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从技术的角度看待一切被标识为“现代化”的事物,你会发现很多困惑都能得到解答。 为什么很多人都哀叹“听过了许多道理却仍是过不好这一生”? 因为现代化生活是一种和过去世代相比,技术门槛更高的生活。 而你,很可能从未想过要为了过好这生活而提高技术能力。 以及关注你家庭成员的技术能力。 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现代人,你需要学会使用现代化家居设备,你得会用冰箱,会用电饭锅、微波炉,你得会用抽水马桶、空调,你得略微有一些家居安全常识,比如怎么避免燃气泄漏爆炸,怎么避免电线短路起火,怎么降低电瓶爆燃起火烧掉整栋房子的风险。 你得知道不能向正在燃烧的酒精炉倾倒酒精,你得知道怎么严防一氧化碳中毒。 所有这些在更古老的时代你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在今天都是你必须了解的生活常识。 因为和这些安全需知相关的技术已经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个角落,你每一天都在使用它们,或是享受你家人对它们的使用。 比家用电器之类设备更重要的技术知识还有许多,例如医疗相关常识,例如交通运输相关常识,如果你开车,你还得对你驾驶的车辆和道路上常见的其他车辆涉及的技术知识,甚至评估桥梁道路安全性的知识都有一点了解。 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充满了技术细节的现代生活因此对你来说,会步步陷阱。 和关于硬件设施的技术常识相比,更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和“软件”相关的技术常识,例如什么是金融基本常识,什么是法律基本常识,你可以都不知道,但那就意味着在这些领域你极有可能任人欺骗,任人宰割。 尤其在一个对欺诈行径十分纵容的社会环境里,在中共国那样一个银行柜员可以公然把理财产品说成存款,在银行业务办理大厅里直接向老年人推销的环境里,在奶粉可以有毒的环境里,没有识假辨毒的“火眼金睛”,你不知道在哪里就会踩坑。 现代生活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不断运用技术,不断依靠技术解决问题的过程。 而现代家庭生活呢? 是一个需要你组建技术团队去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的“项目”。 你的伴侣是你的什么人? 从情感角度看是你的爱人,从技术角度看是你的队友。 但你有没有从技术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呢?在你选择丈夫或妻子时,你有没有评估过潜在对象的技术能力和学习能力呢? 在你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时候,你又有没有思考过孩子需要有怎样的技术能力才能在这个充满技术的世界立足?你要给孩子什么?培养他/她怎样的思维能力? 为什么在中共国,无数现代家庭都把生活过得一地鸡毛? 在打算结婚的时候你是不是只考虑了对方的硬件例如身高、容貌?是不是只考虑了对方的资产例如有没有房子车子,有没有稳定工作,原生家庭有多少积蓄有多少子女,妻子娘家有没有能助你事业上升的资源? 你可能会觉得,认真思考过了婚姻的利弊得失,你就已经是个理智、务实,不恋爱脑的人,你就能从婚姻中得到你算计过可以得到的一切。 但如果你从未由技术角度思考过问题,没有把你的家庭视为一个技术团队,你就会在自己的生活里一次又一次被各种技术细节绊倒。 作为一个必须不断运用各种技术解决生活中各种技术问题的现代人,如果你从未想过把家庭打造为一个技术团队,在面对各种问题时,你就会只能孤军作战。你的家人不是不想帮你,可他/她不懂,既不懂该怎么做,也不懂你在烦恼什么。 如果你的家人全都不具备技术思维能力,没有养成过遇到问题“对事不对人”的思维习惯,每次你们意见分歧,讨论就会很快偏离主题,从“寻找解决方案”变成一场追责论罪。 你会用着现代化的家电,玩着现代化的手机,天天跟古人吵架。 为什么你听过了许多道理仍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你的生活一地鸡毛?为什么你的家人无法理解你? 因为你的生活是由无数技术细节组成的,现代人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是由技术能力支撑的。 想对生活游刃有余,你就需要在技术能力这个层面做到游刃有余。 想和伴侣合作愉快,和父母子女合作愉快,你就需要有把家庭打造为技术团队,通过关注彼此的技术能力、提高彼此的技术能力来“进行团队建设”的意识。 太多人从来都没往这个方向想过了。 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整体随着技术进步自然而然进行人口升级和政治秩序升级、文化观念升级的社会里,技术思维能力的提升是“不言之教”,可以在大众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 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在一个刻意阉割民众思维能力的社会,在一个处于转型过程中间阶段,一部分人口已经具备技术思维另一部分人口没有的社会里,在已经能在工作场景中运用技术思维却还没习惯在生活场景中运用技术思维的人群中,你就需要“有意识”。 需要有意识地去解决,去防止因一家人之间思维方式差异过大导致的问题。 需要有意识的选择和打造适合你自己思维方式的生活环境。 从移民到择偶到养育子女,到支持上海建国,你得知道,哪条道路通向你的幸福。
技术升级,人口就会升级,最后政治秩序就不得不随之升级。 那么技术降级会带来什么?制造业的空洞化会给欧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危机? 会带来人口危机。 不是人口数量上的危机,是人口质量上的危机! 是能理解作为工业文明的“配套技术”的政治秩序之建构和维护机制的公民,不再是本国本族人口主体的危机! 技术需要以高质量人口为载体,为维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口也一样,也需要在工作场景中保持与技术的接触才能一代又一代保持“工程思维”,保持技术思维能力。 而民主是什么?法治又是什么? 是社科领域的技术,是没有技术思维的头脑难以理解和运用的技术。 从技术角度出发,在欧美这样的国家,由政界各方势力经过反复博弈推出某项政策,实际上进行的是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研发”,政策讨论同时也是技术讨论,政治共识本身也是技术共识。 因此要推出切实可行的政策,“研发团队”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是不行的。 在一个成熟的工业文明内部,在技术思维能力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门槛”之后,不管你选出什么立场的人做议员、总统,理论上他都应具备一定水准的技术思维能力,对“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成熟的工业文明内部,按理说,经过重重筛选机制过滤,不管你选谁当总统,你都不会选出一个“科盲”,不会让一个无力主持研发工作的人成为研发团队的首领。 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就说明这个成熟的工业文明在人口基础上发生了退化,因某些原因,社会退失了本应具备的技术思维能力。 于是,社会中的各派虽然都有善良的愿望,却无力为实现愿望设计合理可行,能导出技术共识的行动方案。 你们参加过技术人员在研发阶段开的讨论会么?你们见过因观点分歧争得面红耳赤的技术员么? 散会去食堂的时候他们仍会是好哥们。 在达成技术共识之后他们仍会是好哥们。 一切争论都对事而不对人。 这不是依靠道德规训形成的“素质”,这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技术人员自然而然的思维习惯,是因为技术人员知道,你可以压服对手但不可能压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技术议题上,“解决人”毫无意义。 是的,制造业岗位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岗位很可能无法回流欧美,但那就意味着欧美国家需要找到其他方式来维系自身的人口基础,维持普遍的技术理解能力。 越是深入思考,越是深入了解“民主的细节”,我就越是意识到民主的技术属性。而越是现代化的国家,越是在治理上趋于复杂、精细的国家,就越需要在推出任一政策前考虑得更多更全面,令“决策施政”有如一次次社科领域新产品的研发。 参与研发的每个人显然都需要一点技术思维能力。 于是你可以看到,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公民意识和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三者的结合象什么? 象在同一棵技能树上,只能依次点亮的技能。 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是基础技能,现代化的公民意识在前者点亮后才能点亮,最后的政治秩序,作为配套技术,则需要以前二者为依托才能在一个社会长期平稳运转。 工业文明是技术文明。 我们,是时候意识到文明的技术属性了。 是时候意识到想让社会保持一定的文明程度就需要令社会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了。是时候意识到,想让某一族群“文明”起来,就要令这些人拥有技术思维能力,让他们能在最低限度理解和运用社科领域的“技术”,在家庭内部、工作场景中,保持就事论事,不一心想着“解决人”而不是去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了。 走向文明、维护文明,要求我们更智慧。 而打造一个更文明的制度环境,需要我们能以务实的态度,认真考虑我们现有的人口基础,我们现有的技术能力,从成功的希望最大的地区开始,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把道路开辟出来。 在改开时期,中共设置了“试点”。 当年的深圳特区曾汇聚了无数各地英才,通过不拘一格广纳贤士,快速形成了足以推进当地改革进程的人口基础。 未来,这件事将同样发生在上海。 这一次,我们会招纳在政治秩序的开创上更具勇气、见识的各路人才。 会令新生的上海共和国拥有与沦陷区其他地区差异极大的人口基础。 上海将是一个起点。 也是打造给所有具备技术思维的沦陷区人才的“研发基地”。 她会是沦陷区第一个从生产生活方式到人口基础,最终到政治秩序都完全现代化、文明化的新兴国家。 并会致力于推广自己研发出的全套技术,令周边江浙长三角地区,令沿海已拥有成熟制造业,具备人口基础的地区都能快速跟进,成为上海共和国的好邻居,战略伙伴。 在伤害链与产业链之间,技术逻辑是偏向产业链的。 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要如何选择阵营,要如何配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个人都该凭自己的智慧作出的决定了。
支撑这一切改变的是技术逻辑。 因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方式改变是最核心的因素,围绕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人口结构随之而变,增加的产能养活了更多人口,也对参与生产的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由此倒逼社会增加对新生代人口的教育投资。 然后从“升级”后的人口那里,又涌现出更多新技术。 政治秩序的改变也可算作广义的技术进步,毕竟人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和想方设法更好地组织机器、原料以求获取更高产能一样,想方设法更好的把人组织起来以求获取更高产能,等于在企业管理乃至社会治理方面“改进技术”。 而且这些方面的技术,企业管理、社会治理技术,属于前述生产技术的“配套技术”。 当你从技术逻辑的角度理解了这场文明稳态的全球性转换,你就会发现,任何人若想阻挠这场大转换,把自己所在的国家地区保持在“传统”状态,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阻挠技术进步,阻挠现代生产技术在这一国这一地区的普及应用。 如果他做不到阻挠技术进步、阻挠技术普及应用,他就无法阻止遵循技术逻辑而来的社会连锁反应,无法阻止生产技术在升级了经济基础,升级了人口基础后,自发寻求社会治理等“配套技术”的升级。 而在这场遵循技术逻辑的系统性升级中,人口的升级,包括劳动人口生产技术能力的升级和社科技术能力——即公民意识和维权能力——的升级,是整件事的关键,是升级进程的核心,是系统的枢纽。 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改变,是塑造人口的“微型兵工厂”的改变,即决定由新生代人口构成的人口基础会偏向文明1.0还是文明2.0的,家庭观念的改变。 一旦某个社会的家庭观念完成了改变,人口基础的改变将不可逆转,在人口基础更新达到一定比例后,社会对“配套技术”的渴求将不可遏止。 这就是正在中华沦陷区发生的事。 也是未来会在其他文明幼稚区域,各个处于文明幼稚阶段的族群社区里发生的事。 家庭观念的转变是从哪里向哪里转? 是从“多个孩子=多双筷子”的廉价养育观念,从接受极高的婴儿夭折率甚至溺婴,从不对下一代(尤其对女儿)进行教育投资,从追求数量竭力多生多育,向追求质量,不“滥生无辜”,仔细权衡养育成本和未来收益的方向转变。 家庭观念的转变又有没有可能被阻止呢? 不可能。 因为生物个体是基因的载体。人类个体同样是基因的载体,但同时是生物学基因的载体和文化基因的载体。 人类的繁衍并不是简单的生物基因复制,它既是生育,也是传承,既寻求生物基因的复制和扩散,也寻求文化基因的复制和扩散。 人类社群的家庭观念为什么一定会向“少生精养”转变?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是因为技术,也就是文化基因中的重要种类,会提出自己对载体的要求。 一个正不断在技术上升级迭代的社会,需要的是能传承技术、能学习并开发新技术的文化基因载体。劳动力市场会拒绝过于缺乏学习能力,无法掌握技术的个体,会因应技术升级不断抬高就业门槛,到文盲难以谋生时,家庭就只好增加对每名子女的教育投入。 依靠不断升级的生产技术维系其人口规模的社会,无法拒绝技术对人口质量的需求,就象硬件研发部门无法拒绝软件对参数的需求。 工业文明需要适配于工业文明的人口,因此各国的文盲率不断降低。适配于工业文明的人口需要适配于他们当前水准的政治秩序,因此民主化浪潮一波波涌起。 在幼稚族群、落后国家涌现的民主化诉求背后站着的是哪家的“黑手”? 是技术逻辑。 任你权势熏天也无法推翻无法摧毁的技术逻辑。 技术提出自己对人口的要求,到最后,人口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 伤害链因此不得不崩散。 而以伤害链为“原生家庭”的我们,需要搞懂这技术逻辑,需要搞清楚,我们自己应如何适应这样的世界大势,如何在其中趋利避害。 很明显,在这样无可抵御的大趋势面前,早一步想好自己能在新稳态里占个什么位置,早一步想好如何促成本族本地新稳态的“顺产”,早一步开始思考如何令技术升级、人口升级和政治秩序升级保持适配,才是明智之举。 这就象许多家庭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时,会考虑选什么专业,进哪一行,最有利于孩子的未来发展。 在为个体做人生规划时要考虑的事项,在为群体做战略规划时同样该考虑。 为什么上海必须独立? 为什么沦陷区各族各地需要独立,需要分别建国? 因为给同质化的、升级程度较高的,较小规模的人口基础找到适配的政治秩序,远比给混杂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大规模人口找到适配秩序要容易。 就象给小学生分班,一年级上一年级的课,五年级上五年级的课,远比把所有孩子塞进一间大教室混着一起教要容易。 想“全国一盘棋”,是可以想得很美的,但你带得动吗? 中国不分裂,行吗?
