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支撑这一切改变的是技术逻辑。 因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方式改变是最核心的因素，围绕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人口结构随之而变，增加的产能养活了更多人口，也对参与生产的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由此倒逼社会增加对新生代人口的教育投资。 然后从“升级”后的人口那里，又涌现出更多新技术。 政治秩序的改变也可算作广义的技术进步，毕竟人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和想方设法更好地组织机器、原料以求获取更高产能一样，想方设法更好的把人组织起来以求获取更高产能，等于在企业管理乃至社会治理方面“改进技术”。 而且这些方面的技术，企业管理、社会治理技术，属于前述生产技术的“配套技术”。 当你从技术逻辑的角度理解了这场文明稳态的全球性转换，你就会发现，任何人若想阻挠这场大转换，把自己所在的国家地区保持在“传统”状态，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阻挠技术进步，阻挠现代生产技术在这一国这一地区的普及应用。 如果他做不到阻挠技术进步、阻挠技术普及应用，他就无法阻止遵循技术逻辑而来的社会连锁反应，无法阻止生产技术在升级了经济基础，升级了人口基础后，自发寻求社会治理等“配套技术”的升级。 而在这场遵循技术逻辑的系统性升级中，人口的升级，包括劳动人口生产技术能力的升级和社科技术能力——即公民意识和维权能力——的升级，是整件事的关键，是升级进程的核心，是系统的枢纽。 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改变，是塑造人口的“微型兵工厂”的改变，即决定由新生代人口构成的人口基础会偏向文明1.0还是文明2.0的，家庭观念的改变。 一旦某个社会的家庭观念完成了改变，人口基础的改变将不可逆转，在人口基础更新达到一定比例后，社会对“配套技术”的渴求将不可遏止。 这就是正在中华沦陷区发生的事。 也是未来会在其他文明幼稚区域，各个处于文明幼稚阶段的族群社区里发生的事。 家庭观念的转变是从哪里向哪里转？ 是从“多个孩子=多双筷子”的廉价养育观念，从接受极高的婴儿夭折率甚至溺婴，从不对下一代（尤其对女儿）进行教育投资，从追求数量竭力多生多育，向追求质量，不“滥生无辜”，仔细权衡养育成本和未来收益的方向转变。 家庭观念的转变又有没有可能被阻止呢？ 不可能。 因为生物个体是基因的载体。人类个体同样是基因的载体，但同时是生物学基因的载体和文化基因的载体。 人类的繁衍并不是简单的生物基因复制，它既是生育，也是传承，既寻求生物基因的复制和扩散，也寻求文化基因的复制和扩散。 人类社群的家庭观念为什么一定会向“少生精养”转变？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是因为技术，也就是文化基因中的重要种类，会提出自己对载体的要求。 一个正不断在技术上升级迭代的社会，需要的是能传承技术、能学习并开发新技术的文化基因载体。劳动力市场会拒绝过于缺乏学习能力，无法掌握技术的个体，会因应技术升级不断抬高就业门槛，到文盲难以谋生时，家庭就只好增加对每名子女的教育投入。 依靠不断升级的生产技术维系其人口规模的社会，无法拒绝技术对人口质量的需求，就象硬件研发部门无法拒绝软件对参数的需求。 工业文明需要适配于工业文明的人口，因此各国的文盲率不断降低。适配于工业文明的人口需要适配于他们当前水准的政治秩序，因此民主化浪潮一波波涌起。 在幼稚族群、落后国家涌现的民主化诉求背后站着的是哪家的“黑手”？ 是技术逻辑。 任你权势熏天也无法推翻无法摧毁的技术逻辑。 技术提出自己对人口的要求，到最后，人口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 伤害链因此不得不崩散。 而以伤害链为“原生家庭”的我们，需要搞懂这技术逻辑，需要搞清楚，我们自己应如何适应这样的世界大势，如何在其中趋利避害。 很明显，在这样无可抵御的大趋势面前，早一步想好自己能在新稳态里占个什么位置，早一步想好如何促成本族本地新稳态的“顺产”，早一步开始思考如何令技术升级、人口升级和政治秩序升级保持适配，才是明智之举。 这就象许多家庭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时，会考虑选什么专业，进哪一行，最有利于孩子的未来发展。 在为个体做人生规划时要考虑的事项，在为群体做战略规划时同样该考虑。 为什么上海必须独立？ 为什么沦陷区各族各地需要独立，需要分别建国？ 因为给同质化的、升级程度较高的，较小规模的人口基础找到适配的政治秩序，远比给混杂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大规模人口找到适配秩序要容易。 就象给小学生分班，一年级上一年级的课，五年级上五年级的课，远比把所有孩子塞进一间大教室混着一起教要容易。 想“全国一盘棋”，是可以想得很美的，但你带得动吗？ 中国不分裂，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