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困境

人类文明的演化在本质上是什么? 是以提升算力为族群竞择赛道的社会性动物,在形成自组织网络后,凭着已获得的算力不断自我优化。 是由人脑组成的智联网络持续百万年的自我改进,是对永恒命题“何为最佳生存策略”从未停息的追问。 “匮乏模式”是智联网络在生产能力低下的文明阶段找到的最优策略。 但我们知道它不是终极答案。因为“繁荣模式”已然出现并正在取代它。 繁荣模式终将取代匮乏模式。 就象汽车取代马车,象所有更先进的技术取代它们的前辈。 在我们思考任一国家、族群的未来时,这个国家、这个族群作为人脑智联网络,同样会持续追问永恒命题的答案,同样会凭着现有算力去竭力“算”出自己当下的最佳策略,是我们决不能忽略的事实。 我们需要明白,红N代群体也在竭力“算”出属于他们的最佳策略。改开受益者们也在竭力“算”出属于他们的最佳策略。 具体到中华沦陷区的每个人,从习近平到正跑滴滴的负资产,人人都在凭有限的思考能力,竭力算出属于自己的最佳策略,选择自己人生的方向。 当我们想更准确地推测这国家、这族群的未来时,当我们想更准确地判断某个群体“会怎么做”时,最值得我们考虑的,就是这个群体的算力极限。 不是某个人的智力极限,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人脑智联网络的算力极限。 当我们应用这一规律去思考美国、欧洲的未来时,答案很清晰——不论目前你因川普的施政、美国的党争、各国的“右转”产生了多少对老牌民主国家的担忧,以欧美社会作为人脑智联网络目前已取得的算力优势,继续进行自我优化,因自我优化在或长或短的徘徊尝试后,重新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策略,将是自然而然的事。 很多人误以为擅长“纠错”的是民主制度。 但真正擅长纠错的,从来都不是制度,而是人,是成功发挥算力优势,“算”出了更优策略的人脑智联网络。 民主制度的功能,只是通过保障信息流通,令群体智慧不致被某些个体智慧压制,通过避免“武大郎开店”,容许一群能分享情报坚持讨论的人,最终拿得出比某一个身居高位者更切实可行的策略。 民主制度只是人类文明在持续演进的过程中找到的,令人脑智联网络能发挥更高算力的“网络布局方式”。 真正令较先进国家、较强大族群致胜的,是这些人脑智联网络相对于竞争者的更高算力,是那些坚持捍卫言论自由的社群,因众人能分享情报和观点,能持续讨论协商,能有意识地相互妥协来达成共识,而成功发挥出的,比让“定于一尊”的独裁者做智力天花板的社群更高的总算力。 民主制度是怎样从无到有的? 更合理的、更能避免内耗的社会权力格局是怎样出现的? 是算出来的。 是聪明的前人通过反复思考和反复试错成功找到的人脑智联网络布局方式。 一切越来越高效的人力资源组织方式,都是在族群竞择中,被“算”出来,试出来,一路赢出来的。 是当一群聪明人试着让自己所在的团队更聪明时,被探索出来的。 是自组织的人脑智联网络自优化的结果。 是这个社群继续进行自优化的过程中,当前呈现的状态。 一个顺理成章的推断,是这个社群既然一直在自优化,一直在提升自身算力,它当然会继续提升下去。 它当然会因算力的继续提升,不断在对永恒命题的运算中得到更优的答案,找到更优的策略,并允许自己作为群体,拥有更好的执行力。 因此欧美国家会“纠错”,会在旧的群体行为策略不再是最优策略后,在经过七嘴八舌的讨论,经过困惑、质疑后,找到新的最优策略并执行之。 也因此,我们完全能对中共国的局势做出准确预判,能确定,从红N代到改开受益者群体,都无法“算”出旁观者眼中的最优策略并顺利执行。 因为作为人脑智联网络的红N代群体,无法协力同心,无法坦诚相见,无法达成共识,无法进行合作。他们是一群因为各怀异心而不可能发挥出团结起来理应发挥出的算力的人,他们实在太习惯于互扯后腿,太习惯于零和博弈。 改开受益者群体也是一样。 当这些人站到一起时,他们就无法发挥出超过一个人的算力。因为他们太习惯于内卷、内斗、内耗,太习惯于把彼此当成假想敌。 他们救不了中共国,他们无法为面临危机的帝国“算”出当前最优策略。因为每个人都能下意识感觉到,这么做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也因为在寻求“算”出最优策略所需的真实信息时,信息的采集和分享在群体内部受到极大限制。 如果说,欧美繁荣国家,是一个个仍然在进行自优化的人脑智联网络,那么中共这个匮乏帝国就是个仍然在自我阉割的人脑智联网络。 前者正在继续提高社群总算力,后者正在做的,则是继续削弱社群总算力,和试图削弱社群成员的个体算力。 前者因算力提升不断找到属于自己的当前最优策略,后者则因算力下降不断找到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那么有利的策略,事实上,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中共决策层正不断找到并执行对本群体有害的策略。 面对问题,面对危机,中共决策层一直在努力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因为这就是它的思维惯性,这就是它作为把聪明才智统统消耗在内斗中的人脑智联网络,在危机面前展现的算力局限。 这份令关心民众福祉之人要吐血三升的表现,就是它的最佳表现。
