迷于奴才们倾力打造的美梦之中。 红色中国会是团结的,一直团结。改开中国会是谄媚的,一直谄媚。 直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直到奴隶们掀桌子。 象历朝历代沉醉于朱门酒肉的末代帝王将相们被“天街踏尽公卿骨”时那样,掀桌子。 我并不渴望看到革命。 我只是知道,那无可避免。 革命是暴烈的,革命的结果,是玉石俱焚,不论你站在哪一边,认为哪一边才算“玉”。 我并不想看到革命,并不想看到流血,我只是知道,就象在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那样,当底层生计无以为继,当无数渺小的个人,无数微不足道的草根家庭陷入绝境,社会层面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一直没有人解决问题,问题总有一天会爆发。 如果没有人,也没有办法、没有资源救经济,经济就会爆雷。 最脆弱的底层家庭会在雷声震响时破碎。 在他们能力范围内所有合法的谋生手段都会断绝。 高高在上的红色帝王做着复兴梦,围绕在他身边的小伙伴和改开系奴才专注于分赃分肥和逢迎讨好,没有人会在挣扎在泥潭里的底层奴隶身上浪费哪怕一个眼神。 是的,他们不会反抗。 不会觉醒,不会有意识地反抗,不会剑指京畿。 但当所有合法的谋生手段都失效,人们就会为了求生,踏上违法之路。 而到了这个时候,每个蚁民的求生,就都成了抗争。 就象在小岗村生死状的故事里,为了求生,仅仅为了种好地、吃饱饭,人们就已不得不拿出对抗帝国的勇气,在深夜里歃血为盟。 最朴素的求生,就是反抗。 沉醉于复兴梦里的红N代和改开系奴才们是不会懂这种属于最底层的悲怆的。 所以他们会不作准备。 他们会因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看不见真正的问题,而被问题直接碾碎。 然后把世界留给能解决问题的人。 留给愿意救经济的人,愿意为蚁民们重寻生路的人,留给有意愿也有能力,在红色中国的废墟上,在改开中国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人。
习近平需要谁的支持? 他不需要改开中国阵营的支持,他压根就不会考虑从农民工到体制内中高层改开系技术官僚的想法。 他只需要红色中国阵营内部的支持,需要让他的红N代小伙伴们保持信心。 因为在中共国,经济权力虽然大部掌握在改开中国阵营成员的手里,政治权力却一直被刻意保留在红色中国阵营这边。 兵权,从来都是红N代的禁脔。 当初邓小平放权改开,纵容民间社会在经济领域获得自由,正是因为他相信这不会令“山河变色”,正是因为邓小平归根到底还是伤害链逻辑的信徒,相信对维持政权来说,枪杆子才是决定性的力量。 他基于强者的自信,容许民间社会一分一寸地拿走国家经济领域的话语权,是因为在他的世界观里,“钱袋子”虽然有力量,却扮演不了决定性的角色。 在中共国内部,事实确实如此。 改开系技术官僚对政局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从一开始到如今,都没有。 靠向权贵献媚效忠起家的手套商人更是如此,不论他们跳得多欢,自我感觉多么良好,帐上有多少亿资产,只要红N代们动动手指,他们的一切,包括身家性命,都会化为乌有。 在产业链阵营,在欧美列国,“钱袋子”的力量已经举足轻重,但在中共国,“枪杆子”仍是聚光灯下的唯一主角,即使他大度地暂时让出舞台中心的位置,他的主角地位也从未动摇过。 但那头蛰伏的巨兽即将醒来。 农民工,包括但不限于农民工的,即将在失业潮下陷入个人经济绝境的亿万盲流,即将象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那样成为摧枯拉朽、改朝换代的力量。 不,不要幻想这些人会觉醒,不要幻想这些人会抗争。 但在中国历史上,在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剧变中,他们也从未有意识地抗争过,他们根本不需要觉醒就足以摧毁帝王已无法驾驭的皇朝。 水分子不需要觉醒,也能覆舟。 让亿万人化为冲垮维稳堤坝的巨浪的,不是启蒙,不是理性,是在慌乱中被释放的求生本能。 是丛林底层的兽性。 统治是什么? 是压制民间社会的兽性。 人类的杀戮本能从来就不会因社会走向文明而消失,不会因个体被阉割驯化为牲人而消失,它永远存在,如箭在弦,一旦统治者不能安抚,不能满足民众欲求不能消弭世间纷争,它就会轰然爆发。 为避免中共受我启发找到更有效的维稳策略,我不会提前公开发表一些核心分析。 但我对进入爆发期的民间社会的破坏力,有100%的信心。 毕竟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验证过无数次的规律,有无数成功先例。 改开中国阵营是会溃败的,但它的溃败崩毁,恰好是释放出洪荒巨兽的前提。 从习近平等红N代的视角看,他们要进行的“伟大复兴”,是一场向改开系刁奴们追赃的“家务”,是接过父辈遗产的“英雄儿女”在振兴家业,因此他们理直气壮,且充满信心。 但从对立阵营也就是改开中国阵营成员的角度看,事情是怎样? 是从来都自居为奴才的他们突然被一直宽容的主人严苛对待。是主子们对他们不满意了,是奴才们曾经的幸福生活发生了无法预料的变化。 他们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不会是抗争。 是重新博得主子的信任。 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你会看到,即使经济下行,红色中国阵营成员仍充满乐观情绪,仍坚定支持习近平。 而改开中国阵营成员虽然满怀悲观情绪,却更支持习近平,奴性越重的那些人就越支持习近平。 而且为了博取主子的信任,改开中国阵营的成员,那些离主子较近的,有钱有势的改开受益者们,会竭力为主子发声,为维稳出谋献策,试图用对民间的更疯狂压榨,用更夸张的表忠献媚来换取主子们的赏识。 他们不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所以他们会在这条路证明走不通之前拼命尝试,改开系技术官僚会拿出自己全部的才智和手中掌握的全部资源,战意高昂地为红N代之前驱,会在外拼命帮习近平打贸易战,在内拼命帮习近平维稳。 他们会消耗改开四十年来,改开中国阵营积累下来的一切资源,会毫不犹豫削弱自身,去博取主子的信任。 奴才就是这样。 越是离中共权力核心近的奴才,越是曾因官商勾结、分润特权获得过好处的奴才,就越是会这样,这样沉缅于对前半生经验的路径依赖。 但他们越是这样,就越是会把整个事态向释放洪荒巨兽的时间节点推近。 改开中国是什么? 是邓小平一手制造的,给红色中国续命的外挂。 改开中国阵营中上阶层的奴性之深重,是由红色中国蓄意养成,因奴性深重而在主子有需求时的自毁自弃,却又会成为红色中国因丧失续命外挂而亡国的诱因。 一直在供养中共国目前这套高成本维稳体系的是谁? 是改开中国。 改开中国死了,谁来给维稳系统输血呢? 红色中国吗? 红色中国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维稳能力——那种完全依靠军事力量维稳的操作模式早已在四十年改开时期,因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失传。 红N代们也早不是父祖辈那样的“铁血男儿”了,他们皮肤白嫩,眼里荡漾着清澈的愚蠢,他们只知道为自己的血缘骄傲,却并没有足以支撑这份骄傲的本钱。 他们对奴才的依赖远超自己想象。 所以,红色中国的统治,和改开中国的统治,都会消亡。 中国将迎来再一次改朝换代,统治者暂时维持着的秩序,将迎来一场由亿万城乡失业盲流发起的混乱而狂暴的冲击。
