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

好了,昨天铺垫了一整篇,今天我准备提出我认为合理的新剧本,提出一个能替代旧的“最佳繁衍策略”的新策略了。 这个策略本身非常简单。 我们首先要看到,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正步入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和国家,都正面对由生育率下跌和人口老龄化构成的人口危机。 许多国家都在想办法,例如引进移民 ,例如鼓励生育。 但引进移民,尤其是携带异质文化的移民,信奉伤害链逻辑的移民,既造成了本土文化被冲淡,甚至本土艰难凝结的政治传统、公民社会氛围被冲击的后果,也在许多地区制造了包括治安恶化、宗教冲突和福利滥用在内的种种问题。 而鼓励生育,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为什么? 因为人口问题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女人不想生孩子”,也不在于“年轻一代不愿承担家庭责任”。 真正的原因,在经济上。 现代家庭必须为孩子支出的教育抚养成本,正随劳动力市场技能门槛的不断升高而升高,而且这份升高还隐藏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生孩子前,你以为只要供他读完大学就好,你以为那时他准能找到工作自食其力,不再要你操心,不会宅家啃老,但等孩子大学毕业,毕业即失业,面对别人家的孩子纷纷考研,花大价钱报补习班考公考编的现实,你是不是只好“站最后一班岗”,从牙缝里再抠点钱出来,多供孩子几年? 看看身边的现实,你敢说,一个人只要存够了孩子读大学的钱,或者自信收入足以抚养儿女到成年,就能放心生养了吗? 不能。 严酷的现实,是随着教育抚养成本的不断升高和不确定风险,每个普通家庭的“可负担子女数量”不再是人口学家对我们讲烂了的那个数字: “为维持人口更替,每位女性平均要生育2.1个孩子。” 一夫一妻,生2.1个。 生得起吗? 真的生不起。 不是不想生,是真的生不起,养不起,真的害怕养到最后烂尾了,孩子在家啃老,抑郁绝望,父母白发苍苍,还要节衣缩食为孩子操心。 太多愚蠢的人口学家指责女性“不想生”,指责年轻人“不负责任”了。 但在真实的世界里,我们都知道,生育决策是由整个家庭共同作出的,女性,尤其是绝大多数并没有实现经济独立、情感独立、生活独立的女性,在她们的婚姻里只是夫家、娘家生育决策的执行人,而不是能顶住巨大压力“就是不生”的生育阻力。 真相是绝大多数家庭的生育决策主导者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丈夫而不是妻子,甚至有许多时候是长辈而不是年轻人自己。 如果经济上负担得起,这些真正的决策者会不生吗? 普通家庭“可负担子女数量”的下降,才是以家庭甚至家族为单位展开繁衍活动的,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不是专家们想象中的一个个具体的人,虽然不甘,虽然不舍,却只好削减生育数量,生不够满足世代更替必须的2.1个子女的真实原因。 我们需要意识到,造成普通家庭无力负担2.1个子女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学费上涨,到劳动力市场技能门槛提高,到求职的敲门砖从小学毕业升到初中毕业,再到大学、研究生、硕、博、博后,一路走来,背后是整个世界的合力。既然科技在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社会对“人”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培养“人”的家庭除了咬牙跟上时代的脚步,除了跟着“卷”,又能怎么办? 家庭“可负担子女数量”的下降,和因而导致的生育率下降,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虽然在表现上各国各有特色,但问题是跨文化跨种族地呈现着的。 任何国家,不认识到问题的本质,随便出些不痛不痒的补贴政策就想挽回生育率,无异于痴人说梦。 那么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生育率下降是因为家庭“可负担子女数量”的下降,从2.1以上向1的方向下降之后,我们能找到一种既为全世界各国解决生育困境,又能根本性地改变女性在“旧剧本”中的角色定位的办法吗? 能。 这个办法,就是在现实世界普通家庭“可负担子女数量”小于2,大概率只有1的情况下,用政策鼓励他们生女儿。 人口学家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对一个国家的人口更替来说,每位女性一生平均生2.1名子女,并不是必须的。 因为决定国家生育能力的是哪种人口? 是育龄女性人口。 只要保证新一代人口里的育龄女性数量不再下降,只要把“育龄女性数量”这个最关键的要素,通过“鼓励每名女性生育至少一个女儿”的政策,进行“锁死”,这个国家就将在人口竞争上立于不败之地! 只要保持住育龄女性数量,这个国家就有了在国民获得更佳的生育条件,在家庭“可负担子女数量”上升时,夺回失地,令生育率回升的最大资本。 我们都知道,对繁衍来说,保持育龄女性的数量,是刚需。 但保持男性的数量是不是刚需? 并不是。 一个女多男少的社会是很容易恢复生育率的,男多女少的社会则相反。 所以,让每名女性至少生一个女儿,“锁死”本国本族的育龄女性数量,让人口更替有最起码的资本,对那些正苦于本土生育率下降,正被移民“占领”的国家和族群来说,是一个绝对值得选择的“新剧本”。 甚至是一根救命稻草。 而这又意味着,为了不浪费女性的生育抚养能力,为了确定无疑地拥有孙辈,国家、族群、家庭用于繁衍的资源,必须一反传统,径直流向女性和她的女儿。 因为只有让母亲生出下一代母亲,这族群才能延续。 (明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