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这种专制政权,未垮之前,象个气球,外观看上去,好象是完好的。只要一点小事,扎个小洞,气球顷刻之间就会扁掉。” 政權解體三要素 (二) 中共政权、中国社会的统一现在靠什么维系呢?意识形态完全瓦解,法律系统 被通通砸烂,信誉已经彻底崩溃。它的瓦解必定无疑。它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一 是靠惯性,二是靠既得利益,三是取代力量 (民运) 尚未强大到让人民看到希望。惯性不会持久。既得利益总会出现分赃不均而引发内斗。如果,民运能够占领一两个城市,给人民看到希望,中共的垮台只是几天的事。象这种专制政权,未垮之前,象个气球,外观看上去,好象是完好的。只要一点小事,扎个小洞,气球顷刻之间就会扁掉。 中共政权早晚垮台,中共自己最为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贪污的金钱运到海外?他们为什么把子女送到美国谋求绿卡?他们已经感觉到了政治大地震即将来临。连 老鼠在地震之前都有预感而搬家,何况他们这些在内部知根知底的政治动物。一位 中共高干随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当着大使馆官员的面,假魔三道地教导在美国的儿子学好回国。私底下,说了真话:国家没希望了,把绿卡拿好。并叫他设法把其妹妹弄到美国。临行前,还留下亲笔信,叮嘱此时。他儿子找到我说:象这样一个党,我们还要它干什么,砸了算了。 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们预感到不稳,一般都把子女做如下狡兔三窟式的安排:一个当僧侣(当时的特权阶层),一个经商捞钱,一个送到海外。看看中共对子 女的安排何其相似!一个当官把住特权,一个经商搞钱,一个到国外谋求居留权。他们意识到,决堤的时间快到了。如果说,法国贵族的那种安排警示了法国大革命 的暴发,那么,中共本能的效法,则是中国民主革命即将到来的预告。 问题严重在于,中国传统政权的特点是,由于政权与社会连为一体,一旦意识形态崩溃导致政权的瓦解,往往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解体。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意识形态的总崩溃。第一次是周朝末年;第二是清朝末年;第三次就是现在的中共末年。前两次带来的,是政权的解体和社会的动荡。这次,中共也难逃彻底的灭顶之灾。倘若民运队伍不及时组织起来,壮大起来,说不定哪天意外的事件造成中共政权的突然崩解,而民运还没有充分的接管政权的能力。所以,我担心的,不是中共政权垮不垮的问题,而是民运有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问题。
“中共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专制、最残暴、最腐败的政权。现已到了无官不贪、警匪一家的地步。人民忍了又忍,给了它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中共不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利,这样的政府,推翻十次都不嫌多,怎么还能够让它继续存在?是时候了!起来吧,是人民应当行使革命权利的时候了!将来,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新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同样有权推翻它,换掉它。这就是民主运动的革命观。” 我之革命觀 一百零八问:你反复提到人民有革命的权利,革命乃天赋人权。你的革命观是什么? 答:圣经《使徒行传》示喻革命的权利:咱必须服从神,而非服从人。 《易革注疏》颂扬汤武革命: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孟子曾为革命正名: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桀矣,未闻弑君也。美国独立宣言号召人民行使革命之权:“所有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正当权利是从被统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当其对这些目的有损时,人民便有权利将它改变或者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还可以忍受的,人类都还情愿忍受,而不愿借取消其以习惯的政府已求自救。但是,等到一连串的暴虐与掠夺,全部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证明了政府的全部企图,只是要把人民置于绝对的专制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了权利,也有义务,去把这个政府推翻,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制定新的保障。”