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之争,是阵营之争,不是派系之争。 二者的区别在于,在派系之争里,你可以跳反,可以向对手投诚,但在阵营之争里做不到。 因为身为改开中国阵营的一分子,你没法“变”成红N代,没法改变你的出身履历,没法改变你在一路升迁过程里养成的能力类型——你只会搞经济,不懂军事。 争兵权更是 大忌,虽然在红色中国阵营里,在伤害链逻辑主导的观念体系里,掌握兵权才意味着受到信任,才意味着地位稳固。 我们需要认清在中共国内部,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同时存在,正在剧斗,而且壁垒分明,双方的矛盾无法调和这个事实。 我们也需要认清,红色中国在政治层面从一开始就占据压倒性优势这个事实。 然后我们才能准确判断事态的发展趋势,才能看清红色中国对改开中国的蚕食,对改开中国阵营的步步进逼,对改开中国曾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外交成果的接收和改造,以及,接下来对改开中国留下的人员、机构会如何整肃处理。 民营企业家是一定会被陆续整肃的。 问题不在于他们有多少“原罪”,问题在于财富不能留在他们手里。 今天已经挨了“铁拳”的宗馥莉做错的事,绝不是和庶兄弟们争产。 还没有挨“铁拳”的雷军、刘强东也不会有太长的好日子可过。 他们中的幸运儿会在拼命钻营后被纳入体制,享得一段时间的安宁。但随着中共财政的枯竭,红色中国会记起他们曾经的“过错”,会再次追究他们“把中国经济搞糟”的责任。 较不幸的那些则会得到中国历史上各位“红顶商人”的下场。 改开系技术官僚也不会有比他们更好的处境,在红色中国试图“解决问题”的时候,按我们都懂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人”的一贯思路,改开系技术官僚会被从“提出问题的人”整起,整到“分析问题的人”,最后一直整到“推卸责任的人”。 你越有才,越有用,曾经越有影响力、话语权,就越罪责难逃。 大的趋势就是如此。 但再进一步去推演细节,我们需要记住,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阵营之争,双重人格之争,是在双方都没有清醒意识的情况下进行的。 红N代们会本能地抱团,会把改开中国当成他们复兴梦的“破坏者”,他们在整肃对手的时候并不会把自己的举动和“毁弃改开成果”联系起来。他们会觉得自己只是在夺回改开期间国家社会创造的,本就该属于自己的经济成果。 是在夺回被宗庆后等人窃取的财富,是在追回赃款。 而改开中国阵营则会通过各种内线,一再收到“大领导想振兴经济”的,保真的内幕信息。 因为习近平确实想振兴经济,红N代们确实想振兴经济,只不过他们对“振兴经济”的理解和改开阵营完全不同罢了。 只不过,习近平以为的振兴经济,是把中国经济从改开系官僚和企业主手里拿走,拿回到自己手中,再把“被改开系折腾坏了的经济”,用红N代的思路修复好。 改开中国阵营,是理解不了习近平的思路的,因此他们会一次次试探打听,一次次自我欺骗,一次次错过逃离险地的时机。 和改开中国阵营有类似处境的,则是正和中共国发生贸易战的美国及欧洲国家。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得到非常准确的消息,会清楚知道中共核心决策层仍然想“振兴经济”,却理解不了红色中国版本的振兴经济与改开中国版本的振兴经济到底有何区别。他们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拿应对改开中国的态度来应对红色中国,并因此吃亏。 而这些人的失落,就是红色中国的“收益”。 改开中国阵营里那些商人的损失,官僚的损失,会成为红色中国阵营里习近平支持者的收益。 在国际社会,仍用与改开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和红色中国打交道的国家,它们吃的亏上的当,则会成为战狼外交官和中共宣传部门吹嘘的资本。 我们需要看清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的阵营之争,需要理清对方的价值取向和利益立场,才能明白为什么习近平将继续得到红N代的支持——在经济下行阶段,改开中国阵营会忧心于不断深化的经济危机,红色中国阵营却会因不断从习近平手里拿到好处,不断分得从刁奴们手中夺回的资源而欢欣鼓舞。 在红色中国阵营成员的眼中,“伟大复兴”确实发生了,而且正在继续。 所以,红色中国阵营成员是乐观的,他们的乐观,他们有理有据的积极情绪,甚至会保持到社会矛盾终极爆发的时刻。 这积极情绪还会感染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群,包括但不限于自以为仍受主子信任重用的改开系技术官僚和手套商人们。 整个中共体制内就这样陷于“伟大复兴”的迷梦之中。 和每一个最后轰然崩塌的中国古代皇朝一样,他们看不见民间疾苦,看不见底层的困顿绝望和即将爆发,看不见即将从地狱至深处伸上来的,会撕碎他们的手。 因为在改开中国阵营里,并不是只有技术官僚和手套商人。 并不是只有领导们看得见的人。 还有一头只是暂时被微薄的经济利益麻痹收买,只是暂时蛰伏的超级凶兽。
习近平不想毁掉中国经济。 但任由中共国经济命脉留在改开中国阵营手中,等于任由中共国经济脱离了习近平等红N代的掌控。 所以,宗馥莉、王健林、马云,都必须把吃进去的吐出来,把从红N代主子们手里窃取的财富、权柄,交出来。 李克强等在“唯GDP论”盛行时上位的技术官僚也必须让位,退出政治舞台。 习近平不想毁掉中国经济,不幸的是,中国经济几乎完全是在改开时代发展起来的,几乎完全由从底层农民工到民营企业家到中高层技术官僚的各级改开受益者支撑着、掌握着。 一旦强行把中国经济与它的支柱分隔,经济发展就难以为继。 一家饭店,炒掉从经理到跑堂的所有员工,光留下铺面、桌椅、锅碗瓢盆和冰箱里的食材,还能正常经营吗? 不能。 但老板会以为能,会认定只要自己接手,凭着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一定能让饭店和过去一样生意兴旺,客似云来。 在我把中共国目前的状况比喻为“双重人格”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虽然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双重人格真实存在,且仍在持续争夺国家躯体的主导权,但习近平是不清楚这状况的。 他并不清楚,改开中国已经发展壮大到了怎样一种对政权存续不可或缺的程度。 他甚至看不见改开中国的存在。 在他眼里,中共国仍是红色中国,仍是个完全受红N代掌控,也一直由中共政权统治和维持运转的国家。 在他眼里,被我称为“改开中国”的存在,只是一帮刁奴的贪污腐败,谋私弄权,红色中国只是患了一场通过对刁奴的整肃就能治好的病。 但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红色中国在邓小平决定改开的时刻已病入膏肓,改开中国是邓小平为红色中国寻得的续命之药。 中共政权是靠改开中国带来的经济收益维持其统治的。 以红色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没有改开,它早就因经济崩溃迎来和中国历史上无数朝代一样的终局。 红色中国的治理能力,毛泽东的帝王术,既不如苏联,也不如满清,更不如中国历史上那些能绵延数百年的朝代。 它是靠改开中国的源源输血活着的。 就象朝鲜靠中共的输血活着。 假如没有中共的输血,朝鲜就算仍会停滞在类似如今的贫困状态,金家王朝也一定会因激烈内斗失去父死子继的传承优势。就算国家困窘依旧,朝代却定会更替。 中共也一样,假如没有改开中国的输血,中国一定会在改开前的经济困局里,以改朝换代的方式别寻出路,也许会回向帝制,也许会崩解割据,但绝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样子,绝不会仍在治理能力如此低下的中共政权手中。 不要再迷信中共的统治能力了。 就象不要迷信一个使用了“无限金钱”、“无限子弹”外挂的游戏玩家,有多高超的游戏技术。 而习近平的问题是,他一直在使用外挂,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用外挂,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外挂的依赖度。 结果,他准备卸载外挂。 这就是他对改开中国的真实态度。 是他对技术官僚、手套商人和亿万底层的真实态度。 他以为一切都可以好好的,在他把你们消灭之后,在他把资源从你们手里夺回到自己手中之后,事情只会变好。 他以为目前中共国碰到的一切问题都是改开中国阵营成员制造出来的,只要消灭了改开中国,让权力定于一尊,让资源归于一统,红色中国就会迎来“伟大复兴”。 而他会因此成为中兴之主,千古一帝。 我们知道他错了,但他不知道。 我们知道“改开中国”不但不是红色中国无法复兴的理由,而且是红色中国能存续至今的理由,但他不知道。 所以他会怎么做? 