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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文】 章立凡:不幸的年代 我记得看过一本批判胡风的漫画集,那上面把胡风就画得非常丑恶啦。回想起来,我觉得在当时社会环境影响下,过早地让儿童去关注了政治; 或者说,是政治过早地介入一个儿童的思维了。至少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有了“蒋匪帮”、“反革命”、“胡风分子”等这样的概念了。所谓划分“好人”“坏人”,已在你脑子里了。 这种情况到1957年有一个很重大突破。那年正是我从幼儿园升入小学的时候,突然知道了“反右”。从那时已形成的观念出发,觉得毛主席要批判我父亲,那父亲就肯定是错的。只是有这种判断,但这种判断也不强烈,那时也不懂什么叫错误。好像错误是“反党”什么的,对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没有判断。 当时我父亲所在的民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派人来动员我母亲表态。表态在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很重要,你要是表态表不好,以后的日子就会有一大堆不如意。 我觉得,从50年代起提倡思想斗争、揭发检举,中国就开始了一个提倡背叛的年代。到1957年,这种背叛不只发生在社会上同事之间、师友之间、上下级之间;连家庭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晚辈和长辈之间,都会有背叛。到文革中更演变成为造反,最后全社会以造反为时尚,其所由来者渐矣,提倡者和被整者形成了一种循环。那个拍板整我的校长,被人整得非常惨。实际上大家都在这种整人的政治文化里苟活。痛,但一点不快乐。 ……
【嘉文】 苏晓康 | 康正果:毛像的兴衰与高氏兄弟的“去毛”创作 按:我在《雨烟雪盐》中曾写到「非毛化」论说,提及三人:余英时、林毓生、康正果,并称我视「非毛化」为中国人摆脱愚昧的标准; 不料今日忽接康正果发来一诗『高兟回国被刑拘一周年』,配有文字「去年四月,高兟夫妇携幼子前来新港,我曾陪他们畅游耶鲁校园。临别时,他告诉我即将回国处理工作室遗留事务。我当即以我当年回西安被国安拘留案例警告他,目前持绿卡身份,万勿掉以轻心,冒险回国。不久即闻他被警方拘留凶讯,至今日已一年整矣。赋诗一首,聊表关怀」: 不法危邦法网罗, 滔滔天下罪名多。 所城一出休回顾, 公竟渡河嗟奈何! *《论语•微子》:“滔滔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 ** 所多瑪,参看《旧约•创世纪》 *** 汉乐府《公无渡河》 正果兄悲怀知己,乃是一位以艺术手法「去毛」、达至「毛孙」习近平要将他下狱的深度,中共以「诬蔑革命先烈罪」惩处「非毛化」,可知「保卫意识形态」比「巩固江山政权」更优先,是这个政权未敢忽略的秩序,也即颠覆毛则江山倾废大半,真是防口如防川,习政权危如累卵。顺便再发康正果「去毛」佳作《毛像的兴衰与高氏兄弟的“去毛”创作》,原作系艺术评论,配有多幅影画,可惜未能转来文中。 ……
【嘉文】 巫宁坤:往事回思如细雨一一纪念汪曾祺逝世 曾祺走了七年了。一代散文大师在北京突然去世的噩耗是从董乐山兄的来信中得知的。乐山当时为肝疾所苦,”心绪不定”, 1997年5月21日信上说:”不过过了七十,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你的老同学汪曾祺已于5月16日逝世,我是看报才知道的,剪下给你一阅。”报上登的是曾祺的恩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像曾祺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没有了。”回想七年前离京来美前曾专程到曾祺家去辞行,约好回国后好好喝两杯,”忆苦思甜”。谁料到,几年来欲归无计,当年辞行竟成了诀别。不到两年以后,乐山本人也因肝癌含恨而终。关山间阻,亲故凋零哭亦迟,真不知言从何起。 ……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曾祺对政治并无兴趣,却一再被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的旋涡。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文天才,他的心是脆的,身经数十年家国之痛,无论他多么宁静淡泊,他的灵魂能够不泣血吗?他语重心长地留下一句话:”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言犹在耳,宛如春潮,他已经走了七年了。