美国贡献最大的总统之一林肯,继承了独立宣言的精神,在其就职演说时,公开为人民的革命权利进行辩护:“这个国家,及其所有的机关,都归其住民所有。不论什么时侯,只要人民厌倦了现有的政府,他们都可以实行宪法的权利改变政府,或者行使革命的权利推翻政府。”这一切,都揭示了一个真理:推翻暴虐和腐化的政府,乃人民的天赋人权。因为,政府是人民人民建立的,应当为人民谋取福利,当这一宗旨遭到践踏,推翻、更换现存的政府,是天经地义的。别说暴虐的政府,就是做事不和民意的政府,人民都有权更迭。在民主国家,更迭政府乃平常之事。美国每四年就有一次更换政府的机会,那就是周期性的选举,很少有政府是长期执政的。看一看,近二十年来,美国换了多少届的政府?尼克松、福特共和党政府,人民不信任了,把它推掉,换上卡特民主党政府。卡特干得不好,人民把它赶下台,换上了里根、布什的共和党政府。他们做了三届,经济先盛后衰,人民又把共和党轰下去,请克林顿的民主党 重新执政。所谓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把推翻、更迭政府合法化、程序化罢了。中国的哲学家老子,把政府分为四等。他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一等政府是最好的,无为而治,人民几乎感觉 不到它的存在;二等政府是用道德仁政进行治理的政府,靠老百姓的拥护和歌颂而统治。第三等政权,靠严苛的法律、靠暴力、靠百姓的恐惧感维持统治。第四等,是最烂的,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人民应当奋起,痛骂它,推翻它,革它的命。评一评,中共属于哪一等?中共政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专制、最残暴、最腐败的政权。现已到了无官不贪、警匪一家的地步。人民忍了又忍,给了它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是,中共不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利,这样的政府,推翻十次都不嫌多,怎么还能够让它继续存在?是时候了!起来吧,是人民应当行使革命权利的时候了!将来,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新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同样有权推翻它,换掉它。这就是民主运动的革命观。
“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大陆问题。问题的要害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大陆没有民主化,仍然是中共的独裁专制,台独的诉求不可能成功。如果不顾现实,强行台独,将招致中共武力犯台。” “因此,台海两岸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实现。在此之前的一切措施,都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松散聯邦制 一百零六问:你在前面,多次提到台湾。你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 答: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是由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造成的。原因当中,中共的专制制度是一个重要因素。早在一九八二年,我就提出了“大陆不民主,台独不可能;大陆民主了,台独没必要”。意思是,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大陆问题。问题的要害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大陆没有民主化,仍然是中共的独裁专制,台独的诉求不可能成功。如果不顾现实,强行台独,将招致中共武力犯台。中共专制制度结束了,大陆实行了民主政体,台独诉求的主要原因,即不愿意接受中共的专制统治,将不再存在,台独的诉求也就没有必要了。因此,台海两岸问题的彻底解决,有赖于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实现。在此之前的一切措施,都是临时性的,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至于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只是一时的权宜主张。由于过于一厢情愿,不切实际,台湾朝野无法接受。未来,在中国大陆实现了民主制度之后,海峡两岸对话、协商、达成协议的一切障碍已被扫除。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极端摆在我们面前。