世界史正在走向全新的一幕。 全球商业帝国,或者说产业链阵营,或者说文明2.0新稳态的完全体,正在浮现。 和过去世代不一样的人口基础,和过去世代不一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过去世代不一样的家庭观念和样式,都已经呈现,并驱动着身在局中的所有人走向新秩序的建构。 牛马+蛆虫的伤害链传承正在崩散。 虽然蛆虫们仍对旧秩序恋恋不舍,蛆之一族仍在蛆王习近平率领下竭力挽留属于它们的光辉岁月,试图把特权传承下去,但牛马们已在或主动或被动的自我绝育。 而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的人口规模的经济需求正迫使生产生活方式的新旧交替在各国境内加速完成,由此不断扩大必须放弃低效率的旧生产生活方式,改用新生产生活方式的人口基础。 这样的人口基础,这样的经济需求,当然会呼唤适配于自身的新秩序,呼唤由文明史上的先行者欧美列强创立并完善过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再贫穷落后的国家也不得不尝试引进现代生产技术,为此要训练其劳动者掌握相应技能,要允许劳动者以最有效的形式也就是现代企业形式组织起来,并为给这样的企业创造发展环境,打造和维护相应的政策环境——从发展生产力到调整政治格局,社会的演变就这样环环相扣,无可阻挡。 好吧,也不是不可阻挡,但阻碍社会演变历史进程的代价是激起一次又一次社会震荡,不论首发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其风险都是试图阻挡历史进程的人难以承受的。 仍在试图挽救蛆虫+牛马旧式格局的中共帝国特权阶层看不懂这样的大势。 他们会一次又一次激起社会动荡,螳臂当车然后粉身碎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许多身在局中者也没能看明白大势,没能看清楚,在历史进程中,站到新稳态一侧,促成新秩序的“顺产”,才是减少社会震荡和各种代价的最佳方式。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渐渐看明白的。 人们会发现令一国一族一地的政治秩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基础的演化进度相适配的重要性。 会发现,就象给小学生配上小学课本,给中学生配上中学课本一样,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基础转变的不同阶段,为发展中的社会搭配不同的政治制度、政策建议、家庭观念和文化观念,促成发展进程的“顺产”,能让社会支付的代价、承受的痛苦降到最低。 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这一场文明转型的真实性,意识到我们需要从过程中学习,再运用学习成果令转型更加“无痛”,我们需要整理出转型过程中的“用户须知”,为正处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族群提供教程。 从伤害链走向产业链的教程。 而且我们需要从个人层面到企业层面到族群层面到国家层面的全部教程。 社科学界需要在这些领域发力。 专家们需要研究并告诉脱离伤害链归化产业链的个人和家庭,该如何治愈曾经的心灵创伤,该如何应对“文化休克”,和该如何面对与自己父辈、自己儿女间那些跨文明稳态的代沟。 也需要告诉脱离伤害链阵营加入产业链阵营的族群和国家,该如何评估自身的发展程度,如何选择当前阶段最适合自己的制度并进行秩序建构,以便让巨婴族、巨婴国循序渐进,成长为“小学族”、“小学国”,再成长为“中学族”、“中学国”,一路向上。 我们需要学会在各个层面都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世界在成长。 我们自己在成长在改变,别人也在成长在改变,从欧洲到非洲,从最先进的国家到最蒙昧的国家,从个人、家族到族群,一切都在前进,而且在加速前进。 正在发生变化的不止是中共国。 美国也正在面临自身的秩序震荡和重构。 欧洲也是。 全球化已令欧美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发生了巨大而真实的改变。 当欧美列国的经济基础与沦陷区经济基础通过贸易往来,形成了现在看来几乎无法斩断的分工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经济层面的“共同体”,一个同样呼唤着与自身发展程度适配的政治秩序的“共同体”,欧美就只能面对因政治秩序与现有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不适配所致的震荡,在建构起与之适配的政治秩序前,震荡将反复发生。 在有人意识到问题,并建构起与已全球化的经济基础相适配的全球新秩序前,全球性的政治震荡、社会震荡将反复发生。 欧洲各国内部的震荡,美国内部的震荡,中华沦陷区的震荡,正发生和将发生的亚非拉各国的震荡,都是同一场“超级地震”的局部。 是世界由文明稳态1.0转向文化稳态2.0时的磕磕绊绊。 新秩序正在生成。 在美国生成,在欧洲生成,在亚洲生成。 二战以来的和平秩序已到了改变的时刻,当美国人用把川普选进白宫实现了对旧秩序的扬弃,即使川普和他的团队无力完成对新秩序的打造,新秩序也会应运而生。 会依托于现存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的秩序建构能力,在经历了一次次震荡后,涌现出来。 这就是上海独立、沦陷区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
家国同构。 连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也知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构成其统治基础的人,是在家庭里养成的。 因此当你以“人口基础”为关键词分析国家社会的未来时,你必须看清现在的家庭正在培养怎样的人口。 看清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家长是什么样子。 当孩子变了,家长变了,社会之变就不可阻挡。 当越来越多的家长摆脱最原始蒙昧的牲人状态,学会尊重孩子的成长需求,不再坚持规训奴隶式的家庭教育,当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尚未意识到自身需要成长的家长身边离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走”、“断亲”,沦陷区的人口基础就变了。 人们开始寻求独立。 并从人格独立、经济独立一路走向寻求政治上的独立。 伤害链系统为了维持其统治,需要通过精神阉割、能力阉割,把底层的子女“锁死”在底层。 它需要让你的父母一生牛马,让你也一生牛马,还要让你的孩子同样一生牛马。 但你已经牛马了一生的父母并不希望你一生牛马。 你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一生牛马。 那种甘为牛马的传承,存在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承,曾统治过无数代人的头脑。但它今天已经褪色。 褪色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结果很清晰。 即使蛆虫的传承仍然强韧,官二代还想做官,什么烟二代酒二代电二代铁二代,体制内的儿女还要进体制,但牛马的传承已无以为继。 农民工的儿女已经没法象父辈那样进厂打螺丝了,就算他们想,工厂也没有那么多岗位,没有那么多能向这些因为在衡水中学透支了健康所以更容易猝死的年轻人提供的岗位。 何况他们不想。 这些农民工的儿女,在中共改开时期的宣传话语体系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他们眼中理应属于自己的生活,是象中共国影视剧里的男女主角那样,有房子,有车子,有体面的工作,有漂亮服饰有精致饮食还有无数闲暇时间可纠结情感问题的生活。 他们相信“厉害了我的国”,他们也相信在中国他们能得到这样的生活。 这些权利意识不曾觉醒,对严酷的现实并无认知,却已不再甘为牛马的人口,这些已经不再适配于伤害链系统的“非顺民”,正是今日之中共国需要维稳的人口。 这些无法在伤害链系统里找到阶层上升的通道,却早已把“走上人生巅峰”当成必须的新生代,这些在中共宣传话语的洗脑下坚持个人奋斗,不断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寻找出路的年轻人,就是衰朽的帝国需要维稳的对象。 他们不认命。 他们竭力寻求更好的生活。 也许今天的你觉得“年轻人想要更好的生活”是天经地义。 但事实是在过去的年代,在曾经的千百年间,在主流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的社会环境里,安分守己才是天经地义。 而那种安分守己甘心认命的一代又一代顺民,才是伤害链系统的人口基础。 只有这样的人口基础,才适配于传统伤害链系统的维稳能力。 民情如水,在死水一潭风平浪静的时刻,水才不会覆舟。 伤害链政权的小船其实一直都经不起什么风浪。 只有在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心甘情愿跪着,憋屈着,不寻求更大生存空间的时候,伤害链才能勉勉强强的“稳定”着。 在“无风三尺浪”的今天,在随口就能说要“出去浪”的新生代面前,在政治上的权利意识未觉醒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已经抬升的新生代面前,在对未来的期望值远高于政权愿意给、能够给的水准的亿万人面前,伤害链政权没有继续稳定的余地。 沦陷区的人口基础已经变了。 而且不仅是现存的人口,连未来的人口,会受现在这代人的家庭观念影响,在这代人缔造的家庭里成长的下一代也是。 人们已经回不去了。 家庭,从观念到形式到规模,也已经回不去了。 没有人能想象今天的孩子去构建一个和他爷爷、曾祖父一模一样的家庭。 什么三儿二女,四世同堂,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手纳的鞋底,坛子里的咸菜,时常走动的族亲,要开祠堂修的家谱……那些记忆仍然存留在一些人心底,但没有人能想象,今天的孩子肯复制那样的生活。 可是只有那样的人口能继续那样的生活,只有那样的家庭能培养那样的人口,被无边亲情之网缚在土地上,缚在年年月月世世代代重复着的生活状态里,甘心放弃向外闯荡的人口。 当那样的家庭那样的人口不再继续,伤害链的统治,对底层的“锁死”,也就无法继续。 而这些对生活有更高期望的人,正在为自己寻找出路的人,本应安分守己做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却在各方面都“不合格”的人,也在滑向个人生活中的“无法继续”。 他们想生孩子,想留下传承,想拥有影视剧里呈现的“普通人生活”,他们认为通过奋斗自己一定能实现梦想,但现在他们还在努力的遵纪守法,在困惑中坚持做一个“乖孩子”。 还没有滑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们还在把努力的方向设置在“卷”上,在找出送外卖时的最快路径上。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造反。 虽然张献忠已经火过了,火到快过气了,黄巢已经成了流行文化符号中的新宠。 但他们还没准备好。 只是他们离准备好已只差半步。 不择手段的现政权,唯利是图的现政权,一直在对他们潜移默化。 所有这些“教育”终究会有结果。 熊孩子们就快要拆家了。
所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庭? 是伤害链式的家庭,是统治者以“爹”自诩,不准任何人乱说乱动的,充满压抑感的旧式家庭,是不允许独立思考、自主决策存在的,用精神阉割和暴力手段强迫每个下位者停滞于巨婴状态的恐怖家庭。 想成长,你首先就要摆脱这种“家庭”,要“离家出走”。 要独立。 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站在帝国的对立面高竖反旗,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独立。 因为独立是成长之路的起点,不成长我们就永远无法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现实世界中的种种问题,无法以成年人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并寻求承认。 你能理解这件事吗? 为什么上海需要寻求独立,为什么香港需要寻求独立,为什么图博特、东突厥斯坦和江浙闽粤蜀晋湘楚要寻求独立? 因为不以独立为起点,不摆脱帝国中央政权的干扰,不先争取到自主决策的权利,想在文明层面获得成长就是不可能的。 而对想摆脱巨婴状态的族群来说,对渴望摆脱“中华民族的民族劣根性”的每个人来说,成长,是必须的。 你得理解,成长,是必须的。 如果你无法理解成长的必要性,那么你的“无法理解”就反证了你自己的不成熟。 家国同构。 那些执着追求大一统的那些人,那些坚决不允许任何一个族群开启成长之路的人,那些声称“中国一点都不能少”,不惜高呼“留岛不留人”的人,可能有一张年轻的面孔,但你想想,他们和坚决不让孩子在穿衣、吃饭、交朋友、谈恋爱、选专业、找工作等事务上自主决策的控制狂家长有什么两样? 什么样的家长会不在意孩子的成长,只在意孩子“听话不听话”? 巨婴式家长。 到今天这个时代还无法理解成长的重要性的家长,是愚昧到残忍的家长。 至少也是自身在精神上仍然不够成熟的家长。 在政治层面,同理。 如果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仍然不能理解台湾独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不能理解图博特、东突厥斯坦寻求独立本质上是在寻求象今日之台湾一样建构符合民众需求的政治秩序的前提,不能理解在上海独立、香港独立等诉求背后,人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是自主决策的权利即成长为更好的自己的机会——你就该反思自己的幼稚了。 