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是一个部落生出下一代部落,是一个族群生出下一代族群,一个社区生出下一代社区,不是一个女人生出一个儿子。 所以只盯着女人生不生、生多少,有没有生下儿子,是没用的。 实现传承需要复制的不止是生物基因,更是部落/族群/社区的内部结构。 还是用“变形金刚”来做比喻吧,一个部落,就象一台 “大力神”,它是由六台不同的变形金刚用合体技生成的更庞大也更强大的战士。 当你想复制一台“大力神”时,你需要先复制好它的六个部件,少了任意一个部件,你都无法施展合体技组合出“大力神”。 但在把传承问题简单地看成生育问题时,人们却只关注了一两个部件的复制,完全忽略了“合体”的其他前提,忽略了配齐部件种类的重要性和掌握合体技的重要性。 这就象在汽车、飞机之类工业产品的整体生产中只关心了零件生产而忽略了整体,忽略了零件的配套和组装。 儿子,只是整个传承系统中的一个零件。虽然对大部分古老的部落传承来说,儿子,即未来的战士,未来的农夫,未来的渔民,是一枚十分关键的,非常重要的零件,就象汽车的方向盘,但它毕竟只是一个零件而不是完整的汽车,它无法独自承担传承任务。 如果生产它的人没法为它配上其他零件,令它获得最基础的生育机能,这枚零件就只能被闲置在工厂角落,渐渐锈蚀——在传统社会中这种男性被称为“光棍”,相当受歧视。 生儿子有什么用?如果儿子不能为你生下孙子,那么在以传承为终极追求的族群繁衍体系里,养这种儿子和养猫养狗并无区别。 所以在重视繁衍的文化氛围里,许多父母不仅竭力追求生儿子,而且要想方设法为儿子配上媳妇,就象给自己生下的方向盘配上车轮,令其呈现基本的汽车形态。 是的,从传承的角度看,人不是人。男人不是人,只是传承系统中的一个零件,女人也不是人,只是传承系统中的一个零件,孩子更不是人,他们只是一些零件半成品。 在中国人熟悉的儒家宗族传承体系里,男人、女人、孩子,都是传承的工具。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在这样的观念体系里,你父母对你的态度,当然就是对工具的态度,在他们催婚催育的时候,在你因无力婚育或不愿婚育继续单身的时候,父母看你的眼光,就象看一枚他们花了心血精心打造成型却只能废弃的零件,一个废物点心。 你将承受巨大压力,因为他们把对“传承”的全部期待都压到了你身上。 而你会因此恨上异性,恨异性不肯扮演好本应由他/她扮演的配件角色,恨你的男友/丈夫不是好男人,恨你的女友/妻子不是好女人,以致你无法实现传承,无法满足父母的期待,以致你总要面对父母失望甚至绝望的眼光。 但传承的真相是什么? 是组合出一台“大力神”需要六个部件,就象许多普通家庭买房需要掏空六个钱包。对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光有一男一女,光靠一夫一妻的生育,是无法实现传承的。 因为传承不只是生儿子,更是让儿子能够生孙子,孙子也能够生儿育女,让一代代传承不绝。 一夫一妻能生儿子,但能不能生媳妇?能不能生出孙媳妇、曾孙媳妇? 不能。 所以,对希望家族传承不绝的夫妻们来说,要生出“娶得到媳妇的儿子”而不是“只能打光棍的儿子”才是正解。 因为生育的终极目的并不是生儿子,不是生零件,是造出一台又一台完整的,能造出下一代的“大力神”。 作为儿子,或者作为女儿,在这样的期待面前,你永远不会合格。 因为你永远无法独自完成“合体技”,你永远无法独自成为父母期待看到的那台完整的“大力神”,但在你接受的所有教育里和你父母的思维中,都没有人为你指出清晰的、可行的成功路径,你背负着极其沉重的部落传承使命,承受着不该承受的指责,却只能在个体生命中孤独探索。 东亚诸国为什么都在经济腾飞后生育率剧降且性别矛盾日趋激烈? 因为你们承担的是本应由整个宗族、整个部落承担的“家庭责任”,可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得不到宗族、部落的全力支持。 这担子太重了。 而你们误以为这担子该由夫妻二人承担,该由一名异性与你分担,你们误以为这是凭你个人的力量最多加上你配偶的力量挑得起来的。 这误会让你们自我怀疑,自责自苦,也让你们错误地指责处境高度相似的异性。 在东亚以外的地区,在欧美国家,许多同样承担不起重负的人选择了养猫养狗不婚不育,逍遥一生。他们比东亚文化圈的这代年轻人活得轻松许多,但他们的传承同样在不断衰落,在错误的补救手段下,在引进异质文化传承,片面追求生育率和人口年龄结构改善的政策下,欧美本土传承,由多个部件组合而成的,属于他们的“大力神”,也正在变成珍稀物种。 族群竞择是什么? 是不同种类的“大力神”的竞争。 是由你的部落孕育出的下一代部落,与由别人的部落孕育出的下一代部落,在时间长河里的竞争。 最终要看的结果,是谁家的“大力神”数量更多,繁衍能力更强。 大量引进移民,大量引进别家的“大力神”,只会让你自家的“大力神”在整片战场上越来越少,本族传承能力越来越弱。 忽略“合体技”,把压力都堆到零件们身上,也只会使零件白白磨损,让越来越多的零件提前报废,组合出“大力神”的可能性更低。
今天我想说一说传承: 纷繁世事,皆属表象,真正有意义的,永远是传承,也只是传承。 因为只有传承,能让人泅渡于时光长河,逆流而上,肉体为传承而生,文化为传承而起,一个个族群兴起又湮灭,无数个体生命的悲欢离合,不过是载道之筏,是传承借取的宝器。 而文明之演化,部落之兴衰,男女之论争, 全都围绕着传承展开。 所以不深思于传承,你将无法理解世界的真实面向。 欧美当前最大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传承危机。 也是他们把传承危机错认成了人口危机、生育率危机。 当欧美国家为了“解决”人口问题,为了提高生育率而推出种种移民政策、生育鼓励措施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政策虽然能缓解人口问题,却加剧了传承危机。 大量引入移民,只会令本土传承因受到冲击陷入更深困境。 在生育一事上补贴肯多生、滥生的弱者,却会令慎于生育的较强者的后裔传承沦为社会中的少数。 单纯追求人口数量是没有意义的,对传承没有意义,且时常有负面作用。 欧美国家的人口政策、移民政策,就这样因设错目标令本国传承不断被削弱。 也令男女矛盾不断加深加剧。 错了,这一切都错了。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困扰“发达国家”已久的人口问题、生育率问题。 我们需要意识到,当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随着社会发展进步而出现生育率下滑,出现人口危机,甚至在较发达的东亚国家,生育率降到令人发指,超过欧美的程度,它就不该继续被看成一个单纯的“生育问题”。 而是传承问题。 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在近百年来新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里,你会看到典型的生育率下降现象是与代际更替同步发生的。 是发展初期的父母生育的儿女,无力或不愿重复父母的生育模式。 是旧的生育模式适应不了新的时代,因此没创造出可行的新生育模式的儿女一代只能让旧模式的传承在自己这里中断。 是旧模式无法传承。 是儿子们无法生育孙子。 只有意识到现代社会的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传承问题,不是“新生儿数量不足”,也不是“年轻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是各国政府用生育补贴和吸纳移民得到的人口不能为这些国家提供更多“孙子”,不能为这些国家提供有能力孕育更多孙辈的“传承者”的问题,把注意力和资源重新投向传承,精准投向“增加能生孙子的儿子”这种可持续项目,各国的生育率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恢复。 只有意识到“不能生孙子的儿子”是传承方面的无效人口,“只会生别家孙子”的移民同样是对强化本国传承没有价值的无效人口之后,欧美列国才有可能摸索出真正强化自身传承的方案,才有可能既治标又治本地解决自己的人口危机,解决产业链阵营的传承危机。 而要解决传承危机,我们首先要认真审视“传承”。 我们需要意识到,“传承”和“生育”是不同的。生育,只生出人类的肉体,传承,却既指向肉体,也指向精神,既需要完成生物基因的复制,也需要完成文化基因的复制。 所以,当绝大多数人口学专家都认为生育的责任应由女性承担,家庭,甚至只有育龄女性一人支撑的家庭是生育最小单位时,他们错了。 确实,只要有一名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和她随便从哪里获得的精子,怀孕生育就是可能的。 但要实现传承,这远远不够。 家庭,甚至由单亲妈妈独力支撑的家庭,可以是完成生育活动的最小单位。 但传承需要更大的单位——在最原始的时代,传承的最小单位,是部落。 后来是村落,是宗族,是城邑,是民族,是国家。 传承看似由小家庭中的夫妻双方进行,但在真实的生活里,每个家庭的传承活动都会得到整个部落/村落/宗族的资助。 人类社会,到今天,看似已经允许每个人成为独立自主的存在。 但真相是我们群居,我们如同蚁群、蜂群,把自己的生活轨迹和无数同类交织在一起,没有与同类的合作,我们就无法生存,尤其是,无法繁衍。 真相是,传承看似由个体承载,是一个人生下另一个人。 但实际上,传承是一个部落孕育出另一个部落,一代人孕育出另一代人,一群人孕育出另一群人——另一群同样有能力孕育后裔的人。 就象一个蚁群,孕育出另一个蚁群,一个蜂群,孕育出另一个蜂群。 需要复制的不止是生物基因,还有社会结构,还有令生物基因和社会结构得以传承的整套行为方式。 当你指责女人的不愿生育导致了社会人口结构问题时,你实际上等于在指责一个细胞、一个器官没能承担整个人体需要协调起来共同承担的任务。 当你认为该惩罚“不肯生育”的男男女女时,你做的事和生不出儿子就用力捶打腹部指责子宫的愚妇并无区别。 不肯生育,或是不愿生育,或者说丧失了正常生育能力的,不是个体。是至今仍昏昏然的群体,是在现代社会现代生活方式中“失能”的,本应担起传承责任的真凶——部落。 是部落。 是应向每个生育者和她的孩子们提供足够物资和心理、文化层面支持的,应稳定存在着的社会支持体系。 是应与“子宫”共同组成具备传承功能的完整机体的社会组织结构。 欧美真正的问题,是遗失了自己的部落。 不但遗失了自己的部落,也失落了自己曾长期依赖的部落代替品——包括宗教,包括教会,包括社区。 但在强势进驻的移民那里,部落还在。
中国的命运,受制于时代背景,也受制于外部环境。 中国人的命运当然也是如此。 不开眼看世界,不关心世界局势的变迁,不关心文明演化的历史大局,在这个美国股市的波动能实时传递到全世界每个投资人钱包里的时代,等于不去关心自己的未来。 不关心未来的人,当然也无法掌控未来,无法把握自身的命运。 这些随波逐流的人,他们聚敛的财富,他们半生的积累,将只能任时代潮水刷洗,他们现在怎么想,真的不重要。 因为到关键时刻他们不会还有话语权。 有话语权的是谁? 是正整合全球商业帝国政治秩序的欧美列强,是近邻国家日本台湾韩国,是看得清大势,纠集人手,汇集本土资源和外部力量合作的在地英雄,各族各地建国者们,是那些行动起来去掌握自身命运的人。 在天地翻覆的剧变时刻,站起来去夺取自身命运掌控权的人不但会掌握住自己的命运,也会掌握住那些随波逐流者的命运。 如果你从未想过站起来,从未为站起来做过准备,你的命运就将掌握在他们手中。 当然,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不会站起来主动捕捉命运掌控权的人,都是极其被动,一生随波逐流的人。这些人的意志影响不了世界,他们对“大一统”的偏爱,他们对中共宣传论调的笃信,他们内心的所谓“民族感情”,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什么都不是。 时势会造“英雄”,或者换种说法,时势会让敢于奋身而起迎击浪潮的人由亿万庸众中脱颖而出,绽放出被日常琐碎掩盖住的光芒。 而英雄,会造出新的时势,在奋力把握住自身命运的同时,他们会决定历史的走向,并因此决定其他人的命运。 如果你想提前看清中国的未来,看清中国人的命运,你需要关注的,将只是这几个关键点: 时代背景、外部环境和乱世英雄。 而要辨识出潜在的乱世英雄也并不困难,因为到那时能奋身而起掌握自身和族群命运的人,一定是个能理解时代背景,也能看清外部环境的人。 按照这个标准,你可以进行反向筛选,即,把那些明显不理解时代背景,也看不清中共国外部环境的人排除掉。不论他们有多吓人的名头,不论他们现在居于怎样的高位,在剧变发生时,他们都将“凭实力”变得无足轻重。不明大势的人,手里有多少资源,都只是资源暂时的保存者,那些看起来身家亿万,却在一场远洋捕捞下化为乌有,瞬间家破人亡的不幸者,他们的命运将在乱世中被千百次重复。 历史轮回,中国又一次走到了改朝换代的关口。 中共政权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它就象政治意义上的恒大,只不过它的主营业务不是房地产,而是维稳,是在各级官吏的私心私欲中不断膨胀,不断“泡沫化”的维稳。 这盘维稳生意的开支已膨胀到令中共财政无法负荷,但它的收益,即对社会的控制力,则远未强大到能持续榨取社会大众的财富创造力来供养自身。 中共宣传部门仍然在“吹”这泡沫。 但民穷财尽的中国,实在养不起、盘不活这臃肿腐败的维稳体系。 崩毁已在顷刻之间。 可是,不明大势的多数人还在把自身命运寄托于泡沫之上,他们不知道,在泡沫破灭的瞬间,他们的生活也会一起坠落。 那些牢牢攀附住中共政权的人,那些忠诚于“红色中国”的人,那些在亡国危机步步逼近时还向皇帝献媚邀宠的人,那些拿出争当“大清最后一个太监”的力气还在考公考编的人,会如尘埃被历史轻轻拂去。 不论他们身在何处,帐户里有多少钱。 欧美列强,日韩台近邻,在地英雄们,会共同决定后中共时代的局势走向,也会共同决定后中共时代,沦陷区的新兴国家,将如何对待过去从红色中国转移到全球的贪腐资产。 也会共同决定如何处理来自红色中国的移民,尤其是心向中共,暗中为中共办事的移民。 移民社区的清理整治,将由新兴国家和欧美国家携手完成。 这场剧变将影响所有人的命运。 “润”是目前许多人能采用的最佳策略,但它并不是命运的终局。 不愿奋身而起,夺回命运掌控权的人,其命运总是要操诸人手的。
