蛆国底层最悲摧困境是什么? 是被困在两种文明稳态的夹缝之中。 当文明只有一种稳态时,当社会只能在伤害链系统的构建、维持和崩溃中循环时,底层的命运总是确定的——要么在王朝周期律的上半场吃一点时代红利,多生多育,抓住机会多繁衍些后代,要么在下半场流离失所,易子而食。 但今天,文明有两种稳态,而且技术普及令绝大多数国家都实际上处于两种稳态的叠加或者说暧昧状态。这些国家都既现代又古老,其生产生活方式中既有现代的部分,也有古老的部分,人们从观念到能力,都既现代,又古老。 于是事态走向也变得晦暗不明。 这种处于叠加态的社会在危机中,需要连续经历两场崩溃,才能重新找回自身的确定性。 这就是蛆国牛马的尴尬处境。 按照王朝周期律,当现政权无法保持既有的伤害力落差,由现政权维护的旧秩序就会崩溃,旧秩序对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压制会因此短暂放松,使新的伤害链系统能生长起来,成为秩序供应者,重建伤害力落差,重建伤害链稳态。 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驯服的底层牲人会大规模死亡,只有不那么驯服的人才会因幸运、勇敢、头脑灵活等原因幸存,并因太驯服的牲人已死去,成为人口主体,成为有能力有意愿有勇气创造新秩序的逐鹿群雄。 “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群雄逐鹿,定鼎中原。”这是在历史舞台上曾一次次重演的戏码,是我们熟悉的戏码。 在这熟悉的戏码里,“民不聊生”是社会崩溃的前提,底层的大规模死亡造成的人口成分改变和顺民心态改变,是事态发展无法绕过的阶段。 不走到这样山穷水尽的绝境,伤害链社会就无法“破而后立”。 没有“破”,就没有“立”,若顺民没死或死得不够多,旧秩序统治基础就仍然坚实。 但到了现代,在每个包含了叠加着的两种稳态的国家里,社会在走向上述山穷水尽的绝境前,都需要先经历一场产业链稳态的崩溃。 在大规模死亡之前,在走进最古老的困境,在被迫颠沛流离易子而食之前,人们要先经历一场属于现代人的崩溃,先经历萧条、失业、骚乱,先经历一场国家维稳系统的漫长破产。 放在蛆国,就是说,人们要先经历一场“改开中国”的崩溃,接下来才会看到“红色中国”的崩溃。 在连续发生了两场崩溃之后,“破”才会结束,“立”的空间才会出现。 目前你们看到的蛆国社会的种种末日征象,还都只是“改开中国”的末日征象。 还不是“红色中国”的末日征象。 民怨沸腾不等于民不聊生。 今天,民众还没有山穷水尽,顺民还是人口主体,旧秩序的基础仍在,王朝更替的前提还没有达成。 人们正在失去生活,但他们还没有失去生命。 所以,如同古代王朝更替时那样的社会剧烈震荡并不会在短期内到来。 剧烈震荡只会在“改开中国”的余荫消耗殆尽后,在属于“红色中国”的那半场剧目里发生。 如果说“红色中国”的崩塌是场干脆利落的死亡,是“重新投胎”,“改开中国”的崩溃就是一场漫长的活罪。 每个底层顺民都会在“改开中国”漫长的崩溃过程里把过去积攒的资源消耗掉。 他们会一点点的失去生活,一点点的失去希望,一点点的,在挣扎中,无可挽回地失去他们最宝贵的东西。 直到他们最终死去。 他们是不可能看到新秩序的生成,看到新时代的开启,看到新政权的建立的。 因为他们的死,正是社会变革开始发生的前提。 如果没有任何外力干预,一个已经获得过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处于两种稳态叠加状态的国家,不连续经历两场崩溃,是不会有机会依照王朝周期律的基本规则“破而后立”,迎来旧秩序的崩塌并生成新秩序的。 而且就算最终旧秩序崩塌了,新秩序生成了,生成的新秩序也多半是伤害链式的。因为在连续经历两场崩溃后,社会仍能保留的建设性力量通常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门槛更高的产业链式秩序的建构。 但如果有外力干预呢? 情况就会不同。 蛆国底层牛马今天的困境是什么? 是他们正被困在“改开中国”的萧条、衰落过程之中,而只有“改开中国”遗下的资源彻底耗尽,残留的影响力完全消失,原本靠“改开中国”承担的维稳任务被移交到“红色中国”手中后,他们才会迎来改变,他们所受的漫长活罪才会走到尽头,绝大多数人的处境才会从“煎熬忍耐”变成“忍无可忍”,然后,一切才会图穷匕现。 那时,“红色中国”会快速崩溃,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王朝更替会再次发生。 如果没有人干预这个过程,没有人创造另一条道路,牛马们就只能沿着连续经历这两场崩塌的命运之路走下去。 并且大部分最温顺的牛马只能在黎明前就死去。 除非有人从外部输入秩序。 除非在“改开中国”完全消亡,“红色中国”成为主导之前,有人能直接跳过这漫长的死亡过程,为已经花费四十年时间向产业链转型的社会人口基础和经济基础,“配”上一套产业链式的秩序。 给他们“配”上一套牛马们自己无力生成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 用这种方式,进行一场“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硬生生把处于暧昧状态的社会拉进文明新稳态。 但这会被说成“侵略”。 如果这些动作是由美国,由欧洲,由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进行。 世界一直在坐视伤害链底层的困境,并以此为正义。 如果我们不去“侵略”蛆国,不去完成“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人会这么做。
快了,很快全世界都会意识到,只进不出,只生产不消费的蛆国,是令全球经济走向失衡的毒瘤。 它不但自己不消费,还用过于低质低价的产品充斥市场,霸占全球市场上所有本可投向本地小微企业产品的消费力,令全球所有企业都只能被困在低质低价的竞争赛道上一起“卷”,令各国本地创业者难以起步。 在每个行业它都在改变规则,扭曲规则,利用自己的低道德优势获取暴利,并利用自身的国家地位镇压异议,阻止调查,最终使各国的民间竞争者都不得不效仿它的做法。 多少进入中共国的企业被迫学着“搞关系”,学着做假帐,说假话,多少“中国问题专家”被迫学着回避敏感议题或是只发表能得中共欢心的论著。 蛆国,它是芬太尼的源头,也是各种认知战素材,各种阴谋论调的源头。 它声称自己“不输出革命”,却不惜工本给地球村里每个燃起烽烟的地方添柴加火。 它声称自己“不输出饥饿和贫穷”,却夺走了全球各国包括欧美的无数工作岗位,令全球经济对“低人权优势”上瘾,对“中国制造”上瘾,令各国企业都染上了对能忍受非人待遇、超长工时和极低薪水的劳工难以戒断的毒瘾,使各国都难以摆脱这种根本不可持续的行为模式。 世界终将醒悟,醒悟到要恢复已失衡经济状态的平衡就要割除蛆国这个毒瘤。 醒悟到要让全球发展再次变得可持续,就要让“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不再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的制造业为何没法回流? 不是因为制造业对美国不重要,对美国的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人口基础的培养不重要。 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国家经济体系已经对“血汗工厂”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上瘾,对过于廉价,廉价到无法支撑人口代际更替的劳工价格上瘾。 为什么每个专家都在说,制造业必须“找到”足够廉价的劳工,才能回流欧美? 为什么投资人不愿向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向投资? 因为每个人都习惯了大量廉价劳工的唾手可得,大量低端制造业工程师、技术工人的唾手可得。 因为整个产业链都对“低人权优势”上瘾了。 但这是毒瘾,危害不亚于芬太尼的毒瘾。 因为要保持低人权优势,保持廉价劳动力的持续供应,要支付的是道德代价,是帮中共这样的伤害链国家“保政权”,帮暴君维稳。 同时也要承担因工人薪资不足以支撑人口更替,过低的抚养比令工人、技术工人无法把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合格工人的风险。 不论从哪个角度展开分析,你都会看到,依靠低人权优势获得的过低劳工价格是无法长期持续的,是最终会令经济失衡的。 低人权优势固然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让企业享受到透支社会人口资本带来的超额利润,让这么做的企业和国家获得相当强的价格优势,但后果是消费力与生产力的失衡,是人口的断代,是社会原有稳定发展模式在“吃光老本”后的不可持续。 改开四十年。 是整整一代20岁参加工作到60岁退休的中共国制造业工人的整个工作生涯。 是在60年代的饥荒和动荡中出生的那一代中共国奴民,只要有饭吃就愿意拼命干活的中共国奴民的整个工作生涯。 “改开中国”为什么不可持续? 因为这代人老了。 新一代人,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愿景,对自己的人生对薪资待遇,有完全不同的期待和耐受力。 新一代人也许不会反抗,但他们会不生孩子,少生孩子,也会更努力地平衡工作和生活,就算加班,他们也是要“摸鱼”的。 不要说制造业能不能回流欧美了。 如果制造业的行为模式只能是在改开四十年间,全球企业都上瘾的“血汗工厂”模式,那么不要说欧美没法重建制造业,中共国本土也会因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法继续保持下去。 全球经贸体系对“血汗工厂”模式的一场大戒断,一场因戒断反应而来的痛楚,迟早要发生。 农民工的儿女,没法继续做农民工。 现在还能做、肯做的那些年轻人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啃老”维持着的,问问他们,问问他们的父母是否仍漂泊在各地,赚取微薄的收入,你就清楚了。 再问问这些穷二代们能生多少孩子,能给孩子怎样的未来,你就更清楚了。 欧美的制造业没法回流。 没法以血汗工厂的形式回流。 但中共国的制造业同样无法以血汗工厂的形式长期持续发展。 这种行为模式不可持续,因此已在过去四十年间与它深度绑定的全球经贸体系的行为模式也不可持续。 但由于中共国的人口体量,由于“上瘾”的企业太多,涉及的行业太广,这份不可持续虽然并不难从逻辑角度被分析出来,却很少有企业不心存侥幸,不贪恋廉价劳工血汗的甜美滋味到最后一刻。 也就很少会有企业不在最后的被迫戒断中受波及。 世界经济最终是会被迫因失衡展开调整的,市场对低质低价商品的迷恋,和劳动力市场对大量低薪低技能劳工的执迷一样会被迫消失。 因消费力的不可持续,和“低端人口”供应的不可持续,被迫消失。 人们最终会学会反思,反思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什么会对这种只能持续一代人左右的“人口红利”上瘾。 但在醒悟之前会有一场大萧条。 其规模绝不亚于Covid-19带来的冲击。因为蛆国的毒,腐败之毒,短视之毒,已渗透到全球产业链深处。
