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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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海外的中国人是需要凝聚出独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的。 因为中共主导的精神部落，由毛泽东上承斯大林旨意，结合中国帝皇驭下心术创建的党文化，以五星血旗为图腾，通过一次次清剿中国传统文化，屠戮知识分子，破四旧，灭五伦，打造而成的精神部落，具有极强的侵略性。 大外宣，就是中共的精神入侵。 想凭借个人的力量抵御这种精神入侵并非完全不可能，但那需要个人有超乎常人的意志，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以一人之力对抗敌方的整个部落，虽然听起来悲壮英勇，却不可能成为常态，所以当许多朋友意识到大外宣对海外华人社区的精神操控，并发出“摆脱它”的呼吁时，我对“有多少人能响应”并不乐观。 在观念战场上，想对抗一个或多个敌方部落，你最好还是团队作战，还是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部落来。 那么，要怎样建立独属于海外华人的精神部落呢？ 方法其实已放在我们面前。 我们需要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旗帜，自己的图腾，自己的口号，自己的战歌，和属于自己的战斗英雄们。 谁是我们的战斗英雄？谁是站在海外华人这边，坚定不移与中共对抗且已经拉起了队伍的成功者？ 不论我在这里提出谁的名字，依照大外宣的抹黑战术，这个被提出的名字肯定都会被翻出一堆黑料，被指责“不配成为海外华人群体的旗手”。 所以在中共耗资钜万持续进行多年的精神侵略面前，想建立海外华人精神部落，我们不能直接使用正面作战手段，不能直接告诉海外华人“你们该做什么”和“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告诉海外华人群体“你们不是什么”，是告诉大家“你们在中共眼里是什么人”。 海外华人，在中共内宣口中是有一个统一名号的——“殖人”。 不论你出身何地，不论你现居何国，不管你是合法移民还是走线、庇护，只要你居住在中共国境之外，只要你有一丝能接受别国保护，不受中共官员任意欺凌的可能，你就会被中共旗下的小粉红们蔑称为“殖人”。 哪怕你在海外高举过五星血旗也一样。 你在中共国境内的亲戚，是“有海外关系”因此身上担着政治风险的人。你回到中共国去，即使粉红们当面对你笑眯眯，转过头去立即各种鄙视。他们在中共宣传洗脑下，会把你们看成“背叛国家”的人，把你们回国时对亲友释放的善意，当成“傻子回来送钱了”，当成“叛徒回来赎罪了”。只要你是海外华人，你就是中共党徒倾泻敌意的对象。 所以，海外华人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不是中共的自己人”。 你不是“人民”，你在政治上，是下等人。 就算你暂时对中共有利用价值，在利用之余他们对你也仍是充满不信任的。 也许有朋友觉得上面我说的这些都是常识，不需要反复提及。 但想把海外华人凝聚成精神部落，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这是第一件，需要由每个有志于加入这场观念战争，站在中共精神部落的对立面，召唤出足够数量的新部落民的战士们都参与进来，积极去做的事。 我们需要请每位加入精神部落构建的大V以各种形式向海外华人进行“科普”，告诉每位很少关心政治议题的普通海外华人，你们是中共打入另册的“殖人”，你们是中共内宣政治序列中的下等人，你们回国时会被亲友乡邻看成“肥羊”，看成活该把在海外赚到的血汗钱送给家乡父老的，回国就是回来赎罪的傻子。 因为这是真相。 是很少有人关注，但困扰着许多海外华人的真相。也是海外华人在身份上，在精神归属方面，和在切身利益层面，实实在在每个人都能亲自体会到的，自己与中国人不同的地方。 是时候有人告诉全体海外华人了： 你们就是中共内宣口中的“大殖子”，是一直在被污名化，被攻击，被鄙视的人。你们以为的“爱国”，是他们眼中的赎罪，你们的牺牲，是他们眼中的活该。 你们拿热脸去贴的，一直是冷屁股，而且是非常高傲的冷屁股。 在宣说这个真相时，我们要动员一切能动员的力量，要在海外舆论阵地形成足够的声势。为此，我希望不管是法轮功系的媒体还是散居各国的大V们都能在同一时间段关注这话题，关注海外华人回国被“杀熟”，被索要钱财，无奈伤心伤情这一普遍现象，关注这个群体的共同困境。 因为凝聚群体认同的最佳“药引”就是察觉这个群体的共同困境，和让大家齐心协力应对共同困境。 事实上，中共已经在“制造困境”这方面替想凝聚海外华人精神部落的我们干完了一多半的活儿。 在观念战场上，海外华人并非不能被归入同一战线。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既然粉红可以跟粉红抱团，全世界的“大殖子”也可以是一家。 在“不被当自己人”，在“给他的被当成欠他的”这些方面，全世界的“大殖子”们有共同语言。 从这个引子开始，海外华人媒体和自媒体就可以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共同困境展开深入探讨。从在中共那里得不到真正的信任，被当成利用对象，到受中共所累在现居国也不受信任，甚至隐约感受到“排华”情绪，海外华人事实上有许多共同困境需要解决。这个群体在观念战场上，事实上就是需要集群作战的。 而集群作战后，并肩作战的共同经历，又会成为凝聚部落的下一步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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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三种地图。 一种是政治地图，以各个政权绘出的国境线为区隔。 一种是经济地图，即全球商业帝国的版图，其中只有完全占领区（已建构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现代政治秩序的国家）、半占领区（未建立现代政治秩序的国家），和待开发区（游离于全球产业链边缘）。 还有一种，是文化地图。 即绘出不同精神部落占领区的地图。 当你同时绘出这三种地图，并仔细比较其中异同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个世界上许多被指为“难以理解”的现象有更深的理解。 你更可以动态的眼光，去观察这三种地图在不同时代呈现的不同样貌。 当你看到一条国境线之内的精神部落占领区因种种原因而改变，看到欧洲和美国的本土精神部落收缩，外来精神部落扩张，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衰落，而外来的黄俄文化在灭绝本土宗教及文化传承后占据统治地位，你将会震惊于政治地图的疆界之脆弱无力——在文化侵略面前它总是不堪一击，异国精神部落总能长驱直入。 为什么？ 因为在缔造和维持精神部落这个方面，越原始、越野蛮的地区，其文化侵略性就越强。因为在越原始越野蛮的地区，统治者就越蛮不讲理，文化观念的传播就越依赖于强制性，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洗脑，其人民也越习惯于被洗脑，习惯于臣服在同一面旗帜下放弃思考并压制异议。 而一直以来，还有办法抵抗文化侵略的是什么？是经济。 在全球商业帝国扩张其版图，扩展其已开发区和半开发区的过程中，因生产生活方式被改变而甘心接受商业文化的传播，甘心归化于更现代、更符合发展经济之需要的观念旗帜的人口，构成了助现代国家抵抗文化侵略的中流砥柱。 在中共国你可以看到，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尚可算得上文明的部分，例如“人命关天”的说法，亲亲相隐的伦理观念，面对中共带来的黄俄党文化，面对中共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破四旧”进行的文化清洗，毫无还手之力。但港台文化的反渗透，邓丽君的歌，金庸、古龙的小说，却直接在中共制造的文化荒漠里打出了半壁江山。 在文化地图上，我们一直以为的强国面对侵略表现得极为疲软。不论是法国还是美国，都没能在强势入侵的异质文化面前形成有效抵抗。 什么是“多元文化”？ 在侵略性极强，一直采取暴力手段、强制手段传播的异质文化面前讲“多元”，就是放弃抵抗，得到的结果就是本土文化不但式微，且很快有灭绝之危。 直到本土民众以经济诉求为借口发起反击，欧美列国才终于找到了抵御文化侵略狂潮的锚点，找到了修改移民政策的理由。 所以，要修正文化地图，还得靠经济地图。 欧美民众真应该感谢那些在归化欧美生活方式后就极为珍惜这些生活方式，不惜喊出“拒绝移民”口号的归化移民。感谢他们慧眼识珠，看到了欧美本土生产生活方式对发展经济的价值，感谢他们成了协助欧美保留本土文化的友军。 就象中国人应该感谢港台，不但保留了许多不属于黄俄党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还通过反向传播，例如通过琼瑶小说的推崇，令“诗情画意”重新成了正面表述而不是需要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从文化地图的角度看，当你学会去观察当今世界各个精神部落的攻防战况，当你意识到MAGA就是以川普为部落首领的美国精神部落，反MAGA群体则是名为美国的精神部落尚未完全凝聚成型，因此游离在外的部分，当你意识到川普是个“流水的兵”，美国人即将凝聚的精神部落才是个“铁打的营盘”，你就能更准确预判美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而当你意识到台湾的蓝绿之争，本土外省之争，本质上是台湾的精神部落之战，是台湾民族为凝聚出强韧民族之魂必须经历的打磨震荡，当你意识到香港民族的浴火重生必须以摒弃“大中华胶”思想为代价，香港人形成独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还需要走相当远的路，你才能品味出黎智英的殉道有怎样的价值。 政治地图，目前对文化地图上发生的激烈攻防还毫无帮助。 政客们对发生在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激烈争持还漠不关心，在本国本地需要阻止来自野蛮国度、独裁暴君的文化侵略时，他们还会稀里糊涂站到对方那边去。 所有的抵抗，文化地图上的抵抗，文明面对正大举侵略的野蛮被迫应战的抵抗，都还在由民间的散兵游勇进行。 虽然这些散兵游勇正在促成文明精神部落的凝聚。 虽然我们，正在开始促成属于文明阵营的精神部落的凝聚。 政治地图、经济地图、文化地图，这三种地图都真实存在，且我们正生活在其中。 我们每个人都从属于不同的精神部落，归属于不同的文明阵营，并且我们会为自己的部落而战。 在政客们看不见的战场上，在观念战场上，我们正为文明而战。 这甚至不是为了让文明取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不被野蛮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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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草根政治崛起的时代，在民主国家成为超级政治人物的门槛，就是有能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 MAGA就是川普的精神部落。 部落民当然会支持自己的首领，且会不加思索地为他而战。 许多川普的反对者都以为，唤醒川普支持者的理性，就能瓦解他的权力基础。 但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所以他们一输再输 。 社会现象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人性。 当现代科技令大众普遍有条件参与政治讨论，政治争论，对公共议题的争论，就会越来越接近观念战场上的部落战争。 这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对抗，也不是政党与政党的对抗，是部落与部落的对抗。 是精神部落与精神部落的对抗。 站在川普对面的政治人物，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一个醒悟过来，意识到需要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 但面对异质文化移民的输入，面对本土社区的崩解，美国本土无数选民已经感受到了凝聚精神部落的必要性，他们本能地感受到，自己需要在外来者面前“抱团”。 所以在别人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他们只剩下川普一个选择。 他们需要组建部落，需要有一个人做部落首领，需要在由异质文化移民组成的社区步步进迫（主要是在观念战场上）时，让自己有还手之力。 战鼓已擂响，如果面前只有川普这一个选项，他们就会选择川普。 决定他们政治取向的，是人性。 不能从“观念战场上的部落战争”这个维度去思考的政治人物，在“对抗川普”这件事上，不可能取得成功。 就象不能从“观念战场上的部落战争”维度思考反恐问题的政治人物，在设计有效的反恐政策时也不会成功一样。 到了今天，我们实在是该由“有没有自己的部落”这角度去评估一下政治人物的成功程度了。 刘仲敬显然有自己的精神部落，“姨学”的信徒早已遍及天南地北。 郭文贵也有自己的精神部落。 不少知名大V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铁粉”，虽然不成气候，但粉丝群体也多少算是精神部落的初级形态。 宗教则本来就是一种精神部落。信奉不同教派的社区常常壁垒分明，正是因为部落与部落之间有清晰界线。 政党，本应和宗族、民族一样成为凝聚精神部落的社会组织基础，但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党在凝聚能力上，在保持政见的一致性方面，通常达不到凝聚精神部落所需的最低限度。 在这个方面，前现代专制国家的政党要积极得多——小粉红群体就是中共倾情打造的精神部落。 我知道很多人会鄙视那些加入精神部落，选择“不加思索追随领袖”行为模式的部落民，会鄙视燃烧生命为实际上并不值得的战斗目标去死的部落战士。 但这是人性。 从属于自己所在的社交网络，把人情关系网中最流行的观点当成“我的观点”，不加思索地捍卫这些观点，自动自发去攻击异见，不需要有人组织就会去网暴“异类”，不需要直接收到指令就肯举起武器为部落而战，为部落杀敌，向压根不知道自己内心仇恨来源的无辜者开枪，这就是在上百万年演化历程中养成了部落民习性的人类的本能。 这是许多人自己从未意识到，但真实存在着的人类行为模式。 人类，聚族而居，集群而居，作为社会性动物过着集体生活，在社会性本能被激活时天然会放弃独立思考，既放弃战略层面的独立思考，也放弃基于个人利益的独立判断。 在观念战场上，人类会集群而战。 