左边这个极端:大一统;右边那个极端:独立。只有极端份子鼓吹极端的主张。在大一统和独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广阔的空间和宽大的政治光谱,有多种途径供我们选择。绝大多数民主派人士的主张是,和西藏问题的解决一样,实行松散的联邦制度。 一,治权。完全归属台湾人民,大陆丝毫不能干涉。大陆人不可赴台竞选公职,但台湾人可以竞选联邦政府的任何职务。 二,主权。由台湾政府和联邦政府分享。在新宪法之下,台湾政府可以行使除领土主权之外的某些主权。如某些外交权,她可以委派驻外机构,处理台湾与世界 各地之间的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和部分移民事物。另如某些移民权,她享有控制台湾永久住民数量的权力,等等。至于台海安全的防务权力,可由联邦政府与台湾政府共同行使。一切都在新的联邦宪法中明确规定,联邦宪法并要获得海峡两岸人民的批准。
“中共内斗严重,有时,为了斗倒对手,他们特别需要“炮弹”,即使知道有假,他们照用不误。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共是一个多疑的政权,此计应多加利用。方法有: 一,散布高层干部有异心的消息;二,用匿名信,化名信,甚至假真名信挑拨对手的不和;三,明知某人是中共的特工,但心照不宣,利用其传递假情报,尤其是离间人事关系的假情报; 四,故意派人找上中共干部 (不以民运名义),然后制造舆论,说其与民运秘密勾结,等等。” 離間計使用 第一百问:如何离间中共干部、军队? 答: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三十六计《反间计》云:疑中生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这里的反间,讲的间谍的利用,也包含离间对手的策略。 曹操大战马超之时,马超的结义叔父前来助阵。曹操大喜曰,胜一人难,胜二人易。于是散布谣言,说其叔有勾结曹营之意。马超起疑,引发内哄。曹操坐收渔翁之利。没有想到,足智多谋的曹操,也中了周瑜的反间之计。周瑜利用蒋干前来 劝降之机,夜间故意让蒋偷看曹营战将投降的假密信,骗得曹操阵前杀将。这是导致曹操赤壁之败的原因之一。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离间敌营是一本万利之举。尤其,中共是一个多疑的政权,此计应多加利用。方法有: 一,散布高层干部有异心的消息;二,用匿名信,化名信,甚至假真名信挑拨对手的不和;三,明知某人是中共的特工,但心照不宣,利用其传递假情报,尤其是离间人事关系的假情报; 四,故意派人找上中共干部 (不以民运名义),然后制造舆论,说其与民运秘密勾结,等等。 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中,还有大量的计谋可以利用。离间一策,只是举例而已。举例的目的,乃启发人们的思考。过去,我们曾用过离间之计,收到一定效果。中共内斗严重,有时,为了斗倒对手,他们特别需要“炮弹”,即使知道有假,他们照用不误。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可乘之机。
關於城市小分隊 九十四问:你提到组建城市小分队和城市游击队的问题,很有意思。能否将您的构想具体化? 答:我指的游击队,不一定是持枪的武装游击队,虽然我不排除这一组织形式。确切一点说,我指的是机动灵活的城市民运小分队。民运在每个城市几乎都有人马。有些,被中共盯死,活动受到限制。有些,是隐性的,中共并未注意。不管怎么样,那个城市都有民运、或愿意投入到民运的闲散人员。民运应当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专业的民运小分队,成为一批职业革命家。钱从何来?职业民运的小分队谁来养?我在这里自告奋勇,这个问题暂时我包了。国内一个人每月有一百美金就能生存和活动,一个城市十个人,十个城市,一百个人,每月也就是需要一万美元。这个钱,我能想办法解决。 国内谁想组织民运城市小分队,请来找我。一经核实,认为方案可行,钱就会到位。民运城市机动小分队的作用是什么呢?小分队的功能太多了,简单列上几条。其一,印刷、散发、邮寄民运宣传品。你看,还是宣传、宣传、宣传。传播思想理念,取得广大民众的认同,是革命的首要工作,不可有半点轻视。其二,向内、向外发展组织。组建另一个城市的专业民运小分队。其三,进行干部的培训,训练骨干。其四,作为机动部队,要时刻留意全国各地的形势发展。如果必要时,在海内外协调之下,各个城市的机动小分队,可以相对集中到一个出事的城市,抓住时机,攻取这个城市。 总结起来,目前国内的民运组织工作应朝如下方向努力:(一)建立一支职业革命家的队伍。经费已不成问题,活动空间也有,想干、敢干的大有人在。现在需要的是拉队伍,搞培训,然后分工行动。(二)被中共盯住的骨干人员的换地活动。那些在当地被公安盯死、难以发挥作用的民运人士,应在海外组织的经济援助下,离开中共的耳目,到另一个城市发展,去组建那里的城市民运小分队。所谓“人挪活,树挪死”,就是这个道理。目前的公安系统,多半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到一个新地方,特别是搞个假身份,活动空间大得很。在本地是个困兽,到外地变条蛟龙。(三)时机成熟时,各地民运职业革命家的小分队,可以在统一的指挥下,相对集中到一个条件好、中共力量薄弱的城市,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攻取这个城市。