当你把注意力聚焦于中共国时,你会看到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双重存在,也会看到局势的演变将以它们的分裂和分别演化为主线进行。 但当你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你会看到这双重存在➡️分裂➡️分别演化又只是人类文明演化大局中的一部分,是双链争持全剧里的一个章节,全球商业帝国浮现时的一小段插曲。 是的,全球商业帝国的浮现才是这历史剧目在此一阶段的正题,与已经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基础相适配的全球一体化政治秩序的浮现,才是正题。 文明演化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俄乌战争也好,欧洲和美国正面临的本土文化传承危机也好,都是文明由自身的1.0模式进入2.0模式过程中难免的波折。 但捋一捋演化的时间线,正如改开中国与红色中国的势不两立,正如改开中国,也就是中华沦陷区内受文明2.0模式吸引的那些元素,必然要由古老而愚昧的人口基础中脱胎娩出,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商业帝国这个目前还隐形的政治存在,也将由被伤害链逻辑笼罩了千万年的旧世界脱胎而出。 到今天我们都熟悉的,人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并非什么单纯的道德偏好。 不要迷信道德,要知道忠君也好,爱国也好,守贞殉葬也好,奴才对主子的无脑死忠也好,都曾在旧时代被树为值得大书特书的道德典范。 文化只是社会的自维持工具,道德,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同样是社会的自维持工具,道德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是会被利益改写的。 人类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背后是利益。 是属于文明2.0的,更长远和更广泛的社会共同利益。 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指向的是更低的交易风险,引出的是更高的交易频次,得到的则是更好的创业和经营环境——结果是更繁荣的市场。 在微观环境里,在菜市场的公平秤上,公平正义是为“更繁荣”而存在的。在宏观环境里,在国际社会中,公平正义同样为“更繁荣”而存在。 它指向的是利益,是把全球凝聚为一个紧密合作的经济共同体,相对于让全球各国分别发展,能创造出的更大收益。 这是你无法估量的巨大利益。 促成全球商业帝国的清晰浮现,打造一套能让全球化经济基础维持下去的全球化政治秩序,将为做这件事的人,做这件事的国家,带来巨大利益。 因为谁来做秩序的创建者,谁就至少在初期天然是秩序的主导者。 俄乌战争已经凸显出统一的全球化秩序对已经深度全球化的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川普入主白宫后的一系列新政更是令各国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欧洲人现在还在试图逃避自己对于创建新秩序的责任,但这就意味着他们只能把新秩序的主导权拱手让给正积极行动的美国。 不管你喜不喜欢川普,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你不站出来,你不为创建新秩序做点事情,新秩序就不会为你服务。 川普和共和党近年已招来了无数批评。 但再多的批评也无法改变民主党竟然输给了他们的事实。 是的,你可以指出他的问题,你可以挑他的毛病,但你是怎么输给这样一个满身毛病问题多多的人的? 在国际社会,也是一样。你可以指出美国的问题,可以指出美国新政的各种不合理各种粗糙混乱,但你是怎么把国际秩序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他们的? 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居然只顾着批评而没有努力? 是不是因为批评的人没有积极参与? 如果批评者想要维护一种自己喜欢的秩序,一种不由川普主导的秩序,为什么批评者不站出来为之付出呢? 要知道,我们正踩在文明新旧交替的时间点上,我们正踩在全球秩序新旧交替的时间点上。 这是谁站出来积极行动,谁就会获得主导权的时间点。 这是哪个国家为构建全球新秩序付出了努力,哪个国家就能获得全球秩序主导权的时间点。 旧世界将衰落,旧秩序将崩散。 因为旧世界的旧秩序无法将人类引向更大的繁荣,在有些国家走向繁荣,有些社会欣欣向荣的同时,坚守旧秩序留在旧世界的那一部分和前者的关系,就象红色中国和改开中国的。 那是贫穷的,依照旧标准保持其“强大”的旧世界,与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富裕的新世界之间的关系。 那是靠炮灰数量而不是军事科技维持其武力优势的旧世界,与武装到牙齿,即将用战争机器人取代地面部队的新世界的关系。 “改开中国”的遗产遗民,将投入新世界的怀抱,成为全球新秩序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全球新秩序在远东地区创立的起点。 因为它们本就是已深度全球化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作为“世界工厂”,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部件,它们绝不会被新秩序的构建者抛弃。 而协助它们与旧秩序切割,协助“改开中国”的遗产遗民摆脱“红色中国”的影响和威胁,正是新秩序成功构建,成功设立自身阵营边界的标志。 全球政治秩序的创新与重构,将与沦陷区后中共时代各族各地新兴独立国家的国运,紧密相连。
中国分裂,在中共帝国崩解时刻,将落实为“改开中国”与“红色中国”的分裂,落实为“改开中国”遗民的绝地求生、产业链阵营列强闻风而来的打捞救援,和“红色中国”纨绔们的集体跳船、“红色中国”最忠诚基本盘牲人们依照经典伤害链改朝换代历程在混乱中迎来大规模死亡事件。 中国分裂,会是一场时空分裂。 这个被强行糅合为一体的巨婴怪胎会崩解为分别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多个国家,已具备较强现代性的地区,会摆脱仍停滞在较古老精神状态和经济模式中的地区之掣肘,独立成国,大步前行。 隐藏在今日之中共帝国体内的现代国家、半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会因分裂而各得其所,亿万国民会按自己的认知,被命运分流到不同区域。 然后你们会看到许多积压已久的问题都出现解决的希望。 因为大家终于可以和认知接近的人一起努力创造符合自己认知的未来了。 牲人和牲人在一起才是绝配。 现代人也该和现代人一起。 什么“国家太大”、“人口太多”都不再成其为问题,军事层面的担忧,自有产业链阵营列强为你摆平。 也不必担心一个朝代的末年要以五十上百年计,因为对积极归附产业链阵营的“改开中国”遗民们来说,对他们有意义的社会变革只是“分裂”这一件事。而欧美列强当然会抢在“改开中国”的遗产消失前促成分裂,以便名正言顺把沿海新兴国家打造成自家飞地,以便接受世界工厂的残余资源,为制造业已空洞化的本国在调整恢复时期进行缓冲。 对成功归附产业链阵营,成为新兴独立国家公民的“改开中国”遗民们来说,牲人们要在“红色中国”的遗址里折腾多久才能完成属于伤害链阵营的重建,根本不关他们的事。 皇朝周期律的时间要求只在那个范围内有效,跟必定与欧美列强保持紧密经贸合作的沿海新兴现代国家没什么关系。 你不需要等太久。 如果你正确选择了自己的方向,如果你在中共帝国崩解时刻,选择了产业链阵营,选择了和现代人抱团取暖,选择了远离以牲人为主体的地区,那么影响你命运的就将是现代社会发生变革的时间规律,而不是古代社会发生变革的时间规律。 也许你会觉得我太乐观。 但“改开中国”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影响也是真实存在的,当中共宣传部门反复强调“红色中国”各项元素对社会的强大影响力时,当中共宣传部门想要让你因看到“红色中国”的特质而对社会变革绝望时,不要忘记这一点——“改开中国”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正是它把中共国变成了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它对未来的历史进程绝不是没有影响力的。 它是在中共帝国内部飞速生长起来,却无法与“红色中国”并存的部分。 它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有属于自己的人口,甚至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观念。 只是当它呼唤属于自己的政治秩序时它注定要被“红色中国”诛灭。 “改开中国”与“红色中国”曾共生并存,但它们终将决裂。 而在“红色中国”进入衰弱期时,甚至不必是中国古代皇朝末年那样的衰弱期,只要“红色中国”回到和任何一个中国古代皇朝中期相近的状态,回到古代国家的国力和治理能力水平,它就会因达不到现代国家的军事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国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在与自己体内茁壮成长着的现代国家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红色中国”hold不住“改开中国”,虽然在政治上,在中共官场上,“改开中国”完全没有一战之力。 但一群统治着“红色中国”的古人,一群满脑子古代帝王权谋思想的古人,并没有压制约束住数量过亿的现代人和半现代人寻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实力。 尤其是,这些现代人和半现代人还通过外贸与欧美列强,那些经验丰富的现代国家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尤其是在“红色中国”自我阉割变得衰弱的同时,欧美列强正好看清了,接受“改开中国”遗产遗民,是多么有利可图。 所以,在中共帝国即将崩解的时刻,我希望你看清楚,在沦陷区,牲人们确实会拥有牲人式的命运,会走进牲人的未来,但现代人将有现代人的命运,将走进属于现代人的未来。 而你需要全力以赴的,是让你自己的未来不要跟牲人的未来纠缠到一起,最好别跟牲人们扯上关系。 是在帝国崩解时期,远离牲人,远离牲人密集区,是在看到政治重建希望的时刻,站出来拥抱由欧美列强输入的秩序,支持安全区的设立,促成安全区的范围扩张,并竭力促成安全区内形成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秩序,形成与牲人无关的新秩序。 你的努力是可以具体到你生活的省份、城市、区县甚至街道的。 在分裂真正发生的时刻,含糊暧昧会把人引向错误的抉择。 一步之差,你就可能往后余生没有一个由自己亲手创建的祖国,一个在你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改开中国”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现代化国家。 一步之差,就可能象当年的一河之隔,隔绝了香港人与大陆人,隔绝了两种生活。 这一步之差在可见的将来会是什么? 会是你有没有想方设法留在可能会被设为安全区的地方,有没有在安全区➡️公投独立时站出来投票,有没有全力促成属于现代人的新兴国家建立,有没有竭尽所能让你自己的往后余生远离牲人。 只有远离牲人,才能远离牲人秩序,远离属于牲人的命运。