中共国今天的困境,本质上是“人的困境”。 一群在改开期间出生成长的人,一群已经成为了现代工业国家经济基础的打工人,一群已经适应了现代工业国家生产生活方式的准现代社会居民,正面临要被这个国家的特权阶层强行拉回前现代生活方式中去的困境。 若不能及时醒悟,做点什么,这些人就会失去现有的生活 。 但即使没能及时醒悟,这些人也会“做点什么”,这些人会在思维惯性的影响下盲目挣扎,会一直试图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中去。 失业的人会一直试图找工作,而不是“到农村去”,去成为一个能助习近平维持红色中国的传统农民,成为一个没有介绍信就离不开户籍所在村镇的红色奴隶,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新闻、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机会毫不关心的人。 越是因中共的宣传洗脑看不明大势大局的人,越是头脑僵化的人,反而就越无法跳出改开四十年期间形成的思维定势,为符合中共中央的需要,彻底改变自己现有的生活方式。 这些中共的“基本盘”因此会成为中共重启红色中国的最大障碍。 也会成为不论哪个政治派别,只要向他们许诺“能恢复改开时期生活水准”,就能争取到其支持的待用棋子。 在中央与地方的争斗中,在财政危机、资源争夺的关键时刻,各方都需要争取的人口基础的价值取向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四十年改开在人口基础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既有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价值取向,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大部分中共国人,尤其是跟着中共走的那些人,都极为缺乏创新能力,因此他们只能路径依赖。 改开时代的人生经验将成为他们唯一的“参照”。从伤害链系统的底层走向产业链,牵住产业链伸来的橄榄枝爬出极度匮乏的泥沼,这样的经验是他们唯一懂得的经验,因此,“重走改开路”,将是未来中共帝国走向崩解,各方势力“争取群众”时,唯一能说服他们,让他们心动追随的话术。 甚至不论使用这话术的政治派别内心是怎么想的。 因此,在不久后的将来,甚至在当下,在中共内部政争如火如荼之际,“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都会是最具吸引力的口号,是任何争权者需要高高打起的旗帜。 这是我们独派需要看清的。 我们不是只满足于在网上空喊口号的理论家,我们是行动者,我们是竞争者,我们是将用自身的实干倒逼其他竞争者“抬高逼格”的建设者。 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民族建构”。 不能满足于把独派的建国理念,限定为一个个传统民族国家的建构。 虽然“民族发明”也是重要的,但现代国家首先是法律概念,是政治建构,而不是文化建构、地理建构和血缘建构。 尤其在中华沦陷区这样的政治现状下,在党文化、大一统观念通过多年洗脑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我们更需要明晰独派的建国理念——是为现有的经济基础,为现在活着的这些打工人,构建符合其需求的政治秩序。 是打造现代国家,而不是打造民族国家。 是接纳一切愿意宣誓效忠我国宪法的人成为我国公民,而不是以血缘、籍贯、语言能力为能否成为公民的衡量标准。 上海共和国的公民,一定要是“上海人”吗?不一定,欧洲人、美国人,愿意来的都可以来。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出发,我们能想象,未来的上海共和国需要和周边哪些邻国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日本、韩国、台湾、江浙,都必须是我们的友好邻邦,欧美的支持更绝不可少。 为此我们显然需要承认多重国籍。 让任何一个已经取得欧美国籍的上海独立支持者,任何一个同时也在争取其他地区或民族独立的上海独立支持者,能永远是我们的一分子,永远和我们并肩作战。 也让所有现居海外已获得现居国国籍的上海人成为我们潜在的支持者。 因为我们是一群试图“解决人的困境”的人,而让上海独立建国,是我们在尝试解决人的困境时,拿出的可行方案。 真正的独派,真心想让自己关心牵挂的族群,想让自己关注的地区获得自由的人,需要关注和思考的,永远是“国人的困境”,是如何才能让我国民众摆脱现在的困境,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为我国民众打造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环境。 因为只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独派的理想才有落地实现的可能。 我们需要争取上海民众的支持。 我们需要争取的不仅是海外上海人,还有在地的上海人。我们还需要把现在仍跟着中共走的那些“基本盘”视为我们将争取的对象,去为所有潜在的支持者设计建国方案,一个对他们有吸引力的,能助他们摆脱当前困境的方案。 上海独立,对很多人来说是天方夜谭。 但如果连上海都不能独立,如果连仅在上海这一隅之地建构起一份能平稳持续运转的现代国家政治秩序都是不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在整个中华沦陷区建构起那样的秩序就更让人无法想象。 在中华沦陷区,“人的困境”正越来越凸显。 但不论在海外还是墙内,正聚焦于这些人的困境的思考者和行动者还是太少。 不论在统派中还是在独派中,从为现存经济基础设计适配政治秩序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动的人,还是太少! 在沦陷区即将改朝换代的时刻,在历史正向人类发出试卷的时刻,执笔答题者的稀少,将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