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繁荣

2周前
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习近平给吃饱了撑的中国人上完最后一课! 习近平不是偶然崛起的独裁者,而是命运的安排,是一场文明末路中的“清算者”。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 唐僧西天取经要过八十一劫,方得真经; 而中华民族,在经历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与相对和平之后,也终将要面对自己的“八十一难”。 习近平,就是那个来上最后一课的人。 一、吃饱了撑的中国人,真就以为从此岁月静好? 过去四十年,中国人在温水煮青蛙的体制里,逐渐养成一种幻觉: “只要不搞政治,埋头赚钱,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可是他们忘了: 政治永远不会放过你,哪怕你对政治没有兴趣; 没有制度保障的财富,都是水上浮萍; 独裁者永远不会嫌你太乖,反而会利用你的顺从进行全面收割。 于是,当习近平带着毛式的语言、红色的高压、文革的符号走来时,14亿人竟几乎无动于衷—— 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敢知道。 二、习近平:清算者、照妖镜、也是命运的应劫者 他不是改革者,也不是建设者,而是一个文明退潮中的清算者: 他用集权的手法掩盖治理的无能; 他用倒退的语言掩饰未来的空虚; 他用民族主义哄骗焦虑的人民继续忍耐。 但更深层地看,习近平也是一面镜子: 他照出了全体国人身上根深蒂固的顺民心态、犬儒主义、投机心理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 若没有他,或许许多人一生都不会明白,“不做恶”的人群如果永远保持沉默,就是对最大的恶的默认。 三、这一劫,可能是“八十一难”的终章 福建坊间早就有流言说得好:如果不是陈良宇倒台、黄菊病逝,习近平可能早已在福建光荣退休,悄无声息地离开政治舞台。历史的偶然,造就了一个“被高估的人物”的强行登场。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许是历史安排的一场宿命—— 中华民族要想真正“九九归真”,就必须经历最黑暗的“第八十一难”。 四、这是“最后一课”,也是通往觉醒的考验 别再幻想救世主,也别再责怪一个人能毁掉14亿人的命运。 真正该思考的是: 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容得下毛、也容得下习? 为什么人民记得历史的屠杀,却甘愿继续重复? 为什么连受过教育的中产,也如此容易噤声、退让、装睡? 这一课的课题,不是“痛骂习近平”,而是“民族自省”。 习近平,也许真是命运派来的“最后监考官”, 来审视这个民族是否有能力走出封建与极权的诅咒。 八十一难之后,能否“九九归真”? 这一劫,不是宿命,而是你我是否能真正醒来的机会。 若无此劫,何来转机?若无最后一课,又凭什么毕业?
这个世界想要和平,就只能选择一种铁三角,属于繁荣的铁三角。 只能让属于繁荣的经济,属于繁荣的文化,和属于繁荣的政治制度相互支撑,只能用这样的自维持机制取代旧时代的自维持机制,让人们完成从谋生方式到家庭观念到国家认同的更新。 只要属于繁荣的经济是不可能的,中共国的改开因此不可持续。 只要属于繁荣的政治也是不可能的,无数由发展中国家曾经的位高权重者推动的政治改革都用惨痛失败或人亡政息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只要繁荣的文化是否可以? 历史已经证明,繁荣铁三角的形成确实可以首先由文化领域启动。 因为这正是繁荣模式自己的发展历程。 早在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尚未成熟的年代,人们就已经开始畅想未来,并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 因为人类的天性是趋乐避苦的,谁不想过一种不需要内卷内斗内耗的生活呢? 即使被迫忍受这样的生活,谁又不能想象一下更美好的生活,或是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在正好与伴侣情投意合的婚姻里,把家庭经营得温馨一点,给孩子更多的发展空间呢? 即使在伤害链文化传统的全面笼罩之下,也总有一些人,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比其他人更舒服一点。 这些人是令人羡慕的,对他们的羡慕,令伤害链文化产生了天然的破口。 