他会竭力把所有资源聚敛到红色中国这一侧,会试图消灭他认定的腐败分子,消灭挖共产主义墙角的贪官、奸商。 他会认定中共国经济之所以搞不好是因为你们不够服从,没有全听他的,是因为国企还不够强势,因为国家经济命脉、各种资源还没有全掌握在红N代手里,所以大家心没有往一处想,劲没有往一处使。 所以,他必须消灭改开中国作为国家隐形人格的存在,必须消灭改开受益者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的话语权,让红色中国完全接收改开中国的物质遗产,从刁奴们手中夺回全部财富,然后,他才好驱使他心目中的“复兴中国”,去迎击欧美。 战狼外交,是哪个中国的外交? 是红色中国的。 贸易战,是哪个中国在和欧美开战? 是红色中国。 但这四十多年来的外交关系是哪个中国与世界各国逐渐发展经营出来的? 是改开中国。 令欧美列强欲罢不能的对中贸易关系,是哪个中国建立和维系的? 是改开中国。 当你看清中共国内部的“双重人格”,并从这个角度去分析近年来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你会发现这一切都十分清晰。 当习近平在中共国内部致力于消灭改开中国,当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的人格内斗最终以改开中国的消逝为结果,那些和改开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改开中国建立经贸关系的国家,就会在悄无声息间失去自己的盟友,会陷入朋友突然变成敌人的惶惑困境。 而这些国家,当然还是会拿对改开中国的态度,面对红色中国。 毕竟表面上政权没有更替。 于是习近平会暂时占得先机,让红色中国拿到别国对改开中国释放的善意。 但这一切都会结束。 红色中国无力独自生存。 在拔掉输血管之后。
双链争持。 红色中国正在消灭改开中国的基本盘,所有能归类到改开中国阵营的富豪,一个都不会漏网。经济越往下走,这些富豪死得越快。他们自以为对党国有功,对党国有用。但对改开中国越有功、越有用,他们对红色中国来说就越该死。 如果阅读我推文的人里还有正混迹中共官场的,也请警惕了。 别以为你对党国有功,你对党国有用,你就能逃过红色中国的政治清洗。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红色中国必须杀死你们。你们被夺走的先是政治生命,然后,肉体生命也不能保。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场双重人格之争,两个人格争夺的,是主导权,是对国家躯体、对资源、对命运的主导权。 而红色中国从一开始就拥有优势,它是主人格。 由毛泽东缔造的红色中国,曾长期拥有主人格地位。 由邓小平缔造的改开中国,只是个为了解决经济困境,在主人格的监察和有意纵容下逐渐发展壮大的副人格。 从红色中国的视角看,改开中国是什么? 是奴才,是牛马,是绝不该拥有今天已拥有的权力和地位的存在。 从红色中国的角度看,改开中国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以奴欺主,是尾大不掉。 从红色中国的角度看,改开中国就不该拥有自己的意志、利益和立场。 更不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人口基础。 可事实是,随着改开四十年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增长,中共国在国际社会、全球市场取得的更多话语权、更重要地位,全是改开中国的成就。 亿万由农民变成的农民工,活跃于政商两界的中产、知识精英,还有无数出身底层,全凭聪明才智爬到体制内中高阶层的技术官僚,都是改开中国的成就。 是“邓小平中国”独有的资产,是在“毛泽东中国”里不曾存在过的事物。 令小粉红们骄傲自豪的“伟大成就”,几乎全来自改开中国。 让欧美列强不得不承认、不得不尊重、不得不在国际关系的经营中顾忌的,也只是改开中国。 一直牢牢把握着政治权力的红色中国,一直让子弟们掌控兵权的红色中国,在伤害链逻辑的驱动下,把掌握伤害力当成关键的红N代们,最终感受到了危机,感受到了第二人格反客为主,挟内外诉求争得主导地位,成为第一人格的危机。 虽然他们不懂双链争持,不懂随着历史进程,伤害链逻辑和产业链逻辑必然会争夺社会主导权的道理。 但这不妨碍他们直觉地感受到红色家族在中共政坛的被边缘化,国家战略重心、政策重心向经济而不是军事的偏移。 不妨碍他们警觉到,必须反击。 必须使用一直保留在手中的军政大权,一直不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保留着的对改开中国阵营成员的伤害权,压住改开中国的气焰,拨乱反正,夺回它第一人格的地位,消弭国家人格分裂、人格替换的危机。 所以他们,红色中国的继承人们,要夺回所有被改开中国掌控的资源。 改开中国阵营成员总以为自己只要跪的姿势正确,奴才对主子的态度端正,奴才对主子的用处仍在功能仍在,献媚效忠的外在表现不露马脚,自己就会是安全的。 他们以为自己足够重要,所以足够安全。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自己足够重要,对政权稳定、国家存续的重要性眼看就要超过主子们了,所以不再安全。 “这奴才不能留了。” 这就是红色中国内部的新共识。 这就是红N代们对改开系技术官僚,包括维稳部门官员的真实看法,是红N代们对李克强之流技术官僚,马云之流手套商人的真实看法。 从红色中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两个阶层。 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 红N代是天然的统治阶层,红色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来的,是他们理应继承的遗产,也是他们的私产。 而除他们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是被统治阶层,都是应该跪在他们面前山呼万岁的奴子奴孙。 这被统治阶层包括了所有农民工、所有技术官僚、所有手套商人,包括了所有自以为已经得到主子信任,因此能在主家安享富贵的忠仆、刁奴。 包括了所有红N代之外的改开受益者,从低到高一个不漏。 而改开中国的萌发,小岗村的生死状,逃港潮的投奔怒海,从8964到白纸的一系列抗争,和看似与政治无关的,民间经济的繁荣、民营企业的兴旺,统统都是被统治阶层的壮大,是倒反天罡。 是奴人格对主人格的凌驾。 红色中国是绝不能容忍改开中国继续发展的,因此,它必须及时出手,雷霆万钧,毁掉改开中国的基本盘。 它不想毁掉中国经济,但绝不能容忍中国经济资源被掌握在红N代之外的人手中。 它会要求每个奴才,把资源交回来。 如果奴才拒绝,如果奴才交回的资源不如它预期,它就会震怒,因为这是奴才不忠诚不老实的证明。 可中共国经济并没有吹的那么好。 奴才们往回交的经济资源,决不可能让主子们满意。 于是收缴之后一定会是拷掠。 不论在商界还是政界,被统治阶层里的改开受益者,都会先迎来红N代的收割,再迎来红N代的拷掠。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再换个角度说一说中共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吧: 实际上这是农民工身份转型的问题。 十亿中共国人里有多少农民工? 这些农民工现在回得去农村,回得去改开前的农民生活状态吗? 回不去。 但他们能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吗? 也不能。 以国家拟人,中共国在全球化浪潮里的身份处境,就是个进城农民工的处境! 以欧美发达国家为“城里人”标准,对照一下中共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现状,中共国是不是就等于全球市场里的“乡下人”? 看中共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骚操作,是不是和农民工进了城,付出了比城市居民更多的血汗劳力,却没有改变户籍身份,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也不敢把关注点放在争取政治权利上,甚至不敢争取同工同酬,是一模一样? 