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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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你心目中的新地图吧。 如果你真想把握未来，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去打印一张世界地图，用记号笔把你认为会归属于产业链阵营的地区标出来。 静心想想你现在身处哪个阵营。 想想在未来十年间的种种动荡里，阵营的盘整，局势的改变，会把你抛向何方。 有的人可能需要二润。 每个人都要接受时代的打磨。 国家也是，族群也是，将接受时代的打磨，将历经战火的锤炼。 乌克兰在动荡不安的新时代里很可能会成为各方都必须争取的重要盟友，毕竟他们已经有战争经验了，他们已经花了四年时间重新熟悉战争，和尝试各种与新技术适配的战术战法，以及大量老兵。 是的，在我看来，战争将成为新常态。 或者这并不是“新”，而是“旧”。 是繁荣，为这蓝色星球消解了战争的必要性。拒绝繁荣模式的国家与族群，是一定会回归到二战之前的状态中去的。 没有繁荣模式的加持，这地球既不可能养活80亿人口，也不可能让现存的80亿人口和平相处风雨同舟。 重要的事，要反复陈说： 这世界上绝大多数尚不成熟的族群，是还没有能力和平相处的。信仰同一宗教、拥有同一肤色、来自同一血缘，从未成为人类放弃彼此争杀的理由。自古以来，从该隐流亚伯的血，到中共发起文化大革命，对人类生命威胁最大的敌人一直是自己。 二战以后，是技术进步和全球商业帝国的扩张，把无数尚不成熟的族群拉进了全球产业链，把他们的家园变成了繁荣模式的半开发区，变成了能从保持和平秩序中获益的国家和地区。 是订单，是全球贸易，让活在二战后和平秩序里的这些人，成了不必象祖辈一样靠彼此伤害争夺生存资源的幸运儿。 这份幸运要结束了。 你可以画出你心目中的新地图，画出那些明显没有能力自行维持和平秩序的国家与地区，画出那些在欧美收缩战线后会重燃战火的区域，那些在历史上惯于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国家和族群。 你可以看看那些地方有多少人口，有多少人口是因二战后的和平秩序而幸存至今的和平红利。 你可以想想这些人口正面对着怎样的，因失去和平秩序，失去外贸订单，失去停止互相残杀的理由而再次彼此伤害的压力。 你可以想想在这些地区重燃战火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欧美列国会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如果你想投资的话，我想，军工会是个很好的选择。 其次就是，你最好按你画出的新地图进行你的投资决策，就算你没有钱，也别忘了，把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哪里，就是这个人的人生投资决策。 很可能，很多人是需要二润的。 社会的观念会随大众的现实处境而改变，这件事我以前说过，现在还要再说。 文化只不过是人们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展开的辩护，当全球化能为绝大多数欧美商人带来利益，当接收移民能即时缓解劳工短缺，欧美的大众就会把“多元”当成值得追捧的观念。 现实处境的改变会带来观念的改变。 当全球化不再带来利益，当越来越多的企业从积极参与制造业回迁、逆全球化中获益，当辨识同质文化移民和异质文化移民成为社会的敏感点，“多元”的理念就会普遍性的发生改变。 许多在二战后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把和平秩序塑造出的大众心理当成天经地义的知识分子，是没法理解这种改变的。 但他们阻挡不了这种改变。 欧洲曾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旗手。 你们会看到这旗手的掉头。 曾经最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会高调背弃曾经的理想，未来十年中许多人将大跌眼镜。 但他们没得选。 在战争的压力下，社会将凝聚新共识。 而这新共识是旧时代知识分子难以想象和无法接受的。 却是已润到自认为安全之地的许多移民必须接受的。 在战争成为新常态的同时，拒绝异质文化移民也将成为新常态。对本土文化的保育，对文化入侵的警惕，对人口结构、人口趋势的重视，和因应上述社会心态变化的政策调整，将在产业链阵营内部发生。 伤害链信徒将很难在产业链阵营内部存活，就象产业链信徒会很难在伤害链阵营内部存活一样。 两个阵营都会消灭异己，把不属于自己的人排挤到另一边去。 两个阵营都会“极端化”，曾经的暧昧纠缠将变作旗帜鲜明。 新地图上的红蓝双方会为彼此涂上越来越浓重的颜色，国与国之间，族与族之间，将泾渭分明。 而你必须尽快找到自己的方向，想清楚自己和家人该何去何从。 想清楚是战还是逃。 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 中华沦陷区并不是全无希望，因为习近平保持红色江山的能力明显不足。 在新地图里，中华沦陷区至少有一部分地区，有很大的可能，会在未来划归产业链阵营。 但归入产业链阵营的前提，是这个地区孕育出了自行维持和平秩序的能力，或对有能力出兵助其维持和平秩序的国家有足够的战略价值。 就象今日台湾之于美国，日本、韩国之于全球商业帝国。 最后的最后，一切将由战力决定。 战力不足的各位，请抱好该抱的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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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会好吗？ 如果你问的是2026年，我想，答案已经很清楚了，至少在这一年，不会。 我一向是从“双链争持”的角度看世界的。 2026年，产业链阵营还没有完成自己的调整，伤害链阵营则在继续丧失原本的稳定——对伤害链国家来说，这意味着社会正在滑向下一场大规模死亡事件。 这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是由产业 链阵营支撑的，产业链阵营的收缩和盘整，毫无疑问等于全球经济的放缓，和那些产业链阵营边缘区域，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萧条。 我想我需要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 在经济层面，民间普遍不具备强劲消费能力的国家，只不过是具备强劲消费力国家的大腿挂件。 一个国家若没有真正的财富创造能力，没有源源不断的消费力再生，就只能抱紧别人的大腿求生存！ 所有的伤害链国家，现在都是靠抱产业链国家大腿活着的。经济上靠产业链国家的消费力输血，军事上靠产业链国家的技术溢出。 伤害链国家靠抱人家大腿活着，却还想咬人家的大腿，想咬几块肉下来解馋。 那人家当然会抖腿把你甩下去。 双链争持，在接下来的2026年里，和后续的许多年里，将从暗流涌动的枱底博弈转向公开翻脸大打出手。 两大阵营的对立会公开化。 因为产业链阵营会感受到痛苦，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被伤害链国家撕咬的痛苦。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里，产业链阵营急于扩张，急于抢占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已把太多生产环节铺展到了至今仍存在难以控制的政治风险的国家。 这些政治风险如今要一一兑现了。 我说的不止是中共国。 所有没有能力控制国内政治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发展中国家，都一样活在地球上，全球产业链的迁移和盘整，会影响中共国，一样会影响他们。 要控制风险，产业链阵营诸国最终能找到的策略是什么？ 是核心制造业尽快回归本土。 尤其是与军工相关的部分。 全球商业帝国将放弃许多未开发、半开发疆域，收缩防线，从快速扩张转向稳扎稳打。 因为这个世界已明显地变得不再安全。 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你只能把最重要的产业链环节从全球铺展转为只设在本土和最值得信任的盟友国家。 你必须不计成本地完成制造业回迁。 要直接放弃那些无力控制政治风险的国家和地区，不再把自己最重要的订单交到那里的供应商手里。 哪怕这么做会让那里的供应商纷纷破产，会让那里的经济陷入萧条。 对你没法回迁的部分，你就要痛下决心，将其纳入自己的保护伞，这国这地若无力自行控制内部政治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你就自己来。好让它在风险控制方面无限接近于你的本土。 曾因向产业链阵营输出廉价商品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伤害链国家，会被它们曾经抱紧的大腿甩掉。甩进萧条，甩进动荡，甩进已因产业链国家的消费力输血而延迟了太久的大规模死亡事件。 尘归尘，土归土。 双链争持，壁垒分明。 是否具备本土政治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控制能力，将成为阵营划分的金标准。 在政治上是否值得信任，将成为强者的订单能否交给你家供应商的金标准。 而失去订单，失去大腿，你必然会回归贫困，也必然会因贫困陷入内部动荡和与邻国的剧烈冲突——那些都是繁荣时代降临前的老戏码，在二战后的和平秩序建立以前世界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你只是回到了没大腿可抱的时候你只能是的样子。 等你回到了这个样子，对曾经的盟友和曾经的敌人来说，你都会不再值得重视。 全球商业帝国的盘整，订单迁移带来的连锁反应，将令世界地图被重新绘制。 国界还不会被马上更改。 但阵营边界会更清晰，有意愿也有能力用军队来捍卫经济利益的国家，会抱团。 也会在滑入萧条和动荡的国家发生政权更替，发生秩序崩塌时，适时介入，谋取自身的战略利益。 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这类事会持续发生，在许多地区，类似剧目会重复上演。 萧条与动荡，旧朝的崩塌，是人类文明转型的阵痛，它会持续到婴儿娩出之前。 2026年只是个起点。 人类还需要经历很多，经历很多利益关系的调整，经历很多观念的改变，经历多次挫折才能痛定思痛。 在下一次重建全球和平秩序之前，战争，越来越多的战争，从观念战场到现实世界的战争，会让善良的人们不由掩泪悲叹。 但是没有办法。 在这小小地球村里，还有太多巨婴没学会“不打架”。 真正长久的和平只能靠人类的整体成长获得，只能靠所有巨婴国、巨婴族的成长，或成长或退出历史舞台获得。 靠“大哥哥大姐姐”暂时镇场子是不行的。 展望2026年，我看到了血色的朝霞。 身在沦陷区的朋友们，现在已经在新的一年里了。 请原谅我在这样的时刻，在该祝所有人健康平安的时刻，还在说些不合时宜的话。 但请保重，请保重。 请熬过最黑暗的年月，期待我们的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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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突然之间，2025年就要过去了。 美国经历了川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超市里很多东西涨价了，包括咖啡。来来去去的关税战，四处出击的ICE，正在改变许多人的生活。 乌克兰在煎熬中又支撑了一年，炮火纷飞，泪雨亦纷飞。欧洲的支持虽然承诺会会到却似乎永远在路上，但这场仗不能不打，每个乌克兰人都 知道，输的后果是让普京当他们的总统，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泽连斯基，只要你不想屈服于普京并成为他挥军侵欧的前锋主力，你就只能为拒绝他而战斗。 中共国造出了漂亮的出口数据，但民众的体感是日益萧条。工作难找，算法象无形的鞭子抽打在外卖小哥的后背上，逼着他们冲锋陷阵，并在沿途拆毁一切障碍。 习近平经历了各路“谣言”，其权力的稳固性多次受到怀疑，威望大打折扣。 他手下的缅甸电诈园区也在一年末尾遭到“榜一大哥”的频刷火箭，想必2026年无法向他提供更多收入。 我想，在最开始，人们对2025年是充满期待的。一如每年的最初。 但各种失望贯穿了这一年，我们没看到乌克兰战争的结束，没看到习近平的黯然退场。我们没看到这个世界有什么起色。 所以也许，到了2026年，我们需要更多的依靠自己。 因为无人可供指望。 在移民政策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关门”，对还没润的觉醒者们来说，带着家人孩子和积蓄平安离开中国的可能性正在下降。 而留在中国，对没有足够资本的人而言绝不能叫“平安”。 如果你肯细思斩杀线这个概念，和美国斩杀线对比起来，中共国的真相是从没有谁曾成功爬升到斩杀线以上——中共国家庭经济的脆弱性远高于美国家庭，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盛况，年轻人拒绝车贷房贷和下一代的呐喊，就是活在中共国，你即使有工作、有住所也不等于“不会被斩杀”的清晰注解。 2026年，是赤马红羊年中的赤马。 传说中的国家动乱之年。 在六十年一轮回的天干地支计年法中，2026年是丙午年，而上一个让中共国人无法忘记的丙午年，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习近平会在2026-2027年发动战争吗？ 此刻没有人敢断言。 但普京显然无法停下他现在正在打的这场仗，他不可能停止攻击乌克兰，他需要通过继续战争来保持自己对俄罗斯军队、对国家的控制。 在美国摆出战略后撤姿态，不再积极为维护二战后的和平秩序出力之后，那些本就无力维持和平的国家与地区，将被迫从一直搭乘的秩序便车上被驱赶下来。 这个世界会走向动荡。 在和平秩序确定无疑地消失之后，每个国家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国防。 因此，重建防御能力是摆在各国首脑面前的当务之急，全球贸易会因此受到重挫，制造业重心会再一次转向军工。 因为我们不能只看那些大国之间的征战。 泰缅边境的冲突只是个提示，它提示我们注意，如果小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再次成为高频事件，如果中小国家因全球贸易收缩，经济陷入困顿，再次把对外发动战争当成解决问题时的首要选项，世界有可能进入动荡➡️萧条➡️动荡的死亡螺旋。 六十年前的丙午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破坏力巨大的政治运动中，无数中共国人的一生命运从此被改写。 那些人就是我们的父辈、祖辈。 又一个丙午年来了，活在这一个丙午年的我们将经历什么呢？ 我们将见证不止是中共国，也是这个世界的走向动荡吗？ 我们的命运将被引向何方？ 