“孙文先生結合中外文化而创造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学说,其原则至今仍未过世。孙文先生提出的从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的"軍政、训政、宪政"三原则,至今仍可借鉴。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在原则不变的前过提下,內容应当有所更新,以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 关于孙文的旗帜 八十四问:当代中国民运是否应继承中国民主先贤们的传统?如何继承? 当然应当继承。尤其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文的学说,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孙文先生結合中外文化而创造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学说,其原则至今仍未过世。孙文先生提出的从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的"軍政、训政、宪政"三原则,至今仍可借鉴。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在原则不变的前过提下,內容应当有所更新,以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在结束中共专制,建设民主中国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借鉴近数十年来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新经验,借鉴苏联、东欧由共产党专制向后共产党时代转变的经验与教训,并总结中华民国宪法实施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说,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是孙文先生民主革命的继续与发展。值得强调的是,现在孙文这面旗帜,台湾丢掉了,中共也丢掉了,尽管两岸在口头上还承认孙文先生的历史地位。国共两党丢掉的这面旗帜,我们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应当把它重新举起,因为两岸的中国人,数千万海外华侨,还都认同孙文先生,还都认同这面旗帜。重新举起这面旗帜,是团结海内外华人的最佳选择。沒有一面共同认同的旗帜,全世界华人就不可能凝聚在一起为创立和建设民主的新中国而尽力。
“在总统权力范围之内,总统一个人说了算,不论多少人反对,都必须执行。这不叫独裁 ,不叫专制,而叫民主授权。” “行政讲求服从和效率。行政首长组织行政班子,启用熟悉的人,以前合作过的人,纯属正常,为的是工作顺手,尤其在上任之初 。假如找了一批生人,要本不知道他们的理念和行事作风,这台戏如何去唱?” “所谓任人唯亲,也是一样。谁都愿意使用和自己亲近的人,沟通方便,方便做 事,易于发挥团队作业。只要那个人不是窝囊废,不是下三烂,使用什么人,别人 无可置缘。” 上海帮与阿肯色帮 七十四问:你的解释令我茅塞顿开。记得前几年,一个从中国来的官方代表团成员,和我辩论民主的问题。他说,美国的民主是骗人的。克林顿搞什么民主,他也是一人说了算。你们批评江泽民搞上海帮,克林顿不也搞阿肯色帮?谁反对他,他还不是开除谁?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反驳他。请问你如果当时在场。该如何应对? 答: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民主授权。克林顿的权力大不大?当然很大。他有向国外派兵的权力。但是,他的权力,是选民授予的,是宪法中规定的。这叫民主授权 。他是总统,只要没有超越总统的职权,即使全体幕僚都反对,他也可以一个人决 定一切。超越了一丝权力,哪怕整个幕僚都同意,也是违法。 比如出兵南斯拉夫的问题。开始,总统当然要咨询各方意见,可能说东道西都 有。但是,总统一旦下了决心出兵,整个行政机器必须运转执行。国防部长可能事 先不同意派兵。总统决策后,国防部长必须放弃己见,执行总统之令。如果坚持己 见,也尊重你的意见,但请你辞职,立即换上一个与总统意见相和的国防部长。其 间的道理是:派兵出国的权力是总统的,确切的说,是选民授予总统的,不是授予 国防部长的。国防部长是总统任命的,是执行总统命令的。因此,必须明白,在总统权力范围之内,总统一个人说了算,不论多少人反对,都必须执行。