是的,独立的方式、过程是可以谈的。 未来是否重新联合也是可以谈的。 但独立诉求本身的正当性,任一族群寻求独立的权利无可置疑。 就象一个成年了的孩子离家出游、离家工作的权利那样无可置疑。 把门关起来不让走,打断他的腿不让走,甚至把他杀死在家门口,是家长的正当权利吗? 用铁链锁住一个成年人并声称“因为她是家庭成员”,这样的逻辑,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敢声称是天经地义。 而认同这套逻辑的人,在文明层面上是何等的幼稚。 我知道有很多人今天仍是“统派”。 很多人反共但“不反华”,甚至反暴政而不反共。 我尊重这些人保留这类观点的权利,但我也不得不指出这类观点的幼稚。 成年人该想想如何建设。 而不是停留在只敢在“大家长”面前发出微弱的异议,盼着“大家长”听到自己的诉求之后纡尊降贵照顾一下自己需要的层次。 不要以比较会撒娇的巨婴自居了。 请想想成年人面对问题该有什么样的姿态。 请想想你希望拥有的秩序是该由你自己亲手建构,还是该等待着“党妈妈”赐下一点怜惜。 如果你是一位成熟的统派,你该做的不是吓阻独派,否定他们的独立诉求,你该做的是拿出一个对各族各地的独派有足够吸引力的政治方案,吸引他们走向你认为更合理、更具建设性的联邦或邦联道路。 如果你是一位成熟的统派,你该懂得独派是什么人——是一群决心亲手建构自己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的人,是一群决意建构本族群的生活方式,拒绝停滞于受压制受操控的巨婴状态的人。 成熟的“统一”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象成年人与成年人组成的家庭的样子。 现代社会的家庭,是由同样具备边界感,懂得尊重对方的人,在自愿协商达成共识后组成的。 如果你是个成熟的“统派”,你努力的方向就该是促成各个独派“谈恋爱”,促成各独派的合作、共赢,把事情向你想要的方向引导。 如果你真的想解决民族矛盾,想让曾被硬塞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族能放下历史恩怨和平共处,你该做的是促成各族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成熟到能与友邻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的程度。 而若你真想做成“启蒙”这件事,同理。 你该加入独派的行列,让沦陷区亿万民众在分别归属于不同族群,分别独立后,踏上成长的起点,通过成长逐渐摆脱巨婴状态,逐渐获得与他人和平共处,与政治异见者和平共处,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的能力。 中华沦陷区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希望在哪里? 在这里。 希望在于成长,在于以独立为标志,脱离蒙昧被动的巨婴状态的成长。 而上海,已用自己的独立诉求,点亮了沦陷区各族群趋向精神成长的希望之光。
独立是成长的起点。 许多从父母控制欲过强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只有在独立生活之后,才有机会决定自己吃什么穿什么,交什么朋友,乃至找什么工作,建构怎样的生活状态。 在刚离开父母,还没“找到自我”时,他们会显得格外幼稚。 被伤害链帝国压制着的各族也一样。 但不独立,就没有机会成长。 在中华沦陷区,在这个千百年来反复遭受精神阉割的族群里,我们总是看到处于文明幼稚期的群体和个体身上呈现出“巨婴”特性。唯利是图,不守信诺,肤浅短视,欺软怕硬,缺乏边界感,太多太多值得批评的弊病呈现在我们眼中,有时我们会对这个族群整体感到绝望。 我们会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甚至会将之泛化到整个沦陷区不论民族身份为何的所有人。 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是你能在任何一个婴儿身上找到所有这些问题,在一个还没有学会如何制衡人性中的软弱,还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人相处的婴幼儿身上看到所有类似的行为模式。 巨婴是一种肉体成年了精神却处于幼稚状态的人类。 巨婴国、巨婴族,则是肉体成年了精神却仍未成年,肉体成长了精神却从未有机会成长的社群。 为什么他们没有机会成长?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学习,从独立自主的生活中学习,从全程由自己掌控的试错中学习,因为他们从未获得过独立自主的权利。 所以他们显得幼稚,然后他们明显的幼稚又会被当成不允许他们独立自主的理由。 被父母长期过度管束的孩子会在离开父母独自生活的初期,显得格外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许多这样的孩子会无法妥善安排自己的饮食、穿着——实际上是无法理顺自己被长期压抑的欲望和真实需求之间的冲突。 同样的困境,也属于许多刚刚摆脱伤害链系统寻求独立的族群。 甚至也属于许多刚开始寻求平等权利的社会阶层。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只有从成长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你才能看清解决之道。 只有先独立,以独立为成长的起点,从个体到族群到阶层才能慢慢在独立自主的生活状态里,在能自主决策后的一次次试错里,成长起来,成熟起来。 所谓的“支性难改”才会不再是什么问题。 中华沦陷区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本质上是帝国统治模式对各族各地的长期阉割导致的“巨婴性”。 想破除这种巨婴属性,各族各地需要的是成长,是在得到独立自主,为自己建构秩序的权利后成长,而不是继续接受某个新中央的控制,不是换个主子继续为奴,换个“妈”继续吃奶。 一个人,只有独立了,只有能自己作主了,才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才能在心理上能把自己的决定和自己该承担的后果关联起来。 一个族群也一样。 在中共的宣传论调里,中国人永远是“需要管”的,少数民族也永远是需要中央政权养着和需要中央政权约束压制,否则就会“爆发民族矛盾”搞得天下大乱的。 你可以在现实里找到很多支持中共这套说法的论据。 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是人无法生而知之,无法不经试错就在每一项从未尝试过的事务上,从一开始就做到最好。 在为自己的生活建构秩序上,在进行人生中从大到小的各项决策时,同样如此。 在作为一个族群为本社区建构秩序时,在为本族本地本国的各项事务进行决策时,同样如此。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各族各地不能独立,不能为自己作主,不能自行决策,就永远无法通过成长摆脱巨婴状态,永远无法摆脱“支性”。 就会永远呈现出需要喝党妈妈的狼奶才能活下去的扭曲状态。 当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巨婴状态感到悲哀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是伤害链系统为维系其统治进行的精神阉割,是当事人因无法自主而无法成长。 是大一统帝国对整个社会趋向文明的成长进程的超强抑制。 而保持巨婴态的后果是什么? 是娇弱,是面对天灾人祸时的不堪一击。 是因不堪一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些生命的代价,那些血泪,哭声。 对仍然执迷于大一统迷梦的朋友们,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希望解决所谓“民族矛盾”,真的想改变中华沦陷区的所谓“民族劣根性”,请看过来。 请看清独立对改变你所关心的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請看清政治上的独立和整个族群的精神独立之间的关系,请看清政治上的独立和整个族群在文明程度上的成长成熟之间的关系。 上海为什么要独立? 图博特、东突厥斯坦为什么要独立? 满洲国为什么要独立? 江、浙、闽、粤、蜀、晋、楚等国为什么要独立? 请看看韩国、台湾、新加坡。 请看看在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后这些社会这些族群在成长方面获得了什么。 不独立,成长无法开始。 对个人而言对族群而言道理是一样的。 对解决民族矛盾,令各民族成长为能和平共处,能放下历史恩怨携手共建未来的“成年人”来说,独立是必须的,是一切的起点。 对所谓的“脱支”或者说“启蒙”来说,对令亿万沦陷区民众摆脱巨婴状态,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来说,独立也是一切的起点。 是我们想要的新生活、新秩序必须拥有的起点。
有很多问题是必须通过“成长”来解决的。尤其是中华沦陷区那些看似不可解的困局,那些因文明还处于幼稚状态,在巨婴族群与巨婴族群之间看似解不开的恩怨缠结。 较成熟的文明才有能力与他人和平共处,才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 所以想在沦陷区缔造永久的和平,你最好让矛盾各方都变得“不再幼稚”。 如果帝国崩解后,在废墟上兴起的,全都是和今日台湾一样的国家,国与国之间长期保持非暴力关系,会是件难事吗? 相信每个了解日、韩、台关系的人都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国际社会里,凡是能保持一定成熟度的国家,都能与同样保持着一定成熟度的国家和族群保持较为和平稳定的关系。 最尖锐的冲突永远发生在不够成熟的族群之间,较缓和的冲突则持续发生在较成熟和较幼稚的族群之间。 究其根本,暴力,本就是幼稚族群最偏好的手段。 在中华沦陷区,许多人至今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他们认为“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意思是想统治这片土地就必须使用暴力压制异议。 压制,压制!从压制自由灵魂对独立空间的渴望,到压制跪伏如羊的奴隶们的维权诉求。 他们认定压制是保持和平,或者说维持“稳定”所必须。 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当受压制的族群停滞在幼稚状态,当暴力是受压制的族群和个体唯一懂得的解决问题手段,问题会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在中共国,所谓的民族矛盾,所谓的官民矛盾,其根源都在于此。 那些本应由成长来推进其解决的问题,那些成熟的、理性的族群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的问题,因为各族群被迫滞留于幼稚状态,因为中共国仍是个“巨婴国”,就看似无解。 我们看到了问题的根源。 所谓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所谓的“中国没有共产党会天下大乱”,乱自何来? 来自沦陷区每个本可顺利接受现代化观念,本可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的族群、社区、个体,长期被迫停滞在“只会哭闹”的婴儿状态。 这些族群,都是“阁楼上的疯女人”。 她不是因为疯狂才被锁在阁楼里的,她是因为被锁在阁楼里才看似疯狂的。 只要有了成长的自由,她将回归理性。 但当然,成长需要过程。各族群在政治上的成熟需要内外部条件的促成。 例如上海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就需要有欧美援助和上海在地独派的积极推动。 目前更幼稚的族群想举办“成年礼”,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投入。 而一切的起点,在于中共帝国先要解体,在于对成长的全方位压制先要被解除。 在思考所谓的“民族问题”时,你们不能忽略上述事实。 在批评东突厥斯坦、图博特、香港、台湾、上海、江、浙、闽、粤、满洲国的独立诉求时,在对中华沦陷区的社会民主转型感到绝望时,你们也不能忽略上述事实。 如果忽略了上述事实,你们就会误以为寻求独立的人是在“制造问题”,就会看不明白我们是在试图解决问题,试图通过推翻中共帝国对本族群成长的压制来恢复本族群应有的成熟程度,然后坐下来,象成年人一样和其他恢复了成熟程度的族群谈和平共处,谈友好合作。 我们选择的路径是“独立➡️成长➡️和平”,不是“大一统➡️幼稚➡️内耗”。 我们对未来的期望,是中华沦陷区既不继续是一个大一统的超级巨婴国,也不变成一组零散存在但互相攻伐的小巨婴国。 而上海,准备在这一场成长历程里做诸国的“长姐”。 身为巨婴国里人口基础、秩序建构能力最强的城邦,我们责无旁贷。 我们知道自己是特殊的。 在中华沦陷区这个曾经的超级猪圈里,我们是唯一首先意识到需要摆脱猪圈式国家建设思路的族群。 在未来,显然我们也将是沦陷区首先完成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建构的样板国家。 一个能首先拿出成熟姿态,和邻国,和其他追求独立建国的族群谈合作、谈互助,而不是争抢地盘,清算历史恩怨的国家。 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先人一步,以后仍会继续是先行者。 不但是先行者,也会是后来者的引路人。 那些最担忧中华沦陷区陷入长期动荡战乱的人实在应该想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才能真正结束乱世。 文明史已经告诉了你们。 成长,成长到某个成熟程度以上的文明才有能力使用暴力之外的手段解决利益冲突,让各方达成共识。 而在沦陷区首先能跨入“成年人”行列的显然只有上海。 在沦陷区内,上海一直被公认为“洼地的天花板”,在海外,沪民党也是首先意识到需要以“成长”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是首先尝试在自己的组织方式、活动形式上摆脱党文化痕迹的政治组织。 文明史告诉我们,和平的希望总是握在成年人手里的。 而上海显然会是沦陷区这个昔日巨婴国里第一个真正成年的人。 和平的希望在我们手里。 在愿意成长,愿意以成年人姿态与友邻和平相处,也期待友邻们迅速明晰目标,同样成熟起来的我们手里。 所以,如果你向往和平,请和我们站到一起。