因为他们向其他人证明了,过一种不那么痛苦的生活,过一种更有爱的生活,是有可能的。 过一种不用铁链锁住妻子,而是与之举案齐眉,琴瑟和鸣的生活,是有可能的。 然后,从这样的家庭里走出了更优秀的孩子,被赞誉为“有教养”,实际上就是更擅长与人沟通合作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常常能创立更杰出的功业,并令社会把对他们的羡慕,变成一种持久的,关注家族要如何培养出优秀子孙的文化风潮。 由此,让社会为历史契机进行了人才储备,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观念准备。 在形成繁荣铁三角,进入繁荣新稳态这件事上,文化的作用极其重要。 因为制度是需要人去实行的,没有能维护制度的人才,多少良法美意也只能沦为一纸空文。 而人,是由文化养成的。 虽然仅有文化并不足够,但没有繁荣文化,没有能培养公民,向社会源源供给人才的,属于繁荣模式,属于产业链阵营的独特文化,想长久维持欧美的民主政治,和在更缺乏这类文化氛围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不可能。 欧美的铁三角,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都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在文化领域却只能说是起步虽早,完成却晚。 这使得当科技进步导致政治参与度提高,当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当草根阶层的影响力远超前代,欧美铁三角在文化领域的不足,在培养公民方面的不够重视,就在一场场选举中被充分展示。 会相信阴谋论的选民是谁培养出来,是谁教育出来的呢? 热衷于追随政治强人的选民又是在怎样的文化氛围里长大的呢? 欧美今日所谓的乱象,在我看来,全是在还之前他们在文化教育领域“欠的债”。 但即使出现了所谓的乱象,欧美的自维持机制仍是强大有力的。 因为繁荣仍能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得到支撑。 我不想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笔墨,因为事态的发展会向你们说明一切。 我的注意力仍放在转型进程中。 放在那些需要砌成繁荣铁三角,而不是仅对其进行修补的国家。 那里需要繁荣文化。 尤其是,需要能告诉人们该怎样摆脱夹缝处境的繁荣文化。 需要能告诉已经在谋生方式上转向繁荣,已经成了打工人,已经在改开时代过了半辈子,却在习近平猛开政治倒车时,在整个社会的生存空间总量急剧收缩,作为增长期“多出来”的人,要被身属的时代“还给大自然”的那些人,直白一点说就是即将被内卷到死被饿死的那些人,该怎么办的繁荣文化。 文化是什么? 是每一代人选择的生活方式的辩护词。 也是每一代人从上代继承的,准备让下一代沿用的人生剧本。 当这些人的人生,从情景喜剧、伦理剧变成了悬疑剧,当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他们需要的,是从文化里找到答案。 而这,正是今天的文化该给却没有给他们的。 这些该写却未写的题材,是文艺创作者们欠下的笔债。
很多人在看到“合久必分”时只会想到空间上、地理上的分裂。 但在中共国,在当今时代,另一种分裂早已发生,而且正在成为国家、社会走向政治分裂的基础。 那就是社会圈层的“分裂”。 社会的构成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本就是大相径庭的。 绝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圈层”,都会随着经济繁荣而增多。 原因很简单,当社会分工细化,当人们的谋生方式因社会分工的细化、专业增多、职业增多而变得多元,即使在社科学者眼中,许多人仍能被粗略地统一归类为“中产”,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也仍会因收入差距和生活稳定性差距形成不同的社交圈层,并凭借成型的社交圈层,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不同的发展机遇。 而他们的孩子,会继承并扩大因家族社交圈层的差异带来的个人差距。 今天看起来都是中产的中共国家庭,往往会因为上一代的职业差距,例如祖父是身在官场,是体制内还是普通工人或农民,而影响到下一代,即孙子孙女辈的家庭观念和对未来的规划。 改开四十年,影响了无数中共国家庭,促成了几代人谋生方式的改变。 也促成了他们的分化,一种长年停留在中共国社科学者视线之外的,与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相同的分化。 