建国吧。 让我们名正言顺的拥有军队,去拦截36年前在长安街上隆隆行进的坦克,把王丹的同学从枪口下救回来。 让我们能象以色列营救人质那样派出特种部队,救出黄之锋,救出编程随想,救出彭载舟。 让我们能象乌克兰人一样英勇地战斗,象乌克兰一样寻求国际援助。 或者至少让我们能象台湾一样据守海峡。 建国吧,我们需要拥有这种足以抵御暴君的,建制性的,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维权凭据。我们不能止步于建党,不能永远停留在以中共帝国海外逸民,以被帝国放逐的孤臣孽子自居的尴尬境地。 蛆国不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不止是异议者。 我们是被那个蛆国认证过的“国家的敌人”,是国与国争战中的一方。 当我们需要维护不被蛆国承认的权利,需要维护生而为人的权利,并因此被蛆国贴上“汉奸”、“反贼”、“美分”、“邪教”、“恐怖分子”、“港独黑暴”的标签,指为“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的罪犯时,除了高竖反旗,用争取独立建国来展示决心,我们已别无选择。 而且我们有资源。 被蛆国逼到绝境的每个人都会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今天还没有军队,但手握兵权的人会加入我们,我们今天还没有金融,但手握财权的人会加入我们。 已被蛆国贴上“敌人”标签,和将被蛆国贴上“敌人”标签的人,没法不加入我们。 被贴上标签的人已越来越多。 因此我们的队伍正越来越壮大。 海外华人将不得不加入我们,在他们既受到现居国的怀疑,又受到中共的污名化,被诬指为“间谍”之后,不论是长居海外的移民还是暂居海外的留学生,都将不得不“选边站”。 沦陷区内的牛马也将不得不加入我们,“红色中国”正在膨胀,挤压着“改开中国”残留给他们的生存空间,为了争夺日益稀缺的生存资源,人们只能从“官逼民反”到“官逼吏反”到“官逼官反”。 必然受中共过剩产能冲击的国际社会,各国政界商界也会发现,他们只能加入我们,因为面对蛆国的威胁,谁都不能束手待毙,而还手,就意味着被贴上“蛆国敌人”的标签。 最终整个世界都会是蛆国的敌人。 Covid-19病毒的全球传播和巨大危害,只是源自蛆国的全球安全威胁中,不那么可怕的序幕。 更可怕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揭露。 以蛆国为源头向全世界各国输出的腐败,输出的愚昧,向各个领域输出的“假冒伪劣”,财务造假,学术腐败,对供应链的恶意操纵,对网络平台进行的渗透,对舆论氛围的蓄意毒害,低质低价营销策略对欧美小微企业创业者的隐形打压,这些手段中的大多数还没有被觉察。 但这些手段造成的危害足够巨大,终将大到无法掩盖。 人们终将认识到,蛆国,是世界之癌。 蛆国,则会与世界为敌。 而在蛆国与全世界的争战中,我们当然会站在前列。 不会再有暧昧不清,不会再有摇摆迟疑,我们将不再需要区分“爱国”和“爱党”,我们只需要决定,是爱蛆,还是爱人。 我们是建国者,是决意推翻蛆国的统治,决意在从蛆国那里夺回的土地上亲手创建自己祖国的新兴国家公民。 我们既不忠诚于“红色中国”,也不贪恋“改开中国”留下的繁荣虚影,我们不是中国人,我们不属于“中华民族”。 在需要维权的时候我们不会跪下,不会向蛆们哀求,不会再幻想在蛆国的宝座上高高稳坐的只是个听力不大好的明君,不会再幻想有哪个青天大老爷来拯救冤民。 我们是未来的上海共和国的公民。 也是未来的,中华沦陷区土地上所有新兴国家联盟的一员。 “蛆国的敌人”这罪名总有一天会成为荣耀之冠,而我们,将共享之。 从上海共和国到东突厥斯坦,到图博特、南蒙古,到巴蜀、湖湘、荆楚,到台湾、香港,到江浙闽粤,到各国的海外华人社区,到欧美国家被蛆国“认证”过的各制裁对象,这荣耀之冠,我们将共享之。 我们是蛆国的“安全威胁”,既然它这么认定了,那么我们就是。 就是它的掘墓人。 我们,曾经的牛马们,我们,这些被吸血被欺辱的,被迫失去生计,失去生活,失去至爱亲朋,失去一生想望的人,我们这些终于醒悟到所有的失去都源于自己没有祖国的人,要和所有的“蛆国敌人”联合起来,要和所有不甘失去的人站在一起,战胜那个曾经的“祖国”,夺回我们真正的祖国。 然后终于可以对36年前,长安街上的死难者说一声,“安息吧”。 终于可以在维多利亚公园重燃烛火,不止纪念“六四”,也纪念曾年复一年在那里点亮心灯的人们。 终于可以恢复上海滩欧战胜利女神的荣光,重现昔日的繁荣胜景,让远东第一欧洲城市的房价、平均薪酬和营商环境得到最坚实的政治支撑。 终于可以在每个新兴国家,在属于自己的祖国里,把曾经的奢望化为寻常。 终于可以让历史的声音拥有回响: “It’s my duty!” “Yes, me too.”
我们没有祖国。 但我们会从无到有的创造祖国,创建不逼迫我们做臣仆,把国王或皇帝或总书记尊奉在头顶的国度,就象249年前美国人曾经做过的那样。 我们是蛆国的敌人。 和黄之锋、邹幸彤、黎智英、任志强、王丹、刘仲敬、编程随想、彭载舟……那些或年轻或年长者,或知名或无名者一样,都是蛆国的敌人。 蛆国的敌人太多了,而你是否蛆国的敌人,并不由你说了算。 维权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是蛆国的敌人。据守旧屋阻碍拆迁的村民,是蛆国的敌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婴儿的家属,是蛆国的敌人。 说华为坏话的顾客,是蛆国的敌人。 亿万不想996的牛马,无数挣扎在财务困境中的房奴,那些濒临崩溃的中年人,那些正在丧失生活勇气的青年人,不时“冲塔”的网民,是蛆国的敌人。 只想保持现状不想“回归”的台湾民众,是蛆国的敌人。 上了中共制裁名单的蓬佩奥、纳瓦罗、鲁比奥,是蛆国的敌人。 不论你有怎样的“初心”,不论你是否仍在以“爱国者”自居,不论你是否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只要蛆国认为你是它的敌人,你就是它的敌人。 因为蛆国是蛆的国家,专注于维护蛆的利益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蛆国,只维护蛆的利益,对什么福建人、广东人、北京人……的利益,当然没有丝毫在意。 而你对它毫无办法,因为在这场国与国的争战中,你从一开始就立于极其不利的境地,你还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祖国。 你还没来得及拥有一面旗帜,去护卫那些已经奋不顾身在维护你利益立场的人,在你的祖国被创造出来以前已经为爱她付出代价的爱国者们。 不能再等了。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 独立,是挽救未来香港经济,重建未来香港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和从蛆国的牢狱里把黄之锋、黎智英这样的爱国者救出来的唯一出路。 申张民族自决权利,是让七百万香港人对自由的渴望,对法治传统的坚持,不再是臣仆对君主的乞怜,不再只能跪着恳求“自治”的唯一出路。 正如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建国,也是解决所谓民族矛盾,让维吾尔人能名正言顺维护自身的利益立场,能开启族群成长之路,最终找到与周边其他族群和平共处之道的唯一办法。 图博特人也一样。 在蛆国一次又一次否定“自治”、“民主协商”等相处模式,一定要用行动把本没有反心的维权者定义成自己敌人之后,在蛆国反复确认过“你们和我们不是一国”之后,除了独立建国,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为自己建构出能安居乐业之所。 而我们不可能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们只能与蛆国为敌,战斗到最后一刻,为了与蛆国为敌,为了在拼死还击后离我们自己的愿景更近一点,我们只能建国,只能让自己成长为蛆国足够强大的对手,有资格有能力参与国战,与一个国家相抗衡的对手。 我们只能以建国的形式去“保民生”、“保经济”、“保人权”。 因为其他手段我们都试过了,没用。 台湾人为什么还能拥有实行民主与法治的制度环境? 因为台湾是一个无限接近于正常国家的政治实体。 香港为什么曾经拥有独特的地位,并因这独特地位保持繁荣? 因为香港曾是一个独立法域,一个中共眼中的“独立王国”。 新加坡人为什么能走出一条和马来西亚不同的发展道路,拥有一份不一样的生活? 因为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现代国家。 蛆国已经把我们驱赶到了它的对立面。 并只给我们留下了独立建国,以国家形式凝聚力量来反抗它,来维护自身最基本的权利,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声援这唯一一条出路。 36年前,蛆国对王丹和他的同学们赶尽杀绝,36年后,蛆国对黄之锋和他的同胞们赶尽杀绝。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所有这些原本只想争取最基本的、合情合理权益的人,赶尽杀绝。 追杀到只有我们抱最大的团才能取到足够的暖的地步。 追杀到终于让我们醒悟,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如果不亲手创建出自己的祖国,我们将永无安身之所,永远只能在故乡的土地上漂泊的地步。 所以我们来了。 我们要创建能让黄之锋、任志强自由发声的国度,我们要创建能容许当年的王丹、魏京生畅所欲言的国度,我们要创建让年轻人不必血洒长街,异议者不必付出生命和自由的代价的国度。 我们要创建储户从银行能取到存款,工人能正常领到薪水,孩子不会因吃奶而中毒的国度。 我们要创建能让经济止住崩塌趋势,让民众权益得到保障的国度。 我们要在蛆国步步进逼之后绝地反击,夺回自己的生活。 在香港,扬起香港民族的旗帜,重建属于香港人的生活。 在上海,扬起上海民族的旗帜,重建属于上海人的生活。 在台湾、“西藏”、“新疆”、满洲,在江浙闽粤,在晋兰、荆楚、湖湘、巴蜀,扬起和蛆国不一样的旗帜,让蛆王深恶痛绝的旗帜,以最决绝的姿态站出来夺回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夺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中华沦陷区的民众已经到了不得不“发明民族”,不得不把独立建国当成唯一出路的时刻。 在蛆国底层至深至浓的黑暗里,这是唯一的希望之光。
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构筑生活,就象在流沙上修建大厦。 在一个把牛马们当成耗材的蛆国掏空六个钱包,押上未来30年的收入贷款买房,牛马家族几代人的努力随时会落得一场空。 为什么? 因为你的房子没有建在你真正的祖国的土地上,因为你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产权,你只是蛆国的居民,不是公民。 所以你的血汗钱只能随房价的崩塌化为乌有,你和你父母一生的积蓄只能在蛆国的制度环境里灰飞烟灭。 你在流沙上修建的大厦,会在流沙上崩塌。 除非,你能把流沙变成坚实的土地,你能把这不属于你的国度,重新变成你真正的祖国,把你的居民身份变成公民。 除非你能从蛆国手里夺回祖国,夺回你的生活,夺回你的积蓄,夺回你前半生所有的辛劳努力。 很多人是没办法移民海外的。 所以改变自己现在居住着的国家,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上海独立,唯一出路;大蜀独立,唯一出路;晋兰独立,唯一出路。 独立建国是这些人的唯一出路,是止住个人生活中正在发生的坍塌的唯一办法。 他们只能独立,建国,把脚下的土地建成现代化国家,亲手打造出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在自己的故乡,完成“移民”。 只能通过把自己的故乡“变”成和欧美一样的国家,把跌下去的房价重新拉起来,把垮下去的经济重新扶起来。 是的,要做成这样的事情不能不付代价。 但想想全世界的移民为了拿到美国绿卡正在付什么代价?为了拿到欧盟国家的居住权正在支付什么代价? 移民不是免费的,哪怕最“便宜”的走线也有不低的资金门槛。 所以想在故乡完成这一劳永逸的移民,当然也要付出代价。 但人们会愿意付的。 我们知道在中共国有多少人为了改变户籍所在地,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就肯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托人情找关系,同时还不惜工本。 人们只是还没有清晰认识到,在故乡移民,把脚下的土地建设成真正的祖国,和挽救自己正在崩塌的生活,和挽回房价挽回工作,挽回自己在改开时代针对产业链的需求累积的竞争优势,挽回自己学历、工作资历的含金量,有多么紧密的关系。 人们只是还没有意识到,一张意味着你能拥有最接近欧美国家公民权利的上海共和国的公民身份证件,和中共政权发放的居民身份证比起来,有多大的价值差距。 一旦意识到了,人们就会拿出现在追捧美国绿卡的热情追捧它,就会拿出比当年小城居民削尖脑袋钻营大城市户籍时更高的热情争取它。 利益,利益会说服每个现在自以为对中共政权忠心耿耿的牛马底层。 不需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不需要重新适应另一种文化环境,在自己的故乡就能“移民”,能从蛆国底层的奴民变成现代国家的公民,这么巨大的利益,当然能说服所有牛马支持这样的改变。 他们早就说服过自己了。 在改开时代的初期,亿万中共国底层牛马早就完成过了对“变天”的心理建设。他们实际上已经“移民”过一次了,就是从文革时期的红色中国,移民到制度环境大相径庭的改开中国。 也是从祖祖辈辈沿袭到近代的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移民”到现代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从农民变成农民工,又从农民工向城市小白领方向攀爬。 占中共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牛马,会象历史上做过的那样,毫不犹豫地抛弃对中共政权的忠诚,毫不犹豫地抛弃对“大一统”的执念,只要建国者们能让他们意识到,在天平的另一端是他们自己的生活。 在红色中国与改开中国的国格争战中,改开中国已经落败,红色中国占据了上风。 但如果你看清楚,红色中国=蛆国,而改开中国是蛆国为欺哄牛马们加倍努力干活,通过宽松施政营造的假象,改开中国=打了许多折扣的“牛马中国”,你就会看到牛马们有多么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国度,为了这样的幻境肯作多少付出。 很多人,现在就已在以改开中国的遗民自居。 已在期待一场光复。 他们会等到的。 在蛆国崩解的时刻,祖国会降临。 在蛆们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刻,在蛆的统治无以为继,蛆的维稳最终破产的时刻,还想活下去的人,和所有届时还没有死去的牛马们,会别无选择,冲向唯一的生路。 那就是独立,建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把为自己的生活构筑怎样的地基,营造怎样的制度环境的权力,掌握在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手里。 让自己的故乡成为现代国家,让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对未来的希望,建造在真正祖国的土地上。 没有任何一个经历过改开时代的中共国底层牛马能抗拒这样的诱惑。 尤其在今天,在不久后的将来,在他们正在失去改开时代辛劳积攒的一切,在房子烂尾了,孩子烂尾了,人生烂尾了,而本族本地独立建国,改变制度环境,是止住所有这些崩塌的唯一希望的时刻。 民情,民心,民意,会指向那个唯一的结局。
