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

技术升级,人口就会升级,最后政治秩序就不得不随之升级。 那么技术降级会带来什么?制造业的空洞化会给欧美国家带来怎样的危机? 会带来人口危机。 不是人口数量上的危机,是人口质量上的危机! 是能理解作为工业文明的“配套技术”的政治秩序之建构和维护机制的公民,不再是本国本族人口主体的危机! 技术需要以高质量人口为载体,为维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口也一样,也需要在工作场景中保持与技术的接触才能一代又一代保持“工程思维”,保持技术思维能力。 而民主是什么?法治又是什么? 是社科领域的技术,是没有技术思维的头脑难以理解和运用的技术。 从技术角度出发,在欧美这样的国家,由政界各方势力经过反复博弈推出某项政策,实际上进行的是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研发”,政策讨论同时也是技术讨论,政治共识本身也是技术共识。 因此要推出切实可行的政策,“研发团队”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是不行的。 在一个成熟的工业文明内部,在技术思维能力成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门槛”之后,不管你选出什么立场的人做议员、总统,理论上他都应具备一定水准的技术思维能力,对“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在成熟的工业文明内部,按理说,经过重重筛选机制过滤,不管你选谁当总统,你都不会选出一个“科盲”,不会让一个无力主持研发工作的人成为研发团队的首领。 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就说明这个成熟的工业文明在人口基础上发生了退化,因某些原因,社会退失了本应具备的技术思维能力。 于是,社会中的各派虽然都有善良的愿望,却无力为实现愿望设计合理可行,能导出技术共识的行动方案。 你们参加过技术人员在研发阶段开的讨论会么?你们见过因观点分歧争得面红耳赤的技术员么? 散会去食堂的时候他们仍会是好哥们。 在达成技术共识之后他们仍会是好哥们。 一切争论都对事而不对人。 这不是依靠道德规训形成的“素质”,这是尊重客观规律的技术人员自然而然的思维习惯,是因为技术人员知道,你可以压服对手但不可能压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技术议题上,“解决人”毫无意义。 是的,制造业岗位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岗位很可能无法回流欧美,但那就意味着欧美国家需要找到其他方式来维系自身的人口基础,维持普遍的技术理解能力。 越是深入思考,越是深入了解“民主的细节”,我就越是意识到民主的技术属性。而越是现代化的国家,越是在治理上趋于复杂、精细的国家,就越需要在推出任一政策前考虑得更多更全面,令“决策施政”有如一次次社科领域新产品的研发。 参与研发的每个人显然都需要一点技术思维能力。 于是你可以看到,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公民意识和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三者的结合象什么? 象在同一棵技能树上,只能依次点亮的技能。 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是基础技能,现代化的公民意识在前者点亮后才能点亮,最后的政治秩序,作为配套技术,则需要以前二者为依托才能在一个社会长期平稳运转。 工业文明是技术文明。 我们,是时候意识到文明的技术属性了。 是时候意识到想让社会保持一定的文明程度就需要令社会拥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了。是时候意识到,想让某一族群“文明”起来,就要令这些人拥有技术思维能力,让他们能在最低限度理解和运用社科领域的“技术”,在家庭内部、工作场景中,保持就事论事,不一心想着“解决人”而不是去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了。 走向文明、维护文明,要求我们更智慧。 而打造一个更文明的制度环境,需要我们能以务实的态度,认真考虑我们现有的人口基础,我们现有的技术能力,从成功的希望最大的地区开始,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把道路开辟出来。 在改开时期,中共设置了“试点”。 当年的深圳特区曾汇聚了无数各地英才,通过不拘一格广纳贤士,快速形成了足以推进当地改革进程的人口基础。 未来,这件事将同样发生在上海。 这一次,我们会招纳在政治秩序的开创上更具勇气、见识的各路人才。 会令新生的上海共和国拥有与沦陷区其他地区差异极大的人口基础。 上海将是一个起点。 也是打造给所有具备技术思维的沦陷区人才的“研发基地”。 她会是沦陷区第一个从生产生活方式到人口基础,最终到政治秩序都完全现代化、文明化的新兴国家。 并会致力于推广自己研发出的全套技术,令周边江浙长三角地区,令沿海已拥有成熟制造业,具备人口基础的地区都能快速跟进,成为上海共和国的好邻居,战略伙伴。 在伤害链与产业链之间,技术逻辑是偏向产业链的。 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要如何选择阵营,要如何配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就是每个人都该凭自己的智慧作出的决定了。
