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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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链系统看似强大，但实际是脆弱的。 它的脆弱在于它的统治要靠“最强者”形象维系，而它实际上又不可能是“最强者”。技术逻辑并不站在它一边。 在一个科技飞快进步的时代，阉割民众创造力的伤害链一定会在科技竞争中落败，它只能是弱者。 作为事实上的弱者，它又必须假装自己是强者。 它是个纸老虎。 而想要占领一个伤害链国家，想让亿万伤害链国家的底层民众象臣服伤害链主那样温顺听话，服从新统治者的每项指令，你需要做的只是两件事。 一，斩首原来的伤害链主。 二，重新确立“最强者”形象。 如果你是事实上的最强者，即，如果你拥有产业链国家的军事实力，或是能得到产业链国家的军事援助，你就能很轻松地做到这两件事。 为什么每个伤害链国家都恨美国？ 因为美国就是事实上的最强者。 是有能力轻松推翻它们统治的最强者。是纸老虎们又恨又怕的真老虎。 如果美国愿意侵略别国，愿意夺取伤害链国家的统治权，解救伤害链国家的底层民众，向这些国家输出秩序，这些国家的蛆虫们就会天崩地裂万劫不复。 美国只是不愿。 但美国会永远不愿吗？ 谁敢保证？ 蛆虫和牛马的利益立场是针锋相对的，和打工人的利益立场也是针锋相对的。 利益会牵引着美国的战略决策，迟早会迫使美国正视伤害链国家对自己的敌意，把这些国家看成需要解决掉的问题。 蛆虫们无比清楚这一点。 所以它们只能仇美、反美。 实际上它们害怕美国。 害怕这个游离于伤害链逻辑体系之外的，真正的最强者。 害怕这个随时可以彰显出真实的最强者身份，毁去它统治基础，戳穿其谎言，夺走其国民忠诚度的超级强国。 它们最害怕的是，有人在本国内部说出真相，告知国民，美国才是最强者——当最强者不是伤害链主成为新的社会共识，它的统治就会崩塌。 因为伤害链逻辑的信徒都是慕强的。 这是系统自带的Bug，是美国随时可以利用的后门，根本无法改变。 美国其实不需要担心，在为了保证自身安全而击溃伤害链国家的现政权后，会陷身于帮这些国家维稳的政治泥潭。 因为真正会在这种国家发生的事，是从稳定走向稳定，是从前任伤害链主治下的稳定走向臣服于新的最强者的稳定。 如果新的统治者对形成文明稳态的前提有清晰认识，如果新的统治者对社会转型的过程和注意事项有深刻的理解，有很多“坑”完全是可以避开的。 “输入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毕竟经济体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输入性的，就是从企业管理到经济政策，对欧美模式进行“山寨”的结果，就是引进外资外贸外企的结果。 而且不管是在中共国还是在其他伤害链国家，为追求经济发展，社会都早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产业链逻辑的渗透，接受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不论在哪个伤害链国家，牲人群体都已经开始了向打工人方向的转变。 伤害链国家的存在基础，蛆虫们的统治基础，一直在被迫空洞化。 认知战阵地，其实是蛆虫们最后的阵地。 看看伊朗神权政府的统治者在国内是怎么搞宣传的。 看看中共在沦陷区是怎么搞宣传的。 再看看朝鲜怎么吹“白头山血统”。 看看他们是怎么把自己吹嘘成面对美国能赢两次乃至无数次的“最强者”的。 朋友们，这是蛆虫们最后的阵地，也是它们的“七寸”所在。 面对任何粉红，只要你坚持表示，你相信美军是世界最强，他就会破防。 其实你不需要跟他讲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重要性。你只需要告诉他，你相信美军是世界最强。 你完全可以假装自己不知道，在粉红们的逻辑体系里，“最强”意味着什么。 你完全可以假装自己不知道，按伤害链逻辑，按弱者必须臣服于强者忠诚于强者的伤害链逻辑，承认美国是最强，就等于承认小粉红今天向中共奉献的一切都理应奉献给美国。 你其实可以用伤害链逻辑打败伤害链逻辑。因为美国确实是世界最强。 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军事能力上，伤害能力上的落差，是真实存在的。 假如这事实被全世界承认，尤其是被全世界所有伤害链逻辑的信徒承认，美国，作为最强者，就理应拥有全球统治权。 美国不寻求全球统治权的唯一原因，是美国奉行产业链逻辑，不寻求高于合作伙伴之上的地位。 而否认美国应得全球统治权的最恰当理由也正是，产业链逻辑寻求的是平等合作，不是等级制度。 小粉红们真正的逻辑困境是，要么认同普世价值，要么给美国跪下，二者只能存一。 而伤害链主真正的困境则是，在一个他事实上不是最强者的现实世界里，他必须竭力维持自己是最强者的假象，竭力维系这个谎言，而当这努力耗尽他所有资源后，假象必然破灭，统治则必然随之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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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链系统的最强一点，就是伤害链主。 这是必然的，因为伤害链主一生孜孜以求的正是在系统内部不择手段保持自己的“最强者”地位。 因此要击败伤害链系统，斩首伤害链主，并使用各种心理战术夺取伤害链系统内部的“最强者”地位，或是模糊伤害链社会对“谁是最强者”的共识，就是最佳策略。 关键是认知战。 不幸的是，认知战一直是产业链国家的短板。产业链国家遵循的是产业链逻辑，在与别国接触时，寻求的是与对方建立平等合作关系，而不是在关系中争抢“上位者”的地位。 对伤害链国家争抢“上位者”地位的努力，尤其是对其本国民众进行虚假宣传，将本国统治者粉饰为国与国关系中强势一方的做法，产业链国家向来无法理解，也不加理睬。 产业链国家没有意识到，持续进行针对伤害链信徒的心理战、认知战、宣传战，维护伤害链主“最强者”形象，是伤害链国家的立国之本。 产业链国家没有意识到，想瓦解伤害链主对其国家的控制，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在以伤害链国家亿万民众为目标的认知战中破坏掉伤害链主“最强者”的形象。 热兵器做不到的事，其实，宣传部门是做得到的。 普京是俄罗斯的最强者吗？ 未必。 在他的大厨普里戈津进军莫斯科的时候，普京的“最强者”形象也曾一度动摇。 不直接掌握军队的伤害链主，在现代国家分工体系中通常无法直接掌握军队的伤害链主，其地位总有其脆弱性。 这脆弱性在于，伤害链主所谓的“最强”，实际上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多角度的审视。 为什么每个伤害链国家都要严密控制国内舆论环境？ 因为伤害链主需要保持“最强者神话”。 毛泽东当年，任“毛主席万岁”的呼声响彻全境，为什么？ 因为在这样的呼声里，人们会不敢思考毛泽东面对岁月流逝，面对生老病死自然规律时必然的“不再最强”。 他显然不可能既在伤害链系统中掌握最高权力，也是生理上的最强者。即使他可以把自己包装成智慧上的最强者和意志方面的最强者，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天命所归，可以包装成军事天才、政治天才，一切领域的天才。 即使他能用“畅游长江”来假装自己有过人的体魄，假装自己能不老不病不死。 但实际上他当然不可能永远是最强者。 而伤害链逻辑的信徒只会跪伏在最强者的面前。 只会跪伏在不论伤害链系统内部还是伤害链系统外部的最强者面前。 大量中共红色家族成员一直崇拜前苏联，这情感甚至延伸到了今日之俄罗斯。 为什么？ 因为斯大林曾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宣传体系中比毛泽东更强的最强者，是他们共同的“慈父”。 伤害链逻辑信徒对“最强者”的崇拜是不讲道理的，是无视自身利益立场的。这是他们的本能，也是伤害链系统一直以来维护自身稳定性的心理机制。 如果产业链国家懂得利用这种心理机制，懂得使用认知战手段去夺取“最强者”地位，去瓦解伤害链主精心打造和维护的“最强者”形象，伤害链国家看似牢不可破的内部稳定性就会被轻松消解。 因为在伤害链内部，每个人都想“向上爬”，他们不是不想争权，也不是没有机会，他们只是不敢。 他们只是不敢想象，骑在自己头顶上的伤害链主，那个“最强者”，其实是脆弱的，是会在一架无人机瞄准下脑浆崩裂的。 大部分生活在中共国体制内的伤害链逻辑信徒，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都已被反复阉割过。他们无法想象凭一己之力挑战这体制，无法想象这体制能被任何内部或外部力量改变。 但如果这体制有可能被改变呢？ 如果在美国或其他产业链国家，出现了对斩首习近平、斩首普京、斩首哈梅内伊、斩首金正恩的认真讨论呢？ 如果美国事实上拥有的全球最强军事能力，最终搭配上了果断斩首敌国伤害链主的战争意志呢？ 如果美国用实战也用宣传手段告诉这些伤害链逻辑的信徒，“我才是最强者”呢？ 伤害链逻辑的信徒会怎么做？能怎么做？ 很简单。 他们的信仰是给“最强者”的，他们的忠诚只奉献给“最强者”。 因此，他们只能立即把忠诚从原本的伤害链主身上，转移到新的最强者那里。 忠诚于毛泽东的人会在毛泽东死后把忠诚奉献给中共内部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不管这胜利者是谁，带着他们走的是什么路线。 日本在成为战败国之后，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对待美国的。 很少有人会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和构建策略。 但这是有效的。 事实会证明，伤害链国家是最容易被征服，最容易被强者改造的国家。 即使伤害链国家看起来人口众多，看起来民情复杂。 但它们早就被彻底驯化过了。 牲人社会既不会反抗来自族群内部的蛆虫，也不会反抗外来的征服者。 毛泽东的遗民不会反抗邓小平的统治，习近平的遗民也不会反抗任何外来强者的统治。 伤害链国家看起来的强大，伤害链主看似牢不可破的权威，到底基于什么？ 基于伤害链逻辑信徒们的信仰。 基于伤害链主就是“最强者”的神话。 而这神话是可以被击破的，这信仰是可以被夺取的。 是可以在斩首战术配合上宣传攻势后不堪一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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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链国家不会停止寻求核武器。 因为只有成功掌控了核武，拥有了毁灭别国甚至毁灭全世界的终极伤害输出能力，伤害链主才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 在伤害链逻辑的引导下，核武，以及和核武威力相似的伤害输出能力，会是每个伤害链国家汇聚倾国之力，不惜冒灭国之险也要实现的追求。 所以伊朗不会停下。 而俄罗斯和中共国一定会帮助它。 想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想阻止越来越多伤害链国家掌握核武，阻止全球核战风险节节上升，唯一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下手。 是做好准备，做好具体的行动方案，在事态发展到无可挽回之前，瓦解俄罗斯和中共国的核武力量。 最有效的策略，是斩首。 是诛杀伤害链主，以削弱伤害链国家在核武议题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 核武只是刀，要避免浩劫降临，你需要斩断的是持刀的手，是对全世界打工人满怀恶意杀心的蛆虫们。 如果自由世界还没办法下决心，把击溃伤害链国家的伤害链系统作为战争目的，把推进伤害链国家完成文明模式转型作为长期战略，那么，依照伤害链逻辑去应对来自伤害链主的核武威胁，就是最佳的短期战略。 该怎么做？ 很简单，伤害链逻辑是遇弱则强，遇强则弱的，每个伤害链逻辑的信徒，都会把臣服于比自己更强大，尤其是输出伤害的能力更强，并敢于输出伤害的对手，视为天经地义。 你想要他们的臣服，就要展示你的强大。 诛杀伤害链主，斩首哈梅内伊，不止会让伊朗牛马们暗中称快，还会让伊朗的蛆虫们跪下来崇拜你。 牲人是怎样的一种人？ 是没有所谓民族情感的人，是不会因领袖被斩首而愤怒的人，是被反复阉割到麻木的人，更是随时准备跪下来向强者表示臣服献上忠诚的人。 在伊朗，谁杀了哈梅内伊谁就可以做他们的新主人。在朝鲜，谁杀了金正恩谁就可以做他们的新主人。在俄罗斯，谁杀了普京谁就能当上新沙皇。在中共国，谁杀了习近平谁就是下一任总书记。 亿万牲人服从的只是强者，只是武力。 蛆虫们同样如此。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华沦陷区的牲人们为江青抗争过吗？ 没有。 他们不仅是畏于政坛新势力的威慑而不敢抗争，他们更是想不到要抗争。对他们来说，华国锋、江青、邓小平并无区别，统统是他们之上的强者。 对前苏联底层来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也并无区别，都是占据着沙皇宝座的强者。 在伊朗，哈梅内伊和霍梅尼也并无区别。 在伤害链国家，人们习惯了伤害链式的权力格局，习惯了在上层和底层之间居于下位，习惯了不管宝座上坐的是男是女，是人是妖，自己跪着就好。 如果你希望得到亿万牲人的服从，想要尽可能降低全球核大战风险，那么，诛杀伤害链主，把自己的意志摆到那个宝座上，把“不可追求核武”的戒条摆到那个宝座上，是远比炸毁伊朗核设施和与朝鲜反复进行谈判更有效的策略。 你根本不必担心伤害链逻辑信徒的报复。 因为你是强者。 而他们只敢欺凌弱者。 在伤害链国家，信奉伤害链逻辑的蛆虫和牛马们都只敢欺凌弱者，欺软怕硬不仅是他们的行为策略，也是他们的信仰。 伊朗为什么要追求核武？朝鲜为什么要追求核武？当年的中共国伤害链主毛泽东为什么要追求核武？ 因为核武是人类在输出伤害这一项目上最强的技术。 而伤害链信徒最终极的追求，就是获得世界上最强的伤害输出能力，从而获得最大的奖赏——成为依照伤害链逻辑，这世界最理所当然的统治者。 他们相信，只要自己有能力毁灭世界，就有权统治世界。 他们在追求的其实不是核武，是世界统治权。 如果你真想让他们停止对核武的追求，你就必须让他们感到，那个宝座并未空悬。你得把自己嵌到他们心目中现在属于哈梅内伊、金正恩、普京、习近平的位置上去对他们发号施令，告诉他们“世界的统治者不容你们挑衅”。 从精神上打垮他们。 然后你会发现，就象让海外反贼们郁闷不已的“中国人不反抗”一样，那些伤害链信徒都不会反抗。 即使你不真的伤害他们，不真的占领并统治这些伤害链国家，只要你通过诛杀现任伤害链主，在心理层面上建立了伤害力落差，你就能让这些伤害链国家在你面前一直保持跪姿，保持臣服。 因为循伤害链逻辑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因为他们的信仰，会让他们感到这样做是对的，是天经地义，是理所当然。 因为他们施加在底层民众身上的思想阉割对他们自己也有效，他们不敢反对强者。 不要把对伤害链主的斩首行动看成军事手段。它不是，它实际上是心理战。 是对亿万伤害链国家民众的心理战。 更是用来破坏伤害链主对本国民众无日无之的心理战效果的，制衡策略。 