【嘉文】 徐友渔:人性兽性之谜 我国五六十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人们看过《白毛女》之后听到的告诫和总结。 “文革”之后,一些劫后余生、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如巴金、冰心等说出了类似的话:“‘文革’使人性变成兽性、“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是谁由人变成了兽?毋庸置疑地,首先是林彪、江青集团的成员及其党徒、打手,但毋庸讳言,许多人也指当年的红卫兵。 “文革”孕育期的教育,政治压倒了知识,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红”大大地优于“专”。学校和社会的精神文化氛围,用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革命”。革命当然是好事但那时“革命”的内涵,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根本上讲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一个虚构的革命中心不断东移,中国成了世界革命根据地,因此全世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加以包围和颠覆的神话。当一个国家自视为处于革命时期即非常时期时,法律就被废止了,秩序就被打碎了,当人们自认为自己在革命时,他们会产生真理在身,有权诛灭异类的心理。 ……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许多人自以为经历了30年前的轰轰烈烈和惊心动魄,余下的小打小闹都不在话下。确实,不少人经历了野火般的狂乱和黄河一样的浑浊,心性已经清纯和澄明,在人事和利益的交错中能守住自己的根和本,但不见得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生命持有定力。“文革”曾经使人在自己的本性方面迷乱,那是一场政治灾难。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另一种考验,另一种诱惑,这就是经济的侵蚀。恶可能不再借助于棍棒和皮鞭,但会表现为尔虞我诈和巧取豪夺。善与恶的交锋只会改变形式,但决不会消失。
【首发】 高瑜:江油事件中触目惊心的数字 编者按:被中共用暴力强行镇压下去的四川绵阳地区县级市江油数千人参加的抗议事件,是白纸革命之后中国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民众向政府的问责事件,它由一起中国频繁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引起。 高瑜女士以她独特的视角用这次事件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数字说明当前中国现行法律与现实的冲突,即预防不了青少年犯罪,又给予不了青少年学校和社会的安全保障。 司法不公激起江油民众愤怒走上街头,伸张正义,绝不是骚乱,而是现代社会的公民问责,是向专制政权索要宪法保障的公民的政治权利。 六四血腥镇压过去36年,中共暴力镇压模式在高科技的武装之下大大更新迭代,但是“一秒八棍”依然在加剧着中共的治理危机和社会深深的裂痕。此次江油民众用手机把事件真相传播到全国、全世界,被网络誉为“江油照相馆”,彰显出突破中共信息封锁的强大能力,对全国乃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教育。 江油事件被警察和特警极其残暴地镇压下去已经一个星期了,但是公众拍摄的一系列视频中呈现出来的一系列数字,一直在我头脑中萦绕,已经到了不吐心绪不宁的地步,只能写下这篇短文。 …… 进入2025年,政治、经济、社会危机都在加剧,中共的治理矛盾已经积累到无法修复的程度,对民众的问责,从来不回应,而是要解决掉提问题的人。这样发展下去,必将是不可挽回的社会断裂。江油人民做出榜样,用街头行动进行政治参与,用手机拍摄冲破中共的信息封锁 ,他们的抗争为全中国树立了榜样。
【嘉文】 许倬云:中国文化让我伤心的地方 中国文化到了今天已经是只剩皮毛,不见血肉,当然也没有灵魂,这是叫我伤心的地方。 ……最要紧的是,将来几十亿人共同拥有这一个地球,怎么活在一块,怎么相容,怎么再造一个互让、共存的人类社会?小到农村,大到全球,小到人员之间的争执,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用什么价值标准来判断?……大家应当寻找共同生活的一套价值观念: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这是最叫人担心的事情。 于中国文化,殷爱之深,瞩望之切,令人动容。 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存在于书皮上,也存在于穷乡僻壤的旮旯儿里。文化影响百姓的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在文化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受追捧程度差得太远,昆曲永远不能进入流行歌曲,像样的书卖几万册就了不起了,低俗的书卖一两百万册。娱乐的杂志、时尚的杂志、小道消息的报刊,销得好得很。换句话说,今天要说中国的文化庸俗,不算冤枉。 文化利用大量的资源,在表面上形成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 …… 假如改革开放真有大义而为的政府,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资源鼓动民间的财富,也释放若干的资源,鼓励在学术界、文化界做寻找价值、重建价值的工作。 而我的目标是希望重建新的价值是以人为本,因为人是真实的。你可以否认别的,不能否认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的他,你也尊重别人投射给你看见的自己,一层层投射,可投射到无穷。以这作为一个美好、善良、正直、公平社会的定义的话,谁也不愿意不公平出在自己身上,推己及人,也许由此我们可以重建新的价值观念。