农民工,是中共国最尴尬的人,最困苦的人,是占人口比例最高的人,是受暴政欺辱最深的人。 也是最典型的“中国人”。 是被夹在“红色中国”和“改开中国”之间,欲彻底进城进不了,想彻底回乡回不去的,上无以养父母,下无以抚儿女的人。 他们既是农民,也是工人。 在权利方面是农民,在技能方面是工人。他们撑起了整个国家的经济需求,却没有足够的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在城市里安家养老的资本。 他们是被维稳的对象,但中共国的稳定并不是来自他们的被镇压,相反,是来自他们无意识的配合。 他们本来就渴求稳定,在农业生产生活方式里他们乞求风调雨顺,在工业生产生活方式里他们一边漂泊打工一边渴求一份稳定工作,一只“铁饭碗”。 而中共国社会现状的“不稳定”,是他们渴求稳定却不可得的结果。 中共国的未来,由农民工的未来决定。 亿万农民工一旦因失业而绝望,一旦在被驱赶回乡时不顺从不配合,中共国的天,立刻要塌。 帝国何时崩溃? 这时。 中共帝国真正的统治危机就在这样的人群里,在曾深夜签下生死状搞包产到户以求避免饿死的农民群体里,在已经进入城市,已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已经在漂泊打工的四十年里生儿育女如今两鬓斑白的,完全适应了城市边缘的生活状态,无法想象回到纯粹农村生活里去的亿万农民工群体里。 如果还有人记得,当初“上山下乡”的知青为了回城曾多么拼命,那么,你该理解,在城市无法提供和改开期间同样多的工作岗位、赚钱机会后,当亿万农民工被迫返乡,尝试过回归农业却做不到时,他们会对“回城”这件事爆发出多大的热情。 农民工,这是个尴尬的身份。 这是个会爆炸的群体。 进一步他们就是工人,退一步他们就是农民,但他们被卡在二者之间,已经卡了四十年。 中共以为他们不会抗争。 这个群体从来没有声张过自身的政治权利,没有表现出对抽象权利的渴求。 但是在中共的维稳体系里,他们一直就是各种群体性事件的主角。 在中共自己进行的维稳演习里,扮演“敌方”的演员,一直都在举“还我血汗钱”的横幅。 所以事实上,农民工是中共国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也会是不久后中共政权崩溃的最主要推手。 因为在习近平和他的红色小伙伴们的努力下,农民工的处境正在恶化。 他们渴求的稳定正在消失。 改开期间,只要愿意出门打工,只要有一技之长或肯学肯干吃苦耐劳就能找得到工作的求职环境,正在消失。 而这样的求职环境,是他们没有在无法忍受由中共创造的,历史上最困苦的农民处境时揭竿而起的唯一理由。 农民工是渴求稳定的,但农村并没有向他们提供这样的稳定。耕地不足、务农收入微薄的分析有许多人做过我就直接省略了吧,直接上结论——换一个时代他们早就造反了。 只是改开时代,城市对他们敞开了大门,农村多余劳动力因此没有变成一支支农民起义军,而是变成了一支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队伍。 他们是在成为农民起义军的临界点上成为农民工大军的。 在亿万农民工群体里,没有一个缺少离乡勇气的人,没有一个缺少摆脱旧处境的决心的人。 而“改开中国”的覆灭,正在让他们失去城市里的生存空间,失去他们赖以维生的稳定。 “红色中国”则试图把他们重新塞回到农民的处境里去,试图让亿万“准农民起义军”从习惯自谋生路时常不择手段的流民,变回饿死也不敢闹事的顺民。 那是不可能的。 农村没有这样的经济容量。农业没有这样的经济容量。 也没有这样的政治容量。 所以他们会凭直觉把“回城”当成唯一的努力方向,会在这个方向竭尽全力,会一次次离乡,一次次踏上回城找工作之路。 并会在这个过程中被各城各地有关部门视为不稳定因素,爆发冲突。 他们找得到工作吗? 找不到。 他们会罢休吗? 不会。 他们会在城市之间不断流动,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在困苦中、打压中被磨砺成刺向政权的尖刀。 最终对政权一击致命。
拿中国历史上国家可以在极低的社会治理水平上维持运转的先例为参照,去推测中共未来能“溃而不崩”,是不会准的。 因为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不一样,即使中共国只是个半现代国家,这国家的维持也仍已高度依赖公共服务部门的运转。 但中共的财政状况已不可能支撑公共服务部门继续运转。 基础设施会一一停摆 。 而中共维稳部门对此毫无准备,也毫无办法。现代国家,是不存在“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回事的,因为现代国家不能脱离水、电、交通、物流、治安等技术性基础设施和服务而存在,光有枪杆子,你能短暂控制住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却不能保证这些部门对社会面的稳定供应。 而没有基础设施和服务的稳定供应,生产就无法稳定进行,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将大受影响,生产能力的下降又会令人均资源急剧减少,于是“穷生盗”,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倍增,同时,政府供应公共服务的成本也会变得高昂。 在现代国家,“枪杆子”是出不了政权的,即使中共国只是个半现代国家也一样。 甚至在古代,人们也懂得“居马上得天下,宁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即使在伤害链逻辑为主导的匮乏时代,人们也知道,使用暴力能夺取政权,却无法维持社会运转,尤其是不能维持高水准的国家治理,不能维持高成本的,政府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控制。 所以古代“皇权不下乡”,统治者还会用诗书规训节省治理成本。 古代中国能在极低的社会治理水平上维持统治,是因为统治者在有意识地使用和保持低水平也低成本的治理模式。 现代中共国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 即使统治者有这个意识,现在也没有再次切换到低成本治理模式的前提条件了。 何况习近平对此一窍不通。 以习近平为首的“红色中国”还在幻想,幻想从改开系手里夺回钱袋子之后,就能在国际上和国内为所欲为。他们还在幻想依靠AI等新技术能实现低成本而高效率的全面维稳。 但他们完全不懂什么叫统治。 他们不明白,实施统治需要人,需要方法,需要技术,需要管理能力,需要资源,而这一切都需要从他们的统治基础也就是民间社会中榨取,从中共国现存的人口基础中榨取。 但从中共国现存的人口基础里已经榨不出他们需要的一切了。 现存的人口基础,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城市工薪族为经济支柱的人口基础,已经不可能继续向中共政权提供支撑。 在经济上,在忠诚度上,现存人口都无法与“红色中国”的需求适配。 “红色中国”的需求却又不可能降到毛泽东时代的水平,更不可能降到清朝、明朝的水平。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恐惧和对外部强大敌国的恐惧结合到一起,加上改开期间他们感受过的繁荣,会让他们坚持,坚持“同时掌握钱袋子和枪杆子就能伟大复兴”的迷梦,并把现实的不如理想归咎于“有人捣鬼”,把力气花在加强对社会面的控制、对改开系的清洗上,而不是花在真正能令他们延长统治时间的低成本低水平治理模式建构上。 从建设的角度看“改开中国”的未来,看“红色中国”的未来,答案很清晰。 “改开中国”走不通,但只能走的那条路,是建构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治模式,让民间社会在改开期间被唤起的欲求得到回应。这条路现在走不通,是因为“红色中国”阻碍了它,也因为“改开中国”的主政者们,改开系技术官僚们,在政治上依赖于制造经济问题、放任积弊发生,以“养寇自重”,保持己身对伤害链主的有用性。 这条路未来只能在中共帝国崩溃后,由在帝国废墟上重起炉灶的新兴国家建设者们去走,只有他们,还有机会。 而“红色中国”的存续希望,同样在于建构起一种可持续的国家治理模式。对应于“红色中国”只能保持的低经济水平,它必须建构低成本低水平的社会治理,必须把治理成本或者说维稳成本拉到低于朝鲜的程度,因为中共既没有外来援助也拥有远大于朝鲜的人口体量。 它做不到。 “红色中国”做不到。 所以,逻辑告诉我们,当可持续模式的建构归于失败,“不可持续”就是结果。 我是不考虑在中共国境内怎么做启蒙、怎么发动“群众运动”,怎么鼓励抗争者行动起来的。 这些不需要我来考虑。 我只考虑建设,只考虑怎样完成新建构。 因为破坏方面的工作中共自己会完成。 经济的不可持续,财政的不可持续,既有维稳模式的不可持续,中共内部团结的不可持续,官民矛盾的激化,中央与地方的冲突,一切都正在由中共完成。 当民众的生活无以为继,当为谋生进行的种种尝试在事实上成为抗争,当失业大军在事实上成为冲击中共统治权威的“流民大军”,当中共对新的、可持续的维稳模式的构建归于失败,破坏即已完成。 帝国已丧失了生命力。 它等待的只是一份死亡宣告。