没有领袖，他们就会聚拢在由特定“大词”组成的旗帜下，靠彼此的陪伴汲取温度。没有敌人，他们就会随机选择对象，在对象身上贴个标签，使之成为被网暴者（或被无差别屠杀者/被献忠者）。 什么是精神部落？为什么人类总是在凝聚精神部落？为什么社会大众似乎一直在寻求被凝聚成精神部落？ 因为这是人类进行社会动员的最原始方式，这是远古沿用至今的，在现实中形成部落，把人们组织起来的最有效方式。 这是每一个真的在独立思考的人，都需要察觉也需要面对的，人类进行群体思考、群体决策时的行为模式。 你无法说服某些人、某些群体改变其观念，是因为你无法诱使部落民背叛自己的部落。 有些观点不是能通过说服，通过辩论改变的，因为这些观点是部落民的身份标识。 当你挑战这种行为模式时你是在妄图改变人性本身，所以，你会失败。 而成功的希望在哪里？ 想改变已经成型的精神部落的共有观念，你能怎么做？ 你要尊重人性。 你要在观念战场上，依靠你的部落战士，击败他的部落，把对方变成你的俘虏，把对方的部落民变成你的部落民。 因为人性的本能是“寻找组织”、“加入组织”，部落民可以在不同部落间迁移，可以改变归属，但他们不能没有部落，不能没有归属。 当你不提供旗帜，不提供归属，需要归属感的个体为了满足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就只能在没有新选项前，忠诚于旧选项。 海外民运多年来没能打造出自己的精神部落，这件事，法轮功做到了。 有些人一直在鄙视，说法轮功、郭文贵，吸纳的都是不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但真相是什么？ 是有些人自己太过傲慢，不愿意尊重人性的基本诉求。 但尊重人性的基本诉求，你才谈得上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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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百万年计的匮乏年月里，大脑，这个人类全身最耗能的器官，是经常需要设定在“节能模式”的。 能不思考就不思考是人类的天性，而作为社会性动物，作为网络生物，从社交圈“获得”观点和结论，当然比自己独立思考省力得多。 绝大多数人是短视的，即使有能力，他们也不会进行战略层面的思考。 没这习惯。 他们的习惯，是在战略思考领域人云亦云，把从社交圈里“捡到”的观点当成自己想到的观点，且浑然不觉。 为什么许多人会轻易成为“强人政治”的俘虏？会轻易成为独裁者的“粉丝”？ 为什么“伟大领袖”手一挥，无数人就会热血沸腾上山下海？ 不要责怪他们，这是人类的天性。 在全局性议题上，在进行战略层面的思考，分析判断并得出结论这种事上，以部落为单位生存并参与竞择的人类，本来就不会“独立思考”，本来就一直是采用“智联网络群体思考”这种隐藏行为模式的。 你的思想，未必是你的思想。你的观点，你以为是“自己的”观点，其实极有可能是你在人际关系网络里，在口耳相传间，“复制粘贴”得到的观点。 而这种下意识把社交圈的观点当成自身观点的心理习惯，正是人类部落所有成员在丛林中能迅速“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原因，是在当时没有更精密组织手段的人类部落能形成具备强大行动力的捕猎或作战团队的原因。 我们是乌合之众。 人类，容易被煽动，容易在战略层面放弃思考跟从强者。 今天它被看成一个缺点。 但在当年，若没有这种特质，人类就无法在丛林中生存，无法在族群竞择中脱颖而出。 所以这真的是缺点吗？ 还是人类必须承认其存在的，无法“改正”只能与之共存的人性本身？ 我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需要意识到人类这一特质对未来世界各国施政方向的影响。 人类在“世界观”这个层面，在“重大战略问题”这个层面，通常是不思考的，是从自己的社交网络获得观点的——是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群体思考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观点，一个人的执念，一个人拿起武器去战斗去杀戮的决定，并不是个体独立思考的结果。 所以，一个人冲向战场，去杀戮他人的决定，常常不符合他的个人利益。也常常不符合他的个人处境。 但符合他所在的“信息茧房”的指引，符合他精神所在的信息部落的利益和处境。 澳洲悉尼邦代海滩枪击案的凶手之所以会向无辜民众开枪，之所以这父亲会带着儿子踏上杀人自杀之路，正是因为他们所在的“信息茧房”，向他们灌输了“你们身在战场”、“你们必须作战”的观点。 他们肉体生活在和平的澳大利亚，精神却生活在某个部落描绘的战场。在那个部落的“智联网络”里，海滩上的游客和路人都是凶手必须杀死的敌人。 肉体生活在同一国家、同一城市的人，肤色相同、宗教信仰相同的人，在精神上是有可能生活在完全不同的部落里的。 如果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如果他们象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一样分别在不同的软件市场下载APP。 所以同一个宗教的信徒，同样是移民身份，同样身在现场，一个人会开枪，另一个人会挺身而出，做个试图拯救他人生命的凡人英雄。 人类的战争，归根到底还是部落战争。 凶手和英雄，分属不同的精神部落。 我知道现在说这种话有点太超前了，但未来的各国移民政策总会慢慢调整，向着重建属于自己的精神部落的方向调整。 保育本土社区，改造已存在的移民社区，在接纳移民的配额上，减少异质文化移民、增加同质文化移民，都会是趋势。 而在预防和悉尼海滩惨案相似的悲剧时，人们也最终会意识到，在认知战的战场上对抗某些积极招募战士的精神部落，是最有效的手段。 如果你真想预防悲剧再次发生，你需要对抗的并不是个人，而是部落，是反复使用同一套叙事，向每个部落成员灌输伤害链逻辑，鼓动他们采取暴力手段，通过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智联网络”，是象蚁王产卵一样不断产出凶手的精神社区。 因为每个凶手都不会独立思考。 他们的行动都不是独立思考的产物，不是符合个体利益、个人处境的，合情合理的决定。 他们是在双链争持中被伤害链阵营争取过去了，最终放弃了与产业链阵营的羁绊，选择成为伤害链链环，选择了为伤害链逻辑而战，选择了那个精神部落灌输给他的世界观的人。 我们需要理解这件事——匮乏会促成人脑开启节能模式，会促使人们放弃思考，尤其是对非紧急事项的思考，战略层面的，较长远的思考。 匮乏有利于缔造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精神部落，能促使一群又一群的人在放弃独立思考后迅速组织起来，追随某个领袖，象远古狩猎者追随部落首领一样，不加思索地执行他的指令。 这是你无法改变的人性。 而独立思考的能力，大脑的“非节能模式”，是只能在繁荣条件下开启的，还往往需要“断网”，也就是个体脱离社交圈子独处一段时间来触发。 在匮乏时代，在匮乏条件下，创建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精神部落是容易的。 在繁荣条件下创造由独立思考者聚成的精神部落则是困难的。 但我们必须做到。 我们必须用后者战胜前者，因为文明的演进就是靠后者战胜前者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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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派现在要做的准备，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未来的独立公投进行程序上、组织上的准备。 二是为未来的建国团队组建，做方向性的准备。 有很多资源，有很多人和机构，现在碍于中共仍在台上，无法加入独派的队伍。 但他们都会在中共覆灭的那一刻，在政治顾虑、外交顾虑消失之时，以雄厚实力向独派提供支持。 因为加入沦陷区的经济重建、政治重建，对他们来说太有利可图了。 从无到有的创造这些资源，从零开始打造一支军队或组建智库，建立基金，并不是独派需要操心的事，准备好在那时协调各方利益、整合各种资源，才是独派届时的核心工作。 和古代皇朝的建设大为不同的是，现代国家的建设，必须依靠各领域专业人士的分工合作，因为现代国家的治理，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涉及的面向远比古代要广，工作内容远比古代复杂。 我们不能指望在中共帝国覆灭之前，在“持币观望”的投资人拿出雄厚资本之前，各族各地的独派就能自己掏钱“创业”，能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因为创业者本人，在创业团队里，原本就只能是复杂分工中的一分子，在全部工作中只承担他那一份。 虽然是最独特，最具创造性的那一份。 独派们要做的是构建国家愿景。 是打造一个能容纳所有投资者利益诉求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有现实基础的国家愿景。 是拉起一支各路英雄都愿意加入的队伍，是组建起一个各领域专家、各国政界商界人士、各大机构都愿意加入的团队。 或者说，是拉起许多支——毕竟有那么多国家都在准备独立。 以上海独立为例，上海独立需要做的准备，首先就是在后中共时代的上海组织一场独立公投。 然后，就是为上海共和国的建立，为把相应的政治、军事、经济资源纳入建国团队进行准备，为极有可能在那时会积极“竞争上岗”的朋友预设岗位。 为此，我们要为面向全球招贤纳士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我们要为聘请、邀请各国政要、专家参与上海共和国的建设进行制度方面的准备。 相关人士是不是出生于上海，是不是愿意加入上海国籍，不能成为他加入建设团队的阻碍。 不论是英国、美国的政界退休人士，还是乌克兰的退役军人，都可以成为上海共和国的建国团队中的一员。 曾深度投资于上海地区的外企老板，更是有资格在未来上海共和国的建设中发挥其影响力，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在我们构建的国家愿景里，已为欧美列国政界商界人士参与上海共和国的建设预留空间，已为目前仍滞留于沦陷区，潜藏待变的建设者们预留空间。 我们已经在准备组建专家团队，成员将由届时终于解开束缚，可以加入我们的欧美专家，各大智库成员，和目前正在墙内被打压噤声的正直学者组成。 我们已经在准备组建企业家团队，上海共和国将对所有愿意回来参加重建的外企敞开大门，也将对所有积极参与重建的沦陷区工商业人士敞开大门。 我们也已为肯在过渡期为稳定局面出一分力的上海本地基层工作人员预留了位置，他们会凭实际行动，通过为街坊邻里服务，而获得新政府的信任，同时减少过渡期可能出现的社会不安。 未来的上海共和国公民们现在就可以放心，独派要做的，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民。 独派要做的，只是把到时已一团乱麻的本地形势梳理好，为军、民、政、经各方利益的博弈，创造一个可以保持博弈手段非暴力属性的政治空间。 上海的独派要做的，只是在上海独立建国的整个过程里，让这新兴国家保持住“腔调”，保持住洼地天花板的高度，保持住沦陷区灯塔的文明程度。 我们会“搭架子”，然后所有专业的事都会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所有需要投资的事都会交给有能力有意愿投资者去做。 而我们的操作，会成为样板。 在筹备上海独立的过程中，我们取得的经验，我们拥有的资源，会与沦陷区其他建国团队分享。 因为上海共和国需要尽可能多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我们身侧的邻居，同样能尽快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沪民党把自己看成给新兴的上海共和国“搭架子”的政治棚架工时，沪民党也绝不吝惜于向其他友好邻邦的独派传授搭建国家政治框架的技巧。 因为我们希望未来的沦陷区，是一个“大工地”，是一个在各族各地的“棚架工”们搭起架子后，能不断吸纳建设性资源，能尽快恢复经济自给自足能力，能让民生重获保障的地区。 我们希望在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营造一个远比80年代改开初期更有前景、更充满希望的建设氛围。 那是上海共和国需要的地区政治氛围，成为它的创建者，是我们追寻的政治成就。 而鼓励、促成其他独派成为合格的“棚架工”，成为未来各工地片区的“包工头”，符合我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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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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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有人担忧，独派没有足够的资源完成自己的愿景。 但仔细想想今日世界之形势，你会发现，有意愿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介入重建，以保持自己国家对沦陷区局势的强大影响力的国家，都是迫于外交准则，只能暂时保持低调——而不是到了合适的时机也不会介入。 所以独派的资源在哪里？ 在邻国、强国的战略 诉求里，在独派对未来局势的准确判断里。 创业就是这样——资金在投资人手里，技术在技术人员脑子里，销路沉潜在市场里，一个优秀的创业者要做的不是创造这些已经存在的要素，而是看到它们的存在，想方设法把它们整合起来，从而创造出自己独有的赢利模式。 台湾、日本、韩国需要怎样的沦陷区新格局？ 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东南亚需要怎样的沦陷区新格局？ 后中共时代手握残存军政资源的豪强们需要怎样的沦陷区新格局？ 各族各地民众和其中的有识者需要怎样的沦陷区新格局？ 被预设为友好邻邦其他独派，又需要怎样的沦陷区新格局？ 每股势力都希望在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找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为此他们一定会向沦陷区投入人力物力，而这些他们将投入的资源，就是独派通过正确的战略预判，能利用的资源。 到了合适的历史时机，到了不需要顾忌外交准则的时候，香港的重建一定会得到英国的协助，会得到“技术支持”，即使英国政界目前仍对香港的沦陷苦况保持沉默。 曾大举投资于沦陷区的每个产业链国家都会在未来，为保障自身利益，去促成沦陷区的分治及和平发展局面。 曾占领过中共国市场的外企会十分愿意在政治环境改变后“吃回头草”，他们也同样会十分愿意促成自己熟悉的地区获得改变政治制度、打造对自己“吃回头草”有利的营商环境的各种资源。 