对渴望尽早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熬过帝国崩解时刻的秩序真空,活着进入双链争持下半场,活着参加沦陷区政治重建、经济重建、文化重建的人们来说,尽早促成中共顶层权贵的出逃,是件十分重要的事。 因为只要阻碍重建的因素消失,只要“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能在沦陷区沿海制造业重镇发生,已在改开时期积累 了技能、关系和财富的人就能顺利归化产业链阵营,就能过上假如自己生在欧美本应过上的正常生活。 “红色中国”,就是一块阻挠“改开中国”破茧成蝶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已经按照皇朝周期律临近自身的终结时刻,但“改开中国”有没有准备好踏上属于它自己的光明坦途,我们还需要打个问号。 令人深感无奈的是,即使多年来对海外民运抱持同情,也寄托了许多期望,但目前看来,他们“成事”的能力还远为不足。 绝大多数民运圈人士还止于做“异议者”这个层次,还没有转换思维,从建设角度,尤其是重建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以“建设者”的标准去要求自己。 他们还停留在强调反共的道德意义上,满足于自身拥有的道德资本,很少从技术角度分析社会演变的过程和前提。 所以,在未来的沦陷区政治崩溃➡️政治重建过程中,他们能起什么作用,还很难说。 而沦陷区本土的人力资源,你懂的,也很难指望足以支撑未来的现代化政治重建。 所以,最有希望的路,只剩下了和旧时代殖民、租界高度相似的“安全区”,只剩下了引进海外政治资源,包括海外欧美日韩台周边国家的人道救援、维和部队,和海外民族独立力量,以及海外华人中有限的人力资源。 好在,双链争持是全人类文明演化的大局,不是沦陷区一区一国之事。好在,产业链阵营本身有扩张的需求,全球产业链本身就有吸收“改开中国”遗产的需要。 因此我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这里。 可以寄望于已经在之前的中美贸易战中察觉了全球经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性,希望找到办法解决问题的欧美列国,在“红色中国”走向崩解时,愿意投放资源强力介入的积极态度。 在“红色中国”在习近平等二代纨绔的胡乱折腾下轰然崩塌之后,欧美日韩台一定会来接收“改开中国”的遗产。 会来保护还没毁掉的外企外贸资产、外企外贸员工,会来把过去的中共国制造业重镇改造成产业链国家的一块块“飞地”。 中共帝国崩解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拆分的过程。 如果你能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共帝国的崩溃和沦陷区未来的重建,从这个角度去确认自己和家人的逃生方向和对未来的规划,事情会变得容易许多。 因为中共帝国,是个非常特殊的国度。 它既具备极强的中国古代皇朝特征,又具备相当程度的现代社会特征。 在它走向自身的终结时,会既出现古中国改朝换代时的种种乱象,也出现近现代社会面对剧变时的应对举措。 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 是个由本不应强行聚合在一起的,处于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多个社会组成的国家。 在它崩解时,会尘归尘,土归土,古代的归于古代,现代的归于现代。 牲人会回归牲人的命运,现代人也会找到回归自身命途的道路。 已完成精神阉割的奴才们会因被主子抛弃而活不下去。仍保有创造力,因生产能力劳动技能而在产业链国家眼中有价值的人口则会得到救援。 大规模死亡事件会主要发生在“红色中国”势力最强的区域,会发生在“红色中国”的遗民之中,在它发生时,“改开中国”的遗民同样受到威胁,但如果你足够清醒,如果你能与“红色中国”的遗民拉开距离,你受波及的风险会小上许多。 即使你现在就身处中共体制内部。 在乱世中增加存活机会的秘密,是离现代生活方式更近一点。 是离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更近一点,是不要继续做伤害链逻辑的信徒,也远离伤害链逻辑的信徒。 对任何一位有可能影响中共上层看到的维稳情报的体制内人士来说,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就是尽早让伤害链主对维持统治感到绝望。 是自己不相信中共会“铁桶江山万万年”,也不做任何增强别人这方面信心的举措。 是不去挽救现政权,不去为维稳机制续命,不帮财政开源节流,不在最后关头为党国冲锋陷阵。 因为如果你是个头脑清醒的人,只要能明哲保身幸存下来,你的好日子在后头。
中共帝国的局势完全失控,和中共帝国维稳机制在最高决策层眼中即将完全失控,是两回事。 正如在银行门口出现挤提储户人群,挤提已人尽皆知,和银行行长知道资金流断裂现金枯竭挤提即将发生,是两回事。 行长是会先逃掉的,会带着他的亲信带着他的私产逃走,不会被储户堵住。 机智的银行职员都知道, 在这种时候自己就不应去上班了。因此由他们组成的银行应急处置机制会瘫痪,堵在银行门口的储户会投诉无门。 在改朝换代的时刻,中共国的局势也会一样。 中共顶层用来判断自己是否该出逃,或是否该180度大转弯调整应对策略的依据,不是普通人都看得到的新闻报道,而是内部来自维稳部门的信息汇总。 不是有没有发生类似当年六四屠城前的抗争风潮,而是各地小规模抗争、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次是否超出了维稳部门的应对能力极限。 如果你真想让中共高层早点下决心放弃,你该做的事,就是让他们看到更多的这类信息——如果你是体制内基层、中层,你就更频繁的喊“救命”,如果你是底层平民,在不影响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你就更积极到各闹事现场“围观”,帮个人场,造大声势,让基层喊起“救命”来更大声和更理直气壮。 也就是说你要促成挤提信号成型。 因为挤提信号出现得越早,银行行长逃得越快,行长和亲信们来不及卷走的残留资产就会越多,这是符合储户利益,也符合只能指望破产清算时补发欠薪的银行普通职员利益的。 最危险的,对目前身在沦陷区的每个人的人身安全最危险的,是中共“坚守到最后一刻”,是帝国统治者怀着殉国的决意,等到耗尽所有维稳资源,在老百姓身上打光最后一发子弹之后才放弃。 如果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放弃,就算地位接近最高层的体制内也会有相当一部分来不及逃离,更别说会在过程中当成炮灰死在与绝望底层的一场场冲突中的基层、中层了。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对顶层、中层、基层来说,对亿万底层来说,真的没必要。 帝国必将覆亡,但是谁也没有义务,更没有必要为帝国殉葬。 差不多就得了。 在经济下行的趋势明晰,财政枯竭、民生凋蔽已无可挽回的情况下,给帝国“续命”已没有意义,这盘维稳生意经的风险与收益已不成比例,对继承了它的纨绔们来说,越来越成为鸡肋。 别忘了,习近平家族也早就准备好了做“裸官”,他的女儿留学哈佛,他兄弟姐妹几乎人手一本外国护照。习近平本人,原本是可以过杨兰兰那样的生活的。 为什么他要放弃豪宅名车、美食美景,凄凉地吊死在煤山上呢? 为了理想吗? 这帮二代们还真能有什么不惜身家性命也要实现的伟大理想吗? 不。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象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生于乱世,从尸山血海里拼杀出来掌握政权的“红一代”,决不会在逆境面前轻言放弃,他们是会竭力握紧权柄,会死在宝座上的红朝帝王。 但生在和平年代的纨绔二代们,家族早就运用资源为他们准备了绿卡,准备了外国护照,准备了从出生证开始完全“真实合法”的第二第三套身份证明文件的二代们,并不是会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那种伤害链主。 面对中共国现在的经济困局,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躺平摆烂了。 所以你才会看到中共国对正在下行的经济,对正在枯竭的财政,没有一点“给力”的措施。 他们是已经放弃治疗了,是已经在心理上接受了帝国覆灭的不可避免,所以你才会在政策里看不到一丝“抢救”的迹象,只有临终关怀,只有止痛药麻醉剂。 在这样的统治阶层手里,改朝换代会怎样发生? 会象恒大的破产一样发生。 到中央依据拿到的情报汇总,依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帝国已无法支撑其维稳机制继续运转的时刻,他们会放弃对中层、基层的救援承诺,会在各地中层基层大喊“救命”时,把这帮正奋战在维稳第一线的部属们扔在战场上。 就象恒大不向自己的供应商支付欠款。 这帝国最后的对内宣传是用来做什么的?你们以为是用来麻痹老百姓的吗? 不,是用来麻痹打手们的。 就象恒大的商票是用来稳住供应商的一样。 而帝国真正的崩解时刻,正是帝国中枢决定抛弃各地维稳部门的时刻。 局面维持不下去了就不维持了,不但不维持,到时中央还可以对各地维稳部门倒打一耙,宣称地方维稳部门强力镇压导致流血冲突并非出于中央的意愿,给各地群众一个一拥而上,把被抛弃在战场上的打手们活撕了生吃了的理由。 银行行长跑路的时候,是会抛弃还守在门口维持秩序对储户们推推搡搡的保安的。 这时刻什么时候到来? 看不到银行内部信息的我们当然很难猜测,但从银行欠薪的程度,从“政治恒大”对供应商的态度,我们能看出这日期正在步步迫近。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不能从保安还在不在,职员还在不在,营业网点还在不在等指标去判断银行有没有破产风险。 真正值得关注的指标,是行长还在不在。 也是万千储户有没有挤提。 是在象江油这样的城市,在全中共国的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小规模的“不稳”是否正频繁发生,失业又失望的人潮,是否正更积极地参与一场场聚集,一场场围观,一场场看似不可能促成改朝换代的集体情绪宣泄。
今天来个好玩的。 来猜一猜改朝换代的时间节点吧! 从哪里猜起呢? 首先,让我们确认一个大前提,那就是中共这样处于现代科技包围中的伤害链帝国有个与古代伤害链帝国重大的不同之处,即,在即将亡国时,最顶层的权贵是有机会逃亡海外保住性命的,因此他们不会有殉国之心。 那么,改朝换代就不会象古代 那样,只能发生在顶层权贵被肉体消灭之时,而是会发生在中共国顶层权贵通过他们自己掌握的情报判断出局势已将失控,决定放弃的时刻。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放弃”,现在看来是相当清晰的,那就是突然放弃“清零”。 当时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足以令中南海仓促决定放弃坚持数年的“清零”政策的事,在超一线城市北京发生了彭载舟的孤勇者行动,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有人高举白纸,有人喊出了“习近平下台”的口号,而几乎是同时,在武汉和广州,都出现了城中村住户的“突围”。 这是我们看得见的。 我相信在中共内部的情报系统里,当局看到的比我们更多、更详细。 习近平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能让他仓促决定取消“清零”的信息? 我想,他看到的正是这个庞大帝国即将崩溃的信号。 是同时发生在大、中、小城市,各区各县的小规模抗争,是许多地区突然同时向他请求维稳力量的增援。 帝国的维稳系统比我们敏感。 许多规模还不足以让我们察觉的小规模抗争,象某个城中村的集体冲卡,某个工业区的堵路讨薪,未必会被海外舆论关注到,但一定会被记录到维稳部门的工作日志里。 而统计各地维稳部门的增援请求,将全国信息汇集到一处,更是只有中共内部能做到的事。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清零末期,习近平从各地维稳部门的信息汇总里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挤提”。 看到了各地不约而同的“求援”。 看到了如果想同时回应所有地区的增援请求,他手头的维稳部队会不敷使用。 如果你把中共现行的维稳体系看成一个以真实暴力部队为现金的银行体系,这件事就好懂了。 平时这个银行是靠信用维持运转的,真正要提取“现金”的客户很少。平时的统治秩序是靠政权用一部分暴力部队加上宣传部门制造的威慑维持的,真要派部队的情况当然有,但不多。 可是一旦突然发生挤提,每个客户都要“现金”,都不能等,银行的现金周转不过来,信用就会无法维持,信用破灭又会激起更多的客户来提取现金。 维稳系统也一样。 在需要派出维稳部队的抗争只是零星散发时,中共手头的“现金”是充裕的,中共中央随时可以拿出足够的暴力部队对地方进行增援。 但只要许多地区突然同时“求援”,部队就会不够用。 而“清零末期”,各地同时发生抗争的情况显然出现了,即使我们无法看到中共维稳系统的内部情报汇总,但你可以想见,当时各地的维稳压力持续增大,基层防疫人员不断出现猝死,当官场把压力层层加码最终汇集到第一线,这些身处第一线,每天硬杠因吃光存粮不得不想办法突破封锁的居民的基层工作人员,就算局势暂时还没有失控,抗争还是小规模的、散发的,他们也会向上级喊“救命”。 汇集到习近平眼前,就是全国突然处处都是喊救命之声。 就是发生了对维稳资源的挤提。 于是他退让了,“清零”突然取消。 在“清零”取消之后,各地最紧迫的诉求得到了满足,绝大多数普通人再次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他们中那些曾不断向基层官员施压的个体从濒临爆发的暴民再次变成了顺民,回归了日常生活。 于是,在习近平眼前,挤提现象消失了,政权的危机解除了。 但下一次挤提将不再这么容易应付。 下一次挤提,就会是中共帝国真正崩溃的时间节点。 这样的挤提,是不需要以发生全国性的、跨越多个省区,有严密组织有明确诉求的政治抗争为前提的。 只要小规模抗争,甚至不是抗争,只是需要中央紧急驰援的小规模骚乱发生的频次上升,只要各省各市各区各县喊“救命”的地方维稳官员足够多,汇总到中央时就会再次呈现出“挤提”状态。 而这一次,在财政枯竭的情况下,在地方官员手里只有一批饿兵,上级施加的政治压力却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他们遇到风吹草动就喊“救命”的可能性有多高? 江油事件里,站出来“闹事”的人都知道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吗? 恐怕不是。 失业、负债、内心积压了怨气的人,心中仍存希望但正走向绝望的人,是更容易聚集起来宣泄情绪的。 他们对抗不了正规军,也没打算对抗正规军,但他们能够造起声势,能够成为基层官员喊“救命”的充分理由。 基层官员也需要找到喊“救命”的充分理由,在财政枯竭的情况下,稍有风吹草动就喊“救命”,把维稳责任移交给增援者,争取更多资源向本地倾注,无疑更符合基层官员的自身利益。 所以,如果你能看到中共维稳系统内部的情报汇总,在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不断升高,社会闲散人员聚集闹事风险因此持续增大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民众远没有觉醒到提出清晰政治诉求的程度,“挤提”仍会很快再次发生。 “挤提”发生了没有,发生到了什么程度,其实堵在银行门口的储户是不会有银行行长清楚的。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挤提事件中,储户都逮不住行长。 所以,合理推断是,局势的完全失控,会发生在中共顶层出逃之后。而挤提,发生在那之前。