这不叫独裁 ,不叫专制,而叫民主授权。 至于克林顿重用家乡阿肯色帮的人马,那是很自然的。我要顺便澄清两个概念 :“一朝天子一朝臣”和“任人唯亲”。中国人对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做法,多不存 好感。其实,在民主政权中,这完全是正常的。里根做总统,带了一批加州帮进白宫;布什做总统,重用的是德州帮。行政讲求服从和效率。行政首长组织行政班子,启用熟悉的人,以前合作过的人,纯属正常,为的是工作顺手,尤其在上任之初 。假如找了一批生人,要本不知道他们的理念和行事作风,这台戏如何去唱?总统用什么人,是他的权力。只要把工作干好,用什么人无所谓。 所谓任人唯亲,也是一样。谁都愿意使用和自己亲近的人,沟通方便,方便做 事,易于发挥团队作业。只要那个人不是窝囊废,不是下三烂,使用什么人,别人 无可置缘。在民主社会,也没有专门用烂人的傻子,干得不好,选民下届不会选你 的。专制制度怕任人唯亲,民主制度不怕。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制度问题。
“民主政体的建立,并非意味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充分实现。” 駁"民主運動多餘"論 六十四问:有些人主张,民主运动是多余的。他们也向往民主,但他们主张,有民主思想的人应当进入共产党内部,影响执政者,或逐步成为执政者,经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就可实现。你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答:历史的无情事实是,没有一个民主政体是通过这种纯粹内部运作的方式建立的 。为什么?道理十分简单,缺少人民的压力和争取,没有一个执政集团愿意自动放 弃既得的利益和权力。不斗争,不争取,馅饼不会自动从天而降。以美国为例。没 有华盛顿的革命抗暴运动,英国绝不会让美国建国。虽然,美国在两百年前独立后 ,既已确立了民主政体,但超过半数人的权利并没有完全得到,主要是妇女和黑人 。经过妇女运动多年的争取,女性公民直到一九二零年才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选举 权。无数黑人的抗争、坐牢和鲜血,在一八七零年换取了法律上的选举权,但在实 际生活中,黑人仍被严重歧视。在某些州,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黑人的选举权仍被 限制。六十年代,马丁。路德.金,领导了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终于废除了黑白分 校制度和一系列黑白不平等的制度。英国也是一样。十七世纪,英国王室在人民的 革命中被推翻了。后来,王室恢复,但权力转移到国会手中。可是,公民的投票权 并没有得到保障。有人估计,一八六一年,只有二十多万人有资格在下院的选举中 投票。历经人民无数次的抗争,直到一九二八年,新法律才把投票权扩展到所有的 成年人。这里也涉及到了另外一个概念:民主政体的建立,并非意味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充分实现。在民主体制建立后,尚且如此,何论专制的中国。 在台湾,没有一批批民主斗士的坐牢,也绝不会有国民党的开放党禁。同样,没有一九七六年 天安门的民主运动,就没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 进入体制内改革,不失为一个途径,但既不是唯一、也不是主要的途径。一九八六年二月,我到美国密执根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论中共改革派的处境、作为即前途》。结识了朱嘉明先生。当时,他在密大进修。时任河南体改委副主任,是赵紫阳改革派的智囊之一。回国前,他冒着风险到纽约与我密谈。我是民运的头面人物,他是体制内改革系一员。我俩却一拍既和,默契的不得了。我们达成了共识:民运在外面压,他们在里面拆,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各有所为。我告诫他,改不下去的时候,受保守派威胁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中国之春》这条出路。他鼓励我,《中国之春》要壮大,她是一个替代的力量。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后,赵紫阳改革派遭到整肃,人员外逃。九月,六四镇压逃出来的人士在巴黎聚会,没想到,我竟与朱嘉明在会场重逢。他变成了民运队伍的一员。体制内、体制外走到一起来了。这是历史的嘲讽?还是历史的必然?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体制外的民运是中国社会改革绝对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我绝不否认体制内改革的作用,但也要举出它的局限性:你要执行上面的指示 ,等于帮专制的忙;你要抵制,可能会被罢官。