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升级

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向。 因为静心思索一下你就会发现,所谓现代人和古代人的差别并不在肉体上,是在掌握的技能上——人的进化在近万年来就是“人技结合体”的进化,人,在变成掌握更多技能的人。 所以人的升级本质上是什么? 是变成有能力学习和掌握更多技能的人。 是从低水准的 “人技结合体”、“人机结合体”变成高水准的。是从用木棍石头武装自己的裸猿,变成用汽车飞机枪支弹药武装自己的裸猿。 也是从在原始部落里用粗糙简陋语言与同伴交流的裸猿,变成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操作最新款电脑的,通过互联网和AI共事的裸猿。 人类就是通过这样的自我升级,实现了繁荣预期,从只能眼看着人均资源随人口增长不断摊薄变少,因此陷入你死我活式内卷内斗的裸猿,变成了能通过不断进步的社科技术展开合作,发掘社群创造潜能,令人均资源持续增长,人与人的争斗变得缓和、去暴力化,可以过上舒适悠然生活的裸猿。 人类自身的升级,不是从人变成仙,是在技术已经升级的基础上增强人与技术的结合能力。 对每个普通人来说,走向繁荣模式,完成人口升级,自己需要做的,就只是“去学技术”,是去增强自身学习新技术、应用新技术的能力而已。 只要你让自己成为了“能学会新技能的人”,在你身上,人口升级这件事就已经完成了。 由此,你就已经成为了配得上繁荣模式,配得上生活在繁荣国家里的现代人。 回头看看改开四十年,无数农民在进城打工后变成农民工的历程,你必须承认他们已经完成了从古代牲人到现代打工人的自我升级。 如果没有中共的百般阻挠,这些人都是配得上繁荣国度的。 证据就是已经有无数中共国最底层的农民工,在漂洋过海之后,在欧美国家成为了合格的打工人。 因为他们是合格的“人技结合体”,是合格的水电工人、泥瓦匠、种植和养殖业者。因为他们学会了劳动力市场需要他们学会的工作技能。 人口升级,升的是人与技术的结合能力。 换句话说,学习能力。 仅此而已。 技术升级,升的又是什么呢? 升的是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到一起的能力,也是把新技术与人类,至少一部分人类相结合的能力。 技术升级,不会升出人类掌握不了的新技术来。 当我们理解了“人技结合”这回事,并基于“通过人技结合升级来提升创造力以实现繁荣预期”这个前提,去审视各国各族在文明已进入繁荣模式后的表现,我们就能看清许多隐藏在政治纷争背后的真相。 任何一个繁荣国家都需要维护自己的繁荣预期,为了维护繁荣预期,他们必须让自己拥有在能力上足以兑现繁荣预期的,具备与技术相结合能力的人口基础,他们必须拥有能学会新技能、应用新技能的劳动人口,社会必须以这种人口为主体。 文盲人口就算数量巨大,且年龄结构“非常健康”,对于兑现繁荣预期,让社会保持人均资源的上升趋势,也毫无意义。 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应该能理解,盲目追求生育数量但对养育质量不管不顾,让社会充满因学不会现代社会生产技能而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会造成什么后果。 拉美化,国家会拉美化。 到了今天,一个国家不能以文盲为人口主体,不能在这样的人口基础上维持富裕而稳定的生活状态,应该是常识了。 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也不能以科盲为人口主体,不能在以科盲、法盲为主体的人口基础上维持富裕而稳定的生活状态。 因为这种人口无法兑现繁荣预期。 很多人都误以为,国家选择什么制度,建构怎样的规则体系,是个道德问题。 但它实质上是个经济问题。 是一个国家要孕育怎样的人口才能让自己不致破产的问题。 今天的美国,今天的欧洲,都正在苦于这个问题。 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横向比较,欧美已经是“表现最好的学生”。 但现在的努力,还不够。 欧美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人口基础,孕育出更多的不是文盲、不是科盲、不是法盲的人口,孕育出更多的能学会新技术、应用新技术,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给自己还上信用卡帐单,在各个层面兑现繁荣预期的人口。