问题一:中共帝国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不会是“溃而不崩”,一定是脆断。 因为“溃而不崩”意味着在低水准维持统治,意味着另一种稳定,但中共无法保持自身内部的稳定。 “钱袋子”派和“枪杆子”派会到斗出个你死我活才能罢手,在内斗过程中,社会治理需求一定会被忽略。 问题二:中共会打台湾吗? 答案是会也 不会。当你由中共内部双链争持的角度展开分析,当你把“打不打台湾”放到“钱袋子”和“枪杆子”争权夺利的背景下权衡,你会发现,“打台湾”是“枪杆子”派不能舍弃的内斗武器,但对“枪杆子”派最有利的不是断然开打而是围绕着开打不断进行准备,以“准备打”为理由争取资源倾斜,争取战略重心对己方偏移。 所以在“打不打台湾”这议题上,一旦“枪杆子”派占了上风,我们就会看到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看到资源不断向他们流去,但雷声大雨点小——因为真打反而对“枪杆子”派不利,反而会令他们失去从“钱袋子”派那里争抢政治资源的最佳借口。 拨开重重迷雾,当我们由双链争持的角度看中共国内部政治,看习近平近期的一系列举动,看中共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趋势,我们会发现脉络是清晰的。 “枪杆子”派和“钱袋子”派的争斗,就是一切的主轴。 已知的中共国经济政策现状告诉我们,“枪杆子”派正不断取得优势,已从“钱袋子”派手里夺得财权。 正是因为“枪杆子”派已经占优,武统的呼声才可以放缓。 但“枪杆子”派没有大获全胜,也不会因占得优势就放“钱袋子派”一马。 因为他们抢到的“钱袋子”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抢到手中的是个“债袋子”,是个定时炸弹,是个让猛省的他们回头揪出“钱袋子”派承担责任的,无法解决的超级财政难题。 在中共国内部,体制内的双链争持里,事态一定会发展到双方的你死我活。 但一方的死不是结局。 “枪杆子”派会不断发现“钱袋子”派给自己埋的雷,不断发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些届时已经失势、离任的改开系技术官僚留下的“历史问题”,他们会如何反应? 他们会追究对方的责任,会追缴对方捞走的资源,会用“输出伤害”的手段解决问题赢得奖赏。 他们会专注于内斗,专注于对付“钱袋子”派的残部和残留影响。 这会让他们无心也无力重建针对亿万农民工的国家治理体系。 “红色中国”,并没有“溃而不崩”的本钱。 在财政上没有,在人力上没有,在意识上也没有。 它只能在夺得全部政治资源后迅速盛极而衰,只能在击败内部政治对手后立即迎来自己最终的结局。 它赢得越快就会死得越快。 中共国经济的畸形发展模式,中共国的经济之病、财政之病,一直是中共国改开系技术官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他们政治安全的保证。 这病是治不好的,因为医生知道,如果这病治得好,病人就不需要医生了。 于是在医生的无力治疗和有意纵容下,病情一路发展,发展到无药可救。 到这个时候“枪杆子”派抢到主治权,能有什么用? 到这个时候还把注意力放在和医生抢治疗权上,“枪杆子”们还有什么用?还能为帝国续命吗?还能在帝国现有的基础上重建一套能在低水准上运行的统治结构吗? 来不及了。 中共帝国体制内的双链争持,最后只会是同归于尽的结果。
不论中共官方是否承认,邓小平就是个“走资派”。 改开系技术官僚与红N代之间的官场内斗,则换汤不换药,就是毛泽东路线和邓小平路线之间的斗争。 而毛泽东路线,“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是以伤害链逻辑为先。 邓小平路线,则是“钱袋子里出政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等于是在双链争持中倒向了产业链逻辑。 双链争持一直都在,就在你们身边,就在决定着你们命运的每一股政坛暗流里。 在中共国官场内部,一直就存在着路线斗争,存在着对政策重心的争夺,对政治资源的争夺。 只是不从双链争持的角度去梳理分析,你很难看出其中奥妙。 “红色中国”为什么要毁掉“改开中国”? 从意识形态之争,或从中共自己宣传的“路线斗争”等说法里去找答案,你是找不到的。 让我把话挑明了吧。 双链争持,在中共官场内部,是“枪杆子”和“钱袋子”之争,是谁更重要之争,是谁应得到更多重视抢到更多升官机会之争。 也是谁有机会掌握枪杆子,谁有机会掌握钱袋子,和谁有能力掌握枪杆子,谁有能力掌握钱袋子之争。 “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内斗,红N代和改开系技校官僚的内斗,之所以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会导致中共帝国的整体崩溃,是因为“枪杆子”这一派人想做的,是把“钱袋子”从目前掌握着钱袋子的这批人手里抢过来,是让红N代夺回对国家经济的掌控。 而“钱袋子”这一派人,在表面看来是并无抗拒之力的。 他们没有抗拒“枪杆子”的能力,也不可能在中共红N代眼皮底下发展出足以和政治对手抗衡的军事能力。 他们也不可能在系统内部争到兵权。 所以,改开系技术官僚的立身之本是什么?安全凭借是什么? 一直都是技术门槛。 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寅吃卯粮等种种手段,既与红N代们进行利益绑定,也在中共国经济和财政体系里不断“埋雷”,让经济和财政摇摇欲坠,离了他们就“玩不转”。 从谁有机会掌握钱袋子这个角度看问题,你会看到,不论改开系还是红N代,都有机会掌握钱袋子。 以信任度论,中共把钱袋子交给自家人的可能性还更大一些。 但从谁有能力掌握钱袋子这个角度看问题,答案就不一样了。 能掌握枪杆子的人,有资格掌握枪杆子的红N代,是没有能力掌控已经嵌入全球化、接入现代金融体系的中共国经济的。 这和红N代里有没有人才,没什么关系。 这和中共经济、金融发展历程里的各种乱象,和为应对各种乱象不断推出临时性措施又不断累积出新问题的历程有关。 中共经济领域的问题不是手里有权、脑子里有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开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无数权钱交易导致的弊病的累积,是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欠的债。 从改开初期累积到今天,这一重重的新债旧债已累积到了改开系技术官僚也无力解决,只能勉强维持的程度。 红N代根本无法接手。 但要命的是,红N代们以为自己能接手。 这是个致命的误会。 中共国经济表面的繁荣,是个巨大的,虽然华丽却极其危险的泡沫。 真相是钱袋子里没有钱,只有债。 即将爆雷的债。 但红N代们既认不清钱袋子的浮华真相,也过于迷信枪杆子的作用。 他们认为,只要从改开系手里夺回钱袋子,他们就会因同时拥有钱袋子和枪杆子达到力量巅峰。 他们至今仍以为只要夺回了对经济的掌控,只要肃清了改开系技术官僚设置的各种障碍,属于他们的“红色中国”就会是个既在经济领域拥有强大影响力又在军事领域力压群雄的超级强国,这国,将比朝鲜更富裕,比苏联更驯服。 习近平和他的小伙伴们就是这么想的。 真心追随习近平的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 但真相是什么? 