伊朗现政权为什么要告诉民众说他们不怕美国，他们打败了美国？ 因为哈梅内伊的统治，完全基于他精心打造并保持着的“最强者”形象，基于他在伊朗人心理上建立的伤害力落差。 只要你能证明他不再是“最强者”，只要你能证明自己比他更强，更凶狠，他所有信徒的崇拜都会转移到你这边。 只要你知道如何在伤害链逻辑体系里打赢心理战，伊朗就会心甘情愿放弃核武。 即使你实际上并非伤害链逻辑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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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会因这次核设施被摧毁，就“变天”吗？ 在我看来，不会。 因为伤害链逻辑在伊朗的主导地位并不会在一次军事挫折后丧失。 当然，依据伤害链逻辑，伊朗也不会，也无力对美国和以色列作出有意义的反击——伤害力落差既已彰显，弱者就应该表现驯服。 所有的伤害链信徒都是欺软怕硬的。 他们只敢打女人。 即使哈梅内伊死去，只要继起的仍是一个伤害链政权（大概率是），伊朗仍会象哈梅内伊在的时候一样行事。因为主导伊朗这类国家行事风格的不是伤害链主的个性，而是伤害链逻辑，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以欺凌弱者、阉割民众为统治手段的伤害链逻辑。 要摆脱伤害链逻辑，需要先让这样的国家接受产业链逻辑的渗透，需要先让这类国家的底层民众从传统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转换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 并因此不得不让孩子接受更多教育，学会更多知识，更亲近技术逻辑，也因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自愿接受产业链逻辑的教化。 只要这类国家多数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仍停留在古代，人口基础停留在牲人状态，你就不可能通过一次两次的政权更迭令它完成转型。 真想让这样的伊朗“变天”，除非欧美允许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伤害链式的改变，即伊朗灭国，由周边国家瓜分其领土。（可能性极低） 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伤害链国家的基本盘是什么人？ 是牲人，是被尽可能保持在最愚昧状态的底层牲人。越愚昧，技术含量越低的人，对伤害链主就越是忠心耿耿。 普京也好，习近平也好，他们都知道征兵募兵要去贫困山区。 不然无法保证其忠诚。 城市兵不行，脑子太好使，“吃不了苦”，不肯卖命。 每个伤害链主都本能地知道，把枪放到脑子好使的人手里，会让伤害力落差面临极高的颠覆风险。 尤其是，绝不能让枪杆子落在脑子比自己好使的人手里。 伤害链系统的外部维稳，即在伤害链特权阶层和底层生产者之间保持伤害力落差，是靠“枪杆子在自己人手里”。 但内部维稳，即在特权阶层内部的伤害链主和其他臣属间保持伤害力落差，依靠的是“枪杆子在蠢人手里”。 是伤害链主和臣属们在智力，或者更聚焦一点说，在权谋上的差距。 毛泽东就是靠自己权谋比其他部属强，牢牢占据着中共领袖的宝座。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哈梅内伊在伊朗统治集团内部是怎么操作的。 他会让自己身边只有值得信任的人。 只有足够愚蠢，足够胆小，无法崛起为下一个伤害链主的人。 伤害链系统在代际更替后发生能力退化是大概率事件，即使权力移交的过程是和平的。 因此，即使伊朗核企图遭遇军事打击，哈梅内伊手下的将领纷纷殒命，在一个成熟的伤害链系统里迸发出新的活力，自然涌现出新的领袖，仍是不可想象的事。 所以没有人能取代哈梅内伊。 就算他自然死亡，继任者也一定是个比他平庸得多的人。 期待看到伊朗局势迅速发生改变的网友要失望了。 在双链争持的大局中，伊朗这类深居伤害链阵营腹地的国家，改变的时机还远未到来。 它的转变，恐怕会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和中共国。 但我们也不会等太久。 技术进步加速了世界的变化，包括社会转型的进程。 一切的改变都基于人的改变。 而人的改变一定会因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发生。 生产方式又一定会因人口繁衍过多，生存压力变大，和增产技术唾手可得而改变。 任何一个希望把底层牲人保持在贫困愚昧状态的伤害链国家，都无法阻止挣扎在饥饿边缘的国民为了求生去学习新技术，去增强生产能力，并因此无法保持愚昧。 文明转型不会一蹴而至，但势不可挡。 而在今天，人们需要的是对自己身处时代的深刻理解，是对历史趋势的清晰认识。 我们需要看得到伤害链的顽固不化，看得清它遇强则弱的特质，和代际退化的规律。也需要看得清产业链阵营的弱点，和最适合产业链阵营稳固地盘并稳步发展的行为策略。 双链争持，阵营分化，各国选边，以城市为棋子。 这会是一场漫长的博弈。 不止是人与人的，也是人与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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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设施 #伤害链逻辑 #哈梅内伊 #地缘政治 #文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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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能促成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完成文明转型，从顽固的伤害链逻辑信徒转化为产业链阵营伙伴的可行策略是什么？ 不是在伊朗之类的国家扶持本地军阀或其他表面上看起来“亲西方”的小伤害链主，而是协助当地既有城市转化为能保持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能不断“抽空”乡村人口，把古代人转化为现代人的城邦。 能在当地长期存在，据地自守，且不可能与产业链国家斩断经贸往来的城邦。 在文明模式的竞争中，城邦，才是产业链阵营应该设立和经营的据点。 然后，通过城邦的吸纳转化能力，通过当地人自发自愿的“奔赴”，文明转型就可以渐进式地完成，通过人口的城乡转换和代际更替，无痛地完成。 不要去征服农村，不要去改变农村。 村子会消亡的，只要所有年轻女性都进入城市变成“打工妹”，把不允许她们拥有田地不让她们上桌吃饭的故乡抛在身后，只要所有年轻女性都能在城市里找到允许她们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父亲或丈夫名义领取工资的工作。 只要坚持旧秩序的人口消失，村子就会变成无人的田野。 砖家们可能会悲叹，但农民自己不会傻到为了满足砖家们的矫情就一代代困守在贫苦艰辛的前现代生活方式里。 农民们自己，会心甘情愿通过学习技能、进城打工变成更富足、更快乐的现代人。 这世界的文明转型早已开始，正在进行。 只是城市这方面的功能一直没有被觉察，没有被社科学界审视分析，和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将城市变成城邦，通过城邦的孵化作用促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完成文明转型这条思路，也没有得到过重视。 但事实会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斩首伤害链国家的蛆虫，瓦解当地的伤害链政权，扶持当地的城邦势力，以城邦为据点，扩展产业链阵营的控制范围，从而促成整个世界的文明转型，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而且会被未来的事实证明，是一条金光大道。 是一条能达致全球永久和平的金光大道。 我既不厌恶农村，也不仇视农民，正好相反，我为农民被束缚在资源匮乏的土地上无法自由迁徙，无法在辛勤劳动后获得合情合理的薪资收入而愤怒！ 谁会生在现代却甘心忍受古代人、原始人的生活品质？农民天生就比谁卑贱吗？ 他们不配拥有“自愿进入城市成为现代人”这样的选项吗？ 不，这是他们的权利！ 选择更现代、更便利、更富裕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权利。 生为农民，生在依靠传统农牧业谋生的家庭里的人们，甚至生在原始部落里的孩子们，都该有权利成长为现代人，成为能适应城市生活，在城市里工作，或是虽然居住于乡野但仍然能保持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人。 只要他们愿意。 愿意进入城市，或是愿意学习各种技能，改变生产生活方式。 只要他们愿意选择明显更安全更舒适的现代生活方式。 虽然村子会因此消亡，董志民和铁链女式的家庭会因此消失，传播恐惧、输出伤害、制造痛苦的传承会断绝，但恕我直言，这一点都不可惜。 谁会为贫穷被消灭了、愚昧被消灭了而哀叹呢？ 只有依赖贫穷和愚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蛆虫们。 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想顺利完成转型最可行的路径，实际上都是“维护城邦”。因为社会成功完成转型的关键，是让人口基础转型，让生活方式转型，但你不可能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同时在发展中国家的全境完成转型。 所以，以城邦为据点，以点带线，以线带面，通过城邦的抽吸作用和辐射作用，令转型能稳定地、循序渐进地进行，令改革者手中的政治资源能有效得到利用，能聚焦于让至少一个地区的资源密度、秩序密度“达到燃点”，也令转型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各有安身之所，令转型期间的利益冲突有缓冲余地，对任何一个希望推动社会转型的政权来说，都是最稳妥的方案。 这是伊朗可以采用的方案，也是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独立建国者可以采用的方案。 并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让境内的所有城市独立建国。 但在转型过程中，将城市与乡村划分为不同法域，允许乡村保留传统生活方式，允许城市使用有别于乡村的治理模式、规章制度，要求移居城市者遵守城市规则，留居乡村者才不必受城市规则约束，是有必要的。 在城市建立并维持有别于旧稳态的文明新稳态，是有必要的。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本国民众没有能力建立并维护这样的城邦，希望促成这些国家完成转型的势力就需要提供帮助——派驻军队或是允许佣兵协助这样的城市拥有防御能力，使城市的孵化器功能不被伤害链系统的侵略毁坏。 当我们彻底看清城市在文明转型中的作用，我们就能够针对文明转型的需要，将手中资源作最有效的利用。 就能在希望促成某个发展中国家完成转型时，通过占领城市，建立城防军，来协助城市居民维护其较为现代化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城市居民成为亲近产业链阵营的“自己人”，让有进城打工愿望的乡村居民纷纷成为潜在的转型助力。 就能让“制定促成发展中国家完成转型的策略”这件事因有要点可抓变得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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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是密度。 既是人口密度，也是资源密度，更是秩序密度，还有技术密度。 因此要完成城乡转换，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要为了实现城市控制力的扩张，稀释掉对保持城乡差别最重要的“密度”。 在现实中，我们能看到，几乎所有城乡转换都是以“城市吸空乡村”的方式实现的。 而发展中 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往往伴随着超大城市的出现。 全球现存超大城市中的多数都在亚洲地区，其中大部分都在发展中国家，其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城市正是整个国家在文明模式转型进程中的“排头兵”，它们需要依靠提高人口密度、资源密度来迈过转型门槛，而它们要提高人口密度当然不能仅依靠原有的城市居民繁衍生育。 它们要吸纳农村人口。 农村人口也需要奔向愿意接纳他们，愿意向他们提供传统农业已经无法提供的谋生岗位的城市，为了在城市中谋得三餐温饱他们不惜改变自己祖祖辈辈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且对城市居民并无怨言。 因为农村没有足够的田地给他们。 传统农业能向农民们提供的生存空间是有上限的。 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上之所以会发展出伤害链式的政治秩序和用于维护此种秩序的文化观念，正是因为这样的生存空间有限，因为资源不足会令至亲的夫妻父子之间也只能陷入零和博弈，只能为了争取活下去的机会互相残杀。 而城市，工业，现代科技，允许人们通过合作实现共赢，通过合作获得更多资源，拓展出更大生存空间。 于是为了更好地合作，为了通过更好的合作拓展出更大生存空间，人们发展出了产业链式的政治秩序和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博爱等协助人们适应和维护城市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 城乡转变是如何实现的？ 抓住“密度”这个关键词，你就能看出，这是通过人口从低密度的生活场景迁徙到高密度的生活场景，从低密度的生产生活方式转换到高密度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的。 只是这“密度”不仅指人口密度。 也指资源密度，如财富密度、技术密度、秩序密度。 城乡转换，在人口层面，是以人们奔向更富裕的城市和地区，奔向工作机会更多的城市和地区，奔向科技更进步的城市和地区，涌入能让自己实现技能提升的学校，涌入能让自己获得技能提升和经验积累的行业，在代际传承中通过增加教育投资往子女后辈身上“注入”更多知识的方式实现的。 在政治层面，则是通过以增加警力、完善法治的方式增强对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获得更高的秩序密度来实现的。 而且城市所需要的秩序，是更有质量的秩序，是不以抑制民间创造力为代价实现的秩序，是用来维护合作关系的秩序，是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合理化，从而能长期保持稳定的秩序。 