【首发】 乔治民:杀人放火认作父,救苦救难逼自清——批判网络上的一股歪风 近年来,中文互联网上浮现出一股令人齿冷的歪风:凡有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公益志愿者、宗教团体或香港社团援助中国内地受难者、异议者、外逃维权者,便被一群不明来路、话术一致的网民“围剿”。 他们自诩“正义”、“反诈”,实则全力配合中共舆论战,逼迫救人者道德自清、金钱自证,甚至要为被救者的一切言行承担责任,试图制造“海外都是骗子”、“民运全是伪善”的整体性污名化氛围。这种颠倒黑白、扭曲善恶的行为,不能不加以揭露与驳斥。 以1989年“六四”镇压后逃亡的民主人士为例,当年无数香港和台湾民间组织、宗教团体以及欧美人权网络伸出援手,为数千人提供藏匿、转移、安置乃至庇护的协助。他们为此倾尽家财、冒着风险,成为无数人走出黑暗、抵达自由世界的生命转机。 然而今天,在类似的行动再次出现时,却遭到一波网络“民意”围攻:有人质问“为什么要帮他?他配吗?”、“花了多少钱?帐清不清楚?”、“他不是也曾支持过习近平吗?”仿佛被拯救的人必须品格完美、历史清白、政治正确才有资格被援助;而救人的人也必须事前申报预算、事后上交帐本,并永远承担“如果他变坏了,是你害的”这一责任。 这不是舆论审查,而是道德恐吓。这不是追问责任,而是打压援助。这种风气,实质上正中中共的下怀。 ……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股扭曲正义、打压良知的网络歪风。也应当支持那些仍在一线救人、传递希望的组织和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擅言辞,是否账目精细,是否完美无瑕。他们承担着你不曾承受的风险,行走于你不愿踏入的边界。 他们值得的,不是逼迫式的“自清”,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鸣与声援。
【民企】 王安娜:推翻中共独裁,终结对民企的“套、养、杀” 我的成长经历:从大学老师、下海经商到实业救国 习近平打着右灯往左转:口头支持民企,实际严酷打压 中共定位民企是国企的拾遗补缺 孙大午被中共割韭菜:“套、养、杀”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致富?国企垄断了中国人的生存和生活 陈毅:被迫跳楼自杀的上海民营企业家,是“空降部队 习近平时代大规模用“黑社会罪名”,没收民企全部财产 亲身见证民企被迫害:张总家破人亡 唯有推翻中共独裁体制,才能终结对民企无止境的盘剥、诋毁、防范、收割 从我个人来讲,刚才我的经历主持人已经做了简介。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企业界人士。我是在兰州大学读历史专业,当时兰州大学以苏联史研究见长。 后来机缘巧合,我下海经商。因为信奉实业救国,我走上经商的道路。在经商过程中,我发现中共统治下的社会非常黑暗。 我们做企业的人都知道,首先是苛捐杂税,民营企业面临各种税费,罚款很多。民营企业就是各级政府砧板上的肉,是被敲诈勒索的对象。 …… 但中国的媒体被共产党把握,他会诋毁所有人,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他是系统的、蓄意的,诋毁民营企业家的形象和社会声誉。然后他来挑拨民营企业和各界的关系。 因为企业家的力量是强大的。企业家能够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他们和社会、和资源有着密切联系。所以共产党对民营企业的盘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对民营企业家整个群体的诋毁和防范,是一致的。 这也是我特别想讲这个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的问题的原因。
【嘉文】 傅国涌:“中国的高尔基”还是“中国的伏尔泰”——盖棺论定说鲁迅 上个月在东京神保町的山本书店淘到一本旧书《鲁迅先生纪念集》,是根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1937年初版影印的。2023年10月19日,离鲁迅去世已八十七年,在时间的缝隙里, 再也没有肉身的周树人,而精神的鲁迅依然在呼吸,在上海,也在东京。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生命并不等同于周树人的生命。 …… 称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是从他的文学创作着眼,他在晚年曾介入左翼文学运动,临终前没多久还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事实上,他的主要作品《呐喊》《彷徨》《野草》乃至《朝花夕拾》等都是在定居上海“且介亭”之前完成的,与高尔基的文学道路也不大一样。 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则是就他对启蒙的贡献而言,这是贯穿他一生的努力,特别是他在北京《新青年》《晨报》副刊等报刊发表的作品。“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就被来华访问的几个西方哲学家称为“启蒙运动”,法国的德日进、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等人在论及中国的文章中都认为:“中国人追求新文化的狂热,似乎就是一个半世纪前欧洲启蒙运动的翻版。”