未来的沦陷区沿海新兴产业链国家,会既是“改开中国”的遗产,也是全球商业帝国的新拓疆域,既是本土打工人的新祖国,也是外企外贸的美好家园,在这些地区构建秩序维持秩序的收益,将由当地民众和援助国投资人共享——这些产业链国家的立国之基,就是“合作共赢”,与产业链阵营互惠互利。 这基础是坚实的。 它能超越漫长的“巨婴国”历史导致的局限性,将这些国家、这些族群引上文明演化的正轨,令它们尽快成长成熟起来。 因为这基石,“合作共赢”,早已是暗中从属于全球商业帝国的每个现代产业链国家的立国之基,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早已超越了一切历史纷争、昔年恩怨,成为缔造这蓝色星球大部分地区和平状态的终极理由,也成为欧美等强国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的强大工具。 全球商业帝国,在全球各大经济实体的“合作共赢”召唤下即将涌现的新型国际政治秩序,将把中华沦陷区的一部分纳入囊中,将通过将“改开中国”的遗产纳入囊中来壮大自身,并通过协助新兴产业链国家的独立建国和阵营归附,开启壮大自身的新模式。 这就是当我们思考“后中共时代”的时候,绝不应忽略的外部因素。 是的,中共帝国是“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二者的叠加。是的,伤害链逻辑在中共帝国内部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现行政治秩序中,伤害链逻辑仍是主导,在官方宣传论调中,在中共多年用于洗脑的党文化中,伤害链逻辑仍是主导,在可见的将来,它的影响力仍是巨大的。 但“红色中国”的影响力有其局限,就象中国历史上的每个中央政权那样,它的控制力总指向内部,总是受阉割最狠因此最柔弱的人群。 对外部的强者,对强者,它一筹莫展。 所以当外部的强者强势入局,“红色中国”残存的影响力将无法抗拒。 那些在混乱中艰难重构秩序的小型伤害链国家将无力阻止沿海产业链国家的兴起。 而且如果这些小型伤害链国家的决策者足够机警,他们该做的,就不是去攻打威胁沿海产业链国家,而是与之交好,与其背后的欧美日韩台交好,建立贸易关系,以便自己不会在与其他小型伤害链国家竞争时成为众矢之的。 在后中共时代的中华沦陷区,在三雄并峙的新地缘政治格局里,在处理新的国与国关系时,新兴的小型伤害链国家将不得不保持理智。 因为即使伤害链逻辑催促它们去恃强凌弱,但眼前的产业链国家看起来再弱,也不是真正的弱者——它们背后都有强国为依靠。 真正的弱者是谁? 在未来的并峙三雄中,所有背靠大树的新兴产业链国家都不好欺负,所有天然具备内部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也都不好欺负,最好欺负的国家其实是在一众新兴小型伤害链国家中的较弱者。 如果在后中共时代我们会再次看到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群雄逐鹿”戏码,那么争战一定首先发生在伤害链国家之间,甚至会一直只发生于伤害链国家之间。 为什么? 因为周边地区都已走向现代化,而群雄逐鹿,是一部古戏。 在中华沦陷区这片既保持了许多古老习俗古老观念,又受过现代思潮冲击的土地上,在旧戏码和新戏码将同场上演的历史舞台上,你会看到,最古老的戏剧虽然会再次上演,其范围其规模却将受限。 将限制在继承“红色中国”遗产的地区,将限制在伤害链信徒控制的范围内。 双链争持,阵营分化,落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落在个体、家庭、家族身上,就是命运的分化。 你选择归附哪个阵营,就等于选择进入历史舞台的哪个分剧场,选择进入哪种剧情。 虽然命运分配给你的角色总是随机的,但在相对固定的剧情里存在哪些角色却是固定的。 是在群雄逐鹿的剧场里流离失所,还是在二次改开的浪潮里发家致富,由你选。 我总希望让更多的人看清前路。 因为被错误道路裹挟的人通常无法挣脱。在1949年前后选错了路和选对了路的人命运有多大的差别,张爱玲和老舍的命运有多大差别,后人已知道了。 而又一次历史的选择正摆在我们面前。 双链争持,是时间跨度将以百年计的文明演化之大局。 个人命运在其中微不足道,但一步走错,影响的将是你的全部。 身在海外并不等于绝对安全。当双链争持,观念交击,当各国开始反思异质文化移民群体对本国文化传统的侵蚀,当过于服从母国政府指挥的移民社区对现居国的国安威胁被正视,当产业链国家开始重视移民中伤害链信徒的过高比例,试图解决问题,作为移民,你未必能对“双链争持”置身事外。 当“双链争持”发生在移民社区,你也是需要选择阵营的,如果选错了,如果你所属的社区选择了与现居国对立的阵营,你的日子将不会好过。 而你如果选择了正确的阵营,在海外,选择将移民社区改造成归附产业链逻辑的“新文化孵化器”,在沦陷区,选择促成新兴产业链国家的建立,你和你的家族将进可攻退可守。 但如果选错了,在双链争持的大局里,作为生活在产业链逻辑日益强势的环境中的伤害链信徒,你将无处可逃。
到了新时代,曾以“中国人”自居的沦陷区各国各族民众将在新生活里反思旧文化,扬弃旧文化,批判旧文化。 因为以“中共党文化”为主要成分的旧皇朝伤害链文化,是一种失败者的文化,是一种阉割创造力,摘除血性,将正常人规训成奴才,让最“乖”的孩子只能做“烂尾娃”的输家文化。 不解决它,你将无法成为赢家 。 但大规模的文化反思是不可能在政治重建和经济重建之前发生的,在族群层面,当人们的处境还没有改变时,他们几乎不可能改变想法。 “启蒙”,也就是从改变民众的想法开始,希望推动社会变革,不是一条走得通的路。在精英政治时代,靠改变精英群体的想法来改变当政者的决策思路,是可行之道,但到了大众政治时代,到了各国的“网红政治家”纷纷因拉票能力强取得话语权的时代,你要凭对复杂议题的“科普”凑齐足以改变政策走向的支持者人数,已近乎不可能。 所以,在大众政治时代,“启蒙”通常是反向的,人们不会仅因想法改变而改变生活、改变行为、改变处境,人们更多的是接受生活的启蒙,在处境改变、行为改变后才调整想法,把新的行为、新的处境合理化。 那些一直是输家的中国人,并不会发展出一套赢家文化。 只有在他们赢过之后,他们才能从胜利中吸取经验,归纳出能让他们继续胜利的新哲学来。 所以,想看到“文化反思”,你要先让他们赢一次,至少一次。 但长期浸泡在输家文化里的人,从出生的那天开始就被往输家方向培养的人,是赢不了的。 在历史上,“汉人”因此只能一次次被外来民族征服统治。 包括中共也是靠苏联扶植起来的,毛泽东也要歌颂斯大林并称之为“我们的慈父”。 许多人可能在情感上很难接受这事实——中国人一直是“被统治者”,中国文化是培养“被统治者”的文化,所以受这种文化熏染越深的人,越缺乏成为统治者的能力和气质。 伤害链文化发展得越成熟,越精密,这个族群就越是无法从内部涌现出自己的统治者,越会象入口即化的“预制菜”一样,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只能躺平,等待外来的赢家架起炉灶稍作烹调,把自己做熟吃掉。 而如果没有外来的赢家,这群输家就会不断内耗,整个族群会在内耗中渐渐腐朽,一代比一代柔弱,一代比一代卑微。 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历史里隐藏的真相。 这个族群,被称为“中国人”的这整个族群,是个一代比一代弱的族群。所以中国人崇古,深信越古老的事物越纯正强大。 那当然了。 腐烂了三天的尸体当然比腐烂了半年的新鲜。 很多人都不看好后中共时代,从沦陷区内部能涌现出的自治能力,不看好在“中国人”这个群体里涌现出的秩序重建能力。 这种悲观论调是有理有据的。 但我们需要看到国际大环境对后中共时代沦陷区局势走向的影响。 双链争持,是将影响不止下一个百年的文明演化大局。 在全球经济合作已紧密到将所有强国裹挟其中,正召唤着能维护这一经济基础的全球政治秩序,正呼唤着“全球商业帝国”这一隐形存在清晰浮现的时刻,没有人会容许沦陷区长期处于混乱无序状态。 外来的秩序输入者已经在进行准备,虽然不会以“征服”的姿态进入,但打起“救援”的旗号并不影响他们将进行强力干预这一事实。 “改开中国”的遗产是一定会有人来接收的,各民族独立也是大势所趋,届时不会有人能阻止。 将陷入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时期混乱窘境的只有“红色中国”的遗民遗产。 但,虽然他们的人数可能最多,影响力却会是最小。 而长期受伤害链文化熏染的,缺乏统治能力的“中国人”这个群体,将在帝国疆域被拆分,成为各新兴国家的国民,获得新身份之后,接受来自全球商业帝国的“赢家”统治,和接受“赢家文化”的熏陶。 双链争持的下半场,沦陷区新兴产业链国家和新兴伤害链国家的竞争,将主要以经济竞争和文化竞争的方式进行。 而“改开中国”的遗民,投靠欧美列强,给外企打工,接外国客户订单的人,可以想见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能力都会比继承中共党文化的那些人更强。 他们会成为赢家。 在“改开中国”遗民与“红色中国”遗民展开竞争之后,在依靠欧美列强的秩序输入和鼓励扶持逐渐恢复自治能力、统治能力的群体里,会生成新的文化观念,属于赢家的,属于至少赢过一次的人的文化观念。 你可以感慨旧时代人的愚昧,但你不必担忧新时代人,他们不会抱持同样的愚昧。 被洗脑被原子化的“中国人”几乎不具备在混乱局势中重建秩序的能力,但这不等于沦陷区不会在较短时期内实现秩序重建。 也不等于重建后的沦陷区无法在较短时期内就涌现出“文化反思”的浪潮。 这片土地不会被闲置,这些劳动力不会被闲置,这些头脑不会被闲置。 因为你不能忘了,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些真正的赢家,不会浪费还可以回收可以改造可以利用的资源。
什么时候中国人会进行“文化反思”? 在中共帝国经济崩溃➡️文化崩溃➡️政治崩溃之后,在沦陷区群雄并起逐鹿天下,三类国家分别完成其政治重建,各新兴国家致力于经济重建之后的文化重建阶段,真正的文化反思会全面展开。 因为你们懂的,到那个时候,不论是新兴的产业链国家还是新兴的伤害链国家,还是新兴 民族国家,都需要在文化层面强调本国特色、本国存在的合理性,强调本国与旧皇朝之间的差异,因此,各国都会鼓励其社会大众,其文化圈人士,对已覆亡的中共帝国党文化进行激烈批判。 只不过,三类国家在批判时的站位会略有不同。民族国家会批判中共帝国以汉民族的名义、中华民族的名义,对自己族人的残酷镇压。新兴伤害链国家会提出道德批判,强调旧王的“失德”,和新王得位乃顺天应人。新兴产业链国家则会在文化观念、价值体系上极力靠拢自己的援助国,从欧美日韩台的评判角度审视已覆亡的中共帝国的罪行和遗毒。 “后中共时代”,三雄并峙的时代,是双链争持的下半场。而伤害链逻辑与产业链逻辑在观念战场中的决战,会到那时才进入主题。 因为伤害链逻辑和产业链逻辑在族群竞择中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是伤害链逻辑会令信奉它的任何族群,因在代际更替中不断自我阉割而“一代不如一代”,因父疑子,父阉割子;君疑臣,君阉割臣;官疑民,官阉割民,而在族群层面不断自我削弱。 产业链逻辑却不会促使商人去阉割自己的合作伙伴,不会以打压合作关系中的另一方为构建合作关系的前提,因此不会引致“一代不如一代”的后果。 当双链争持在族群竞择层面发生,你看到的,就会是那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族群与那些没有这个问题的族群竞争。 而更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会让你看见,在整个世界都以伤害链逻辑为主导的漫长匮乏时代,族群竞择是发生在“自我阉割更狠的族群”和“自我阉割时下手较轻的族群”之间的,所以,胜出者往往是更“野蛮”的族群。 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中央帝国的政权总是被草原民族夺取?为什么被称为“汉人”的这个族群,人口更多,地盘更大,看起来更富庶,拥有更多资源和技术,却总要被草原民族征服统治? 无他。“汉人”把自己阉割得太狠了。 伤害链文化,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娘化”。你把随便哪个中共官员拎出去穿一套戏服演东厂太监,他在气质上都会贴合得天衣无缝,完全不需要演技加持。 因为在这种打磨到极其成熟的伤害链文化体系里,在浸润于官场文化多年的群体里,每个人在精神层面都是“公公”。 伤害链文化给他们的规训,是让他们在强者面前俯首帖耳,在弱者面前趾高气扬,在公众面前道貌岸然,在私人生活里放荡变态。 这是一种制造烂人的文化,是引导族人去“比烂”因此令整个族群越来越烂的文化。 不反思不批判不改变这样的文化,一个需要与周边邻国竞争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取胜希望的。 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能“长期存在”? 因为政权意义上的中央帝国在不断的改朝换代中早就经历多次死亡,它并没有“长期存在”,它在族群竞择中从未赢过,它一直在输。 “汉人”是什么人? 是一直在输的输家。 他们在汉朝输给了刘氏,在晋朝输给了司马氏,在南北朝流离失所,被不断清洗,在隋唐做杨氏、李氏的臣仆,在宋朝臣服于赵氏,在元朝臣服于蒙古,在明朝臣服于朱氏,在清朝臣服于满人。 赢家不停的变换,但输家一直是输家。 谁是输家? 那些从小接受输家文化规训的人,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在接受精神阉割的人,是永远的输家。 不要被他们的人口规模吓到。 由这样的“中国人”组成的国家,是谁都可以来统治的国家。这些永远的输家,是一盘政治意义上的“预制菜”,入口即化,里头没有哪怕一根硬骨头。 中国人为什么会愚忠愚孝,会崇古抑今? 在整个世界都以伤害链逻辑为主导的时代,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族群和国家还没有出现,那时族群竞择的主题,是各族自我阉割的程度。 阉割程度轻的族群,胜于阉割程度重的族群。 但在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的族群横空出世之后,竞争的主题仍是各族自我阉割的程度,但竞争开始发生在“会自我阉割的族群”和“不自我阉割的族群”之间。 发生在“一代不如一代”的族群和上一代不会打压阉割下一代的族群之间。 然后,随时间推移,逐渐发生在不但不打压阉割下一代,而且会激励托举下一代的族群之间。 双链争持的下半场,文化领域的观念竞择,会发生在沦陷区各新兴国家已完成政治重建,正进行经济重建,开始文化重建的时期。 在届时的竞争压力下,“一代不如一代”的族群如果不改变其行为方式,显然会再次成为输家。 那种把国民驯化成“预制菜”的国家,会被外族征服,会举族为奴,其国号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是题中应有之义。 汉人柔弱。但柔弱的不是人,是把人变成弱者,令人染上奴性的文化。 是以批量制造忠臣孝子顺民为目的创造打磨出来的伤害链文化。 在新的时代,新的竞争压力下,在彻底改变“阉割下一代”的行为模式的巨大压力下,它将被整个沦陷区的每个国家树为批判的标靶。 并成为各国进行文化重建、各族展开文化更新的踏脚石。