反之,你要推行民主的理念,上面会兴师问罪,不推行,呆在里面又有何用?拿挈分寸,绝非易事。我要忠告的是,进入共产党体制内改革,还有其蜕变的可能性。当享受到权力的滋味时,可能受不了权力的诱惑。我称之为上车原理。挤公共汽车时,拼命向上喊:再挤一挤,里面 还有空!一旦踏上车,就往下喊:别挤了,等下面一辆吧。车上车下,利害关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据说,七八、七九年西单民主墙时期,胡耀邦还没上台前,鼓动子女去民主墙,为中共老干部喊冤争权。突然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后,他开始拦阻子女去民主墙。台上台下,不一样了。进入体制内,掌握了权力时,仍然 坚持民主理念,并为民主尽力、不怕丢乌纱帽者,才能有助于民主的进程。
“中国患了政治落后性改革病,俄国可能患了经济落后性改革病。”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自己下台为代价,换取了整个民族的福祉。” 中国的社会大框架还是旧的,而且已经烂了,彻底的烂了。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小乱可能酿成暴乱,社会的旧有框架可能被完全冲垮 駁"政治改革不能搞" 六十二问:东欧、苏联共产专制制度解体后,虽然建立了民主政体,但在经济 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人民生活与中国比,差了很多。中共的统治者颇有沾沾自喜之感。依此推理说:“还是我们做的对,政治改革不能搞,苏联搞了,情况还不如中国。”在这种事实面前,你怎么与中共理论? 答:我在今年初潜入中国本土、组织反对党被捕后,中共国安部的人也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分成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专制制度的改革,分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等若干方面。哪一方面先行一步效果较好,并无前车可鉴。目前,大体有三种模式正在实验。 第一是俄国模式。俄国是政治上先跨出大大的一步,而且一步到位,几乎一夜之间,由专制政体转入民主政体。人民立即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经济上,尤其在工 业上,由于俄国过去的经济基础是重工业,类似于中国的东北,改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象当前中国东北一样,轻工业的不足,使人民生活一时陷入困境。 第二是中国模式。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先改经济,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经济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政治上仍然专制。 第三是波兰模式。波兰是政改、经改二者同时一步到位:政治上施行了民主制度,经济上采取了“休克”疗法,一杆子插到底的搬来了市场经济。 孰好孰坏,目前已初见分晓。 在进行三种改革模式的对比之前,我先要强调一个基本论点:改革应当是协调的改革,全方位的改革。政治为先,还是经济为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协调。协调的改,社会发展就比较平稳,就不会有大震荡。中国患了政治落后性改革病,俄国可能患了经济落后性改革病。 其次,改革不是没有代价的。当权者可能要付出代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自己下台为代价,换取了整个民族的福祉。人民也要付出代价。不愿付出代价,不可能获得自由。象人的一条腿,被绳子绑的时间长了,整条腿会发生缺血。突然放开了绳子,大腿会又麻又痛,好一阵子才能恢复正常的感觉。一个姿势坐长了,突然站起走路时,大腿会发麻,如同针扎,也是缺血的道理。大概每个人都有上述经验。在暂时的腿麻和永被绳绑、以至整条腿都将坏死之间,你选择哪个?政治、经济长时间被专制的大绳捆绑着,突然一下放开,整个社会会感觉发麻。这个过程难以避免。 先看波兰。波兰已是民主自由的国度。前几年,实施休克疗法后,波兰经济一蹋糊涂。有人大骂休克疗法,有人归于民主开放。阵痛和麻木感之后,去年,波兰经济走出谷底,开始明显好转。现在,竟然被认为是最佳的投资地点。一下子,休克疗法的提倡者要争功,民主开放派也要争功。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波兰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国内形势比中国还要混乱,但她平安的度过来了。政治、经济双双上了轨道。 再看俄国。俄国的局势也相当混乱,但始终没出什么大事。一般的看法是,这是因为,虽然有些混乱,但他们的社会大框架 (民主框架) 已经搭好,乱,是在民主框架里面的乱。