在全球各国的政界和商界里，都潜藏着独派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 而且各国政界和商界都已经在准备，在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在为支持独派的建国行动做准备。 中共现在还在台上。 所以，大家的准备都还不能摆到台面上公开进行。 但如果你以为各国政界商界对中共如此明显的崩溃危机毫无反应，没有为应对危机未雨绸缪，那你就太看不起他们了。 就象如果你以为中共体制内都是蠢才，没有一个人懂得为后中共时代未雨绸缪一样，会是太看不起这个群体一样。 看看中共官场如今的“躺平”，事情其实很明显。 和中国古代皇朝末年，总会有文臣“死谏”不同，中共官场现在可说是“鸦雀无声”。 习近平还沉醉在自己的伟大复兴梦想里，还在向“新质生产力”投资输血。 在这个正步步走向覆灭危机的帝国里，有没有人会提醒宝座上的皇帝，你需要打造怎样的新维稳体系，才能确保红色江山在萧条中屹立不倒？ 没有。 我们看不到中共的维稳体系因应局势之变作出任何调整。 直到今天，对“救经济”也好，对“应对维稳新局面”也好，没有任何动静。 官员们统统躺平了。 而你最好不要忘记，“满朝文武藏绿卡”的真实性，和欧美列国正在提升的，对价值观歧异较大的移民群体的警惕。 所以这些官员的躺平意味着什么？ 他们不想，不想为了给旧皇朝续命损失自己平安过渡到新时代的可能。 他们不想增加自己要承担的风险。 他们既不想和民众对着干，也不想和欧美列国对着干，更不想和独派对着干。 脑子清楚的躺平者已经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了。他们知道，万一无法在后中共时代顺利出海，在欧美文明国家安度晚年，他们需要保证的，就是在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重建过程中自己能被判断为“民愤不大”和“对建设有用”。 他们要为未来投靠新政权做准备。 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他们当然渴望未来的新政权会致力于建设文明与法治，以便“民愤不大”者能得到公平审讯，而不是被愤怒的群众聚众殴毙。 当你撇开对欧美政界目前的沉寂、冷漠态度的不满，撇开对体制内躺平官员的鄙视去仔细思索，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在等。 大家都不是傻子。 对懂政治、经济常识的人来说，中共帝国的覆灭是板上钉钉的事。 人们目前的观望，就象面对一个濒临爆雷的股市，老练的投资者都会做的“持币观望”一样。 只是，在“政治股市”中，想进行投资的人需要一种特殊的要素。 “开户权”。 只有独派才有的，“开户权”。 所有持币观望的投资者想要向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进行政治投资，向建国团队投资，参与有序重建，都需要一个前提。 那就是他们需要支持独派的建国理念。 他们要投资的不是任一政治派别，而是肉眼可见的，新兴国家的建设。 而最有可能令沦陷区进入较长时期和平发展局面的，就是新欧洲格局，是小国分立彼此制衡的格局。 墙内的投资人和墙外的投资人都需要促成新欧洲格局，因此都需要以独派，以有能力拉起建国团队的独派，以懂得他们诉求也有器量接纳他们的独派，为投资对象。 而独派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未来的建国团队里为他们预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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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沦陷区的全面转型，在现实层面，是只能一步一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进行的。 而且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超级强大又英明神武的“新皇帝”来指导亿万民众，以中共留下的泥潭为起点，一路坦途，走向光明的未来。 我们能借助的只有人性，只有外部内部的政治现实，只有欧美列强、区内豪强各自的利益考量。 我们能指望的，只有在沦陷区建设过程中，因各方势力谁也不服谁、谁也不信谁而自然形成的力量制衡，指望这天成制衡让民意有可乘之机，成为值得各方争取的关键筹码。 我们能指望的，也只有繁荣模式这条道路本身的需求，只有经济发展对人口质量、三大自由和社会各界合作能力的需求。 我们能指望的，是没有高素质人口的强强联手、衷诚合作，在小国分立的格局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在竞争中落后，为了避免成为败者，提升人口质量、提高合作能力，会成为每个新兴国家的治理者的当务之急。 我们能指望的是，有意识地遵循欧美已探明的发展道路，让自己治理的国家能尽快富裕、安定下来，是不论何种出身的新兴国家治理者眼前的最佳策略。 我们能指望的也是对“强大蛆国”心存恐惧的每个沦陷区公民，被裹挟到历史浪潮中的每个关键人物，都愿意促成小国分立，以国界为政治屏障，为制衡机制的新欧洲格局。 我们没法指望大众的清醒，尤其是多数底层民众的完全觉醒。我们也没法指望海内外反共圈、民运圈名人们目前展现出的政治素养和各方面能力。 好在，有了上面那些指望，即使没有足够数量的、来自中共国民运圈的优秀政治家，没有占人口多数的成熟公民，中华沦陷区在后中共时代的现代化转型，各族各地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构建和维护，也是一样能从点到面、从线到面的推进的。 我们将见证的未来，大概率不是个有英雄横空出世，力挽狂澜的时代。 但它极有可能是个容许不同领域的专才各显神通，在追求各自私利的同时将事态引向更好趋势的时代。 我相信，香港人不会放过中共帝国崩溃瞬间的独立时机，不会放过让宏福苑惨剧再不会发生的防灾机制重建机会。 我深深相信荣光会重归于香港。 虽然我也同样相信，“李家的城”这句调侃背后的隐喻，商人治港，企业家参政议政，极有可能会成为未来香港政治中的重要成分。 但你们知道的，我认为，国家是经济的政治容器。 选择繁荣模式的社会，一定会让政治为经济服务，企业家对政治议题一定会有相当的话语权。 企业利益干扰国家战略利益的情况一定会出现，这矛盾也会一直都很难消解。 而对中华沦陷区这片生活着亿万底层民众的广袤土地来说，预防这未来可能发生的矛盾也绝不是当务之急。 所以，接纳企业家参政议政，会很自然地成为未来各族各地新兴国家的常规操作。 而许多新兴国家的外企，其企业主的参政议政之权，也正好能成为平衡本土过于陈旧政治观念的杠杆。 在这方面，上海会借鉴香港的经验，也会为沦陷区其他新兴国家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上海，知道自己作为“洼地的天花板”的历史使命，知道自己应该有怎样的“腔调”。 我们对每个有志于成为沦陷区新兴国家建国者的同道，都持欢迎、支持的态度。 我们将每个未来可能在沦陷区新兴国家承担治理工作的同道，看成潜在的合作者。 不论是沪民党的党章还是上海共和国筹备期间的各种其他操作，我们都不介意别人“抄”，不介意别国“山寨”。 荆楚独立、湖湘独立、闽越独立、晋兰独立，未来大粤民国的独立、大蜀民国的独立，都为我们乐见其成。 随着欧美各国对移民社区价值观转换程度的重视，我知道，未来在海外华人社区里，感到有必要参加各族各地独运的人会大大增加。 独派将兴起，我们的同道，我们的友军，会不断增多。 在这个过程中，致力于打造未来沦陷区各族各地新兴国家的“外援团队”，致力于为同道们、友军们探路，造样板，将成为我们阶段性的努力方向。 我们会用行动向大家证明，自己是建设者，是为沦陷区民众寻找希望、创造希望的人。 我们不会止于坐而论道，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在中共帝国崩溃的时刻，我们的建设团队已蓄势待发，一旦历史契机到来，在促成沦陷区社会转型方面我们已有切实可行的通盘计划。 甚至，经过专业人士精心打磨的建设方案会发到每一支建设团队手里，会传递到每一个新兴国家建国者团队成员的手中，在此同时，一支强大的、由各国社科专家组成的技术支持团队会随时协助有需要的治理者调整完善建设方案，使之更切合当时当地的需要，在有需要时，产业链阵营的援助也会源源而来。 沦陷区的重建不会是无序的。 已觉醒的各位，你们的未来，不会是在黑暗中独自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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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同构。 我已经很多次提到这四个字了，但我还从未直接把中共国人构建和维护现代式家庭关系的能力，和中共国人构建和维系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能力联系起来谈过吧？ 但后一种能力，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 中共国人熟悉的家庭关系是什么样的？ 是充满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的。 大人镇压孩子， 就象政府镇压民众。 被镇压，被指责，被挑剔，是孩子成长历程中的日常，他们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长大，长成不会反抗家长的“孝子”，也长成不敢反抗政权的顺民。 在大部分中共国人熟悉的家庭生活里，父母和子女之间是没法好好讲话，没法好好讨论问题的。 夫妻之间也是。 就象在中共国政府和民众之间通常没法和平对话，在中共国家庭内部，地位不同的角色之间通常也没法和平对话。民间对家庭关系的理解可以用一句话形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在家庭关系中人们总在争抢，争抢话语权，争抢让对方臣服的权力和摧折对方意志的机会。 在家人之间，在朋友之间，人们最常做的事不是增进彼此的感情，让对方感到快乐，而是想方设法“压他一头”。 对权力结构中“上位者”地位的追求贯穿着中共国人的一生，贯穿着他全部的社交活动，因此到了职场，到了政治领域，所有试图增强自己权力地位的举动同样会以“自动化”、“下意识”的方式完成。 由中共国人组成的官场，因此只能是争权夺利的修罗场。 由无力构建现代式家庭关系的人组成的政界，只能是争权夺利的“传统朝堂”。 即使其中有一些具备构建现代式人际关系的个体，基于“遭到挑衅只能反击”的人类本能，他们也会被迫进入勾心斗角的战场，在受到攻击后被迫采用和同僚们一样的行为模式去应对。 中华沦陷区未来的社会转型就是在这样的人口基础和文化氛围下进行的。 因此我对转型进程的一帆风顺不作指望。 假如没有外来因素干预，没有强而有效的制衡机制，没有用心的制度设计，沦陷区在后中共时代，想依靠习惯于摧折他人意志以获取服从的政界人士展开重建，并实现政治上的现代化，简直是做梦。 所以，从引导沦陷区顺利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角度考虑，引入外来因素的干预，构建强而有效的制衡机制，提前进行制度设计，就是必须的。 想引入外来因素的干预，在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建设中，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周边邻国出于自身的安全考量，都会希望沦陷区被纳入和平发展轨道，能构建起不会向周边展开军事侵攻也不会不断释出难民的政治秩序。台湾、日本，几乎可以肯定会在促成沦陷区和平稳定一事上尽心竭力，其他繁荣国家比如澳大利亚、美国、欧洲列国，也都在此事上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需要通过政治投资对沦陷区发展方向保持影响力。 在构建强而有效的制衡机制方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利用“合久必分”的大势，利用后中共时代的各方政治势力互不信任、难以统一思想的政治现实，促成各族各地分别独立建国，形成多国林立的局面，令国界成为守护思想自由的政治屏障，用国界，把中央帝国阉割民间创造力的劁刀，从覆盖沦陷区全域的“40米大刀”被拆解分割成杀伤力小得多的多把小刀。 在从伤害链转向产业链的特殊历史时期，“多国制”的制衡效果是一定比“多党制”更有效的。 而在提前进行制度设计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借助全球社科专家的力量。 从家国同构，人只能在家庭中从小培养构建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能力这个逻辑出发，我们能推断出的结论，是不论未来沦陷区建国团队由哪些人组成，这些人中的多数都天然不具备独立完成构建现代化国家政治制度的能力。 一群连跟老婆、孩子都没法好好说话的人有什么能力去面向众口难调、纷纷扰扰的民意？ 他们的演说能力够用吗？ 他们的战略分析能力够用吗？ 谁能防住他们一与民众沟通不畅就恼羞成怒转而镇压的“小共产党”本能冲动？ 因此，沦陷区新兴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你不能指望由这些人顺利完成，你需要考虑请“外援”，需要为制度的构建、维护和完善寻求来自外部的，在能力方面更成熟，在利益关联方面也更值得信任的技术支持，需要为此准备团队。 在这方面最有优势的，就是香港。 我相信香港一旦有机会独立，已在宏福苑大火的痛彻心肺中醒来的香港人，就会以民意为独立诉求背书。然后，他们完全可以借助港人在英国政界的人脉，依托于香港深厚的法治传统和法律专业人才资源，去完成独立建国的香港的政治建构。 而在香港做过这些工作、参与过政治构建的技术团队，当然也有可能被上海“聘请”，成为上海进行政治建构时的外援。 香港、上海的成功经验和各项资源又可以为其他新兴独立国家所用，各国宪法条文可以大同小异，在香港、上海的立法过程中培养出的本土人才同样可以成为其他新兴国家的“外援”。 这也会让香港、上海获得独特的政治地位，有利于保持全域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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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把肢解中共帝国，促成各族各地独立，促成“小国分立”的新欧洲格局，看成构建守护思想自由的政治屏障，让沦陷区民众摆脱阉割劣势的手段，你就会意识到，不论是香港还是上海的独立，都是把亿万沦陷区头脑从被迫受中央政权思想阉割的困境中释放出来所必需。 令亿万牛马痛苦不堪的绝境是谁造成的？ 是过于强大的蛆国。 是笼罩在亿万平民头顶的巨大黑幕，是疆域太广大以致你们难以逃离的中央帝国在政治上的规模优势。 在思考沦陷区未来的时候，我们是绝不能忘记路径依赖、文化惯性对政治建构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必须对在帝国废墟上重建帝国保持警惕，对每个参与重建的建国团队成员内心的权欲、特权意识保持警惕。 