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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桥、万润南、彭立发:两代勇者与不屈的印记」2025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集团创始人、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在法国病逝。 这一天,距离另一位勇者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点燃抗议烽火,正好过去了三年。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不仅是日期的巧合,更是那座象征着思想、良知与抗争的桥——四通桥。 “四通桥”之名,源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传奇企业——四通集团。创始人万润南,清华出身,是八十年代中国最具远见的企业家之一。他以理性与理想推动了大陆最早的科技创业浪潮。然而,历史很快将他推向了政治风暴的中心。1989年春夏,当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改革时,四通公司和万润南积极响应并给予大力支持。风暴过后,他被中共当局通缉,被迫流亡海外,从一名企业家转变为一名坚定的民运领袖。 三十三年后,2022年10月13日,北京海淀区的四通桥上,另一位勇敢的公民——彭立发独自登上桥身,点燃了抗争的烽火。他悬挂两幅醒目的横幅,高声呼喊:“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他呼吁人们“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这场孤身抗争如同划破极夜的闪电,震撼了被封锁的时代,成为随后“白纸运动”的思想先声。 然而,勇者的代价是惨烈的。彭立发被秘密逮捕,后以“寻衅滋事罪”“纵火罪”被重判九年徒刑,其家人亦遭严密监控与连坐。而万润南流亡海外后,投身民运三十余年,直至病逝,仍未能重返故土。 如今,四通桥上的路牌已被移除,地图软件中再无此地名。然而,记忆并非可以简单移除的路牌,它已深深地刻在了无数反抗者的心里,作为对抗遗忘和审查的文化地标。 从万润南以企业家的良知介入公共事务、被迫流亡海外,到彭立发以个体之身孤身抗争、身陷囹圄,再到“四通桥”成为了反抗的象征,这一连串事件跨越数十年,却讲述着同一个命题:在高压与恐惧之下,总有人以良知为炬。那座桥,无论名字如何被改写,始终象征着不屈的灵魂——他们用行动证明,真相与自由的火焰,纵被压制,终不会熄灭。
破除“毛式思维”:民运人士的“心中之贼” ——从“二大爷”被举报谈起 郑存柱 王阳明先生有句著名而有深意的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山中的盗贼,烧杀抢虐,无恶不作。因此,也成为人人喊打,欲除之而后快的过街老鼠。 很多民运人士所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就是美国宪法所保护的基本人权:言论自由;所反对和批评的专制陋习之一,便是以言治罪。 但是,很多民运人士的思维模式,却是和毛泽东毫无二致。“毛式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我就是真理,是绝对正确的。即使你们都反对我,那也是因为“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哪怕众叛亲离,我也要一个人“上井冈山”。所以,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民运前辈说:中国人都是一个个小毛泽东。 而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便是少数服从多数,同时也保护少数人的言论自由。 基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即使你反对二大爷的言论,即使二大爷的言论是少数人的看法,一个宪政的国家,也会保护二大爷的基本人权。你的举报行为,就已经侵犯了二大爷的宪法权利了。 民运圈一直有这样的“政治正确”:千错万错,只要反共就没错。更有民运之父利用大佬的光环,遮蔽道德瑕疵。其实,民运更应该走出狭隘的小圈子,走出同温层。而二大爷这样的有影响力,也反对极权的媒体人,本应该是民运的“统战对象”,现在却被网络审判成为“特务”,判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也是在国内有很大影响力(比如温云超),但是润到美国几年后,渐渐远离民运,更是对一些民运大佬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 更匪夷所思的是,我还看到有美国的议员也参与威胁,这不仅仅是侵犯宪法的权利,也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了。建议二大爷保存证据,在法庭上打脸那些口是心非的政客。 2025年9月13日
“象这种专制政权,未垮之前,象个气球,外观看上去,好象是完好的。只要一点小事,扎个小洞,气球顷刻之间就会扁掉。” 政權解體三要素 (二) 中共政权、中国社会的统一现在靠什么维系呢?意识形态完全瓦解,法律系统 被通通砸烂,信誉已经彻底崩溃。它的瓦解必定无疑。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一 是靠惯性,二是靠既得利益,三是取代力量 (民运) 尚未强大到让人民看到希望。惯性不会持久。既得利益总会出现分赃不均而引发内斗。如果,民运能够占领一两个城市,给人民看到希望,中共的垮台只是几天的事。象这种专制政权,未垮之前,象个气球,外观看上去,好象是完好的。只要一点小事,扎个小洞,气球顷刻之间就会扁掉。 中共政权早晚垮台,中共自己最为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贪污的金钱运到海外?他们为什么把子女送到美国谋求绿卡?他们已经感觉到了政治大地震即将来临。连 老鼠在地震之前都有预感而搬家,何况他们这些在内部知根知底的政治动物。一位 中共高干随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当着大使馆官员的面,假魔三道地教导在美国的儿子学好回国。私底下,说了真话:国家没希望了,把绿卡拿好。并叫他设法把其妹妹弄到美国。临行前,还留下亲笔信,叮嘱此时。他儿子找到我说:象这样一个党,我们还要它干什么,砸了算了。 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们预感到不稳,一般都把子女做如下狡兔三窟式的安排:一个当僧侣(当时的特权阶层),一个经商捞钱,一个送到海外。看看中共对子 女的安排何其相似!一个当官把住特权,一个经商搞钱,一个到国外谋求居留权。他们意识到,决堤的时间快到了。如果说,法国贵族的那种安排警示了法国大革命 的暴发,那么,中共本能的效法,则是中国民主革命即将到来的预告。 问题严重在于,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由于政权与社会连为一体,一旦意识形态崩溃导致政权的瓦解,往往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解体。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意识形态的总崩溃。第一次是周朝末年;第二是清朝末年;第三次就是现在的中共末年。前两次带来的,是政权的解体和社会的动荡。这次,中共也难逃彻底的灭顶之灾。倘若民运队伍不及时组织起来,壮大起来,说不定哪天意外的事件造成中共政权的突然崩解,而民运还没有充分的接管政权的能力。所以,我担心的,不是中共政权垮不垮的问题,而是民运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