对正奔驰在道路上无暇细想的城市轻骑兵来说，方向永远是确定的，是在固定的城市地形里由算法给出的。他们要做的不是寻找更佳路径，而是拆毁挡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障碍，从保安设下的路障，到有关部门的突发奇想。 对正承受着各种上养老下养小压力的底层普通人来说，方向不需要他们自己去想。 随大流，在人潮中接受裹挟向前涌动，就是成功概率最大的生路。 法不责众，不思考有不思考的好处，那好处就是你可以把一切交给本能，不仅交给自己的本能，也交给同类的本能。 每一个预言都告诉人们，2026年将充满动荡不安。 而人们将凭本能应对。 我不想在一年将尽之日给出苍白的祝福。 但我想给出对勇者的寄语。 战斗吧！ 用战斗让自己活下去，或者让你的敌人不得好死。 直面这世界的残酷吧，如果你已清醒，就不要再睡去。 你的未来并不在别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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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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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古老民族想从野蛮走向文明，都需要经历观念改变，而且是系统性的观念改变。 在观念战场上，它需要输，这个群体需要一次次输掉自己对野蛮的坚持。 它需要通过失败，走过从野蛮到文明的成长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部落首领需要丧失对舆论阵地的控制。 那些人造的“神”需要被迫丧失神格，跌下神坛。 而这个过程，常常是出人意料的。 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共国境内，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崇毛”？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中共宣传叙事中找到了中共不想看到的精神力量？ 因为舆论阵地看起来是只受官方操纵，但操纵傀儡的线头，除了中共维稳部门之外实际上还会牵在另外的手里。 民心、民意，来自人类群体的生存渴望。 部落会服从首领，但首领若不为部落服务，部落民也会下意识地更换首领，会倾向于追随让自己在情感上、在本能上更亲近的首领。 毛泽东本人对这种群体心理现象是非常熟悉也高度警惕的。 他知道中国人极为擅长“用死人压活人”。 但他已经死了，现在，他就是那个民心民意所选择的，用来压活人的死人。 民间正在用官方极难公然反对的“怀念毛主席”，展示对习近平的不满。 在墙外，由海外华人凝聚而成的精神部落，想完成自身的成型、文明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但在墙内，由曾经的唐宋明清臣民，后来的民国公民，和最后的中共国奴民组成的精神部落，正在踏上先回归野蛮，再用野蛮打败野蛮的特殊路径。 习近平确实成功把整个中共国拉上了他的战车，确实猛开了一阵历史倒车。 他确实在占领舆论阵地、控制主流叙事方面取得了一段时间的成功。 但他并不具备让自己站上神坛，且站得稳当、站得长久的能力。 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部落首领，不是一旦中共国大众的部落民本能被激活后会自发选择的崇拜对象。 所以，当他十分努力地激活了大众的部落民本能后，当他确实把中共国大众对匮乏的恐惧唤醒之后，当他通过反复宣传周边国家的历史仇恨和全球列强对中共国的敌意让民众产生安全焦虑后，民众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这个选项，直奔“毛泽东”这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毛泽东成了一面新的旗帜，底层大众用来寄托反习情绪，用来表达对现政权失望感受的旗帜。 对明朝的追思，对《永乐大典》的神化，则明显夹进了对“后清”的不满，在网络上的各种阴阳怪气里，夹进了许多来自知识阶层的私货。 在习近平和中共宣传部门的努力下，在现实的内外交困种种危机的刺激下，民众的部落民本能被激活了，民众开始渴望革命，民众对未来忧心忡忡，民众想把情感寄托在一具宏伟神像上，民众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叙事，一个能引领自己离开困境的方向。 但符合民众心理需求的不是习近平以为的他自己，是毛泽东+张献忠。 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刘仲敬的“姨学”，但部分词句已经成了网络流行梗。 今天被激活部落民本能的，不是毛泽东当年统治的牲人，不是党说什么就信什么的中共国第一代农民。 是见证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曾多年苦于中共朝令夕改的，又在改开四十年间普遍曾离乡打工，曾“行万里路”，眼界见识与前人大不一样的新一代底层。 被激活部落民本能的大众是慕强的，他们只会追随自己直觉判断中的强者。 而在他们，在这一代曾“行万里路”的大众的直觉判断里，习近平，不行。 习近平也确实不行。 他不知道大众想要什么，他对民意，对社会心理，并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天然敏锐。 对完成“在大众面前扮演神灵”这个任务来说他实在是太笨拙了。 不论是外表还是内在，他都没有做大众政治偶像的基本条件。 但中共宣传部门不能捧别人，只能捧他。 在中共倾尽全力打造的神坛上，只能放他的神像，一个让底层老百姓怎么也崇拜不起来的神像。 所以这场造神运动只能失败，只能得到反效果，陷入忧惧渴望追随强者的部落民，会用直觉去选择自己认定的强者，会把愤怒倾倒在逼他们崇拜伪神习近平的“神职人员”身上。 对今天中共国这一代部落民来说，什么样的形象才算强者？ 对农民工来说，给钱的老板就是强者。对在外企，外贸行业谋生的草根牛马来说，甲方就是爸爸。 想让这一代底层觉得你强，白手起家、身家亿万、口齿伶俐是基本素质。 想让这一代打工人觉得你强，你也可以什么本事都没有，但能让大家都赚到钱。 早在唐朝，李世民就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当人类社群的部落民本能被激活，当亿万底层陷入忧惧焦虑，开始准备战斗，准备牺牲，而激活他们进入战备状态的造神者却没有为他们准备一个足够强大的领袖，没有拿出一个公认的强者来抚慰他们的心灵，造神者就会遭受反噬。 失望的民众，愤怒的民众，没有领袖但满腔愤恨的民众，会冲向空旷的神坛，撕碎造神者。 他们会让伪神跌下神坛，会让习近平收获嘲讽。试图窃取神格的骗子，配不上众人信仰的弱者，会被部落民的怒火淹没。 然后他们会重新出发，去寻找真正的强者。 谁是强者？ 谁是能满足他们诉求的下一个神，下一个大众选择的领袖？ 我不知道。 但从中共国亿万底层今天的价值观看，那必定是个能带着他们赚钱的人。 他们会向钱进。 道路也许曲折但总是向钱进。 于是最终走进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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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每个精神部落最终的归处。 如果这些族群想活到足够久远的未来。 因为文明的本质不是成为在道德上更高尚的人，而是成为在生存策略的选择上更明智，作为整体，面对各种天灾人祸，应对能力更强大的人。 野蛮与文明的差距，是社科技术的差距，也是族群生存能力的差距。 野蛮与文明之间的观念战争， 说白了，就是旧技术与新技术之间的对抗。 而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其生存策略的整体演化，被我们称为文明演进的这个历程，是只能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的——以精神部落为单位进行的。 社科技术无法脱离群体而存在。 不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法治观念，不论是传统伦理还是现当代普世价值，脱离其信众，都不可能继续保持生命力。 因为这些社科技术，是部落生存策略而不是个体生存策略，是必须由一群人共同选择才能成立的生活方式。 而一群人的共同选择，一个精神部落的共同选择，必然以这群人共享的信息、智联网络共享的思路为基础。 不论“启蒙”还是“洗脑”，都是以改变群体共享的信息内容，诱导群体共享特定思路为目标，都是在观念战争的战场上奋身战斗，都需要以抢占舆论阵地的方式求胜。 人类的部落民天性，决定了一旦精神部落凝聚成型，首领获得了让部众盲目追随的地位，整个部落就会象服从头狼的狼群一样被最原始的社会本能动员起来——这本来就是人类最原始的社会动员机制。 这意味着首领将获得巨大的权力。 只要他能利用好人类的部落民天性。 所以每个渴望获得巨大权力的人都会想方设法赢得观念战争的胜利，都会想方设法令群体共享的信息内容受自己控制，有利于自己。 他们都想成为精神部落的首领。 因此他们会努力统一思想，会限制信息自由流动，他们强调大众应保持信仰的纯洁，社会需要不择手段维护特定观念的统治地位。 他们需要“造神”。 因为只有成功“造神”，他们才能激活民众原始本能，才能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自然而然进入放弃思考、盲目从众的特殊精神状态。 一旦成功，这巨大的权力，崇高的地位，对身为首领的人就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他会想继续。 但为了令整个部落保持这种精神状态，他需要精心维护一种与最原始、最匮乏的部落生存状态相近的群体心理处境，即，国家在外交上四面皆敌，在经济上难以糊口，在政治上必须不断“打小人”，整肃清洗内敌的状态。 他必须让部落中的绝大多数人保持危机感，陷入安全焦虑。 为此他就不能选择对整个部落的发展有利的整体策略。 所以，每个独裁者都只能是昏君，只能是暴君，只能和群体利益对着干，只能通过不断削弱群体的思考能力、经济能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因为一旦民众感到安全了，一旦饥饿不再是民众最关注的议题，一旦部落民原始情绪状态消退，民众就会再次开始思考。 所以在每一个“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民间都满目疮痍。 旧技术就是这样，是愚民与昏君的相互成就，是愚昧与焦虑的相互成就，是原始部落维持其原始状态的心理与政治机制。 当旧技术赢得观念战争，当一个社会整体选择了“愚民+昏君”的政治组合，它就会被迫陷入一种在低水准上自我维持的集体困境。 因为社科技术是以“套”为单位发挥作用的，因为人类对这类策略的选择只能以部落为单位进行。 人类从旧技术走向新技术的过程，只能是跃迁而不可能是渐变。 在观念战争中，新技术只能通过整体赢得一个部落、又一个部落，来争得自己最终的胜利。 或者通过让自己的部落增大、扩张，让选择旧技术的部落自然消亡来取胜。 新技术是什么？ 是让整个部落在进行策略选择时，从大众放弃思考盲目追随首领的中心化运算方式，转向去中心化运算方式，在更多人开启独立思考能力并学会合作后，转向分布式运算。 是不再统一思想，不再用刻意渲染出的战争氛围刺激民众的部落民天性，不再用刻意保持的饥饿匮乏状态刺激民众的安全焦虑，转为寻找更能促成群体总算力提高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权力架构。 被我们称为文明的新技术，是一项能让选择了它的精神部落，不管是国家还是民族还是宗教派别，都能尽快摆脱贫穷和愚昧，在现世中变得强大的新技术，是能在一个精神部落集体选择、成功运行了它之后发挥效力的更高效生存策略。 而一个精神部落要实现对它的集体选择，门槛就是部落的多数成员能接受相应的观念，是放弃旧的世界观，放弃对部落首领的盲从，放弃对野蛮的坚持，完成对新观念的臣服。 所有那些来自远古的部落，你们必须先输掉一场观念战争，先放弃对旧观念旧习俗的忠诚，才能走向未来。 你们之中那些最有智慧的个体必须先归化于文明，并高扬起文明的旗帜，为文明赢下一场又一场观念战争，让文明征服自己的部落，才能引领族人走向未来。 这就是隐藏在文明演化史中的技术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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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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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社会性动物。 社会性动物的本能是什么？ 是“做一个合格的部落民”，是下意识地寻找部落、组建部落，以部落的价值取向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以部落的世界观为自己的世界观，以及，在紧要关头放弃思考追随首领，为部落而战的本能。 人类在部落中，会放弃独立思考。 个体则会在战斗中强化对部落的忠诚。 所以当你作为统治者希望治下之民放弃思考，你该怎么做？你该为他们营造一种高度接近原始部落的信息氛围。 这么做，你就能激活人类的部落民天性。 怎样营造出高度接近原始部落的信息氛围？ 你要让他们作战，不断的战斗。 MAGA一直在为川普而战。 希特勒让德国人作战、作战、继续作战。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同样在用战火保持忠诚之火的温度。 而中共的仇恨教育，朝鲜的苦难行军，无不是通过营造战争氛围，在没有战争的地方硬是制造战争体验，激活了人类的部落民天性，在民间大面积引出了“放弃思考追随领袖”的部落战士本能。 我再重复说一次。 绝大多数普通人不会独立思考，一个普通人开启独立思考，通常需要一个契机，类似于“闭关”的契机，需要一小段被迫与自己社交圈隔绝的经历，或是突然在心理上与原本的社交圈子产生隔膜。 离开部落，部落民才会开始独立思考。 就象一台联网电脑或手机在离线后，在失去网络连接之后，才会不直接谷歌答案而是从硬盘里调取资料寻找答案。 独立思考能力最弱的群体，不管是宗教信众还是特定民族，通常是受战争氛围影响最深，其个体独立生存能力最弱的群体。 这种群体对领袖的忠诚度是最高的，同时他们也最好战。 很多人总觉得这种群体里的个体之所以表现得离现代公民应有的素质很远，是因为他们“愚昧”、“道德低下”。 在进行上述归因后，想改变这类人，要做的就成了“启蒙”、“提高道德水准”。 但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这类人的部落民本能被激活了。 被部落首领蓄意制造和保持着的战争氛围、作战体验激活了。 MAGA越是被迫和川黑们争辩，越是被指责被起诉，就越会陷入战争氛围，不断获得更多作战体验，感到“我需要继续战斗”。所以他们就会越忠诚。