从精神独立、人格独立走向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独立,为自由灵魂开辟独立自主的生存空间,是上海独立真正的追求。 我们想要建立政权,但我们追求的不是权势,不是高官厚禄,更不是“你们都得听我的”,而是为沦陷区开创先例。 是成为政治上的发明家。 是在特定的人口和经济基础上成为文明新稳态的“点睛者”。 是让在泥潭中挣扎了千年万年的灵魂终能破壁飞去。 我们是想做那把斩断伤害链的刀。 我曾花费过无数笔墨去阐述我对伤害链逻辑和产业链逻辑的看法,我曾介绍过我对双链争持的历史和未来趋势的分析。 我看见了“伤害链”制造的痛苦,那延绵不绝,渗透于沦陷区底层民众生活中的每个角落的痛苦,我也看见了它的荒谬。 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上海独立的支持者们,想要结束这种荒谬。 自由才该是理所当然的,奴役不是。 在至亲家人之间,爱才该是理所当然的,伤害不是,内耗不是,无止境的互相指责算帐,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打压,不该是。 在企业内部,各司其职携手合作才该是理所当然的,对人不对事,不择手段的互扯后腿,不该是。 在国家政治层面,政府该做的是向社会提供服务,促进社会发展,它最不该做的,正是以压制社会发展,抑制思想自由,阉割民间的创造力和自组织能力为手段维系自身的统治。 我们想要上海独立。 想要让上海,至少是上海,拥有我们和你们,拥有足够数量自由而骄傲灵魂的这一个城邦,能从这样的泥沼里挣脱出去。 想要用我们和你们的努力证明自由的灵魂能建构起属于自由灵魂的新秩序。 并以我们成功建构起来的新秩序为火种,让温暖和希望能向更远处传播。 是的,我们务实,我们会反复推想在上海建构新秩序的可能性,反复推演要如何去做,需要争取谁的支持,需要汇聚哪些资源,需要怎样的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要打造的并不是一座空中楼阁。 但我们试图得到的也并不是许多人限于想象力只能看到的“黄袍加身”,我们的愿景并不是在上海建立一个传统民族国家,在中共帝国覆灭之后实现一场简单的军阀式割据,我们要打造的不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曾无数次重复出现过的,大家都极为熟悉的伤害链政权。 我们的梦想不是在旧的伤害链系统崩溃后迅速重建一个新的、小一点的伤害链。 不是骑在弱者的头上作威作福。 不是为牲人打造一个充满他们所熟悉的恐惧、威吓的新家园。 虽然这就是无数中国人想象力的上限。 虽然这就是无数嘲笑我们,把我们的努力指为荒诞,从所谓的现实层面分析说“不可能”的人在政治方面唯一能想到的。 但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份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全新秩序,虽然在欧美这已经不算“新事物”,但对远东,对沦陷区来说,这是全新的,从未有过的尝试。 我们要让上海再次成为远东的欧洲城市。 成为整个沦陷区在文明模式上脱亚入欧的契机和起点。 为此我们要让我们的计划得到整个产业链阵营的支持,让上海的独立成为产业链阵营拓展其疆域时的一步,成为双链争持大势中应运而生的一环。 当你从“建构一个小型伤害链系统”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现有的资源和我们未来可能获得的资源时,你是会发现“不够”。 你是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批评上海独立的“不可能”,去分析想让上海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生的传统民族国家,成功的希望多么渺茫。 但当你从“打造一个小型的产业链合作者”角度看待上海独立这件事,从在整个产业链阵营的地缘政治需求中选定一个角色,争取到这个角色,再扮演好这个角色的角度来推想,你会看到真实的可能。 我们准备建构的,是不一样的秩序,是不一样的国家,因此需要满足的是不一样的前提条件。 不要忘记,我们正身处于与历史旧例形成时相差甚远的新时代,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目标、方向和手段,都更符合时代的需求。 我们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在今天这样的国际环境里,在今天这样的人口基础、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下,尝试通过展示人格的独立,展示建构和维护新秩序的能力,展示作为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责任的意愿,成为地球村的正式成员。 我们要给那些决绝地逃离伤害链的人一个家,给想摆脱伤害链历史惯性的友邻们一个样板,给渴望从旧秩序转向新秩序的亿万人开辟一条道路,给已经站在产业链阵营核心里的欧美一个新的朋友。 我们想建构一种新秩序,在这样的秩序里你可以自由的呼吸,可以拥抱你的生活。 而我们的手段将是寻求你的支持,不是制造你的恐惧。
伤害链是我们的来处,但不该是我们的去处。丛林泥沼是我们的来处,但不该是我们的去处。 我们是牛马的子孙,甚至是蛆虫的子孙,但我们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继续牛马,不能让他们长成蛆虫。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中国人”,但死的时候不该还是。 所以我们追求上海独立,站到帝国的对立面,高竖反旗。 我们是一群不甘心在帝国制造的精神泥沼里永世沉沦的人,为此我们要创建与帝国臣民不同的身份认同,要让我们的孩子能挺胸抬头告诉世人“我们是自由人的后代”,“我们不是中国人”。 为什么上海必须能独立? 因为在长久以来被旧秩序笼罩的沦陷区土地上必须有一群人,首先打破“只能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惯性,建构一份新秩序,首先不依赖与周边地区的语言、文化差距而是依赖在政治共识上的差距保持住彼此的区隔。 首先建立一个属于异议者的国家,一个属于“异类”的国家。 因为在沦陷区这样的地方,在被愚昧、麻木的牲人传统笼罩千百年的地方,文明就是异类,持现代观念者就是异类,如果“异类”们不能抱团取暖占据一隅之地,名为希望的野火就无法在东方点燃。 所以上海必须独立,独立为一个现代国家而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独立为一个文明新秩序的样板,而不是旧秩序旧观念的结晶。 上海曾是远东的欧洲城市,也将是整个沦陷区脱亚入欧,在精神上抛弃牛马蛆虫的传承走向现代文明的中介和起点。 而只有在上海成功独立,有能力保持其所创建的全新政治秩序之后,她才能承担“起点”这个功能。 才能不受掣肘地建构属于新时代的,与沦陷区旧传统大相径庭的新秩序,并成为受亿众瞩目的政治“实验田”,成为能邀请全球各国社科学者前来研讨助阵的“研发基地”,成为历史转型的地理枢纽。 成为离牛马蛆虫的精神状态最远的那些人的家园,和渴望摆脱牛马蛆虫精神状态的其他人的希望所在。 上海在追求独立的伊始就想好了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家,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国家,一个对沦陷区来说最特殊的政治建构。 一个配得上自由的灵魂的国家。 如果你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那么她就是你的家园,不论你出生在哪里,父母是什么人,你该知道,上海共和国的政治秩序是为你而设,她将向你敞开怀抱,她将拥抱所有渴望自由又充满勇气的灵魂。 我的朋友们,我的同胞们,不必在意愚人的嘲讽。 能理解上海独立追求的人,能理解自由的价值的人,能在精神层面摆脱了牛马形态、蛆虫形态的人,本来就不是那些中共党奴的同类。 能理解在沦陷区的土地上占据一隅之地,建构一份属于现代文明的政治新秩序之重要性的人,能意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和价值的人,本就不是牲人的同类。 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异类。 我们准备建立的是异类之国。 对他们来说我们的愿景就象让人类在天空中自由飞翔那么不可思议。 就象在北美大陆上建成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那么不可思议。 但人间奇迹是可以被象我们这样的人一点一点建成的。 只要我们足够勇敢,又足够务实。 只要我们能汇聚足够多的“精神上海人”,能聚起足够多的自由而不屈的灵魂,从人群中召唤出我们的支持者,决心不论未来有多少艰难险阻,也不再滞留在中共帝国制造的精神泥沼里世代为奴的人。 只要有足够多的,在精神上能先独立起来的人,上海必将因我们复兴。
在中共政权崩溃,帝国解体时,支持各族各地建国者乘时而起,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新秩序,在本质上,是支持世代牛马的人们建构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认为这是荒诞的,如果在你心目中红色中国的统治将永不动摇,而牛马人生的传承将永远延续。 但拒绝永为牛马真的荒诞吗? 当然不。 所以,尝试建构一种非牛非马的生活,尝试建构容许人们不再牛马一生的政治秩序,并不荒诞,不但不荒诞,而且是历史的必然,是在欧美国家的民众已经摆脱了牛马传承,改开时代短暂的信息开放已经让沦陷区民众知道“牛马传承是可以摆脱的”之后的民心所向。 去尝试建构新秩序,是不再甘为牛马的人民必然的选择。 即使在探索过程中免不了挫折,有时会走弯路,但至少在公投独立这个环节,民心民意会作清晰的表达。 各族各地的独立诉求会得到民众的充分支持,独立建国在法理上并不会有障碍。 在外交方面,一旦中共政权自身撑不住了,以它在国际社会里的“好人缘”,周边邻国如台湾、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诸国在承认沦陷区各族各地公投建立的国家时,决不会有心理障碍。 未来需要在经济层面互助合作的各族各地新兴国家也会通过彼此的外交承认,强化彼此的国家地位。 在确认会尊重彼此的独立地位后,各族各地的秩序建构也就能互不相扰,大家上面都不会再有中央那种“婆婆”横加干涉。 当然,建设是艰难的,每个新兴国家的建设都不会一帆风顺,各族各地都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秩序建构方面,在恢复经济时,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定会出现。 但那是在亿万民众摆脱了牛马人生之后,在对新生活展开探索时才需要担忧的问题,也是和不堪回首的牛马人生相比,可以接受,更可以克服的问题。 人们会有机会过一种新的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建构一种新的秩序。 在社会层面,这体现为国家政治秩序,在家庭里,在个人生活中,这会体现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对许多当代人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新,在改开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其实已经在欧美电影电视节目里看到过这样的生活方式,看到过别人在家庭内部是怎么相爱、怎么相处、怎么沟通,怎么坚持尊重彼此的。 许多人不但向往着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早就开始了模仿。 上海独立的底气在哪里? 在这里。 我看得到这几十年间民情民意的改变,看得到不甘为牛马也不甘为蛆虫的人数正在增长,我看得到已经在个人生活中尝试建构并成功建构新秩序的那些人,他们不但真实存在,而且数量在飞速增长。 这样的人,需要从旧秩序中独立出去。 从旧式的家庭秩序中独立出去,从旧式的帝国秩序中独立出去。 寻求独立的上海,是这类人的精神家园。 当我们站出来大声疾呼“上海人不是中国人”的时候,我们要展示的,是对帝国旧秩序的决绝扬弃。 是对牛马人生的扬弃,对“很能吃苦”,“能吃苦就多吃点”的人生观的扬弃。 当我们寻求上海独立的时候,我们想建构的并不是一个以血缘、族裔等生理特征,以籍贯、出生地、语言来判断一个人身份归属的传统民族国家。 我们想建构的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一个属于现代人的,容许不甘为牛马不愿为蛆虫的现代灵魂栖居的家园。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园,象我们这样的灵魂即使生活在所谓的故土也只能永远流浪。 因为我们不是牛马,牛棚怎么能是我们的家,我们不是蛆虫,粪坑怎么能是我们的家。 在我们开始追求独立的时候,我们首先获得的是精神上的独立,是与牛马蛆虫式的人生愿景的割席。 在我吁请你们理解上海独立,支持上海独立,并理解和支持各族各地独派的独立诉求时,我希望你们也一样,意识到,并加入这场与牛马蛆虫式人生愿景的割席。 不要再含含糊糊暧暧昧昧的任自己被裹挟在那样的人生愿景里了。 做帝国的臣民,做蛆王座下的奴隶,永生永世活得那样憋屈,你真的甘愿么? 麻木不仁的生,麻木不仁的死,在苦难人生里坚持繁殖,一代一代把恐惧、焦虑、痛苦传下去,看看这帝国里老人混浊的双眼,看看孩子们稚嫩的脸颊,你真的愿意么? 还是说,拒绝做旧秩序的维护者,尝试做新秩序的开创者,支持上海独立,支持香港独立,支持台湾、东突厥斯坦、图博特人,支持江浙闽粤的独立诉求,更符合你自身的利益也更符合你自己的心意呢? 你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吗?你希望自由的灵魂在这世界上有一块存身之地吗? 我们寻求的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我们只是要为改开时代的既成事实,为今天已经存在的人口基础,为在沦陷区已经占到一定比例的向往自由的灵魂,拥有现代生产生活能力的人们,为不愿再次堕入丛林泥沼的人们,谋一隅安身之地,以抵御旧秩序旧帝国的步步进逼。