一种由身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从政还是从商,生于城市还是乡村,内陆还是沿海,是出外打工还是固守乡里等个人生活差异造成的分化。 在中共国,尤其当下的中共国,能找到稳定工作的人,和集全家之力都不能帮孩子找到一份稳定工作的人,是不一样的人。 习惯了在城市里漂泊,对回到故乡心存畏惧的人,和知道只要肯“回家”就有一份好工作一份安稳生活的人,是不同的。 在经济增长时期,这些不同并不会被人们注意到,或者就算注意到了,也只会引来不那么认真的抱怨。 毕竟,在不同的社会圈层之间,并不是绝然没有交集。 在经济增长时期,在各个圈层虽然持续发展着、分化着,但也经常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时期,圈层之间的差异,有时会浮上水面的沟通障碍、理解困难,看起来也无伤大雅。 但在经济下行期,在属于不同圈层的个体同样面对资源减少的大势,却会落入完全不同的处境,能找到的应对方法完全不同时,在他们必须能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想法才有可能共度难关时,圈层之间的“分裂”意义重大。 因为共同的处境,能促使人们形成松散的组织。 圈层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确定组织形式但其促成合作的功能真实存在的松散组织。在不允许民间组织自发生长的中共国,“朋友圈”或者说人们的社交圈,就是一个人“遇到事情”时最有可能找到援助的社会支持体系。 人们在朋友圈里分享信息,既分享和生活没有直接相关性的新闻、观点,也分享和生活需求直接相关的实用资讯。 人们通过社交圈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寻找同类,并与同类抱团取暖。 中共可以禁绝一切民间组织,不允许它们注册,不允许它们发展、壮大。 但中共无法禁绝个人构建自己的社交圈,也不可能让处境相近、社会圈层相同的人们在没有遇到突发事件时就断绝和彼此的来往。 这本来不算什么问题。 但如果同一个圈层的人会同时进入同样的困境,问题就会出现。 如果同属打工人的圈层,同时进入“找不到工作”的窘境,如果同属建筑行业的圈层同时进入萧条,同属外贸行业的圈层成员同时面对订单锐减……问题就会出现。 而这些圈层面对的问题,和其他圈层偏偏又是隔绝的。 体制内和体制外面对的问题,出外打工者和固守家乡者面对的问题,是隔绝的。 在中共宣传“只有一个中国”的同时,不同圈层的国人其实都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中国”里。 而他们彼此之间,无法理解。 凭他们被反复阉割后极其薄弱的沟通能力,这些“不同的中国”之间,又基本不可能彼此理解,寻得共识。 2025年伊始,陕西蒲城就因一名学生坠楼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事件,大量民众聚集在事发学校附近,抗议规模迅速攀升到数千乃至传闻的过万人。 这还只是开始。 同类的事件,在2025年只会更多。 因为在每个县城,心怀不满,处境相近,闲着没有工作,又通过朋友圈社交网络彼此互相连结着的同圈层打工族们都在“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团结”。 他们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因为在人均沟通能力低下的中共国,在中共刻意保持的等级制度下,身属某一圈层的人,其实没有多少机会突破到其他圈层去。 所以在困境中,在急需争取朋友圈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选择加强与本圈层同类们的联系,为打造出自己在本圈层内部的良好社交形象,每个人都会在本圈层其他人“遇到事情”时伸出自己能力限度内的援手。 而当一个圈层陷入共同的处境,并因为共同的处境,因为本能的互助加强了内部联系,走上“形成共同体”道路时,其他圈层也在做同样的事。 但当圈层与圈层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当由体制内圈层组成的松散联合体与体制外、打工族们在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下正趋于紧密的联合体“交战”,社会就会出现纵向的分裂。 这种分裂不可调和。 这些“不同的中国”,属于贫民的中国,属于官僚的中国,属于精英的中国,属于草根的中国,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中国”。 未来,它们也不会是“同一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