因为一个正身处战场上的战士是没有余裕静下心来思考这场战争是否正义，他所在的这支军队是否该换指挥官的。 如果你看不透这人性的基本规律，看不透在政见之争背后，在一个个精神部落的集群作战背后，真正发生作用的不是某个特定首领的英明指挥，而是人性本身，你就会找不出对解决问题真正有效的办法。 办法是什么？ 是部落对部落，是用部落战争的规则去应对部落战争，是凝聚属于你自己的部落，也是去瓦解对方的部落。 当你想反对一个部落的时候，你需要召唤它的反对者为此而战，你需要在观念战场上争夺话语权，抢占舆论阵地，你需要同样告诉你这边的部落民，这是一场战争，并且我们必须战斗。 海外华人想凝聚成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就需要为此而战，在精神层面，在观念战场上，每一个海外华人都需要加入战团。 绝大多数普通人是渴望回避战斗的。 在改开中国欣欣向荣的时候，海外华人也确实不需要加入战团，即使发生了六四惨案，但在海外华人看来，毕竟六四的核心只是中共国宫廷内斗，是支持赵紫阳的一派输给了支持邓小平的一派。虽然有无数学生和市民惨受池鱼之殃，但这件事毕竟不会波及海外。 在没有战争氛围的海外，在远离战争需要的海外，海外华人可以岁月静好，也可以“两头吃”，沿袭一向以来的思维习惯，把个人对精神部落的归属感锚定在中共国，在中共政权，在五星红旗上。 反正中共国内的贪官污吏一般也害不到海外逸民。 但到今天，事情已经起了变化。 中共国已经凭其巨大经济体量和勃勃野心成为全球产业链阵营的共同敌人。 中共国对海外华人社区的控制，对海外华人群体的精神控制，已越来越明显地被各国察觉到是种真实存在的国安威胁。 海外华人已被动卷入战团，他们正面临的是必须在现居国和中共国之间选边站，必须放弃“两头吃”的尴尬场景。 不幸的是，作为部落民的他们，一直依靠中文信息网络，依靠微信、凤凰卫视获取信息的他们，在精神部落这个隐于幽微的层面，还滞留在中共手里。他们的世界观仍是中共塑造的世界观，他们的价值取向仍是以中共党文化为主体的价值取向。 所以他们之中那些仍未开启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会在无知无觉中倒向中共，被现居国判定为“选了中共那边站”的，不可信任的人。 依靠法轮功系媒体和各路反共大V获取信息的海外华人则会自然而然成为选了另一边的人。 对不能独立思考的人来说，你的信息来源，就决定了你的认知。你的认知，就决定了你在观念战争中的立场，决定了你归属于哪个精神部落。 这场战争还在继续，事实上，它才刚刚开始。 属于海外华人的精神部落会在战争中凝聚，会在一场场认知战中被打磨。 部落的旗帜，我已经看见了。 它叫“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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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海外的中国人是需要凝聚出独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的。 因为中共主导的精神部落，由毛泽东上承斯大林旨意，结合中国帝皇驭下心术创建的党文化，以五星血旗为图腾，通过一次次清剿中国传统文化，屠戮知识分子，破四旧，灭五伦，打造而成的精神部落，具有极强的侵略性。 大外宣，就是中共的精神入侵。 想凭借个人的力量抵御这种精神入侵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那需要个人有超乎常人的意志，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以一人之力对抗敌方的整个部落，虽然听起来悲壮英勇，却不可能成为常态，所以当许多朋友意识到大外宣对海外华人社区的精神操控，并发出“摆脱它”的呼吁时，我对“有多少人能响应”并不乐观。 在观念战场上，想对抗一个或多个敌方部落，你最好还是团队作战，还是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部落来。 那么，要怎样建立独属于海外华人的精神部落呢？ 方法其实已放在我们面前。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旗帜，自己的图腾，自己的口号，自己的战歌，和属于自己的战斗英雄们。 谁是我们的战斗英雄？谁是站在海外华人这边，坚定不移与中共对抗且已经拉起了队伍的成功者？ 不论我在这里提出谁的名字，依照大外宣的抹黑战术，这个被提出的名字肯定都会被翻出一堆黑料，被指责“不配成为海外华人群体的旗手”。 所以在中共耗资钜万持续进行多年的精神侵略面前，想建立海外华人精神部落，我们不能直接使用正面作战手段，不能直接告诉海外华人“你们该做什么”和“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告诉海外华人群体“你们不是什么”，是告诉大家“你们在中共眼里是什么人”。 海外华人，在中共内宣口中是有一个统一名号的——“殖人”。 不论你出身何地，不论你现居何国，不管你是合法移民还是走线、庇护，只要你居住在中共国境之外，只要你有一丝能接受别国保护，不受中共官员任意欺凌的可能，你就会被中共旗下的小粉红们蔑称为“殖人”。 哪怕你在海外高举过五星血旗也一样。 你在中共国境内的亲戚，是“有海外关系”因此身上担着政治风险的人。你回到中共国去，即使粉红们当面对你笑眯眯，转过头去立即各种鄙视。他们在中共宣传洗脑下，会把你们看成“背叛国家”的人，把你们回国时对亲友释放的善意，当成“傻子回来送钱了”，当成“叛徒回来赎罪了”。只要你是海外华人，你就是中共党徒倾泻敌意的对象。 所以，海外华人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不是中共的自己人”。 你不是“人民”，你在政治上，是下等人。 就算你暂时对中共有利用价值，在利用之余他们对你也仍是充满不信任的。 也许有朋友觉得上面我说的这些都是常识，不需要反复提及。 但想把海外华人凝聚成精神部落，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这是第一件，需要由每个有志于加入这场观念战争，站在中共精神部落的对立面，召唤出足够数量的新部落民的战士们都参与进来，积极去做的事。 我们需要请每位加入精神部落构建的大V以各种形式向海外华人进行“科普”，告诉每位很少关心政治议题的普通海外华人，你们是中共打入另册的“殖人”，你们是中共内宣政治序列中的下等人，你们回国时会被亲友乡邻看成“肥羊”，看成活该把在海外赚到的血汗钱送给家乡父老的，回国就是回来赎罪的傻子。 因为这是真相。 是很少有人关注，但困扰着许多海外华人的真相。也是海外华人在身份上，在精神归属方面，和在切身利益层面，实实在在每个人都能亲自体会到的，自己与中国人不同的地方。 是时候有人告诉全体海外华人了： 你们就是中共内宣口中的“大殖子”，是一直在被污名化，被攻击，被鄙视的人。你们以为的“爱国”，是他们眼中的赎罪，你们的牺牲，是他们眼中的活该。 你们拿热脸去贴的，一直是冷屁股，而且是非常高傲的冷屁股。 在宣说这个真相时，我们要动员一切能动员的力量，要在海外舆论阵地形成足够的声势。为此，我希望不管是法轮功系的媒体还是散居各国的大V们都能在同一时间段关注这话题，关注海外华人回国被“杀熟”，被索要钱财，无奈伤心伤情这一普遍现象，关注这个群体的共同困境。 因为凝聚群体认同的最佳“药引”就是察觉这个群体的共同困境，和让大家齐心协力应对共同困境。 事实上，中共已经在“制造困境”这方面替想凝聚海外华人精神部落的我们干完了一多半的活儿。 在观念战场上，海外华人并非不能被归入同一战线。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既然粉红可以跟粉红抱团，全世界的“大殖子”也可以是一家。 在“不被当自己人”，在“给他的被当成欠他的”这些方面，全世界的“大殖子”们有共同语言。 从这个引子开始，海外华人媒体和自媒体就可以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共同困境展开深入探讨。从在中共那里得不到真正的信任，被当成利用对象，到受中共所累在现居国也不受信任，甚至隐约感受到“排华”情绪，海外华人事实上有许多共同困境需要解决。这个群体在观念战场上，事实上就是需要集群作战的。 而集群作战后，并肩作战的共同经历，又会成为凝聚部落的下一步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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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三种地图。 一种是政治地图，以各个政权绘出的国境线为区隔。 一种是经济地图，即全球商业帝国的版图，其中只有完全占领区（已建构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政治秩序的国家）、半占领区（未建立现代政治秩序的国家），和待开发区（游离于全球产业链边缘）。 还有一种，是文化地图。 即绘出不同精神部落占领区的地图。 当你同时绘出这三种地图，并仔细比较其中异同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世界上许多被指为“难以理解”的现象有更深的理解。 你更可以动态的眼光，去观察这三种地图在不同时代呈现的不同样貌。 当你看到一条国境线之内的精神部落占领区因种种原因而改变，看到欧洲和美国的本土精神部落收缩，外来精神部落扩张，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衰落，而外来的黄俄文化在灭绝本土宗教及文化传承后占据统治地位，你将会震惊于政治地图的疆界之脆弱无力——在文化侵略面前它总是不堪一击，异国精神部落总能长驱直入。 为什么？ 因为在缔造和维持精神部落这个方面，越原始、越野蛮的地区，其文化侵略性就越强。因为在越原始越野蛮的地区，统治者就越蛮不讲理，文化观念的传播就越依赖于强制性，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洗脑，其人民也越习惯于被洗脑，习惯于臣服在同一面旗帜下放弃思考并压制异议。 而一直以来，还有办法抵抗文化侵略的是什么？是经济。 在全球商业帝国扩张其版图，扩展其已开发区和半开发区的过程中，因生产生活方式被改变而甘心接受商业文化的传播，甘心归化于更现代、更符合发展经济之需要的观念旗帜的人口，构成了助现代国家抵抗文化侵略的中流砥柱。 在中共国你可以看到，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尚可算得上文明的部分，例如“人命关天”的说法，亲亲相隐的伦理观念，面对中共带来的黄俄党文化，面对中共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破四旧”进行的文化清洗，毫无还手之力。但港台文化的反渗透，邓丽君的歌，金庸、古龙的小说，却直接在中共制造的文化荒漠里打出了半壁江山。 在文化地图上，我们一直以为的强国面对侵略表现得极为疲软。不论是法国还是美国，都没能在强势入侵的异质文化面前形成有效抵抗。 什么是“多元文化”？ 在侵略性极强，一直采取暴力手段、强制手段传播的异质文化面前讲“多元”，就是放弃抵抗，得到的结果就是本土文化不但式微，且很快有灭绝之危。 直到本土民众以经济诉求为借口发起反击，欧美列国才终于找到了抵御文化侵略狂潮的锚点，找到了修改移民政策的理由。 所以，要修正文化地图，还得靠经济地图。 欧美民众真应该感谢那些在归化欧美生活方式后就极为珍惜这些生活方式，不惜喊出“拒绝移民”口号的归化移民。感谢他们慧眼识珠，看到了欧美本土生产生活方式对发展经济的价值，感谢他们成了协助欧美保留本土文化的友军。 就象中国人应该感谢港台，不但保留了许多不属于黄俄党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还通过反向传播，例如通过琼瑶小说的推崇，令“诗情画意”重新成了正面表述而不是需要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从文化地图的角度看，当你学会去观察当今世界各个精神部落的攻防战况，当你意识到MAGA就是以川普为部落首领的美国精神部落，反MAGA群体则是名为美国的精神部落尚未完全凝聚成型，因此游离在外的部分，当你意识到川普是个“流水的兵”，美国人即将凝聚的精神部落才是个“铁打的营盘”，你就能更准确预判美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而当你意识到台湾的蓝绿之争，本土外省之争，本质上是台湾的精神部落之战，是台湾民族为凝聚出强韧民族之魂必须经历的打磨震荡，当你意识到香港民族的浴火重生必须以摒弃“大中华胶”思想为代价，香港人形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还需要走相当远的路，你才能品味出黎智英的殉道有怎样的价值。 政治地图，目前对文化地图上发生的激烈攻防还毫无帮助。 政客们对发生在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激烈争持还漠不关心，在本国本地需要阻止来自野蛮国度、独裁暴君的文化侵略时，他们还会稀里糊涂站到对方那边去。 所有的抵抗，文化地图上的抵抗，文明面对正大举侵略的野蛮被迫应战的抵抗，都还在由民间的散兵游勇进行。 虽然这些散兵游勇正在促成文明精神部落的凝聚。 虽然我们，正在开始促成属于文明阵营的精神部落的凝聚。 政治地图、经济地图、文化地图，这三种地图都真实存在，且我们正生活在其中。 我们每个人都从属于不同的精神部落，归属于不同的文明阵营，并且我们会为自己的部落而战。 在政客们看不见的战场上，在观念战场上，我们正为文明而战。 这甚至不是为了让文明取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不被野蛮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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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草根政治崛起的时代，在民主国家成为超级政治人物的门槛，就是有能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 MAGA就是川普的精神部落。 部落民当然会支持自己的首领，且会不加思索地为他而战。 许多川普的反对者都以为，唤醒川普支持者的理性，就能瓦解他的权力基础。 但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所以他们一输再输 。 社会现象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人性。 当现代科技令大众普遍有条件参与政治讨论，政治争论，对公共议题的争论，就会越来越接近观念战场上的部落战争。 这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对抗，也不是政党与政党的对抗，是部落与部落的对抗。 是精神部落与精神部落的对抗。 