城乡转换，就是事实上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和平的，持续的，在参与者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发生的文明模式切换。它是以农村人口自愿的、主动的进入城市，并自愿的、主动的改变自己去适应城市环境的方式，通过改变人口完成的。 城市不需要主动向外扩张，它只要在那里，并保持自己的吸引力就可以了。 它自然而然就成了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据点，成了改造人口的文明孵化器。 所以一个真正懂得如何推进文明模式转换的人必须学会利用城市。 在整个文明模式转换的过程中，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必须得到重视，城乡区别必须得到重视，城市对乡村的“虹吸作用”必须不但不被削弱而且得到加强，但主导改革的政权手中有限的政治资源不能被摊薄到乡村地区，必须用于保持城市的“密度”。 想建立伤害链政权，你可以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想建立产业链国家，你则该反其道而行之，让城市抽空乡村。 以召唤农民工进城的方式，以这样把农村人变成城市人，把古代人变成现代人的方式，无痛地完成社会转型。 在转型过程中，城市不应主动扩张，但可在吸纳了大量人口后不断在边缘地带向外扩建。 始终保证城市的繁荣，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城市秩序的高品质，始终保持城市对人口的孵化作用，才能让城市成为社会转型的枢纽。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城市必须拥有相对于农村的自保之力，必须能抵御来自农村的伤害链势力可能的攻打、劫掠。 必须能制止农村伤害链主对进入城市的“逃奴”的追杀。 但又不能与农村处于敌对战争状态。 所以城市需要有自身的边界，在转型期间，在保持传统农业生活方式的农村地区还没有因城市的“抽空”而空洞化，而迎来旧式村落的消亡，变成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的欧美式农场前，城市需要克制将农村地区纳入控制范围的冲动。 城市，需要让自己成为事实上的城邦。 在每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想促成社会转型最可行的方式都是让既存的超级城市成为类似城邦的存在。 让城市保持着自己的秩序密度，保持着自身的人口转化功能，直到城市的影响力自然占据整个地区的主导地位，直到旧秩序因被抽空自然消亡。 这才是促成文明转型最有效的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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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国家热爱和平，渴求稳定，因此在两种文明稳态切换之际，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卡在转型瓶颈中时，产业链阵营诸国往往舍不得放弃伤害链系统既存的稳定——毕竟，打造新稳态，需要牛马们在摆脱蛆虫后实现成长，这任务看起来费时费力且容易吃力不讨好。 所以在伤害链濒临崩溃时，产业链常会不知所措。 他们下不了决心斩首，下不了决心给正在丧失其稳态的伤害链最后一击，相反，为了避免这类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秩序崩溃，为了避免自己过往在这些国家的投资血本无归，他们甚至会不止于绥靖，还帮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政权维稳。 为什么？ 因为到目前为止，产业链国家的决策者们都还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定位，不了解产业链和伤害链这两种底层逻辑分别形成的文明模式，在分别进入自身所属的稳态时需要满足哪些前提条件。 因为渴求社会保持稳态的产业链国家决策者们还不知道要如何令发展中国家顺利完成社会转型，顺利完成文明模式切换。 当一个发展中的，半现代的国家，呈现出伤害链系统即将崩解，现存稳态摇摇欲坠的样貌时，在目前这些产业链国家决策者眼中，他们只有“任该国陷入混乱”和“助该国维稳恢复秩序”这两个选项。 新选项是什么？ 是“助该国完成文明模式切换，进入新稳态”，是在伊朗、中共国做美国当年在日本做过的事。 但这个选项，只有在产业链国家的决策者们了解“双链争持”这回事之后，才能在他们眼中呈现出来。 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人都还只知道社会有“稳定”和“动荡”两种状态，不知道“稳定”和“稳定”之间也有巨大差别。 尤其是不知道“伤害链式的稳定”和“产业链式的稳定”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别。 他们不知道伤害链式的稳定，也就是旧式的文明稳态，是基于经济、政治、文化三层自维持机制的相互支撑实现的，不知道伤害链式的稳定只能在传统农业、等级和身份政治、牲人文化三者皆存的前提下长期保持（并周期性崩溃）。 只要人们不再以传统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或不再视等级制度为天经地义，或不再服膺于牲人文化，这旧式的文明稳态就会难以保持。 而在伤害链国家，一旦“不稳”的征兆出现，统治者首先想到的维稳方式，就是输出伤害，就是重建并彰明伤害力落差。 就是六四屠城，就是香港国安法。 如果没有新选项出现，如果没有人知道社会稳定状态还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获得，“强力维稳”就会是看起来的唯一选项。 也是产业链国家的决策者们眼中，想避免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动荡惨况时的唯一选项，是“最人道”的选项，最现实的选项。 在这样的思路下，和六四屠城后的中共政权合作，助其维稳，看起来竟然就成了唯一理智的选择。 在未来的伊朗很可能也一样，为了尽快让社会恢复平静，和任何一个伊朗本土的小伤害链系统合作，快速在伊朗重建伤害链式的稳定，似乎就是对渴望和平的伊朗人民最好的选择。 但我们已经知道了“双链争持”，已经知道了，美国式的稳定，欧洲式的稳定，基于产业链逻辑形成的新式文明稳态，才更值得追求。 而且在经济已经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工业的国家，在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趋于平等、法治的国家，在牲人文化因普通人适应了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也因年轻一代亲近网络，因现代影视文艺的广泛传播已经发生改变的国家，新式文明稳态已经有了构建的基础。 只是，如果没有对两种文明稳态的清晰认识，没有对支撑新式稳态三层面社会现状的准确评估，你会不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协助发展中国家把新式稳态构建出来。 但要构建出新式稳态其实一点不难。 文明稳态的切换，说起来很抽象，但做起来只是一件事。 就是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改变。 从一种稳定的、能一眼看到底的、能从祖祖辈辈到子子孙孙遵循的生活方式，切换到另一种稳定的，未必能一眼看到底，但同样能从祖辈到孙辈都遵循的生活方式。 从农民的儿子继续做农民，到工人的儿子继续做工人，但孙子可能是工程师、经理、厂长。 说白了，就是农民进城。 就是农村变成城市，农民（牧民）变成工人、码农、医生。 当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能从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顺利转换到另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文明稳态的切换也就完成了。 让我用不那么抽象的方式表述吧。 文明稳态的切换，就是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 而要协助一个发展中国家完成转型，等于协助一个发展到一半的乡村，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完全变成城市。 这件事既难，又不难。 难在如果你想把广袤的农村地区都变成城市，但手中的资源又不足以向每一平方米的乡村土地注入足够建设资金，不足以把每一亩农田变成厂房，你会因“建设的难度”而陷入迷茫。 不难则在于如果你认清城市建设方式的核心在于培养工人和维护企业的营商环境，如果你专注于协助已有的工业、服务业持续发展，允许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从农业生活方式中吸纳、抽走人口，允许“农村空洞化”这件事发生，并允许现代农业替代传统农业，整个转型过程都可以平静顺利地完成。 这世界的转变，实际上就是一场城乡转变。 而卡在“城乡结合部”的国家需要的，不是退回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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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蛆虫是一家。 所以普京和习近平会“友谊无上限”，朝鲜能得到中共的撒币支援。 全世界的牛马本该也是一家，生活在伤害链国家底层的牛马们和生活在欧美产业链国家的打工人，在处境上、技能上都有无数共同语言，而且事实上“同呼吸共命运”，在同一个市场上赚取薪资。 当牛马们被蛆虫压价，打工人同 样吃亏。 欧美国家草根阶层的困境，和伤害链国家牛马的失权困境，息息相关。 因此，要摆脱这困境，产业链阵营的打工人不能不消灭蛆虫，或是将本国本阵营的经济、文化均与伤害链阵营隔绝，与伤害链阵营断绝贸易往来，以求避免伤害链国家的血汗工厂生产模式以过剩产能的形式输送过来，阻断产业链升级的自然趋势。 产业链阵营的每个国家，都是属于打工人的国家。而打工人在利益立场上天然与蛆虫相敌对。 为什么全世界的蛆虫都反美？ 因为蛆虫的生存有赖于把打工人变成牛马，把正常人类变成奴才，把正常头脑阉割成牲人的头脑。 你知道，如果你生活在中共国境内，却象美国人一样热爱自由，当你开始追寻自由、追寻真相，你就会被中共国蛆虫们视为“不安定因素”。你也会被已经深中蛆毒的整个社交圈看成异类，指为“极端”。 蛆虫的天性，与未经阉割不曾被改造为奴才牲人牛马的打工人，格格不入。 只有把打工人变成牛马，只有把打工人改造并保持在牛马状态，蛆虫们才能活得开心自在并感到安全。 所以全世界的蛆虫是一家——在技术逻辑站在打工人这一边，在科技进步令打工人和打工人的国家日益强大时，蛆虫们会暂时放下内部争斗，联手维护“蛆虫+牛马”的权力格局。在这种时刻，宗教分歧对普京、习近平和哈梅内伊就不再重要，绿蛆和红蛆会变成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在这种时刻，俄罗斯、中共、朝鲜、伊朗的蛆虫会乐意共享资源，从军事资源到财政资源，到包括超限战认知战、网络平台之类的各种维稳资源。 中共国的微信、抖音会拼命帮俄罗斯撒谎，帮俄罗斯宣传。 也会帮伊朗蛆虫说话，把不义的政权说成民族英雄。也会为朝鲜蛆虫说话，给金正恩那坨屎刷上层层金漆。 蛆虫们从来不会认错自己的利益立场。 可惜打工人们还没有觉醒。 属于打工人的国家还没有意识到，在文明演化的大局中，在一国又一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打工人应当帮助的永远是自己的同类，需要尊重的永远是虽然暂时处于昏迷麻木幼稚状态，但只要清醒过来、成长起来，就会是自己同类的牛马们。 属于打工人的产业链国家还没有意识到，只要消灭了蛆虫，尤其是在那些本土牛马们因昏迷幼稚无力自行消灭蛆虫的国家，先“替天行道”，再象协助日本完成社会转型一样，助这类国家平安度过成长期，形成与“牛马+蛆虫”不同的权力格局，令这类国家不再是伤害链国家，成为产业链国家，自己就能收获永远的友谊，而产业链阵营就会得到壮大。 只消灭蛆虫而不去改变“蛆虫+牛马”的权力格局是不行的。 对发展中的半现代国家，不进行输入型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象不依靠外贸外资而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不行的。 一个国家想要长治久安就必须进入文明稳态，就必须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都实现“配套”的技术升级。 而搞技术升级，当然要向已经创造出新技术并稳定运行过相当长时间的源头学习。 当然不能排除引进外来技术人员，聘请外来专家、教师。 如果因不愿引进外部技术，而一次次丧失将国家导入文明稳态的机会，而让国家因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技术水准”不配套而被迫一次次发生震荡，让亿万民众不断承受震荡带来的损失，那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尊重民族情感”，还是在以民众福祉为代价矫情？ 希望本民族的转型过程完全由本族人推动固然是美好的愿望，但如果本族暂时没有这样的秩序生产能力，族人中暂时没有这样的才智之士，让全族都等着，显然不是合理的做法。 这道理，于伊朗是如此，于中华沦陷区各族各地也一样。 反过来，于欧美列国也一样。 什么不干涉别国内政，什么尊重蛆虫们的主权，都不该成为打工人国家在文明模式之争中寻求胜利的阻碍。 兴起灭蛆之战，在逃离伤害链国家的牛马后裔中培养未来的建国者，培养新一代转型推动者，可以回流的秩序输入者，从而改变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增进人类福祉，彻底摆脱欧美打工人至今仍延续着的困境，才是打工人国家该做的事。 消灭蛆虫，拯救牛马，并通过保育让牛马们从中毒昏迷状态恢复过来，成为健康正常的打工人，以壮大打工人阵营，壮大这个世界的和平力量，才是欧美列国该做的事。 亿万牛马正在渴盼拯救。 他们没有能力拯救自己，因为他们处于昏迷状态，因为他们一直在被阉割。 但他们并不象蛆虫们所宣传的那样“不可救药”，他们的奴性，他们的观念，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念，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教育被重新塑造。 他们只是暂时还沦陷于蛆虫之手的，打工人的同类。 只要消灭了蛆虫，再拔毒清创，完成疗愈，他们就会是打工人的“自己人”。 