我们不能指望每个在后中共时代参与重建的人都是圣人，都是能战胜自己思维定势、情感偏好的人，都是能“吐尽狼奶”，不会在决策时下意识受中共党文化积习影响的人。 我们没法指望他们不是“小共产党”，甚至很难保证自己不在某时某刻流露“小共产党”式的恶形恶状。 所以，为了防止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仍被“小共产党”统治，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思想自由，最有效的制衡手段是什么？ 是诸国分立。 让国界成为守护异议者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政治屏障。 让每个异议者都有处可逃，让跨国监督具备充分的现实可行性。 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不应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镇压能力，足以震慑整个区域，足以让异议者象在今日中共治下一样无法发声，被“全网永封”。 还不够文明、不够成熟，无法充分自律的政治实体，还不够成熟不够文明的政权，不应拥有太强的镇压能力，不应拥有太强的，对民间社会的阉割能力，和对邻国进行军事威胁的能力。 从人民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需要“祖国”是大国，不需要她是强国，如果她的强大是用来虐待我们。 我们需要怎样的国家？ 我们需要不那么强但对我们友善的国家，需要象欧洲一样小国林立的格局，需要先秦那样容许百家争鸣存在的政治环境。 也需要每个国家的规模都小到建国团队有能力治理，民众有能力制衡——在大家的能力都仍处于成长期时，不好高骛远显然更为合理。 在未来的沦陷区，约束新兴国家的政治规模，以求彼此制衡，维护和平共处局面，引导各新兴国家联手构建并保持经贸合作方面的规模优势，是更稳妥的发展策略。 这也是容许更多有志之士政治参与的发展策略。 最近我看到了王丹等人在筹组海外中国议会。 坦白说，我是很高兴的。 虽然我的立场是支持上海独立、香港独立，但作为一个很懒惰的人，我一直希望“活儿有别人干”。如果王丹、魏京生等人能做出民众肯接受的成绩，如果他们能在追求大一统的同时能坚持“和平自愿”的原则，我乐见其成。 一直以来我担忧的只是中华沦陷区地盘过大、人口过多，是统派实际上没有能力化解地区差异和民族矛盾带来的问题，在“接盘”后因治理能力不足而“翻车”，让好容易熬过前一波动荡的民众再次陷入颠沛流离，我担忧的是在帝国的废墟上，想构建新模式的人们因建设能力不足而滑入建设新帝国的旧路，让生活在新帝国里的民众再次困于暴政无处可逃。 我想我的担忧，是有现实基础的。 看看现在困于墙内无处可逃的网友们。 如果国家不变，帝国规模不变，仅在龙椅上换个屁股，大家的日子就能变么？绝望就会变成希望么？ 全球各国都在调整移民政策，正在“关门”。想润，想换个地方生活，换个国家生活，对普遍人来说越来越难。 但如果曾经的“异地”变成“异国”呢？ 如果你不需要重新学一门语言，不需要漂洋过海，就能奔向一个不同的政治环境，从而保持你发出异议的权利呢？ 如果统治者阉割民间思想自由的劁刀，再也无法穿透重重国界的阻隔呢？ 如果你在一个地方缺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治观点自由，只需要逃到几百公里外就能在另一个地方找到呢？ 如果跨省抓捕、远洋捕捞的难度，因省界变成国界而指数级上升呢？ 作为企业家，作为打工人，作为异议者，你觉得哪种地缘政治格局更友好？ 坦白说，我虽然支持独运，但我对统派中的大部分人都并无反感。 我只是觉得不经历“分”这个过程，不把“中国问题”拆解一遍，缩减问题规模，就没人具备“整个儿”解决这问题的能力。 我是希望每个关心沦陷区民众福祉的人都加入到未来的建设工作中来的。 我希望每个统派都能包容独派，都能在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同时，容许“分步走”，容许各族各地“先独”，再走下一步。 由此让“统独之争”成为各族各地分头建设后的，统派与独派对民意支持度的竞争。谁的建设能力强，得民心，谁的观点就会通过公投获得民意背书，成为政治现实。 帝国分裂，中共国政治层面的瓦解，并不是一定会毁去整个地区的规模优势的。 它真正毁去的，是阉割劣势。 覆灭的，只是人们身后那个强大的“蛆国”，并不是亿万打工人、民营企业继续进行经贸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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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粉红们特别爱讲的“举国体制”优势，实质上就是规模优势，加上阉割劣势。 规模优势好不好？好。 繁荣阵营需不需要规模优势？需要。 只是繁荣阵营的规模优势，并不需要用政治上的大一统来保障，也并不会遭到阉割劣势的损害。 早期欧洲的技术进步，是在整个欧洲科研人口规模的基础上，靠小国分立的政治 现实消解了传统伤害链政权阉割民众的天然冲动造成的阉割劣势获得的。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过技术发展史的人都能自行分辨我说的是对是错。 大量技术的研发，都是在其他前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的。科研既是一项需要研究者耐得住寂寞的工作，也是需要集体协作，需要从事不同领域的才智之士集思广益的工作。 科研成果是谁做出来的？ 是由科学家组成的超级人脑智联网络做出来的。就算是宅在地下车库里“独自”搞开发的天才，若没有前人的技术和工具，也不可能一切从零开始。 若你能从每种技术的源头去纵观整个科研过程，它总是古往今来无数聪明头脑跨越时空壁障，把智慧汇集到一起的成果，是在算力上极为依赖规模效应的成果。 在自然科学领域，你不难看清这真相。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如此。 商业的发展，法律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工具，例如信用体系，例如合同、金融杠杆，它们的研发和维护，都是众人协作的结果。 我们需要懂得规模优势对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并由此明白到，繁荣阵营是一定会追求规模优势的。 繁荣模式的本能，会让它不断寻求智联网络的规模扩张。在商业领域，繁荣国家总会寻求更广阔的市场，渴望更大的市场规模，更无障碍的交易环境，更多的商品种类和更多的交易者。在科研领域，人们总会寻求更多的“点子”。在法律、政治制度方面，现代国家则不断汇集更多的案例和解释以完善自身。 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不是繁荣的天性。 繁荣模式本质上是个不断探索，不断进取的人类行为模式。 繁荣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扩张过程，是选择了这种行为模式的部分人类在技术领域形成规模优势之后，依托于技术优势，继续保持和扩大规模优势的正反馈过程。 看看繁荣国家在这个世界是怎样从少变多的，看看科技进步和繁荣阵营的扩张是怎样同步发展的，你就会发现这确是真相。 当然，在人类文明史上，寻求规模优势的并不只有繁荣。 匮乏也会寻求规模优势，也会通过鼓励人口增长来增强族群的实力。但匮乏社会的规模优势总会在伤害链逻辑下惨遭阉割。 匮乏社会的规模优势，总会被阉割劣势拖后腿甚至完全抵消。 “人多力量大”这话本来应该是对的，但当人与人之间的内斗成了每个人生命中的最重要议题，人多就不再能导出群体智慧提升的结果。 “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也本该是对的，但当整个族群都把心思放在把别人变得愚蠢上，当这个族群的男人想的是怎么把女人变蠢，父亲想的是怎么把儿子变蠢（让他听话），君主想的是怎么把臣民变蠢，最终的结果就会是“整个部落凑不出一个智商过百的脑子”。 当我们沉下心来，仔细分辨伤害链国家的小粉红们时常夸耀的“举国体制”和繁荣国家实际受益的“全球合作”两种规模优势，我们会立即看清，这两种规模优势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有没有受阉割劣势拖累。 不考虑觉醒者的影响，中共国掌握大约十四亿个头脑，但这是十四亿被阉割过的，思考能力受限的头脑。 加上俄罗斯、朝鲜等国，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善。 由它们组成的举国体制，不论把算力投向哪个领域的科研，其效率都会深受阉割劣势的影响。 而渴望扩张的繁荣阵营，使用各种制度工具避免内斗内耗的繁荣阵营，因此就算在人数上、协作程度上仍有许多不足，却能不断取得令匮乏阵营妒恨不已的成就。 然后，繁荣阵营会借助那些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借助既有的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去寻求更大的优势。 繁荣阵营出于天然的扩张冲动，会去“抢人才”、“抢人口”。 会不断探索和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想方设法把全球人力资源，最优质的人脑资源，都整合到自己旗下。 在这个过程中，繁荣阵营并不会象匮乏阵营一样追求“大一统”。 因为“大一统”，为维护“大一统”必须进行的思想阉割，正是搞“举国体制”的国家在追求规模优势的同时必须承受阉割劣势的原因。 当诸国分立，每个小国的政府即使有阉割冲动也无力实现，这正是欧洲当年成为最先开启技术革命之地的原因，是欧美能率先从匮乏走向繁荣的原因。 欧洲各国政治上的分立，曾是守护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时期的思想自由的屏障。 它也会是未来守护中华沦陷区各国各族思想自由的屏障，是守护每个生活在沦陷区的普通人思想自由的制度屏障。 各国之间增强经济协作、增强文化交流，但保持政治界限，用这种方式获得规模优势和避免阉割劣势，会是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 未来，很多大国将变成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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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会改变战争形式。 战争形式的改变，则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 让我们想想，AI+无人机+战场机器人+远程操纵及指挥的组合，会让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其战争成本下降到什么地步。 想想不需要人类士兵奔赴前线，只需要自动驾驶的大货车拉着集装箱，停泊在接近战场的空地， 释放出铺天盖地的无人机群，释放出野马群一样的战场机器人、机器狗的场景。 想想到了那个时候，繁荣国家是否还会畏战避战，伤害链政权是否还能倚仗人海战术，用炮灰兵团震慑邻国和本国反对者。 再想想，结合了对移民社区的文化重塑之后，当繁荣国家内部的移民社区不再是受匮乏国家的政府例如中共政府操纵的文化入侵基地，在移民社区发号施令的不再是高举五星血旗的“爱党爱国侨领”，而是完全理解了繁荣模式，期待故国亲友也能获益于繁荣模式的繁荣人口，这些归化于繁荣的移民，手握以无人机群、战争机器人集群组成大军的未来战争技术，会以怎样的目光凝视故国残害民众的暴君。 移民曾是被迫逃离战场的人。 但战争，远未结束。 他们会被迫回到战场，首先回到观念战争的战场，回到精神层面的，双链争持的战场，繁荣模式和匮乏模式的战场。 肉身选择了留在繁荣国家而不是回去匮乏国家的移民，在观念战争中最终必然要归化于繁荣。 然后，作为忠诚于繁荣国家的“士兵”，他们会回到更现实的战场，在故国和现居国之间，在故国暴君和现居国的国家利益之间，在效忠于匮乏，为匮乏阵营的扩张甘做爪牙，和效忠于繁荣，为繁荣阵营的扩张冲锋陷阵之间，他们将选择后者。 在两大阵营间，未来军事科技的代差，会给他们加持。 让这些比其他繁荣国家原住民更有理由剑指故国暴君的人，更有勇气，更有资本，对故国的暴君暴政发出异议。 海外华人为什么必须远离政治？为什么必须谨言慎行，不敢说让中共不高兴的话，不敢做让中共不高兴的事？为什么必须对故国的苦难保持沉默？ 当使用未来战争科技斩首习近平的成本，只不过是旧战争形式的万分之一，当不需要欧美士兵奔赴前线，我们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我们为什么不去赢？ 趋势就是未来战争正在电子游戏化。 乌克兰前线已经出现大量曾经是熟练电竞游戏玩家的士兵。 在未来的军训里，受训士兵的日常，很可能不是在军营训练场上摸爬滚打，而是在“网吧”里大呼小叫。 那么，台湾会缺懂打电竞游戏的年轻人吗？日本会缺吗？各大繁荣国家里，具备基本作战能力，稍作培训就能坐到机位上连线连麦，不流一滴血地完成远程作战的年轻人，不是车载斗量吗？ 当身在欧美的年轻人，想救出在沦陷区挣扎无告的年轻人，想轻点手指，为找不到工作、饱受权贵欺压的沦陷区同龄人讨回公道，而这件事在军事科技的压倒性优势下并不难做到，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做呢？ 当移民们回到战场，以繁荣阵营士兵的身份回到战场，利用未来科技夺回故国，困扰了欧美国家许多年的所谓“移民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这解法其实很简单，让他们的故国也繁荣起来，让他们的故国成为一个正常人回得去的地方。 让移民们在繁荣国家学会繁荣，在繁荣国家把自己训练成能为繁荣而战的社会改造者。 在今天，在过去的技术条件下，在旧日的国际规则下，这不可能。 但请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未来，在军事科技飞速进步后，这不再是不可能。 俄乌战争正在打磨更新着现代军事科技。 欧洲已经感受到了危机，而以欧洲人目前的人口状态，以他们现在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意志，想不全面溃败，他们只能指望科技。 在年轻人越来越宝贵的繁荣国家，不论日本还是台湾还是韩国，不论欧洲还是美国，把士兵的肉身送上战场都正在成为会让政客下台的选项。 所以远程操纵，无人机群，战争机器人，AI辅助，这些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得到政府采购就是必然。 高技术含量，低人员战损，和因不需要顾忌士兵的安全，被重新设计以大幅降低成本的新武器，会构成未来的战争形式。 繁荣国家对匮乏人口的“改造技术”，也就是教育和培训方法，也会日趋成熟。 这就是未来的方向。 