欧美日韩台不会不想继承“改开中国”的遗产,因此不会不尽早对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局势进行强势介入。 而要介入,最佳的方式当然是“圈”出安全区,这一方面是为了接收沦陷区尚有价值的人力物力资源,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把介入范围有限化,避免背上帮整个沦陷区维持秩序的沉重负担。 所以,安全区的地点 选择和范围选择,会围绕着将欧美日韩台列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 哪些地方最有可能成为安全区? 在军事上最便于援助国从海上进行支援的地区,在经济上与援助国关联最密切,即X资企业和拿X国订单最多的地区,在政治上,民情民意与援助国最友好的地区。 基本规律是,哪里的台资厂最多,哪里就最有可能成为台湾未来“圈”走的安全区。哪里的日资厂最多,哪里就最有可能成为日本“圈”走的安全区。哪里的美资厂最多,哪里就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圈”走的安全区。 但对援助国来说,安全区并不是越大越好。毕竟,安全区越大,援助国需要投入的军事资源就越多,未来要承担的安保责任就越大。 最合理的做法,实际上是援助国只对一些港口城市的重点工业园区和周边生活区域提供保护,对“改开中国”的遗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然后,只有在安全区内部的经济重建因秩序重建的成功初步完成后,在最初的小范围安全区内部,民意充分表达了对援助国军事介入的欢迎和感激,在小型安全区周边地区民众充分表达了归附意愿的情况下,安全区才会随人道救援组织活动范围的扩张,在本土民众的支持下逐渐扩大。 在安全区扩张的过程中,独派、当地企业家、周边地区民众均需要努力促成区域秩序的恢复,推动整个片区的秩序整合,降低援助国的治理难度,避免援助国在早期介入时因受挫“知难而退”。 能否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山寨台湾”,能否说服援助国“圈”下尽可能大些的区域,就看各方在这段时期的努力成效了。 当然,收益也会是丰厚的。别的不说,区内的房价地价和区外相比就会有巨大差距,且价差只会随时间增长。更不必说独立成为天然亲欧美亲日韩台,背靠援助国军力手握援助国订单的现代化产业链国家后,在这样类似高速发展期的日韩台的新兴国家里,一个拥有战略眼光的家族能获得多少机遇。 看看港台钜富豪商的发家史就知道了,在一个地区经济腾飞的时期,凭少量资源起家或白手兴家不是神话。 而从极度混乱到被“圈”入安全区,从成为安全区到逐步独立建国,从弱小的受助国家到与欧美列强深度绑定的远东经济新增长点,在这些新兴国家步步推进,最终完成“改开中国”未能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成长为繁荣国度的过程中,处处皆有你可以捕捉的机会。 曾错过改开初期历史机遇的人,最好从现在就开始准备。 既要为熬过秩序崩溃时期的遍地荆棘做准备,也要为抓住新兴国家上升期的各种机遇做准备。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这个时代,资讯发达,脑筋灵活反应快的人在哪里都不缺,你比别人多的优势,通常只能让你领先一步。 但反过来看,有准备的人越多,机会也越有可能真的降临。 为未来的“安全区➡️新兴国家”这条历史道路做准备的人越多,齐心合力促成它成为现实的人越多,新兴国家的创生之路也就越平坦通畅。 即使你没有勇气成为建国者,你从“改开中国遗民”变成新兴国家公民的过程也会因此更平顺。 在成为新兴产业链国家这件事上,沿海港口城市是有地理优势的,许多地区在改开时期就已经因此成为外企外贸集聚之处。 假如你生活的地区并不在沿海,但你也想促成它走上产业链国家发展道路,你就需要尽早在经济重建方面为它做特殊设计。 欧美列强的援助,是因“改开中国”的遗产面来,而内陆地区并不是完全没有“改开中国”的遗产。欧美列强的信任,是由沿海地区与产业链国家的长期经贸关系、利益绑定而来,因此想让内陆新兴国家踏上产业链发展之路,在进行经济重建时,就需要对非传统的、现代化的产业倾斜。 ——任何一个新兴民族国家如果不想在经济重建时动作迟缓,决策者就需要对早期选择经济类型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 但当然,这些都是他们要自己做的选择,已和别国、别族无关。 内陆地区,在我看来,大概率是会先落到各地小伤害链主手中,成为“红色中国”遗产的继承者,在伤害链人口基础被岁月消磨前走一段朝鲜的发展道路的。 虽然这条路走不远。 而这种“小朝鲜”的转型之路,会更艰难曲折。 但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是另外的历史阶段的故事,也是另外的国家的故事。
只要抛开对那种连中共自己都不信的“红色江山铁桶万万年”的迷信,也抛开对中共宣传叙事洗脑效果的盲目推崇,依照常识和逻辑,利用你对基本人性的了解,对历史事实早已反复揭示过的社会稳态演化规律去推断,你就会发现下列预测是有极大概率成为事实的: 1、中共现行维稳体系会崩解于经济崩溃导致的 城市生产秩序无以为继,而政权会因无人肯坚守到殉国时刻,在资源临近耗竭前即脆断。 2、在中共高层“弃船”后,陷入极度混乱且无法采用旧手段和其他常规手段重建秩序的沦陷区社会大众,会在大规模死亡事件发生后,迎来三种源头的秩序重建,即欧美国家的“圈地”,各民族独派力量划境自治,和继承了红色中国残存少量维稳资源的各地豪强割据称王。 3、由于产业链阵营列强的介入,沿海新兴产业链国家在军事上,将能与内陆新兴伤害链国家分庭抗礼,新兴民族国家则大概率保持中立或略偏向于产业链阵营。 4、在三方力量保持较均衡态势的时期,沦陷区各新兴国家皆会全力投入经济重建以增强国力,展开文化重建以增强国族凝聚力,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不会是地缘政治常态,小规模摩擦则可能不时发生。 5、随时间推移,产业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与欧美日韩台的盟友关系均会显著强于其他两类国家,并因此令这两类国家感受到或强或弱的转型压力。 6、小型伤害链国家在与邻国相持一两代人的时间后,将受国力衰微、代际更替影响,最终踏上主动政改或被动转型之路,在邻国协助下转型为产业链国家。新兴民族国家则会持续探索民族发展之路,同样有可能在一两代人后完成整个族群的现代化转型。 7、在上述历史进程中,不论政治重建、经济重建还是文化重建环节,都会向有准备的个人和家族提供大量机遇。但你首先需要设法成为幸存者。 这就是你将要面对的局势。 如果你经过反复思考,同意上述推断有可能成为事实,那么,你就可以基于上述推断试着为自己、为家族规划未来。 首先你需要对自身有清醒认识,你要知道,后中共时代在沦陷区发生的,是“双链争持”的下半场,想在其中获得收益,选对阵营是最重要的事,而要选对阵营,你先要弄清楚自己是伤害链一边的还是产业链一边的。 如果你一直渴望成为“人上人”,认为在社会中,等级森严、各归其位的状态是最理想的状态,如果你擅长揣摩领导意图,不擅长处理实务,即会“解决人”,不会“解决问题”,你显然就更适合在伤害链国家生活和发展。 如果你属于“县城婆罗门”阶层,学业工作一直靠家里安排,自问到社会上凭个人能力就业求职很难混得好,你显然更适合在伤害链国家生活。 当然,前提是你现有的家族资源在未来的新兴伤害链国家同样有效。 想辨认自己是不是该归属于产业链阵营则更简单。你只需要扪心自问,自己是改开中国的遗民,还是红色中国的遗老遗少。你只需要思考,在一个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完整版改开中国里,作为打工人,你能不能凭工作能力把日子过好。 因为在未来的沦陷区,在试图选择阵营时,你将要选择的,是生活在未来的“小台湾”、“山寨台湾”,还是未来的“小朝鲜”、“山寨朝鲜”。 在选定阵营之后,你需要思考的,就是在政治重建、经济重建、文化重建这三个环节里,你最有条件抓紧哪个环节的机遇,让自己和家族获得最丰厚收益。 例如在政治重建环节中,如果你选定的是产业链阵营,那么,利用各种资源各种机会为欧美军事介入设立安全区牵线搭桥,促成安全区的建立,成为安全区的“创区元老”,就会让你在未来安全区独立建国时,顺理成章成为建国元老。 如果你生活在沿海地区,如果你的家乡是改开时期的外企外贸集散地,如果你自己就拥有以外贸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或是当地工业区的行政管理人员,率领全厂或全区员工在混乱时期护厂护区,在欧美介入时向他们表示欢迎,为欧美列强前来接收改开中国遗产提供民意背书,就是你可以做的事。 如果你希望抓住经济重建环节的机遇,那么你要明白,在欧美强势介入并“圈”出安全区后,在区内迅速恢复生产,协助安全区在经济层面与欧美投资者完成利益绑定,将使你获得届时安全区治理者的政策倾斜,拥有先发优势。 在文化重建环节,每个阵营、每个新兴国家都会需要大量“能写”的人才,为新政权说话,为新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寻找历史和现实依据。对地方志有研究的专家这时就会变成“香饽饽”,在新兴民族国家,历史研究者也会被催促着拿出属于本民族自己的研究考证成果。 在重建初期,整个沦陷区里的每个新兴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都会极其旺盛。 新的地缘政治局势更会令外交人才,包括不精通外语(可能最好精通多地方言)的外交人才成为急需。因为区内的国家变多了,国与国交往变得频繁,国与国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没有大量优秀的外交工作者是不行的。 为了应对未来沦陷区多国并存、激烈竞争的局面,有志建国者需要尽快进行人才储备,有意参与建设者则需要尽快进行技能储备。 因为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准备的充分与否,则会决定届时新兴国家、新兴家族、新一代风云人物谁强谁弱。
在最初的混乱过后,新兴的产业链国家吸纳产业链人口,伤害链国家吸纳伤害链人口,民族国家吸纳本民族人口,三种国家井水不犯河水,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各自致力于经济重建和文化重建,以大致和平的方式处理彼此的争端,这就是中共帝国崩溃后,中华沦陷区最有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局面。 也是欧美日韩台可接 受的局面。 当你亲眼见证了历史进程,亲身生活在这种“三足鼎立”局面中后,你会觉得这也是你可接受的局面。 因为这种各归其所的局面意味着你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同类中间,不必勉强自己与异类磨合。 产业链国家将属于产业链人口,属于不论在世界观价值观上是否完全接受了产业链逻辑,但在工作谋生方式上已归化产业链的各行各业熟练技术人员。 伤害链国家则属于伤害链信徒,仍然保持牲人思维的老一代和少数新生代可以在那里继续勾心斗角,争尝“人上人”的滋味。 而民族国家将可以充分恢复自身的民族特色,重新使用自己的语言,他们既可与相邻的内陆伤害链国家交往结盟,也可以绕过近邻,与沿海产业链国家合作,总之,他们将能自主探索本民族发展之路,并因此成为其他国家争取拉拢的对象。 当政治重建以这三种方式分别在不同地区实现,经济重建方面的不同进展就会令各国在国力方面渐渐拉开距离,而文化重建会在经济重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的展开。 于是,你会看到,在三种国家分别进行的文化重建过程中出现文化竞择,有的文化会明显更具“输出”潜力。 更繁荣地区的文化,会更具输出潜力。在同样没有宣传部门介入的情况下,繁荣而富裕的地区自发涌现出的文化将对普通人有更强的感染力和诱惑力——就象当年的邓丽君,当年的港台娱乐明星,当年的琼瑶剧、武侠剧对改开初期刚从只有八个样板戏的贫乏状态里苏醒过来的内地民众的强大感染力和诱惑力那样。 每种国家都会随着经济重建进展自然推进其文化重建,因为文化是社会的自维持机制,也是社会中的多数普通人对自己现有生活方式的辩护——在民族国家,可以想见,民族情感将迅速高涨,民族文化将强势复兴,蒙语、维语、藏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将得到恢复,汉语的地位则有可能受到贬抑,而各新兴民族国家都会致力于宏扬本民族的宗教传统、本民族的古老风俗,专家学者会重新考据、编纂曾被中共帝国涂改的民族历史,力求让族人的民族自豪感有所依托。相关文艺作品会大量涌现,且会风行一时。 