是红N代并不具备稳稳托住华丽泡沫的技术,是债务巨雷一脱离改开系技术官僚之手就会剧烈爆发,而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路压制改开中国的亿万遗民,凭中共中央在债务爆雷之后的财政能力指挥残余维稳部队实行全国军管,同样是红N代们力所不能及。 抓着钱袋子的这些人,在抓钱袋子的这些年里,已经成功塑造出了中共维稳机制对他们这类人的依赖性。 红N代们并没有甩开他们重起炉灶的能力,习近平不想用他们,但直到今天仍不得不捏着鼻子用他们。 但只要“红色中国”仍主导着中共国局势发展,这些人也没什么出路。 因为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认清双链争持的本质,在于引导社会完成从伤害链到产业链的转型。 在于让中共治下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共国经济问题真正的解法,是放弃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回到可持续发展的正道上,回到做一个能让整个产业链阵营接纳认可的新成员的正道上。 但这是改开系技术官僚们做不到的,是受“红色中国”压制的“改开中国”做不到的。 至于红N代们当然更做不到。 毛泽东之路和邓小平之路,都是绝路。 中共国,就是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政治悲剧。 红N代崇信的枪杆子,最多能出毛泽东时代的政权,出不了邓小平时代的政权,接下来也维持不住以今日人口状态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 改开系技术官僚手里的钱袋子则纯粹是定时炸弹。 在谁手里,都一样要炸。
双链争持,在今日之中共国内部,体现为“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双重存在。 同时,它也体现为中共国内部派系之争和政策重心之争。 按阵营划分,中共内部有哪两大派系? 自然是改开派和红N代。 按政策重心分,又可分为哪两派? 自然是希望攻打台湾,通过输出伤害来赢得奖赏的一派,和希望专注经济发展 的另一派。 中共体制内的激烈内斗并不能脱出双链争持的时代背景。 因为不管表面上一名官员属于哪个人事方面的派系,曾接受过谁的提拔,实际上他们的政治立场都只能由利益立场决定。 必须站在改开派阵营里的那些人,是一旦“改开中国”的余韵消失,就无法在纯化后的“红色中国”里继续存在的人。 是只有赚钱的能力,没有输出伤害能力的人。是在赚钱的能力不再重要的政治环境里会被当成猪羊宰掉的人。 这些人,不管是否懂得双链争持的道理,都会极力把中共国的政策重心向“搞经济”这方面拉扯。 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则正好相反,是缺乏赚钱能力的人,是拥有输出伤害能力的人,是在重视赚钱能力的政治环境里容易被边缘化,容易失势的人。 这些人盼望的,是“红色中国”回归,是外交的战狼化和经济议题在国家战略决策中降低权重。 中共国政策重心向何处偏移,取决于双链争持在内部派系斗争中的结果。 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政策重心正向何处偏移,推论出哪个派系正在内斗里占着上风。 双链争持在中共国党内斗争史里的表现,曾呈现为改开政策的从无到有,也曾呈现为武统呼声的从低到高。 邓小平当年,是在中共经济困窘,政治统治基础濒临崩溃的时刻,被迫实行改开,被迫把政策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这是一场产业链逻辑对伤害链逻辑的胜利。 其结果,是在挽救中共统治的同时,让产业链逻辑在伤害链系统内部占到了一块地盘,培养了一批人手。 中共体制内的改开系技术官僚虽然在表面上只能归属伤害链阵营,但只要他们没能掌握住伤害链的核心要素,没能在中共体制内部掌握军权,他们对伤害链系统来说就仍是“外人”,是工具人,是可抛弃的存在,是地位不稳,生死祸福悬于伤害链主一念之间的存在。 因为不论从起家原由,还是政坛资历,还是自身的能力强项算去,他们都是产业链的人,是“走资派”。 走资派想继续走,就需要让自己依附的产业链逻辑继续是中共政策重心,需要让“发展经济”继续是政权资源倾斜的方向。 他们需要让“创造财富获得奖赏”继续是中共国政界主要游戏规则。 因为一旦规则改变为“输出伤害获得奖赏”,他们这类人,他们的才能经验技术,对中共就不再重要。 但站在他们对面的,是恰好相反的人。是掌握军权的人,是需要把“输出伤害获得奖赏”重新设置为主要游戏规则的人,也是在“发展经济”这方面缺乏能力,难以在“创造财富获得奖赏”的赛道上夺得优胜的人。 双链争持,在中共政权内部也一样存在。 “会搞钱的人”和“会搞事的人”在中共体制内的对峙和争斗,一直存在着。 这两者的争斗是不可调和的。 因为当有限的政策资源向“发展经济”倾斜,在官场上,凭借“搞事”升官的机会就会变少。因为当政策重心偏向经济面,“战狼外交”和在台海搞军事动作就构成对外贸的负面影响。 反之亦然。 中共原本是个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纯种伤害链政权,但改开四十年间,中共在实操层面走向了“钱袋子里出政权”,走向了靠发展经济缓解社会矛盾的岔路。 并在这条路上,带出了一支堪称庞大的官僚队伍。 带出了一大批在利益立场上,天然与“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规则对立的队伍。 这些人是无法转换利益立场的,因为在改开时代靠“搞钱”一路升迁的他们并没有切换赛道的本钱,不论在能力和人脉方面,他们都没有在国家贬低财权、重视军权之后,从红N代手里夺走军权,继续升官的资本。 他们只能在中共政权内部反复强调财政的重要性,强调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强调自己、本部门、本派系对中共维持统治的重要性。 可是他们能说服红N代吗? 从结果看,他们失败了。 虽然暂时双方仍在僵持,虽然暂时你还看不到中共内部政争的结果。 但一直拿不出有力的“救经济”政策,一直争取不到向经济议题倾斜的政治资源,就说明了,在中共内部的双链争持中,“走资派”落了下风,产业链落了下风。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关心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这个问题。 但对于中共内部的政争来说,打台湾只是个“标靶”。 重要的不是打不打台湾,不是打不打得赢,是在靠“钱袋子”维稳还是靠“枪杆子”维稳的内部争论中谁取得胜利。 是政权该交给哪一派,资源该流向哪一派,“输出伤害获得奖赏”和“创造财富获得奖赏”这两条游戏规则谁该是中共官场升迁黜降的第一标准。 是体制内的双链争持鹿死谁手。 以习近平为首的红N代,正在取得属于他们的胜利,在搞经济的那些人正在溃败之际,在中共国经济下行,搞经济的那些人无力回天,靠“钱袋子”维稳的做法眼看就要破产的时刻,在“改开中国”内外交困黯然退场时,靠“枪杆子”维稳的“红色中国”将赢得自己最后的辉煌——一场中共体制内官场上的大胜。 这场大胜会转化为一场对政敌的清洗。 和中共历史性失败的开端。