而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哈梅内伊，这些早该被斩首的蛆虫们，才是令全世界恢复健康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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蛆虫才是我们的公敌。 就象伊朗那些试图掌握核武的蛆虫一样，在中共国现存的亿万人口中，只有那些蛆虫才是欧美国家民众和沦陷区牛马们共同的敌人，才是制造业无法回流，消费力不断流失，血汗工厂模式没法改变，牛马的孩子读完大学仍只能当牛马等种种社会问题之根源。 他们该被斩首。 但只斩首他们不够 。 除了现在这批蛆虫的死亡，要让牛马们能象欧美打工人一样生活，要让各发展中国家摆脱半现代状态，完成转型，我们还需要促成巨婴国、巨婴族成长起来，需要通过为牛马们搭配上程度适中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来避免在牛马群体中生出新的蛆虫，避免帝国的废墟上出现新的帝国。 这就需要“秩序输入”。 而要实现秩序输入，最可行也最合适的办法是什么？ 是让地处欧美发达国家的海外侨民社区成为“孵化器”，成为培养本族现代化政治秩序供应者的基地，涌现出真正有能力做“带路党”，能联合海外产业链阵营的力量，为故国故乡开创未来的各族各国建国领袖来。 是让出走的巨婴族人在成长之后，回流为本地牛马们可以信赖的“灭蛆者”。 我们，现在身居海外的“异议人士”们，该努力的方向就是这个。 我们要成长，要承担如果没有别人承担就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承担的使命。 我们要学会构建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不再指望中共“听从劝谏”，而是准备取而代之。 而且我们不能让自己陷入旧式思维，不能让自己准备“做皇帝”，或是“做个英明领袖”、“做个好的总书记”。 我们需要对历史，对现实，有深刻的理解，有对国家战略进行分析，对现在和未来的各种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 我们需要替出不来的牛马巨婴们成长，需要学会他们没机会学习的技能。 名声、地位、利益，都不是真正值得我们追求的。 我们该追求的是“医国之手”。 站在蛆国的对立面，我们需要有决绝、坚定的姿态，也要有迎难而上、舍我其谁的担当。 这，才是流亡海外的沦陷区各族真正该做的事，是港人、藏人、维人该做的事，是流亡海外的粤人、闽人、沪人、蜀人该做的事。 是各独派该做的事，是希望台湾人能保持现存民主生活方式的人该做的事，是盼望有一天能消灭盘踞故乡的蛆虫，光复故土的人们，哪怕你还是统派，该做的事。 我们不是历史的看客。 我们是切肤之痛的感受者，是被迫离开家乡的流亡者，是有一个国家需要创建，有一群族人需要救援，有一种文明模式需要支撑完善的历史参与者。 我知道，还有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肩上这份责任，包括许多知名人物，在“成长”这件事上都还没全力以赴。 但只有我们成长起来，只有到我们拥有了“灭蛆”的能力之后，历史进程才会因我们的成长得到推进。 世界在等待我们，亿万牛马在等待我们。 而且许多生命都正在等待中枯萎。 哈佛大学，如果这大学真有足够的担当，它应该培养的不是蒋雨融那样的既得利益者，不是中共体制内的维稳者，是我们。 只不过它当然不会，这些营利机构的大门只会向蛆虫们和它们的后代敞开，欧美学术界的许多人一直都在巴结讨好蛆虫，连民运都受打压，何况独派。 而这，才是欧美真正的问题。 欧美认错了自己的敌人，也找错了朋友。 产业链阵营，繁荣模式，在经济上基于工业文明和自由贸易在政治上基于民主法治在文化上宣扬平等理念的文明新稳态，误把蛆虫当成了朋友。 于是，伤害链国家的蛆虫在欧美宴席上被高尊于上座。 牛马们只能做边缘人。 看看伊朗，在伊朗现政权摇摇欲坠时，欧美国家的名牌大学有没有为伊朗牛马们培养出能回流能带路能接盘的新一代领袖？ 在美国需要在旧伤害链系统崩溃后的废墟上扶植亲西方新政权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只能在明显循伤害链逻辑行事的本地残存蛆虫里“矮子里挑长子”？ 双链争持，产业链阵营在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已落下风。 因为思路错了！ 打工人的同路人只能是牛马，不可能是蛆虫。 产业链国家的精英只能和伤害链国家底层牛马中的精英合作，不应妄想和伤害链国家的蛆虫们变成“亲密战友”。 而我们，才是希望。 我们是牛马的后裔，曾是沦陷区的牛马，也是现居国的打工人。 除非产业链阵营诸国意识到我们的价值，找到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否则他们只能一次次在与伤害链国家的交往中陷入泥潭，只能一次次在全球文明转型的大局中徘徊歧路，打工人组成的国家，只能挣扎于伤害链向他们输出的毒害困苦之中。 正确的战争，该是灭蛆之战。 正确的全球化方式，该是为全球牛马们普及社科新技术，为所有生产者搭建平台，输送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 该是消灭伊朗蛆虫，消灭中共国蛆虫，消灭朝鲜蛆虫，消灭俄罗斯蛆虫，并协助在出走流亡历程中成长起来的“巨婴族人”回流去“侵略故国”，去创建属于牛马们的真正祖国，去让被蛆虫吸血的牛马们终于有机会变成和欧美平民一样的打工人。 去消灭血汗工厂这类低人权红利的存在基础，让欧美草根阶层不必被迫进入牛马的内卷赛道。 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把这个世界的未来还给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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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好了！” 这就是当伊朗蛆虫被以色列斩首的时候，伊朗牛马们欢欣鼓舞的反应。 可以想象，如果中共贪官污吏被美军或台湾军队斩首，中共国的牛马们也只会开心不会流泪。 所以我们是不是该重新审视“以国家为单位思考政治冲突”的思维方式了？ 以色列打伊朗，伊朗人真会愤怒吗？ 台湾打北京，南韩打朝鲜， 会愤怒的，会受苦的，会在战争中坚决站在统治者一边争取胜利的，真的是“X国人民”吗？ 来自朝鲜的脱北者会告诉你，如果金正恩被“举头三尺无人机”，朝鲜人就算流泪也是喜极而泣。 就象来自中华沦陷区的我们知道，如果习近平被美军或台军斩首，甚至不用是外敌，哪怕他是在内部政争中被李强或随便什么人背刺，只要他倒霉了，民众不会为他流一滴眼泪。 我们现在面对的，并不是按旧式思维理解的“国与国竞争”。 是文明模式之间的竞争，是两种文明稳态之间的竞争，是发生在伤害链逻辑与产业链逻辑之间的双链争持。 冲突是发生在实为“蛆虫+牛马”组合的伤害链国家，与更容易与牛马们共情的全员打工人的产业链国家之间。 所以，牛马和打工人在情感上更容易有共鸣，不该是大家想象不到的事。 战争看似发生在两国之间，但实际上，是发生在A国打工人和B国蛆虫之间，所以B国的牛马们看到蛆虫倒霉才会高兴得跟过节一样。 而我们知道，文明稳态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层面的自维持机制相互支撑： 1、经济； 2、政治； 3、文化。 两种文明稳态的竞争，在事实上，是发生在这三个领域的。 而这三个领域的竞争，当然并非全以国界为划分，并非以国家为单位。 只有政治层面的竞争才以国家为单位。 经济层面的竞争，实际上，主要是以企业、行业为单位进行，更是以供应链为单位，以靠经贸合作凝聚起来的利益共同体为单位进行的。 文化方面的竞争更不会止步于国界，认知战的战场只会以语言分片。 但习惯了旧思维的人们仍在把竞争理解为“国与国竞争”，并因此误以为只要伊朗蛆虫被斩首，伊朗牛马们就会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会团结起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蛆虫们复仇，会把蛆虫们当成“民族英雄”。 呸！ 想得美。 看一眼中共高层会议主席台，谁被斩首会让中共国底层牛马把他视为“民族英雄”？ 胡锡进要是死了，身后哀荣绝不会比得上大S。 国与国的竞争，已经不是当今世界矛盾冲突的主线了。 文明模式之间的争持才是。 我们不能忽略发生在经济领域的竞争——以中共国为主体的伤害链阵营推出了血汗工厂模式，用打造消费力黑洞来“掏空”产业链阵营的家底，毒化产业链阵营的商业环境，阻断产业链阵营的人口升级。 我们也不能忽略发生在文化领域的竞争——中共国政府支持的文化渗透、认知战手段，早已占领了包括海外华人社区在内的整个中文语域，台湾、香港、美国，到处是领中共补贴为中共说话的报纸、杂志、网站。微信、抖音在使用中文的群体里发挥的影响力一直被各国忽略，但它对各国华人社区的影响早就大到足以影响选民投票意愿了！ 更不要说，在中共蓄意操纵下，只有持亲中共立场、肯帮中共说话的“中国问题专家”才能接触到研究所需的资料，才能保持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地位。 出了中文圈，同类型的做法在俄语圈、阿拉伯语圈，是不是就不存在呢？ 当你静心观察文明模式竞争的文化分战场，你会看到每个语域都是一片分战场，使用这种语言的网友，如果英语能力不足以令他/她方便地接触更可靠的新闻来源，就难免成为中文宣传/俄语宣传/阿拉伯语宣传部门的猎物。 成为伤害链阵营认知战手段的猎物。 并因被认知战手段俘获，象“盐水鸭”事件中的孙雯一样，不惜出卖移居国利益，做中共的走狗，做中共之类伤害链政权在欧美国家的利益代言人。 “多元文化”包容的到底是谁？获利的到底是谁？是来自中共国的底层牛马，真心归化美国的移民们，还是带着任务来的，带着贪污到的财富来的蛆虫们？ 是来自阿拉伯语域的底层女性还是一直在强迫女性使用连双眼都遮住，功能等同于囚笼的全身罩袍的中东权贵富豪们？ 当你看清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文明模式的竞争，当你看清竞争并非主要以国家为单位，并非仅仅以热战方式进行，当你意识到贸易战、认知战才是主战场，这场鏖战已延续多年，你才会猛然发觉，产业链阵营在经贸领域，在文化领域，已居于劣势许多年！ 蛆虫在占上风。 经济上，由蛆虫打造并推广的血汗工厂模式在贸易战中占据了上风。 这才是美国的制造业难以回流，美国的草根阶层陷入挣扎的真正原因。 文化上，由蛆虫通过认知战手段推广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占了上风。因此美国两党相争竟沦为了互贴标签的口水仗，面对现实，两党都拿不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醒醒吧。 不论是中华沦陷区的底层苦难，还是欧美国家草根阶层的挣扎痛苦，根源都是一样，都是蛆虫。 伤害链国家若没有了蛆虫，只要象当年中共国改开时引进外资外企外国管理方式一样，引进与当地牛马已有水平适配的社会治理方式，就能平稳发展成象日本一样的产业链国家。 产业链国家则只要消灭了伤害链国家的蛆虫，就能从根本上杜绝来自蛆虫的渗透。 蛆虫才是我们的公敌。 让伊朗牛马的欢呼扩散到全世界吧！
#以色列 #伊朗 #政治冲突 #台湾 #朝鲜 #脱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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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世界是该醒悟了。 伊朗、中共国这样的伤害链国家是由蛆虫+牛马构成的，即使没有任何外部敌人，伤害链国家的蛆虫们也会时刻剥削压榨牛马们。当任何外部敌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打击这些国家的蛆虫时，这些“外敌”就是牛马的友军！ 伊朗民众一点都不会心疼死在以色列斩首式攻击下的达官贵人们。 就象中共国的牛马们也不会心疼因不管什么原因死掉的贪官污吏们。 只要所谓的“外敌”打击的是蛆虫，牛马们就只会为之欢呼。 这是伊朗和以色列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吗？不，这是一场让伊朗牛马们看得兴高采烈的灭蛆大戏。是外国“纪委”在帮伊朗民众反腐！ 牛马们都在鼓掌！ 双链争持。 任何一场发生在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都可以因产业链国家把打击目标精准定位在蛆虫身上，成为让伤害链国家底层牛马兴高采烈欢呼看戏，甚至帮忙带路的“洋纪委反腐”式义战。 在伊朗如此，在中共国也一样。
#自由世界 #伊朗 #中共国 #伤害链国家 #外部敌人 #以色列攻击 #民众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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蛆国底层最悲摧困境是什么？ 是被困在两种文明稳态的夹缝之中。 当文明只有一种稳态时，当社会只能在伤害链系统的构建、维持和崩溃中循环时，底层的命运总是确定的——要么在王朝周期律的上半场吃一点时代红利，多生多育，抓住机会多繁衍些后代，要么在下半场流离失所，易子而食。 但今天，文明有两种稳态，而且技术普及令绝大多数国家都实际上处于两种稳态的叠加或者说暧昧状态。这些国家都既现代又古老，其生产生活方式中既有现代的部分，也有古老的部分，人们从观念到能力，都既现代，又古老。 于是事态走向也变得晦暗不明。 这种处于叠加态的社会在危机中，需要连续经历两场崩溃，才能重新找回自身的确定性。 这就是蛆国牛马的尴尬处境。 按照王朝周期律，当现政权无法保持既有的伤害力落差，由现政权维护的旧秩序就会崩溃，旧秩序对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压制会因此短暂放松，使新的伤害链系统能生长起来，成为秩序供应者，重建伤害力落差，重建伤害链稳态。 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驯服的底层牲人会大规模死亡，只有不那么驯服的人才会因幸运、勇敢、头脑灵活等原因幸存，并因太驯服的牲人已死去，成为人口主体，成为有能力有意愿有勇气创造新秩序的逐鹿群雄。 “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群雄逐鹿，定鼎中原。”这是在历史舞台上曾一次次重演的戏码，是我们熟悉的戏码。 在这熟悉的戏码里，“民不聊生”是社会崩溃的前提，底层的大规模死亡造成的人口成分改变和顺民心态改变，是事态发展无法绕过的阶段。 不走到这样山穷水尽的绝境，伤害链社会就无法“破而后立”。 没有“破”，就没有“立”，若顺民没死或死得不够多，旧秩序统治基础就仍然坚实。 但到了现代，在每个包含了叠加着的两种稳态的国家里，社会在走向上述山穷水尽的绝境前，都需要先经历一场产业链稳态的崩溃。 在大规模死亡之前，在走进最古老的困境，在被迫颠沛流离易子而食之前，人们要先经历一场属于现代人的崩溃，先经历萧条、失业、骚乱，先经历一场国家维稳系统的漫长破产。 放在蛆国，就是说，人们要先经历一场“改开中国”的崩溃，接下来才会看到“红色中国”的崩溃。 在连续发生了两场崩溃之后，“破”才会结束，“立”的空间才会出现。 目前你们看到的蛆国社会的种种末日征象，还都只是“改开中国”的末日征象。 还不是“红色中国”的末日征象。 民怨沸腾不等于民不聊生。 