在中华沦陷区那片土地上,牛马们自古以来就没有“祖国”。 翻开史书,一页页写的都是底层牛马的颠沛流离,是易子而食,是无止境的挣扎,牛马们何曾有过能安身立命之所? 当然,这是伤害链国家的共性,是在文明的匮乏模式中,底层共有的命运。 直到美国横空出世,直到繁荣模式得以开启,一切才有了希望。 这希望就是,觉醒后的牛马们抛弃伤害链逻辑,归化产业链逻辑,从无到有的创造出真正的“祖国”来,创造出能容自己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现代化政治秩序,创造出一个个现代国家来。 这希望就是让维吾尔人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创造出容他们安身立命之所,也是让图博特人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从此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也是让台湾人以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身份继续保有他们艰难争取到的民主和法治,让香港人以独立建国的方式得以重振他们珍视的法治传统。 事实已经一千万次向我们证明,在文明转入繁荣模式之后,人们才能安居乐业。 只有在现代化政治秩序之下,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才能以非暴力方式解决。 所以,想要安居乐业吗? 你需要拥有一个真正的祖国,你需要让自己生活在一个能维护现代化政治秩序的国家里。 如果你无法移民,或是无法把所有你牵挂的人都“打包”带走,你就必须建国,必须意识到你的人生愿景,你对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期盼,与你生活的地区是否能建构起现代化政治秩序,能否变成或是创立起一个真正属于你,配得上“祖国”这称呼的国度息息相关。 因为国家,因为国家这一概念对应的制度环境,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建构自己生活场景的基础。 是你人生的地基。 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度里建构生活,就象在流沙上兴建大厦。 你付出得越多,累积的风险就越高,在一朝风云变幻时损失就会越大。 所以你越是热爱生活,越是放不下种种牵挂,越愿意为你所爱的一切倾情投入,就越是需要在意自己生活在怎样的国度,你的奋斗是否有一个坚实的起点。 是的,你可以通过移民得到一个“坚实的起点”,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比寻求独立建国容易得多的事。 但在即将到来的沦陷区乱世中,许多人恐怕别无选择。 中华沦陷区现存的人口体量,和伤害链系统周期性崩溃导致的生存危机,是目前的国际社会无法承受的冲击。 没有国家能接纳数量过亿的难民,更不用说以十亿计。 所以唯一的出路,在中共帝国崩溃后想活下去的牛马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创建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祖国。 就是以真正的祖国为自己的归处,为自己的庇护所。 牛马们需要属于自己的国家,象美国一样会保护自己国民的国家。 蛆国是不会保护牛马的,蛆们从来都只会把牛马当成耗材,生活在蛆国里的牛马,从来都只能在饥荒中饿死,在长安街上血流成河,在号称的“盛世”里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找不到工作。 牛马们一遍遍地跪下来乞求。 乞求蛆虫们垂怜,乞求老板们支付应给的薪水,乞求银行让他们提取微薄的积蓄,乞求计生办不要因为他们生了孩子就“扒房牵牛”,乞求拆迁办不要毁掉他们仅有的家园。 你活在自己的故乡,但这故乡却不是属于你的国度,这故乡是别人的“红色江山”,是别人的父辈“打下来”的,留给他们的遗产,如果你想在这里活得象个人样,想有一块安身立命之所,你就得“拿命来换”。 用30年房贷,三代人的辛勤劳作,或是用不计生死的决绝行动来换。 岂有此理! 牛马不需要蛆国。 蛆国,是阻止牛马们拥有祖国的第一障碍。 这个已摇摇欲坠的蛆国,财政濒临崩溃,经济步向萧条,内部激斗正酣的蛆国,这正在王朝周期律治乱循环中走进乱局的蛆国,这强行把牛马和蛆虫说成“一家人”的谎言之国,是牛马们建构属于自己的现代国家的第一障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由蛆王创立,由蛆虫们维护的政权,是数以十亿计的牛马们建构美好生活的第一障碍。 而上海共和国,图博特,东突厥,晋兰,大蜀,江、浙、闽、粤,南蒙古,湖湘,荆楚……这些目前正处于酝酿期的现代国家,这些真正的祖国,才是牛马们走向美好生活的希望所在。 36年前,无数天真善良的抗争者血洒长街,从1949年开始,在蛆国治下,在一场场政治运动中,在各种维稳手段下,无数渴求公义的人蒙冤受屈,死不瞑目。 为什么? 因为你们错了。因为你们每次跪下来,都是在向敌国乞求怜悯,向根本不会怜悯你们的异族,蛆族,乞求同族的待遇。 而只有同族,才会待你们如兄弟手足。只有属于牛马的国度,只有不把人口划分成“有特权的”和“没特权的”,不建构蛆虫和牛马这种等级制度的现代国家,才能容你们安居乐业,容许你在故乡的土地上,象一个已经成功移民欧美的人一样,凭勤恳工作过上一份体面的生活。 我知道,民族发明,民族建构,在许多人眼里是一个笑话。 但这绝不会比你生为牛马却妄想蛆虫给你同族待遇那么可笑,绝不会比你妄想中共给你主持公道那么可笑。 真正可笑的是什么? 是牛马们抱团取暖,建族、建国,确实是你重建生活的唯一机会,是你重新获得你生而为人本该拥有的各种基本政治权利,从蛆国居民变成祖国公民的唯一希望,你却认不出它。
牛马的觉醒,要从分清“蛆国”和“祖国”开始。 那面五星血旗属于蛆族。 那个国家属于蛆,是蛆王的“红色江山”,是蛆族会代代继承的财富,那个国家不属于牛马,所以那个国家剥削你,提防你,视你如寇仇。 伤害链国家是属于蛆的,在蛆虫+牛马的精神结构里,蛆虫才是主子。 牛马只是家畜。 蛆国不是你的祖国。 你在自己的故乡颠沛流离,你不断的被驱赶,被霸凌,你所有的诉求都被指为“非分之想”,被说成“寻衅滋事”,哪怕你要的只是取到自己的银行存款,领到自己应得的薪水。 因为那不是你的祖国。 祖国,应该是你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应该是你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 不是一个在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注定你奴籍的地方,不是一个让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能做“人下之人”的地方。 你所有的痛苦,所有和正常国家国民在权利上的差距,都是因为你没有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牛马们,只是蛆国,不是祖国。 它只保障蛆虫们的主权,把你们当牛马,逼你们做奴才的“主”权,或者说,蛆权。 你是作为俘虏活在敌国的统治之下,世世代代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甚至比一般的亡国奴更惨——一般的亡国奴还有个能追忆念想的故国,可你没有。 除非你亲手为自己创建一个祖国。 就象来自英国,来自欧洲的先民们在北美大陆做过的那样。 他们为自己创建了一个能安身立命也能安居乐业的国家,同时为人类开启了先例。 你可以效仿的先例。 想要祖国的人,可以创造一个。 这就是六四当年的学生没能意识到的真相,这就是一次次向统治者吁求改变,向“明君”乞求怜悯而不可得的蛆国底层需要认清的真相。 这就是36年前学生和市民们提出的问题,真正的答案。 也是从当年的血泊中走来的幸存者们必须承担的道德责任。 当年天真幼稚的学生们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大人”身上,臣民们跪下来,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 他们吁请中共领导层,听见人民的呼声,不负人民的期待,把中华沦陷区打造成亿万民众能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之所。 中共用枪声回应了他们。 蛆虫们为了自己的“红色江山”永不动摇,让牛马们血洒长街。 蛆虫们守护了它们的祖国。 也让误以为这个国家是自己祖国的牛马们困惑不解。 那是蛆国,不是祖国。 想清楚这一点你就不会再感到迷惑。 如果你想爱国,你该爱自己真正的祖国。 你该创建真正属于牛马们的国度,该意识到民族自决权利属于每个渴求安身立命安居乐业之所的族群。 如果你羡慕台湾人的生活,羡慕新加坡人的生活,羡慕日本人、韩国人、欧洲人、美国人的生活,羡慕他们能在自己的祖国拥有各种基本权利保障,那么请加入他们。 你要么移居到能让你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国度,入籍宣誓,从此以该国为自己的祖国,要么就在你的故乡亲手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一个不允许蛆虫们骑在你头上对你敲骨吸髓的国家,一个不逼着你当牛做马为奴为婢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才是六四死难者本该生活于其中,本应延续其年轻生命的国家。 你们欠死难者一个,或者许多个,这样的国家。 你们也欠自己未能出生的孩子们这样的国家。 你们不能把孩子生在蛆国,让孩子生下来就是牛马,就注定牛马一生,注定要被蛆虫欺压。 如果不能创建真正属于自己的国家,如果不能活在真正的祖国,你就不要生育。不要对自己、对孩子那么残忍。 你该做的是什么? 是为自己,为孩子,为你该有却没能拥有的人生创造未来。是意识到自己这代人的建国责任。 不论是加入上海共和国的建国团队,还是以建设大粤民国、大蜀民国、晋兰共和国为政治理想,不论是积极参与还是站在安全处持同情态度,都是你可以选择的,承担建国责任的方式。 你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祖国。 如果你不去做,你就永远没有。 中共的统治,是蛆国的统治。 而你不是蛆族的一员,你只是牛马,蛆国不是你的祖国,你,没有祖国。 你甚至还一直在蛆族的欺骗下“爱国”,身为牛马爱蛆族的祖国,认贼作父。 醒醒吧。 你真正该爱的是自己的祖国,一个容你安身立命安居乐业的国度。今天它还不存在,那么你就要象美国人创造美国一样去亲手创造她。 你的爱国热情,只应该投注在她身上。 而你的同胞爱也只应该给你真正的同胞,给那些被迫当牛做马的,被欺压被剥削的同类。 蛆国与祖国的战争,是国与国的战争。 这战争早已打响,36年前长安街上的枪声,并不是初战。 三年饥荒饿死了千万牛马,蛆虫们却吃得脑满肠肥。三年清零病死害死的人无法计数,蛆虫们却赚得盆满钵满。 蛆虫们毒害本应属于你们的土地、空气、食物,让你们饱尝亡国之人的屈辱辛酸。 所以你必须参与复国之战。 从上海共和国的复兴,到图博特、东突厥,到江浙粤闽,到大蜀、晋兰,在蛆国的血色版图里,每个受尽欺辱的族群都需要恢复河山。 认清你真正的祖国吧,牛马们! 认清谁才是你的同胞,谁才是你的同袍,哪一面才是真正属于你的旗帜,在这场早已开启,持续多年的战争里,是时候绝地反击了!