站在川普对面的政治人物，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一个醒悟过来，意识到需要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 但面对异质文化移民的输入，面对本土社区的崩解，美国本土无数选民已经感受到了凝聚精神部落的必要性，他们本能地感受到，自己需要在外来者面前“抱团”。 所以在别人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他们只剩下川普一个选择。 他们需要组建部落，需要有一个人做部落首领，需要在由异质文化移民组成的社区步步进迫（主要是在观念战场上）时，让自己有还手之力。 战鼓已擂响，如果面前只有川普这一个选项，他们就会选择川普。 决定他们政治取向的，是人性。 不能从“观念战场上的部落战争”这个维度去思考的政治人物，在“对抗川普”这件事上，不可能取得成功。 就象不能从“观念战场上的部落战争”维度思考反恐问题的政治人物，在设计有效的反恐政策时也不会成功一样。 到了今天，我们实在是该由“有没有自己的部落”这角度去评估一下政治人物的成功程度了。 刘仲敬显然有自己的精神部落，“姨学”的信徒早已遍及天南地北。 郭文贵也有自己的精神部落。 不少知名大V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铁粉”，虽然不成气候，但粉丝群体也多少算是精神部落的初级形态。 宗教则本来就是一种精神部落。信奉不同教派的社区常常壁垒分明，正是因为部落与部落之间有清晰界线。 政党，本应和宗族、民族一样成为凝聚精神部落的社会组织基础，但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党在凝聚能力上，在保持政见的一致性方面，通常达不到凝聚精神部落所需的最低限度。 在这个方面，前现代专制国家的政党要积极得多——小粉红群体就是中共倾情打造的精神部落。 我知道很多人会鄙视那些加入精神部落，选择“不加思索追随领袖”行为模式的部落民，会鄙视燃烧生命为实际上并不值得的战斗目标去死的部落战士。 但这是人性。 从属于自己所在的社交网络，把人情关系网中最流行的观点当成“我的观点”，不加思索地捍卫这些观点，自动自发去攻击异见，不需要有人组织就会去网暴“异类”，不需要直接收到指令就肯举起武器为部落而战，为部落杀敌，向压根不知道自己内心仇恨来源的无辜者开枪，这就是在上百万年演化历程中养成了部落民习性的人类的本能。 这是许多人自己从未意识到，但真实存在着的人类行为模式。 人类，聚族而居，集群而居，作为社会性动物过着集体生活，在社会性本能被激活时天然会放弃独立思考，既放弃战略层面的独立思考，也放弃基于个人利益的独立判断。 在观念战场上，人类会集群而战。 没有领袖，他们就会聚拢在由特定“大词”组成的旗帜下，靠彼此的陪伴汲取温度。没有敌人，他们就会随机选择对象，在对象身上贴个标签，使之成为被网暴者（或被无差别屠杀者/被献忠者）。 什么是精神部落？为什么人类总是在凝聚精神部落？为什么社会大众似乎一直在寻求被凝聚成精神部落？ 因为这是人类进行社会动员的最原始方式，这是远古沿用至今的，在现实中形成部落，把人们组织起来的最有效方式。 这是每一个真的在独立思考的人，都需要察觉也需要面对的，人类进行群体思考、群体决策时的行为模式。 你无法说服某些人、某些群体改变其观念，是因为你无法诱使部落民背叛自己的部落。 有些观点不是能通过说服，通过辩论改变的，因为这些观点是部落民的身份标识。 当你挑战这种行为模式时你是在妄图改变人性本身，所以，你会失败。 而成功的希望在哪里？ 想改变已经成型的精神部落的共有观念，你能怎么做？ 你要尊重人性。 你要在观念战场上，依靠你的部落战士，击败他的部落，把对方变成你的俘虏，把对方的部落民变成你的部落民。 因为人性的本能是“寻找组织”、“加入组织”，部落民可以在不同部落间迁移，可以改变归属，但他们不能没有部落，不能没有归属。 当你不提供旗帜，不提供归属，需要归属感的个体为了满足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就只能在没有新选项前，忠诚于旧选项。 海外民运多年来没能打造出自己的精神部落，这件事，法轮功做到了。 有些人一直在鄙视，说法轮功、郭文贵，吸纳的都是不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但真相是什么？ 是有些人自己太过傲慢，不愿意尊重人性的基本诉求。 但尊重人性的基本诉求，你才谈得上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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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百万年计的匮乏年月里，大脑，这个人类全身最耗能的器官，是经常需要设定在“节能模式”的。 能不思考就不思考是人类的天性，而作为社会性动物，作为网络生物，从社交圈“获得”观点和结论，当然比自己独立思考省力得多。 绝大多数人是短视的，即使有能力，他们也不会进行战略层面的思考。 没这习惯。 他们的习惯，是在战略思考领域人云亦云，把从社交圈里“捡到”的观点当成自己想到的观点，且浑然不觉。 为什么许多人会轻易成为“强人政治”的俘虏？会轻易成为独裁者的“粉丝”？ 为什么“伟大领袖”手一挥，无数人就会热血沸腾上山下海？ 不要责怪他们，这是人类的天性。 在全局性议题上，在进行战略层面的思考，分析判断并得出结论这种事上，以部落为单位生存并参与竞择的人类，本来就不会“独立思考”，本来就一直是采用“智联网络群体思考”这种隐藏行为模式的。 你的思想，未必是你的思想。你的观点，你以为是“自己的”观点，其实极有可能是你在人际关系网络里，在口耳相传间，“复制粘贴”得到的观点。 而这种下意识把社交圈的观点当成自身观点的心理习惯，正是人类部落所有成员在丛林中能迅速“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原因，是在当时没有更精密组织手段的人类部落能形成具备强大行动力的捕猎或作战团队的原因。 我们是乌合之众。 人类，容易被煽动，容易在战略层面放弃思考跟从强者。 今天它被看成一个缺点。 但在当年，若没有这种特质，人类就无法在丛林中生存，无法在族群竞择中脱颖而出。 所以这真的是缺点吗？ 还是人类必须承认其存在的，无法“改正”只能与之共存的人性本身？ 我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需要意识到人类这一特质对未来世界各国施政方向的影响。 人类在“世界观”这个层面，在“重大战略问题”这个层面，通常是不思考的，是从自己的社交网络获得观点的——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群体思考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的执念，一个人拿起武器去战斗去杀戮的决定，并不是个体独立思考的结果。 所以，一个人冲向战场，去杀戮他人的决定，常常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也常常不符合他的个人处境。 但符合他所在的“信息茧房”的指引，符合他精神所在的信息部落的利益和处境。 澳洲悉尼邦代海滩枪击案的凶手之所以会向无辜民众开枪，之所以这父亲会带着儿子踏上杀人自杀之路，正是因为他们所在的“信息茧房”，向他们灌输了“你们身在战场”、“你们必须作战”的观点。 他们肉体生活在和平的澳大利亚，精神却生活在某个部落描绘的战场。在那个部落的“智联网络”里，海滩上的游客和路人都是凶手必须杀死的敌人。 肉体生活在同一国家、同一城市的人，肤色相同、宗教信仰相同的人，在精神上是有可能生活在完全不同的部落里的。 如果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如果他们象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一样分别在不同的软件市场下载APP。 所以同一个宗教的信徒，同样是移民身份，同样身在现场，一个人会开枪，另一个人会挺身而出，做个试图拯救他人生命的凡人英雄。 人类的战争，归根到底还是部落战争。 凶手和英雄，分属不同的精神部落。 我知道现在说这种话有点太超前了，但未来的各国移民政策总会慢慢调整，向着重建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的方向调整。 保育本土社区，改造已存在的移民社区，在接纳移民的配额上，减少异质文化移民、增加同质文化移民，都会是趋势。 而在预防和悉尼海滩惨案相似的悲剧时，人们也最终会意识到，在认知战的战场上对抗某些积极招募战士的精神部落，是最有效的手段。 如果你真想预防悲剧再次发生，你需要对抗的并不是个人，而是部落，是反复使用同一套叙事，向每个部落成员灌输伤害链逻辑，鼓动他们采取暴力手段，通过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智联网络”，是象蚁王产卵一样不断产出凶手的精神社区。 因为每个凶手都不会独立思考。 他们的行动都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不是符合个体利益、个人处境的，合情合理的决定。 他们是在双链争持中被伤害链阵营争取过去了，最终放弃了与产业链阵营的羁绊，选择成为伤害链链环，选择了为伤害链逻辑而战，选择了那个精神部落灌输给他的世界观的人。 我们需要理解这件事——匮乏会促成人脑开启节能模式，会促使人们放弃思考，尤其是对非紧急事项的思考，战略层面的，较长远的思考。 匮乏有利于缔造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精神部落，能促使一群又一群的人在放弃独立思考后迅速组织起来，追随某个领袖，象远古狩猎者追随部落首领一样，不加思索地执行他的指令。 这是你无法改变的人性。 而独立思考的能力，大脑的“非节能模式”，是只能在繁荣条件下开启的，还往往需要“断网”，也就是个体脱离社交圈子独处一段时间来触发。 在匮乏时代，在匮乏条件下，创建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精神部落是容易的。 在繁荣条件下创造由独立思考者聚成的精神部落则是困难的。 但我们必须做到。 我们必须用后者战胜前者，因为文明的演进就是靠后者战胜前者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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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派现在要做的准备，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未来的独立公投进行程序上、组织上的准备。 二是为未来的建国团队组建，做方向性的准备。 有很多资源，有很多人和机构，现在碍于中共仍在台上，无法加入独派的队伍。 但他们都会在中共覆灭的那一刻，在政治顾虑、外交顾虑消失之时，以雄厚实力向独派提供支持。 因为加入沦陷区的经济重建、政治重建，对他们来说太有利可图了。 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些资源，从零开始打造一支军队或组建智库，建立基金，并不是独派需要操心的事，准备好在那时协调各方利益、整合各种资源，才是独派届时的核心工作。 和古代皇朝的建设大为不同的是，现代国家的建设，必须依靠各领域专业人士的分工合作，因为现代国家的治理，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涉及的面向远比古代要广，工作内容远比古代复杂。 我们不能指望在中共帝国覆灭之前，在“持币观望”的投资人拿出雄厚资本之前，各族各地的独派就能自己掏钱“创业”，能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因为创业者本人，在创业团队里，原本就只能是复杂分工中的一分子，在全部工作中只承担他那一份。 虽然是最独特，最具创造性的那一份。 独派们要做的是构建国家愿景。 是打造一个能容纳所有投资者利益诉求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有现实基础的国家愿景。 是拉起一支各路英雄都愿意加入的队伍，是组建起一个各领域专家、各国政界商界人士、各大机构都愿意加入的团队。 或者说，是拉起许多支——毕竟有那么多国家都在准备独立。 以上海独立为例，上海独立需要做的准备，首先就是在后中共时代的上海组织一场独立公投。 然后，就是为上海共和国的建立，为把相应的政治、军事、经济资源纳入建国团队进行准备，为极有可能在那时会积极“竞争上岗”的朋友预设岗位。 为此，我们要为面向全球招贤纳士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我们要为聘请、邀请各国政要、专家参与上海共和国的建设进行制度方面的准备。 相关人士是不是出生于上海，是不是愿意加入上海国籍，不能成为他加入建设团队的阻碍。 不论是英国、美国的政界退休人士，还是乌克兰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成为上海共和国的建国团队中的一员。 曾深度投资于上海地区的外企老板，更是有资格在未来上海共和国的建设中发挥其影响力，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在我们构建的国家愿景里，已为欧美列国政界商界人士参与上海共和国的建设预留空间，已为目前仍滞留于沦陷区，潜藏待变的建设者们预留空间。 我们已经在准备组建专家团队，成员将由届时终于解开束缚，可以加入我们的欧美专家，各大智库成员，和目前正在墙内被打压噤声的正直学者组成。 我们已经在准备组建企业家团队，上海共和国将对所有愿意回来参加重建的外企敞开大门，也将对所有积极参与重建的沦陷区工商业人士敞开大门。 我们也已为肯在过渡期为稳定局面出一分力的上海本地基层工作人员预留了位置，他们会凭实际行动，通过为街坊邻里服务，而获得新政府的信任，同时减少过渡期可能出现的社会不安。 未来的上海共和国公民们现在就可以放心，独派要做的，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民。 独派要做的，只是把到时已一团乱麻的本地形势梳理好，为军、民、政、经各方利益的博弈，创造一个可以保持博弈手段非暴力属性的政治空间。 上海的独派要做的，只是在上海独立建国的整个过程里，让这新兴国家保持住“腔调”，保持住洼地天花板的高度，保持住沦陷区灯塔的文明程度。 我们会“搭架子”，然后所有专业的事都会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所有需要投资的事都会交给有能力有意愿投资者去做。 而我们的操作，会成为样板。 在筹备上海独立的过程中，我们取得的经验，我们拥有的资源，会与沦陷区其他建国团队分享。 因为上海共和国需要尽可能多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我们身侧的邻居，同样能尽快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沪民党把自己看成给新兴的上海共和国“搭架子”的政治棚架工时，沪民党也绝不吝惜于向其他友好邻邦的独派传授搭建国家政治框架的技巧。 因为我们希望未来的沦陷区，是一个“大工地”，是一个在各族各地的“棚架工”们搭起架子后，能不断吸纳建设性资源，能尽快恢复经济自给自足能力，能让民生重获保障的地区。 