今天，民众还没有山穷水尽，顺民还是人口主体，旧秩序的基础仍在，王朝更替的前提还没有达成。 人们正在失去生活，但他们还没有失去生命。 所以，如同古代王朝更替时那样的社会剧烈震荡并不会在短期内到来。 剧烈震荡只会在“改开中国”的余荫消耗殆尽后，在属于“红色中国”的那半场剧目里发生。 如果说“红色中国”的崩塌是场干脆利落的死亡，是“重新投胎”，“改开中国”的崩溃就是一场漫长的活罪。 每个底层顺民都会在“改开中国”漫长的崩溃过程里把过去积攒的资源消耗掉。 他们会一点点的失去生活，一点点的失去希望，一点点的，在挣扎中，无可挽回地失去他们最宝贵的东西。 直到他们最终死去。 他们是不可能看到新秩序的生成，看到新时代的开启，看到新政权的建立的。 因为他们的死，正是社会变革开始发生的前提。 如果没有任何外力干预，一个已经获得过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处于两种稳态叠加状态的国家，不连续经历两场崩溃，是不会有机会依照王朝周期律的基本规则“破而后立”，迎来旧秩序的崩塌并生成新秩序的。 而且就算最终旧秩序崩塌了，新秩序生成了，生成的新秩序也多半是伤害链式的。因为在连续经历两场崩溃后，社会仍能保留的建设性力量通常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门槛更高的产业链式秩序的建构。 但如果有外力干预呢？ 情况就会不同。 蛆国底层牛马今天的困境是什么？ 是他们正被困在“改开中国”的萧条、衰落过程之中，而只有“改开中国”遗下的资源彻底耗尽，残留的影响力完全消失，原本靠“改开中国”承担的维稳任务被移交到“红色中国”手中后，他们才会迎来改变，他们所受的漫长活罪才会走到尽头，绝大多数人的处境才会从“煎熬忍耐”变成“忍无可忍”，然后，一切才会图穷匕现。 那时，“红色中国”会快速崩溃，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王朝更替会再次发生。 如果没有人干预这个过程，没有人创造另一条道路，牛马们就只能沿着连续经历这两场崩塌的命运之路走下去。 并且大部分最温顺的牛马只能在黎明前就死去。 除非有人从外部输入秩序。 除非在“改开中国”完全消亡，“红色中国”成为主导之前，有人能直接跳过这漫长的死亡过程，为已经花费四十年时间向产业链转型的社会人口基础和经济基础，“配”上一套产业链式的秩序。 给他们“配”上一套牛马们自己无力生成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 用这种方式，进行一场“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硬生生把处于暧昧状态的社会拉进文明新稳态。 但这会被说成“侵略”。 如果这些动作是由美国，由欧洲，由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进行。 世界一直在坐视伤害链底层的困境，并以此为正义。 如果我们不去“侵略”蛆国，不去完成“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人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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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底层困境 #改开中国崩溃 #红色中国崩溃 #王朝周期律 #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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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很快全世界都会意识到，只进不出，只生产不消费的蛆国，是令全球经济走向失衡的毒瘤。 它不但自己不消费，还用过于低质低价的产品充斥市场，霸占全球市场上所有本可投向本地小微企业产品的消费力，令全球所有企业都只能被困在低质低价的竞争赛道上一起“卷”，令各国本地创业者难以起步。 在每个行业它都在改变规则，扭曲规则，利用自己的低道德优势获取暴利，并利用自身的国家地位镇压异议，阻止调查，最终使各国的民间竞争者都不得不效仿它的做法。 多少进入中共国的企业被迫学着“搞关系”，学着做假帐，说假话，多少“中国问题专家”被迫学着回避敏感议题或是只发表能得中共欢心的论著。 蛆国，它是芬太尼的源头，也是各种认知战素材，各种阴谋论调的源头。 它声称自己“不输出革命”，却不惜工本给地球村里每个燃起烽烟的地方添柴加火。 它声称自己“不输出饥饿和贫穷”，却夺走了全球各国包括欧美的无数工作岗位，令全球经济对“低人权优势”上瘾，对“中国制造”上瘾，令各国企业都染上了对能忍受非人待遇、超长工时和极低薪水的劳工难以戒断的毒瘾，使各国都难以摆脱这种根本不可持续的行为模式。 世界终将醒悟，醒悟到要恢复已失衡经济状态的平衡就要割除蛆国这个毒瘤。 醒悟到要让全球发展再次变得可持续，就要让“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不再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的制造业为何没法回流？ 不是因为制造业对美国不重要，对美国的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人口基础的培养不重要。 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国家经济体系已经对“血汗工厂”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上瘾，对过于廉价，廉价到无法支撑人口代际更替的劳工价格上瘾。 为什么每个专家都在说，制造业必须“找到”足够廉价的劳工，才能回流欧美？ 为什么投资人不愿向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向投资？ 因为每个人都习惯了大量廉价劳工的唾手可得，大量低端制造业工程师、技术工人的唾手可得。 因为整个产业链都对“低人权优势”上瘾了。 但这是毒瘾，危害不亚于芬太尼的毒瘾。 因为要保持低人权优势，保持廉价劳动力的持续供应，要支付的是道德代价，是帮中共这样的伤害链国家“保政权”，帮暴君维稳。 同时也要承担因工人薪资不足以支撑人口更替，过低的抚养比令工人、技术工人无法把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合格工人的风险。 不论从哪个角度展开分析，你都会看到，依靠低人权优势获得的过低劳工价格是无法长期持续的，是最终会令经济失衡的。 低人权优势固然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让企业享受到透支社会人口资本带来的超额利润，让这么做的企业和国家获得相当强的价格优势，但后果是消费力与生产力的失衡，是人口的断代，是社会原有稳定发展模式在“吃光老本”后的不可持续。 改开四十年。 是整整一代20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的中共国制造业工人的整个工作生涯。 是在60年代的饥荒和动荡中出生的那一代中共国奴民，只要有饭吃就愿意拼命干活的中共国奴民的整个工作生涯。 “改开中国”为什么不可持续？ 因为这代人老了。 新一代人，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愿景，对自己的人生对薪资待遇，有完全不同的期待和耐受力。 新一代人也许不会反抗，但他们会不生孩子，少生孩子，也会更努力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就算加班，他们也是要“摸鱼”的。 不要说制造业能不能回流欧美了。 如果制造业的行为模式只能是在改开四十年间，全球企业都上瘾的“血汗工厂”模式，那么不要说欧美没法重建制造业，中共国本土也会因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法继续保持下去。 全球经贸体系对“血汗工厂”模式的一场大戒断，一场因戒断反应而来的痛楚，迟早要发生。 农民工的儿女，没法继续做农民工。 现在还能做、肯做的那些年轻人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啃老”维持着的，问问他们，问问他们的父母是否仍漂泊在各地，赚取微薄的收入，你就清楚了。 再问问这些穷二代们能生多少孩子，能给孩子怎样的未来，你就更清楚了。 欧美的制造业没法回流。 没法以血汗工厂的形式回流。 但中共国的制造业同样无法以血汗工厂的形式长期持续发展。 这种行为模式不可持续，因此已在过去四十年间与它深度绑定的全球经贸体系的行为模式也不可持续。 但由于中共国的人口体量，由于“上瘾”的企业太多，涉及的行业太广，这份不可持续虽然并不难从逻辑角度被分析出来，却很少有企业不心存侥幸，不贪恋廉价劳工血汗的甜美滋味到最后一刻。 也就很少会有企业不在最后的被迫戒断中受波及。 世界经济最终是会被迫因失衡展开调整的，市场对低质低价商品的迷恋，和劳动力市场对大量低薪低技能劳工的执迷一样会被迫消失。 因消费力的不可持续，和“低端人口”供应的不可持续，被迫消失。 人们最终会学会反思，反思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什么会对这种只能持续一代人左右的“人口红利”上瘾。 但在醒悟之前会有一场大萧条。 其规模绝不亚于Covid-19带来的冲击。因为蛆国的毒，腐败之毒，短视之毒，已渗透到全球产业链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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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低人权优势 #血汗工厂 #全球经济失衡 #不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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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吧。 让我们名正言顺的拥有军队，去拦截36年前在长安街上隆隆行进的坦克，把王丹的同学从枪口下救回来。 让我们能象以色列营救人质那样派出特种部队，救出黄之锋，救出编程随想，救出彭载舟。 让我们能象乌克兰人一样英勇地战斗，象乌克兰一样寻求国际援助。 或者至少让我们能象台湾一样据守海峡。 建国吧，我们需要拥有这种足以抵御暴君的，建制性的，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维权凭据。我们不能止步于建党，不能永远停留在以中共帝国海外逸民，以被帝国放逐的孤臣孽子自居的尴尬境地。 蛆国不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不止是异议者。 我们是被那个蛆国认证过的“国家的敌人”，是国与国争战中的一方。 当我们需要维护不被蛆国承认的权利，需要维护生而为人的权利，并因此被蛆国贴上“汉奸”、“反贼”、“美分”、“邪教”、“恐怖分子”、“港独黑暴”的标签，指为“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的罪犯时，除了高竖反旗，用争取独立建国来展示决心，我们已别无选择。 而且我们有资源。 被蛆国逼到绝境的每个人都会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今天还没有军队，但手握兵权的人会加入我们，我们今天还没有金融，但手握财权的人会加入我们。 已被蛆国贴上“敌人”标签，和将被蛆国贴上“敌人”标签的人，没法不加入我们。 被贴上标签的人已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的队伍正越来越壮大。 海外华人将不得不加入我们，在他们既受到现居国的怀疑，又受到中共的污名化，被诬指为“间谍”之后，不论是长居海外的移民还是暂居海外的留学生，都将不得不“选边站”。 沦陷区内的牛马也将不得不加入我们，“红色中国”正在膨胀，挤压着“改开中国”残留给他们的生存空间，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生存资源，人们只能从“官逼民反”到“官逼吏反”到“官逼官反”。 必然受中共过剩产能冲击的国际社会，各国政界商界也会发现，他们只能加入我们，因为面对蛆国的威胁，谁都不能束手待毙，而还手，就意味着被贴上“蛆国敌人”的标签。 最终整个世界都会是蛆国的敌人。 Covid-19病毒的全球传播和巨大危害，只是源自蛆国的全球安全威胁中，不那么可怕的序幕。 更可怕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揭露。 以蛆国为源头向全世界各国输出的腐败，输出的愚昧，向各个领域输出的“假冒伪劣”，财务造假，学术腐败，对供应链的恶意操纵，对网络平台进行的渗透，对舆论氛围的蓄意毒害，低质低价营销策略对欧美小微企业创业者的隐形打压，这些手段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被觉察。 但这些手段造成的危害足够巨大，终将大到无法掩盖。 人们终将认识到，蛆国，是世界之癌。 蛆国，则会与世界为敌。 而在蛆国与全世界的争战中，我们当然会站在前列。 不会再有暧昧不清，不会再有摇摆迟疑，我们将不再需要区分“爱国”和“爱党”，我们只需要决定，是爱蛆，还是爱人。 我们是建国者，是决意推翻蛆国的统治，决意在从蛆国那里夺回的土地上亲手创建自己祖国的新兴国家公民。 我们既不忠诚于“红色中国”，也不贪恋“改开中国”留下的繁荣虚影，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不属于“中华民族”。 在需要维权的时候我们不会跪下，不会向蛆们哀求，不会再幻想在蛆国的宝座上高高稳坐的只是个听力不大好的明君，不会再幻想有哪个青天大老爷来拯救冤民。 我们是未来的上海共和国的公民。 也是未来的，中华沦陷区土地上所有新兴国家联盟的一员。 “蛆国的敌人”这罪名总有一天会成为荣耀之冠，而我们，将共享之。 从上海共和国到东突厥斯坦，到图博特、南蒙古，到巴蜀、湖湘、荆楚，到台湾、香港，到江浙闽粤，到各国的海外华人社区，到欧美国家被蛆国“认证”过的各制裁对象，这荣耀之冠，我们将共享之。 我们是蛆国的“安全威胁”，既然它这么认定了，那么我们就是。 就是它的掘墓人。 我们，曾经的牛马们，我们，这些被吸血被欺辱的，被迫失去生计，失去生活，失去至爱亲朋，失去一生想望的人，我们这些终于醒悟到所有的失去都源于自己没有祖国的人，要和所有的“蛆国敌人”联合起来，要和所有不甘失去的人站在一起，战胜那个曾经的“祖国”，夺回我们真正的祖国。 然后终于可以对36年前，长安街上的死难者说一声，“安息吧”。 终于可以在维多利亚公园重燃烛火，不止纪念“六四”，也纪念曾年复一年在那里点亮心灯的人们。 终于可以恢复上海滩欧战胜利女神的荣光，重现昔日的繁荣胜景，让远东第一欧洲城市的房价、平均薪酬和营商环境得到最坚实的政治支撑。 终于可以在每个新兴国家，在属于自己的祖国里，把曾经的奢望化为寻常。 终于可以让历史的声音拥有回响： “It’s my duty!” “Yes, me too.”