上海必须独立。 作为沦陷区的“天花板”,如果连上海都不能在中共帝国覆灭后完成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不能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具备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上海市民群体提供与当地既有经济基础、人口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秩序,沦陷区其他地区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上海必须独立,并成为一个样板,一名先行者, 一个堡垒,一座桥梁。 现代国家首先是政治建构,在我们致力于追求上海独立的时候,我们追求的,首先是在中华沦陷区完成一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代化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 是暂时不考虑其他地区的民情民意、经济基础,只专注于上海,只在这一隅之地,聚拢所有渴求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同路人的力量,汇聚改开四十年间沦陷区社会培养出的人口精华,尝试打破笼罩这片土地数千年的魔咒,完成一份让民众能解脱于治乱循环的政治建构。 对许多思想守旧的人来说,上海独立是天方夜谭。对过于重视文化建构,认为不先完成民族发明,追求独立的事业就不可能往下进行的朋友们来说,上海独立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从完成一份全新的政治秩序建构的角度看,“实验田”是大些好,还是小些好呢? 换个角度,从争取欧美驻军保护,由此为已经陷入动荡混乱的整个沦陷区打造一座“安全岛”,为在混乱中乘时而起的各族各地建国者设置一个方便与欧美外部力量接洽的环境,令欧美投资人能“打捞”回一些沦陷区残存制造业资源,也让各族各地建国者多一些早日恢复贸易恢复经济恢复民生的机会看,上海,是大点好,还是小点好呢? 我从未把上海独立事业,看成可以脱离整个中华沦陷区局势发展的存在。 正好相反,我把上海独立视为整个沦陷区实现社会转型的起点。 基于无法否认也无法推翻的经济规律,也基于我们对中国历史上从未被打破过的治乱循环的了解,中共帝国的崩溃,是在不久后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乱世必将来临。 而由乱归治,在旧秩序崩溃后重新建构新秩序,也是事态发展的必然。 只是在历史上,中国人总是在帝国的废墟上重建帝国,每一次在旧秩序崩溃之后,人们重新建构起来的新秩序,都“换汤不换药”,仍是基于伤害链逻辑的那一套。 但这一次,能不能有新意呢? 沦陷区能否至少有一个地区,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依靠一群头脑已经深受欧美现代观念影响的人,以一座在文化上曾深受欧美影响的“远东的欧洲城市”为基,尝试建构一份传统不同的秩序,并在整个创建过程中得到周边地区的尊重和鼓励呢? 我相信是能的,而且是必须能。 因为如果上海不能,其他地区更不能。 如果上海不能在尝试建构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过程中不受干扰,不能在开创全新建构的过程中得到周边地区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沦陷区的“天花板”都不能从旧时光的泥潭里冒出头来,“天花板”以下的部分就更没有希望。 上海独立,是一场上海人以自身为实验素材进行的民主转型社会实验。 我们知道有一场同类型的社会实验曾成功过,并已延续了近250年——美国。 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在立国前并没有事先完成过民族发明和文化建构,撰写《独立宣言》的不是世居北美本土的印第安人,使用的也不是土著语言。 但美国成功了。 因为新秩序本身的力量,新秩序相对于旧秩序的优势,足以抵消美国人在旧秩序竞争体系中的劣势。 虽然和英国人使用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文化根源,同样的血缘,甚至同样的民族情感,但美国人仍可以完成独属于自身的政治秩序建构。 