我们希望在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营造一个远比80年代改开初期更有前景、更充满希望的建设氛围。 那是上海共和国需要的地区政治氛围，成为它的创建者，是我们追寻的政治成就。 而鼓励、促成其他独派成为合格的“棚架工”，成为未来各工地片区的“包工头”，符合我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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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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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人担忧，独派没有足够的资源完成自己的愿景。 但仔细想想今日世界之形势，你会发现，有意愿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介入重建，以保持自己国家对沦陷区局势的强大影响力的国家，都是迫于外交准则，只能暂时保持低调——而不是到了合适的时机也不会介入。 所以独派的资源在哪里？ 在邻国、强国的战略 诉求里，在独派对未来局势的准确判断里。 创业就是这样——资金在投资人手里，技术在技术人员脑子里，销路沉潜在市场里，一个优秀的创业者要做的不是创造这些已经存在的要素，而是看到它们的存在，想方设法把它们整合起来，从而创造出自己独有的赢利模式。 台湾、日本、韩国需要怎样的沦陷区新格局？ 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东南亚需要怎样的沦陷区新格局？ 后中共时代手握残存军政资源的豪强们需要怎样的沦陷区新格局？ 各族各地民众和其中的有识者需要怎样的沦陷区新格局？ 被预设为友好邻邦其他独派，又需要怎样的沦陷区新格局？ 每股势力都希望在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为此他们一定会向沦陷区投入人力物力，而这些他们将投入的资源，就是独派通过正确的战略预判，能利用的资源。 到了合适的历史时机，到了不需要顾忌外交准则的时候，香港的重建一定会得到英国的协助，会得到“技术支持”，即使英国政界目前仍对香港的沦陷苦况保持沉默。 曾大举投资于沦陷区的每个产业链国家都会在未来，为保障自身利益，去促成沦陷区的分治及和平发展局面。 曾占领过中共国市场的外企会十分愿意在政治环境改变后“吃回头草”，他们也同样会十分愿意促成自己熟悉的地区获得改变政治制度、打造对自己“吃回头草”有利的营商环境的各种资源。 在全球各国的政界和商界里，都潜藏着独派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 而且各国政界和商界都已经在准备，在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在为支持独派的建国行动做准备。 中共现在还在台上。 所以，大家的准备都还不能摆到台面上公开进行。 但如果你以为各国政界商界对中共如此明显的崩溃危机毫无反应，没有为应对危机未雨绸缪，那你就太看不起他们了。 就象如果你以为中共体制内都是蠢才，没有一个人懂得为后中共时代未雨绸缪一样，会是太看不起这个群体一样。 看看中共官场如今的“躺平”，事情其实很明显。 和中国古代皇朝末年，总会有文臣“死谏”不同，中共官场现在可说是“鸦雀无声”。 习近平还沉醉在自己的伟大复兴梦想里，还在向“新质生产力”投资输血。 在这个正步步走向覆灭危机的帝国里，有没有人会提醒宝座上的皇帝，你需要打造怎样的新维稳体系，才能确保红色江山在萧条中屹立不倒？ 没有。 我们看不到中共的维稳体系因应局势之变作出任何调整。 直到今天，对“救经济”也好，对“应对维稳新局面”也好，没有任何动静。 官员们统统躺平了。 而你最好不要忘记，“满朝文武藏绿卡”的真实性，和欧美列国正在提升的，对价值观歧异较大的移民群体的警惕。 所以这些官员的躺平意味着什么？ 他们不想，不想为了给旧皇朝续命损失自己平安过渡到新时代的可能。 他们不想增加自己要承担的风险。 他们既不想和民众对着干，也不想和欧美列国对着干，更不想和独派对着干。 脑子清楚的躺平者已经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了。他们知道，万一无法在后中共时代顺利出海，在欧美文明国家安度晚年，他们需要保证的，就是在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重建过程中自己能被判断为“民愤不大”和“对建设有用”。 他们要为未来投靠新政权做准备。 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他们当然渴望未来的新政权会致力于建设文明与法治，以便“民愤不大”者能得到公平审讯，而不是被愤怒的群众聚众殴毙。 当你撇开对欧美政界目前的沉寂、冷漠态度的不满，撇开对体制内躺平官员的鄙视去仔细思索，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等。 大家都不是傻子。 对懂政治、经济常识的人来说，中共帝国的覆灭是板上钉钉的事。 人们目前的观望，就象面对一个濒临爆雷的股市，老练的投资者都会做的“持币观望”一样。 只是，在“政治股市”中，想进行投资的人需要一种特殊的要素。 “开户权”。 只有独派才有的，“开户权”。 所有持币观望的投资者想要向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进行政治投资，向建国团队投资，参与有序重建，都需要一个前提。 那就是他们需要支持独派的建国理念。 他们要投资的不是任一政治派别，而是肉眼可见的，新兴国家的建设。 而最有可能令沦陷区进入较长时期和平发展局面的，就是新欧洲格局，是小国分立彼此制衡的格局。 墙内的投资人和墙外的投资人都需要促成新欧洲格局，因此都需要以独派，以有能力拉起建国团队的独派，以懂得他们诉求也有器量接纳他们的独派，为投资对象。 而独派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未来的建国团队里为他们预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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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沦陷区的全面转型，在现实层面，是只能一步一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进行的。 而且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超级强大又英明神武的“新皇帝”来指导亿万民众，以中共留下的泥潭为起点，一路坦途，走向光明的未来。 我们能借助的只有人性，只有外部内部的政治现实，只有欧美列强、区内豪强各自的利益考量。 我们能指望的，只有在沦陷区建设过程中，因各方势力谁也不服谁、谁也不信谁而自然形成的力量制衡，指望这天成制衡让民意有可乘之机，成为值得各方争取的关键筹码。 我们能指望的，也只有繁荣模式这条道路本身的需求，只有经济发展对人口质量、三大自由和社会各界合作能力的需求。 我们能指望的，是没有高素质人口的强强联手、衷诚合作，在小国分立的格局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竞争中落后，为了避免成为败者，提升人口质量、提高合作能力，会成为每个新兴国家的治理者的当务之急。 我们能指望的是，有意识地遵循欧美已探明的发展道路，让自己治理的国家能尽快富裕、安定下来，是不论何种出身的新兴国家治理者眼前的最佳策略。 我们能指望的也是对“强大蛆国”心存恐惧的每个沦陷区公民，被裹挟到历史浪潮中的每个关键人物，都愿意促成小国分立，以国界为政治屏障，为制衡机制的新欧洲格局。 我们没法指望大众的清醒，尤其是多数底层民众的完全觉醒。我们也没法指望海内外反共圈、民运圈名人们目前展现出的政治素养和各方面能力。 好在，有了上面那些指望，即使没有足够数量的、来自中共国民运圈的优秀政治家，没有占人口多数的成熟公民，中华沦陷区在后中共时代的现代化转型，各族各地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构建和维护，也是一样能从点到面、从线到面的推进的。 我们将见证的未来，大概率不是个有英雄横空出世，力挽狂澜的时代。 但它极有可能是个容许不同领域的专才各显神通，在追求各自私利的同时将事态引向更好趋势的时代。 我相信，香港人不会放过中共帝国崩溃瞬间的独立时机，不会放过让宏福苑惨剧再不会发生的防灾机制重建机会。 我深深相信荣光会重归于香港。 虽然我也同样相信，“李家的城”这句调侃背后的隐喻，商人治港，企业家参政议政，极有可能会成为未来香港政治中的重要成分。 但你们知道的，我认为，国家是经济的政治容器。 选择繁荣模式的社会，一定会让政治为经济服务，企业家对政治议题一定会有相当的话语权。 企业利益干扰国家战略利益的情况一定会出现，这矛盾也会一直都很难消解。 而对中华沦陷区这片生活着亿万底层民众的广袤土地来说，预防这未来可能发生的矛盾也绝不是当务之急。 所以，接纳企业家参政议政，会很自然地成为未来各族各地新兴国家的常规操作。 而许多新兴国家的外企，其企业主的参政议政之权，也正好能成为平衡本土过于陈旧政治观念的杠杆。 在这方面，上海会借鉴香港的经验，也会为沦陷区其他新兴国家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上海，知道自己作为“洼地的天花板”的历史使命，知道自己应该有怎样的“腔调”。 我们对每个有志于成为沦陷区新兴国家建国者的同道，都持欢迎、支持的态度。 我们将每个未来可能在沦陷区新兴国家承担治理工作的同道，看成潜在的合作者。 不论是沪民党的党章还是上海共和国筹备期间的各种其他操作，我们都不介意别人“抄”，不介意别国“山寨”。 荆楚独立、湖湘独立、闽越独立、晋兰独立，未来大粤民国的独立、大蜀民国的独立，都为我们乐见其成。 随着欧美各国对移民社区价值观转换程度的重视，我知道，未来在海外华人社区里，感到有必要参加各族各地独运的人会大大增加。 独派将兴起，我们的同道，我们的友军，会不断增多。 在这个过程中，致力于打造未来沦陷区各族各地新兴国家的“外援团队”，致力于为同道们、友军们探路，造样板，将成为我们阶段性的努力方向。 我们会用行动向大家证明，自己是建设者，是为沦陷区民众寻找希望、创造希望的人。 我们不会止于坐而论道，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在中共帝国崩溃的时刻，我们的建设团队已蓄势待发，一旦历史契机到来，在促成沦陷区社会转型方面我们已有切实可行的通盘计划。 甚至，经过专业人士精心打磨的建设方案会发到每一支建设团队手里，会传递到每一个新兴国家建国者团队成员的手中，在此同时，一支强大的、由各国社科专家组成的技术支持团队会随时协助有需要的治理者调整完善建设方案，使之更切合当时当地的需要，在有需要时，产业链阵营的援助也会源源而来。 沦陷区的重建不会是无序的。 已觉醒的各位，你们的未来，不会是在黑暗中独自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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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同构。 我已经很多次提到这四个字了，但我还从未直接把中共国人构建和维护现代式家庭关系的能力，和中共国人构建和维系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能力联系起来谈过吧？ 但后一种能力，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 中共国人熟悉的家庭关系是什么样的？ 是充满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的。 大人镇压孩子， 就象政府镇压民众。 被镇压，被指责，被挑剔，是孩子成长历程中的日常，他们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长大，长成不会反抗家长的“孝子”，也长成不敢反抗政权的顺民。 在大部分中共国人熟悉的家庭生活里，父母和子女之间是没法好好讲话，没法好好讨论问题的。 夫妻之间也是。 就象在中共国政府和民众之间通常没法和平对话，在中共国家庭内部，地位不同的角色之间通常也没法和平对话。民间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可以用一句话形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在家庭关系中人们总在争抢，争抢话语权，争抢让对方臣服的权力和摧折对方意志的机会。 在家人之间，在朋友之间，人们最常做的事不是增进彼此的感情，让对方感到快乐，而是想方设法“压他一头”。 对权力结构中“上位者”地位的追求贯穿着中共国人的一生，贯穿着他全部的社交活动，因此到了职场，到了政治领域，所有试图增强自己权力地位的举动同样会以“自动化”、“下意识”的方式完成。 由中共国人组成的官场，因此只能是争权夺利的修罗场。 由无力构建现代式家庭关系的人组成的政界，只能是争权夺利的“传统朝堂”。 即使其中有一些具备构建现代式人际关系的个体，基于“遭到挑衅只能反击”的人类本能，他们也会被迫进入勾心斗角的战场，在受到攻击后被迫采用和同僚们一样的行为模式去应对。 中华沦陷区未来的社会转型就是在这样的人口基础和文化氛围下进行的。 因此我对转型进程的一帆风顺不作指望。 假如没有外来因素干预，没有强而有效的制衡机制，没有用心的制度设计，沦陷区在后中共时代，想依靠习惯于摧折他人意志以获取服从的政界人士展开重建，并实现政治上的现代化，简直是做梦。 所以，从引导沦陷区顺利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角度考虑，引入外来因素的干预，构建强而有效的制衡机制，提前进行制度设计，就是必须的。 想引入外来因素的干预，在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建设中，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周边邻国出于自身的安全考量，都会希望沦陷区被纳入和平发展轨道，能构建起不会向周边展开军事侵攻也不会不断释出难民的政治秩序。台湾、日本，几乎可以肯定会在促成沦陷区和平稳定一事上尽心竭力，其他繁荣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美国、欧洲列国，也都在此事上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需要通过政治投资对沦陷区发展方向保持影响力。 在构建强而有效的制衡机制方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利用“合久必分”的大势，利用后中共时代的各方政治势力互不信任、难以统一思想的政治现实，促成各族各地分别独立建国，形成多国林立的局面，令国界成为守护思想自由的政治屏障，用国界，把中央帝国阉割民间创造力的劁刀，从覆盖沦陷区全域的“40米大刀”被拆解分割成杀伤力小得多的多把小刀。 