36年了。 纪念是必须的,那一年的血泊里有太多值得纪念的人和事,活下来的人更没有忘却的资格。 但除了纪念,也许我们还该多做点什么。 我们该想想从那时开始我们向前走了多远,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有没有比那些年龄已经无法继续增长的人,那些倒在当年血泊中的人,更成熟一点。 无需讳言,当年的学生 是幼稚的,毕竟他们也只是被命运选中的普通人。许多死难者,为阻止军队暴行倒在长安街上的北京市民和外地进京的群众,许多活下来但因“参与过事件”被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人,在事发时都只有满腔热血而不曾深思熟虑。 从柴玲后来广受人诟病的采访发言你就能看出她当年的幼稚。 除了在表述时容易授人以柄,给中共宣传部门机会栽赃,说当年的学生领袖“期待流血”之外,更幼稚的其实是期待无辜者的流血能唤醒民众,能激发当局的反省,能起到配合上层“开明派”的政治效果。 但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是在一个伤害链系统中,输出伤害获得的只会是奖赏,令民众流血,令无辜者流血,只会加强输出伤害一方的地位。 中共是邪恶的,但当年的学生没有认清它的邪恶。 当年的学生和其他抗争者真的是以一种孩子对母亲的心情在对待“党”,对待“祖国”,真以为自己的流血会令母亲心痛,以为自己的苦难能换来些什么。 而且在其后的反思中,许多人想的是“学生能怎么做得更好一点”,这好,指的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党国的怜悯,怎样才能促成党国的改良。 他们以为中共是可以改良的。 直到36年过去,仍有人这么以为。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以为? 因为幼稚。 出身于巨婴国的抗争者,饱受中国文化传统和党文化宣传话术熏染,在精神层面被无数次阉割过的头脑,通常无法避免这种幼稚。 象婴儿一样幼稚,象婴儿依恋母亲、信任母亲一样依恋和信任党国,是他们和其他族群不同的抗争起点。 可是,已经36年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精神层面也该有些成长了。 36年前我们失去了天安门广场,从6年前开始我们又渐渐失去了维多利亚公园。 香港人在2019年的抗争中表现得更成熟,不论是较为克制的和理非们还是行动上略激进,但仍以防守为主调的勇武。 但香港仍然沦陷。 要认清中共的本性是困难的。 认清它的本质,认清它伤害链系统的本质,则更加困难。 但不认清它的本质你就搞不清你和它之间真正的关系,由此找不到问题的解法。 伤害链的本质是什么? 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是通过垄断暴力保持伤害力落差,通过阉割被统治者从思想到行动上的反抗能力,创造上对下的伤害权,维护“输出伤害获得奖赏”的游戏规则,形成一环压一环的伤害链条,来维系自身的存在。 在伤害链系统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是蛆虫和牛马的关系。 虽然这关系一直被包装成“党啊亲爱的妈妈”/祖国母亲和“不论多少岁都仍是孩子”/巨婴的亲情关系。 但蛆虫和牛马并不是同一个物种,绝不可能有同样的利益立场。 蛆虫是不会心痛牛马的,不论牛马的生活过得多么悲惨,不论无辜的牛马流多少血,对未来有多绝望。 36年了,牛马们该认清这一切了。 那是蛆国,不是祖国。 那是由蛆虫建立的国家,是为蛆虫的利益服务的国家,是由前任蛆王毛泽东一手制造过巨大悲剧饿死过亿万牛马,又由现任蛆王习近平制造过三年清零坑死过无数牛马的蛆国。 身为牛马你们还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国家,所以你们才会在“自己的祖国”里颠沛流离,才会总是因赤子之心招致屠杀。 牛马向蛆王争权利,只能是与虎谋皮。 亿万牛马唯一的出路,不是争取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促成中共“改良”。 是推翻蛆虫的统治,瓦解伤害链系统,基于和伤害链逻辑不同的底层逻辑,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是从根本上改变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是拒绝再象婴儿仰望母亲一样以子民的身份仰望统治者,以嗷嗷待哺的心情期待统治者恩赐下一点“正当权利”。 是在精神层面从跪着的状态站起来。 是成为建国者,承担起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该承担的责任。 为什么? 因为从六四血泊中幸存下来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建设出一个让自己当年的战友、同学们不会无辜丧命的国度。 36年了,这时间已足够让一个个青葱少年少女,长成能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父亲母亲。 也足够让当年认蛆为母的青年少年们,长成有能力反思当年幼稚心态的成年人了。 “祖国”,没有杀死过自己的孩子。它在杀死六四死难者时不会心痛,是因为你们曾歌颂的“祖国”,曾仰望并依恋信任的“祖国”,从未存在过。那只是蛆国包裹自己的华丽外衣。 蛆国是属于蛆的,杀死牛马的孩子它怎么会心痛? 而你们,牛马们,牛马的孩子们,没有掌握过军队的伪中产们、白手套们,你们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国家。 除非有一天你们亲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否则你们永远会在被称为“祖国”的土地上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36年了,醒醒吧!
蒋雨融的哈佛演讲被中文圈群嘲了。 但这算不了什么。 和她以及同样有海外留学经历,家族资源又主要在中共国内的年轻人即将遭遇的挫折比起来,这点风波真算不了什么。 这些年轻人的人生规划是由家长在中共国改开时代早早做好的。 如果时代没变,哈佛学历+家族人脉会是她左右逢源平步青云的资本。 我相信她努力学习了,我也相信她对演讲内容的真诚,我相信她自己和她的家人都为培养出这样一个孩子,铺平这样一条看似光明的人生道路付出了许多。 但时代变了。 为“左右逢源”做的一切努力,在新的时代都变成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 受影响的不止是蒋雨融,还有所有的留学生,所有在家长精心设计规划下已经走上了通往“技术官僚”、“技术骨干”、“精英人才”道路,为这条道路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年轻人。 现在最绝望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在她们面前,看似还有很多选择,世界的大门仍向她们敞开着。 但真正的抉择机会就快过去了。 如果她们不能及时选边站,不能在中共和美国之间选定其一。 如果她们不能尽快在伤害链阵营和产业链阵营中择定其一,不能在未来事业和原生家庭之间择定其一,她们会落入既被伤害链阵营视为“有海外关系的可疑分子”,又被产业链阵营当成“习那边的人”的尴尬境地。 而且这两方面的怀疑都有理有据。 我们当然不能相信蒋雨融对产业链阵营的忠诚,她还年轻,从演讲内容看,还既天真又热情,对这世界的苦难,对底层的处境知之甚少。 她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自己拥有多少特权,意识不到从小滋养她的伤害链系统有多么邪恶,意识不到她声称要关怀的苦难正是因要供养象她这样的二代三代们,让她们优秀,让她们精英而如此深重。 她大约是真诚地爱着中共国,爱着中共政权,爱着习近平统领的整个伤害链维稳系统和中共宣传部门灌输的那套论调的。 就象董袭莹一样。 就象无数靠家里在改开时代积攒的财富到欧美国家留学,并一心想着未来怎样凭名校学历和家族在国内的关系,或是回国进入体制,进入父母能“罩”着自己的单位,或是在海外借助家族背景进入需要在中共国开展业务的大企业,进入某些国际机构任职,从此过上光鲜亮丽的“中产”生活的年轻留学生一样。 她们爱伤害链系统,爱自己从小就拥有的特权。 但伤害链系统并不爱她们。 她们的人生道路是父母在改开时代精心规划的,但只有在改开时代,这样的道路才是走得通的光明坦途。 因为她们并不是“真赵”。 如果董袭莹家里真有足够大的“能量”,董袭莹就不需要在“4+4”里一点点的卡合规,更不会在事发后得不到“压热度”的全套维稳服务。 我说过,伤害链系统是由牛马和蛆虫构成的,而成为蛆虫,是底层牛马唯一可以想望的阶层跃升通道。 那么请你们想想,董袭莹也好,蒋雨融也好,她们父母为其规划的道路是“牛马之道”还是“蛆虫之道”? 都不是。 是尴尬的中间道路,是试图通过为蛆虫当高级牛马成为牛马中最接近蛆虫的存在,是在一个依靠伤害力落差也就是掌握暴力维持地位的系统里牢牢占据“技术人才”、“专业人才”的地位。 蒋雨融的父母显然是在把她向“技术官僚”的方向培养。 有哈佛学历,流利的英语和家族的资源,如果中共国仍然停留在改开时代,她显然适合担任某些在国际社会上为中共发声,为中共争取利益的职位,是党国不可或缺的,也能够信任的人才。 不止是蒋家,无数不惜花费高昂学费供孩子“爬藤”的体制内留学生家长都是这么想的。他们想把孩子培养成能凭亮眼学历在回国后为党服务的,党国需要的技术官僚、技术骨干。 他们唯一没有算到的是,党国的底层逻辑与技术逻辑是冲突的。 因此改开时代只能黯然结束。 技术人才、技术官僚因此也只能成为党国不需要的人,不信任的人,成为没有前途的人。 为什么? 因为技术逻辑与伤害链逻辑有着根本性的冲突,因为这些年轻人接受过的逻辑思维训练,接受过的学术训练,会令她们不可能长期保持对中共宣传论调的迷信,更会令她们在每一次“服从领导指示”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冲突中,陷入徬徨。 “知识越多越反动”仅仅是一个口号么? 不,这是经验之谈。 伤害链主不会信任知识分子。 想想束星北的下场,想想方励之的选择。 再想想千百年来中国历朝历代伤害链系统对技术发展对民间创造力的压制。 太聪明的牛马就不再是合格的牛马。 哪怕你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是为主人服务的。 蒋雨融是尴尬的。 所有被父母引上了“提高技术能力”发展道路的伪中产子女,学业有成含赵量却不足的留学生们,都是尴尬的。 尴尬在于,只要她们最终的选择是回到伤害链阵营里发展,她们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牛马,但又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蛆虫。 而留下来,就会丧失在家长的规划中原本可托举这些孩子的中共国内家族资源,就会失去特权的荫庇沦为一个个普通的“美漂”、“欧漂”。而且留下来还意味着让留在国内的家长丧失伤害链主的信任,成为“政治上不可靠”的裸官。 我并不想嘲讽蒋雨融们。 我只想指出,因哈佛演讲被群嘲恐怕是她和她的同类们未来人生诸多挫折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项。因为家长为改开时代量身定做的人生规划已经失效了。 伪中产的孩子们,已是时代的弃儿。