伤害链的传承,是牛马+蛆虫的传承。 你要么牛马一生,象你父母那样牛马一生,并在你父母饱含期待的注视下生儿育女培养出下一代小牛马来,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永为牛马,要么“求上进”一点,让自己扭曲如蛆,钻营到体制内,成为一条有资格吸食牛马血肉的蛆虫——这就是伤害链中你唯一可指望的阶层跃升。 你曾经不知道自己可以拒绝做牛马,可以拒绝做蛆虫。 在信息封闭的时代你连这样的认知都没机会有。 看看你的父母或别人家的父母,那些“很能吃苦”的长辈,那些永远感激统治者的恩赐,永远把充满痛苦的生活看成理所当然的中老年人。 看看那些把“想活得象个人样”当成大逆不道的中老年人。 你可以拒绝这么过一辈子。 并用你的拒绝,让暴君的宫殿轰然倒塌,让蛆虫们再无存身之地。 你可以和同样拒绝牛马一生,同样拒绝蛆虫一生的伙伴们抱团取暖,可以尝试着展开新的生活,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哪怕对全新生活方式的探索包含着未知的风险,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虽然你不知道将得到什么,但你确定无疑的知道,你会失去的是什么——是你并不留恋的东西。 斩断伤害链的传承吧。 斩断你和在你的人生中不断制造痛苦的一切事物的“必然联系”吧。 你可以不是中国人,因为国家认同本就应由你自己选择。 你可以只是上海人、香港人、台湾人、南京人、广东人、四川人的。 你可以,至少在精神上,不再是帝国臣民,不承认自己是某个吞噬亿万牛马血汗的庞大集体的一分子。 你可以来支持上海独立。 来支持被无数人指为天方夜谭的上海独立,以最决绝的姿态,抛弃对牛马身份的认同,站到蛆虫们的对立面。 来试试看在最小的范围内凝聚新人类的共识,试试看在最小的范围内完成一次全新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 来用自己的勇气,伙伴们的勇气,聚焦点燃希望之光,照破长久笼罩着这片土地的黑暗。 来试试看成为你内心真正想成为的人,活成你自己想要的模样。 很多人说上海独立是天方夜谭。 但说真的,这并不比牛马们的独立更天方夜谭。 如果你真的摆脱了旧秩序的束缚,如果你真的拥有了作出种种新尝试的自由,那么你当然可以在政治上尝试进行一种全新的建构。 如果你允许自己成为新秩序的人口基础。 如果不甘心做牛马的人足够多,或者说,哪怕只在上海这一隅之地能成为人口中的多数,通过迁徙、聚居,能形成社区的主体,那么,在沦陷区的土地上建构新秩序的希望就会变得真实。 坦白说,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多么有创新性。 在中共的改开时代,圈出某个城市做“特区”,做“试点”,是已被历史证明过有效的经验。 而政治改革,或者说变革,在中华沦陷区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在千百年的历史惯性影响下,未来需要展开的秩序建构尝试,显然也最好有个“试点”。 这一场实验,只能由头脑清醒,充满勇气的人赌上自己的余生进行。 只能由已决意不做牛马,决心掌握自身命运的人们,知道自己会失去什么,不惜承担探索过程中的风险的人们进行。 上海独立,听起来是天方夜谭。 但一切全新的创造在成功前听起来都象天方夜谭,飞机,电话,登陆月球,都曾经被当成发明家荒诞的幻想。 全新的生活方式也一样。 在你发现自己不想牛马一生的时候,在你想到自己可以不结婚不生育不重复父母的人生,不重复那种一望到底的生活,不重复经历明知如此的种种苦难时,你的想法也会被仍以牛马人生为信仰的亲长们视为荒诞。 但你可以选择这种荒诞。 因为站在新时代回望旧世代的梦想,你会发现牛马人生才是荒诞。 子子孙孙,生生世世,不为牛马即为蛆虫,这才是荒诞。 永远活在焦虑中,永远要俯伏在某个主人的脚下,永远恐惧没有养儿所以会老无所依会死了没人收尸,永远恐惧存款不足以支付医药费,永远恐惧档案袋里被谁记上轻轻一笔,永远恐惧在户籍上、编制上、职称上被谁卡一下,这才是荒诞。 象中共国人那样活着才是荒诞。 而象沪民党人这样活着,象我们一样站在自由的土地上,为创造一份属于自由灵魂的梦想而战,不是荒诞。 不要做中共帝国的牛马了,做我们的伙伴吧。 放弃那份属于牛马的传承,放弃那份属于牛马的人生愿景吧。 问问你的心,是否愿意让上海恢复其远东欧洲城市的风华,是否愿意成为上海共和国的公民,成为那一天在历史性的投票里参与公决的一员,是否愿意选择一种与牛马人生不同的道路,是否乐见沦陷区的千年暗夜,终因上海这一灯而明。 问问你自己,是否愿意在某一天抓住机遇活出自己,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适合自己的秩序,并成为沦陷区其他人羡慕和效仿的对象。 问问你自己,和牛马相比你是不是更愿意成为一位建国者,上海共和国的开国公民。 再想一想,是哪种人生愿景更荒诞,哪种愿景更吸引人,哪种选择在恰当的时机更有可能成为投票者们的选择,打造出一片由新秩序主导的安全区,成为和你一样觉醒者的救生艇。
很多人对未来没有信心。 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很少能有人对“获得幸福”有足够的把握,而且确实,我们常常遇到挫折。 在中华沦陷区建构起现代化的国家政治秩序,是个象让起点极低的年轻人寻得幸福一样渺茫的梦。 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寻梦。 而且,即使对寻获幸福没有把握,我们也有把握结束痛苦。 我们有把握斩断伤害链的传承,只要我们不“滥生无辜”,不在暴君治下为他生育小奴隶,就算这片土地仍要承受蹂躏,往后的蹂躏也可以和我们无关,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无关。 我们可以拒绝以“即使活得不象个人样也要活下去并且生儿育女”为信仰,拒绝把它当成必须让自己和晚辈一体遵循的人生信条,我们可以让传承了数千年的伤害到此为止,可以过一种没有软肋的人生。 对此我们有100%的把握。 所以,这份把握,可以成为我们抗争的起点。 不为暴君生育小奴隶,不让暴君拥有更多人口基础,从而保证暴君的统治无以为继,保证暴君必将失败,暴政必将失效,就是我们抗争的起点。 如果你愿意把暴君的失败视为抗争者的胜利,那么请你记住,我们追求幸福的努力是以此为起点的。 当我们从延续了千百年的麻木愚昧状态中清醒过来,学会拒绝传承痛苦,我们就可以坚守住这份拒绝,并对自己承诺,只有能感受到快乐时,只有对自己的幸福有把握时,才试着去生儿育女,去诞育后代。 我们可以为自己树立这样的原则。 只传承幸福不传承痛苦的原则。 并用对这原则的坚守,让自己的人生稍微容易一点,同时让这个世界的苦难总量减少一点。 没有能力婚育,没有条件婚育,那就不婚不育。 不进入没有爱的婚姻,不生育没时间精力陪伴的子女。 养儿防不了老,那就干脆不养儿。 放下对传承的执念,放下对建立家庭的执念,只要这一生。 先把这一生活好,先允许自己少些痛苦多些快乐,在寻求幸福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想改变世界,我们先要改变自己。 想让这个世界不再充满痛苦,我们首先要令这个世界不再拥有伤害链的人口基础,并且,为了让这个世界拥有更多快乐,我们需要让自己成为从传承痛苦的链条中脱离出来投奔幸福阵营的链环,让自己从制造痛苦、感受痛苦的伤害链系统成员,转变为创造快乐、感受幸福的“新人类”。 由此令两大阵营的人口基础此消彼长。 这世界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是可以改变的,人口结构也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自己,也在相当程度上有能力改变自己家庭的人口结构。 手段并不难想到。 通过学习改变自己,通过调整生活习惯改变自己,通过把收入投资于自身而不是婚育改变家庭,这些都是手段。 同样既隐蔽又有效的手段,还有通过迁徙改变地区人口结构,例如搬到远离父母亲戚的城市去工作和生活,这既能改变自己个人的处境,也会在客观上改变地区的人口组成。 这些改变是每个清醒过来的人都做得到的,这几乎没有风险,因为当局无法分辨你这些举动里有没有政治含义。 但这些改变能重新塑造社会的人口基础,能重新设置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人口基础,从而令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为抓住历史机遇,建构与人口基础相适配的政治秩序做好准备。 寻求幸福的人可以抱团取暖,可以通过脱离充满伤害的家庭和社区,聚集到一起,来建构属于自己这类人的新社区,并让这样的社区成为城市主体,由此令这样的城市有条件成为建构新秩序的基地。 一切准备都可以是无声无息的。 这抗争可以长期持续,如果暴君的统治继续,那么就让生育率持续低迷。 而如果暴政被推翻,如果上天让寻求幸福的人群重新看到希望,如果在漫长的准备过程里,你终于学会了如何令自己快乐,如何与人相爱,如何找到幸福,那就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运用你的所学。 我们可以用拒绝传承苦难来结束苦难。 并用决心只传承幸福来增进这世界的幸福。 坦白说,要让世界发生真正的、深刻的改变,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学富五车,都完成社科理论上的准备,都完成全套的公民教育。 需要的只是作为社会人口基础的大多数人都接受生活的启蒙,激活趋乐避苦的动物天性,摆脱麻木愚昧,以延续痛苦传承的生育观念为信仰的牲人状态,作出“不快乐就不生育”的人生抉择。 并在建构新秩序时,以“是否能让我放心生育”为标准,去衡量每一项与己身利益相关的决策。 很多人说,中华沦陷区愚民太多,想完成社会变革是天方夜谭。 很多人都认为在沦陷区这样的环境里,不可能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有能力建构新秩序的公民。 但人口基础是可以被改变的。 当不婚不育的年轻人聚居到对不婚不育者更友好的城市,当重视个人幸福,厌恶伤害链式家庭传承观念的年轻人搬往对他们包容度更高的城市和地区,当暴君的剥削令盲目生育的家庭因贫困缩减子女数量,伤害链的人口基础走向消亡,而至少在局部地区,更适合新秩序的人口基础成为主体,在学会了拒绝痛苦的人群中,就会有人能学会寻获幸福,并把这样的经验、技能分享出去。 世界就是这样改变的。 由人组成的世界,将因人的改变而改变。
伤害链的人口基础在中共国已一去不复返。现在这代人中的多数,已经不再停留在那种对己身的痛苦麻木不仁,对孩子的痛苦视若无睹,把生儿育女传承痛苦当成人生唯一意义的精神状态里。 那曾是中国人的信仰。 今天,这信仰已然崩塌。 虽然仍有许多人认定多生孩子,不论穷成啥样也要多生儿子才是“正道”。 但“不要滥生无辜”已成为流行语,“我们是最后一代”已成为另类的抗争宣言,对董志民式的家庭结构和婚姻状况的反感已深入无数年轻人的头脑,而在改开四十年间曾短暂呼吸过自由空气的父母一辈也已开始变得通情达理。 所以中共的统治无法继续。 在失去了维系其统治的人口基础之后,在这一代中共国民已经不愿意也不可能生出足以助中共维持统治的,在数量上在比例上高度接近朝鲜的新一代人口之后,中共在其苟延残喘的时刻,已只能沿用改开时期的维稳方式,无法回到习近平心心念念的“前三十年”。 这是“房间里的大象”。 即使今日中华沦陷区的人口基础仍不足以支撑起一场足够强大的变革,不足以支撑一场在全境同步发生的,平和顺畅的,指向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社会转型,但人们真的回不去了。 而经济层面的内外压力又让人们无法停留在原地。 人口基础和现存秩序的冲突,会一次又一次引发动荡。 人们会一次又一次的因沦陷区现存秩序对“现代人”的敌意而感受到痛苦,会因困在现存秩序中无法实现人生愿景而沮丧、绝望。 他们会挣扎,并在无意识地挣扎时冲击秩序。 现存秩序则会尝试恢复自身的人口基础,会竭力把现在这批人,通过思想阉割手段,变成自己需要的那种人——牲人。 于是人群中最具创造力的那些人会感受到最尖锐的痛苦,因为现存秩序在“阉割”方面的努力当然要剑指他们。 可最麻木的人同样会感到痛苦,因为现存秩序已经不再具备协助经济能力最弱的他们繁衍的意愿和能力,政府不会为最渴望“让村子延续下去”的家庭支付彩礼,也不会给每个有心做董志民的男人“发个媳妇”。财政枯竭已令政府有心无力,它需要先解决核心成员的吃饭问题。 伤害链无法延续。 当技术升级倒逼出社会的人口升级,当经济发展令社会无法保持牲人式的传承繁衍方式,当生活的启蒙,当然更重要的是工作场景中的启蒙令母亲们摆脱愚昧、麻木、冷漠的状态,开始关心孩子的痛苦,开始拒绝家畜式的繁殖——并因有独立的工资收入而有能力拒绝家畜式的繁殖——这一代代传承恐惧和痛苦的伤害链就无法延续。 即使醒悟过来的人们还不知道要怎样构建适合自己的新秩序,旧秩序也会因此无法平稳地延续。 在新秩序成功建构以前,已经改变的人口基础和旧秩序之间会一次次发生拉扯。 不论作为个人,面对暴君暴政时,你感到多么无力,你都可以做一件对旧秩序来说真正致命的事,就是不为它生孩子。 不为它创造适合它的人口基础。 