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

宏大叙事为什么会失败? 前民进党人游盈隆说,大罢免三大中心诉求“毁宪乱政”、“反共护台”和“亡国忧虑”,并没有赢得多数台湾人赞同,是大罢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两个原因,他认为是大罢免遭主流民意抵触以及在蓝营选区罢免蓝委使得罢免行动先天处于劣势。 我们也看到有意见说,大罢免失败亦是宏大叙事之失败。 作为一种党争策略来说,(大罢免三大中心诉求皆是)宏大叙事的有效性有限。2024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竞选策略是把选举宣传成自由与混乱之间的抉择,共和党则全面攻击民主党的各项政策。其投票结果是美国主流民意显然不太在乎民主自由是不是因为选举受到破坏,而是更关心移民问题、政府开支问题、产业回流问题等肉眼可见项目是否得到解决。 虽然移民驱逐活动、削减政府开支活动以及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等议题并没有取得共和党大选期间的宣传效果,反而因为烂尾,有回归民主党政府路线的趋势。但是作为一种竞选战略,这种回避事关自由民主宏大叙事的策略,显然更容易赢得选票,即使并不真的兑现承诺,民意也不见得立刻反弹(比如恢复军援乌克兰,共和党选民也不见得就起来造反)。 我们为什么要特地讲宏大叙事问题呢? 中国海内外反对群体也存在着同样的宏大叙事陷阱:一边宣传民主自由和反独裁、反极权等宏大叙事,一边因自身政治素养缺乏,招致铺天盖地的内乱和互相攻击,而分身乏术。 如果我们仔细去回顾东欧各国的反对运动,即使是像波兰那样庞大的动员规模,也很少直接用民主自由、反独裁、反极权来标榜政治取向的。其结果并不是东欧各国的反对运动都偏离了民主自由诉求,反而是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和自由转型。 另外,我们必须再次提醒:东欧剧变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民主派跟独裁政权的斗争,而是“社会反对国家”:站出来反对独裁政权的群体很复杂,不仅有从政权意识形态分离出来的社会主义分子和马列主义分子,还有极端保守群体和民族主义群体;即使是有自由民主倾向的团体,也不是团结统一在自由民主大旗之下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民主派(就算有,他们也是分散的,也就是说各自为战)。 我们后来说东欧国家出现了反对派运动,而不是说民主派运动,就是这么来的,社会集结起来的力量是非常复杂的综合体。为什么东欧反对派运动没有演变成新的专制主义政体?不是因为存在一个“民主派”掌握了实权或者多数派群体,反而是因为反对派以联盟的形式出现(即使是七七宪章团体也有联盟性质),由于没有任何一方占据绝对优势和绝对主导权,要和平实现国家转型就必然建立在谈判和妥协基础上(事实上,反对派联盟已经形成了未来社会的合作雏形)。 我们当然很同情自由民主主张,但是从现实政治斗争需求和策略层面考虑,以自由民主作为反对策略同样有排他性和不包容特点。比如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团体也跳出来反对波兰独裁政权,那波兰亲西方的狭义自由派群体要不要跟他们死磕到底呢?假如波兰的反对派运动以自由民主作为唯一旗号,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斯大林主义团体以及其他数量相当庞大的社会主义团体,要不要跟狭义的自由民主派合作呢?不合作的话,要不要帮着政府镇压呢? 再者,我们已经看见在中国大陆有着相当庞大的群体普遍存在对自由民主这套宏大叙事的厌恶和抵触情绪,但他们同时也不见得就对现状感到满意。既然要将反对派运动和社会运动从海外延烧到中国大陆本土去,你不得不多多地考虑策略性问题。 这就像反对派和执政党争夺国家主导权,在优势不在我的情况下,反对派不但没有集结起来,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能把大陆社会动员起来的政治策略。这时候鼓吹宏大叙事不但没有多少人买单,反而相当多群体会埋怨反对派不但不关心社会疾苦和多样性,反而缺乏政治能力,只停留在空谈抽象理念阶段。 不要说中国大陆社会接受不了,任何一个普通人也会一样接受不了只谈宏大叙事、没有政治能力的少数派群体突然接管国家。 任何成功的社会转型都是通过合作来实现的,不仅需要有反对派群体的内部合作,也需要与旧政权合作:过度清洗旧政权往往造成政治和经济动荡(马列主义政权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政权就以彻底清洗旧政权著称),但是过度依赖旧政权又会造成暴政循环(比如俄罗斯1995年超过60%的国会议员、超过75%政府官员、超过75%总统幕僚、超过82%的地方官员领导层,来自前苏联党管干部,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成功转型的东欧各国)。 