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想保住繁荣预期,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都是要让人,成为创造财富的能力大于自身消费刚需的人口,成为促成人均资源上升而不是下降的力量。 每个国家都在这条赛道上,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起点。 虽然不同的国家目前处于不同的位置。 我想,只有深刻理解了繁荣预期这个概念的含义,我们才能由此推演出构建、维护繁荣预期的办法吧。 中共帝国已经穷途末路。 在帝国的废墟上,通过与全球繁荣国家合作来快速构建出新的繁荣预期,将是各族各地新兴国家建国者们通向成功的坦途。 如何构建繁荣预期? 当我们理解了繁荣预期的兑现,需要依靠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的本质,是打造出具备强大学习能力的“人技结合体”并以此为人口基础,答案就呼之欲出。 只要构建出容许年富力强的,有一定知识和技能基础的人口继续学习继续进步的生存环境,只要围绕着你们这类人的需求去打造政治制度,打造营商环境,只要建立容许你们提升自己的国家,一切就能水到渠成。 只要意识到你们是国家的财富,只要承认国家是你们的家园。
我们关注“中共会怎么死”并不是为了幸灾乐祸,我们关注“底层何时会没饭吃”不是为了八卦或嘲讽,是为了弄清楚何时是伸出援手拯救亿万生命的最佳时机。 真正的建国者永远站在民众这边,聚焦于民生议题。 但我们知道,该做的不是空言许诺,不是画出各种福利大饼。 是从“如何让普通人找到工作”出发,为企业 创造可接受的营商环境,为沦陷区本地的民营企业,为海外可能前来或者说回来的投资者打造属于他们的繁荣预期。 因为只要企业有繁荣预期,有“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有更高利润”或“明天会有更大市场需求”的预期,企业就会向打工人提供繁荣预期,“明天会有更高薪水”、“明天会有更多岗位”的繁荣预期。 中共不会去维护繁荣预期,是因为它生于匮乏,也需要匮乏,需要用匮乏削弱民众,需要用政府的资源垄断,需要以刻意保持的匮乏要挟民众不得不服从。 但现代国家的政府,繁荣国家的政府,不但需要维护繁荣预期,而且需要在“维护繁荣预期”这件事上和同类国家展开竞争,以争夺全球范围内投资者、企业家和各种精英人才的垂青。 有时候各国也需要合作,以维护“全球繁荣预期”,世界和平对发达国家的意义何在?不在于道德偏好,在于全球繁荣预期对各国繁荣预期的影响力。 我们需要看清楚这个真实的,围绕着繁荣预期运作的现代国际政治环境。 也永远记住,繁荣预期的根本,在于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繁荣预期的兑现,依靠的是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托举起来的人均资源增长。 在国际竞争中,在国际合作中,致力于人口升级并尽早实现人口升级的国家,致力于技术升级并首先实现技术升级的国家,就会是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影响力的国家。 我们需要打造的就是这样的国家。 对于现代国家的创建者们来说,这就是最值得追求的战略目标,是在做任何战略选择题时的第一优先。 上海需要独立,并且以一个领土不辽阔,不具备战略纵深的城邦国家的身份独立,正是为了保持自己在人口质量方面,也就是人口劳动技能方面现存的优势。 香港也是一样,战略纵深对古代国家十分重要,军事考虑对古代国家十分重要,但对现代国家而言,对需要与周边国家合作以维护自身的繁荣预期的现代国家而言,辽阔的国土和低质量的人口现状只会拖长转型需要的时间,增加各种不确定性。 中华沦陷区为什么不应该以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在后中共时代独自完成转型? 因为对于重建繁荣预期,转型为繁荣国家,把无数普通人在动荡中失去的人生愿景“打捞”回来而言,那样做需要的时间太久,不确定性也太多了。 当我们转换思路,放下匮乏时代养成的思维定势,放下匮乏时代形成的战略分析体系,围绕着繁荣预期去规划国家、社会、民众的发展道路,我们就会看到并承认,尽快在小范围内实现人口升级,从而尽快与世界上现存的繁荣国家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才是最符合民众利益的。 