(【美】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遗憾的是“五四”启蒙时代持续三四年就夭折了,但鲁迅作为这一启蒙时代的主要代表,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几乎都是知识界的共识。 可以肯定的是,自鲁迅离世,“中国的高尔基”这一面几乎掩盖了“中国的伏尔泰”这一面。自1936年10月19日以来,八十七年间,鲜有人留意《大公报》转译的斯诺这篇《中国的伏尔泰 一个异邦人的赞词》,也未见有人将《阿Q正传》与《老实人》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中国的伏尔泰”其名一直不彰, 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淹没在了海量的鲁迅悼文之中。 “中国的伏尔泰”一说为何在1936年秋天惊鸿一瞥之后,再也没有激起回响?这是不是也值得追问一下。 呜呼,八十七年也不过一瞬。 2023年10月19日东京郊外天蓝云白,鲁迅殁后八十七年
【嘉文】 傅国涌:被遗忘的中国第一代企业家 编者按:2025年7月7日,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因病离世,年仅59岁。他深耕中国近代史,尤以《大商人》系统梳理张謇、卢作孚等第一代企业家精神而著称。 先生以史笔为炬,照亮被遗忘的民族实业脊梁,其“经济创造力、社会责任感、管理制度化”的企业家精神论断,至今仍为商界提供思想养分。辛庄课堂转发傅国涌先生此文,让先生笔下的历史微光永续照亮今人前行之路。 “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 这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自然是因为胡有着“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与社会各层面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从体制内寻求创业资源,有助于迅速聚集财富。 但胡氏没有投资新式企业,没有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所以,他算不上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 卢作孚、刘鸿生、范旭东、穆藕初、荣氏兄弟,还有状元商人张謇,这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创造了百年前的商业奇迹,更昭示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可惜的是,如今已经少有人记得他们,至于他们所代表的的那种生根于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的企业家精神,就更是无从寻觅了。或许正是这种精神的缺失,地沟油、毒奶粉等产品才会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评论】 余茂春:中国不可告人的秘密——扶持普京以保自身暴政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在欧洲的表现之厚颜无耻,几乎突破了人类的基本道德底线。他当着欧洲的面,几乎毫不掩饰地承认了中国真正的战略盘算: 北京承受不起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王毅在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娅·卡拉斯时断言,如果俄罗斯战败,美国将可以毫无牵制地将注意力转向应对中国。 这一惊人的坦白,彻底撕下了中国共产党的伪装,展现出它那根植于道德虚无、意识形态狂热与为全球霸权而不择手段的世界观。中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场掠夺战争的坚定支持,是其道德破产的最终体现。北京不是站在一个为生存与自由而战的主权国家一方,而是选择支持莫斯科的扩张主义,并用”被美国逼到墙角”的虚假叙述为其遮羞。这就是道德腐烂,毫无掩饰,是一个地痞流氓披上外交官外衣的心态。 像一个老练的宣传家,王毅试图把中共自身的道德失败转嫁给美国,仿佛中国支持普京的狂暴行径,是华盛顿的过错。这正是中共一贯的本能反应:把自身的共谋转化为对批评者的指控。但支持一个轰炸妇产医院、强行驱逐儿童的政权,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饶恕的。耻辱,只属于北京。 …… 如果欧洲看不清这一点,它将重蹈1930年代的盲目悲剧——误把掠夺者当成受害者,让宣传迷雾遮蔽了赤裸裸的现实。王毅的坦白,不仅是一场外交事故,更是一座中共道德腐败、宣传攻势与对自由世界仇恨不悔的纪念碑。现在,世界是时候认清这个政权的真面目了:它不是全球稳定的拯救者,而是最危险的破坏者。