如果你只考虑经济领域的新秩序建构,你会发现,在中共国改开期间,不论是小岗村还是深圳特区,都做过同类的事。 从秩序建构的角度你也会看到,在进行秩序建构或维护既有秩序时如果一个具备独特性的地区遭受中央政权的粗暴干涉,例如香港的“一国两制”被彻底破坏,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上海为什么必须独立? 因为不独立,上海就没有拒绝他人干涉自身秩序建构的正当权利。 以上海为开端的中华沦陷区新秩序构建实验,就无法顺利进行,从而无法为整个沦陷区提供一个样板,一个可供“山寨”的模仿对象。 追求上海独立,在本质上追求的是什么? 是追求上海人在解决属于自身的“人的困境”时,独立行动的权利。 当你放在对“大一统”的执念,开始学着尊重上海独立时,你所尊重的也正是这份“独立行动”的权利。 在你学着尊重台湾人的权利,打起蓝色星月旗的维族人的权利,打起雪山狮子旗的藏族人的权利时,同样如此。 追求独立的人,只是些想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人,只是些不想靠你解决他们问题的人,只是希望在自主行动的情况下为自己找到出路的人。 而当他们找到出路的时候,他们的经验对你也有价值。 在上海人追求独立的道路上,最美好的画面,是“千帆竞渡”,是各族各地能同时开启独属于自身的政治秩序建构,并互相扶助,彼此参考。 也是上海的周边邻国都能由上海的独立中获益,由上海拉来的外资、由上海竭力创造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中获益,从上海人的“实验成果”中获益,并由此更支持上海人把实验继续下去。 从这个角度看,上海的独立,实际上,是整个沦陷区和平转型的希望所在。 愿有识之士共勉之。
大名鼎鼎的桥水基金老板达里奥最新重磅长文: 《当下的局势远不止与关税战》 “我们正在目睹货币、政治和地缘政治秩序的瓦解” 此刻,众人正合理地关注已宣布的关税及其对市场和经济的巨大影响,而对导致这些关税出台的背景以及可能在未来带来更大破坏的根本性变革关注甚少。别误会,虽然这些关税公告是非常重要的事态发展,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是特朗普总统促成的,但大多数人已经忽视了促使他当选总统并最终带来这些关税的根本性背景。他们也大多忽略了驱动几乎一切现象(包括关税)的更加重要的力量。 更大、更重要的是,我们正目睹着一个经典的货币、政治和地缘政治秩序的瓦解。这种瓦解大约一生中只会发生一次,但历史上在类似不可持续的条件下,这种情形却屡见不鲜。 更具体地说: 1、货币/经济秩序的瓦解: 原因在于现有债务过多,新债务增加速度过快,而现有的资本市场和经济体正依赖这种不可持续的大额债务。 债务之所以不可持续,是因为债务借款方(例如美国)负债过重且不断借入更多债务以维持其过度消费,而债权人(例如中国)已经持有大量债务,并且对向债务国销售商品以维持其经济增长上瘾。这种不平衡存在巨大的纠正压力,且其改变将从根本上重塑货币秩序。 例如,在一个去全球化的世界中,主要国家都无法相信其他大国不会切断他们所需的物资供应(这是美国的担忧)或支付他们应得的钱(这是中国的担忧),如此大规模的贸易和资本不平衡显然是不协调的。这种局面源于各方正处在一种把自给自足视为至关重要的战争状态中。 历史学者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风险屡屡导致我们目前所见的问题。 因此,那种老式的货币/经济秩序——中国低成本制造、向美国销售,再获取美国债务资产,而美国则从中国借钱以进行购买并积累巨额债务负担——必须发生改变。 这些显然不可持续的情况进一步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既削弱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就业,也迫使美国从一个日益被视为敌人的国家进口必需品。在去全球化的时代中,反映贸易和资本相互联系的大规模贸易与资本不平衡终将以某种方式缩小。 此外,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政府债务水平及其债务增长率也是不可持续的。(你可以在我的新书《国家如何破产:大周期》中找到我的详细分析。)显然,为了减少所有这些不平衡和过剩,货币秩序将不得不经历重大的颠覆性变革,我们正处在这一进程的早期阶段。这将对资本市场产生巨大影响,并进一步影响经济,而这些我将在另一时间详细探讨。 2、国内政治秩序的瓦解: 主要由于人们在教育水平、机会、生产率、收入和财富水平及价值观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以及现有政治秩序在解决问题方面的无能为力。 这些状况表现为左右两派民粹主义者之间不惜一切代价争夺掌权的斗争,导致民主制度的破裂,因为民主制度需要妥协和遵守法治,而历史已经表明,在当前这种时期,两者都在瓦解。 历史也表明,当典型的民主和法治壁垒被移除时,强势的独裁领导人便会出现。