或者把你已经生下的孩子送走,让孩子有更美好的未来,不必在独立思考能力每次萌发时就招来统治者的阉割,不必为了生存保持平庸,保持愚蠢,保持麻木。 不成为董志民和铁链女式的父亲母亲,也不逼迫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未来成为董志民和铁链女式的父母亲。 你可以不婚不育,和不催婚不催育。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反抗这令你痛苦的生活。 这就是普通人最稳妥的,改变这世界的方式。 实际上,对促成社会变革最有效的举动,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想清楚“我该在怎样的环境里生孩子”。 这是个看似与政治无关的话题。 但它允许你把大众引向一种最有力量的启蒙,生活的启蒙。 并允许你促成社会人口基础的持续改变。 允许你把社会推到离建构新秩序只有一步之遥的境地。 当伤害链的人口基础消失,而产业链的人口基础成型,社会从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秩序转向由产业链逻辑主导的秩序的趋势就会不可逆转。 当新的,不那么痛苦的家庭关系成为社会主体,人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倾向一种同样不那么痛苦的政治秩序,一种让政府与民间社会“自由恋爱”、“自愿结合”的政治秩序。 并且人们会在不那么痛苦的家庭关系里学会沟通,学会彼此尊重,学会建构这样的政治秩序。 这就是真相。 文明正在成长,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社会乱象”,是文明的生长痛。 处于转型期的社会还在成长,许多人仍处于困惑中,半觉醒的人们已经不再对痛苦麻木不仁但也还没找到妥善的方法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在家庭里,常常扮演不好自己的角色,不论是旧秩序要求他们扮演的角色,还是新秩序需要他们扮演的角色。同样的,他们在社会上也还没能成为合格公民,对如何建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还一头雾水。 转型已经开始,在进行中,尚未完成。 但会完成的。 既然回不去旧稳态,社会在过程中经历的所有动荡,就都只能是指向新稳态的努力,正如已经无法再延续痛苦传承的你们在个人生活里所有的挣扎,都只能是为寻求幸福作出的努力。
已更新的经济基础在呼唤属于自己的政治秩序。 在每个生活方式已发生巨大改变的国家,新的人口基础都在呼唤政治革新。 2020年泰国的年轻人走上街头,2021年缅甸的年轻人走上街头,2022年上海的年轻人走上街头。 象2019年曾走上街头的香港年轻人一样,他们试图呼唤出能支撑自己人生愿景的政治秩序。 这是新人类与旧秩序的交战。 现在旧秩序看起来还是强大的,年轻人一次次铩羽而归。但时间的力量同样强大,驻留在老迈权贵头脑中的旧思维方式终将会与老人的肉身同朽。 而新的规则,新的秩序,会随着人口更替,随着社会人口基础的自然更新,尤其是包括统治集团自身的人口更新,变得无可阻挡。 金正恩只能用和他的父亲、爷爷一样的方式统治朝鲜,但习明泽显然不可能用和父亲一样的方式统治中华沦陷区,就象她的父亲习近平也无法用和毛泽东一样的方式统治中共国一样。 让我举一个例子令这件事好懂吧——管理一家由年轻员工组成的新兴互联网公司和管理一家主要由老工人组成的老牌国企,显然需要不同的管理思路,制定不同的规章制度。 如果你一定要前者服从适配于后者的规则和秩序,倒也不是不可以,但会事倍而功半。 所以如果你的企业一直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你将无法支付坚持采用不适配企业管理方式带来的额外成本,无法承担因此而来的效率损失,你将只能转向,或者破产收场。 已悄然改变的人口基础与不愿改变的政治秩序之间的冲突,也会如此发展。 当然,对统治者来说,还有一条路可以考虑,那就是把已经完成了改变的人口基础再改回去。 用杀戮,用死亡,用奴役,用强迫女性大量生育,再次让社会被牲人充满。 用一切手段,愚民洗脑,再次让社会的人口主体变成他们懂得统治、擅长统治的牛马猪羊。 令这个国家成为与世隔绝的,独属于统治者的“世外桃源”,令其人民成为只能在偶尔的清醒时刻说出“这个世界不要俺了”的铁链女。 但想隔绝外部世界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而且人口的更新,观念的更新,总是悄然发生。理解这些无声无息的改变对政权的威胁则需要超前的战略眼光,这又是多数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并不具备的。 虽然在他们的对立面一次次对旧秩序旧规则发起冲击的年轻人,往往也不明所以。 所以事情就这么发生着。 人口不断更新,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各国的经济基础不断发生改变。 而不愿随之改变的旧秩序旧规则,则一次次受到冲击,一次次遭到年轻人的质疑和挑战。 在一些老派知识分子眼中,这些年轻人追寻的是政治理想。在老派知识分子看来,社会变革是否能被成功推动,取决于理想主义者是多还是少。 但真相是年轻人只不过是在赌上未来试图赢得未来。 是一代与父辈不一样的人试图成功过上父辈没能过上的生活。 他们的父辈一生牛马,但他们不想一生牛马。 他们想要一种不那么牛马的生活,不需要一辈子身披黄袍风驰电掣在抢单送外卖的道路上的生活。 我们需要真正理解年轻人的诉求。 真正理解未来对现在的期望。 然后才能明白,这个世界将涌现出怎样的新秩序,才能推断出,在新人类与旧秩序的冲突一次次引发社会震荡之后,怎样的新秩序才能让社会回归稳定。 在你希望成为建国者的时候,在你试图成为新时代新秩序的“供应商”的时候,这是你绝不应忽略的问题。 你需要从人口角度观察社会演变,从经济基础、人口结构的改变去理解社会发生政治变革可能性和成功率。 并且,为你的目标人群设计真正适合他们的制度方案。 在全新的时代,你需要以全新的眼光看待“革命”和“建国”。 我知道有太多人仍把注意力停留在“怎样推翻中共”上,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枪杆子里出政权”上,甚至没有思考过,在中共帝国覆灭之后,在帝国的废墟之上,新秩序新结构会如何产生。 有太多人一想到“建国”,想的就是怎样构建起一份让自己能长期维持统治的秩序,而不是怎样去构建起一份符合社会大众需求的,能从民众那里赢得支持而不是骗取支持的秩序。 有太多具备道德勇气,愿意站到中共对立面的人,没有想过要如何建设。 但是你能“到时候再想”吗? 你能让成千上万的人,甚至上亿的民众,到时跟着你“艰难探索”吗? 还是说你根本不在意中华沦陷区是不是会因历史惯性,再次踏上已经证实过并不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历史的迷宫里反复徘徊,在试错中,在“走弯路”中耗尽无数人本可不虚度的一生? 我是一名独派,我支持上海独立,也是几乎所有其他独派的当然支持者。 所以我希望每位独派都思考这样的问题。 你有怎样的国家愿景。 你准备为你族你国的民众,打造一份怎样的新秩序。 在你的建设蓝图里,你准备用哪些条款争取绝大多数你国人民的支持? 是时候提出你的政纲了,独派的朋友们。
俄罗斯用武力侵略乌克兰,宣告了二战后和平秩序的终结。 川普则用当面邀请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宣告了白宫对“国境线不可改变”这一传统的蔑视。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旧时代绘出的国境线,不论在伤害链阵营的首领还是在产业链阵营的首脑看来,都不再是不可挑战的了。 只是如何改,还未定。 如果你不把川普的邀请看成挑衅,而看成一种暗示,一种美国有意接纳别人“加入我们”,和有意接纳依据民意重新划分的国境线的暗示,你会想到什么? 台湾是不是可以改变现状? 如果加拿大可以“加入”美国,台湾可不可以?南美国家可不可以? 如果经济利益,贸易往来的便利性足以成为改变国境线的理由,那么真正应该被圈到同一条国境线里的“国家”,真正应该适配上同一套游戏规则的“国家”,难道不是以全球经贸合作为基础的那个隐形帝国,“全球商业帝国”吗? 每个人都觉得川普是在说笑。 但从利益角度思考,如果这成为现实,如果全球商业帝国能自隐形状态浮现,全球经贸体系能为自己配上一套完全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秩序,让在各国之间设置贸易壁垒变得真的没有必要,让全球市场最大限度释放其增长潜力,让全球生产者通过产业升级、权利保障的升级实现自身消费能力的升级,这会令全球经济迎来怎样的增长呢? 川普破坏了旧秩序。 他也不象是个能建起一套尽善尽美新秩序的人。 但在他捅破了窗户纸之后,你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可能。 在国家之间重新划分国境线的可能。 按经济需求重新设定游戏规则,重新构建政治秩序的可能。 虽然不以战争为手段,但只要一族一地能跨越公投门槛,就能宣布独立建国并得到美国外交承认的可能。 这就是为台湾、香港、上海、东突厥斯坦、图博特等国未来的独立开放的通道。 旧时代的国境线显然已经不符合新时代的需求,在川普发起关税战之后,这一点变得格外明显。 全球各国都在试图完成与美国的谈判,试图在决心改变全球贸易游戏规则的美国面前,靠自己的议价能力,为本国商家争取到更多的优惠条件。 也在事实上,致力于令“英美联合体”、“欧美联合体”这样的经贸合作利益共同体变得结构更合理,为长远持续合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致力于令国境线对彼此经贸合作的干扰减到最低。 全球经贸体系正在冲击下加速盘整,在盘整中自我完善。 与全球经贸体系相适应的全球政治秩序也一样,尤其是其中纠错能力较强的那些国家,也一样。 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很久没有迎来过这样的冲击和改变了。 而究其根本,导致冲击和改变发生的是什么? 不是川普这个人。 是导致川普一再胜选的民意,是导致这些民意产生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是以扩张后的全球经贸体系为经济基础的隐形存在,“全球商业帝国”,在呼唤属于它的新秩序。 是全球生产力和消费力在失衡之后,呼唤一场再平衡。 在中华沦陷区,“改开中国”就象铁链女抗拒董志民一样正以既无奈又绝望的心情与“红色中国”僵持。 在国际社会中,在全球化扩张阶段形成的经济基础,则处于相当类似的困境,许多已从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向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正处于产业升级的瓶颈阶段,它们正因政治秩序“跟不上”,不能让本国消费力随生产能力的增长而增长,因此无力成为欧美希望他们成为的甲方。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型的经济基础,已经发展到位的经济基础,都在呼唤与自身适配的政治秩序。 因此,二战后的和平秩序,力求“保持现状”的秩序思路,才会受到这样的冲击。 这世界需要改变现状,而不是保持现状。 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许多国家和地区来说,想要保持生活的现状,经济的现状,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方向,就不能继续保持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政治现状——不能在接近文明2.0的经济基础上继续保持文明1.0的政治秩序。 而这,是正迈向未来的人们需要看清的现实。 这世界事实上也无法保持现状。 中美不打贸易战,中美的经贸合作就能永远平稳进行下去吗? 全球化继续发展下去,各国各地已经成型的经济基础能永远只搭配旧政权提供的旧秩序吗?甲方能永远做甲方,乙方能永远做乙方吗? 不能,所以道穷乃变。 到了需要变化的时刻,国境线可变,国与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可变,国号可变,主权归属可变,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都会为“升级”服务。 在新旧转换之际,在全球秩序重组之际,许多过去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情会成为可能。 美国可能会有第五十一个州,虽然,它的原名未必叫加拿大。 亚洲可能会出现许多新兴国家。 在旧时代形成的旧观念,包括许多现在被称为“进步”的观念可能会被扬弃。 新的秩序,新的观念,新的文化,新的民民族和国家,很可能在已经成型的经济基础上被催生出来,并成为新的传统。