#建国 #长安街事件 #王丹 #以色列营救行动 #黄之锋 #乌克兰 #台湾 #维权 #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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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休推。
#今日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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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祖国。 但我们会从无到有的创造祖国，创建不逼迫我们做臣仆，把国王或皇帝或总书记尊奉在头顶的国度，就象249年前美国人曾经做过的那样。 我们是蛆国的敌人。 和黄之锋、邹幸彤、黎智英、任志强、王丹、刘仲敬、编程随想、彭载舟……那些或年轻或年长者，或知名或无名者一样，都是蛆国的敌人。 蛆国的敌人太多了，而你是否蛆国的敌人，并不由你说了算。 维权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是蛆国的敌人。据守旧屋阻碍拆迁的村民，是蛆国的敌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属，是蛆国的敌人。 说华为坏话的顾客，是蛆国的敌人。 亿万不想996的牛马，无数挣扎在财务困境中的房奴，那些濒临崩溃的中年人，那些正在丧失生活勇气的青年人，不时“冲塔”的网民，是蛆国的敌人。 只想保持现状不想“回归”的台湾民众，是蛆国的敌人。 上了中共制裁名单的蓬佩奥、纳瓦罗、鲁比奥，是蛆国的敌人。 不论你有怎样的“初心”，不论你是否仍在以“爱国者”自居，不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只要蛆国认为你是它的敌人，你就是它的敌人。 因为蛆国是蛆的国家，专注于维护蛆的利益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蛆国，只维护蛆的利益，对什么福建人、广东人、北京人……的利益，当然没有丝毫在意。 而你对它毫无办法，因为在这场国与国的争战中，你从一开始就立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你还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祖国。 你还没来得及拥有一面旗帜，去护卫那些已经奋不顾身在维护你利益立场的人，在你的祖国被创造出来以前已经为爱她付出代价的爱国者们。 不能再等了。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独立，是挽救未来香港经济，重建未来香港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和从蛆国的牢狱里把黄之锋、黎智英这样的爱国者救出来的唯一出路。 申张民族自决权利，是让七百万香港人对自由的渴望，对法治传统的坚持，不再是臣仆对君主的乞怜，不再只能跪着恳求“自治”的唯一出路。 正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建国，也是解决所谓民族矛盾，让维吾尔人能名正言顺维护自身的利益立场，能开启族群成长之路，最终找到与周边其他族群和平共处之道的唯一办法。 图博特人也一样。 在蛆国一次又一次否定“自治”、“民主协商”等相处模式，一定要用行动把本没有反心的维权者定义成自己敌人之后，在蛆国反复确认过“你们和我们不是一国”之后，除了独立建国，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为自己建构出能安居乐业之所。 而我们不可能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只能与蛆国为敌，战斗到最后一刻，为了与蛆国为敌，为了在拼死还击后离我们自己的愿景更近一点，我们只能建国，只能让自己成长为蛆国足够强大的对手，有资格有能力参与国战，与一个国家相抗衡的对手。 我们只能以建国的形式去“保民生”、“保经济”、“保人权”。 因为其他手段我们都试过了，没用。 台湾人为什么还能拥有实行民主与法治的制度环境？ 因为台湾是一个无限接近于正常国家的政治实体。 香港为什么曾经拥有独特的地位，并因这独特地位保持繁荣？ 因为香港曾是一个独立法域，一个中共眼中的“独立王国”。 新加坡人为什么能走出一条和马来西亚不同的发展道路，拥有一份不一样的生活？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 蛆国已经把我们驱赶到了它的对立面。 并只给我们留下了独立建国，以国家形式凝聚力量来反抗它，来维护自身最基本的权利，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声援这唯一一条出路。 36年前，蛆国对王丹和他的同学们赶尽杀绝，36年后，蛆国对黄之锋和他的同胞们赶尽杀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所有这些原本只想争取最基本的、合情合理权益的人，赶尽杀绝。 追杀到只有我们抱最大的团才能取到足够的暖的地步。 追杀到终于让我们醒悟，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如果不亲手创建出自己的祖国，我们将永无安身之所，永远只能在故乡的土地上漂泊的地步。 所以我们来了。 我们要创建能让黄之锋、任志强自由发声的国度，我们要创建能容许当年的王丹、魏京生畅所欲言的国度，我们要创建让年轻人不必血洒长街，异议者不必付出生命和自由的代价的国度。 我们要创建储户从银行能取到存款，工人能正常领到薪水，孩子不会因吃奶而中毒的国度。 我们要创建能让经济止住崩塌趋势，让民众权益得到保障的国度。 我们要在蛆国步步进逼之后绝地反击，夺回自己的生活。 在香港，扬起香港民族的旗帜，重建属于香港人的生活。 在上海，扬起上海民族的旗帜，重建属于上海人的生活。 在台湾、“西藏”、“新疆”、满洲，在江浙闽粤，在晋兰、荆楚、湖湘、巴蜀，扬起和蛆国不一样的旗帜，让蛆王深恶痛绝的旗帜，以最决绝的姿态站出来夺回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夺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已经到了不得不“发明民族”，不得不把独立建国当成唯一出路的时刻。 在蛆国底层至深至浓的黑暗里，这是唯一的希望之光。
#祖国 #美国历史 #政治批评 #中国异见人士 #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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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构筑生活，就象在流沙上修建大厦。 在一个把牛马们当成耗材的蛆国掏空六个钱包，押上未来30年的收入贷款买房，牛马家族几代人的努力随时会落得一场空。 为什么？ 因为你的房子没有建在你真正的祖国的土地上，因为你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产权，你只是蛆国的居民，不是公民。 所以你的血汗钱只能随房价的崩塌化为乌有，你和你父母一生的积蓄只能在蛆国的制度环境里灰飞烟灭。 你在流沙上修建的大厦，会在流沙上崩塌。 除非，你能把流沙变成坚实的土地，你能把这不属于你的国度，重新变成你真正的祖国，把你的居民身份变成公民。 除非你能从蛆国手里夺回祖国，夺回你的生活，夺回你的积蓄，夺回你前半生所有的辛劳努力。 很多人是没办法移民海外的。 所以改变自己现在居住着的国家，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上海独立，唯一出路；大蜀独立，唯一出路；晋兰独立，唯一出路。 独立建国是这些人的唯一出路，是止住个人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坍塌的唯一办法。 他们只能独立，建国，把脚下的土地建成现代化国家，亲手打造出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在自己的故乡，完成“移民”。 只能通过把自己的故乡“变”成和欧美一样的国家，把跌下去的房价重新拉起来，把垮下去的经济重新扶起来。 是的，要做成这样的事情不能不付代价。 但想想全世界的移民为了拿到美国绿卡正在付什么代价？为了拿到欧盟国家的居住权正在支付什么代价？ 移民不是免费的，哪怕最“便宜”的走线也有不低的资金门槛。 所以想在故乡完成这一劳永逸的移民，当然也要付出代价。 但人们会愿意付的。 我们知道在中共国有多少人为了改变户籍所在地，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就肯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托人情找关系，同时还不惜工本。 人们只是还没有清晰认识到，在故乡移民，把脚下的土地建设成真正的祖国，和挽救自己正在崩塌的生活，和挽回房价挽回工作，挽回自己在改开时代针对产业链的需求累积的竞争优势，挽回自己学历、工作资历的含金量，有多么紧密的关系。 人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一张意味着你能拥有最接近欧美国家公民权利的上海共和国的公民身份证件，和中共政权发放的居民身份证比起来，有多大的价值差距。 一旦意识到了，人们就会拿出现在追捧美国绿卡的热情追捧它，就会拿出比当年小城居民削尖脑袋钻营大城市户籍时更高的热情争取它。 利益，利益会说服每个现在自以为对中共政权忠心耿耿的牛马底层。 不需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不需要重新适应另一种文化环境，在自己的故乡就能“移民”，能从蛆国底层的奴民变成现代国家的公民，这么巨大的利益，当然能说服所有牛马支持这样的改变。 他们早就说服过自己了。 在改开时代的初期，亿万中共国底层牛马早就完成过了对“变天”的心理建设。他们实际上已经“移民”过一次了，就是从文革时期的红色中国，移民到制度环境大相径庭的改开中国。 也是从祖祖辈辈沿袭到近代的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移民”到现代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又从农民工向城市小白领方向攀爬。 占中共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牛马，会象历史上做过的那样，毫不犹豫地抛弃对中共政权的忠诚，毫不犹豫地抛弃对“大一统”的执念，只要建国者们能让他们意识到，在天平的另一端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在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国格争战中，改开中国已经落败，红色中国占据了上风。 但如果你看清楚，红色中国=蛆国，而改开中国是蛆国为欺哄牛马们加倍努力干活，通过宽松施政营造的假象，改开中国=打了许多折扣的“牛马中国”，你就会看到牛马们有多么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度，为了这样的幻境肯作多少付出。 很多人，现在就已在以改开中国的遗民自居。 已在期待一场光复。 他们会等到的。 在蛆国崩解的时刻，祖国会降临。 在蛆们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刻，在蛆的统治无以为继，蛆的维稳最终破产的时刻，还想活下去的人，和所有届时还没有死去的牛马们，会别无选择，冲向唯一的生路。 那就是独立，建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把为自己的生活构筑怎样的地基，营造怎样的制度环境的权力，掌握在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手里。 让自己的故乡成为现代国家，让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对未来的希望，建造在真正祖国的土地上。 没有任何一个经历过改开时代的中共国底层牛马能抗拒这样的诱惑。 尤其在今天，在不久后的将来，在他们正在失去改开时代辛劳积攒的一切，在房子烂尾了，孩子烂尾了，人生烂尾了，而本族本地独立建国，改变制度环境，是止住所有这些崩塌的唯一希望的时刻。 民情，民心，民意，会指向那个唯一的结局。
#异国生活 #房产风险 #土地使用权 #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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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沦陷区那片土地上，牛马们自古以来就没有“祖国”。 翻开史书，一页页写的都是底层牛马的颠沛流离，是易子而食，是无止境的挣扎，牛马们何曾有过能安身立命之所？ 当然，这是伤害链国家的共性，是在文明的匮乏模式中，底层共有的命运。 直到美国横空出世，直到繁荣模式得以开启，一切才有了希望。 这希望就是，觉醒后的牛马们抛弃伤害链逻辑，归化产业链逻辑，从无到有的创造出真正的“祖国”来，创造出能容自己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现代化政治秩序，创造出一个个现代国家来。 这希望就是让维吾尔人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创造出容他们安身立命之所，也是让图博特人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从此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也是让台湾人以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身份继续保有他们艰难争取到的民主和法治，让香港人以独立建国的方式得以重振他们珍视的法治传统。 事实已经一千万次向我们证明，在文明转入繁荣模式之后，人们才能安居乐业。 只有在现代化政治秩序之下，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才能以非暴力方式解决。 所以，想要安居乐业吗？ 你需要拥有一个真正的祖国，你需要让自己生活在一个能维护现代化政治秩序的国家里。 如果你无法移民，或是无法把所有你牵挂的人都“打包”带走，你就必须建国，必须意识到你的人生愿景，你对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期盼，与你生活的地区是否能建构起现代化政治秩序，能否变成或是创立起一个真正属于你，配得上“祖国”这称呼的国度息息相关。 因为国家，因为国家这一概念对应的制度环境，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建构自己生活场景的基础。 是你人生的地基。 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里建构生活，就象在流沙上兴建大厦。 你付出得越多，累积的风险就越高，在一朝风云变幻时损失就会越大。 所以你越是热爱生活，越是放不下种种牵挂，越愿意为你所爱的一切倾情投入，就越是需要在意自己生活在怎样的国度，你的奋斗是否有一个坚实的起点。 是的，你可以通过移民得到一个“坚实的起点”，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比寻求独立建国容易得多的事。 但在即将到来的沦陷区乱世中，许多人恐怕别无选择。 中华沦陷区现存的人口体量，和伤害链系统周期性崩溃导致的生存危机，是目前的国际社会无法承受的冲击。 没有国家能接纳数量过亿的难民，更不用说以十亿计。 所以唯一的出路，在中共帝国崩溃后想活下去的牛马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创建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祖国。 就是以真正的祖国为自己的归处，为自己的庇护所。 牛马们需要属于自己的国家，象美国一样会保护自己国民的国家。 蛆国是不会保护牛马的，蛆们从来都只会把牛马当成耗材，生活在蛆国里的牛马，从来都只能在饥荒中饿死，在长安街上血流成河，在号称的“盛世”里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找不到工作。 牛马们一遍遍地跪下来乞求。 乞求蛆虫们垂怜，乞求老板们支付应给的薪水，乞求银行让他们提取微薄的积蓄，乞求计生办不要因为他们生了孩子就“扒房牵牛”，乞求拆迁办不要毁掉他们仅有的家园。 你活在自己的故乡，但这故乡却不是属于你的国度，这故乡是别人的“红色江山”，是别人的父辈“打下来”的，留给他们的遗产，如果你想在这里活得象个人样，想有一块安身立命之所，你就得“拿命来换”。 用30年房贷，三代人的辛勤劳作，或是用不计生死的决绝行动来换。 岂有此理！ 牛马不需要蛆国。 蛆国，是阻止牛马们拥有祖国的第一障碍。 这个已摇摇欲坠的蛆国，财政濒临崩溃，经济步向萧条，内部激斗正酣的蛆国，这正在王朝周期律治乱循环中走进乱局的蛆国，这强行把牛马和蛆虫说成“一家人”的谎言之国，是牛马们建构属于自己的现代国家的第一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由蛆王创立，由蛆虫们维护的政权，是数以十亿计的牛马们建构美好生活的第一障碍。 而上海共和国，图博特，东突厥，晋兰，大蜀，江、浙、闽、粤，南蒙古，湖湘，荆楚……这些目前正处于酝酿期的现代国家，这些真正的祖国，才是牛马们走向美好生活的希望所在。 36年前，无数天真善良的抗争者血洒长街，从1949年开始，在蛆国治下，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在各种维稳手段下，无数渴求公义的人蒙冤受屈，死不瞑目。 为什么？ 因为你们错了。因为你们每次跪下来，都是在向敌国乞求怜悯，向根本不会怜悯你们的异族，蛆族，乞求同族的待遇。 而只有同族，才会待你们如兄弟手足。只有属于牛马的国度，只有不把人口划分成“有特权的”和“没特权的”，不建构蛆虫和牛马这种等级制度的现代国家，才能容你们安居乐业，容许你在故乡的土地上，象一个已经成功移民欧美的人一样，凭勤恳工作过上一份体面的生活。 我知道，民族发明，民族建构，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个笑话。 但这绝不会比你生为牛马却妄想蛆虫给你同族待遇那么可笑，绝不会比你妄想中共给你主持公道那么可笑。 真正可笑的是什么？ 是牛马们抱团取暖，建族、建国，确实是你重建生活的唯一机会，是你重新获得你生而为人本该拥有的各种基本政治权利，从蛆国居民变成祖国公民的唯一希望，你却认不出它。