成功的过渡政权往往需要依靠新官僚与一定比例的旧官僚合作,这是保障正常平稳过渡的必然条件。即使反对派都在社会运动中积累了大量政治能力和才干,真正轮到管理国家的时候,跟旧官僚系统和旧公务员系统部分留守人员合作是不可避免的。 话说回来,如果反对派运动都以清算旧官僚系统为目标,其结果必然是强化旧官僚系统内部团结,严防政权更迭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政治报复和政治清算。其结果就是空喊报复旧政权的人要么自己躲在一边喊口号打气,要么自己首先遭遇最激烈的镇压。 要在中国海内外群体中间建立反对派政治,不但需要领导群体培养真正的合作精神,还要培养真正的政治能力和务实的政治才干,否则不但在政治策略上误入歧途导致社会运动开展不起来,还要一直背负只会空谈宏大叙事和抽象理念的骂名直到永远。
中共国的现实结构:上层是醉生梦死却心狠手辣、擅长精神PUA的红色权贵;中层是精致利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高级牛马;底层是数量最多却各扫门前雪、彼此内耗的低端牛马。前两者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你过得不好,不就是你不够努力?国家给你那么大平台,不争气怪谁?” 这三者目前看来,无论在社会阶层、生活方式,还是生殖与婚配上,都仿佛完美实现了隔离:彼此之间不通婚、不往来、不认同,像是并行于三个时空的世界,荒诞得令人麻木,讽刺得令人无言。 后两者之间偶尔也会实现对调,但中产跌落却极为容易,而底层想要往上挤入中产却异常困难。中产往下掉的时候,如雪落无声,只能听见自己一声叹息,悄然融入白茫茫的苍凉大地。跌落的原因千奇百怪,但无不带有浓厚的“我朝特色”:一场大病、一轮裁员、一次维稳,就足以让人坠入深渊。而少数底层子弟靠拼命内卷侥幸跻身中产,却往往急于证明自己“脱胎换骨”,仿佛忘了自己从哪来,拼命与底层划清界限,生怕被认出“牛马出身”。 至于上层红色权贵,他们站在高处俯瞰这一切,看着下面两层的人来来去去、生死沉浮,犹如古罗马斗兽场中坐在观众席的贵族——一边啜饮红酒、细嚼葡萄,一边冷漠旁观角斗士们互相撕咬搏杀,津津有味。
“象这种专制政权,未垮之前,象个气球,外观看上去,好象是完好的。只要一点小事,扎个小洞,气球顷刻之间就会扁掉。” 政權解體三要素 (二) 中共政权、中国社会的统一现在靠什么维系呢?意识形态完全瓦解,法律系统 被通通砸烂,信誉已经彻底崩溃。它的瓦解必定无疑。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一 是靠惯性,二是靠既得利益,三是取代力量 (民运) 尚未强大到让人民看到希望。惯性不会持久。既得利益总会出现分赃不均而引发内斗。如果,民运能够占领一两个城市,给人民看到希望,中共的垮台只是几天的事。象这种专制政权,未垮之前,象个气球,外观看上去,好象是完好的。只要一点小事,扎个小洞,气球顷刻之间就会扁掉。 中共政权早晚垮台,中共自己最为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贪污的金钱运到海外?他们为什么把子女送到美国谋求绿卡?他们已经感觉到了政治大地震即将来临。连 老鼠在地震之前都有预感而搬家,何况他们这些在内部知根知底的政治动物。一位 中共高干随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当着大使馆官员的面,假魔三道地教导在美国的儿子学好回国。私底下,说了真话:国家没希望了,把绿卡拿好。并叫他设法把其妹妹弄到美国。临行前,还留下亲笔信,叮嘱此时。他儿子找到我说:象这样一个党,我们还要它干什么,砸了算了。 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们预感到不稳,一般都把子女做如下狡兔三窟式的安排:一个当僧侣(当时的特权阶层),一个经商捞钱,一个送到海外。看看中共对子 女的安排何其相似!一个当官把住特权,一个经商搞钱,一个到国外谋求居留权。他们意识到,决堤的时间快到了。如果说,法国贵族的那种安排警示了法国大革命 的暴发,那么,中共本能的效法,则是中国民主革命即将到来的预告。 问题严重在于,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由于政权与社会连为一体,一旦意识形态崩溃导致政权的瓦解,往往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解体。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意识形态的总崩溃。第一次是周朝末年;第二是清朝末年;第三次就是现在的中共末年。前两次带来的,是政权的解体和社会的动荡。这次,中共也难逃彻底的灭顶之灾。倘若民运队伍不及时组织起来,壮大起来,说不定哪天意外的事件造成中共政权的突然崩解,而民运还没有充分的接管政权的能力。所以,我担心的,不是中共政权垮不垮的问题,而是民运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