虽然完成整个转变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技术进步，战争形式改变，战争成本下降，和因此导致的民众战争观念调整，国家战略调整，是符合逻辑的繁荣阵营战力发展必经之路。 繁荣国家会变得不畏战，不惧战，想战就战，一场主要由无人机执行指令的斩首战争结束后，繁荣国家会收获道义上的赞美和大量积极投向繁荣阵营的年轻人口。 这些人口甚至不需要成为移民，不需要进入繁荣国家的社区。他们只需要在繁荣国家的本国族裔协助下，在原居国兴建繁荣社区，接受生产技术培训和政治方面的观念重塑。 他们不需要改变宗教信仰，不需要改变服饰和饮食习惯，只需要在自己家乡学会象繁荣国家的年轻人一样工作，一样自食其力，并一样获得合理报酬，一样通过行使政治权利维护让自己能安居乐业的秩序。 技术逻辑是站在繁荣这边的。 请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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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育本土文化社区的角度看欧美国家对移民政策的调整，趋势十分清晰。 首先，他们会“关门”，会在接纳移民时减少数量，并提高条件。 不要以为这件事只有美国在做。 加拿大也在做，澳大利亚、欧洲各国，或迟或早都会跟进。 然后他们会提高对价值观差异的警惕。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他们才会把注意力聚焦 到匮乏模式与繁荣模式的差异上，但未来的移民政策，几乎可以肯定，会在向携带异质文化的申请者“关门”的同时，对携带同质文化的申请者展露更多热情。 对那些已经进入本国，甚至已经完成了法律身份转换，获得了国籍的移民，欧美各国都会更警惕、更严苛。 尤其是对那些吃盐水鸭的人，对以入侵者姿态享用欧美福利的人，对由这类人构成的社区，欧美各国会不再纵容。 由移民组成的社区，由异质文化主导的社区，会承受远比过去沉重的政治压力，在源头国家的政府和现居国政府之间“选边站”的压力。 华人社区是忠诚于中共的吗？社区居民是受中共领事直接指挥的吗？他们是一支潜伏在欧美国家内部的，中共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侵略军吗？ 华人社区占据的地盘，是中共的海外飞地，是用来实施长臂管辖的基地吗？ 这些问题会被一一提出，会被不断追问。 然后，移民们会被迫回到战场，回到文明模式竞择的战场。 还没润的人会润不出去。 已润的人则再不能对文明竞择置身事外，跨文化圈的移民们，再不能对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争论置身事外。 他们需要回答现居国对“是否归化”的追问，需要用行动表明对繁荣模式的忠诚。他们需要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争论中，为现居国而战，为他们声称认同的价值观而战，在公共讨论空间里为人权、民主等他们曾口头表示认同的观念而战。 那些盗窃欧美技术，加入中共“千人计划”的专家学者需要改变自己“两头吃”的做法。 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反共，将成为华人，包括“高级华人”重新争取现居国信任的前提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欧美本土的移民社区将被迫成为在文化领域发力，为欧美反渗透发力的战斗社区。 社区话语权，特定语种的话语权，将不再被容许留在由匮乏国家政府资助并操控的媒体手中。 我想，立足欧美本土，为本土利益说话的粤语自媒体、闽语自媒体，会迎来自己的春天。因为欧美国家会慢慢找到正确的对抗方式——“用我们的中国人/香港人/福建人打败他们的”。 欧美国家会开始重视认知战，在欧美本土进行的，用来争取已入籍的各族移民们支持的认知战。 他们要做的事情并不复杂，也不困难。 例如在欧美国内收编一些粤语、闽语自媒体，向他们提供资助，要求他们用本族群的语言向移民社区的居民们喊话，提示忠诚于中共的法律风险；让这些使用方言的自媒体替代受中共操控的媒体，满足移民们的信息需求。 要鼓励粤语自媒体承担起这类工作是很容易的，毕竟从香港流失了那么多业界精英，这些被迫离开的人怀着国仇家恨，面向欧美国家以粤语使用者为主体的受众，会迸发出寻找事业第二春的热情。 本土移民社区，会在政治压力下，由协助移民拒绝同化的文化堡垒，逐渐变成主动帮助移民完成归化的文化营地。 它们也会因此在文化争论中，认知战场上，从移民母源国政府派来的敌军，变成移民现居国的友军，更成为移民母源国竭力防范的“反攻军”。 粤语、沪语、闽语在这方面都大有可为。 香港人完全可以拿下认知战场的粤语战区，台湾人则完全可以拿下认知战场的国语战区。 当然，欧美的这类政策不会只面向海外华人。所有人数众多的移民社区都会承受“选边站”的政治压力，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的认知战战区都会进入各国移民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在每一个语种战区里，语言障碍都会不再成为匮乏国家政府在欧美本土展开认知战时的助力。 通过拒绝匮乏国家的文化入侵，把移民群体变成自己的文化同盟，繁荣国家将重振本土文化，将彻底完成对移民群体的“消化”，并将因此获得对匮乏国家进行文化反攻的能力。 到了这个时候，欧美国家的再一次“开门”就不会再是引狼入室，而是繁荣阵营对匮乏阵营的全面反攻。 当全世界说粤语的底层民众都站到繁荣国家这边，当全世界说阿拉伯语的底层民众都站到繁荣国家这边，都在日复一日的新闻播报、时事评论中弄明白了想要过上繁荣富裕的生活，人们需要打造怎样的政治环境，族群、社区需要怎样在经济方面、工作技能方面步步向前，匮乏人口要怎样一步一步转化为繁荣人口，繁荣模式就会彻底赢得这个世界。 通过培养孩子的创造力而不是伤害输出能力助他得到美好生活的家庭教育观念，会赢得这个世界。 从对繁荣文化的保育开始，到促成繁荣文化的扩张，促成各语种战区从匮乏转向繁荣，促成使用各种语言，来自各自不同文化源流的族群自主踏上繁荣发展之路，人类文明将重拾希望，夺回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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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非法移民，在于移民，包括合法移民。 太多人只肯谈论问题的一面，谈论移民们是多么可怜，多么无辜，谈论移民们仅仅为了获得更好一点的生活就不得不背井离乡，谈论移民为移入的繁荣国家带来了多少好处，作出了多少贡献。 但移民为什么必须离开家园， 从匮乏国度奔赴繁荣国度？ 因为他们在本国没有机会。 在匮乏国度，移民们没有机会在个人生活里转向繁荣，没有机会让自己和家人后代从匮乏状态转向繁荣状态，从匮乏人口转变成繁荣人口。 但他们渴望更好的生活啊！ 于是，匮乏国度的匮乏人口中那些最聪明最勇敢的人远渡重洋，寻求在本国得不到的机会，寻求更好的教育资源，更好的工作待遇。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繁荣人口，但他们心向繁荣，而且具备成为繁荣人口的潜力。如果故国给他们机会，给他们空间，他们并不是不能一步步向上走，在改善自己生活状态的同时也让家乡呈现更美好面貌。 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处于繁荣和匮乏之间的，身心技能都在夹缝中的人物。 他们的离去，令匮乏国度离转型希望更远，他们的到来，令繁荣国度增添了堕落的风险。 去与留对他们来说都是尴尬的。 对他们的源头国，和接收国，同样是尴尬的。 尴尬在于人口转型的过程被打断，社会转型的压力和推动力被消解，尴尬在于，他们的去国，他们的移入，对人类文明的转型进程来说，并不是正面因素。 是的，人，都该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因此离开某个国家，奔赴某个国家，本是无可指摘之事。 但在本国争取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是不是更值得做，更无可指摘之事呢？ 和移居别国相比，改变本国的政治环境，是不是更该想和更该做的事呢？ 欧美已经开始觉悟到，凭他们现有的，为接收同质移民设计的整个移民制度和社会风险约束手段，想“消化”大量异质文化移民，想在接收大量异质文化移民的同时保住本土文化的主体地位，保住本土社区的存续，是不可能的。 在本土选民的民意转向后，川普的“反移民”只是欧美移民政策全面转向的开始。 以文明史的时间尺度论还非常年轻的欧美繁荣国家，正在成熟起来，正在学着用更务实的态度对待移民。 在表面的“右转”之下的真相，是各国正在学会把保育本土社区当成优先事项，把保证繁荣人口的存续当成人口战略的核心。 各国都会开始重视本土社区保育，都会为民保护本土社区，保护本土文化传承，对异质文化的携带者生出比过去强得多的排斥情绪。 他们会反移民。 不是只反来自中国的移民，不是只反来自阿富汗的移民，不是只反来自拉美、非洲等地的移民。 他们会开始质疑移民这件事本身。 尤其是，跨文化圈的移民，那种会令当事人产生“文化休克”症状，也会令接收国的社区出现“消化不良”症状的移民案例。 人们会开始质疑，为什么移民是唯一选项，为什么准繁荣人口被挤出匮乏国家，被迫离开故乡，是唯一选项。 为什么改变故乡，改变匮乏国家阉割民众继续贫困的行为模式，竟然不是可选项。 人们会开始质疑，为什么把繁荣国家改造成适合匮乏人口生活的样子是可选项，把匮乏国家改造成适合繁荣人口生活的样子不是可选项。 在文明竞择的战场上，移民是些什么人？ 是逃兵。 是些本该为文明而战，本该为从野蛮、愚昧手中夺回自己的国家而战，却竟然不战而逃的人。 他们享受了文明带来的好处，却不肯承担相应的责任。 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不肯尊重移入国的法律和风俗，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既享受了文明的益处就该维护文明准则。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以侵略者的心态在看待自己的“新地盘”，以侵略者、潜入者的心态在不择手段谋取利益。 他们会向来源国家的政府，那个他们逃离的政府献上忠诚，换取一点可怜的好处，用现居国的国家利益换几只盐水鸭。 他们把野蛮、黑暗的行为方式带进了现居国，用腐败贪污，盗窃知识产权、盗取商业情报等种种罪行损害现居国。 他们选择做匮乏国家实现长臂管辖的臂，做伸进繁荣国家政界商界的吸血藤蔓。 他们一边在欧美安家落户，一边琢磨着怎么向匮乏国家的暴君输诚效忠以求将来能落叶归根。 他们在匮乏与繁荣之间摇摆不定，想要左右逢源。 那些应当与匮乏模式割席的人，总是舍不得割席。 所以，当异质文化移民导致的文化危机被本土社区察觉，当大量移入的准繁荣人口选择了匮乏，自甘成为匮乏模式向繁荣模式反渗透的载体，他们终将求仁得仁，招来繁荣国家对移民的全面排斥，对移民政策的全面反思。 然后，移民这件事本身会被终止。 繁荣国家会关门，纷纷关上大门，在本土社区的保育没能实现前，在“消化不良”问题没解决前，繁荣国家宁可把资源投向机器人技术开发也不会再大量接收移民，尤其是异质文化移民。 我写过很多劝“润”的推文。 我知道对很多普通人来说，润，逃离，是唯一的选项。 但客观现实是，一旦移民对移入国来说害处大于益处，移入国就会改变政策。 而我们这些文明竞择战场上的逃兵，会被迫回到战场。 因为移民到繁荣国家并不是终点。 移入繁荣模式才是。 作为全人类的一分子，在人类文明模式转型过程中，为用繁荣模式取代匮乏模式而战，并赢得战果，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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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个繁荣国家来说，最值得忧虑的危机，永远是人口危机，最重要的战略议题，永远是人口议题。 因为繁荣国家需要维持繁荣预期，需要不断兑现繁荣预期，并因此需要具备越来越强大财富创造能力的劳动人口。 欧美的移民政策是必然要做出调整的，因为不打造培养本国繁荣人口的长期战略，一味依赖移民， 随着人口的输入，必然伴随文化输入，文化又是社会的自维持机制，随着文化输入，繁荣国家的本土文化被冲淡，这些国家必然要面对社会自维持能力被削弱，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行为模式均受冲击，繁荣模式难以为继的结果。 不打造培养本土繁荣人口的长期战略，依靠接收移民来解决人口危机，改变人口年龄结构，是饮鸩止渴，是国家、族群层面的自取灭亡。 在这个方面，欧美国家已经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我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美国家都会拒绝移民，会从敞开怀抱接纳移民转向把移民拒诸国门之外。 因为之前实行的，依靠大量接纳异质文化移民来维持人口年龄结构和拉抬生育率的人口战略，已经危及欧美本土社区的文化生存。 也因为和接纳移民相比，欧美国家即将拥有替代方案——AI+机器人的技术组合虽然仍然很难完全替代人类，但在替代流水线上的低技能劳工方面，已很接近成功。 还有一个很多支持旧移民政策的人不愿意去想，但同样有效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产业外包。 当机器人虽然不够智能，却可以由活人远程操纵时，把需要由活人操纵才能完成的工作外包给生活在国境之外的工人，让这些工人继续生活在原本的国家，而不是进入欧美社区，是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替代方案。 很多由移民承担的工作并不是不能线上进行，并不是必须让劳动者拖家带口，迁徙到新的语言环境，成为阻碍本国文化传承的因素。 旧的移民政策带来的问题已经太多了。 欧美各国的移民政策原本就不是在大量接纳异质文化移民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美国敞开怀抱接纳的本是欧洲移民，欧洲敞开怀抱接纳的本是同一个文化圈的移民，整个制度设计都没有为文化隔膜造成的适应问题预留余地，当大量携带异质文化的移民涌入社区，生活习惯的差异，邻里间的争吵，社区警力的不足，公用设施的难以负荷，令双方都感到痛苦。 而移民这一举动本身，也不该是生活的常态。 谁愿意从自己原本的生活里被连根拔起？ 谁又愿意一次次看着熟悉的家乡因移民面目全非？ 个人的不断迁徙，家人的不断分散，难道应该是生活常态吗？ 如果能不离开故园就找到满意的工作，过上满意的生活，谁会选择移民呢？ 如果“远程工作”和“产业外包”能既满足当地人保育本土社区的诉求，又避免无奈移民者的文化休克，谁会反对？ 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全球化需要以另一种方式推进。 全球人口需要更有效率地从匮乏人口转变为繁荣人口。 原本被迫离开故土的人们需要有机会在故乡过上他们万里漂泊到繁荣国度才能过上的生活。 