因此香港不需要变成大粤民国的一部分。让香港保持现存的人口质量,尽快成为在外交方面得到其他繁荣国度承认和支持的小型繁荣国家,成为周边各新兴国家的第一友好邻邦,才最有利于每个新兴国家将自己建设成繁荣国度的战略规划。 改开四十年,已经为中华沦陷区的未来准备了相当数量的优质人才。 在人口质量升级这件事上,各族各地进度不一,但大多已投入巨量资源。 这些人才,在由伤害链逻辑主导的中共政权眼中,是需要进行思想阉割的“不安定因素”,但在新兴国家的建国者眼中,是国家最宝贵的资产。 不论这些人有没有公民意识,他们在智商上、技能上和最原始牲人的距离,都是中共想要消灭的。以牲人为起点,中共想要的,是把每个已经艰难挣扎,向更高处攀爬过许久的平民子弟拖回起点。 新兴国家要做的,则是用政策,用各种帮扶手段,让这些人成功登顶或至少站到更高处。 因为拥有更多人才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会显得更有资本维护其繁荣预期,因此更能吸引投资人前来合作。 为了维护繁荣预期,为了保持人口升级趋势,为了保持技术升级的速率,繁荣国家必须重视教育,维护基本人权,捍卫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呵护学术自由,珍惜市场自由。 这全是为了利益,没有什么道德偏好。 但由利益驱动的对权益的守护意愿,比由道德感驱动的更强韧也更持久。 我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一生所求,不过温饱自足。 我站在繁荣模式这一边,站在产业链逻辑这一边,并不是因为我高尚。 是因为我看到了这种把国家命运与每个人的“明天会更好”绑定到一起的文明模式,这种构建、维护繁荣预期,通过容许和促成个人进步来兑现繁荣预期的社会行为模式,通过促进个体的自我强化来促成整体自我强化的行为模式,对我,对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有利。 所以在历史面前,我选择了自己的利益。
太多中共的反对者把注意力年复一年投向“如何推翻暴政”了。 他们想启蒙民众,想发动群众,他们为推翻暴政做自己能做的事,他们牺牲自我。 但真正值得做的事,会成功的事,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因为暴政自己就是自己的破坏者。 人民群众是站在哪边的? 在暴君和屠龙勇士之间,人民群众并不会选勇士。 人民群众会选择的永远是自己的生活,是让生活继续,让日子能过下去,是不论喊什么口号,打什么旗帜,跪到谁的脚下,也要活下去,让至亲至爱的家人,老人、妻子、孩子,有饭吃,能生活。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愚昧。 但我不这么想。 这不是愚昧,是卑微,是无力者在生活重担面前的无奈。 这也是每个寄希望于“人民群众的觉醒”之人需要认清并接受的现实。 人民群众只会站在自己的生活一边。 如果暴君虽然施行暴政,但人民群众仍能生活下去,仍能有一口饭吃,他们就会站在暴君一边。 会做顺民,做奴隶。 直到连饭也没得吃了。 自古以来,从来如此。 但每个皇朝最终都因人民群众没饭吃而覆灭了。暴君们守不住统治者应该坚守的底线,即使这条底线攸关政权存续,攸关他们自己的生死存亡。 为什么? 因为人均资源下降是匮乏模式无法逃脱的宿命,在匮乏模式中,随人口快速增长而来的人均资源下降,无法被随科技进步而来的人均资源上升抵消。 因为在文明的匮乏模式中,唯一能让人均资源重新升高的,就是大规模死亡。 跪在暴君脚下的民众总会到达这样一个尴尬局面,总会到达做顺民也没饭吃的经济绝境。 只要到了这绝境,他们不需要被启蒙,不需要被动员,也会在本能驱使下,由一股股人流,汇聚成为能释放出颠覆皇朝洪荒之力的巨兽。 《阿房宫赋》感叹说: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暴政会最终推翻自己,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无情铁律。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切换到繁荣模式,如果一国一族不能摆脱匮乏模式,它就只能承受匮乏模式的“多生多死”之痛,只能周期性承受大规模死亡事件带来的巨大创伤。 这甚至和统治者的意愿与德行无关。 