在从伤害链转向产业链的特殊历史时期，“多国制”的制衡效果是一定比“多党制”更有效的。 而在提前进行制度设计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借助全球社科专家的力量。 从家国同构，人只能在家庭中从小培养构建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能力这个逻辑出发，我们能推断出的结论，是不论未来沦陷区建国团队由哪些人组成，这些人中的多数都天然不具备独立完成构建现代化国家政治制度的能力。 一群连跟老婆、孩子都没法好好说话的人有什么能力去面向众口难调、纷纷扰扰的民意？ 他们的演说能力够用吗？ 他们的战略分析能力够用吗？ 谁能防住他们一与民众沟通不畅就恼羞成怒转而镇压的“小共产党”本能冲动？ 因此，沦陷区新兴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你不能指望由这些人顺利完成，你需要考虑请“外援”，需要为制度的构建、维护和完善寻求来自外部的，在能力方面更成熟，在利益关联方面也更值得信任的技术支持，需要为此准备团队。 在这方面最有优势的，就是香港。 我相信香港一旦有机会独立，已在宏福苑大火的痛彻心肺中醒来的香港人，就会以民意为独立诉求背书。然后，他们完全可以借助港人在英国政界的人脉，依托于香港深厚的法治传统和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去完成独立建国的香港的政治建构。 而在香港做过这些工作、参与过政治构建的技术团队，当然也有可能被上海“聘请”，成为上海进行政治建构时的外援。 香港、上海的成功经验和各项资源又可以为其他新兴独立国家所用，各国宪法条文可以大同小异，在香港、上海的立法过程中培养出的本土人才同样可以成为其他新兴国家的“外援”。 这也会让香港、上海获得独特的政治地位，有利于保持全域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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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把肢解中共帝国，促成各族各地独立，促成“小国分立”的新欧洲格局，看成构建守护思想自由的政治屏障，让沦陷区民众摆脱阉割劣势的手段，你就会意识到，不论是香港还是上海的独立，都是把亿万沦陷区头脑从被迫受中央政权思想阉割的困境中释放出来所必需。 令亿万牛马痛苦不堪的绝境是谁造成的？ 是过于强大的蛆国。 是笼罩在亿万平民头顶的巨大黑幕，是疆域太广大以致你们难以逃离的中央帝国在政治上的规模优势。 在思考沦陷区未来的时候，我们是绝不能忘记路径依赖、文化惯性对政治建构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对在帝国废墟上重建帝国保持警惕，对每个参与重建的建国团队成员内心的权欲、特权意识保持警惕。 我们不能指望每个在后中共时代参与重建的人都是圣人，都是能战胜自己思维定势、情感偏好的人，都是能“吐尽狼奶”，不会在决策时下意识受中共党文化积习影响的人。 我们没法指望他们不是“小共产党”，甚至很难保证自己不在某时某刻流露“小共产党”式的恶形恶状。 所以，为了防止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仍被“小共产党”统治，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思想自由，最有效的制衡手段是什么？ 是诸国分立。 让国界成为守护异议者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治屏障。 让每个异议者都有处可逃，让跨国监督具备充分的现实可行性。 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不应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镇压能力，足以震慑整个区域，足以让异议者象在今日中共治下一样无法发声，被“全网永封”。 还不够文明、不够成熟，无法充分自律的政治实体，还不够成熟不够文明的政权，不应拥有太强的镇压能力，不应拥有太强的，对民间社会的阉割能力，和对邻国进行军事威胁的能力。 从人民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需要“祖国”是大国，不需要她是强国，如果她的强大是用来虐待我们。 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家？ 我们需要不那么强但对我们友善的国家，需要象欧洲一样小国林立的格局，需要先秦那样容许百家争鸣存在的政治环境。 也需要每个国家的规模都小到建国团队有能力治理，民众有能力制衡——在大家的能力都仍处于成长期时，不好高骛远显然更为合理。 在未来的沦陷区，约束新兴国家的政治规模，以求彼此制衡，维护和平共处局面，引导各新兴国家联手构建并保持经贸合作方面的规模优势，是更稳妥的发展策略。 这也是容许更多有志之士政治参与的发展策略。 最近我看到了王丹等人在筹组海外中国议会。 坦白说，我是很高兴的。 虽然我的立场是支持上海独立、香港独立，但作为一个很懒惰的人，我一直希望“活儿有别人干”。如果王丹、魏京生等人能做出民众肯接受的成绩，如果他们能在追求大一统的同时能坚持“和平自愿”的原则，我乐见其成。 一直以来我担忧的只是中华沦陷区地盘过大、人口过多，是统派实际上没有能力化解地区差异和民族矛盾带来的问题，在“接盘”后因治理能力不足而“翻车”，让好容易熬过前一波动荡的民众再次陷入颠沛流离，我担忧的是在帝国的废墟上，想构建新模式的人们因建设能力不足而滑入建设新帝国的旧路，让生活在新帝国里的民众再次困于暴政无处可逃。 我想我的担忧，是有现实基础的。 看看现在困于墙内无处可逃的网友们。 如果国家不变，帝国规模不变，仅在龙椅上换个屁股，大家的日子就能变么？绝望就会变成希望么？ 全球各国都在调整移民政策，正在“关门”。想润，想换个地方生活，换个国家生活，对普遍人来说越来越难。 但如果曾经的“异地”变成“异国”呢？ 如果你不需要重新学一门语言，不需要漂洋过海，就能奔向一个不同的政治环境，从而保持你发出异议的权利呢？ 如果统治者阉割民间思想自由的劁刀，再也无法穿透重重国界的阻隔呢？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缺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治观点自由，只需要逃到几百公里外就能在另一个地方找到呢？ 如果跨省抓捕、远洋捕捞的难度，因省界变成国界而指数级上升呢？ 作为企业家，作为打工人，作为异议者，你觉得哪种地缘政治格局更友好？ 坦白说，我虽然支持独运，但我对统派中的大部分人都并无反感。 我只是觉得不经历“分”这个过程，不把“中国问题”拆解一遍，缩减问题规模，就没人具备“整个儿”解决这问题的能力。 我是希望每个关心沦陷区民众福祉的人都加入到未来的建设工作中来的。 我希望每个统派都能包容独派，都能在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同时，容许“分步走”，容许各族各地“先独”，再走下一步。 由此让“统独之争”成为各族各地分头建设后的，统派与独派对民意支持度的竞争。谁的建设能力强，得民心，谁的观点就会通过公投获得民意背书，成为政治现实。 帝国分裂，中共国政治层面的瓦解，并不是一定会毁去整个地区的规模优势的。 它真正毁去的，是阉割劣势。 覆灭的，只是人们身后那个强大的“蛆国”，并不是亿万打工人、民营企业继续进行经贸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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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粉红们特别爱讲的“举国体制”优势，实质上就是规模优势，加上阉割劣势。 规模优势好不好？好。 繁荣阵营需不需要规模优势？需要。 只是繁荣阵营的规模优势，并不需要用政治上的大一统来保障，也并不会遭到阉割劣势的损害。 早期欧洲的技术进步，是在整个欧洲科研人口规模的基础上，靠小国分立的政治 现实消解了传统伤害链政权阉割民众的天然冲动造成的阉割劣势获得的。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过技术发展史的人都能自行分辨我说的是对是错。 大量技术的研发，都是在其他前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的。科研既是一项需要研究者耐得住寂寞的工作，也是需要集体协作，需要从事不同领域的才智之士集思广益的工作。 科研成果是谁做出来的？ 是由科学家组成的超级人脑智联网络做出来的。就算是宅在地下车库里“独自”搞开发的天才，若没有前人的技术和工具，也不可能一切从零开始。 若你能从每种技术的源头去纵观整个科研过程，它总是古往今来无数聪明头脑跨越时空壁障，把智慧汇集到一起的成果，是在算力上极为依赖规模效应的成果。 在自然科学领域，你不难看清这真相。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如此。 商业的发展，法律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工具，例如信用体系，例如合同、金融杠杆，它们的研发和维护，都是众人协作的结果。 我们需要懂得规模优势对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并由此明白到，繁荣阵营是一定会追求规模优势的。 繁荣模式的本能，会让它不断寻求智联网络的规模扩张。在商业领域，繁荣国家总会寻求更广阔的市场，渴望更大的市场规模，更无障碍的交易环境，更多的商品种类和更多的交易者。在科研领域，人们总会寻求更多的“点子”。在法律、政治制度方面，现代国家则不断汇集更多的案例和解释以完善自身。 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不是繁荣的天性。 繁荣模式本质上是个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人类行为模式。 繁荣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扩张过程，是选择了这种行为模式的部分人类在技术领域形成规模优势之后，依托于技术优势，继续保持和扩大规模优势的正反馈过程。 看看繁荣国家在这个世界是怎样从少变多的，看看科技进步和繁荣阵营的扩张是怎样同步发展的，你就会发现这确是真相。 当然，在人类文明史上，寻求规模优势的并不只有繁荣。 匮乏也会寻求规模优势，也会通过鼓励人口增长来增强族群的实力。但匮乏社会的规模优势总会在伤害链逻辑下惨遭阉割。 匮乏社会的规模优势，总会被阉割劣势拖后腿甚至完全抵消。 “人多力量大”这话本来应该是对的，但当人与人之间的内斗成了每个人生命中的最重要议题，人多就不再能导出群体智慧提升的结果。 “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也本该是对的，但当整个族群都把心思放在把别人变得愚蠢上，当这个族群的男人想的是怎么把女人变蠢，父亲想的是怎么把儿子变蠢（让他听话），君主想的是怎么把臣民变蠢，最终的结果就会是“整个部落凑不出一个智商过百的脑子”。 当我们沉下心来，仔细分辨伤害链国家的小粉红们时常夸耀的“举国体制”和繁荣国家实际受益的“全球合作”两种规模优势，我们会立即看清，这两种规模优势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有没有受阉割劣势拖累。 不考虑觉醒者的影响，中共国掌握大约十四亿个头脑，但这是十四亿被阉割过的，思考能力受限的头脑。 加上俄罗斯、朝鲜等国，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 由它们组成的举国体制，不论把算力投向哪个领域的科研，其效率都会深受阉割劣势的影响。 而渴望扩张的繁荣阵营，使用各种制度工具避免内斗内耗的繁荣阵营，因此就算在人数上、协作程度上仍有许多不足，却能不断取得令匮乏阵营妒恨不已的成就。 然后，繁荣阵营会借助那些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借助既有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去寻求更大的优势。 繁荣阵营出于天然的扩张冲动，会去“抢人才”、“抢人口”。 会不断探索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想方设法把全球人力资源，最优质的人脑资源，都整合到自己旗下。 在这个过程中，繁荣阵营并不会象匮乏阵营一样追求“大一统”。 因为“大一统”，为维护“大一统”必须进行的思想阉割，正是搞“举国体制”的国家在追求规模优势的同时必须承受阉割劣势的原因。 当诸国分立，每个小国的政府即使有阉割冲动也无力实现，这正是欧洲当年成为最先开启技术革命之地的原因，是欧美能率先从匮乏走向繁荣的原因。 欧洲各国政治上的分立，曾是守护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时期的思想自由的屏障。 它也会是未来守护中华沦陷区各国各族思想自由的屏障，是守护每个生活在沦陷区的普通人思想自由的制度屏障。 各国之间增强经济协作、增强文化交流，但保持政治界限，用这种方式获得规模优势和避免阉割劣势，会是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未来，很多大国将变成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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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会改变战争形式。 战争形式的改变，则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 让我们想想，AI+无人机+战场机器人+远程操纵及指挥的组合，会让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其战争成本下降到什么地步。 想想不需要人类士兵奔赴前线，只需要自动驾驶的大货车拉着集装箱，停泊在接近战场的空地， 释放出铺天盖地的无人机群，释放出野马群一样的战场机器人、机器狗的场景。 想想到了那个时候，繁荣国家是否还会畏战避战，伤害链政权是否还能倚仗人海战术，用炮灰兵团震慑邻国和本国反对者。 再想想，结合了对移民社区的文化重塑之后，当繁荣国家内部的移民社区不再是受匮乏国家的政府例如中共政府操纵的文化入侵基地，在移民社区发号施令的不再是高举五星血旗的“爱党爱国侨领”，而是完全理解了繁荣模式，期待故国亲友也能获益于繁荣模式的繁荣人口，这些归化于繁荣的移民，手握以无人机群、战争机器人集群组成大军的未来战争技术，会以怎样的目光凝视故国残害民众的暴君。 移民曾是被迫逃离战场的人。 但战争，远未结束。 