习近平真的大权旁落了吗? 我不这么看。 近期很多关于习已经失权的传闻,令一些人看到了“希望”,但从中共政权行事的底层逻辑,也就是伤害链逻辑的角度分析,我认为真正的“大权旁落”还没有发生。 因为按照伤害链逻辑,在象中共这样极度推崇暴力靠伤害力落差维系自身稳定性的组织内部,失权的结果是死。 习近平还活着,还在公开活动,这就说明了即使他表现出一些类似失权的迹象,他也绝没有真的失权。 但如果他没有真的失权,为什么在中共内部近期又出现了许多疑似他已失权失势的迹象呢? 答案很简单。 他在准备甩锅。 习近平是一个极度厌恶承担责任的人,他永远只会在有功劳时出来领,在有锅要背时溜之大吉。 而在中共这样的组织内部攀升到高位的最重要“福利”之一,就是越大的领导,拥有越大的“甩锅权”,可以把任何事情的责任扔给下属,扔给副手去背。 现在,又确实有一口锅正在降临。 眼看着中共国经济摇摇欲坠,眼看着各级财政十分吃紧,眼看着和美国的关税战惊心动魄,习近平作为一个不懂经济,在前期执政过程中劣迹斑斑的最高决策者,当然要开始准备甩锅。 他首先做的,就是“让权”。 但不是真的把权力让给别人,是摆出一个后撤的姿态,是假装“不想管具体事务”、“把权力交给技术官僚”,把注意力集中在监督从李强开始的所有下属对其“忠诚不忠诚”上。 他在经济领域的后撤,在宣传调门上的后撤,故意放出要交班的风,故意说自己“身体不好”,改变染发方式露出一些白发,都不过是类似毛泽东在搞出三年饥荒后的韬光养晦。 和引蛇出洞。 毛泽东当年,搞出了三年饥荒,害死了千万百姓。事态之惨酷,显然在当时就令所有内部知情者心动神摇,难以保持对毛的忠诚。 因此毛必须以退为进,耍上一些手段,才能重建自己的党内权威。 习近平的三年清零虽然在杀死的人数上不及毛泽东,但改开多年的经济积累受到重创,中共的“家底”近乎败光,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而这事实还在继续发酵,习近平从第一次中美贸易战至今的所有经济决策造成的负面后果还在持续发生作用,令中共的财政步入危机,令中共依靠之前的财政能力打造的维稳系统难以继续运转。 这份责任,谁来承担? 习近平不想担。 但如果不在此时做些姿态,他又无法以独揽大权之身,轻易卸责。那会“太难看”,会不利于他凝聚红二代红三代们的士气,也会让他无法说服改开时期上位的技术官僚,中共执政能力的真正来源,继续做他的“基本盘”。 所以他必须做姿态。 他要“罪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贤明,虚心纳谏,也要表现一下“经济上的决策不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然后,才好在财政危机中,顺理成章把干活的人推出来当替罪羊。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想看看,较受他信任的李强等人是否能真的撑住经济大局,是否能真的通过一系列操作为他维持住财政也维持住统治现状。 所以他“放权”、“让权”,给自己实际上的懒政、无能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从李强等人的角度看,只要能在此时此刻减少来自习近平的瞎指挥,减少对技术官僚群体的干扰,习近平不论有什么小心思都没关系。因为只有在一线工作的他们知道情况已经有多严重,已经容不得他们“想将来”。 而容许习近平摆出“让权”姿态,也是为技术官僚借其懒政之机架空他,并想办法找机会真的拿掉他,创造条件。 于是,在外界看来,习近平似乎是“失权”了,但又颇为奇特地并没有失去他的肉体生命,更没有失去人身自由。 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常识——对象中共这样的伤害链政权来说,权力更替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因此只要习近平还活着,还能出来,就说明权力更替没有发生。 但这是个机会。 如果中共国内部的某些人能抓住机会,把习的“假退”变成“真退”。 如果技术官僚中有人在明知未来会成为“背锅侠”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手段。 在习近平以退为进,为避免为财政危机背责大摆姿态之时,如果有人能趁机真的掌握住足够多的权力,能看清习近平这名纨袴实际上并不高明的谋略,一举消灭他的肉体生命,中共如今的困局就能得到破解契机。 因为死掉的习近平是最好的习近平,是最有用的习近平。 他的死,既可以成为中华沦陷区旧秩序的终点,也可以成为新秩序的起点。 用他的死来宣告中共帝国统治的终结,可以为杀死他的人铺平前路,可以让沦陷区上上下下燃起新的希望。 杀死他的人将能得到巨大威望,有机会开创全新远东政治格局。如果杀死他的人懂得为沦陷区作战略规划,懂得适时拆分沦陷区,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把一些财政上只能拖后腿的地区切割出去,在自己手中只留“能解决的问题”,由此,让自己华丽转身为新兴国家的建国者。 但当然,滞留在沦陷区的技术官僚大多没有这样的决断,没有这样的勇气。 只是,没有这份勇气的话,他们的结局就会是死在不久之后由习近平扣下的锅里。
我们是生活在真空中吗? 不,我们生活在时光长河里,生活在由技术的进步、普及引发的社会变革,和技术偶然也会发生的退化构成的无数涟漪中。 人类发明了技术,技术也重塑了人类。 理解技术、掌握技术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所必需,技术能力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能力,对家庭如此,对国家也一样。 当你把家庭视为一个由多名技术人员组成的合作团队,把生活看成运用各种技术不断解决问题的旅程,你也同样可以把国家看成一个由无数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并用是否能达成技术共识,遇到各种问题时是否总能找到可行的技术方案来评估国家的技术能力——应对各种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能力。 那么从技术角度看,中共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其国民拥有怎样的技术能力? 美国呢?欧洲呢? 从技术角度看,民主政治的价值在哪里?法治的价值在哪里?它们比之专制的优越性在于何处?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民主之于专制的优势就不再仅是道德上的,法治之于人治的优越性也一样。 民主,是一个多数国民都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国家汇聚技术资源合作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法治,则保证研发人员艰难达成的技术共识不在执行层面被轻易毁坏。 而民主和法治的意义都在于通过打造技术团队,维护技术合作,协助国家在政治决策领域保持一定的技术水准。 为什么许多成熟的民主国家同时都是发达国家? 因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面对那些常见的社会问题,在技术层面是游刃有余的。 请把国会看成技术人员研讨会,请把民主国家的政治争论看成社科领域的技术争论,请把现代化国家的立法过程看成“出方案”的过程,并把行政和司法视为应用执行。 当你从这个角度去看欧美各国的施政,去看政治史,从技术能力的波动去分析国家发展历程中的波折,你会看到,要预测看似玄奥的“国运”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 而要在一团乱麻般的政治争论里理清头绪也变得容易许多。 美国今天的问题在哪里? 在于从国民到政治精英,技术能力上的显著退化。 不论川普还是民主党一方,在面对问题时都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技术能力,他们停留于彼此指责,不论川粉还是川黑似乎都把太多精力放在抢占道德高地上,把注意力放在“该消灭什么人”上,而不是“该解决什么问题”和“该怎样解决问题”上。 为什么? 因为美国制造业的空洞化已经削弱了民主政治真正的人口基础,削弱了曾普遍存在于民间的技术思维习惯。 当社会大众从第一时间关心“如何解决问题”改为去关心“如何解决人”,你需要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种群体智慧上的退化。 关心“如何解决问题”并沿着这条思路向前走,不断厘清技术上有意义的细节,收集关于事实的信息,最终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并一步一步稳步执行,这是技术人员的思维方式。 关心“该消灭什么人”则是部落战争时代的思维方式。 不论川粉还是川黑,当他们失去对问题的聚焦,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已让自己沦为了部落战争时代原始激情的俘虏,沦为了社会合作的破坏者,失去了现代化国家公民应持的社会合作促进者的立场。 但他们为什么不聚焦于问题? 是因为问题不存在吗? 不是,是因为聚焦于问题,收集各种事实去细化、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超出了他们的思维能力。 这是美国真正的危机。 人口质量的危机,日益普遍化的技术思维能力危机,各方在社科议题上越来越难以达成技术共识,由此越来越难维持超大规模社会合作的危机。 这才真的是对民主的威胁。 假如一国之人口基础的技术能力不足以支持民主与法治这种“配套技术”的存在,民主与法治就难以平稳运转。 而依赖于民主与法治这样的“高端配套技术”维系的社会合作就会一再崩解。 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就象在许多中共国家庭里,因为技术能力不足,因为无法把家庭打造成一个微型技术合作团队,至亲之间经常会互相指责,每个人都把因解决不了问题而生的挫折感宣泄在亲人身上。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难以维系大规模社会合作,难以获得合作带来的增量,社会只能满足于较小的合作规模,较低的合作效率,只能在看似庞大的人口规模遮盖下分派别分阶层不断窝里斗。 并为寻求稳定构筑伤害链。 我们是人类。 我们是名为人类的这个种族生物基因的载体,也是由历代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基因的载体,而技术,属于文化基因。 我们是技术的载体。 公民,是名为民主与法治的社科领域技术基因的载体。 而牲人,是名为伤害链的技术基因的载体。 在这里,一个不能也不该忽略的问题是,怎样的载体才能承载民主与法治这类文化基因——显然,具备技术能力的,养成了“对事不对人”思维习惯的,能进行技术探讨并与合作者达成技术共识的人,才算得上合格的载体。 而这样的人,需要在工作场景中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需要在工作场景中维护。
当你从技术的角度看待一切被标识为“现代化”的事物,你会发现很多困惑都能得到解答。 为什么很多人都哀叹“听过了许多道理却仍是过不好这一生”? 因为现代化生活是一种和过去世代相比,技术门槛更高的生活。 而你,很可能从未想过要为了过好这生活而提高技术能力。 以及关注你家庭成员的技术能力。 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个现代人,你需要学会使用现代化家居设备,你得会用冰箱,会用电饭锅、微波炉,你得会用抽水马桶、空调,你得略微有一些家居安全常识,比如怎么避免燃气泄漏爆炸,怎么避免电线短路起火,怎么降低电瓶爆燃起火烧掉整栋房子的风险。 你得知道不能向正在燃烧的酒精炉倾倒酒精,你得知道怎么严防一氧化碳中毒。 所有这些在更古老的时代你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在今天都是你必须了解的生活常识。 因为和这些安全需知相关的技术已经渗透到你生活的每个角落,你每一天都在使用它们,或是享受你家人对它们的使用。 比家用电器之类设备更重要的技术知识还有许多,例如医疗相关常识,例如交通运输相关常识,如果你开车,你还得对你驾驶的车辆和道路上常见的其他车辆涉及的技术知识,甚至评估桥梁道路安全性的知识都有一点了解。 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充满了技术细节的现代生活因此对你来说,会步步陷阱。 和关于硬件设施的技术常识相比,更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和“软件”相关的技术常识,例如什么是金融基本常识,什么是法律基本常识,你可以都不知道,但那就意味着在这些领域你极有可能任人欺骗,任人宰割。 尤其在一个对欺诈行径十分纵容的社会环境里,在中共国那样一个银行柜员可以公然把理财产品说成存款,在银行业务办理大厅里直接向老年人推销的环境里,在奶粉可以有毒的环境里,没有识假辨毒的“火眼金睛”,你不知道在哪里就会踩坑。 现代生活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不断运用技术,不断依靠技术解决问题的过程。 而现代家庭生活呢? 是一个需要你组建技术团队去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的“项目”。 你的伴侣是你的什么人? 从情感角度看是你的爱人,从技术角度看是你的队友。 但你有没有从技术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呢?在你选择丈夫或妻子时,你有没有评估过潜在对象的技术能力和学习能力呢? 在你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时候,你又有没有思考过孩子需要有怎样的技术能力才能在这个充满技术的世界立足?你要给孩子什么?培养他/她怎样的思维能力? 为什么在中共国,无数现代家庭都把生活过得一地鸡毛? 在打算结婚的时候你是不是只考虑了对方的硬件例如身高、容貌?是不是只考虑了对方的资产例如有没有房子车子,有没有稳定工作,原生家庭有多少积蓄有多少子女,妻子娘家有没有能助你事业上升的资源? 