全球化在完成了经济层面的扩张之后，需要走向政治层面的扩张。 在文明模式的竞择中，繁荣模式需要占到上风，令欧美国家的本土民众能开创和维持繁荣模式的政治条件，需要被复制到那些移民来源国。 真正有益于所有人的做法，不是让非洲人去欧洲，然后把欧洲变成非洲的模样，而是让非洲人回到非洲，并把非洲变成欧洲的模样。 为此，人类需要掌握把匮乏人口转变成繁荣人口的方法，需要掌握培养繁荣人口，保育繁荣社区的方法。 繁荣人口，是怎样的人口？ 是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能跟上文明前进的步伐，能掌握更高技能，具备越来越高财富创造能力的人口。 谁能孕育出这样的人口？ 女性。 能在孩子生命早期就给予他良好教育的，不仅具备生育能力，也具备教育能力的，自身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自己就能在社会上找到工作，具备工作经验，具备现实感，情绪稳定，有足够能力独立抚养孩子的女性。 绝大多数匮乏国度是极为缺乏这种女性的，因为在匮乏国度，在利用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淘洗人口质量的国家，女性只是生育者而不是教育者，而孩子，在这种国家总是廉价的。 绝大多数匮乏国家也压根就没有培养情绪稳定、经济独立，能为孩子提供良好成长环境的母亲们的意识。 匮乏国度的男性把女性看成家畜一样的存在，但男人都是女人生下来的，所以，按他们的逻辑，他们都是家畜的儿子。 这些家畜的儿子当然解决不了人口危机。 能解决人口危机的，只能是女神的后裔，自由女神的后裔。 只能是具备繁荣文化传承能力的女性，是懂得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母亲，把让女儿们成长为情绪稳定、经济独立的文明传承者视为至关重要任务的社区。 打造这样的社区，构建这样的生育观念和家庭观念，就是繁荣国家人口危机的真正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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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国改开时代的初期，许多人都感受过一种独特的社会氛围。 那是由天真而热情的民众构成的理想主义氛围，那是在长久的失望、绝望后重新看到希望的一代人构成的氛围。 可是你们想想，80年代初中共国的人口主体，还只是些什么人？ 是素质比今天的民众更高的人吗？是能力比今天的民众更强的人吗？ 请你再想想，80年代初的中共国民众完成了怎样的建设工作。 他们把亿万人的生活，也就是自己的生活，从贫瘠、麻木的泥潭里重新打捞出来了。他们释放了民间社会被中共暴政压抑的财富创造潜力，顶着当时仍存在的沉重政治压力，重建了濒临崩溃的民间经济。 人民是有力量的。 也许在面对暴政时他们只能退缩，但只要“给点阳光”他们就能灿烂。只要暴君稍微松一松绑，他们就能回到自己渴求的正常生活轨道上，就能凭双手，凭技能，创造出海量的财富。 所以，仔细想想，在未来，在沦陷区终于可以全力投入经济重建、社会重建时，今天这些在能力方面已经升级的人口，是否能营造出比改开初期80年代更好的社会氛围，是否能互相激发，令彼此成为更具创造力和建设能力的合作伙伴？ 从文革到改开，中共国的两个时代之间，在民间社会氛围的极沉重和极轻快之间，实际上只隔着一个人的死亡。 毛泽东的死。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期待习近平的死亡。 我们是真的可以期待在长久压抑后的一场淋漓尽致的释放。 中共现政权，是一个阻碍亿万人解决和切身利益密切关联的经济问题的政治障碍。 这亿万人，是有能力分别解决属于个人的经济问题的。他们愿意工作，有能力工作，放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他们都是极具价值的劳动人口。 他们只是被中共锁在了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里，被困在了历史的死胡同里。 他们只是还不能画龙点睛，为经济发展构建政治保障。 在族群竞择的赛道上他们不是没有能力大步快跑，他们只是被限速了。 这些人具备在重起炉灶的沦陷区新兴国家重建经济的能力，虽然他们到目前为止仍不具备排除中共这个政治障碍，把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能力。 而在全球化瓦解，全球产业链国家都感受到产业链重组压力的历史时刻，这些人不仅对恢复中华沦陷区的经济和民生保障有价值，他们对正面临人口危机、制造业危机的欧美强国政商界人士同样有价值。 这些中共试图压制的力量，试图阉割的力量，如果能得到引导和利用，会是很大的一笔资产。 这些伤害链政权的负资产，中共眼中的负资产，这随时会寻衅滋事的亿万失业劳工，随时会爆发民变的流民大军，是产业链新兴国家的优质资产，是新兴国家能凭之与欧美展开经济合作的宝贵资源。 尤其是，当中共帝国土崩瓦解，当新兴诸国分别独立，当亿万人口分流分层，不同国家分别由认知较高、技能较高的群体，和认知较低、技能较低的群体组成时，集中了优质人力资源，且摆脱了低认知人口包袱的新兴国家，会成为绝佳的欧美列强合作对象。 这里有巨大的利益。 利益会驱动人们去冲破各种障碍，包括政治障碍，包括解决中华沦陷区经济问题的政治障碍。 经济萧条、财政枯竭和债务危机，正在使维持中共政权对红N代将领和改开系技术官僚群体来说，都变得无利可图。 而拆解帝国版图，促成人口分流，促成经济重建，完成政治转型，促成沦陷区新兴国家与欧美恢复经贸合作，则正在显现出巨大的利益前景。 隔着习近平的死亡，这两种现实可能性正遥遥相望。 这里有巨大的利益，这利益曾只是青涩的果实，但它正在成熟，时机正在成熟，果实已开始散发甜美的芬芳。 经历过中共国80年代社会氛围的人都懂，在解除政治抑制后，社会焕发生机，经济迅速恢复，并不是天方夜谭。 中共帝国的危机，就是新兴国家的商机。 也是所有能看到局势发展脉络的人做好准备，为未来进行政治投资的机会。 你们要为习近平的死做准备。 要为中共帝国的覆灭，为人口分流、经济重建做准备。 要为在人民和政权之间重新选边站，在伤害链和产业链之间重新选边站的历史机遇做准备。 因为机会将留给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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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华沦陷区，和历史上的中国并不一样。 因为绝大多数人已经识字了。 语言能力的提升，已经让绝大多数人离“理解现实”的距离，远比古代中国的亿万牲人要近。 四十年改开已经培养出了一代和改开前的中共国农民大不相同的底层。 这是亿万更聪明的牛马，是亿万算力更高的头脑。 在政治上他们被原子化 ，但在经济生活里他们从未真的被原子化过，他们拥有自组织为工程队、救援队、兴趣小组的能力，这些能力一直都有，也早就在各种社会事件中显现过。 是的，中共政权一直想阉割民间社会的算力，阉割底层牛马的头脑。 他们是在这么做，但他们做到了吗？ 在每个底层牛马都需要学会合作，学会解决问题，学会使用各种新科技产品的时代，在每个人迫于经济压力都在竭力提高自身算力的时代，他们做到了吗？ 他们没有做到。 中共的宣传真正做到了的事情，是限制无数普通人的“思路”，是让人们不敢想，不去想，不敢说，不去讨论。 但他们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是彻底阉割亿万牛马的能力，是让底层牛马们就算开始想了也想不明白，就算敢想了、愿意想了，也没有能力找出答案。 而在基础思维能力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曾因思路受限而困惑不已的人，一旦开始思考，开始跟上先行者们的思路，就会很快“恍然大悟”。 是的，和老牌民主国家的公民相比，中共国境内的亿万底层仍然不够成熟。 但他们和以不识字的农民为主体的旧时代人口相比，已差天共地。 生活早已为他们完成启蒙，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作已经迫使他们完成了启蒙，完成了适应现代政治制度的能力准备。 而破坏社会主体人口在能力方面的现代化，破坏在经济领域里暗中发生的政治准备，是中共政权做不到的事。 绝大多数中共官员压根看不到这一点。 即使有天赋聪明的人看到了，他也会在权衡利弊后悄然躺平。 体制内的聪明人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等待重建。 是熬到民怨洪水决堤之后，选择值得投资的建国团队，缴上投名状，加入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重建工作。 而那时的重建工作将在怎样的人口基础上进行？ 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率先加入重建工作的那些人，是人群中认知较高的人，是算力相对较强，更勇敢也更有智慧的人。 也是懂得把问题的规模约束在团队能力限度内的人。 算力越低的人，在这种时候，反应越慢。 于是，随着政治迁徙的大规模发生，最先独立建国的新兴国家将拥有沦陷区最精华的人口基础。 沦陷区的人口会重新布局，算力会重新布局。 在经济方面最有价值的人口，会聚集起来，化身为对构建新的政治环境最有价值的人口，成为中华沦陷区新一代人脑智联网的组成部件。 他们会为自己打造新的家园。 由他们创建的新兴国家将是沦陷区发展得最快、最顺畅的国家，以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最富裕的国家。 从能力的角度看，未来的沦陷区，会出现基于人口分流的社群建设能力分层。 不同的国家，在独立建国过程中走得快一些、顺一些的国家，和走得慢一些、磕绊一些的国家，在财富创造能力、文化传播能力方面也会呈现明显差异。 那些汇集了高算力人口的国度，在展开建设时会比许多人事前想象的更容易。 然后他们的顺利，会成为后继而来的模仿者们的参照。 这一切都合情合理，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未来的中华沦陷区，会是最聪明的一小部分中共国遗民，最先挣脱中共打造的思想枷锁的“乱臣贼子”们，和伙伴一起放开手脚，在帝国的废墟上构建理想家园的政治工地。 只要你们打开思路，不再执迷于大一统，只要“允许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想法成为共识，只要不再强迫有能力有条件先一步完成转型的社群裹足不前，在台湾率先获得国际社会正常地位后，香港就能独立为一个极好的样板国家，一个通过恢复法治传统，重建民主制度，迅速从中共中央的摧残里复苏过来的现代化国家。 然后是上海。 在沿海诸省里，你可以把目光先投向江浙、广东和福建。 你可以把目光投向每个拥有足够数量的建设者，或者能从海外吸引回足够数量的建设者和建设资源，因此能满足建设需求的地区。 你可以期待一个全新的，百废俱兴的时代。 虽然有很多算力偏低的人会因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被放弃，被留在逐渐倾颓荒废的老旧城区，但到那时，每个人都能过上配得上自己认知的生活。 因为你可以迁徙，可以流向配得上自己认知的城市，因为你可以重新选择政治环境，人口流动可以指向政治制度的建设进展和社会转型完成度。 以普遍识字的工业人口为基础的新智联网络具备更强的重组能力。现在这一代人，已经有了提升网速的能力基础。 他们只是被网管限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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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解决中国问题，或者说中华沦陷区未来的政治经济困境的办法是什么？ 是承认这是个复杂课题，并构建与问题的复杂程度相应的高算力团队，把问题交给一群能把话说清楚也能好好讨论的人。 这种团队的国家治理能力，必须达到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水准。 在民主国家，全社会能参与公共议题讨论的公民， 都是广义的“治国团队成员”。所以对民主国家来说，公民的素养，拥有投票权的公民对国家政治、公共事务的了解，才这么重要。 而狭义的治国团队成员，就职于政府各部的官员们、靠民意上位的议员们，则都需要具备基本的语言能力，最重要的，则是与民众沟通的能力。 在民主社会，政治人物的语言能力至关重要。 这不仅是因为语言能力决定了政治人物是否能获得民众支持，也是因为语言能力，快速阅读大量情报材料的能力，决定了政治人物在应对快速变化的事态时，是不是能跟上现实事态的发展脉络，是不是能有效思考，是不是能作出正确判断。 说白了，是他的算力有多高，十分重要。 依靠低算力的头脑去决定国家大政，受苦的随时会是过亿人口。 依靠算力不足以应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团队去治国，这国家就会前途无亮。 而这，就是中共国的当前状态。 也是未来中华沦陷区的建国者们需要避免的状态。 今天的中华沦陷区，是一个被交到习近平那种蠢才手里的超大复杂议题，是一个被扔给学渣的超级难题。 明天呢？ 明天它必须变成一组因拆分而降低了难度的，被成功交到学霸，不，由一群群学霸组成的高算力国家治理团队手里的，可以按步就班解决的问题。 只有这样，问题才有得到解决的希望。 亿万沦陷区民众才有重建生活，安居乐业的希望。 在统派与独派的争论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或者说对民众来说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各团队国家治理能力的质疑。 而这质疑，在民主国家，在未来成功踏上政治转型、制度重建之路的沦陷区新兴国家里，将作为公民对政府的监督，与建国团队、治国团队如影随形。 而在大部分未来新兴国家的建国团队还潜龙在渊的此刻，对能力的质疑，对能力的评估，则会是潜在支持者们挑选政治投资对象的最主要依据。 在乱世中，什么人值得你追随？ 是勇敢的人，也是智慧的人。 在乱世中，什么人会脱颖而出？ 是你，如果你既勇敢，也有足够的智慧。 在和平时期，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常常都是论资排辈，或者是家里的人脉关系。 但在乱世中，在紧急关头，算力最高的人，解决问题能力最强的人，总会被匆忙推向最前线，最高点。 在乱世中，问题和能力总会被重新配置。 而能够看清问题的人，能够抓住问题关键的人，将被推到风口浪尖。 所有在中共帝国的崩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政治议题的人，到那时会自然而然成为离权力核心更近的人。 所有对解决问题的办法进行过更多思考，投入过更多精力的人，会自然而然被“吸”向漩涡中心。 机会，将流向有准备的人，哪怕你的准备是无意识的。 社会将本能地从混沌中“挤”出高算力的个体，并组建高算力的团队，会本能地找到那些能说、敢说，在关键时刻肯继续说的人，用他们组建出一支支应对群体困境的团队。 