【文摘】 《胡耀邦:从国共内战到天安门事件(1915-1989)》第九章 邓小平的愤怒与胡耀邦的下台 回顾一九八○年代中期政局,以及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复杂的互动,往往使人相对而言疏忽了总书记胡耀邦与总理赵紫阳之间的关系。 如果当年两人能够联手对抗邓小平,对抗保守左派与固执元老,政治情势可能改观。但胡耀邦与赵紫阳没有这么做,或许基于结构、政治与个人因素,他们也没办法这么做。 与赵紫阳相比,胡耀邦在文革期间碰上的政治困境严重得多,在劳改营的时间也长得多。两人都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替邓小平工作,不过赵紫阳当时在四川省工作,胡耀邦则处在左、右两派之争核心的北京。像邓小平一样,胡耀邦也注意到赵紫阳在四川成功管理的经济复苏、特别是农业复苏的成就。一九八○年,当胡耀邦与赵紫阳一起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时,胡耀邦或许了解他们两人的任务就是一起工作,支持邓小平的现代化中国经济政策。两人都了解邓力群与胡乔木这类左派残余势力对他们充满敌意。赵紫阳甚至曾对胡耀邦在共青团的一名亲信说,一九八四年的他与胡耀邦「都在一条船上」,这话让胡耀邦非常鼓舞。但赵紫阳在遭到罢黜后,在自己的书中与接受其他历史学者访问时,表达的并非那般大公无私,而且前后并不一致。 ……
【首发】 王安娜:九十华诞松树长青--来自故乡雪域高原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致敬与祝福   ---纪念一位伟大精神领袖的智慧、慈悲与坚忍 达赖喇嘛尊者1935年7月6日诞生于青海省西宁市红崖子村,作为来自尊者家乡——青海西宁的一员, 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与我故乡千千万万生活在中共严酷控制下的藏汉同胞不同,而能在此自由地表达对尊者的敬意与祝福,令我倍感荣幸。 我从中学时代起就与藏族朋友结下深厚友谊,他们让我了解了藏族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与现今的苦难,尤其是1958年西藏大起义的悲壮历史,以及随后中共以“平叛”之名对藏区人民展开的残酷镇压。 从1956年起,勇敢善良的藏族人民在尊者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整个藏区兴起了中共建政后境内第一个全民性民族起义,以对抗中共暴政,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这次起义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却展现了藏族人民无畏强暴、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坚毅精神,值得永远铭记。起义失败后,尊者被迫流亡印度,在此他积极推动藏族民主政治改革,建立流亡政府议会制度,接轨现代文,他对藏族文化的弘扬以及对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上持续的推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达赖喇嘛不仅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更是和平、慈悲与人道主义的象征。他一生倡导非暴力抗争,为藏族的宗教自由与文化传承而奔走。他的著作,如《幸福的艺术》,帮助无数人找到内心的宁静。他也致力于推动宗教间的对话与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气候、贫困与冲突等挑战。尊者去年成功接受膝盖手术,衷心祝愿这位智者健康长寿,继续为世界带来光明与智慧。 值此尊者达赖喇嘛九十华诞之际,谨代表家乡的汉藏父老,向尊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诚挚的祝福 九十载春秋, 愿尊者如松莲智慧如光, 慈悲永存 健康
【嘉文】 世界在下沉,中国在狂欢 这是写在如今这个幻觉年代里的文章。今天,我们沉迷于短视频,团播,其他虚拟的一切,直播间里的喧闹掩盖了街道的沉寂,当这一切成了我们唯一的慰藉,我不禁怀疑起了那些「努力就会有未来」的信仰,是否早已悄然崩解。 让我们从一场虚拟狂欢的场景出发,追问一个我们都回避已久的问题:当世界下沉的时候,我们还能怎样活着? 中国人正在面对一个奇怪的时代: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毫无信心,宣传里一片稳中向好,让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我采访过的小伟,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纯粹的个人原因而不是结构性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即便是社会出了问题,他们也毫无机会改变。 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庞大,目前仍然庞大,但个体获得感几近消失。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全国青年失业率一度超过21%,虽然后来「停止公布」,但我们看到身边的人经历的事情足以说明一切。 许多人相信的「读书改命」、「买房致富」的中产叙事,正在一点点瓦解。 35岁成了职场死线,考编成为逃难的手段,硕士生报名送外卖,博士生转行做主播。 如今,「润」也成为流行语。 「润」象征的可能不是移民本身,而是一种向失控社会秩序的精神出走——对制度性冷漠的反射性逃避,也是青年人对现实的最低限度回应。又或者一种期望,期望有朝一日离开这个国家之后自己的处境可以有所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