你可能会觉得,认真思考过了婚姻的利弊得失,你就已经是个理智、务实,不恋爱脑的人,你就能从婚姻中得到你算计过可以得到的一切。 但如果你从未由技术角度思考过问题,没有把你的家庭视为一个技术团队,你就会在自己的生活里一次又一次被各种技术细节绊倒。 作为一个必须不断运用各种技术解决生活中各种技术问题的现代人,如果你从未想过把家庭打造为一个技术团队,在面对各种问题时,你就会只能孤军作战。你的家人不是不想帮你,可他/她不懂,既不懂该怎么做,也不懂你在烦恼什么。 如果你的家人全都不具备技术思维能力,没有养成过遇到问题“对事不对人”的思维习惯,每次你们意见分歧,讨论就会很快偏离主题,从“寻找解决方案”变成一场追责论罪。 你会用着现代化的家电,玩着现代化的手机,天天跟古人吵架。 为什么你听过了许多道理仍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你的生活一地鸡毛?为什么你的家人无法理解你? 因为你的生活是由无数技术细节组成的,现代人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是由技术能力支撑的。 想对生活游刃有余,你就需要在技术能力这个层面做到游刃有余。 想和伴侣合作愉快,和父母子女合作愉快,你就需要有把家庭打造为技术团队,通过关注彼此的技术能力、提高彼此的技术能力来“进行团队建设”的意识。 太多人从来都没往这个方向想过了。 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整体随着技术进步自然而然进行人口升级和政治秩序升级、文化观念升级的社会里,技术思维能力的提升是“不言之教”,可以在大众无意识的状态下进行。 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在一个刻意阉割民众思维能力的社会,在一个处于转型过程中间阶段,一部分人口已经具备技术思维另一部分人口没有的社会里,在已经能在工作场景中运用技术思维却还没习惯在生活场景中运用技术思维的人群中,你就需要“有意识”。 需要有意识地去解决,去防止因一家人之间思维方式差异过大导致的问题。 需要有意识的选择和打造适合你自己思维方式的生活环境。 从移民到择偶到养育子女,到支持上海建国,你得知道,哪条道路通向你的幸福。
技术升级,人口就会升级,最后政治秩序就不得不随之升级。 那么技术降级会带来什么?制造业的空洞化会给欧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危机? 会带来人口危机。 不是人口数量上的危机,是人口质量上的危机! 是能理解作为工业文明的“配套技术”的政治秩序之建构和维护机制的公民,不再是本国本族人口主体的危机! 技术需要以高质量人口为载体,为维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口也一样,也需要在工作场景中保持与技术的接触才能一代又一代保持“工程思维”,保持技术思维能力。 而民主是什么?法治又是什么? 是社科领域的技术,是没有技术思维的头脑难以理解和运用的技术。 从技术角度出发,在欧美这样的国家,由政界各方势力经过反复博弈推出某项政策,实际上进行的是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研发”,政策讨论同时也是技术讨论,政治共识本身也是技术共识。 因此要推出切实可行的政策,“研发团队”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是不行的。 在一个成熟的工业文明内部,在技术思维能力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门槛”之后,不管你选出什么立场的人做议员、总统,理论上他都应具备一定水准的技术思维能力,对“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成熟的工业文明内部,按理说,经过重重筛选机制过滤,不管你选谁当总统,你都不会选出一个“科盲”,不会让一个无力主持研发工作的人成为研发团队的首领。 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就说明这个成熟的工业文明在人口基础上发生了退化,因某些原因,社会退失了本应具备的技术思维能力。 于是,社会中的各派虽然都有善良的愿望,却无力为实现愿望设计合理可行,能导出技术共识的行动方案。 你们参加过技术人员在研发阶段开的讨论会么?你们见过因观点分歧争得面红耳赤的技术员么? 散会去食堂的时候他们仍会是好哥们。 在达成技术共识之后他们仍会是好哥们。 一切争论都对事而不对人。 这不是依靠道德规训形成的“素质”,这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技术人员自然而然的思维习惯,是因为技术人员知道,你可以压服对手但不可能压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技术议题上,“解决人”毫无意义。 是的,制造业岗位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岗位很可能无法回流欧美,但那就意味着欧美国家需要找到其他方式来维系自身的人口基础,维持普遍的技术理解能力。 越是深入思考,越是深入了解“民主的细节”,我就越是意识到民主的技术属性。而越是现代化的国家,越是在治理上趋于复杂、精细的国家,就越需要在推出任一政策前考虑得更多更全面,令“决策施政”有如一次次社科领域新产品的研发。 参与研发的每个人显然都需要一点技术思维能力。 于是你可以看到,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公民意识和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三者的结合象什么? 象在同一棵技能树上,只能依次点亮的技能。 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是基础技能,现代化的公民意识在前者点亮后才能点亮,最后的政治秩序,作为配套技术,则需要以前二者为依托才能在一个社会长期平稳运转。 工业文明是技术文明。 我们,是时候意识到文明的技术属性了。 是时候意识到想让社会保持一定的文明程度就需要令社会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了。是时候意识到,想让某一族群“文明”起来,就要令这些人拥有技术思维能力,让他们能在最低限度理解和运用社科领域的“技术”,在家庭内部、工作场景中,保持就事论事,不一心想着“解决人”而不是去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了。 走向文明、维护文明,要求我们更智慧。 而打造一个更文明的制度环境,需要我们能以务实的态度,认真考虑我们现有的人口基础,我们现有的技术能力,从成功的希望最大的地区开始,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把道路开辟出来。 在改开时期,中共设置了“试点”。 当年的深圳特区曾汇聚了无数各地英才,通过不拘一格广纳贤士,快速形成了足以推进当地改革进程的人口基础。 未来,这件事将同样发生在上海。 这一次,我们会招纳在政治秩序的开创上更具勇气、见识的各路人才。 会令新生的上海共和国拥有与沦陷区其他地区差异极大的人口基础。 上海将是一个起点。 也是打造给所有具备技术思维的沦陷区人才的“研发基地”。 她会是沦陷区第一个从生产生活方式到人口基础,最终到政治秩序都完全现代化、文明化的新兴国家。 并会致力于推广自己研发出的全套技术,令周边江浙长三角地区,令沿海已拥有成熟制造业,具备人口基础的地区都能快速跟进,成为上海共和国的好邻居,战略伙伴。 在伤害链与产业链之间,技术逻辑是偏向产业链的。 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要如何选择阵营,要如何配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个人都该凭自己的智慧作出的决定了。
支撑这一切改变的是技术逻辑。 因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方式改变是最核心的因素,围绕着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人口结构随之而变,增加的产能养活了更多人口,也对参与生产的劳动力提出了更高的技能要求,由此倒逼社会增加对新生代人口的教育投资。 然后从“升级”后的人口那里,又涌现出更多新技术。 政治秩序的改变也可算作广义的技术进步,毕竟人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和想方设法更好地组织机器、原料以求获取更高产能一样,想方设法更好的把人组织起来以求获取更高产能,等于在企业管理乃至社会治理方面“改进技术”。 而且这些方面的技术,企业管理、社会治理技术,属于前述生产技术的“配套技术”。 当你从技术逻辑的角度理解了这场文明稳态的全球性转换,你就会发现,任何人若想阻挠这场大转换,把自己所在的国家地区保持在“传统”状态,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阻挠技术进步,阻挠现代生产技术在这一国这一地区的普及应用。 如果他做不到阻挠技术进步、阻挠技术普及应用,他就无法阻止遵循技术逻辑而来的社会连锁反应,无法阻止生产技术在升级了经济基础,升级了人口基础后,自发寻求社会治理等“配套技术”的升级。 而在这场遵循技术逻辑的系统性升级中,人口的升级,包括劳动人口生产技术能力的升级和社科技术能力——即公民意识和维权能力——的升级,是整件事的关键,是升级进程的核心,是系统的枢纽。 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改变,是塑造人口的“微型兵工厂”的改变,即决定由新生代人口构成的人口基础会偏向文明1.0还是文明2.0的,家庭观念的改变。 一旦某个社会的家庭观念完成了改变,人口基础的改变将不可逆转,在人口基础更新达到一定比例后,社会对“配套技术”的渴求将不可遏止。 这就是正在中华沦陷区发生的事。 也是未来会在其他文明幼稚区域,各个处于文明幼稚阶段的族群社区里发生的事。 家庭观念的转变是从哪里向哪里转? 是从“多个孩子=多双筷子”的廉价养育观念,从接受极高的婴儿夭折率甚至溺婴,从不对下一代(尤其对女儿)进行教育投资,从追求数量竭力多生多育,向追求质量,不“滥生无辜”,仔细权衡养育成本和未来收益的方向转变。 家庭观念的转变又有没有可能被阻止呢? 不可能。 因为生物个体是基因的载体。人类个体同样是基因的载体,但同时是生物学基因的载体和文化基因的载体。 人类的繁衍并不是简单的生物基因复制,它既是生育,也是传承,既寻求生物基因的复制和扩散,也寻求文化基因的复制和扩散。 人类社群的家庭观念为什么一定会向“少生精养”转变?我希望你们能看到,这是因为技术,也就是文化基因中的重要种类,会提出自己对载体的要求。 一个正不断在技术上升级迭代的社会,需要的是能传承技术、能学习并开发新技术的文化基因载体。劳动力市场会拒绝过于缺乏学习能力,无法掌握技术的个体,会因应技术升级不断抬高就业门槛,到文盲难以谋生时,家庭就只好增加对每名子女的教育投入。 依靠不断升级的生产技术维系其人口规模的社会,无法拒绝技术对人口质量的需求,就象硬件研发部门无法拒绝软件对参数的需求。 工业文明需要适配于工业文明的人口,因此各国的文盲率不断降低。适配于工业文明的人口需要适配于他们当前水准的政治秩序,因此民主化浪潮一波波涌起。 在幼稚族群、落后国家涌现的民主化诉求背后站着的是哪家的“黑手”? 是技术逻辑。 任你权势熏天也无法推翻无法摧毁的技术逻辑。 技术提出自己对人口的要求,到最后,人口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 伤害链因此不得不崩散。 而以伤害链为“原生家庭”的我们,需要搞懂这技术逻辑,需要搞清楚,我们自己应如何适应这样的世界大势,如何在其中趋利避害。 很明显,在这样无可抵御的大趋势面前,早一步想好自己能在新稳态里占个什么位置,早一步想好如何促成本族本地新稳态的“顺产”,早一步开始思考如何令技术升级、人口升级和政治秩序升级保持适配,才是明智之举。 这就象许多家庭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时,会考虑选什么专业,进哪一行,最有利于孩子的未来发展。 在为个体做人生规划时要考虑的事项,在为群体做战略规划时同样该考虑。 为什么上海必须独立? 为什么沦陷区各族各地需要独立,需要分别建国? 因为给同质化的、升级程度较高的,较小规模的人口基础找到适配的政治秩序,远比给混杂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大规模人口找到适配秩序要容易。 就象给小学生分班,一年级上一年级的课,五年级上五年级的课,远比把所有孩子塞进一间大教室混着一起教要容易。 想“全国一盘棋”,是可以想得很美的,但你带得动吗? 中国不分裂,行吗?