他们会被迫回到战场，首先回到观念战争的战场，回到精神层面的，双链争持的战场，繁荣模式和匮乏模式的战场。 肉身选择了留在繁荣国家而不是回去匮乏国家的移民，在观念战争中最终必然要归化于繁荣。 然后，作为忠诚于繁荣国家的“士兵”，他们会回到更现实的战场，在故国和现居国之间，在故国暴君和现居国的国家利益之间，在效忠于匮乏，为匮乏阵营的扩张甘做爪牙，和效忠于繁荣，为繁荣阵营的扩张冲锋陷阵之间，他们将选择后者。 在两大阵营间，未来军事科技的代差，会给他们加持。 让这些比其他繁荣国家原住民更有理由剑指故国暴君的人，更有勇气，更有资本，对故国的暴君暴政发出异议。 海外华人为什么必须远离政治？为什么必须谨言慎行，不敢说让中共不高兴的话，不敢做让中共不高兴的事？为什么必须对故国的苦难保持沉默？ 当使用未来战争科技斩首习近平的成本，只不过是旧战争形式的万分之一，当不需要欧美士兵奔赴前线，我们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为什么不去赢？ 趋势就是未来战争正在电子游戏化。 乌克兰前线已经出现大量曾经是熟练电竞游戏玩家的士兵。 在未来的军训里，受训士兵的日常，很可能不是在军营训练场上摸爬滚打，而是在“网吧”里大呼小叫。 那么，台湾会缺懂打电竞游戏的年轻人吗？日本会缺吗？各大繁荣国家里，具备基本作战能力，稍作培训就能坐到机位上连线连麦，不流一滴血地完成远程作战的年轻人，不是车载斗量吗？ 当身在欧美的年轻人，想救出在沦陷区挣扎无告的年轻人，想轻点手指，为找不到工作、饱受权贵欺压的沦陷区同龄人讨回公道，而这件事在军事科技的压倒性优势下并不难做到，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做呢？ 当移民们回到战场，以繁荣阵营士兵的身份回到战场，利用未来科技夺回故国，困扰了欧美国家许多年的所谓“移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解法其实很简单，让他们的故国也繁荣起来，让他们的故国成为一个正常人回得去的地方。 让移民们在繁荣国家学会繁荣，在繁荣国家把自己训练成能为繁荣而战的社会改造者。 在今天，在过去的技术条件下，在旧日的国际规则下，这不可能。 但请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未来，在军事科技飞速进步后，这不再是不可能。 俄乌战争正在打磨更新着现代军事科技。 欧洲已经感受到了危机，而以欧洲人目前的人口状态，以他们现在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意志，想不全面溃败，他们只能指望科技。 在年轻人越来越宝贵的繁荣国家，不论日本还是台湾还是韩国，不论欧洲还是美国，把士兵的肉身送上战场都正在成为会让政客下台的选项。 所以远程操纵，无人机群，战争机器人，AI辅助，这些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得到政府采购就是必然。 高技术含量，低人员战损，和因不需要顾忌士兵的安全，被重新设计以大幅降低成本的新武器，会构成未来的战争形式。 繁荣国家对匮乏人口的“改造技术”，也就是教育和培训方法，也会日趋成熟。 这就是未来的方向。 虽然完成整个转变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技术进步，战争形式改变，战争成本下降，和因此导致的民众战争观念调整，国家战略调整，是符合逻辑的繁荣阵营战力发展必经之路。 繁荣国家会变得不畏战，不惧战，想战就战，一场主要由无人机执行指令的斩首战争结束后，繁荣国家会收获道义上的赞美和大量积极投向繁荣阵营的年轻人口。 这些人口甚至不需要成为移民，不需要进入繁荣国家的社区。他们只需要在繁荣国家的本国族裔协助下，在原居国兴建繁荣社区，接受生产技术培训和政治方面的观念重塑。 他们不需要改变宗教信仰，不需要改变服饰和饮食习惯，只需要在自己家乡学会象繁荣国家的年轻人一样工作，一样自食其力，并一样获得合理报酬，一样通过行使政治权利维护让自己能安居乐业的秩序。 技术逻辑是站在繁荣这边的。 请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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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育本土文化社区的角度看欧美国家对移民政策的调整，趋势十分清晰。 首先，他们会“关门”，会在接纳移民时减少数量，并提高条件。 不要以为这件事只有美国在做。 加拿大也在做，澳大利亚、欧洲各国，或迟或早都会跟进。 然后他们会提高对价值观差异的警惕。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他们才会把注意力聚焦 到匮乏模式与繁荣模式的差异上，但未来的移民政策，几乎可以肯定，会在向携带异质文化的申请者“关门”的同时，对携带同质文化的申请者展露更多热情。 对那些已经进入本国，甚至已经完成了法律身份转换，获得了国籍的移民，欧美各国都会更警惕、更严苛。 尤其是对那些吃盐水鸭的人，对以入侵者姿态享用欧美福利的人，对由这类人构成的社区，欧美各国会不再纵容。 由移民组成的社区，由异质文化主导的社区，会承受远比过去沉重的政治压力，在源头国家的政府和现居国政府之间“选边站”的压力。 华人社区是忠诚于中共的吗？社区居民是受中共领事直接指挥的吗？他们是一支潜伏在欧美国家内部的，中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侵略军吗？ 华人社区占据的地盘，是中共的海外飞地，是用来实施长臂管辖的基地吗？ 这些问题会被一一提出，会被不断追问。 然后，移民们会被迫回到战场，回到文明模式竞择的战场。 还没润的人会润不出去。 已润的人则再不能对文明竞择置身事外，跨文化圈的移民们，再不能对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争论置身事外。 他们需要回答现居国对“是否归化”的追问，需要用行动表明对繁荣模式的忠诚。他们需要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争论中，为现居国而战，为他们声称认同的价值观而战，在公共讨论空间里为人权、民主等他们曾口头表示认同的观念而战。 那些盗窃欧美技术，加入中共“千人计划”的专家学者需要改变自己“两头吃”的做法。 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共，将成为华人，包括“高级华人”重新争取现居国信任的前提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欧美本土的移民社区将被迫成为在文化领域发力，为欧美反渗透发力的战斗社区。 社区话语权，特定语种的话语权，将不再被容许留在由匮乏国家政府资助并操控的媒体手中。 我想，立足欧美本土，为本土利益说话的粤语自媒体、闽语自媒体，会迎来自己的春天。因为欧美国家会慢慢找到正确的对抗方式——“用我们的中国人/香港人/福建人打败他们的”。 欧美国家会开始重视认知战，在欧美本土进行的，用来争取已入籍的各族移民们支持的认知战。 他们要做的事情并不复杂，也不困难。 例如在欧美国内收编一些粤语、闽语自媒体，向他们提供资助，要求他们用本族群的语言向移民社区的居民们喊话，提示忠诚于中共的法律风险；让这些使用方言的自媒体替代受中共操控的媒体，满足移民们的信息需求。 要鼓励粤语自媒体承担起这类工作是很容易的，毕竟从香港流失了那么多业界精英，这些被迫离开的人怀着国仇家恨，面向欧美国家以粤语使用者为主体的受众，会迸发出寻找事业第二春的热情。 本土移民社区，会在政治压力下，由协助移民拒绝同化的文化堡垒，逐渐变成主动帮助移民完成归化的文化营地。 它们也会因此在文化争论中，认知战场上，从移民母源国政府派来的敌军，变成移民现居国的友军，更成为移民母源国竭力防范的“反攻军”。 粤语、沪语、闽语在这方面都大有可为。 香港人完全可以拿下认知战场的粤语战区，台湾人则完全可以拿下认知战场的国语战区。 当然，欧美的这类政策不会只面向海外华人。所有人数众多的移民社区都会承受“选边站”的政治压力，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的认知战战区都会进入各国移民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在每一个语种战区里，语言障碍都会不再成为匮乏国家政府在欧美本土展开认知战时的助力。 通过拒绝匮乏国家的文化入侵，把移民群体变成自己的文化同盟，繁荣国家将重振本土文化，将彻底完成对移民群体的“消化”，并将因此获得对匮乏国家进行文化反攻的能力。 到了这个时候，欧美国家的再一次“开门”就不会再是引狼入室，而是繁荣阵营对匮乏阵营的全面反攻。 当全世界说粤语的底层民众都站到繁荣国家这边，当全世界说阿拉伯语的底层民众都站到繁荣国家这边，都在日复一日的新闻播报、时事评论中弄明白了想要过上繁荣富裕的生活，人们需要打造怎样的政治环境，族群、社区需要怎样在经济方面、工作技能方面步步向前，匮乏人口要怎样一步一步转化为繁荣人口，繁荣模式就会彻底赢得这个世界。 通过培养孩子的创造力而不是伤害输出能力助他得到美好生活的家庭教育观念，会赢得这个世界。 从对繁荣文化的保育开始，到促成繁荣文化的扩张，促成各语种战区从匮乏转向繁荣，促成使用各种语言，来自各自不同文化源流的族群自主踏上繁荣发展之路，人类文明将重拾希望，夺回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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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非法移民，在于移民，包括合法移民。 太多人只肯谈论问题的一面，谈论移民们是多么可怜，多么无辜，谈论移民们仅仅为了获得更好一点的生活就不得不背井离乡，谈论移民为移入的繁荣国家带来了多少好处，作出了多少贡献。 但移民为什么必须离开家园， 从匮乏国度奔赴繁荣国度？ 因为他们在本国没有机会。 在匮乏国度，移民们没有机会在个人生活里转向繁荣，没有机会让自己和家人后代从匮乏状态转向繁荣状态，从匮乏人口转变成繁荣人口。 但他们渴望更好的生活啊！ 于是，匮乏国度的匮乏人口中那些最聪明最勇敢的人远渡重洋，寻求在本国得不到的机会，寻求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好的工作待遇。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繁荣人口，但他们心向繁荣，而且具备成为繁荣人口的潜力。如果故国给他们机会，给他们空间，他们并不是不能一步步向上走，在改善自己生活状态的同时也让家乡呈现更美好面貌。 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处于繁荣和匮乏之间的，身心技能都在夹缝中的人物。 他们的离去，令匮乏国度离转型希望更远，他们的到来，令繁荣国度增添了堕落的风险。 去与留对他们来说都是尴尬的。 对他们的源头国，和接收国，同样是尴尬的。 尴尬在于人口转型的过程被打断，社会转型的压力和推动力被消解，尴尬在于，他们的去国，他们的移入，对人类文明的转型进程来说，并不是正面因素。 是的，人，都该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因此离开某个国家，奔赴某个国家，本是无可指摘之事。 但在本国争取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是不是更值得做，更无可指摘之事呢？ 和移居别国相比，改变本国的政治环境，是不是更该想和更该做的事呢？ 欧美已经开始觉悟到，凭他们现有的，为接收同质移民设计的整个移民制度和社会风险约束手段，想“消化”大量异质文化移民，想在接收大量异质文化移民的同时保住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保住本土社区的存续，是不可能的。 在本土选民的民意转向后，川普的“反移民”只是欧美移民政策全面转向的开始。 以文明史的时间尺度论还非常年轻的欧美繁荣国家，正在成熟起来，正在学着用更务实的态度对待移民。 在表面的“右转”之下的真相，是各国正在学会把保育本土社区当成优先事项，把保证繁荣人口的存续当成人口战略的核心。 各国都会开始重视本土社区保育，都会为民保护本土社区，保护本土文化传承，对异质文化的携带者生出比过去强得多的排斥情绪。 他们会反移民。 不是只反来自中国的移民，不是只反来自阿富汗的移民，不是只反来自拉美、非洲等地的移民。 他们会开始质疑移民这件事本身。 尤其是，跨文化圈的移民，那种会令当事人产生“文化休克”症状，也会令接收国的社区出现“消化不良”症状的移民案例。 人们会开始质疑，为什么移民是唯一选项，为什么准繁荣人口被挤出匮乏国家，被迫离开故乡，是唯一选项。 为什么改变故乡，改变匮乏国家阉割民众继续贫困的行为模式，竟然不是可选项。 人们会开始质疑，为什么把繁荣国家改造成适合匮乏人口生活的样子是可选项，把匮乏国家改造成适合繁荣人口生活的样子不是可选项。 在文明竞择的战场上，移民是些什么人？ 是逃兵。 是些本该为文明而战，本该为从野蛮、愚昧手中夺回自己的国家而战，却竟然不战而逃的人。 他们享受了文明带来的好处，却不肯承担相应的责任。 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不肯尊重移入国的法律和风俗，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既享受了文明的益处就该维护文明准则。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以侵略者的心态在看待自己的“新地盘”，以侵略者、潜入者的心态在不择手段谋取利益。 他们会向来源国家的政府，那个他们逃离的政府献上忠诚，换取一点可怜的好处，用现居国的国家利益换几只盐水鸭。 他们把野蛮、黑暗的行为方式带进了现居国，用腐败贪污，盗窃知识产权、盗取商业情报等种种罪行损害现居国。 他们选择做匮乏国家实现长臂管辖的臂，做伸进繁荣国家政界商界的吸血藤蔓。 他们一边在欧美安家落户，一边琢磨着怎么向匮乏国家的暴君输诚效忠以求将来能落叶归根。 他们在匮乏与繁荣之间摇摆不定，想要左右逢源。 那些应当与匮乏模式割席的人，总是舍不得割席。 所以，当异质文化移民导致的文化危机被本土社区察觉，当大量移入的准繁荣人口选择了匮乏，自甘成为匮乏模式向繁荣模式反渗透的载体，他们终将求仁得仁，招来繁荣国家对移民的全面排斥，对移民政策的全面反思。 然后，移民这件事本身会被终止。 繁荣国家会关门，纷纷关上大门，在本土社区的保育没能实现前，在“消化不良”问题没解决前，繁荣国家宁可把资源投向机器人技术开发也不会再大量接收移民，尤其是异质文化移民。 我写过很多劝“润”的推文。 我知道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润，逃离，是唯一的选项。 但客观现实是，一旦移民对移入国来说害处大于益处，移入国就会改变政策。 而我们这些文明竞择战场上的逃兵，会被迫回到战场。 因为移民到繁荣国家并不是终点。 移入繁荣模式才是。 