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利益

我们关注“中共会怎么死”并不是为了幸灾乐祸,我们关注“底层何时会没饭吃”不是为了八卦或嘲讽,是为了弄清楚何时是伸出援手拯救亿万生命的最佳时机。 真正的建国者永远站在民众这边,聚焦于民生议题。 但我们知道,该做的不是空言许诺,不是画出各种福利大饼。 是从“如何让普通人找到工作”出发,为企业 创造可接受的营商环境,为沦陷区本地的民营企业,为海外可能前来或者说回来的投资者打造属于他们的繁荣预期。 因为只要企业有繁荣预期,有“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有更高利润”或“明天会有更大市场需求”的预期,企业就会向打工人提供繁荣预期,“明天会有更高薪水”、“明天会有更多岗位”的繁荣预期。 中共不会去维护繁荣预期,是因为它生于匮乏,也需要匮乏,需要用匮乏削弱民众,需要用政府的资源垄断,需要以刻意保持的匮乏要挟民众不得不服从。 但现代国家的政府,繁荣国家的政府,不但需要维护繁荣预期,而且需要在“维护繁荣预期”这件事上和同类国家展开竞争,以争夺全球范围内投资者、企业家和各种精英人才的垂青。 有时候各国也需要合作,以维护“全球繁荣预期”,世界和平对发达国家的意义何在?不在于道德偏好,在于全球繁荣预期对各国繁荣预期的影响力。 我们需要看清楚这个真实的,围绕着繁荣预期运作的现代国际政治环境。 也永远记住,繁荣预期的根本,在于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繁荣预期的兑现,依靠的是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托举起来的人均资源增长。 在国际竞争中,在国际合作中,致力于人口升级并尽早实现人口升级的国家,致力于技术升级并首先实现技术升级的国家,就会是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影响力的国家。 我们需要打造的就是这样的国家。 对于现代国家的创建者们来说,这就是最值得追求的战略目标,是在做任何战略选择题时的第一优先。 上海需要独立,并且以一个领土不辽阔,不具备战略纵深的城邦国家的身份独立,正是为了保持自己在人口质量方面,也就是人口劳动技能方面现存的优势。 香港也是一样,战略纵深对古代国家十分重要,军事考虑对古代国家十分重要,但对现代国家而言,对需要与周边国家合作以维护自身的繁荣预期的现代国家而言,辽阔的国土和低质量的人口现状只会拖长转型需要的时间,增加各种不确定性。 中华沦陷区为什么不应该以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在后中共时代独自完成转型? 因为对于重建繁荣预期,转型为繁荣国家,把无数普通人在动荡中失去的人生愿景“打捞”回来而言,那样做需要的时间太久,不确定性也太多了。 当我们转换思路,放下匮乏时代养成的思维定势,放下匮乏时代形成的战略分析体系,围绕着繁荣预期去规划国家、社会、民众的发展道路,我们就会看到并承认,尽快在小范围内实现人口升级,从而尽快与世界上现存的繁荣国家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才是最符合民众利益的。 因此香港不需要变成大粤民国的一部分。让香港保持现存的人口质量,尽快成为在外交方面得到其他繁荣国度承认和支持的小型繁荣国家,成为周边各新兴国家的第一友好邻邦,才最有利于每个新兴国家将自己建设成繁荣国度的战略规划。 改开四十年,已经为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准备了相当数量的优质人才。 在人口质量升级这件事上,各族各地进度不一,但大多已投入巨量资源。 这些人才,在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中共政权眼中,是需要进行思想阉割的“不安定因素”,但在新兴国家的建国者眼中,是国家最宝贵的资产。 不论这些人有没有公民意识,他们在智商上、技能上和最原始牲人的距离,都是中共想要消灭的。以牲人为起点,中共想要的,是把每个已经艰难挣扎,向更高处攀爬过许久的平民子弟拖回起点。 新兴国家要做的,则是用政策,用各种帮扶手段,让这些人成功登顶或至少站到更高处。 因为拥有更多人才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会显得更有资本维护其繁荣预期,因此更能吸引投资人前来合作。 为了维护繁荣预期,为了保持人口升级趋势,为了保持技术升级的速率,繁荣国家必须重视教育,维护基本人权,捍卫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呵护学术自由,珍惜市场自由。 这全是为了利益,没有什么道德偏好。 但由利益驱动的对权益的守护意愿,比由道德感驱动的更强韧也更持久。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一生所求,不过温饱自足。 我站在繁荣模式这一边,站在产业链逻辑这一边,并不是因为我高尚。 是因为我看到了这种把国家命运与每个人的“明天会更好”绑定到一起的文明模式,这种构建、维护繁荣预期,通过容许和促成个人进步来兑现繁荣预期的社会行为模式,通过促进个体的自我强化来促成整体自我强化的行为模式,对我,对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有利。 所以在历史面前,我选择了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