所以,与其思考怎样推翻中共,与其把中共当成和中国历史上各皇朝末年的暴君一样的“坏皇帝”,去恨它,心怀对好皇帝的想象和思慕去反对它,你不如思考建设。 你不如思考更本质的问题,思考怎样构建和维护繁荣预期,怎样保证人均资源不会下降到不管老百姓怎么温顺怎么勤劳也吃不上饭的地步。 如果你作为一名反共者,不能把注意力放到民生方面,不能打出比中共更好的民生牌,你就不可能争取到民意支持。 因为老百姓只站在自己的生活这边。 而民众的生活,民生经济,也本来就是每个声称胸怀天下的人应该关心的议题。 在我看来,国家,只是个政治容器。 是民生的政治容器,是经济的政治容器。 不能承载民生需求的国家被抛弃是理所当然的,不能很好承载经济需求的国家被选民要求改变是理所当然的。 而围绕着民生需求和经济需求去思考国家的构建,也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面对摇摇欲坠的中共国民生经济现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什么? 是如何修复民生经济。 是怎样通过为人口升级、技术升级提供政治条件来重建属于各族各地新兴国家的繁荣预期。 红色中国不会思考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的首领习近平既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也缺乏对底层民生的真切关怀。 改开中国也不会思考这些问题,奴才们对奴隶总是鄙视的,许多人甚至相信了中共的宣传,以为“中国人饿死也不会造反”这半真半假的说法,还真能保障帝国江山万万年不倒——可是,就算绝大多数中国人真的饿死也不敢造反,他们却一直是很敢跟在极少数敢登高一呼的异类身后,谋个“按闹分配”的呀!事实是,无数皇朝都毁在“不敢造反”的底层手里,“秦失其鹿”。 他们不会思考这问题。 但我们需要思考这问题,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投向建设,投向脚踏实地的建设,投向恢复民生经济的可行路径。 红色中国是受伤害链逻辑引导的存在,为了维持统治,红N代们的思路会一直围绕着怎样保持伤害力落差,怎样阉割民间社会的各方面能力打转。 他们不会致力于恢复民生。 因为虽然这帮以主子自居的红N代们不在乎给奴才们一点赏赐,给那些跪舔他们的手套商人一点利益,但他们想要的,是牢牢掌控整个国家,是不论奴才还是奴隶都“无力”挑战他们的地位。 财力也是力。智力也是力。当恢复民生需要允许民间社会拥有更多财力、更高智力时,民生需求就要为阉割冲动让步。 而改开中国,虽然以经济为立身之本,却同样不会致力于恢复民生。一是因为恢复民生不符合主子的根本利益也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外,二是因为奴才们也希望保持自身与奴隶们的地位落差,并不想看到打工牛马和体制内伪中产一样有“稳定收入”、“福利保障”。 红色中国和改开中国都不会去重建沦陷区的繁荣预期。 只有各族各地建国者们会去做。 会去致力于打造允许人口升级和技术升级的政治环境,打造能承载民生需求的政治容器。 我们选择民主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民主,是因为民主能保障民生。 我们选择繁荣模式,选择产业链逻辑,是因为这样才能让大家都有饭吃。 终极的口号,就是这么朴实。
大脑是人体最耗能的器官,这意味着“能不动脑子就不动脑子”是在丛林中演化成型的人类相当顽固的养成节能习性。 所以,只要还有饭吃,只要危机还不至于近在眼前,人们都是愿意自欺欺人的。 牲人们如此,统治他们的红N代们同样如此。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朝崩溃都发生在“没饭吃”的时刻,据此反推,只要 统治者能保证老百姓一直有饭吃,帝国崩溃这件事就不会发生。 但为什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没能完成这个看起来并不困难的任务呢? 红色中国的统治者又能否在接下来的年月里完成这个看来不算困难的任务? 这将是问题的关键。 而答案是否定的。 红色中国并没有保证老百姓有饭吃的能力,四十多年来,这任务一直由改开中国承担,红色中国一直在坐享其成。 四十年了,红色中国甚至已经忘了,在统治国家时还有这么一个任务需要完成。红N代们每天都吃得饱饱的,他们看到的,是繁荣盛景,是宏大叙事,是从底层到中上层的改开受益者们发自内心的感激。 