作为全人类的一分子，在人类文明模式转型过程中，为用繁荣模式取代匮乏模式而战，并赢得战果，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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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繁荣国家来说，最值得忧虑的危机，永远是人口危机，最重要的战略议题，永远是人口议题。 因为繁荣国家需要维持繁荣预期，需要不断兑现繁荣预期，并因此需要具备越来越强大财富创造能力的劳动人口。 欧美的移民政策是必然要做出调整的，因为不打造培养本国繁荣人口的长期战略，一味依赖移民， 随着人口的输入，必然伴随文化输入，文化又是社会的自维持机制，随着文化输入，繁荣国家的本土文化被冲淡，这些国家必然要面对社会自维持能力被削弱，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行为模式均受冲击，繁荣模式难以为继的结果。 不打造培养本土繁荣人口的长期战略，依靠接收移民来解决人口危机，改变人口年龄结构，是饮鸩止渴，是国家、族群层面的自取灭亡。 在这个方面，欧美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我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美国家都会拒绝移民，会从敞开怀抱接纳移民转向把移民拒诸国门之外。 因为之前实行的，依靠大量接纳异质文化移民来维持人口年龄结构和拉抬生育率的人口战略，已经危及欧美本土社区的文化生存。 也因为和接纳移民相比，欧美国家即将拥有替代方案——AI+机器人的技术组合虽然仍然很难完全替代人类，但在替代流水线上的低技能劳工方面，已很接近成功。 还有一个很多支持旧移民政策的人不愿意去想，但同样有效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产业外包。 当机器人虽然不够智能，却可以由活人远程操纵时，把需要由活人操纵才能完成的工作外包给生活在国境之外的工人，让这些工人继续生活在原本的国家，而不是进入欧美社区，是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替代方案。 很多由移民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不能线上进行，并不是必须让劳动者拖家带口，迁徙到新的语言环境，成为阻碍本国文化传承的因素。 旧的移民政策带来的问题已经太多了。 欧美各国的移民政策原本就不是在大量接纳异质文化移民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美国敞开怀抱接纳的本是欧洲移民，欧洲敞开怀抱接纳的本是同一个文化圈的移民，整个制度设计都没有为文化隔膜造成的适应问题预留余地，当大量携带异质文化的移民涌入社区，生活习惯的差异，邻里间的争吵，社区警力的不足，公用设施的难以负荷，令双方都感到痛苦。 而移民这一举动本身，也不该是生活的常态。 谁愿意从自己原本的生活里被连根拔起？ 谁又愿意一次次看着熟悉的家乡因移民面目全非？ 个人的不断迁徙，家人的不断分散，难道应该是生活常态吗？ 如果能不离开故园就找到满意的工作，过上满意的生活，谁会选择移民呢？ 如果“远程工作”和“产业外包”能既满足当地人保育本土社区的诉求，又避免无奈移民者的文化休克，谁会反对？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全球化需要以另一种方式推进。 全球人口需要更有效率地从匮乏人口转变为繁荣人口。 原本被迫离开故土的人们需要有机会在故乡过上他们万里漂泊到繁荣国度才能过上的生活。 全球化在完成了经济层面的扩张之后，需要走向政治层面的扩张。 在文明模式的竞择中，繁荣模式需要占到上风，令欧美国家的本土民众能开创和维持繁荣模式的政治条件，需要被复制到那些移民来源国。 真正有益于所有人的做法，不是让非洲人去欧洲，然后把欧洲变成非洲的模样，而是让非洲人回到非洲，并把非洲变成欧洲的模样。 为此，人类需要掌握把匮乏人口转变成繁荣人口的方法，需要掌握培养繁荣人口，保育繁荣社区的方法。 繁荣人口，是怎样的人口？ 是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能跟上文明前进的步伐，能掌握更高技能，具备越来越高财富创造能力的人口。 谁能孕育出这样的人口？ 女性。 能在孩子生命早期就给予他良好教育的，不仅具备生育能力，也具备教育能力的，自身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自己就能在社会上找到工作，具备工作经验，具备现实感，情绪稳定，有足够能力独立抚养孩子的女性。 绝大多数匮乏国度是极为缺乏这种女性的，因为在匮乏国度，在利用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淘洗人口质量的国家，女性只是生育者而不是教育者，而孩子，在这种国家总是廉价的。 绝大多数匮乏国家也压根就没有培养情绪稳定、经济独立，能为孩子提供良好成长环境的母亲们的意识。 匮乏国度的男性把女性看成家畜一样的存在，但男人都是女人生下来的，所以，按他们的逻辑，他们都是家畜的儿子。 这些家畜的儿子当然解决不了人口危机。 能解决人口危机的，只能是女神的后裔，自由女神的后裔。 只能是具备繁荣文化传承能力的女性，是懂得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母亲，把让女儿们成长为情绪稳定、经济独立的文明传承者视为至关重要任务的社区。 打造这样的社区，构建这样的生育观念和家庭观念，就是繁荣国家人口危机的真正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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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国改开时代的初期，许多人都感受过一种独特的社会氛围。 那是由天真而热情的民众构成的理想主义氛围，那是在长久的失望、绝望后重新看到希望的一代人构成的氛围。 可是你们想想，80年代初中共国的人口主体，还只是些什么人？ 是素质比今天的民众更高的人吗？是能力比今天的民众更强的人吗？ 请你再想想，80年代初的中共国民众完成了怎样的建设工作。 他们把亿万人的生活，也就是自己的生活，从贫瘠、麻木的泥潭里重新打捞出来了。他们释放了民间社会被中共暴政压抑的财富创造潜力，顶着当时仍存在的沉重政治压力，重建了濒临崩溃的民间经济。 人民是有力量的。 也许在面对暴政时他们只能退缩，但只要“给点阳光”他们就能灿烂。只要暴君稍微松一松绑，他们就能回到自己渴求的正常生活轨道上，就能凭双手，凭技能，创造出海量的财富。 所以，仔细想想，在未来，在沦陷区终于可以全力投入经济重建、社会重建时，今天这些在能力方面已经升级的人口，是否能营造出比改开初期80年代更好的社会氛围，是否能互相激发，令彼此成为更具创造力和建设能力的合作伙伴？ 从文革到改开，中共国的两个时代之间，在民间社会氛围的极沉重和极轻快之间，实际上只隔着一个人的死亡。 毛泽东的死。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期待习近平的死亡。 我们是真的可以期待在长久压抑后的一场淋漓尽致的释放。 中共现政权，是一个阻碍亿万人解决和切身利益密切关联的经济问题的政治障碍。 这亿万人，是有能力分别解决属于个人的经济问题的。他们愿意工作，有能力工作，放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他们都是极具价值的劳动人口。 他们只是被中共锁在了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里，被困在了历史的死胡同里。 他们只是还不能画龙点睛，为经济发展构建政治保障。 在族群竞择的赛道上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大步快跑，他们只是被限速了。 这些人具备在重起炉灶的沦陷区新兴国家重建经济的能力，虽然他们到目前为止仍不具备排除中共这个政治障碍，把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能力。 而在全球化瓦解，全球产业链国家都感受到产业链重组压力的历史时刻，这些人不仅对恢复中华沦陷区的经济和民生保障有价值，他们对正面临人口危机、制造业危机的欧美强国政商界人士同样有价值。 这些中共试图压制的力量，试图阉割的力量，如果能得到引导和利用，会是很大的一笔资产。 这些伤害链政权的负资产，中共眼中的负资产，这随时会寻衅滋事的亿万失业劳工，随时会爆发民变的流民大军，是产业链新兴国家的优质资产，是新兴国家能凭之与欧美展开经济合作的宝贵资源。 尤其是，当中共帝国土崩瓦解，当新兴诸国分别独立，当亿万人口分流分层，不同国家分别由认知较高、技能较高的群体，和认知较低、技能较低的群体组成时，集中了优质人力资源，且摆脱了低认知人口包袱的新兴国家，会成为绝佳的欧美列强合作对象。 这里有巨大的利益。 利益会驱动人们去冲破各种障碍，包括政治障碍，包括解决中华沦陷区经济问题的政治障碍。 经济萧条、财政枯竭和债务危机，正在使维持中共政权对红N代将领和改开系技术官僚群体来说，都变得无利可图。 而拆解帝国版图，促成人口分流，促成经济重建，完成政治转型，促成沦陷区新兴国家与欧美恢复经贸合作，则正在显现出巨大的利益前景。 隔着习近平的死亡，这两种现实可能性正遥遥相望。 这里有巨大的利益，这利益曾只是青涩的果实，但它正在成熟，时机正在成熟，果实已开始散发甜美的芬芳。 经历过中共国80年代社会氛围的人都懂，在解除政治抑制后，社会焕发生机，经济迅速恢复，并不是天方夜谭。 中共帝国的危机，就是新兴国家的商机。 也是所有能看到局势发展脉络的人做好准备，为未来进行政治投资的机会。 你们要为习近平的死做准备。 要为中共帝国的覆灭，为人口分流、经济重建做准备。 要为在人民和政权之间重新选边站，在伤害链和产业链之间重新选边站的历史机遇做准备。 因为机会将留给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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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华沦陷区，和历史上的中国并不一样。 因为绝大多数人已经识字了。 语言能力的提升，已经让绝大多数人离“理解现实”的距离，远比古代中国的亿万牲人要近。 四十年改开已经培养出了一代和改开前的中共国农民大不相同的底层。 这是亿万更聪明的牛马，是亿万算力更高的头脑。 在政治上他们被原子化 ，但在经济生活里他们从未真的被原子化过，他们拥有自组织为工程队、救援队、兴趣小组的能力，这些能力一直都有，也早就在各种社会事件中显现过。 是的，中共政权一直想阉割民间社会的算力，阉割底层牛马的头脑。 他们是在这么做，但他们做到了吗？ 在每个底层牛马都需要学会合作，学会解决问题，学会使用各种新科技产品的时代，在每个人迫于经济压力都在竭力提高自身算力的时代，他们做到了吗？ 他们没有做到。 中共的宣传真正做到了的事情，是限制无数普通人的“思路”，是让人们不敢想，不去想，不敢说，不去讨论。 但他们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是彻底阉割亿万牛马的能力，是让底层牛马们就算开始想了也想不明白，就算敢想了、愿意想了，也没有能力找出答案。 而在基础思维能力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曾因思路受限而困惑不已的人，一旦开始思考，开始跟上先行者们的思路，就会很快“恍然大悟”。 是的，和老牌民主国家的公民相比，中共国境内的亿万底层仍然不够成熟。 但他们和以不识字的农民为主体的旧时代人口相比，已差天共地。 生活早已为他们完成启蒙，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作已经迫使他们完成了启蒙，完成了适应现代政治制度的能力准备。 而破坏社会主体人口在能力方面的现代化，破坏在经济领域里暗中发生的政治准备，是中共政权做不到的事。 绝大多数中共官员压根看不到这一点。 即使有天赋聪明的人看到了，他也会在权衡利弊后悄然躺平。 体制内的聪明人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等待重建。 是熬到民怨洪水决堤之后，选择值得投资的建国团队，缴上投名状，加入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建工作。 而那时的重建工作将在怎样的人口基础上进行？ 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率先加入重建工作的那些人，是人群中认知较高的人，是算力相对较强，更勇敢也更有智慧的人。 也是懂得把问题的规模约束在团队能力限度内的人。 算力越低的人，在这种时候，反应越慢。 于是，随着政治迁徙的大规模发生，最先独立建国的新兴国家将拥有沦陷区最精华的人口基础。 沦陷区的人口会重新布局，算力会重新布局。 在经济方面最有价值的人口，会聚集起来，化身为对构建新的政治环境最有价值的人口，成为中华沦陷区新一代人脑智联网的组成部件。 他们会为自己打造新的家园。 由他们创建的新兴国家将是沦陷区发展得最快、最顺畅的国家，以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最富裕的国家。 从能力的角度看，未来的沦陷区，会出现基于人口分流的社群建设能力分层。 不同的国家，在独立建国过程中走得快一些、顺一些的国家，和走得慢一些、磕绊一些的国家，在财富创造能力、文化传播能力方面也会呈现明显差异。 那些汇集了高算力人口的国度，在展开建设时会比许多人事前想象的更容易。 然后他们的顺利，会成为后继而来的模仿者们的参照。 这一切都合情合理，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未来的中华沦陷区，会是最聪明的一小部分中共国遗民，最先挣脱中共打造的思想枷锁的“乱臣贼子”们，和伙伴一起放开手脚，在帝国的废墟上构建理想家园的政治工地。 只要你们打开思路，不再执迷于大一统，只要“允许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想法成为共识，只要不再强迫有能力有条件先一步完成转型的社群裹足不前，在台湾率先获得国际社会正常地位后，香港就能独立为一个极好的样板国家，一个通过恢复法治传统，重建民主制度，迅速从中共中央的摧残里复苏过来的现代化国家。 然后是上海。 在沿海诸省里，你可以把目光先投向江浙、广东和福建。 你可以把目光投向每个拥有足够数量的建设者，或者能从海外吸引回足够数量的建设者和建设资源，因此能满足建设需求的地区。 你可以期待一个全新的，百废俱兴的时代。 虽然有很多算力偏低的人会因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被放弃，被留在逐渐倾颓荒废的老旧城区，但到那时，每个人都能过上配得上自己认知的生活。 因为你可以迁徙，可以流向配得上自己认知的城市，因为你可以重新选择政治环境，人口流动可以指向政治制度的建设进展和社会转型完成度。 以普遍识字的工业人口为基础的新智联网络具备更强的重组能力。现在这一代人，已经有了提升网速的能力基础。 他们只是被网管限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