在上海独立之后,首先可以跟进的是谁? 是江浙闽粤沿海四省。 因为上海的独立,一定会以在上海本地举行公投,并凭借公投结果争取欧美的支持,争取台湾、韩国、日本等近邻国家的支持为路径。 而在上海一地举行公投,在公投期间保持上海一地的社会秩序以便国际观察团的进驻,难度显然比诸省同时行动要低 。 在上海成功开此先例之后,诸省有了“抄袭”的蓝本,欧美列国有了先例可循,这样当后续诸省各地各族通过照样举行公投,照样邀请国际观察团进驻,来照样寻求国际社会承认时,这条路径至少在一段时间会保持畅通。 上海独立看似是荒谬的,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实际上是最务实的一种思路。 尤其是,到中共帝国覆灭之后。 面对沦陷区已成的乱世,已经存在的动荡局面,欧美势力会不敢轻易涉足其中。这时,以“正寻求独立的上海”为一个积极靠拢己方、范围较小、可控性较高、驻军或维和成本较低的战略锚点,继续保持欧美对中华沦陷区的影响力,避免地缘政治动荡加剧,会是欧美非常乐意接受的方案。 当然,也会是对沦陷区民众来说最好的方案——尽可能保持与欧美的接触和联系,保持接收外部物资的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外部秩序的输入,是减少沦陷区在中共帝国覆灭后落入历史陷阱的风险,避免发生类似旧时代皇朝更替时期人口大规模死亡惨剧的不二法门。 在中共帝国覆灭后的混乱中,上海必须迅速独立,以保持自身相对于沦陷区的安全有序,以让自己成为西方观察沦陷区内部状况的窗口,成为沦陷区寻求外部帮助的“气孔”。 扮演这个角色的地区,不能太大,太大了欧美很难轻易给出信任,不能太小,太小了无法与沦陷区的人口容量和社会规模保持对应。不能与沦陷区有太高的文化同质性,否则无法形成与中共旧势力的区隔,也不能象香港一样和沦陷区有太大的历史文化差异,否则会因与沦陷区其他势力无法共情共感,起不到桥梁中介的作用。 所以,只有上海。 这一座远东的欧洲城市,这一座女神护佑的自由城邦,既有亚洲面孔,也早就被全中国公认为“不是中国人”,既是洼地的“天花板”,也是欧洲的“地板”,是处于两个层次之间,最合适修建从下面这一层走向上面那一层的阶梯的地方。 只有上海,两千多万人口的容量足以令她的公投结果获得国际世界的尊重,自殖民地时期沿袭至今的法治观念、秩序基础也令在这座城市里组织一场井然有序的有效公投不会象在别的省份、地区那样艰难。 只有上海,是最适合首先尝试走通这条公投独立之路的先行者。 是最适合在成功后做江浙闽粤“抄作业”对象的样板建构者,是可以直接把组织公投的经验、寻求国际承认的经验和资源分享给江浙闽粤的友好邻邦。 是可以用本身的安全,可以用“未受江浙闽粤攻打”的状态,成为沿海诸省向欧美产业链阵营零成本缴交“投名状”,证实自己遵循国际规则,保持和平秩序之决心的特殊存在。 至少在沦陷区由乱归治重建秩序的早期,在各新兴国家需要与欧美恢复经贸往来,建立互信的最关键时期,上海能扮演的地缘政治角色,能承担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 也因此,我相信江浙闽粤的建国者们至少在这个时期,不会对上海有侵略意图。 因为因落入他们手中丧失独立性的上海将只是一片沦陷区土地,只是一座由伤害链系统的旧观念旧秩序统治的城市,不具备上述所有功能。 而失去这个“气孔”的沦陷区,将需要耗费无可估量的时间和资源来重建欧美的信任,重建与欧美的联系。 甚至因为重建需时太久彻底丧失机会。 沦陷区任何一个地方势力想保住曾属于世界工厂的残存资源,借此保经济保民生,都需要以乙方自居,寻求甲方的信任,并通过持续不断的交易合作保持产能,而不是在停工停产后从设备到人员技能都逐渐荒废。 这是个并不难懂的道理。 江浙闽粤需要一个独立的上海。 毁掉上海的独立性,他们会得不偿失。 所以他们会支持上海独立。 并通过支持上海独立来增强自身独立的可能性,增强上海开创的道路的合理性,增强遵循这条路径的自己的合法性。 同样的道理,沿海诸省的独立建国,也会对内陆省份的独立建国、经济恢复起到促进作用。 因为沦陷区在经济层面是一体的。 只是当沦陷区被迫屈服于中共政权的统治时,中共政权建构的政治秩序无法与沦陷区改开期间形成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相适配。 在中共帝国因此覆亡后,残存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会寻求一份与自身发展需求相适配的政治秩序。 而这样的政治秩序需要有怎样的特点? 需要以产业链逻辑为基,需要与产业链阵营紧密合作,需要具备和民营企业相似的行为特征。 需要去中心化——也就是去中央化。 新的政治秩序需要让各族各国主权独立的新兴国家如同由产权彼此独立的民企构成的产业生态那样形成松散的合作关系。 互不相扰,互不扯后腿,既竞争又合作。 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既然在经济领域,大家已经做到了。
上海必须独立。 作为沦陷区的“天花板”,如果连上海都不能在中共帝国覆灭后完成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不能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上海市民群体提供与当地既有经济基础、人口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秩序,沦陷区其他地区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上海必须独立,并成为一个样板,一名先行者, 一个堡垒,一座桥梁。 现代国家首先是政治建构,在我们致力于追求上海独立的时候,我们追求的,首先是在中华沦陷区完成一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 是暂时不考虑其他地区的民情民意、经济基础,只专注于上海,只在这一隅之地,聚拢所有渴求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同路人的力量,汇聚改开四十年间沦陷区社会培养出的人口精华,尝试打破笼罩这片土地数千年的魔咒,完成一份让民众能解脱于治乱循环的政治建构。 对许多思想守旧的人来说,上海独立是天方夜谭。对过于重视文化建构,认为不先完成民族发明,追求独立的事业就不可能往下进行的朋友们来说,上海独立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从完成一份全新的政治秩序建构的角度看,“实验田”是大些好,还是小些好呢? 换个角度,从争取欧美驻军保护,由此为已经陷入动荡混乱的整个沦陷区打造一座“安全岛”,为在混乱中乘时而起的各族各地建国者设置一个方便与欧美外部力量接洽的环境,令欧美投资人能“打捞”回一些沦陷区残存制造业资源,也让各族各地建国者多一些早日恢复贸易恢复经济恢复民生的机会看,上海,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呢? 我从未把上海独立事业,看成可以脱离整个中华沦陷区局势发展的存在。 正好相反,我把上海独立视为整个沦陷区实现社会转型的起点。 基于无法否认也无法推翻的经济规律,也基于我们对中国历史上从未被打破过的治乱循环的了解,中共帝国的崩溃,是在不久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乱世必将来临。 而由乱归治,在旧秩序崩溃后重新建构新秩序,也是事态发展的必然。 只是在历史上,中国人总是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每一次在旧秩序崩溃之后,人们重新建构起来的新秩序,都“换汤不换药”,仍是基于伤害链逻辑的那一套。 但这一次,能不能有新意呢? 沦陷区能否至少有一个地区,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依靠一群头脑已经深受欧美现代观念影响的人,以一座在文化上曾深受欧美影响的“远东的欧洲城市”为基,尝试建构一份传统不同的秩序,并在整个创建过程中得到周边地区的尊重和鼓励呢? 我相信是能的,而且是必须能。 因为如果上海不能,其他地区更不能。 如果上海不能在尝试建构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不受干扰,不能在开创全新建构的过程中得到周边地区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沦陷区的“天花板”都不能从旧时光的泥潭里冒出头来,“天花板”以下的部分就更没有希望。 上海独立,是一场上海人以自身为实验素材进行的民主转型社会实验。 我们知道有一场同类型的社会实验曾成功过,并已延续了近250年——美国。 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立国前并没有事先完成过民族发明和文化建构,撰写《独立宣言》的不是世居北美本土的印第安人,使用的也不是土著语言。 但美国成功了。 因为新秩序本身的力量,新秩序相对于旧秩序的优势,足以抵消美国人在旧秩序竞争体系中的劣势。 虽然和英国人使用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文化根源,同样的血缘,甚至同样的民族情感,但美国人仍可以完成独属于自身的政治秩序建构。 如果你只考虑经济领域的新秩序建构,你会发现,在中共国改开期间,不论是小岗村还是深圳特区,都做过同类的事。 从秩序建构的角度你也会看到,在进行秩序建构或维护既有秩序时如果一个具备独特性的地区遭受中央政权的粗暴干涉,例如香港的“一国两制”被彻底破坏,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上海为什么必须独立? 因为不独立,上海就没有拒绝他人干涉自身秩序建构的正当权利。 以上海为开端的中华沦陷区新秩序构建实验,就无法顺利进行,从而无法为整个沦陷区提供一个样板,一个可供“山寨”的模仿对象。 追求上海独立,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什么? 是追求上海人在解决属于自身的“人的困境”时,独立行动的权利。 当你放在对“大一统”的执念,开始学着尊重上海独立时,你所尊重的也正是这份“独立行动”的权利。 在你学着尊重台湾人的权利,打起蓝色星月旗的维族人的权利,打起雪山狮子旗的藏族人的权利时,同样如此。 追求独立的人,只是些想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人,只是些不想靠你解决他们问题的人,只是希望在自主行动的情况下为自己找到出路的人。 而当他们找到出路的时候,他们的经验对你也有价值。 在上海人追求独立的道路上,最美好的画面,是“千帆竞渡”,是各族各地能同时开启独属于自身的政治秩序建构,并互相扶助,彼此参考。 也是上海的周边邻国都能由上海的独立中获益,由上海拉来的外资、由上海竭力创造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中获益,从上海人的“实验成果”中获益,并由此更支持上海人把实验继续下去。 从这个角度看,上海的独立,实际上,是整个沦陷区和平转型的希望所在。 愿有识之士共勉之。
中共国今天的困境,本质上是“人的困境”。 一群在改开期间出生成长的人,一群已经成为了现代工业国家经济基础的打工人,一群已经适应了现代工业国家生产生活方式的准现代社会居民,正面临要被这个国家的特权阶层强行拉回前现代生活方式中去的困境。 若不能及时醒悟,做点什么,这些人就会失去现有的生活 。 但即使没能及时醒悟,这些人也会“做点什么”,这些人会在思维惯性的影响下盲目挣扎,会一直试图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中去。 失业的人会一直试图找工作,而不是“到农村去”,去成为一个能助习近平维持红色中国的传统农民,成为一个没有介绍信就离不开户籍所在村镇的红色奴隶,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新闻、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机会毫不关心的人。 越是因中共的宣传洗脑看不明大势大局的人,越是头脑僵化的人,反而就越无法跳出改开四十年期间形成的思维定势,为符合中共中央的需要,彻底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 这些中共的“基本盘”因此会成为中共重启红色中国的最大障碍。 也会成为不论哪个政治派别,只要向他们许诺“能恢复改开时期生活水准”,就能争取到其支持的待用棋子。 在中央与地方的争斗中,在财政危机、资源争夺的关键时刻,各方都需要争取的人口基础的价值取向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四十年改开在人口基础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既有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价值取向,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大部分中共国人,尤其是跟着中共走的那些人,都极为缺乏创新能力,因此他们只能路径依赖。 改开时代的人生经验将成为他们唯一的“参照”。从伤害链系统的底层走向产业链,牵住产业链伸来的橄榄枝爬出极度匮乏的泥沼,这样的经验是他们唯一懂得的经验,因此,“重走改开路”,将是未来中共帝国走向崩解,各方势力“争取群众”时,唯一能说服他们,让他们心动追随的话术。 甚至不论使用这话术的政治派别内心是怎么想的。 因此,在不久后的将来,甚至在当下,在中共内部政争如火如荼之际,“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都会是最具吸引力的口号,是任何争权者需要高高打起的旗帜。 这是我们独派需要看清的。 我们不是只满足于在网上空喊口号的理论家,我们是行动者,我们是竞争者,我们是将用自身的实干倒逼其他竞争者“抬高逼格”的建设者。 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民族建构”。 不能满足于把独派的建国理念,限定为一个个传统民族国家的建构。 虽然“民族发明”也是重要的,但现代国家首先是法律概念,是政治建构,而不是文化建构、地理建构和血缘建构。 尤其在中华沦陷区这样的政治现状下,在党文化、大一统观念通过多年洗脑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明晰独派的建国理念——是为现有的经济基础,为现在活着的这些打工人,构建符合其需求的政治秩序。 是打造现代国家,而不是打造民族国家。 是接纳一切愿意宣誓效忠我国宪法的人成为我国公民,而不是以血缘、籍贯、语言能力为能否成为公民的衡量标准。 上海共和国的公民,一定要是“上海人”吗?不一定,欧洲人、美国人,愿意来的都可以来。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我们能想象,未来的上海共和国需要和周边哪些邻国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日本、韩国、台湾、江浙,都必须是我们的友好邻邦,欧美的支持更绝不可少。 为此我们显然需要承认多重国籍。 让任何一个已经取得欧美国籍的上海独立支持者,任何一个同时也在争取其他地区或民族独立的上海独立支持者,能永远是我们的一分子,永远和我们并肩作战。 也让所有现居海外已获得现居国国籍的上海人成为我们潜在的支持者。 因为我们是一群试图“解决人的困境”的人,而让上海独立建国,是我们在尝试解决人的困境时,拿出的可行方案。 真正的独派,真心想让自己关心牵挂的族群,想让自己关注的地区获得自由的人,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永远是“国人的困境”,是如何才能让我国民众摆脱现在的困境,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为我国民众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环境。 因为只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独派的理想才有落地实现的可能。 我们需要争取上海民众的支持。 我们需要争取的不仅是海外上海人,还有在地的上海人。我们还需要把现在仍跟着中共走的那些“基本盘”视为我们将争取的对象,去为所有潜在的支持者设计建国方案,一个对他们有吸引力的,能助他们摆脱当前困境的方案。 上海独立,对很多人来说是天方夜谭。 但如果连上海都不能独立,如果连仅在上海这一隅之地建构起一份能平稳持续运转的现代国家政治秩序都是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在整个中华沦陷区建构起那样的秩序就更让人无法想象。 在中华沦陷区,“人的困境”正越来越凸显。 但不论在海外还是墙内,正聚焦于这些人的困境的思考者和行动者还是太少。 不论在统派中还是在独派中,从为现存经济基础设计适配政治秩序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的人,还是太少! 在沦陷区即将改朝换代的时刻,在历史正向人类发出试卷的时刻,执笔答题者的稀少,将是致命的。