世界史正在走向全新的一幕。 全球商业帝国,或者说产业链阵营,或者说文明2.0新稳态的完全体,正在浮现。 和过去世代不一样的人口基础,和过去世代不一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过去世代不一样的家庭观念和样式,都已经呈现,并驱动着身在局中的所有人走向新秩序的建构。 牛马+蛆虫的伤害链传承正在崩散。 虽然蛆虫们仍对旧秩序恋恋不舍,蛆之一族仍在蛆王习近平率领下竭力挽留属于它们的光辉岁月,试图把特权传承下去,但牛马们已在或主动或被动的自我绝育。 而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的人口规模的经济需求正迫使生产生活方式的新旧交替在各国境内加速完成,由此不断扩大必须放弃低效率的旧生产生活方式,改用新生产生活方式的人口基础。 这样的人口基础,这样的经济需求,当然会呼唤适配于自身的新秩序,呼唤由文明史上的先行者欧美列强创立并完善过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再贫穷落后的国家也不得不尝试引进现代生产技术,为此要训练其劳动者掌握相应技能,要允许劳动者以最有效的形式也就是现代企业形式组织起来,并为给这样的企业创造发展环境,打造和维护相应的政策环境——从发展生产力到调整政治格局,社会的演变就这样环环相扣,无可阻挡。 好吧,也不是不可阻挡,但阻碍社会演变历史进程的代价是激起一次又一次社会震荡,不论首发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其风险都是试图阻挡历史进程的人难以承受的。 仍在试图挽救蛆虫+牛马旧式格局的中共帝国特权阶层看不懂这样的大势。 他们会一次又一次激起社会动荡,螳臂当车然后粉身碎骨,“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许多身在局中者也没能看明白大势,没能看清楚,在历史进程中,站到新稳态一侧,促成新秩序的“顺产”,才是减少社会震荡和各种代价的最佳方式。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会渐渐看明白的。 人们会发现令一国一族一地的政治秩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基础的演化进度相适配的重要性。 会发现,就象给小学生配上小学课本,给中学生配上中学课本一样,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基础转变的不同阶段,为发展中的社会搭配不同的政治制度、政策建议、家庭观念和文化观念,促成发展进程的“顺产”,能让社会支付的代价、承受的痛苦降到最低。 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这一场文明转型的真实性,意识到我们需要从过程中学习,再运用学习成果令转型更加“无痛”,我们需要整理出转型过程中的“用户须知”,为正处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族群提供教程。 从伤害链走向产业链的教程。 而且我们需要从个人层面到企业层面到族群层面到国家层面的全部教程。 社科学界需要在这些领域发力。 专家们需要研究并告诉脱离伤害链归化产业链的个人和家庭,该如何治愈曾经的心灵创伤,该如何应对“文化休克”,和该如何面对与自己父辈、自己儿女间那些跨文明稳态的代沟。 也需要告诉脱离伤害链阵营加入产业链阵营的族群和国家,该如何评估自身的发展程度,如何选择当前阶段最适合自己的制度并进行秩序建构,以便让巨婴族、巨婴国循序渐进,成长为“小学族”、“小学国”,再成长为“中学族”、“中学国”,一路向上。 我们需要学会在各个层面都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世界在成长。 我们自己在成长在改变,别人也在成长在改变,从欧洲到非洲,从最先进的国家到最蒙昧的国家,从个人、家族到族群,一切都在前进,而且在加速前进。 正在发生变化的不止是中共国。 美国也正在面临自身的秩序震荡和重构。 欧洲也是。 全球化已令欧美的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发生了巨大而真实的改变。 当欧美列国的经济基础与沦陷区经济基础通过贸易往来,形成了现在看来几乎无法斩断的分工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经济层面的“共同体”,一个同样呼唤着与自身发展程度适配的政治秩序的“共同体”,欧美就只能面对因政治秩序与现有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不适配所致的震荡,在建构起与之适配的政治秩序前,震荡将反复发生。 在有人意识到问题,并建构起与已全球化的经济基础相适配的全球新秩序前,全球性的政治震荡、社会震荡将反复发生。 欧洲各国内部的震荡,美国内部的震荡,中华沦陷区的震荡,正发生和将发生的亚非拉各国的震荡,都是同一场“超级地震”的局部。 是世界由文明稳态1.0转向文化稳态2.0时的磕磕绊绊。 新秩序正在生成。 在美国生成,在欧洲生成,在亚洲生成。 二战以来的和平秩序已到了改变的时刻,当美国人用把川普选进白宫实现了对旧秩序的扬弃,即使川普和他的团队无力完成对新秩序的打造,新秩序也会应运而生。 会依托于现存经济基础和人口基础的秩序建构能力,在经历了一次次震荡后,涌现出来。 这就是上海独立、沦陷区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
家国同构。 连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也知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构成其统治基础的人,是在家庭里养成的。 因此当你以“人口基础”为关键词分析国家社会的未来时,你必须看清现在的家庭正在培养怎样的人口。 看清现在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现在的家长是什么样子。 当孩子变了,家长变了,社会之变就不可阻挡。 当越来越多的家长摆脱最原始蒙昧的牲人状态,学会尊重孩子的成长需求,不再坚持规训奴隶式的家庭教育,当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尚未意识到自身需要成长的家长身边离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走”、“断亲”,沦陷区的人口基础就变了。 人们开始寻求独立。 并从人格独立、经济独立一路走向寻求政治上的独立。 伤害链系统为了维持其统治,需要通过精神阉割、能力阉割,把底层的子女“锁死”在底层。 它需要让你的父母一生牛马,让你也一生牛马,还要让你的孩子同样一生牛马。 但你已经牛马了一生的父母并不希望你一生牛马。 你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一生牛马。 那种甘为牛马的传承,存在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承,曾统治过无数代人的头脑。但它今天已经褪色。 褪色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结果很清晰。 即使蛆虫的传承仍然强韧,官二代还想做官,什么烟二代酒二代电二代铁二代,体制内的儿女还要进体制,但牛马的传承已无以为继。 农民工的儿女已经没法象父辈那样进厂打螺丝了,就算他们想,工厂也没有那么多岗位,没有那么多能向这些因为在衡水中学透支了健康所以更容易猝死的年轻人提供的岗位。 何况他们不想。 这些农民工的儿女,在中共改开时期的宣传话语体系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他们眼中理应属于自己的生活,是象中共国影视剧里的男女主角那样,有房子,有车子,有体面的工作,有漂亮服饰有精致饮食还有无数闲暇时间可纠结情感问题的生活。 他们相信“厉害了我的国”,他们也相信在中国他们能得到这样的生活。 这些权利意识不曾觉醒,对严酷的现实并无认知,却已不再甘为牛马的人口,这些已经不再适配于伤害链系统的“非顺民”,正是今日之中共国需要维稳的人口。 这些无法在伤害链系统里找到阶层上升的通道,却早已把“走上人生巅峰”当成必须的新生代,这些在中共宣传话语的洗脑下坚持个人奋斗,不断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寻找出路的年轻人,就是衰朽的帝国需要维稳的对象。 他们不认命。 他们竭力寻求更好的生活。 也许今天的你觉得“年轻人想要更好的生活”是天经地义。 但事实是在过去的年代,在曾经的千百年间,在主流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的社会环境里,安分守己才是天经地义。 而那种安分守己甘心认命的一代又一代顺民,才是伤害链系统的人口基础。 只有这样的人口基础,才适配于传统伤害链系统的维稳能力。 民情如水,在死水一潭风平浪静的时刻,水才不会覆舟。 伤害链政权的小船其实一直都经不起什么风浪。 只有在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心甘情愿跪着,憋屈着,不寻求更大生存空间的时候,伤害链才能勉勉强强的“稳定”着。 在“无风三尺浪”的今天,在随口就能说要“出去浪”的新生代面前,在政治上的权利意识未觉醒但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已经抬升的新生代面前,在对未来的期望值远高于政权愿意给、能够给的水准的亿万人面前,伤害链政权没有继续稳定的余地。 沦陷区的人口基础已经变了。 而且不仅是现存的人口,连未来的人口,会受现在这代人的家庭观念影响,在这代人缔造的家庭里成长的下一代也是。 人们已经回不去了。 家庭,从观念到形式到规模,也已经回不去了。 没有人能想象今天的孩子去构建一个和他爷爷、曾祖父一模一样的家庭。 什么三儿二女,四世同堂,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手纳的鞋底,坛子里的咸菜,时常走动的族亲,要开祠堂修的家谱……那些记忆仍然存留在一些人心底,但没有人能想象,今天的孩子肯复制那样的生活。 可是只有那样的人口能继续那样的生活,只有那样的家庭能培养那样的人口,被无边亲情之网缚在土地上,缚在年年月月世世代代重复着的生活状态里,甘心放弃向外闯荡的人口。 当那样的家庭那样的人口不再继续,伤害链的统治,对底层的“锁死”,也就无法继续。 而这些对生活有更高期望的人,正在为自己寻找出路的人,本应安分守己做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却在各方面都“不合格”的人,也在滑向个人生活中的“无法继续”。 他们想生孩子,想留下传承,想拥有影视剧里呈现的“普通人生活”,他们认为通过奋斗自己一定能实现梦想,但现在他们还在努力的遵纪守法,在困惑中坚持做一个“乖孩子”。 还没有滑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他们还在把努力的方向设置在“卷”上,在找出送外卖时的最快路径上。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造反。 虽然张献忠已经火过了,火到快过气了,黄巢已经成了流行文化符号中的新宠。 但他们还没准备好。 只是他们离准备好已只差半步。 不择手段的现政权,唯利是图的现政权,一直在对他们潜移默化。 所有这些“教育”终究会有结果。 熊孩子们就快要拆家了。
所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庭? 是伤害链式的家庭,是统治者以“爹”自诩,不准任何人乱说乱动的,充满压抑感的旧式家庭,是不允许独立思考、自主决策存在的,用精神阉割和暴力手段强迫每个下位者停滞于巨婴状态的恐怖家庭。 想成长,你首先就要摆脱这种“家庭”,要“离家出走”。 要独立。 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站在帝国的对立面高竖反旗,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独立。 因为独立是成长之路的起点,不成长我们就永远无法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现实世界中的种种问题,无法以成年人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并寻求承认。 你能理解这件事吗? 为什么上海需要寻求独立,为什么香港需要寻求独立,为什么图博特、东突厥斯坦和江浙闽粤蜀晋湘楚要寻求独立? 因为不以独立为起点,不摆脱帝国中央政权的干扰,不先争取到自主决策的权利,想在文明层面获得成长就是不可能的。 而对想摆脱巨婴状态的族群来说,对渴望摆脱“中华民族的民族劣根性”的每个人来说,成长,是必须的。 你得理解,成长,是必须的。 如果你无法理解成长的必要性,那么你的“无法理解”就反证了你自己的不成熟。 家国同构。 那些执着追求大一统的那些人,那些坚决不允许任何一个族群开启成长之路的人,那些声称“中国一点都不能少”,不惜高呼“留岛不留人”的人,可能有一张年轻的面孔,但你想想,他们和坚决不让孩子在穿衣、吃饭、交朋友、谈恋爱、选专业、找工作等事务上自主决策的控制狂家长有什么两样? 什么样的家长会不在意孩子的成长,只在意孩子“听话不听话”? 巨婴式家长。 到今天这个时代还无法理解成长的重要性的家长,是愚昧到残忍的家长。 至少也是自身在精神上仍然不够成熟的家长。 在政治层面,同理。 如果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仍然不能理解台湾独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不能理解图博特、东突厥斯坦寻求独立本质上是在寻求象今日之台湾一样建构符合民众需求的政治秩序的前提,不能理解在上海独立、香港独立等诉求背后,人们寻求的到底是什么——是自主决策的权利即成长为更好的自己的机会——你就该反思自己的幼稚了。 是的,独立的方式、过程是可以谈的。 未来是否重新联合也是可以谈的。 但独立诉求本身的正当性,任一族群寻求独立的权利无可置疑。 