显然,当前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将受到我在此提到的其他四股力量的影响——例如,股市和经济问题很可能会制造出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 3、国际地缘政治秩序的瓦解: 因为一个主导大国(美国)单独掌控其他国家应遵循的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所领导的多边合作世界秩序正被单边主义、实力至上的新秩序所取代。在这一新秩序中,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但正转向一种单边的“美国优先”策略。 我们正看到这种趋势在美国主导的贸易战、地缘政治冲突、技术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的军事冲突中显现出来。 4、自然因素的破坏作用: 干旱、洪水和疫情等自然现象越来越具有破坏性。 5、科技变革: 诸如人工智能之类的惊人科技变革将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包括货币/债务/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国际秩序(通过影响各国之间的经济与军事互动)以及自然灾害的成本。 我们应当关注的是这些力量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 因此,我敦促你不要让新闻上那些引人注目的戏剧性变化——比如关税——分散你对这五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的注意力,因为这些才是推动总体大周期变化的真正驱动力。 如果你被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你将会:a) 忽视这些大力量的条件和动态正如何导致这些新闻事件;b) 未能深入思考这些新闻事件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这些大力量;以及 c) 忽略总体大周期及其关键驱动部分的典型运行方式,而这正能告诉你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还敦促你思考那些至关重要的相互关系。 例如,考虑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的举措将如何影响: 1)货币/市场、经济秩序(将对其产生颠覆性影响); 2)国内政治秩序(可能会破坏他本人的支持基础); 3)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将在金融、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等多个显而易见的方面造成破坏); 4)气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世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能力); 5)科技发展(对美国来说可能在某些积极方面推动更多技术生产回流,同时在其他方面,如对支持科技发展的资本市场造成破坏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在此过程中,记住当前的局势仅是历史上无数次类似情形的当代表现。 我敦促你研究政策制定者在过去处于类似境地时所采取的措施,以便帮助你列出他们可能会采取的举措——例如,暂停向“敌对”国家偿还债务、建立资本管制以防止资本外流、征收特殊税收等。 许多举措在不久前还难以想象,因此我们也应研究这些政策是如何运作的。 货币、政治与地缘政治秩序的崩溃,往往以经济萧条、内战和世界大战的形式出现,随后又催生出新秩序,直到这些秩序再次崩溃——这一过程反复出现,理解这一过程至关重要。我在《应对变革中的世界秩序原则》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总体大周期分为六个明显阶段,随着一个秩序向另一个秩序的演变,过程清晰易辨,从而可以判断当前周期所处的阶段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在撰写那本书和其他著作时,我希望—也依然如此— 1)帮助政策制定者理解这些力量并与之互动,从而制定出更好的政策以取得更好的结果 2)帮助那些虽无法单独影响政策但集体可以改变现状的个体更好地应对这些力量,从而为自己及其关心的人争取更好的结果 3)鼓励与我观点不同的聪明人进行开放而深入的交流,以便我们共同探寻真相并探讨应对之策。 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我本人,并不一定代表桥水基金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