面对危机，社会，这庞大的人脑智联网络，有它自己的弹性和韧性。 而对个人来说，对身在局中的你来说，为那个时刻早作准备，为靠拢“能解决问题的人”早作准备，从现在就开始思考，离你最近的，有可能成为本族本地建国团队成员的人是谁，则是构筑自身安全保障的最佳策略。 所以你不要放弃对敢言者的关注。 如果你身在墙内，无法在危机到来之前及时润离，那么你就必须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你必须盯紧那些敢说人话的人，那些还能吸引到倾听者的人。 你也要从现在就开始评估你能接触得到的所有人的算力，因为算力会决定他们在关键时刻选择哪个方向，会选择走得通的未来道路还是走不通的未来道路。 因为人类社会无法抗拒客观规律。 客观规律会迫使人类社会为了解决问题，把问题一步步拆解到与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相称的规模。 你能治理多大规模的国家，你能拉起多强的治理团队，最终你就会得到多大规模的国家。 帝国的崩溃，每一次，实际上都是治理团队的算力不足，是算力崩溃。 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明君梦”，梦的是什么？ 是以皇帝为首的国家治理团队，在算力方面的游刃有余。 而在帝国崩溃后，在社会崩溃后，每一次的重建又是什么？ 是算力的重建。 古人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但真相是，时势不造英雄，它筛选出英雄，它允许算力更高的个体脱颖而出，被大众推向解决问题的最前线。 然后，这被推出来解决问题的高算力个体和由他们组成的高算力团队，再用呕心沥血的计算，去完成万众期待的建设。 从能力的角度，从算力的角度，去梳理社会变局的发展脉络，你会发现这并不难理解。 历史并不神秘。 你要参与的历史，并不神秘。 但你要能跟上它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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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最大的问题不是“有人要颠覆国家”，而是“没人能挽救国家”。 维持一个现代国家的正常运转，维持经济面、社会面平稳运行，本身就是个越来越复杂的综合课题——是需要消耗更多算力，需要一支高算力的国家治理团队才能持续解答的课题。 但中共政权没有这样的能力。 让我们回头看看中国历史，看看 为什么古代科举要考较“准公务员”们的文学能力。 因为语言。 因为即使在古代，在中国古代皇朝那种要一层层构筑并维持伤害力落差，一层层维持武力、智力落差的社会结构里，选出能通过更深入掌握语言能力来获得更高算力，获得对现实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的个体，用这些个体组建国家治理团队，以这些算力较高个体为“组网”的材料，也是政权的刚需。 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从来都是极“吃”算力的课题。 越大的国家，越复杂的社会，治理起来就越“吃”算力。 你可以把国家治理看成一场社科领域的科研。事实上，它也是无数子课题，民生、经济等领域的子课题汇合而成的综合议题，是个要汇集执政当局一整个“研发团队”的算力不断去计算“何为最优策略”，再在算出后去执行最优策略的大项目。 这是个值得攒一台超级计算机去做的大项目，在没有超级计算机的年代，人类社会用来代替超级计算机的，就是由在人群中精心挑选出的高算力头脑组建而成的智联网络。 是由一群能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问题各个方面的人，组成的智联网络。 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发掘人类头脑算力的最重要工具。 语言会在应用中流变。 所以在每个专业领域里，语言工具都会自然而然发展出属于这个领域的分支，会发展出一套一套的“术语”。 进入某个专业领域的个人，则会在学习、工作过程中越来越熟悉这套术语，并使用这套术语和自己的同事、同学更有效率地交流。 并且因为能使用这套术语，在思考相关专业问题时，思路更清晰，反应更快捷。 虽然离开了这个专业领域，离开了这个已经形成默契的专业团队，个体未必在其他领域和其他人也有较高的沟通效率。 语言是什么？ 是思维的加速器。 它的加速作用是通过对信息进行压缩和解压缩实现的，最主要的方式，是造词，是把一组信息压缩到一个词汇里，形成一个仅用少数音节就能在头脑之间传递的“信息包”。 请回忆你了解的专业词汇，请想想你自己掌握的专业词汇是不是业外人士听了一头雾水，业内人士一听就懂的存在。 或者请回忆你最熟悉的“梗”，想想那些不知道这个“梗”的人在第一次听到时是不是一头雾水，是不是需要你“科普”。 语言是如何流变的？ 是作为思维的工具，作为人脑智联网络日常使用的“网线”，在使用中，在无数人造词用梗的过程中，在大家对沟通效率的不断追求中，流变的。 那些能让人们一听就懂的梗，能让人们望文生义的词，会流传开来，会流传下去，成为语言中更有生命力的存在。 大浪淘沙。 语言在人群的应用中，不断被使用者筛选打磨，让人们能更快速地分享信息的“词汇组”不断更新，这些词汇组，则通常都是围绕着使用者最喜欢讨论的共有话题的存在。 一个社会的流行语，一个时代的流行词，通常都指向这个社会这个时代里大众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人们需要讨论这种问题，需要集思广益去解决这种问题，在讨论中，在集思广益的迫切需求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最好用的词汇，会脱颖而出。 如果一个社会正面临的重大问题，竟然没有出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流行词汇里，那就证明这个社会没能为解决这个问题集思广益。 证明他们没能讨论，没能汇集群体算力。 问题就在那里。 如果没人去说去问，没人参加讨论，社会没有调动足够的算力去解决问题，问题终将爆发。 很多新词，在讨论过程中被发明的新词，实际起的作用类似于你在进入山林、洞穴探险时，沿路留下的地标。它们让你的团队能跟上你。 在物理世界，地标线索让团队跟上你的脚步，在精神世界，地标线索让参与讨论者跟上你的思路。 有时候，新词能让大家更高屋建瓴地看问题，能纵观全局，把过去忽略的外部元素纳入视野。有时候，新词或被借用的旧词，能象放大镜一样让每个讨论者把问题的局部细节看得更清晰。 如果你愿意把公共议题，把社会大众对公共议题的讨论，看成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一点点探索开发未知领域一样的群体智力活动，你就会看到，在对公共议题的讨论过程中，流行语的旋生旋灭，通用词汇的筛选和存留，和各种专业术语的演变遵循着同样的规律。 语言是砖瓦，它构筑人类的世界观大厦，也铺就人类抵达知识新疆域的道路。 在语言受限的地方，人类会思维迟缓，在没有砖瓦的丛林深处，人类会找不到脱离困境的出路。 从中共国当前的语言状态，我们就能看清他们的思维状态，看清他们在困境面前，还保留着多少脱身能力。 我们也能看到，释放这个群体被阉割、被压抑的算力的办法是什么。 是恢复大众的语言能力，恢复语言的使用场景。是恢复人脑智联网络的正常网速，是让愿意解决问题的人们，能着手开始解决问题。 只有大家都能畅所欲言的国家，才是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不断解决各种治理问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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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极其独特的，有生命力的工具。 它会打磨人心，令一部分能更好地掌握语言的人变得更聪明，释放出更高算力，对世界有更全面、更贴近现实的理解。但反过来，它也会被人心打磨，在愚蠢的人群里，语言会变得粗鄙，会变得模糊混乱。 看看中共治下的语言吧。 中共国人的语言能力已急剧退化， 许多人已不会读诗，更不要说写诗。 在香港、台湾的中文使用者仍能欣赏诗文之美的同时，中共治下的中文使用者，包括不少位高权重者，已经丧失了理解文字之美，感受语言之美的能力。 战狼外交使用的官方表述是粗鄙的。 但粗鄙化的不止外交，官方表述在许多领域都已变得既粗鄙又混乱。 和还能写诗的红一代比起来，现在这些红色中国的统治者们，显得既愚蠢又低能。 他们无法很好地掌握语言，但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所以他们无法有效率地思考。 他们也无法有效沟通，哪怕是在红N代群体内部，也没有人能畅所欲言。 于是，整个红N代群体，整个由红N代构成的社交网络，成了一个低算力智联网，也成了一个因为算力低下而无法打磨语言工具，又因为每个人都很少有深入交流、倾诉讨论的机会而无法顺畅“联网”的，脱离现实的信息茧房。 他们不是没有能力拿到关于中共国社会真相的情报，但以他们的理解力，他们“看不懂”，也“不想看”。 对内如此，对外也如此。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皇朝的君主们是因为技术落后，没办法了解疆域之外的现实，才一直坚持闭关锁国。 但真相是什么？ 如果君主们真想了解这个世界多么广大，真愿意持之以恒搜集汇总来自各地的信息情报，他们会无法“看见”中国之外的世界吗？ 他们只是拒绝了。 人，是会选择性的拒绝许多重要信息的。 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并不想在精神层面，活在一个不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世界里。 他们只想打造出让自己感到舒适的世界观，而不是更贴近现实的世界观。 而语言，是人用来思维的工具，是构筑世界观的砖瓦。当你限制了自己世界观的内容，你就会限制语言的发展。 当中共国的统治者们拒绝扩展自己的世界观，拒绝提高自身世界观的现实性，他们也就同时拒绝了发展自己这些方面的语言能力，以及，用禁言等手段，用占领宣传阵地等手段，他们也限制了整个中共国社会的语言能力——他们决定让自己活在一个较为狭窄、脱离现实的世界观里，也让国民都活在这种较为狭窄、脱离现实的世界观里，为此他们拒绝讨论更广阔的现实，也不允许治下之民讨论和思考更广阔的现实。 于是在中文里，可用来讨论和思考更广阔现实的语言功能，萎缩了。 事情的另一面，是因为极其欠缺关于如何解决问题的讨论空间，包括在家庭内部，在至亲之间，长期欠缺开诚布公讨论“如何解决问题”的言论空间，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语言能力也显得十分低下。 很多人没办法清楚表述自己的情感体验，在争吵中，他们除了恶语伤人没有别的表达方式，在独处时，他们也无法梳理出自己的情感脉络和情绪脉络。 他们在家里，是郁愤的。 在社会上也是郁愤的，对家国大事，只要略为了解，同样产生郁愤。 他们的内心，充满对“应该如何”的美好想象，但这些想象都是模糊的，距离现实十分遥远。同时，在现实中他们充满郁愤，从身边到家国大事，他们看到的满眼都是“不应该”。 他们渴望解决人，但他们完全不知道要如何解决问题，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这就是中共国的民情民意，这就是面对人类文明史上最复杂也最庞大困境的社群，在问题面前的低算力状态。 统治者的思考能力在退化，但被统治者的思考能力也在退化。 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垃圾时间特别多，特别长？ 因为垃圾时间，就是由统治者组成的低算力智联网，和由被统治者组成的低算力智联网的，菜鸡互啄。 而“算力低下”的证据，是你们每个人都看得到的。 语言。 中国人使用语言的方式，中国人打造的语言氛围，中国人“享有”的言论空间，现在是什么样子，每个人都看得见，每个人都有体会。 要是有人非要说，没法好好说话的人能好好做事，我也不会反驳。 因为这种人会被现实打脸。 当你学会观察语言的流变，学会通过观察语言的演变去观测一个社会的算力演变，去预测一个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就能从中共国社会的语言能力滑坡，从官方语言的粗鄙化，看到整个统治集团执政能力的退化。 也看到整个社会解决问题能力的退化。 如果你自身的语言能力没有跟着他们一起退化，如果你还能清醒地看到问题正一步步迫近，你就会很自然地“看见”他们的未来。 那是一幅能力已退化到无法解决问题的人被堆积如山的复杂问题压垮的未来图景。 那会是悲剧，也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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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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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认知是由什么决定的？ 是由他的算力决定的。 一个人的算力上限，决定了他能思考多复杂的问题，就象一台电脑的算力上限决定了它能运行什么程序、打开多大的文件。 在人类文明演化历程的大部分时期，人脑的算力是够用的，因为那时人类的生活环境虽然艰苦，却较单纯。 但今天，一切都变得更复杂了。 所以很多人的脑子都不够用了，如果你不知道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算力倍增方法是什么，如果你未能熟练掌握这“让自己更善于思考”的窍门，面对纷繁世事你会晕头转向，一筹莫展。 在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里，要找到这种例证都并不困难。 很多人并没有岁月静好的资本却仍然坚持“岁月静好”，明明火快烧到身边了，还对各种危机懵然不觉。 让你不由发出“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感叹。 但他们真是在装睡吗？ 是装睡，还是脑力不足以理解复杂的真实世界，因此只能躲在自己能理解的世界观框架里，躲在宣传部门提供的鸡汤里，逃避直面真相时必然会产生的无力感？ 他们是不够警觉，还是不够聪明？ 你身边的许多普通人，是因为忠诚于党而拒绝承认现实，还是因为脑子不够用，应付不了残酷现实，才死抱着一套旧观念当救命稻草，回避“这个世界我理解不了”、“这个世界我应付不来”的痛苦？ 至少，有许多老年人都不是出于忠诚，而是出于无奈，这是你能通过和他们交谈去验证的。 很多人无法理解现实世界，无法思考复杂问题。 当这种人是你生活中的重要成分，是你的至亲，例如父母、伴侣时，你的家庭或者说家族，作为一个小小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小型人脑智联网络，也会“算”不出最佳生存策略，也会在面对命运的抉择关口作出错误决定。 