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

支撑这一切改变的是技术逻辑。 因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方式改变是最核心的因素,围绕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人口结构随之而变,增加的产能养活了更多人口,也对参与生产的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由此倒逼社会增加对新生代人口的教育投资。 然后从“升级”后的人口那里,又涌现出更多新技术。 政治秩序的改变也可算作广义的技术进步,毕竟人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和想方设法更好地组织机器、原料以求获取更高产能一样,想方设法更好的把人组织起来以求获取更高产能,等于在企业管理乃至社会治理方面“改进技术”。 而且这些方面的技术,企业管理、社会治理技术,属于前述生产技术的“配套技术”。 当你从技术逻辑的角度理解了这场文明稳态的全球性转换,你就会发现,任何人若想阻挠这场大转换,把自己所在的国家地区保持在“传统”状态,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阻挠技术进步,阻挠现代生产技术在这一国这一地区的普及应用。 如果他做不到阻挠技术进步、阻挠技术普及应用,他就无法阻止遵循技术逻辑而来的社会连锁反应,无法阻止生产技术在升级了经济基础,升级了人口基础后,自发寻求社会治理等“配套技术”的升级。 而在这场遵循技术逻辑的系统性升级中,人口的升级,包括劳动人口生产技术能力的升级和社科技术能力——即公民意识和维权能力——的升级,是整件事的关键,是升级进程的核心,是系统的枢纽。 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改变,是塑造人口的“微型兵工厂”的改变,即决定由新生代人口构成的人口基础会偏向文明1.0还是文明2.0的,家庭观念的改变。 一旦某个社会的家庭观念完成了改变,人口基础的改变将不可逆转,在人口基础更新达到一定比例后,社会对“配套技术”的渴求将不可遏止。 这就是正在中华沦陷区发生的事。 也是未来会在其他文明幼稚区域,各个处于文明幼稚阶段的族群社区里发生的事。 家庭观念的转变是从哪里向哪里转? 是从“多个孩子=多双筷子”的廉价养育观念,从接受极高的婴儿夭折率甚至溺婴,从不对下一代(尤其对女儿)进行教育投资,从追求数量竭力多生多育,向追求质量,不“滥生无辜”,仔细权衡养育成本和未来收益的方向转变。 家庭观念的转变又有没有可能被阻止呢? 不可能。 因为生物个体是基因的载体。人类个体同样是基因的载体,但同时是生物学基因的载体和文化基因的载体。 人类的繁衍并不是简单的生物基因复制,它既是生育,也是传承,既寻求生物基因的复制和扩散,也寻求文化基因的复制和扩散。 人类社群的家庭观念为什么一定会向“少生精养”转变?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是因为技术,也就是文化基因中的重要种类,会提出自己对载体的要求。 一个正不断在技术上升级迭代的社会,需要的是能传承技术、能学习并开发新技术的文化基因载体。劳动力市场会拒绝过于缺乏学习能力,无法掌握技术的个体,会因应技术升级不断抬高就业门槛,到文盲难以谋生时,家庭就只好增加对每名子女的教育投入。 依靠不断升级的生产技术维系其人口规模的社会,无法拒绝技术对人口质量的需求,就象硬件研发部门无法拒绝软件对参数的需求。 工业文明需要适配于工业文明的人口,因此各国的文盲率不断降低。适配于工业文明的人口需要适配于他们当前水准的政治秩序,因此民主化浪潮一波波涌起。 在幼稚族群、落后国家涌现的民主化诉求背后站着的是哪家的“黑手”? 是技术逻辑。 任你权势熏天也无法推翻无法摧毁的技术逻辑。 技术提出自己对人口的要求,到最后,人口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 伤害链因此不得不崩散。 而以伤害链为“原生家庭”的我们,需要搞懂这技术逻辑,需要搞清楚,我们自己应如何适应这样的世界大势,如何在其中趋利避害。 很明显,在这样无可抵御的大趋势面前,早一步想好自己能在新稳态里占个什么位置,早一步想好如何促成本族本地新稳态的“顺产”,早一步开始思考如何令技术升级、人口升级和政治秩序升级保持适配,才是明智之举。 这就象许多家庭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时,会考虑选什么专业,进哪一行,最有利于孩子的未来发展。 在为个体做人生规划时要考虑的事项,在为群体做战略规划时同样该考虑。 为什么上海必须独立? 为什么沦陷区各族各地需要独立,需要分别建国? 因为给同质化的、升级程度较高的,较小规模的人口基础找到适配的政治秩序,远比给混杂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大规模人口找到适配秩序要容易。 就象给小学生分班,一年级上一年级的课,五年级上五年级的课,远比把所有孩子塞进一间大教室混着一起教要容易。 想“全国一盘棋”,是可以想得很美的,但你带得动吗? 中国不分裂,行吗?