而在伤害链国家,新政权必然会打造一套独属于自己的官方叙事,这套说法虽然同样以伤害链逻辑为基,但一定会强调自身与中共的差异。“大一统”观念一定会被扬弃,因为现政权需要维护自身作为割据者的合理性,也需要说服民众忠诚于本土统治者,不要把邻国,尤其是较富庶的产业链邻国当成应前往投奔的理想国。 而在沿海新兴的产业链国家,过着安定富裕生活的国民当然也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观念,一套为自己现在的生活方式感到自豪的文化观念。 每个新兴国家都会拥有独属于自己的文化,都会在新生活里创造出自身特色,只要生活能重新安稳下来,存在于社会中曾令一些网友颇为担忧的“中共培养的民族情感”会丝滑转换为对新祖国的热爱和对旧皇朝的口诛笔伐。 因为在历史浪潮中你若想做出靠谱的推演,你需要知道,最易变的是人心,而最坚实牢固的,是人性。 不论中共国的高层还是中层、基层、底层,他们对中共帝国的耿耿忠心,是“人心”,而好生恶死趋利避害,是人性。 人心易变,因此从高层到底层没有人会“殉国”,在这一点上中共红朝甚至不如清朝,还能养出些甘心殉死的遗老遗少。人性永恒,因此活下来的人会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为自己“不殉国”的行为辩护,为自己对新祖国的忠诚找各种理由。 也为自己对更繁荣更富裕生活的向往,对沿海产业链国家的向往,找各种理由。 这永恒不变的人性,对更安定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会成为沦陷区多数人拥抱来自沿海产业链国家的新兴文化的驱动力。 所以,在中共帝国崩解后,你会看到,在政治重建这一环节,沿海产业链国家、内陆小型伤害链国家和成功独立的民族国家三雄并峙;在经济重建这一环节,沿海产业链国家将一骑绝尘,民族国家紧随其后,伤害链国家江河日下;在文化重建这一环节,初时三种国家的官方叙事各为其主,能分庭抗礼,渐渐地,沿海产业链国家的流行文化会呈现压倒性优势。 而文化,将和谋生方式一起塑造社会的人口基础。当沿海产业链国家的文化观念在文化竞择中渐占上风,整个沦陷区的人口基础就会向着有利于产业链阵营的方向转变,促成各小型伤害链国家在民族国家和沿海产业链国家的包夹之下,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形下,踏上和平转型之路。 也促成民族国家向偏产业链的方向发展。 双链争持在沦陷区的下半场,发展脉络是清晰的。
帝国崩解,群雄并起之时,在这三种国家之间,会发生的是双链争持的下半场。 是“改开中国”遗产继承人与“红色中国”遗产继承人之间的争斗。 从经济重建的难度看,“改开中国”的继承人显然会随着时间推移占据优势,因为少了帝国的规模优势,小型伤害链国家将更难与觉醒过来的产业链阵营相抗衡。 民族国家则 有可能在环境诱导下选择产业链发展之路,即,既照顾民族感情,恢复民族传统经济,又积极发展现代经济,鼓励新生代族人成为思维方式、工作技能和生活习惯都更现代化的打工人。 是的,你会看到“双链争持”这件事在中华沦陷区内新的国与国关系里继续发生,三类国家将分别归于不同的阵营,其中的民族国家到底会作何选择,眼下实难预判。 但“人”会作怎样的选择并不难预判。 在伤害链环境下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年人,一些深受中国伤害链传统影响的中老年人,是很难改变观念的。但他们毕竟会随时间推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把这个世界让给年轻人。 我看到了人口专家易富贤先生对中共国不可能发生社会变革的判断,他的依据,是目前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几乎撑不起一场变革。但一个社会的平均年龄不是不会改变的,有时候它不但会变,且会剧变,如果你想到了那种残酷的,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大规模死亡事件,如果你想到了老年人在由经济危机触发的社会动荡中是多么脆弱的存在,尤其那些依靠现代医药才活到高龄的沦陷区老人,你会意识到,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恐怕将无可避免地快速发生。 并令沦陷区进入一个以壮年人口为主体的状态。 然后,在三类国家分别涌现后,这些有能力重新选择生活方式的壮年人口,将对自身的道路作出符合人性的选择。 那些有能力生活在产业链国家的人,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生活在产业链国家,熟练工人会穿越那时的国境线,奔往沿海肯接纳他们并为他们提供合理薪资的国家。 没有能力在产业链国家找到工作的人固然会有,但他们中的多数,将很难复制古代伤害链国家的“成功模式”。想拥有强大的伤害输出能力,在这个时代是需要以智力和金钱为资本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若他们有能力造枪炮造飞机造子弹去攻打邻国,又何必轻启战衅拿命换钱? 留在伤害链国家里的人更有可能做的事,是象中共国改开初期看着乡邻们出外打工赚钱却不敢自己离家远行的村民一样,把这份向往交给自己的孩子。他们会成为沿海产业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被“虹吸”的人口源泉。他们会生育比产业链国家城市居民更多的子女,并让这些子女在未来向对面移民。 或者在未来成为促成小型伤害链国家逐渐转型的动力。 是的,在我看来,双链争持的下半场,在表面上呈现为沦陷区三种国家之间的博弈的未来百年地缘政治演化,将以产业链阵营的胜利告终。 在中共帝国崩溃后涌现的各地小型伤害链国家,只会是这片土地“消化”红色中国遗产的特有方式。 只会是沦陷区内仍坚信伤害链逻辑的红色中国遗老遗少们的抱团取暖,消耗着最后的存量资源,握着日益老化过时的武器,聚拢着最后那批牲人臣民,在帝国落日的余晖里沉醉的最后一梦。 时间是站在产业链阵营一边的,因为技术逻辑站在这一边,随时间累积的技术优势站在这一边。 沿海产业链国家更富裕的生活,更舒适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对任何“人”都有更强的吸引力。 届时,沦陷区内产业链国家与伤害链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会与目前的中美关系相似,但小型伤害链国家在一两代人之后因接受产业链逻辑渗透,最终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远比中共帝国被美国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更高。 而民族国家的道路将由他们自己决定,将由他们的决策者是否更重视保持与欧美的关系,发展经济时是否更偏向构建现代化产业链决定。 在双链争持,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中,民族国家很可能会保持中立。 因为内陆地区的伤害链国家不大可能拥有说服他们支持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考虑到沿海产业链国家大概率会拥有欧美日韩台的军事保护(至少在初期),即使内陆地区由中共体制内中层和地方豪强建构的小型伤害链国家手里仍拥有一些中共帝国遗留下来的军事装备,想凭这些装备与欧美日韩台派驻的维和部队硬杠,也没有稳胜的把握。 而且任一伤害链国家的首脑若轻率开战,极有可能因消耗掉手中不多的残存军事资源而丧失在其境内维稳的能力,诱发政变,加速政权的消亡。 相反,守住自己占好的地盘,只在境内维稳,伤害链主倒有可能在一两代人之后,在后代顺应时代需求主动进行“政改”,在产业链邻国的协助下促成社会和平转型的过程中,成为保有相当名望和地位的地方性政治家族,实现家族的“软着陆”。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中共帝国一朝崩解后,在沦陷区由这三类国家分别占据后,在双链争持的下半场里,各国之间大打出手战火绵延的可能性并不算大。 更有可能发生的,是独立后的各国维持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发展互不相扰的状态,同阵营的国家将结盟互助,尤其是在经济重建方面,沿海产业链国家即使分属不同政权也仍有极大可能通过签订协议保持“统一市场”。 阵营之间可能发生的小规模边境摩擦,无法影响大局。
在未来的沦陷区,最有可能出现的是这三种国家: 1、亲西方的,由原制造业重镇,届时依靠欧美日韩台的强势介入维持秩序的“人道救援安全区”脱胎而成的类殖民地区域,通过公投独立直接获得欧美外交承认的沿海新兴国家。 2、以图博特、维吾尔、南蒙古为代表的新兴民族国家。 3、由地方豪强割据而成的 小型伤害链国家。 如果你扪心自问,自己是“改开中国”的遗民而不是“红色中国”的遗老,那么,第一类国家将是最适合你的安居乐业之所。 只是名额有限,欧美虽然愿意介入后中共时代的沦陷区秩序重建,但不太可能仅基于人道理由就为过亿人口长期承担秩序供应任务。因此,只有对欧美日韩台最具价值的地区和最有价值的人口,才会被他们“圈”走。 而已被“圈”走的这些国家,显然也能起到地缘政治上的战略缓冲作用,隔在毗邻沦陷区的日本、台湾、韩国和沦陷区内陆诸国之间,用自身的国防来做内陆诸国和友邻间的第一道防线。 而如果你正好身属某个民族,新兴民族国家显然会是你最合适的居所。那会是你真正的祖国,那里都是你的同胞,而且在民族国家初创时期,新政权肯定会推出对本族人的各种优惠政策,试图让长期受中共压制的你们在得到补偿后,尽快成长为国家的建设者和维护者。 但民族国家在经济重建方面的发展有可能受决策者战略眼光的制约,过于关注恢复传统行业如农牧业和利用自然资源如矿产油井,因此走上类似中东石油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在促成人口基础现代化方面投入不足,对保持与欧美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方面重视不足,于是在初期经济恢复后因整体经济类型的差异,增长速度慢于第一类国家,呈现产业链国家与伤害链国家的中间状态。 第三类国家,即由中共帝国崩溃后在各地出现的地方豪强建构的小型伤害链国家,在经济方面将只能依靠最传统的农业支撑。由于第一类国家对熟练工人的“虹吸效应”,甘愿留在内陆小型伤害链国家做新王之臣民的人口,将多数都是只能承担简单劳务,缺乏技术能力的人口。在这样的人口基础上要发展现代工业经济会远比中共改开时期更困难。 如果想走类似“改开中国”的发展道路,这类国家就难免要与欧美国家和第一类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与之和平共处,接受产业链逻辑渗透——因此新政府首脑就会承受将此新生伤害链国家和平转型为产业链国家的政治压力。 如果坚持伤害链逻辑,这类国家就只能走朝鲜式的发展道路,在周边邻国中找到财大气粗的“包养者”,以自身的人口和疆域为筹码,向需要自己支持的邻国索取足以让政权在境内维稳的资助。 中共帝国,实际上是由“红色中国”和“改开中国”这双重国格叠加而成的。 一旦中共帝国崩解,“红色中国”和“改开中国”之间的差异就再无遮掩,在帝国废墟上乘时而起的各路豪杰,则会分别继承“红色中国”的遗产和“改开中国”的遗产,在自己继承的遗产基础上分别建构新兴的产业链国家,和新兴的伤害链国家。 任何一位理性客观的分析者,都不能忽略在后中共时代,“红色中国”遗产和“改开中国”遗产将同时存在,都对后中共时代局势发展有巨大影响力这一事实。 也就不能否认,在未来的中华沦陷区内,在新的国与国关系中,产业链国家、伤害链国家和民族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分歧、利益冲突,将成为未来百年内地缘政治局势演化的核心主题。 当一部分分析者十分悲观地认定,在中共帝国崩溃后,整个沦陷区内只会有一群新生伤害链国家涌现时,他们是没有把“改开中国”的遗产及其影响力,和这些遗产对欧美列强的价值估算进去的。 但这不是事实。 过于乐观的分析者则会只考虑“全盘民主化”,只想到在中共倒台后,民主中国或者中华联邦将自然而然的成立,没有考虑到“红色中国”的遗产,包括掌握在被抛弃的中层基层手中的军警维稳资源,和被洗脑多年的大量底层人口,是更容易接受伤害链式秩序的存在。 太乐观的分析者甚至会忘记各大民族因中共暴政日益强烈的独立诉求,忘记民族国家的出现将是届时几乎一定会发生的事。 但回到现实,我们需要承认,在未来的沦陷区,在中共权贵高层弃船而逃后,上述三类国家先后涌现,并同时存在,才是大概率事件。 而不论到时你身在哪类国家,你的命运都将受到“双链争持”的影响。 因为你会在你新的祖国,被大势牵引着,和同胞们一起踏上新政权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如果新政权选择的是产业链逻辑,而你是一名伤害链逻辑的信徒,你会随着时间推移日益感受到“水土不服”。如果新政权选择的是伤害链逻辑,可你是一名产业链逻辑的信徒,事情也会一样。 只是,当你身后的祖国不那么强大,当你身边有许多选择了不同道路,也没有语言障碍的邻国,你要重新选择国籍会比现在容易许多。