就象一个成年了的孩子离家出游、离家工作的权利那样无可置疑。 把门关起来不让走,打断他的腿不让走,甚至把他杀死在家门口,是家长的正当权利吗? 用铁链锁住一个成年人并声称“因为她是家庭成员”,这样的逻辑,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敢声称是天经地义。 而认同这套逻辑的人,在文明层面上是何等的幼稚。 我知道有很多人今天仍是“统派”。 很多人反共但“不反华”,甚至反暴政而不反共。 我尊重这些人保留这类观点的权利,但我也不得不指出这类观点的幼稚。 成年人该想想如何建设。 而不是停留在只敢在“大家长”面前发出微弱的异议,盼着“大家长”听到自己的诉求之后纡尊降贵照顾一下自己需要的层次。 不要以比较会撒娇的巨婴自居了。 请想想成年人面对问题该有什么样的姿态。 请想想你希望拥有的秩序是该由你自己亲手建构,还是该等待着“党妈妈”赐下一点怜惜。 如果你是一位成熟的统派,你该做的不是吓阻独派,否定他们的独立诉求,你该做的是拿出一个对各族各地的独派有足够吸引力的政治方案,吸引他们走向你认为更合理、更具建设性的联邦或邦联道路。 如果你是一位成熟的统派,你该懂得独派是什么人——是一群决心亲手建构自己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的人,是一群决意建构本族群的生活方式,拒绝停滞于受压制受操控的巨婴状态的人。 成熟的“统一”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象成年人与成年人组成的家庭的样子。 现代社会的家庭,是由同样具备边界感,懂得尊重对方的人,在自愿协商达成共识后组成的。 如果你是个成熟的“统派”,你努力的方向就该是促成各个独派“谈恋爱”,促成各独派的合作、共赢,把事情向你想要的方向引导。 如果你真的想解决民族矛盾,想让曾被硬塞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族能放下历史恩怨和平共处,你该做的是促成各族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成熟到能与友邻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的程度。 而若你真想做成“启蒙”这件事,同理。 你该加入独派的行列,让沦陷区亿万民众在分别归属于不同族群,分别独立后,踏上成长的起点,通过成长逐渐摆脱巨婴状态,逐渐获得与他人和平共处,与政治异见者和平共处,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争端的能力。 中华沦陷区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希望在哪里? 在这里。 希望在于成长,在于以独立为标志,脱离蒙昧被动的巨婴状态的成长。 而上海,已用自己的独立诉求,点亮了沦陷区各族群趋向精神成长的希望之光。
独立是成长的起点。 许多从父母控制欲过强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只有在独立生活之后,才有机会决定自己吃什么穿什么,交什么朋友,乃至找什么工作,建构怎样的生活状态。 在刚离开父母,还没“找到自我”时,他们会显得格外幼稚。 被伤害链帝国压制着的各族也一样。 但不独立,就没有机会成长。 在中华沦陷区,在这个千百年来反复遭受精神阉割的族群里,我们总是看到处于文明幼稚期的群体和个体身上呈现出“巨婴”特性。唯利是图,不守信诺,肤浅短视,欺软怕硬,缺乏边界感,太多太多值得批评的弊病呈现在我们眼中,有时我们会对这个族群整体感到绝望。 我们会认为这就是“中国人的民族性”,甚至会将之泛化到整个沦陷区不论民族身份为何的所有人。 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是你能在任何一个婴儿身上找到所有这些问题,在一个还没有学会如何制衡人性中的软弱,还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人相处的婴幼儿身上看到所有类似的行为模式。 巨婴是一种肉体成年了精神却处于幼稚状态的人类。 巨婴国、巨婴族,则是肉体成年了精神却仍未成年,肉体成长了精神却从未有机会成长的社群。 为什么他们没有机会成长?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学习,从独立自主的生活中学习,从全程由自己掌控的试错中学习,因为他们从未获得过独立自主的权利。 所以他们显得幼稚,然后他们明显的幼稚又会被当成不允许他们独立自主的理由。 被父母长期过度管束的孩子会在离开父母独自生活的初期,显得格外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许多这样的孩子会无法妥善安排自己的饮食、穿着——实际上是无法理顺自己被长期压抑的欲望和真实需求之间的冲突。 同样的困境,也属于许多刚刚摆脱伤害链系统寻求独立的族群。 甚至也属于许多刚开始寻求平等权利的社会阶层。 “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 只有从成长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你才能看清解决之道。 只有先独立,以独立为成长的起点,从个体到族群到阶层才能慢慢在独立自主的生活状态里,在能自主决策后的一次次试错里,成长起来,成熟起来。 所谓的“支性难改”才会不再是什么问题。 中华沦陷区所谓的“民族劣根性”,本质上是帝国统治模式对各族各地的长期阉割导致的“巨婴性”。 想破除这种巨婴属性,各族各地需要的是成长,是在得到独立自主,为自己建构秩序的权利后成长,而不是继续接受某个新中央的控制,不是换个主子继续为奴,换个“妈”继续吃奶。 一个人,只有独立了,只有能自己作主了,才能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才能在心理上能把自己的决定和自己该承担的后果关联起来。 一个族群也一样。 在中共的宣传论调里,中国人永远是“需要管”的,少数民族也永远是需要中央政权养着和需要中央政权约束压制,否则就会“爆发民族矛盾”搞得天下大乱的。 你可以在现实里找到很多支持中共这套说法的论据。 但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是人无法生而知之,无法不经试错就在每一项从未尝试过的事务上,从一开始就做到最好。 在为自己的生活建构秩序上,在进行人生中从大到小的各项决策时,同样如此。 在作为一个族群为本社区建构秩序时,在为本族本地本国的各项事务进行决策时,同样如此。 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各族各地不能独立,不能为自己作主,不能自行决策,就永远无法通过成长摆脱巨婴状态,永远无法摆脱“支性”。 就会永远呈现出需要喝党妈妈的狼奶才能活下去的扭曲状态。 当你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族群的巨婴状态感到悲哀的时候请不要忘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是伤害链系统为维系其统治进行的精神阉割,是当事人因无法自主而无法成长。 是大一统帝国对整个社会趋向文明的成长进程的超强抑制。 而保持巨婴态的后果是什么? 是娇弱,是面对天灾人祸时的不堪一击。 是因不堪一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些生命的代价,那些血泪,哭声。 对仍然执迷于大一统迷梦的朋友们,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希望解决所谓“民族矛盾”,真的想改变中华沦陷区的所谓“民族劣根性”,请看过来。 请看清独立对改变你所关心的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請看清政治上的独立和整个族群的精神独立之间的关系,请看清政治上的独立和整个族群在文明程度上的成长成熟之间的关系。 上海为什么要独立? 图博特、东突厥斯坦为什么要独立? 满洲国为什么要独立? 江、浙、闽、粤、蜀、晋、楚等国为什么要独立? 请看看韩国、台湾、新加坡。 请看看在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后这些社会这些族群在成长方面获得了什么。 不独立,成长无法开始。 对个人而言对族群而言道理是一样的。 对解决民族矛盾,令各民族成长为能和平共处,能放下历史恩怨携手共建未来的“成年人”来说,独立是必须的,是一切的起点。 对所谓的“脱支”或者说“启蒙”来说,对令亿万沦陷区民众摆脱巨婴状态,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来说,独立也是一切的起点。 是我们想要的新生活、新秩序必须拥有的起点。
有很多问题是必须通过“成长”来解决的。尤其是中华沦陷区那些看似不可解的困局,那些因文明还处于幼稚状态,在巨婴族群与巨婴族群之间看似解不开的恩怨缠结。 较成熟的文明才有能力与他人和平共处,才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 所以想在沦陷区缔造永久的和平,你最好让矛盾各方都变得“不再幼稚”。 如果帝国崩解后,在废墟上兴起的,全都是和今日台湾一样的国家,国与国之间长期保持非暴力关系,会是件难事吗? 相信每个了解日、韩、台关系的人都能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国际社会里,凡是能保持一定成熟度的国家,都能与同样保持着一定成熟度的国家和族群保持较为和平稳定的关系。 最尖锐的冲突永远发生在不够成熟的族群之间,较缓和的冲突则持续发生在较成熟和较幼稚的族群之间。 究其根本,暴力,本就是幼稚族群最偏好的手段。 在中华沦陷区,许多人至今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他们认为“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意思是想统治这片土地就必须使用暴力压制异议。 压制,压制!从压制自由灵魂对独立空间的渴望,到压制跪伏如羊的奴隶们的维权诉求。 他们认定压制是保持和平,或者说维持“稳定”所必须。 但他们不会告诉你,当受压制的族群停滞在幼稚状态,当暴力是受压制的族群和个体唯一懂得的解决问题手段,问题会永远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在中共国,所谓的民族矛盾,所谓的官民矛盾,其根源都在于此。 那些本应由成长来推进其解决的问题,那些成熟的、理性的族群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的问题,因为各族群被迫滞留于幼稚状态,因为中共国仍是个“巨婴国”,就看似无解。 我们看到了问题的根源。 所谓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所谓的“中国没有共产党会天下大乱”,乱自何来? 来自沦陷区每个本可顺利接受现代化观念,本可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的族群、社区、个体,长期被迫停滞在“只会哭闹”的婴儿状态。 这些族群,都是“阁楼上的疯女人”。 她不是因为疯狂才被锁在阁楼里的,她是因为被锁在阁楼里才看似疯狂的。 只要有了成长的自由,她将回归理性。 但当然,成长需要过程。各族群在政治上的成熟需要内外部条件的促成。 例如上海民族在政治上的成熟就需要有欧美援助和上海在地独派的积极推动。 目前更幼稚的族群想举办“成年礼”,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投入。 而一切的起点,在于中共帝国先要解体,在于对成长的全方位压制先要被解除。 在思考所谓的“民族问题”时,你们不能忽略上述事实。 在批评东突厥斯坦、图博特、香港、台湾、上海、江、浙、闽、粤、满洲国的独立诉求时,在对中华沦陷区的社会民主转型感到绝望时,你们也不能忽略上述事实。 如果忽略了上述事实,你们就会误以为寻求独立的人是在“制造问题”,就会看不明白我们是在试图解决问题,试图通过推翻中共帝国对本族群成长的压制来恢复本族群应有的成熟程度,然后坐下来,象成年人一样和其他恢复了成熟程度的族群谈和平共处,谈友好合作。 我们选择的路径是“独立➡️成长➡️和平”,不是“大一统➡️幼稚➡️内耗”。 我们对未来的期望,是中华沦陷区既不继续是一个大一统的超级巨婴国,也不变成一组零散存在但互相攻伐的小巨婴国。 而上海,准备在这一场成长历程里做诸国的“长姐”。 身为巨婴国里人口基础、秩序建构能力最强的城邦,我们责无旁贷。 我们知道自己是特殊的。 在中华沦陷区这个曾经的超级猪圈里,我们是唯一首先意识到需要摆脱猪圈式国家建设思路的族群。 在未来,显然我们也将是沦陷区首先完成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建构的样板国家。 一个能首先拿出成熟姿态,和邻国,和其他追求独立建国的族群谈合作、谈互助,而不是争抢地盘,清算历史恩怨的国家。 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先人一步,以后仍会继续是先行者。 不但是先行者,也会是后来者的引路人。 那些最担忧中华沦陷区陷入长期动荡战乱的人实在应该想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才能真正结束乱世。 文明史已经告诉了你们。 成长,成长到某个成熟程度以上的文明才有能力使用暴力之外的手段解决利益冲突,让各方达成共识。 而在沦陷区首先能跨入“成年人”行列的显然只有上海。 在沦陷区内,上海一直被公认为“洼地的天花板”,在海外,沪民党也是首先意识到需要以“成长”为目标的政治组织,是首先尝试在自己的组织方式、活动形式上摆脱党文化痕迹的政治组织。 文明史告诉我们,和平的希望总是握在成年人手里的。 而上海显然会是沦陷区这个昔日巨婴国里第一个真正成年的人。 和平的希望在我们手里。 在愿意成长,愿意以成年人姿态与友邻和平相处,也期待友邻们迅速明晰目标,同样成熟起来的我们手里。 所以,如果你向往和平,请和我们站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