我并不会象很多人那样担忧解体后的中国,中华沦陷区各新兴国家,会象古代中国的地方割据势力一样开始彼此攻伐。 因为改开四十年已经重塑了沦陷区的人口结构,已经令这片曾由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主导的土地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改造。 这里已经是一座世界工厂,不再是一片农田。 农民会为争地、争水械斗。 但工人之间的争斗不是这样的,在工厂之间,卷的是效率,争的是订单,竞争激烈但几乎不可能牵涉武力。 而解体,事实上,是中华沦陷区在无法完成整体转型时的无奈选择,是一群无法既保留现有产业生态规模又保留现行政治秩序的人,为尽量保留现有产业生态规模,对现实作出的让步。 是在改开时代形成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受益者群体,通过在政治上的重新设计和重新构建,尽可能保留既得利益的尝试。 帝国解体,本质上是什么? 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亿万生灵,要舍政权而保经济。 对许多掌握着在地资源的人来说,则是舍特权而保财富。 因此由他们主导构建的新秩序,只会是为保经济、保生产、保民生服务的新秩序。 只能是和平秩序。 尤其是对那些沿海富裕省份来说,对江浙沪闽粤桂港等地来说,在现有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上构筑一种前现代的,类似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秩序,并为维持这种秩序类型放弃与欧美甲方的经贸合作,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在经济层面已经工业化的新兴国家无法不成为工业国家,无法不成为现代化国家,因为在既有的经济基础上构建前现代的、基于帝国意识形态的旧式国家,等于全盘重起炉灶。 促成中共帝国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承认我们独派的努力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不是我们,是中华沦陷区在经历四十多年的改开,经历经济层面的发展之后出现的,经济基础与政治秩序越来越明显的不适配。 是中共坚持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而这笔中共政权对历史欠的债,需要它以命偿还。 中共不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肯承担构建一份全新的、能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秩序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所以,虽然它竭力维稳,在社会因经济基础与政治秩序不适配导致的一次次震荡中,它只能被推翻。 经济基础在呼唤一份与自身适配的政治秩序,在这种时刻敢承接历史使命的人,能构建起恰当政治秩序的人,才是历史选择的人,才是“天命所归”。 我一直希望,即使中共帝国的覆亡不可避免,在其覆亡期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发生和叠加不可避免,生活在沦陷区的亿万生灵也能少遭些劫难,少受些苦楚。 因此我反复思考,在中华沦陷区现有的经济基础上应该构建怎样的政治秩序。 因为越快找到适配的政治秩序,因经济基础与政治秩序不匹配导致的社会震荡就能越快平息。 如果没有人提前思考这些问题,提前拿出可供大众参考的建议,社会就只能“艰难探索”,只能在一次次试错中,一次次走上弯路再掉头的迷茫中,不断支付代价。 那都是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 而且不仅是底层平头百姓会支付代价。 试图逐鹿中原并在已半成型的工业社会基础上构筑古代皇朝的豪强,一样会付出代价。 历史也是会收“智商税”的,死神的镰刀收割强者的生命,并不比收割韭菜更艰难。 我相信在中共中央变得更加衰弱之后,在沦陷区因经济基础与政治秩序的不适配持续震荡,帝国趋于解体,旧秩序即将崩溃之际,能脱颖而出的,会是些聪明人。 会是能在现存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上顺势而为的人。 因此,我相信在沦陷区成功构建起新兴国家的各地建国者,都会是以建设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和有意愿并有能力与邻国保持现代化国际关系的人。 道理很简单。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华沦陷区在全球市场上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不是低人权优势,是已经形成的产业生态规模。 而这个规模是通过各省各地的经贸合作实现的。 在政治上,中共帝国必须解体,必须分裂成规模足够小,不致令欧美列国有安全担忧的多个小国。 但在经济上,世界工厂需要尽可能保留其现有规模,才能既符合乙方的需求也符合甲方的需要。 因此,不是攻城略地,而是与邻国合作,才是各新兴国家的致富之道、强国之道和生存之道。 看不透这个道理的人在乱世中就算能乘时而起,也不可能笑到最后。 时代不同了,按中国古代构建皇朝秩序的思维模式去构想后中共时代的局势发展,一定会离题万里。 在别人修现代化高楼的同时,拿同样甚至更多资源去修猪圈的人,会输掉所有。 而真正懂得趋势的建国者,会学会象世界工厂的车间主任一样去思考,去构建不影响生产的厂区秩序。
列强到最后只能“瓜分中国”。 从经济角度看,为了世界工厂不完全被中共政权掌控,列强必须把产业链的至少一部分环节迁出中共控制范围,为此,必须瓜分掉中共国境内的制造业资源。 从安全角度看同样如此,欧美列国不能让一个大一统的,受充满敌意专制政权控制的世界工厂继续存在,并不断扩张其军工产能。 当这场贸易战一步步演变成中共政权与全世界的冲突,当中共在贸易战中的“不跪”、“秀肌肉”唤醒各国的安全意识,当全球经贸体系在一系列冲击中匆忙盘整并开始寻找出路,“瓜分中国”这个最符合列国投资者和中华沦陷区在地抗争者利益的终极方案,就会浮出水面。 列强能在这个方案中找到他们需要的大义名分。 支持台湾面对中共政权时的“不服从”立场符合欧美的利益,那么支持有公投结果背书的沿海制造业重镇分别独立成与台湾现状高度相似的独立国家呢?支持早就获得海外民意同情的维、藏民众摆脱中共操控,独立建国呢? 更进一步,支持香港独立,并以是否会武力攻打香港谋夺经济收益为粤国是否能坚持产业链逻辑的试金石,来监测粤国的可信度呢? 同样的,支持上海独立,并以是否会武力攻打上海来监测江、浙的可信度呢? 当列强接受由中华沦陷区本地独派和海外独派主动提出的“瓜分中国”方案,尊重各族各地的民意,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接受公投结果,接受既成事实,并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重启与沦陷区各族各地的经贸合作,全球经贸体系就会在自身的安全性和平衡性方面上到一个新台阶。 这是比“搬厂”更简便易行的方案。 只改变世界工厂现在的政治处境而不改变其地理位置和产业生态,对全球经贸体系来说是最不伤筋动骨的方案。 而改变世界工厂如今的政治处境,正是亿万中共国改开受益者心向往之却无力自行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 人们会接受它。 即使这场改革并不会以无数从小受中共党文化教育的人想象中的方式进行,即使这场改革会在前半场更多地遵循历史旧路,“合久必分”,经历中央政权衰弱、地方自救、地方利益集团形成等过程,并稳固在更接近先秦的诸国分治局面。 但人们会接受“秦制”的消亡,就象他们的祖先在历史上接受过每个大一统皇朝的覆灭一样。 人们会接受诸国并立,因此容许百家争鸣的新时代,那只是每个对先秦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接受的旧梦重温。 这个列强能接受的方案,这个沦陷区在地民意能接受的方案,这个为所有与中共中央有利益立场分歧的地方势力提供出路的方案,这个在事实上等同于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将在时势发展到那一步时得到一致的支持。 中国必须分裂,这座世界工厂可以保持其各个“车间”的紧密合作,可以保持其产业规模和既有的生态,但保持经济合作上的“大一统”的代价是它必须在政治上分裂,并保持分裂,以博取欧美列强的信任。 它可以是统一的经济体,但同时必须是分别独立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是控制欲和规模小到能让欧洲小国也放心合作的,会努力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政治实体。 对欧美列强来说,这是唯一的,能让他们把产业链相关环节放心留在原址的方案。 对各族各地的民众,对关心民生福祉的朋友们来说这则是唯一能让订单、工厂、岗位留在原址的方案。 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让中华沦陷区的政治秩序,符合其经济基础的需求。 并为此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因为沦陷区现存经济基础的崩塌将以亿万人丧失生存空间为代价。 好消息是,这符合全球经贸体系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立场,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西方列强在这方面的思考,对这一方向的支持观点,会越来越多。 坏消息是在沦陷区还有太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没有意识到,让政治秩序符合经济基础的需求,是挽救正岌岌可危的改开中国经济基础的唯一出路。 而改开中国的经济基础,纯然是通过与全球产业链保持合作关系成立的。 太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要么中共以亿万P民韭菜为代价成功“保政权”,让自己苟延残喘。 要么亿万P民韭菜以中共政权为代价,以大一统红色中国为代价,通过拥抱“列强瓜分中国”方案,通过支持各族各地独立并积极进行政治秩序现代化建设,来保住与欧美甲方的经贸合作关系,成功“保民生”,让自己活下去。 二者只能存一。 在思考中华沦陷区未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手里有钱、有枪的势力才有真正的发言权,而中共并不是世界上唯一有钱、有枪的势力。 重要的并不是中共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或是在中共中央政权衰弱后各地方豪强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而是世界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列强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 列强在经济层面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在政治层面又需要一个怎样的中国。 列强需要的,是在经济上保持和平、统一,保持对外开放,坚持发展民营经济,与欧美保持紧密经贸合作的“中国”,但要在经济层面符合上述所有期望,“中国”就必须在政治层面被瓜分,由各族各地建国者分别治理,各自在小范围内进行政治现代化建设,还上中共的历史欠债,完成早该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 并因此彻底放弃对台湾的领土要求。 这就是甲方想要的。 是乙方该自己悟到并积极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