很多已经觉醒的墙内网友就是因此应润难润，就是因为得不到家人支持，或是放不下亲情牵挂，没法及时逃离险地。 所以，找到提高个体认知的窍门实在是件很重要的事。 那么这窍门是什么？ 是语言。 语言是你用来思考的工具，工具好用不好用，直接影响你的思考效率。 不要以为只有外语是需要学习的，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母语，掌握程度也相当之低，低到影响思考能力的地步。 为什么？ 因为致力于更好的掌握语言，学会更清晰地理解，更精准的表达，是许多人从未想过要去做的事。 但这正是你一生中最值得去做的事，是不论你现在多少岁都可以开始也应该开始做的事。 是对提高你的思考能力，改善你的家庭氛围，改变你的人际关系最有用的事。 想想，如果你在面对任何人时都能好好说话，都能把话说清楚，能让对方明白自己的需求，你会多么畅快，对方又会多么轻松？ 如果你说不清楚，你就会郁愤。 哪怕影响你表达的不是禁言封号，而是你自己的不擅言辞，你也一样会郁愤，会有挫败感，会让彼此的沟通越来越情绪化。 在家庭内部的沟通中，很多时候，痛苦并不来自“不让说话”或“不肯倾听”，因为家人间的相处，任何拒绝通常都不会那么绝对。但“不擅言辞”、“不懂表达”带来的郁愤，和随之而来的冷嘲热讽夹枪带棒，会破坏整个沟通氛围，影响后续的沟通质量，并最终拉低家庭智联网的总算力。 语言环境和语言能力，是相生的，也是相制的。 我们知道，在良好的语言环境里，在擅长沟通的父母陪伴下，孩子更容易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形成更强的语言能力。 但这规律不仅对孩子有效。 语言会打磨人心，不止打磨孩子的，也打磨你的。在你坚持使用精确表达的时候，你会让自己变得更善于理解。 在你通过增强自己的表达能力和理解能力，构筑一个小小的，属于私人的良好语言环境时，你身边的人也会受到正面影响，你会更容易交到朋友，织出一个质量偏高的朋友圈子。 那么，如果你不幸没有生长在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里，你该怎么提高自己对语言的掌握？ 让我告诉你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是读诗。 何为高质量的语言？ 能在简短字句里传递更多信息的语言，信息量更大的语言，就是高质量的语言。 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偏好高质量的语言，那些能精确传递更多信息的句子，会让人脑感知到“美”。 所以，古今中外都有人写诗，都有大量的人愿意读诗，乐于从诗中获得美的感受。 如果说词汇是信息的结晶，诗就是信息凝结成的宝石。 只有能熟练使用经过压缩的信息，或者说能熟练压缩和解压信息，算力有限的人脑才能在内部找到足够空间，为庞大现实世界构建模型，展开推演。 一个常见的例证，就是那些能很好地掌握抽象概念的人，才能顺畅思考复杂议题。 而大部分普通人，并不是“硬件”不行，不是脑子不好用，而是因种种原因没能熟练掌握对思考复杂议题来说不可或缺的抽象概念。 所以这些普通人能在其他工作场景里“算”得很快，能做非常漂亮的木工、绘画，能织图案复杂的毛衣，烧工序复杂的好菜。 却理解不了对生活质量更重要的议题，理解不了身边至亲的情感需要，理解不了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治局势发展。 想提高这类人的认知，你得训练他们的大脑，提高他们对相关概念的了解，提高他们在“压缩”和“解压”上的熟练度。 对孩子，你应该让他们读诗。 从小习惯更高质量的表达。 对成年人，也许，电影、文学作品更容易接受，更适合成为提升算力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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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认知决定命运的时代。 个人的命运将由他的认知决定，族群的命运也是一样。 但，是什么在决定认知？ 是由语言、头脑，循人际关系织就的社交网络，是由社群构成的人脑智联网络。 认知，群体认知，就是在持续不断的公共讨论中凝结而成的社会共识，是以社会共识形式存在并不断调整的群体生存策略。 决定你所在的群体未来命运的，是你们一起选择的生存策略。 这生存策略是不是足够好，是不是能让你们活下去，就要看你们作为群体是不是足够聪明，作为人脑智联网络，算力如何。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都算力低下。 这既是因为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头脑被刻意阉割过，也因为绝大多数普通人在现代社会基础教育普及前，压根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这是个文盲率长期在80%以上的古老伤害链帝国，而以文盲的语言能力，对智联网络的算力贡献当然极低。 文盲，之所以在社会共识的凝聚过程中长期是“沉默的大多数”，并不仅仅因为他们人微言轻。更重要的是，社会共识的凝聚过程，正是人脑智联网络计算永恒命题“何为最佳生存策略”的过程，而文盲群体因算力不足，对这计算过程的贡献极其有限。 他们不是因为人微才言轻，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言”。 而且他们不止是没有能力表达，他们也常常是没有能力思考。 为什么？ 因为思考的本质是信息处理。但缺乏足够语言能力的人，例如缺乏快速阅读能力，缺乏较强阅读理解能力的人，压根吸收不到足够的信息。 别人一天看好几份报纸，你一天也读不完一篇文章，你的思考速度怎么跟得上，你对世界的了解又怎么跟得上？ 对个人而言，阅读和写作，倾听和言说，是信息的输入和输出。 对群体而言，对不断追问永恒命题，不断计算“何为最佳生存策略”的人脑智联网络而言，人们的阅读能力，人们的写作能力，人们的倾听能力和言说能力，以及为阅读、写作、倾听和言说提供的公共讨论空间，则是群体智慧的存在基础。 当一个社会，普遍不读不写、不听不说的时候，这个社会在寻求最佳群体生存策略方面就会显得愚昧。 当一个社会中，多数人阅读能力低下，写作能力低下，人们普遍不愿倾听也不敢言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很难在抉择时刻选中正确的方向，很难在集体陷入困境后成功纠错。 时间走到今天，即使在中共国治下，完全不识字的文盲也已经很少。 但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对语言的掌握仍是极弱的，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他们的倾听和言说能力，仍然极为低下。 更不用说可供他们磨练语言能力的公共讨论空间是多么迫仄。 所以他们没有认知，在个人命运和群体命运的抉择时刻，他们没有足够的认知。 因为他们连形成认知的前提都没有，连听和说都不会。 对许多醉心于“启蒙”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重大误区是，他们总觉得把自己的想法装到别人脑子里才叫启蒙。 但真正有效用的启蒙，是让原本不会思考的人学会思考，是让原本算力低下、难以加入讨论的头脑提高算力。 是让个体和群体在计算永恒命题“何为最佳生存策略”时能得出更优答案。 是提升个体和群体的信息处理能力。 以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方式，以提高倾听和言说能力的方式。 我们正身处一个和过去大不一样的时代。 在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方面，互联网的出现，令许多过去没有机会的人获得了机会。 互联网也为许多过去没有机会参与公共讨论的人提供了空间。 所以今天的人，以个体而言，远比过去的人聪明。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群体，也同样呈现算力的快速增长。 而人群中，又永远有许多个体是懒于独立思考的，永远有许多人会“人云亦云”，以群体的共识为自身观点。 所以，群体算力的提升，群体智慧的提升，社会共识的凝聚，会因这些“只复制粘贴不自己计算”的个体加快进度。 今天的社会思潮比过去更容易改变。今天的人，在认知上比过去的人更容易改变。 于是今天的社会，作为群体，比过去的社会更容易展开“纠错”。 各个族群，在集体吃亏之后，也就更容易重新选择较为正确的策略。 例如，建国者的战略选择，更容易从构建伤害链系统转向加入产业链阵营。 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对中华沦陷区的未来是太乐观了。 但这真的只是乐观吗？ 在“合久必分”之后，在原本由十亿牲人组成的低算力网络被拆解重组成由低算力人口组成的网络，和由中高算力人口组成的网络之后，由中高算力人口组成的网络在运算速度和效率上真的不会提高吗？ 由更聪明、更年轻和技能更强的人口组成的新兴国家，不会发展得更快，不会更容易致富吗？ 认知更高的新兴国家，不会有更好的命运吗？ 这显然不符合常识。 符合常识的，是认知更高的新兴国家会选择更优的国家发展战略，会在重建经济恢复民生时走更少弯路，更快让国民得以安居乐业。 而想打造认知更高的新兴国家，等于要打造整体算力更高的人脑智联网络，为此需要聚拢的资源，是阅读能力、写作能力更强的人口，是更善于倾听和言说的人口，也是为这样的人口提供更充足的公共讨论空间，更宽松的政治氛围。 这个时候，决定个人命运的问题就出现了。 你是具备更强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人吗？你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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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会支持谁？ 会支持为自己破除解决经济困境的政治障碍的建国者。 在中华沦陷区，亿万人的心声一直都没变过： “谁能让我搞到钱我就支持谁。” 记得“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明末政治口号吗？ 记得毛泽东是怎么靠“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的吗？ 记得改开时期邓小平、江泽民是怎么收民心官心为己用的吗？ 天大地大，搞钱最大，这就是真理。 是乱世求生者和乱世割据者都必须懂的真理。 如果你不知道在纷乱局势中自己该怎么办，那么记住一条，跟着会搞钱的人走，你就不会错。 如果你是建国者，却不知道在乱世中应该先争抢哪种战略资源，那么记住一条，留住能搞钱的人口，把不依赖特权也能搞到钱的人才汇集到你麾下，就不会错。 因为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沦陷区最值得投入资源去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 谁能解决经济问题，军队就会跟谁走。 企业家会留在他的地盘，海外列强也会把橄榄枝递过来。 繁荣人口，那些能自食其力，希望留在故土安居乐业的有技能的劳动力，也会陆续汇集到他身边。 很多人会被历史扬起的烟尘迷惑，在需要看清时看不清问题的关键。 很多人会以为“有兵在”最重要，还有一些人觉得文化传统、民族情感等元素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重要的是什么？ 是利益，是经济利益。 只要你有钱，有钱养兵，能用你养的兵维持社会需要的生产生活秩序让大家得以谋生糊口，甚至发家致富，只要你能向社会大众提供这样的利益，向跟你走的军队、企业提供光明的利益前景，文化传统就可以为你改变，民族情感就可以被你塑造。 管你是不是“自古以来”，到时自有大儒为你辩经。 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想想，你是会饿着肚子支持旧帝国的贪官污吏，还是会支持让你能再次找到工作，让你还上房贷（或免去你房贷）的政治人物？ 老百姓看得懂的前景，就是钱景。 而钱景，就是繁荣预期。 在今天的技术背景下，繁荣预期只能依托于繁荣人口打造，所谓繁荣人口，就是他们的劳动不仅仅能变成产品，还能在整个国际市场上变成美元的高技能劳动者。 在古代，“搞钱➡️养兵➡️保权”的定律一样管用，只不过那时的“钱”，那时的硬通货，是粮食和土地，那时的割据者想壮大自己，要争夺的，是农田和能耕作农田的丁口劳力。 换到今天，割据者该争的是什么？ 和古代农田对应的，是现代的工业区。 和古代丁口劳力相对应的，是能在企业里做技术骨干的工人，能远程提供服务的线上服务生，能让割据势力重新和甲方列强建立合作关系的外贸外企从业人员。 为了争得这样的资源，割据者该做的是什么？ 是旗帜鲜明地让政治为经济服务，是铁肩担道义，站出来做工业区的保护者，做外贸行业外贸企业的保护者，做从业人员的保护者。 是通过这类举动展现你的战略判断力。 而需要绝境求生的普通人该做的，就是辨识出这样的政治人物，看懂这一类政治信号，在变乱未生时就奔向工业、外贸资源密集，且当地的政治风向已明显趋于“保经济”的地区。 并且在变乱已生时，按各方势力展现出的搞钱能力大小决定自己的下一步。 中华沦陷区的未来，中共帝国覆灭的整个进程，和各族各地新兴国家浴火重生的整个过程，都会由经济需求主导。 养现代军队实在是太烧钱了。 你不能指望依靠存量资源。 若没有现代化的战略判断力，没有看清何种资源更值得争夺，哪种旗帜更值得高举的判断力，即使你手中现在握有重兵，你也会因把兵力和弹药虚耗在对农业资源的争夺上，很快由强变弱。 而你的对手就算一寸农田也没有，活在现代，他也能靠成功的外贸换来足够粮食，足够的弹药补给。 甚至足够的外籍雇佣军。 和因为看到他的兴旺之势，看到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可持续发展态势而倒向他的本土军队。 在他得势之时，自有大儒会为他辩经，民族发明在得到大量知名知识分子支持后会以极快速度完成。 而民族情感？ 民众不会拒绝对自己有利的民族发明。 和“自古以来”不一样，“从今往后”才是更有力量的，能真正触动民族情感的词汇。 中共帝国为什么即将覆灭？ 因为在习近平的统领下它正在变成一个搞不到钱的国家。 正在变成一个从底层牛马开始，到基层、中层，到伪中产们，到上层人士都搞不到钱，看不到钱景的国家。 正在变成连手握军队的红N代群体都搞不到钱，还有可能要倒贴钱给习近平当“自干五”，在发生城市暴动、社会骚乱时自担风险帮习近平搞镇压的国家。 取代中国帝国的会是什么国家？ 只能是搞得到钱的国家。 是在搞不到钱的帝国的废墟上重新拔地而起的，由会搞钱的人率领的，全民齐心协力再造搞钱之路的新兴独立国家。 是一鲸落之后的万物生。 是发展或快或慢，道路或直或弯，但方向绝不能反的诸多新兴独立国家。 如果你苦于活在今天，看不清未来，那么请记住这条简单粗暴的道理——钱景就是生路，搞钱就是求生。 把自己活下来的概率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