制造业可以不是劳动密集型,但必须是人才密集型。 世界工厂是需要能适应工业生产生活方式的人口支撑的。 当这样的人口基础不具备的时候,不论你自认为是多么伟大的总统,不论你采用多么决绝的关税政策,你都无法跳过“构筑人口学基础”这一环,把世界工厂迁往你想要的地址。 但如果你能补上这一环呢? 工厂与工人是相互成就的。在有适合人口基础的地方,开工厂会事半功倍,在有许多工厂的地区,年轻的农民则能通过“进厂”把自己,甚至自己的下一代都变成工人,从做低技能的工人开始,逐步在生产中学习、升级成高技能的制造业人才。 于是在工厂林立的地区,制造业人才储备日益丰厚。 这是个“相生”的过程。是过程,就需要时间。在正常国家,从农业走向工业,从简单的、基础的、低科技含量的工业体系走向复杂的、高端的工业体系,是个漫长的过程。这过程会将全体社会成员卷入其中,劳动力市场呼唤它需要的人才,劳动力市场也会向人才们开出足以让他们养妻活儿留下传承——也就是下一代劳动力——的薪水,而工人的孩子在对工业技术十分熟悉的家庭环境里成长,想子承父业或者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就更容易,于是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源的再生、升级相辅相成,生生不息。 这就是存留于红脖子们记忆中值得反复回味的,当制造业还没有从美国本土流失出去时他们曾拥有过的生活。 但这过程被打断了。 伴随着产业升级的进程应该同时实现的人口升级进程,被打断了。 能让美国产业工人过上体面生活,生两个或以上孩子,把孩子培养成下一代合格产业工人(可能拥有更高技能)的薪水,从美国本土工人的口袋里转移到了愿意为更低薪水付出更多时间精力和健康成本的“低端人口”手中。 而且这样的转移持续了至少一代人以上的时间! 于是美国至少在制造业这个领域出现了人口断层,和,人才断层。 但在令美国出现人口结构改变的同时,拿走那些薪水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并没有允许那些薪水成为人口升级的助推器。 因为这些伤害链国家有阉割其人口的悠久传统,伤害链主有阉割其国民的强烈冲动,在这样的国家,薪水不会被全额发放到劳工们手中,更不会流向“把下一代培养成合格的产业工人”这类事项。 农民工拼尽全力,支付高昂的学费,希望孩子将来不要重复父辈的辛苦,有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 他们的愿望很难完全实现,所以大部分人只实现了一半——他们的孩子不会重复父辈的辛苦,从身体素质上和技能储备上都不能胜任升级迭代后的产业需求,他们的孩子只能忍受另一种辛苦,风里来雨里去送外卖的辛苦,和平台的恶政斗智斗勇,收入既微薄又朝不保夕的辛苦。 在中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现址,人口断层同样已经出现。社会无法满足制造业对人口人才的需求这个问题,同样正在浮出水面。只是,如果有识之士能立即看到问题,抓住重点,借着“工厂还在”这一优势,把工厂的教学功能恢复起来,在“向制造业提供足量人才储备”这个项目上,中华沦陷区未必没有一拼之力。 在各国都开始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开始加入争抢制造业的行列后,对相关人口战略的清醒认识将成为是否能进入决胜局的关键。 而今天,是否能看到这一点,会成为川普政府是否能成功让制造业回流或者至少部分回流的关键。 因为真心希望制造业回流美国,你就需要重启产业升级和人口升级的良性循环,或者说,让这一循环从被制造业外流造成的中断里恢复过来。 为此,他们必须推出和关税政策相配合的人口政策。 在启动阶段,他们需要向能帮助工厂在美国本土开起来的中低端工人发放工作签证,令能协助人口结构恢复的工厂、工业区重新矗立于北美大地。 他们也需要改变已经不再以培养产业工人为目标的教育体系,提升国民科学素养。 他们需要给自己时间,给社会时间,让已经陷入颓废的美国本土“低端人口”重新振作,让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美国低收入家庭借助一系列针对性的扶持摆脱困境。 一句话,他们需要让美国人重新变成一个能轻松适应工业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 一个对世界工厂有致命吸引力的族群。 同样的事情需要发生在欧洲,需要发生在中华沦陷区,需要发生在任何一个希望得到世界工厂青睐的国家和地区。 用工厂培养工人,用工人成就工厂,让工业促进社会的发展,让社会促成工业的提升。想实现“制造业回流”愿景的人真正需要实现的,是完整的人口战略。 只有这样的人口战略,才能令国家、族群实现可持续发展。 仅追求人口数量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人口基数也很有价值。 但庞大数量的农业人口,超过一国之经济类型和资源总量承载极限的原始农、牧业人口,只会令社会陷入因资源争夺导致的动荡。 更清晰、更务实的人口战略,意在支撑工业发展的人口战略,才能令采用它的国家和族群突破原始农牧业加诸于人类的生存空间上限,才能带来可持续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