他们看到的是“国家强大”,是“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是“党的政策亚克西”。 他们看到的是老百姓几乎全都生活自理、经济自足,不但经济上自给自足,还能承受各级政府的反复压榨。 所以,对历朝历代帝国统治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在今天的红N代们心中,从来都不成问题。 老百姓是不是能“吃饱饭”,在红N代这里,从来没有被当成一个需要重视,需要投放资源建立整套机制去预防和解决的问题过。 但到改开中国溃败之后,这样的一套机制,将是让红色中国维持统治,不走上历朝历代亡国旧路的唯一有效机制。 在维持统治这个方面,“解决人”最终是没有用的,有用的是“解决问题”,是解决老百姓没饭吃这个问题。 但不论改开中国还是红色中国,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不论改开中国还是红色中国,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改开中国是怎样的中国? 是一个试图踏上由产业链逻辑引导的发展之路,但受到红色中国掣肘,无法通过人口升级、消费能力升级实现健康均衡成长的中国。 是个依托于繁荣预期,向未来借贷,却无法实现繁荣预期,因此必定破产的中国。 既然必定破产,它当然无法保证老百姓吃饱饭。 红色中国是怎样的中国? 是一个依托于伤害链逻辑构筑自维持机制和发展战略的中国,是和古代中国皇朝一样,开国即巅峰,其后不断走下坡路,最终只能依靠大规模死亡事件,依靠人口的剧烈减少来重置人均资源数量的中国。 它同样无法保证老百姓吃饱饭。 二者都无法建立让老百姓吃饱饭的自维持模式。 因此二者都会退出历史舞台。 而活下来的老百姓,在改开中国的溃败和红色中国的崩溃发生之后仍然困于“吃不饱”这问题中的幸存者们,会在求生欲的驱动下,不断寻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和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 是走一条健康的、均衡的产业链发展之路,是允许人口升级,以满足已更新的生产生活技术对劳动者的最低要求,是通过人口升级、消费能力升级,不断实现繁荣预期,令繁荣模式得以持续。 是社会放弃创造力不足人口却过度增长,导致人均资源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为争资源斗到你死我活的匮乏式发展模式,转向释放创造潜能,开发更高效生产技术,把“人均资源不足”向“人均创造力有余”的方向调整的繁荣发展模式。 要解决“没饭吃”的问题,这就是方法。 从“人均资源不足”转向“人均创造有余”,就是最终极的解决之道。 允许人口升级,让一个个具体的人从资源的争夺者变成财富的创造者,允许技术升级,让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到足以养活全社会人口的程度,就是最终极的解决之道。 这方法并不难想到,从英国到美国,在他们的发展历程中也早已做到过。 这条路已被证明是行得通的。 在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后,将引领未来沦陷区发展历程的,会是能走这条路的人,会是选择这条路的人口和由他们组成的国家。 在十多亿沦陷区民众里,会有足够的人手,建立起至少一个这样的国度。 但我乐观地估计不止一个。 在改开中国的道路被证伪后,在红色中国的道路也被证伪后,我相信能看清真相,醒悟过来,意识到欧美的发展道路才是真的能让大家都有饭吃的道路的人,会多起来。 而且到那时,周边国家,和全球产业链阵营诸国,都会抓住机会促成远东地区走向和他们一样的发展道路,以避免沦陷区因回归伤害链传统成为区域不安定因素和全球威胁。 从欧美列强那里,我们将能得到“技术支持”和政治投资。 我们,届时的新兴国家建国者们,会成为民心之所向。 我们试图建设的新兴国家,由新兴国家组成的新欧洲联盟,也会成为欧美列强积极投资的,真正能令沦陷区稳步实现社会转型的政治项目。 因为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修复并改善人口基础,修复并改善经济基础,围绕着这个目标构建相应的政治制度体系,就是解决长期困扰沦陷区民众的“吃不饱”问题的正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