#中华沦陷 #牛马 #祖国 #史书 #挣扎 #伤害链 #美国 #繁荣模式 #希望 #产业链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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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休推。
#休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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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马的觉醒，要从分清“蛆国”和“祖国”开始。 那面五星血旗属于蛆族。 那个国家属于蛆，是蛆王的“红色江山”，是蛆族会代代继承的财富，那个国家不属于牛马，所以那个国家剥削你，提防你，视你如寇仇。 伤害链国家是属于蛆的，在蛆虫+牛马的精神结构里，蛆虫才是主子。 牛马只是家畜。 蛆国不是你的祖国。 你在自己的故乡颠沛流离，你不断的被驱赶，被霸凌，你所有的诉求都被指为“非分之想”，被说成“寻衅滋事”，哪怕你要的只是取到自己的银行存款，领到自己应得的薪水。 因为那不是你的祖国。 祖国，应该是你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应该是你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 不是一个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注定你奴籍的地方，不是一个让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能做“人下之人”的地方。 你所有的痛苦，所有和正常国家国民在权利上的差距，都是因为你没有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牛马们，只是蛆国，不是祖国。 它只保障蛆虫们的主权，把你们当牛马，逼你们做奴才的“主”权，或者说，蛆权。 你是作为俘虏活在敌国的统治之下，世世代代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甚至比一般的亡国奴更惨——一般的亡国奴还有个能追忆念想的故国，可你没有。 除非你亲手为自己创建一个祖国。 就象来自英国，来自欧洲的先民们在北美大陆做过的那样。 他们为自己创建了一个能安身立命也能安居乐业的国家，同时为人类开启了先例。 你可以效仿的先例。 想要祖国的人，可以创造一个。 这就是六四当年的学生没能意识到的真相，这就是一次次向统治者吁求改变，向“明君”乞求怜悯而不可得的蛆国底层需要认清的真相。 这就是36年前学生和市民们提出的问题，真正的答案。 也是从当年的血泊中走来的幸存者们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 当年天真幼稚的学生们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大人”身上，臣民们跪下来，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 他们吁请中共领导层，听见人民的呼声，不负人民的期待，把中华沦陷区打造成亿万民众能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之所。 中共用枪声回应了他们。 蛆虫们为了自己的“红色江山”永不动摇，让牛马们血洒长街。 蛆虫们守护了它们的祖国。 也让误以为这个国家是自己祖国的牛马们困惑不解。 那是蛆国，不是祖国。 想清楚这一点你就不会再感到迷惑。 如果你想爱国，你该爱自己真正的祖国。 你该创建真正属于牛马们的国度，该意识到民族自决权利属于每个渴求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之所的族群。 如果你羡慕台湾人的生活，羡慕新加坡人的生活，羡慕日本人、韩国人、欧洲人、美国人的生活，羡慕他们能在自己的祖国拥有各种基本权利保障，那么请加入他们。 你要么移居到能让你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国度，入籍宣誓，从此以该国为自己的祖国，要么就在你的故乡亲手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一个不允许蛆虫们骑在你头上对你敲骨吸髓的国家，一个不逼着你当牛做马为奴为婢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才是六四死难者本该生活于其中，本应延续其年轻生命的国家。 你们欠死难者一个，或者许多个，这样的国家。 你们也欠自己未能出生的孩子们这样的国家。 你们不能把孩子生在蛆国，让孩子生下来就是牛马，就注定牛马一生，注定要被蛆虫欺压。 如果不能创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如果不能活在真正的祖国，你就不要生育。不要对自己、对孩子那么残忍。 你该做的是什么？ 是为自己，为孩子，为你该有却没能拥有的人生创造未来。是意识到自己这代人的建国责任。 不论是加入上海共和国的建国团队，还是以建设大粤民国、大蜀民国、晋兰共和国为政治理想，不论是积极参与还是站在安全处持同情态度，都是你可以选择的，承担建国责任的方式。 你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祖国。 如果你不去做，你就永远没有。 中共的统治，是蛆国的统治。 而你不是蛆族的一员，你只是牛马，蛆国不是你的祖国，你，没有祖国。 你甚至还一直在蛆族的欺骗下“爱国”，身为牛马爱蛆族的祖国，认贼作父。 醒醒吧。 你真正该爱的是自己的祖国，一个容你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国度。今天它还不存在，那么你就要象美国人创造美国一样去亲手创造她。 你的爱国热情，只应该投注在她身上。 而你的同胞爱也只应该给你真正的同胞，给那些被迫当牛做马的，被欺压被剥削的同类。 蛆国与祖国的战争，是国与国的战争。 这战争早已打响，36年前长安街上的枪声，并不是初战。 三年饥荒饿死了千万牛马，蛆虫们却吃得脑满肠肥。三年清零病死害死的人无法计数，蛆虫们却赚得盆满钵满。 蛆虫们毒害本应属于你们的土地、空气、食物，让你们饱尝亡国之人的屈辱辛酸。 所以你必须参与复国之战。 从上海共和国的复兴，到图博特、东突厥，到江浙粤闽，到大蜀、晋兰，在蛆国的血色版图里，每个受尽欺辱的族群都需要恢复河山。 认清你真正的祖国吧，牛马们！ 认清谁才是你的同胞，谁才是你的同袍，哪一面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旗帜，在这场早已开启，持续多年的战争里，是时候绝地反击了！
#觉醒 #蛆国 #牛马 #五星血旗 #红色江山 #剥削 #伤害链国家 #精神结构 #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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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了。 纪念是必须的，那一年的血泊里有太多值得纪念的人和事，活下来的人更没有忘却的资格。 但除了纪念，也许我们还该多做点什么。 我们该想想从那时开始我们向前走了多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有没有比那些年龄已经无法继续增长的人，那些倒在当年血泊中的人，更成熟一点。 无需讳言，当年的学生 是幼稚的，毕竟他们也只是被命运选中的普通人。许多死难者，为阻止军队暴行倒在长安街上的北京市民和外地进京的群众，许多活下来但因“参与过事件”被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人，在事发时都只有满腔热血而不曾深思熟虑。 从柴玲后来广受人诟病的采访发言你就能看出她当年的幼稚。 除了在表述时容易授人以柄，给中共宣传部门机会栽赃，说当年的学生领袖“期待流血”之外，更幼稚的其实是期待无辜者的流血能唤醒民众，能激发当局的反省，能起到配合上层“开明派”的政治效果。 但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在一个伤害链系统中，输出伤害获得的只会是奖赏，令民众流血，令无辜者流血，只会加强输出伤害一方的地位。 中共是邪恶的，但当年的学生没有认清它的邪恶。 当年的学生和其他抗争者真的是以一种孩子对母亲的心情在对待“党”，对待“祖国”，真以为自己的流血会令母亲心痛，以为自己的苦难能换来些什么。 而且在其后的反思中，许多人想的是“学生能怎么做得更好一点”，这好，指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党国的怜悯，怎样才能促成党国的改良。 他们以为中共是可以改良的。 直到36年过去，仍有人这么以为。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以为？ 因为幼稚。 出身于巨婴国的抗争者，饱受中国文化传统和党文化宣传话术熏染，在精神层面被无数次阉割过的头脑，通常无法避免这种幼稚。 象婴儿一样幼稚，象婴儿依恋母亲、信任母亲一样依恋和信任党国，是他们和其他族群不同的抗争起点。 可是，已经36年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精神层面也该有些成长了。 36年前我们失去了天安门广场，从6年前开始我们又渐渐失去了维多利亚公园。 香港人在2019年的抗争中表现得更成熟，不论是较为克制的和理非们还是行动上略激进，但仍以防守为主调的勇武。 但香港仍然沦陷。 要认清中共的本性是困难的。 认清它的本质，认清它伤害链系统的本质，则更加困难。 但不认清它的本质你就搞不清你和它之间真正的关系，由此找不到问题的解法。 伤害链的本质是什么？ 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是通过垄断暴力保持伤害力落差，通过阉割被统治者从思想到行动上的反抗能力，创造上对下的伤害权，维护“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形成一环压一环的伤害链条，来维系自身的存在。 在伤害链系统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是蛆虫和牛马的关系。 虽然这关系一直被包装成“党啊亲爱的妈妈”/祖国母亲和“不论多少岁都仍是孩子”/巨婴的亲情关系。 但蛆虫和牛马并不是同一个物种，绝不可能有同样的利益立场。 蛆虫是不会心痛牛马的，不论牛马的生活过得多么悲惨，不论无辜的牛马流多少血，对未来有多绝望。 36年了，牛马们该认清这一切了。 那是蛆国，不是祖国。 那是由蛆虫建立的国家，是为蛆虫的利益服务的国家，是由前任蛆王毛泽东一手制造过巨大悲剧饿死过亿万牛马，又由现任蛆王习近平制造过三年清零坑死过无数牛马的蛆国。 身为牛马你们还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国家，所以你们才会在“自己的祖国”里颠沛流离，才会总是因赤子之心招致屠杀。 牛马向蛆王争权利，只能是与虎谋皮。 亿万牛马唯一的出路，不是争取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促成中共“改良”。 是推翻蛆虫的统治，瓦解伤害链系统，基于和伤害链逻辑不同的底层逻辑，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是从根本上改变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是拒绝再象婴儿仰望母亲一样以子民的身份仰望统治者，以嗷嗷待哺的心情期待统治者恩赐下一点“正当权利”。 是在精神层面从跪着的状态站起来。 是成为建国者，承担起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该承担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从六四血泊中幸存下来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建设出一个让自己当年的战友、同学们不会无辜丧命的国度。 36年了，这时间已足够让一个个青葱少年少女，长成能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父亲母亲。 也足够让当年认蛆为母的青年少年们，长成有能力反思当年幼稚心态的成年人了。 “祖国”，没有杀死过自己的孩子。它在杀死六四死难者时不会心痛，是因为你们曾歌颂的“祖国”，曾仰望并依恋信任的“祖国”，从未存在过。那只是蛆国包裹自己的华丽外衣。 蛆国是属于蛆的，杀死牛马的孩子它怎么会心痛？ 而你们，牛马们，牛马的孩子们，没有掌握过军队的伪中产们、白手套们，你们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国家。 除非有一天你们亲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否则你们永远会在被称为“祖国”的土地上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36年了，醒醒吧！