当我们把关注点从“为红色中国收拾残局”转向“收捡改开中国的可用遗产”,在未来的沦陷区,什么地区会对欧美最有吸引力,什么地区更具备首先获得支援以恢复秩序的潜力,答案就呼之欲出。 而不幸被裹挟进乱世的逃生者也就可以依此为自己设计逃生路径。 在中共高层“弃船”后,秩序重建的方式大致会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由欧美列强出手,以军事介入的形式,在原本外企较密集的地区“圈”出面积不大的安全区域,保护欧美侨民和没来得及撤离的企业剩余资产。 第二种,则是各族各地独派中较有组织力的本土势力站出来发出呼吁,召集本族人手设立边界屏障,自行构建安全区。 第三种,才是与中国历史上最相似的,由手中握有一定军事资源的豪强出马,在乱世中重建伤害链,自行充当伤害链主,割据称王,并准备逐鹿中原。 在秩序重建的过程中,你会看到沿海制造业重镇中将有一部分地区优先得到欧美日韩台的强势介入和维护,因为这些地区残存的人力资源和物资,正是值得产业链国家前来收集的“改开中国遗产”,或者说“世界工厂遗产”。 你也会看到维吾尔人、图博特人抓住机会寻求独立,利用本族优于区内其他族群的组织度,在中共帝国衰亡之际夺回地区主导权。 最后,你会看到在这两类安全区之外,有现在籍籍无名的“英雄”凭自己掌握的军力,可能是残余的军警部队,可能是地方政府临时凑出的本地维稳力量,为自己占上一块地盘。 这时候,如果你是一名拖家带口的逃生者,你应该选择往哪里走呢? 很多人会直接回答说,去第一类地区。 但实际上,到时投奔第一类地区肯定没那么容易。这些地区依托于欧美列强的军力维持自身存在,能庇护的人口有限,且为防止混入太多安全威胁,他们对叩关者也会有甄别筛选。 第一类地区,实际上是处于“预备役”状态的产业链国家,它们未来几乎肯定会独立,到时身在境内的每个人,都会是在公投中有投票权的建国者。所以这些地区会倾向于接受“产业链链环”,接收一进来就能投入经济重建工作的熟练工人、熟练技术人才,和他们的家属。 如果你没有外企工作经历,也并不是产业链逻辑的信徒,不是一个合格的打工人,你对这类地区的治理者就没什么价值,因此你极有可能被他们拒诸门外。 第二类地区甄别筛选投奔者的标准很简单,你是他们的族人,他们就会敞开怀抱接纳,异族之人则一定会被拒绝。这些地区会成为未来的民族国家,他们的发展之路会是先成为民族国家,恢复其民族传统,恢复其独特语言和文化,再在此基础上完成现代化转型。 等到他们完成现代化转型之后,他们可能会象今天的韩国、日本一样,虽然不太积极接纳移民,但对异族访客仍持友善态度,但在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型之前的民族国家建设期内,他们将对异族颇为反感,保持警惕。 第三类地区,是最符合中国历史传统,会在乱世中自发涌现出来的地区。但它需要的既不是公民,也不是族民,而是臣民。在新生的小伤害链系统内,伤害链主为构建自身权威,将需要治下之民经常表现臣服,对自己表忠心,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本身就是伤害链逻辑的信徒,对这类规则适应良好,那么和需要你拿出较优秀工作技能证明自己价值的第一类地区相比,这种地方才更适合你。 但如果你有条件在这三类地区中自由选择,那么,你应该看哪项指标来选择你的道路呢? 如果你希望选定一个能让全家人长久过上安稳生活的地区,我的建议是,看经济重建的指标。 因为社会稳态的重建顺序,是政治重建➡️经济重建➡️文化重建。没有经济重建的成功,政治重建将无法在财政上长期维持。而届时哪个地区能在经济重建方面走得最快、最稳,哪个地区显然就会拥有整个沦陷区在重建方面的“先发优势”,并可凭这份先发优势拉到更多资源,成为最值得你提前抱紧的“大腿”。 在经济重建方面,第一类地区有明显优势。“改开中国”的外向型经济遗产会大多由它们继承,欧美买家也会愿意把订单交给由本国军队维持着生产秩序的安全区内企业,愿意使用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源。用产业链阵营的价值观来看,这些地区可以说是“改开中国浓缩精华版”,因为与更广袤落后的内陆地区相隔离,这些地区在人口基础、民情民俗上更接近欧美国家,在治理难度上也远低于内陆地区。对任何看重这类资源的产业链国家来说,把它们发展成可长期合作的盟友都是有利无害且极为划算的事。 它们会独立,会在欧美鼓励下独立成受国际法保护,其他国家不可轻犯其疆域的新兴独立国家,会在欧美扶持下构建起以产业链逻辑为主导,有利于产业链升级的政治制度。 第二类国家是否能顺利完成经济重建,则要看这些国家的主政者是否意识到了经济重建的重要性。 民族国家首先的关注点会是民族情感需求,但仅关注民族情感需求的政权会“走不远”,主政者需要有足够长远的战略眼光,为同胞的未来做合理规划。 仅复兴民族传统行业显然是不够的,仅夺回矿产资源也是不够的,促成整个族群尽快在经济重建过程中实现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和人口基础的现代化才是重点。 第三类国家的经济重建将最有“古韵”,可以参考朝鲜。它们会构成沦陷区治而复乱的风险。
在思考关于“后中共时代”发展趋势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了欧美的需求。 欧美需要看到远东地区出现怎样的国家?哪种情况下,欧美会愿意向远东新兴国家投放资源? 答案显而易见,欧美会希望看到在沦陷区的土地上,在中共帝国的废墟上,兴起和今日之日本、台湾、韩国一样的国家,能如今日之日本、台湾、 韩国那样能彼此和平相处,且与欧美展开长期贸易合作的现代产业链国家。 在帝国的废墟上,应兴起的,是能将其国民教育培养成一枚枚合格的产业链链环的国家,是不会把国民洗脑成满心仇恨,对政权指出的“敌人”肆意宣泄暴戾情绪的小粉红的国家。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欧美的“后中共时代应对方案”将向这个方向努力,因为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政治投资,包括军事介入和政治介入,能得到合理回报。 而与欧美已是多年盟友的日本、台湾和韩国也必然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因为他们绝不会希望自己身边有暴戾穷困的强邻。 在形势容许他们介入的时候,他们会积极介入,以便引导事态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虽然欧、美、日、韩、台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承担起维持届时陷入极度混乱的广袤沦陷区社会秩序的沉重责任,但对沦陷区的混乱置之不理,同样不可能。 所以,要推测他们的介入方式就变得很简单——设立安全区,用较少军力在区内维持秩序,并利用受自己控制的安全区内的资源将影响力辐射到邻近区域,筛选并招募投奔安全区的可用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经济,并利用已恢复的经济维持安全区运营开支,显然是最合理可行的做法。 由这些国家分别或联合设立的安全区,将成为遏止难民潮、消减人道危机和地缘安全风险的“稳定器”。 而这些安全区,又可以在形势粗定后,成为分别争取独立,最终通过公投成功建国的新兴国家地缘政治基础。 是的,在中共统治下,民间自组织能力已被阉割到近乎绝迹。 因此地方豪强很可能难以成为在地独派的主要成分。 但对于建设受欧美列强信任的新兴产业链国家而言,由原本就与宗主国合作愉快的安全区工作人员担任新兴国家首脑,由在协助宗主国维持安全区秩序的工作经历中积累了相关经验的人来主导从公投到建交的建国历程,无疑更为稳妥。 而分别由不同国家设立的安全区,彼此互不统属的安全区,最后独立为不同的国家,也就是顺理成章,符合民意的事。 当然,这也符合不希望远东地区再次出现庞大帝国的欧美列强的心意。 而当新兴国家的规模、制度、价值取向和经济基础都符合曾一力打造其前身也就是安全区的宗主国的心意,这新兴国家的经济重建就会得到宗主国的支持,并因此顺顺利利。 我能想象,欧美列强会首先考虑在哪里设立属于自己的安全区。 在本国侨民最多的地区,在本国商贸伙伴最多的地区! 哪里的台资厂最多,台湾就会倾向于“圈”哪里,哪里的日资厂最多,日本就会倾向于“圈”哪里。因为已经由本国商人深耕过多年的区域,是自己最了解,最容易掌控的地区。 特斯拉超级工厂既然在上海,上海,就极有可能被美国“圈”走。 设立安全区,是各国在中共帝国出现全面秩序崩溃,陷入剧烈动荡,权贵阶层纷纷出逃后最有可能采取的介入方式。 而以安全区为基础寻求独立,则是沦陷区各族各地从中共治下的大一统到全面混乱、分裂分治,最后到分别独立成功过程中,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这也是最容易让从动荡区域逃进安全区,好容易才过上安稳生活,不想自己的生活因“统一”出现任何变数的区内民众摆脱“大一统”执念的状况。 我相信这一切都会发生。 安全区会被设立,会因宗主国军事介入成功维持住区内秩序,会因维持住了秩序成为民众支持、难民向往的福地,而在一段时间的稳定运营后,它们会成为沿海地区独立成为新兴国家的基础。 它们会继承“改开中国”最有价值的遗产,从混乱阶段幸存下来的技术工人,原属“世界工厂”的设备、厂房和客户关系……它们会在独立后顺利成为产业链国家,被产业链阵营接纳。 因为它们拥有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本来就是整个中华沦陷区里受产业链逻辑渗透最深的部分。 但在安全区之外还会有广大区域,欧美列强的军力和维持秩序意愿都是有限的,他们不会去接管整个沦陷区。 没有被欧美列强“圈”走的区域,原本产业基础就薄弱的区域,将在混乱中挣扎更长时间。 那些区域中的一部分可能会被新生的小伤害链收入囊中,被建成理念和制度更接近原始部落的传统国家。另一部分则会向产业链阵营靠拢,效仿基于安全区构建的新兴国家的各种做法,走同样的独立流程,并据此争取产业链阵营的支持,成为前者的商贸伙伴。 哪些区域会走哪条道路,将由那时的政治条件和人口基础决定。 物将以类聚,人将以群分,在混乱阶段,人们会竭力与观念相近的人抱团取暖,认知会以决定你投奔方向的形式决定你的命运,南下的和北上的,往东的和往西的,将各归其所。
后中共时代一定会到来,这是没有疑义的事,因为就算中共可以用枪杆子压服所有反抗,它也不可能用枪杆子替代车床、犁头,在底层互害烈度趋向极致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生产秩序。 尤其在经济基础已经从传统农业变成外贸、工业的今天,徒有枪杆子而无法生产、无法销售的国家,只能在存量资源消耗殆尽后破产。 而在存量资源完全消耗光之前,这样的国家,从民众那里再压榨不出油水,由于社会混乱也保证不了权贵高层们人身安全和生活品质的国家,就已会被骄奢了一辈子的二代三代们放弃了。 崇祯会殉国,但赵佶那样的,能跑早就跑了,他会不知道吗?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明显是在巴黎做个风流浪荡的艺术家。 这个烂摊子会被把资源掌握到最后一刻的他们放弃,在他们放弃后,中层和基层就象古代被主将抛弃的残兵剩勇,只能加入流寇大军。 而你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要怎样收拾残局,怎样在这样一片遍布流寇,生灵涂炭的土地上重建秩序。 介入的时间点是清晰的。当民生凋敝到极致,秩序混乱到极致,早已没什么理想的红二代红三代们也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并纷纷离场,在这片被放弃的土地上,将不会再有人阻止你重建秩序的努力。 相反,想活的人会追随你,如果你给了他们不再继续做流寇也能活下去的希望。 欧美列强也会支持你,如果你能在帝国废墟中扒拉出“改开中国”的遗产,并让他们看到与你合作可能获得的利益。 到那时,已离场的红二代红三代不会回头和你争夺这个烂摊子,因为最知道这摊子有多烂的正是他们。 到那时,有可能和你争一时之雄长的流寇头目,能选择的发展道路也并不太多——除了与欧美合作恢复生产恢复经济还能怎么办?徒有枪杆子,子弹打光,枪不也得当烧火棍吗? 而到那时,你是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的,这片土地受伤害链逻辑浸润太深,绝大多数人一想到重建秩序,下意识就会去想怎样重建伤害链式的秩序,怎样树立无人可以挑战的权威,怎样打造一套新的洗脑话术再次阉割民众。 但你不能做出错误的选择。 因为再次构建起伤害链式的秩序,意味着你无法为恢复产业链经济基础提供适合的政治环境。 在这片废墟上,在中共帝国溃败后的残局里,你从一开始就需要目标明确,把所有资源都投向“建设适合产业链经济基础恢复的政治环境”,都投向建设现代化产业链国家,象今日之台湾、韩国、日本那样能和欧美长期合作的国家。 不论你是维吾尔人还是图博特人,是粤人还是闽人,在为“后中共时代”做准备的时候,你都需要围绕着重建经济的需要去规划你的政治图景,而且你需要为重建经济做长远打算,需要考虑到在初步重建生产秩序后源源塑造出能适应产业链生产环境的新一代人口。 所以你不能选择“传统农业”或“传统畜牧业”、“传统渔业”等与旧时代政治秩序更相适配的经济类型。 你需要直接选定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将自己的国家打造成培养技术工人的基地。 反正“技术工人”正是你较大概率能从帝国废墟里扒拉出来的“改开中国”遗产。 那8400万城市轻骑兵里能幸存到重建时期的人,就是你要争取的人。 你要做的,是在顺民的尸骨上重建希望,和曾经沦为暴民的同胞一起。 一起打造容许良民存在的国家,一起打造容许公民存在的国家。 你要应对的是活到那时的,与今日掺杂太多顺民时完全不同的“国民性”,你要应对来自已患PTSD的幸存民众的种种质疑。 这是个艰巨的使命。 而你承担,承担红二代红三代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使命,拥抱满目疮痍和一路荆棘。 是的,如果你不愿意,现在撤还来得及。 做建国者不是那么轻松的事。 一步走错,你可能会身败名裂。 更令人戒慎恐惧的,是你可能会因自己的错误害死许多人。 我想,在当前的海外民运圈里,很多人还没准备好吧? 人们常把事情想得太容易。 但历史的洪流会裹挟着每个人的命运一路向前,无论你是否想要逃避。 后中共时代一定会到来,而你也一定要应对,不是以有准备的状态应对,就是以无准备的状态应对。 如果你身在高层,你可能是那种及时逃逸的幸运儿。如果你身在基层,可能会因被抛弃成为暴民泄愤的对象。如果你已加入城市轻骑兵,大约能在混乱中为自己多博取一线生机。如果你身在海外,可能你有一边担忧“排华”一边围观的资本。 但不论你是谁,在哪里,你都将迎接这新时代的到来,将见证这一切剧码的上演。 或者在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时候,成为这历史戏剧局中的演员。
