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瑞德里希4th😷

蛆国底层最悲摧困境是什么？是被困在两种文明稳态的夹缝之中。当文明只有一种稳态时，当社会只能在伤害链系统的构建、维持和崩溃中循环时，底层的命运总是确定的——要么在王朝周期律的上半场吃一点时代红利，多生多育，抓住机会多繁衍些后代，要么在下半场流离失所，易子而食。但今天，文明有两种稳态，而且技术普及令绝大多数国家都实际上处于两种稳态的叠加或者说暧昧状态。这些国家都既现代又古老，其生产生活方式中既有现代的部分，也有古老的部分，人们从观念到能力，都既现代，又古老。于是事态走向也变得晦暗不明。这种处于叠加态的社会在危机中，需要连续经历两场崩溃，才能重新找回自身的确定性。这就是蛆国牛马的尴尬处境。按照王朝周期律，当现政权无法保持既有的伤害力落差，由现政权维护的旧秩序就会崩溃，旧秩序对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压制会因此短暂放松，使新的伤害链系统能生长起来，成为秩序供应者，重建伤害力落差，重建伤害链稳态。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驯服的底层牲人会大规模死亡，只有不那么驯服的人才会因幸运、勇敢、头脑灵活等原因幸存，并因太驯服的牲人已死去，成为人口主体，成为有能力有意愿有勇气创造新秩序的逐鹿群雄。 “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群雄逐鹿，定鼎中原。”这是在历史舞台上曾一次次重演的戏码，是我们熟悉的戏码。在这熟悉的戏码里，“民不聊生”是社会崩溃的前提，底层的大规模死亡造成的人口成分改变和顺民心态改变，是事态发展无法绕过的阶段。不走到这样山穷水尽的绝境，伤害链社会就无法“破而后立”。没有“破”，就没有“立”，若顺民没死或死得不够多，旧秩序统治基础就仍然坚实。但到了现代，在每个包含了叠加着的两种稳态的国家里，社会在走向上述山穷水尽的绝境前，都需要先经历一场产业链稳态的崩溃。在大规模死亡之前，在走进最古老的困境，在被迫颠沛流离易子而食之前，人们要先经历一场属于现代人的崩溃，先经历萧条、失业、骚乱，先经历一场国家维稳系统的漫长破产。放在蛆国，就是说，人们要先经历一场“改开中国”的崩溃，接下来才会看到“红色中国”的崩溃。在连续发生了两场崩溃之后，“破”才会结束，“立”的空间才会出现。目前你们看到的蛆国社会的种种末日征象，还都只是“改开中国”的末日征象。还不是“红色中国”的末日征象。民怨沸腾不等于民不聊生。今天，民众还没有山穷水尽，顺民还是人口主体，旧秩序的基础仍在，王朝更替的前提还没有达成。人们正在失去生活，但他们还没有失去生命。所以，如同古代王朝更替时那样的社会剧烈震荡并不会在短期内到来。剧烈震荡只会在“改开中国”的余荫消耗殆尽后，在属于“红色中国”的那半场剧目里发生。如果说“红色中国”的崩塌是场干脆利落的死亡，是“重新投胎”，“改开中国”的崩溃就是一场漫长的活罪。每个底层顺民都会在“改开中国”漫长的崩溃过程里把过去积攒的资源消耗掉。他们会一点点的失去生活，一点点的失去希望，一点点的，在挣扎中，无可挽回地失去他们最宝贵的东西。直到他们最终死去。他们是不可能看到新秩序的生成，看到新时代的开启，看到新政权的建立的。因为他们的死，正是社会变革开始发生的前提。如果没有任何外力干预，一个已经获得过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处于两种稳态叠加状态的国家，不连续经历两场崩溃，是不会有机会依照王朝周期律的基本规则“破而后立”，迎来旧秩序的崩塌并生成新秩序的。而且就算最终旧秩序崩塌了，新秩序生成了，生成的新秩序也多半是伤害链式的。因为在连续经历两场崩溃后，社会仍能保留的建设性力量通常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门槛更高的产业链式秩序的建构。但如果有外力干预呢？情况就会不同。蛆国底层牛马今天的困境是什么？是他们正被困在“改开中国”的萧条、衰落过程之中，而只有“改开中国”遗下的资源彻底耗尽，残留的影响力完全消失，原本靠“改开中国”承担的维稳任务被移交到“红色中国”手中后，他们才会迎来改变，他们所受的漫长活罪才会走到尽头，绝大多数人的处境才会从“煎熬忍耐”变成“忍无可忍”，然后，一切才会图穷匕现。那时，“红色中国”会快速崩溃，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王朝更替会再次发生。如果没有人干预这个过程，没有人创造另一条道路，牛马们就只能沿着连续经历这两场崩塌的命运之路走下去。并且大部分最温顺的牛马只能在黎明前就死去。除非有人从外部输入秩序。除非在“改开中国”完全消亡，“红色中国”成为主导之前，有人能直接跳过这漫长的死亡过程，为已经花费四十年时间向产业链转型的社会人口基础和经济基础，“配”上一套产业链式的秩序。给他们“配”上一套牛马们自己无力生成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用这种方式，进行一场“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硬生生把处于暧昧状态的社会拉进文明新稳态。但这会被说成“侵略”。如果这些动作是由美国，由欧洲，由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进行。世界一直在坐视伤害链底层的困境，并以此为正义。如果我们不去“侵略”蛆国，不去完成“输入式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人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