#六四事件 #纪念日 #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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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雨融的哈佛演讲被中文圈群嘲了。 但这算不了什么。 和她以及同样有海外留学经历，家族资源又主要在中共国内的年轻人即将遭遇的挫折比起来，这点风波真算不了什么。 这些年轻人的人生规划是由家长在中共国改开时代早早做好的。 如果时代没变，哈佛学历+家族人脉会是她左右逢源平步青云的资本。 我相信她努力学习了，我也相信她对演讲内容的真诚，我相信她自己和她的家人都为培养出这样一个孩子，铺平这样一条看似光明的人生道路付出了许多。 但时代变了。 为“左右逢源”做的一切努力，在新的时代都变成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 受影响的不止是蒋雨融，还有所有的留学生，所有在家长精心设计规划下已经走上了通往“技术官僚”、“技术骨干”、“精英人才”道路，为这条道路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年轻人。 现在最绝望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在她们面前，看似还有很多选择，世界的大门仍向她们敞开着。 但真正的抉择机会就快过去了。 如果她们不能及时选边站，不能在中共和美国之间选定其一。 如果她们不能尽快在伤害链阵营和产业链阵营中择定其一，不能在未来事业和原生家庭之间择定其一，她们会落入既被伤害链阵营视为“有海外关系的可疑分子”，又被产业链阵营当成“习那边的人”的尴尬境地。 而且这两方面的怀疑都有理有据。 我们当然不能相信蒋雨融对产业链阵营的忠诚，她还年轻，从演讲内容看，还既天真又热情，对这世界的苦难，对底层的处境知之甚少。 她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拥有多少特权，意识不到从小滋养她的伤害链系统有多么邪恶，意识不到她声称要关怀的苦难正是因要供养象她这样的二代三代们，让她们优秀，让她们精英而如此深重。 她大约是真诚地爱着中共国，爱着中共政权，爱着习近平统领的整个伤害链维稳系统和中共宣传部门灌输的那套论调的。 就象董袭莹一样。 就象无数靠家里在改开时代积攒的财富到欧美国家留学，并一心想着未来怎样凭名校学历和家族在国内的关系，或是回国进入体制，进入父母能“罩”着自己的单位，或是在海外借助家族背景进入需要在中共国开展业务的大企业，进入某些国际机构任职，从此过上光鲜亮丽的“中产”生活的年轻留学生一样。 她们爱伤害链系统，爱自己从小就拥有的特权。 但伤害链系统并不爱她们。 她们的人生道路是父母在改开时代精心规划的，但只有在改开时代，这样的道路才是走得通的光明坦途。 因为她们并不是“真赵”。 如果董袭莹家里真有足够大的“能量”，董袭莹就不需要在“4+4”里一点点的卡合规，更不会在事发后得不到“压热度”的全套维稳服务。 我说过，伤害链系统是由牛马和蛆虫构成的，而成为蛆虫，是底层牛马唯一可以想望的阶层跃升通道。 那么请你们想想，董袭莹也好，蒋雨融也好，她们父母为其规划的道路是“牛马之道”还是“蛆虫之道”？ 都不是。 是尴尬的中间道路，是试图通过为蛆虫当高级牛马成为牛马中最接近蛆虫的存在，是在一个依靠伤害力落差也就是掌握暴力维持地位的系统里牢牢占据“技术人才”、“专业人才”的地位。 蒋雨融的父母显然是在把她向“技术官僚”的方向培养。 有哈佛学历，流利的英语和家族的资源，如果中共国仍然停留在改开时代，她显然适合担任某些在国际社会上为中共发声，为中共争取利益的职位，是党国不可或缺的，也能够信任的人才。 不止是蒋家，无数不惜花费高昂学费供孩子“爬藤”的体制内留学生家长都是这么想的。他们想把孩子培养成能凭亮眼学历在回国后为党服务的，党国需要的技术官僚、技术骨干。 他们唯一没有算到的是，党国的底层逻辑与技术逻辑是冲突的。 因此改开时代只能黯然结束。 技术人才、技术官僚因此也只能成为党国不需要的人，不信任的人，成为没有前途的人。 为什么？ 因为技术逻辑与伤害链逻辑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因为这些年轻人接受过的逻辑思维训练，接受过的学术训练，会令她们不可能长期保持对中共宣传论调的迷信，更会令她们在每一次“服从领导指示”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冲突中，陷入徬徨。 “知识越多越反动”仅仅是一个口号么？ 不，这是经验之谈。 伤害链主不会信任知识分子。 想想束星北的下场，想想方励之的选择。 再想想千百年来中国历朝历代伤害链系统对技术发展对民间创造力的压制。 太聪明的牛马就不再是合格的牛马。 哪怕你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是为主人服务的。 蒋雨融是尴尬的。 所有被父母引上了“提高技术能力”发展道路的伪中产子女，学业有成含赵量却不足的留学生们，都是尴尬的。 尴尬在于，只要她们最终的选择是回到伤害链阵营里发展，她们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牛马，但又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蛆虫。 而留下来，就会丧失在家长的规划中原本可托举这些孩子的中共国内家族资源，就会失去特权的荫庇沦为一个个普通的“美漂”、“欧漂”。而且留下来还意味着让留在国内的家长丧失伤害链主的信任，成为“政治上不可靠”的裸官。 我并不想嘲讽蒋雨融们。 我只想指出，因哈佛演讲被群嘲恐怕是她和她的同类们未来人生诸多挫折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项。因为家长为改开时代量身定做的人生规划已经失效了。 伪中产的孩子们，已是时代的弃儿。
哈佛首位中国女毕业生蒋雨融演讲引发热议与争议· 38 条信息
#蒋雨融 #哈佛演讲 #中国留学生 #时代变迁 #阶层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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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真的大权旁落了吗？ 我不这么看。 近期很多关于习已经失权的传闻，令一些人看到了“希望”，但从中共政权行事的底层逻辑，也就是伤害链逻辑的角度分析，我认为真正的“大权旁落”还没有发生。 因为按照伤害链逻辑，在象中共这样极度推崇暴力靠伤害力落差维系自身稳定性的组织内部，失权的结果是死。 习近平还活着，还在公开活动，这就说明了即使他表现出一些类似失权的迹象，他也绝没有真的失权。 但如果他没有真的失权，为什么在中共内部近期又出现了许多疑似他已失权失势的迹象呢？ 答案很简单。 他在准备甩锅。 习近平是一个极度厌恶承担责任的人，他永远只会在有功劳时出来领，在有锅要背时溜之大吉。 而在中共这样的组织内部攀升到高位的最重要“福利”之一，就是越大的领导，拥有越大的“甩锅权”，可以把任何事情的责任扔给下属，扔给副手去背。 现在，又确实有一口锅正在降临。 眼看着中共国经济摇摇欲坠，眼看着各级财政十分吃紧，眼看着和美国的关税战惊心动魄，习近平作为一个不懂经济，在前期执政过程中劣迹斑斑的最高决策者，当然要开始准备甩锅。 他首先做的，就是“让权”。 但不是真的把权力让给别人，是摆出一个后撤的姿态，是假装“不想管具体事务”、“把权力交给技术官僚”，把注意力集中在监督从李强开始的所有下属对其“忠诚不忠诚”上。 他在经济领域的后撤，在宣传调门上的后撤，故意放出要交班的风，故意说自己“身体不好”，改变染发方式露出一些白发，都不过是类似毛泽东在搞出三年饥荒后的韬光养晦。 和引蛇出洞。 毛泽东当年，搞出了三年饥荒，害死了千万百姓。事态之惨酷，显然在当时就令所有内部知情者心动神摇，难以保持对毛的忠诚。 因此毛必须以退为进，耍上一些手段，才能重建自己的党内权威。 习近平的三年清零虽然在杀死的人数上不及毛泽东，但改开多年的经济积累受到重创，中共的“家底”近乎败光，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而这事实还在继续发酵，习近平从第一次中美贸易战至今的所有经济决策造成的负面后果还在持续发生作用，令中共的财政步入危机，令中共依靠之前的财政能力打造的维稳系统难以继续运转。 这份责任，谁来承担？ 习近平不想担。 但如果不在此时做些姿态，他又无法以独揽大权之身，轻易卸责。那会“太难看”，会不利于他凝聚红二代红三代们的士气，也会让他无法说服改开时期上位的技术官僚，中共执政能力的真正来源，继续做他的“基本盘”。 所以他必须做姿态。 他要“罪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贤明，虚心纳谏，也要表现一下“经济上的决策不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然后，才好在财政危机中，顺理成章把干活的人推出来当替罪羊。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想看看，较受他信任的李强等人是否能真的撑住经济大局，是否能真的通过一系列操作为他维持住财政也维持住统治现状。 所以他“放权”、“让权”，给自己实际上的懒政、无能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从李强等人的角度看，只要能在此时此刻减少来自习近平的瞎指挥，减少对技术官僚群体的干扰，习近平不论有什么小心思都没关系。因为只有在一线工作的他们知道情况已经有多严重，已经容不得他们“想将来”。 而容许习近平摆出“让权”姿态，也是为技术官僚借其懒政之机架空他，并想办法找机会真的拿掉他，创造条件。 于是，在外界看来，习近平似乎是“失权”了，但又颇为奇特地并没有失去他的肉体生命，更没有失去人身自由。 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常识——对象中共这样的伤害链政权来说，权力更替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因此只要习近平还活着，还能出来，就说明权力更替没有发生。 但这是个机会。 如果中共国内部的某些人能抓住机会，把习的“假退”变成“真退”。 如果技术官僚中有人在明知未来会成为“背锅侠”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手段。 在习近平以退为进，为避免为财政危机背责大摆姿态之时，如果有人能趁机真的掌握住足够多的权力，能看清习近平这名纨袴实际上并不高明的谋略，一举消灭他的肉体生命，中共如今的困局就能得到破解契机。 因为死掉的习近平是最好的习近平，是最有用的习近平。 他的死，既可以成为中华沦陷区旧秩序的终点，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起点。 用他的死来宣告中共帝国统治的终结，可以为杀死他的人铺平前路，可以让沦陷区上上下下燃起新的希望。 杀死他的人将能得到巨大威望，有机会开创全新远东政治格局。如果杀死他的人懂得为沦陷区作战略规划，懂得适时拆分沦陷区，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把一些财政上只能拖后腿的地区切割出去，在自己手中只留“能解决的问题”，由此，让自己华丽转身为新兴国家的建国者。 但当然，滞留在沦陷区的技术官僚大多没有这样的决断，没有这样的勇气。 只是，没有这份勇气的话，他们的结局就会是死在不久之后由习近平扣下的锅里。
#习近平 #大权旁落 #中共政权 #伤害链逻辑 #失权 #公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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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生活在真空中吗？ 不，我们生活在时光长河里，生活在由技术的进步、普及引发的社会变革，和技术偶然也会发生的退化构成的无数涟漪中。 人类发明了技术，技术也重塑了人类。 理解技术、掌握技术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所必需，技术能力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能力，对家庭如此，对国家也一样。 当你把家庭视为一个由多名技术人员组成的合作团队，把生活看成运用各种技术不断解决问题的旅程，你也同样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由无数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并用是否能达成技术共识，遇到各种问题时是否总能找到可行的技术方案来评估国家的技术能力——应对各种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能力。 那么从技术角度看，中共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其国民拥有怎样的技术能力？ 美国呢？欧洲呢？ 从技术角度看，民主政治的价值在哪里？法治的价值在哪里？它们比之专制的优越性在于何处？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民主之于专制的优势就不再仅是道德上的，法治之于人治的优越性也一样。 民主，是一个多数国民都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国家汇聚技术资源合作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法治，则保证研发人员艰难达成的技术共识不在执行层面被轻易毁坏。 而民主和法治的意义都在于通过打造技术团队，维护技术合作，协助国家在政治决策领域保持一定的技术水准。 为什么许多成熟的民主国家同时都是发达国家？ 因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面对那些常见的社会问题，在技术层面是游刃有余的。 请把国会看成技术人员研讨会，请把民主国家的政治争论看成社科领域的技术争论，请把现代化国家的立法过程看成“出方案”的过程，并把行政和司法视为应用执行。 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看欧美各国的施政，去看政治史，从技术能力的波动去分析国家发展历程中的波折，你会看到，要预测看似玄奥的“国运”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而要在一团乱麻般的政治争论里理清头绪也变得容易许多。 美国今天的问题在哪里？ 在于从国民到政治精英，技术能力上的显著退化。 不论川普还是民主党一方，在面对问题时都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技术能力，他们停留于彼此指责，不论川粉还是川黑似乎都把太多精力放在抢占道德高地上，把注意力放在“该消灭什么人”上，而不是“该解决什么问题”和“该怎样解决问题”上。 为什么？ 因为美国制造业的空洞化已经削弱了民主政治真正的人口基础，削弱了曾普遍存在于民间的技术思维习惯。 当社会大众从第一时间关心“如何解决问题”改为去关心“如何解决人”，你需要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种群体智慧上的退化。 关心“如何解决问题”并沿着这条思路向前走，不断厘清技术上有意义的细节，收集关于事实的信息，最终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并一步一步稳步执行，这是技术人员的思维方式。 关心“该消灭什么人”则是部落战争时代的思维方式。 不论川粉还是川黑，当他们失去对问题的聚焦，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已让自己沦为了部落战争时代原始激情的俘虏，沦为了社会合作的破坏者，失去了现代化国家公民应持的社会合作促进者的立场。 但他们为什么不聚焦于问题？ 是因为问题不存在吗？ 不是，是因为聚焦于问题，收集各种事实去细化、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超出了他们的思维能力。 这是美国真正的危机。 人口质量的危机，日益普遍化的技术思维能力危机，各方在社科议题上越来越难以达成技术共识，由此越来越难维持超大规模社会合作的危机。 这才真的是对民主的威胁。 假如一国之人口基础的技术能力不足以支持民主与法治这种“配套技术”的存在，民主与法治就难以平稳运转。 而依赖于民主与法治这样的“高端配套技术”维系的社会合作就会一再崩解。 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就象在许多中共国家庭里，因为技术能力不足，因为无法把家庭打造成一个微型技术合作团队，至亲之间经常会互相指责，每个人都把因解决不了问题而生的挫折感宣泄在亲人身上。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难以维系大规模社会合作，难以获得合作带来的增量，社会只能满足于较小的合作规模，较低的合作效率，只能在看似庞大的人口规模遮盖下分派别分阶层不断窝里斗。 并为寻求稳定构筑伤害链。 我们是人类。 我们是名为人类的这个种族生物基因的载体，也是由历代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基因的载体，而技术，属于文化基因。 我们是技术的载体。 公民，是名为民主与法治的社科领域技术基因的载体。 而牲人，是名为伤害链的技术基因的载体。 在这里，一个不能也不该忽略的问题是，怎样的载体才能承载民主与法治这类文化基因——显然，具备技术能力的，养成了“对事不对人”思维习惯的，能进行技术探讨并与合作者达成技术共识的人，才算得上合格的载体。 而这样的人，需要在工作场景中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需要在工作场景中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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