“枪杆子出政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新时代,是“枪杆子”、“钱袋子”和“笔杆子”三足鼎立,三者缺一不可的时代。 而想凑齐“枪杆子”、“钱袋子”和“笔杆子”,完成独立建国的理想,独派需要用清晰的国家发展战略来争取外部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内部沦陷区民众的支持。 现阶段,有没有钱,有没有枪,有没有议会, 都还不是重点。对筹备建国的每个团队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有没有思路。 哪怕你是“统派”,道理也是一样。 当任何一个人在陷入极度混乱的沦陷区登高一呼,试图让民众“听我的”,试图恢复社会秩序时,他都难免要面对民众的质疑: 听你的,放下屠刀,我吃什么? 你需要告诉他们,你将如何恢复沦陷区经济的正常运转,你还需要在他们将信将疑放下屠刀后,真为他们提供属于“良民”的谋生之道。 你需要对如何恢复经济有想法,有思路,且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坚持做一个足够好的建设者。如此,你才能不辜负机遇,不辜负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每个支持者。 这是历史对你的考验。 海外民运圈有多少人意识到了,又有多少人准备好了去经受这样的考验? 在统派里,有多少人做了准备,在独派中,又有多少人做了准备? 我想,这才是值得担忧的问题。 中共对“后中共时代”是全无准备的,美国人的准备和思考才刚刚开始,海外异议者的准备,有没有比他们更充分呢? 墙内的异议者们,限于环境,不要说为建设做准备了,就连展开相关讨论也无法做到,就连思考都受到各种限制和干扰。 生活在海外华人社区的各路“英雄”,当然,也都有自己的生活,都有自己的顾忌和局限。 包括独派,我也已经观察到许多人仍在“寻找史料论证独立合理性”这一阶段,并没有想过,在中共政权必然的崩溃发生后,要如何用一步一步具体的努力,去将自己的理想化为现实。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你没有准备,会发生什么事呢? 大概率会发生的,首先是别人抓住机会,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历史将等待,在大规模死亡中,在尸山血海的累积中等待有人最终准备好。 我知道,即使在反对中共暴政的人群里,也有太多人正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对“钱袋子”、“笔杆子”的作用相当轻视,虽然现在早已不再是地理阻隔为主导的时代,虽然到了今天,外部环境的力量已不容忽视,而对“钱袋子”、“笔杆子”争取外部资源的作用若不加重视,反对派极易让自己沦为流寇。 这一切风险,都是现实。 承担风险的则是沦陷区亿万血肉之躯。 历史舞台的大幕正缓缓揭开,在悲壮的序曲中,无数生命将星辰般殒落。 一切将会发生。 后中共时代一定会到来。 没有准备的人将只能指望别人已做的准备,不论那些准备多么粗陋仓促,多么荒谬不经。 没有准备好稳妥可行建国方略的人将只能把历史机遇拱手让人,让自己的命运,和自己所关心的那些人的命运,操诸他人之手。 现在,就是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不论你是统派还是独派,要为后中共时代做哪些准备,你现在就要下决定。
经济崩溃和文化崩溃是政治崩溃的前提,在处境和想法没有改变之前,人们不会改变行为,不会由顺民变成暴民,也不会由臣民变成公民。 仅有处境的改变而没有想法的改变,政治崩溃也不会发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大规模死亡事件发生之后,也就是想法最顽固的人死掉之后,剩下的人才会起来造反。 但在通讯技术发达、识字率更高的现代,即使是最“忠诚老实”的底层,想法也远比古代更容易改变。 这就是时代的差异。 在古代,同样经历改朝换代的底层们往往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承受更多苦难,见证更多死亡,才会普遍改变其想法,让社会抵达“文化崩溃”的门槛,不再把忠诚于旧政权,绝不造反,“死也要做大清的鬼”当成信条。 但在现代,同样程度的想法改变是会快速发生的,文化崩溃,或者说民众对现政权的忠诚度的坍塌,是会在经济崩溃发生后,在个体处境普遍恶化后迅速发生,并借助各种社交媒体、大众信息传播工具,激发“羊群心理”,令大众行为的改变形成风潮的。 ——所以中共国的政治崩溃将比许多人预想中更早发生。 在“三年清零”末期,社会心态的崩溃事实上已发生过一次。各地高举白纸的年轻人和在武汉、广州开始冲击封控屏障的外来人口之所以令中共震骇畏怖,正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全面骚乱即将发生的预兆。 是的,“中国人不反抗”。 但远比今天的亿万民众更顺服、更愚昧、更麻木不仁的中国古代臣民们也颠覆过那么多煊赫的皇朝了。 何况今天,8400万城市轻骑兵正蓄势待发,底层互害从零星偶发到成行成片只有一步之遥。 而站在这8400万城市轻骑兵对立阵营里的中共国权贵高层们,人手一张绿卡,早在多少年前已经为子孙铺好了后路,正随时准备“跳船”。 所以,在古代,会耗费相当长时间才能熬过去的“政治崩溃➡️政治重建”阶段,也就是中国人谈之色变的“乱世”,在现代,不会持续太久。 欧美也不会让“乱世”持续太久,若等得太久,“改开中国”的遗产就会被毁坏殆尽,强势介入将无利可图。 但政治重建的前提,是进行政治重建的人手里有展开政治重建的资本。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中,在旧伤害链系统崩塌,新伤害链系统创建的过程中,这资本是“伤害输出能力”,是武力,是可用于镇反平乱的军事资源。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谁拥有“重整山河”的军事实力,谁就能在“人心思定”的大环境下获得各方人才、各方势力的投奔,“天下归心”,最终定鼎中原。 所以,“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中共的信仰。 但“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也是古人的经验之谈。 因为政治重建如果没有经济重建作为支撑,重建的政治秩序如果纯靠武力维持,是撑不了多久的。 在现代,在国际政治环境明显要求未来的沦陷区新政权在帝国废墟上创建出现代国家,产业链国家的情况下,展开政治重建的资本就不再是“伤害输出能力”,不是在中共权贵跳船离场留下的巨型烂摊子里,四处镇压平乱的能力。 至少不单纯是。 在新时代,面对那8400万除了啸聚哄抢已没有其他生路的城市轻骑兵,想成功进行政治重建的建国者们,要做的是让陷入混乱的社会重新看到希望。 看到经济重建的希望,看到每个人的生活被重新建设起来的希望。 看到在“改开中国”的废墟上,在“世界工厂”的遗址上,涌现出允许产业链逻辑成为主导的全新政治秩序的希望。 而这希望的唯一来源,就是新政权打明招牌要与老牌产业链国家深度合作、长期合作,就是新政权准备以贸易为立国之本。 就是完全摒弃中共曾经的经济政策思路,敞开怀抱迎接外资外企大量进入。 就是新政权将走一条被二战后的日本证明过走得通的国家发展道路,专注于经济重建,不再寻求增强自己的伤害输出能力,不再坚持追求“大一统”。 每个希望早日看到沦陷区光复的人都应该懂得,这样的新政权,才是能同时赢得欧美列强信任和亿万民心的新政权。 才是能获取足够资本支持,最终成功在沦陷区完成政治重建的新政权。 所以,“后中共时代”应对方案,首先应该是一个以经济重建为核心的,让政治重建围绕着经济重建的需求展开的可行方案。 现实是,你若要在未来的沦陷区展开经济重建,绝对绕不开与欧美列强的经济合作,但想与欧美列强展开经济合作,想让欧美企业、欧美投资人再次甘愿把资源投放到你控制的区域中来,你就需要为他们打造一个具吸引力的政策环境。 一个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四大支柱撑起来的政策环境。 一个让每个前来投资的欧美企业、投资人都感到自己有充分安全保障的政策环境。 这,就是你在思考建国方略时应清晰化的国家愿景。 每个独派,都需要明白,自己去打造的,必须是一个能让欧美列强“放心”的国家,一个能让外企“放心”为国民提供工作岗位的国家。 沪独、蜀独、晋独、粤独、闽独都需要对这个问题有足够清晰的认识。 维吾尔人、图博特人、南蒙古人也一样。 因为我们需要追求的不仅仅是独立,还有繁荣,因为唯有繁荣,唯有允许整个族群摆脱匮乏预期,摆脱自我阉割的巨婴文化的繁荣,能让独立长长久久。
运用“六部曲分析法”来估算中共政权崩溃的进度,我们能比较容易地分析出,当越来越多底层陷入朝不保夕的经济困境,在“饥寒起盗心”的边缘苦苦挣扎,勉强维持着“顺民”的节操,中共国社会离社会秩序突然大面积崩溃就已不远。 因为常识就是,处境会改变人的想法,最终会改变人的行为,顺民最终变成暴民。 让我们再次梳理一下“六部曲分析法”。 社会从前一个稳态向后一个稳态的切换,总是会经历这六步的: 经济崩溃 ⬇️ 文化崩溃 ⬇️ 政治崩溃 ⬇️ 政治重建 ⬇️ 经济重建 ⬇️ 文化重建 这六步对应的实际上是微观的个体生活状态演变,即: 处境改变 ⬇️ 想法改变 ⬇️ 行为改变 ⬇️ 新的行为 ⬇️ 新的处境 ⬇️ 新的想法 这种人性层面的对应,是“六部曲分析法”有效的根本原因。 是的,这个分析方法非常简单,但它有效。 它能让我们通过对中共国多数普通人经济状况的了解,通过对今天仍是顺民的那些人何时会变成暴民的预测,来预测中共政权的崩溃时间节点。 它能让我们拨云见日,通过对中共高层“想法”的分析,意识到中共政权早已为自身的政治崩溃准备了前提——统治阶层内部的文化崩溃早已发生,高层的想法就是船要沉了就跳船,“满朝文武藏绿卡”就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据,而在全面溃败发生时,没有人会留下来坚守阵地,没有人会“殉国”,没有人会“君王死社稷”。 这些是普通人很少会去想,但仔细想来却很靠谱的推断。 现行维稳体系实际上已经是中共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这道防线正因财政枯竭被迅速削弱。 就象正陷入困境的无数底层民众家庭经济状况,那一点微薄的存款,作为这些底层家庭应对各种天灾人祸的最后一道防线,随时会被一场急病、一次失业、一场洪涝、一次来自城管的横蛮施政击穿。 也正如一些曾业绩光鲜的企业家的安全感,会随时被一次远洋捕捞击溃。 中共国现在正处于经济崩溃和文化崩溃的进程中。 大部分人的处境都不好,这处境正在改变他们的想法。 虽然拜中共维稳宣传所赐,顺民们就算想法开始改变了,也大多会把输出伤害的目标设定为其他顺民,但底层互害只要达到一定规模,同样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因为治安混乱到一定程度,哄抢、骚乱频繁到一定程度,社会经济将无法继续运转,其结果,会是越来越多人进入被动失业的状态,很快都坚持不住“不偷不抢”的原则——一些人的崩溃会造成更多人的崩溃,最终形成无法遏止的连锁反应。 这样的连锁反应,不是反抗,只是骚乱,却比思路清晰政治诉求明确的公民抗命更难镇压,在大众经济处境未曾改善前,当局绝无可能靠军警将之平息。 而铁一样的事实是,大众的经济处境不可能在中共政权倒台前得到改善。 因为中共不可能为恢复经济提供必要的政策环境,不可能再次取得欧美的信任,不可能再次找到象曾经的“改开”、曾经的“入世”、曾经的“取消清零”那样令沦陷区经济死而复苏的灵丹妙药。 所以民众的处境将毫无悬念地持续恶化下去,民众的想法也因处境而改变,对中共的宣传从迷信变成嘲讽,即使他们并不认为反抗有用,即使他们面对强权会一直懦弱到死,他们对中共“铁桶江山万万年”的信心也会逐渐动摇消失,由此,对“做个顺民”这件事的坚持,也会消失。 穷生盗。 盗贼蜂起之日,就是能容许经济勉强运行的社会秩序彻底崩毁之时。 就是亿万沦陷区民众的命运被重新洗牌之时。 最信任中共的那些人,对盗贼蜂起,暴民肆虐的那个阶段毫无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的人,会用生命献祭自己的愚蠢。 从政治崩溃,到政治重建,这中间当然会有个过程。 因为从中共权贵确认局面无可挽救,弃船出逃,到欧美列强以人道理由强势介入,在“红色中国”不再成其为障碍后前来接收“改开中国”的遗产,这中间会有个过程。 熬不过这段时间的人,将无法见证未来的繁荣。 他们会在骚乱中死去,在饥饿中死去,在绝望中死去,在沉迷了一生的中国梦破灭之时死去。 救援只会在他们死后到来。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如果没有足量的死亡,中共权贵就不会主动弃船,欧美列强也会没有充分理由强势介入一个曾经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 但王朝周期律告诉我们,大规模死亡事件一定会发生,几千年来一直如此。经济规律也告诉我们,没有彻底与旧秩序决裂的政治变革,没有允许经济再次恢复的政策环境和外部市场环境,中共国经济既不可能复苏,也不可能维持。 而经济要复苏,秩序要重建,普通人的生活要回到“正常状态”,只能在政治的“破而后立”之后。 只能在中共这个“政治恒大”破产之后,在其破产清算,资产重组之后。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只能等待,等到六部曲的第四步政治重建让人们重新看到希望,等到六部曲的第五步经济重建让绝大多数被迫沦为暴民的底层再次“从良”。 然后,我们才有机会,用经历过整场震荡的幸存者的血泪经验去做第六步,去进行文化重建,去创造出一套能协助新稳态维持下去的文化观念,去打磨出一套能帮助我们把自己保持在可接受处境中的想法。 我希望你能记住这“六部曲分析法”。 因为在未来的黑暗时期内,在无法上外网,无法得到援助的时间段里,这也许是唯一能让你在黑暗中坚持到天亮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