文明前进的方向,是人类群体理性的成长,是所有人都因成长而不再巨婴,是曾因被阉割而保持幼稚的族群挣脱伤害链的束缚。 人类文明从1.0匮乏模式到2.0繁荣模式的转换,是从巨婴态到成年态的转换。 所有的巨婴国最终都会消失,所有的巨婴族最终都会消亡。 人,会长大。 成长的权利,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利。 为了捍卫从个体到族群的成长权,我们需要与坚持伤害链逻辑的阉割者、阉割行径、阉割权势不两立。 我们需要为成长争取空间,为个人的心灵成长,也为族群的文明演进,争取相应的资源、机会、权利。 于中华沦陷区而言,我们能定下的目标,就是为目前在人口基础上最接近现代公民社会的沿海城市和地区,争取一段不受“红色中国”遗民干扰的发展时间,让目前还不是公民社会的地区,至少有一部分能在未来,成功生成公民社会。 为整个中华沦陷区分片分步的转型树起至少一个成功样板,留下至少一份成功经验,以供后来者参考学习。 这就是分裂、分治的意义所在。 在高三学生备考时,我们需要允许他们在这紧要关头与幼儿园学生分隔开,需要允许正尝试完成转型的社群不受仍处于幼稚状态的族群过于剧烈的干扰。 所以,有希望成功建设公民社会的地区需要实现独立,需要在发展关键阶段,文明转型关键阶段,拥有内政不受干涉,尤其是不受“红色中国”遗民干涉的独立主权。 这一大篓螃蟹里至少要有一只能爬出条通往自由的道路来。 这就是上海独立的意义所在。 上海一直被称为沦陷区的天花板,她也一直是沦陷区最有希望翻个身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成为产业链阵营中一块新“地板”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在上海冲击文明转型关卡的时候,“没有”中共中央或新帝国中央的掣肘,非常重要。 没有来自“红色中国”的遗民的干扰,没有来自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的军事、政治干扰,十分重要。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我是愿意把整个世界看成一所巨大的综合学校的。 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国家,就象处于不同年级的学生。 国境线就象各班级的教室墙壁,它曾起到隔绝各班彼此干扰的作用。 互不干涉内政的规则也曾起到类似的作用,直到幼稚族群用大批移民打破它。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欧美,就是全世界的“高三”。 是一旦孕育出稳定的传承模式就能毕业,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促成低年级学生加速成长的“全校希望”。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上海也是沦陷区的“高三”,当然,比上海更接近毕业的,还有香港这称得上已入读大学预科的存在。 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香港独立是不可能的,上海独立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在军事上无险可守的城市想独立为城邦国家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江浙愿意协防上海呢?如果广东愿意协防香港呢? 如果这两个城市独立为城邦国家的战略价值令她们的邻国甘愿为其屏障呢? 从经济利益前景看,这绝不是不可能。 因为只有独立成国才能保证香港的司法独立至少在一个阶段内不受广东或者说未来的大粤民国的影响,进而令香港这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有恢复区域地位的可能。 上海也一样,只有独立成国,而不屈居为江浙一市,她才有可能构建独立于江浙的司法体系和政治秩序,成为盘活长三角经济区的“棋眼”。 高三学生必须拥有独立的教室,不能与高一、初中同学共用教室。 在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从一种文明模式向另一种文明模式跃迁的冲刺中,整个沦陷区最有希望的“种子选手”,香港和上海,需要其他地区的尊重,甚至托举。 当然,能进行这样的托举,本身就意味着托举者有足够的大局观,在政治上,在战略判断力上,足够成熟。 幼儿园学生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打扰高三学生的,至少要达到小学以上程度,孩子们才能理解高三的独特需求。 而我相信,不论大粤民国还是未来的吴越,都具备小学以上的政治判断力。 都能理解,让香港、上海具备独立于周边的政治地位,拥有独立主权,有资格成为欧美商人的落脚点,做欧美投资人的金融服务商,对自己有多大好处。 因为改开四十年已经改变了中共国的人口基础,尤其在经济较繁荣地区,已经把幼儿园小班为主体的人口状态变成了小学生为主体的人口状态,已经培养出了许多中学程度的改开受益者,已经允许了高三甚至大学预科程度的个体存在。 较成熟人口对幼稚人口的替换已经大致完成,农民工对农民的替换已经接近完成。 最原始的农村已经空洞化。 仍处于最原始最愚昧状态的农民,从未出门打过工从没见过手机的农民,虽然有,但已不再是农村人口主体。 中共国已不再是一个由亿万幼儿园小班学生组成的幼稚社会。 当中共政权用强力维稳压抑的成长诉求在政权崩溃后爆发,当早已在改开四十年间把“发展就是硬道理”这口号入脑入心入魂的民众在政权崩溃后,争先恐后捕捉后中共时代属于自己的发展机遇,人群按各自的成熟度抱团取暖、自行分班,就会成为风潮。 在整个沦陷区各族各地分别进行秩序重建的过程中,每个地区都会先构建与自身水平适配的秩序,再慢慢打磨完善。 上海与香港的独立,“高三”与其他学子的分班,将会在那时,由各路英雄的因势利导实现。
强行让高三学生和幼儿园小班共用教室会有什么结果? 结果是高三学生没法好好学习,幼儿园的学生也没法得到恰当的照料。 把在文明发展阶段上相差太远的社群强行聚合到一起,只会让大家都陷入混乱。 欧美已经吃了苦头了。 今天在欧美国家造成困扰的因移民聚居形成的幼稚族群社区,就象高三教室里的幼儿。 高三学生在争取自身权益时,已经会采用更成熟的表达方式,但幼儿园学生只会哭闹,幼稚族群最擅长的维权方式不是提出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去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而是满地打滚,又踢又咬,是对自己认定的敌人暴力相向,或禁言封号。 欧美国家近年发生了什么事? 被称为“左风盛行”的现象其实严格意义上不是观点之争,是手段之争。 真正值得担忧的问题,是社会在面对政治分歧时,各方使用的表达方式已明显幼稚化。 尤其是左派使用的表达方式,以煽情为主,以暴力宣泄为主的表达方式,和以滥贴标签为主的敌友区分方法,基本上都是幼儿园小班的做法。 无数温和的中间派被贴上“极右”标签,在贴标签之前,左派根本就没想过要搞清楚对方说了些什么,真实立场怎样。 右派里当然也有极端的,但整体风气的幼稚化,主要还是由左派带动。 原因也很简单。 左派幼稚。 早期那些因善良而亲近幼稚族群的左派,虽然来自较成熟的族群,却并没有对幼稚族群最擅长的煽情、情感勒索、道德绑架手段的抵抗力。于是他们拥抱了幼稚,在打起多元包容旗号后,全身心地投入了被幼稚族群同化的巨婴化潮流。 左派让自己成为了政治上的巨婴。 在一间原本属于高三学生的教室里,如果只有一两个外来的婴幼儿哭闹,大部分学生还是能坚持学习的。但如果有半数原本的高三学生往地上一躺也开始哭闹呢? 教室里的学习氛围还维持得下去吗? 如果试图劝说巨婴们回到座位上继续学习的学生被栽上“欺负同学”的罪名,在辩解时也忍不住大喊大叫起来,整个教室变得嘈杂不堪,这里的学习环境会更象高三教室还是幼儿园小班的教室? 欧美政界已经幼稚化。 靠历代先贤艰难形成的成熟、理性、尊重对手、重视逻辑的政治辩论氛围,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 所以到今天,你会看到不论左派还是右派,不论保守派还是进步派,都开始比赛谁的音量大,谁更擅长吸引眼球。 你会看到,虽然马斯克有许多值得批评的言行,但严肃媒体也会仅为反对他,就拿他某个明知道不可能是纳粹敬礼的肢体动作断章取义。 双方都出现了幼稚的、不体面的操作。 而且都不以为耻。 左派和右派,保守和进步,本该是欧美社会向前发展的两只脚,本该起到相互制衡砥砺前行的作用。 现在两只脚都软了,在坚持采用理性、成熟的表达方式上,两边都越做越差。 当然,左派还是更巨婴一点的,毕竟他们和真正的巨婴族,那些移民社区的幼稚族群和背后的专制政权结合得更紧密。 毕竟他们一直在用给中间派滥贴标签的手法,把中间派驱赶到右派阵营里去。 欧美政界的乱象,就是前车之鉴。 如果你把巨婴族和成熟的文明社会强行混合到一起,如果你要求人们在讨论严肃议题的场合“包容”幼稚表达方式,在该说理的地方煽情,强迫试图用理性寻找解决方案的成年人把宝贵的讨论空间让给巨婴,进行情绪宣泄,你就会得到这种结果。 社会理性整体退化的结果。 或者说,国家、社会、族群的群体理性无法正常发育的结果。 所以后中共时代的中国必须分裂。 你必须容许一部分人先成熟起来,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一部分人先建设并运行起现代化的国家政治秩序来,先在社会里立起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四大梁柱。 至少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口能不受巨婴大众的干扰,在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建设方面,成为先行者,探索出一些成功经验,供后来者参考。 你必须尊重,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要学不同的课程,不同发展阶段的社群要适配不同秩序,这客观现实。 幼儿园有幼儿园的课程,小学生有小学生的课程,中学生有中学生的课程。 如果你非要让幼儿园学生到高三学生教室里上课,你得为这孩子配上辅助设施或人员,以便他不会影响高三学生上课,不会破坏正常课堂秩序。 当然最好的做法还是分班教学,让大家互不相扰。 欧美,在文明发展层面,是全人类的先行者,他们的经验,他们已获得的智慧积累,是全人类的财富。 先行者应向后进者传播知识与经验。 但当你把人类视为一个整体,不论你身处哪一部分,你都该承认,文明领域的先行者、探索者和他们已取得的成就,值得我们珍视和保护。 因为他们的成功会是样板,会是先例,会是所有人的希望。 为了尊重巨婴的哭闹权牺牲高三学生专心备考的权利,是荒谬的。 为了尊重幼稚族群、幼稚左派的表达权,就赞赏非理性的、暴力煽情的政治观点表达方式,是愚蠢的。 因为理性如此珍贵,在公共讨论场合中又是如此脆弱。 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我们最需要担忧的,也是如何保护理性讨论、理性建设的空间。 是如何在巨婴的汪洋大海里建成文明之岛,是如何让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中学生、小学生和幼儿园互不相扰。 分裂,是唯一出路。
中国分裂的必然性来自人口基础已经存在的严重分化。 这使得不同的人,在经济上、技能上、思维方式上分别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的人口已经很难勉强塞进同一种政治秩序。 巨婴国里的巨婴已开始成长。 并因成长速度不同,分处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的不同阶段。 所以需要分班。 幼儿园小班能和高三 学生使用同一间教室听同一名老师讲课吗? 不能,你知道,他们会互相影响,结果会是谁都学不好。 红色中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当年的做法,是用户籍制度把亿万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再用政治运动反复削弱人口中思维能力较强的那些,是想方设法把不那么巨婴的人阉割掉,以求得到全国人口在文明层次上较为均一,也就是都比较愚昧的结果。 但反复阉割不但会损伤人口基础的政治能力也会损伤人口基础的经济能力。 巨婴既不会维权,也不会谋生。 所以到邓小平发现不得不改的时候中共国经济是濒于崩溃的。 邓小平于是只能任“资本主义的苗”自由生长,在经济领域疯长,也在思想界疯长。 回头看看老民运们曾引领的民主风潮,当年的他们,幼稚吗?幼稚。 但他们和更早期的人比,和饱受阉割和规训的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成熟得多。 如果说纯粹的牲人是巨婴,是幼儿园小班,那么老民运们至少已上了小学,在多年思考积累后,他们中有不少人也超越了曾经的自我,在政治上、思维能力上都更成熟了。 但和在红色中国治下凭天资脱颖而出的老民运相比,有些人在“成长”这件事上比他们更幸运。 因为在改开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从农民工子弟到知识分子家庭、工商阶层家庭的子弟,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 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 如果说毛泽东治下的中共国,就象一个由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人口为主体的巨婴国,一个文明层面的超级幼儿园。 那么在邓小平放松过的中共国里,在改开中国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这四十年里,这幼儿园已经开始变成了一座包含小学、中学多个年级的综合学校。 原本幼儿园级别的人口基础,已经变成了包含少数中学生、许多小学生和可能仍占半数以上的幼儿园学生的,在文明层面更复杂多元的状态。 改开中国用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把这所有人拢在一起。 就象用糖哄住所有孩子,让他们顾不上争吵打闹。 但改开中国已进入肉眼可见的消亡。 糖没有了。 而中共国亿万人口在政治上、文明层次上的成熟程度,远没有达到能和平共处的程度。 分裂是必然的。 分裂不是因为有人搞事,有人搅风搅雨,是因为勉强让大家保持统一的因素消失了,各阶层各族群之间的粘合剂消失了,哄着大家不争不闹的“糖”没有了。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 为什么? 因为这分分合合背后,就是粘合剂生效、失效的波动历程。 这南北饮食迥异、东西语言不通的帝国,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个整体。 使它们成为整体的是什么? 是阉割,是来自中央帝国的阉割。 帝国因阉割各族而一统,由对被阉割者的榨取而强盛……当然,阉割者自己又会因被阉割者的衰弱而由盛转衰最终崩解。 是中央帝国的阉割令各族各地均一,同样停滞于巨婴态,能一起上幼儿园小班。 所以当阉割稍一放松,勉强粘合出来的均一状态就无法保持,有些地区就会快速向小学部、中学部发展。 以文明发展的层次划分,中共国各地区的发展事实上就是极不均衡的。 即使没有哪个地区已拥有成熟的公民社会,沿海地区工商业的繁荣兴旺和“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诤言也仍构成鲜明对照。 勉强让这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和族群继续“统一”,只会让这个勉强保持“统一”的政治实体把绝大多数资源精力都消耗在保持统一这件事上,只会迫使各族各地的发展需求不断为维稳让路,只会使资源流向维稳、负责维稳的部门掌权,只会让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走上中共的老路。 就象把从幼儿园到高三的学生勉强塞在同一间大教室里,会迫使“维持课堂纪律”成为师生们的工作重心,会让教学这本应是课堂主角的事项沦为配角。 所以在政治上分裂,让各族各地因分治而得到互不相扰、专注发展的机会,就象把不同年龄的学生分到不同年级一样合理。 谁是老师? 文明层次上的先行者为师,欧美为师。 从文明的角度看,人口基础的更新,是事态自然的发展,一代代新人取代旧人是自然规律,无需政府主持,无需专家设计。 人的成长,以族群为单位的人类群体成长,同样是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伤害链帝国一直在做的事,是为了维持统治不断阻挠、打断社群的自然生长发育。 所以当帝国崩溃,社群将恢复成长。 而在这时勉强让沦陷区过于庞大的,超十亿的人口保持“大一统”,会让各族各地的发展相互干扰,让所有人陷入内斗泥潭,让大家象一篓互扯后腿的螃蟹一样,谁都爬不出去。 对沦陷区这篓螃蟹来说,最佳策略是什么? 是先各爬各的,然后在某一只爬出去后,在某一只找到路径后,大家自行跟进。 是让已经有高三水准的学生赶紧复习备考,成功毕业,留下的学习资料供低年级学生分享参考。 分,分裂,分治,分头发展,分别建国,允许一部分人先文明起来,才是让整个沦陷区找到通向文明路径的真正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