怎么乱,也没有把社会的大框架冲垮。所以,不会大乱,不会发生大革命式的暴乱。我问过俄国人,请他们谈谈俄国的前景。大多数人认为,仅管其经济改革步履艰难,但今年似乎已经走出谷底,露出曙光。他们最大的欣慰是,由于俄国已经建好了民主的大框架,权力和平转移的机制已告确立,以至爆发大革命的局面基本可以排除。 反观我们中国,情形完全不一样,表面上的经济繁荣,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其危机在于,中国的社会大框架还是旧的,而且已经烂了,彻底的烂了。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小乱可能酿成暴乱,社会的旧有框架可能被完全冲垮。之后,再搭起这个框架,即民主的框架,需要上比俄国大十倍的气力。一言以蔽之,俄国、波兰的经济形势都曾比中国乱得多,但由于进行了民主改革,发生大革命的机会几乎已被避免。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经济表象美丽堂皇,但一场大革命的发生并未避免。打个比方,俄国、波兰的乱,是在一个民主大厦中的乱,再乱,大楼是坚固的,不会倒塌。中国也乱,是在一个专制的大厦中乱,乱到一定程度,大楼就要塌掉。然后,需要从头做起。整体损失,中国将严重得多。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中枢共产党的中央,中国社会的器官中央各部委及司法机关,中国社会的肢体各地方政权,统统不正常,统统腐化了,统统糜烂了,社会怎么能够稳定?社会的细胞个人,怎么能够容忍这种腐化和糜烂?” “中共的改革,经济这条腿,大踏步地向前;政治这条腿,却裹足不前,越改,摔跟头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共上梁不正,下面欺上瞒下,反馈机制完全瓦解,调节机制亦已失灵,我看不出任何可使社会发展保持稳定的希望。” 駁“稳定压倒一切” 五十五问:中共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说什么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它怕有个风吹草动引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你怎么看待“稳定压倒一切”? 答:发展经济,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此话不假。但是,怎样才能获得稳定的 社会环境呢?其实,在上一个问题 (五十三问) 中,我已经给出了基本答案。这里再从另一个角度谈一下。 稳定有两种形式:静态的稳定和动态的稳定。一个人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是谓静态的稳定。静态稳定比较好办,死人也可以办到。走动起来,就成了动态。在走动中求得稳定,看上去简单,其实很不简单,人体需要一整套平衡机制。小脑、内耳、两臂、双腿要协调起来,才能稳定。脑子有病的人,走路会摔跟头。一条腿走路,摔跤也是常有的事。另外,走路时,人体是不断摇晃的,走钢丝,走雪路,摇晃就比较明显。但是,只要人体的平衡机制好,人体会在摇晃中取得平衡和稳定。 反而那些身体僵直的人,那些患病后双腿不能弯曲的人,走不了钢丝。没有那些小的摇晃,就没有大的稳定。以小不稳而换取大稳,奥妙就在于此。 社会稳定,无疑是一种动态稳定。如何创造社会稳定,是一门科学,不是靠镇压就能解决问题。如果镇压能带来稳定,那世界上早就天下太平了。社会,也是一个有中枢、有器官、有肢体的有机整体。中枢、器官、肢体诸部的正常,才能保社会整个机体稳步的向前发展。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社会的中枢共产党的中央,中国社会的器官中央各部委及司法机关,中国社会的肢体各地方政权,统统不正常,统统腐化了,统统糜烂了,社会怎么能够稳定?社会的细胞个人,怎么能够容忍这种腐化和糜烂? 多少年来,民运人士一直在呼吁协调的改革,即不但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也要改。这是两条腿走路的道理。中共的改革,经济这条腿,大踏步地向前;政治这条腿,却裹足不前,越改,摔跟头的可能性就越大。我早就建议,宁愿经济改革这条腿慢一点,政治改革跟上来,以便协调地、稳步地向前发展。中共一意孤行,现在,社会的矛盾越来越大,社会的不稳因素每日递增,动荡已不可避免。 社会发展,还得必须有一个正常的反馈机理。正确的政策,产生正面的效果,信息正确地反馈回来,中枢将持续并加强正确的政策,此为正反馈。错误的决策,产生错误的效果,社会信息反馈回来,中枢修整错误的政策,此为负反馈。反馈机制正常,加上调节机制正常,社会才能稳步发展。中共上梁不正,下面欺上瞒下,反馈机制完全瓦解,调节机制亦已失灵,我看不出任何可使社会发展保持稳定的希望。 中共真的不懂泄洪防溃,化大震为小震,以小不稳求大稳的道理吗?看来不象。中共知而不做,是因为它不以整个民族的利益为考量,它是想维持它的专制,维持它的特权,维持一党之私利。一个以人民为重的政治家,应该是“人民的利益压倒一切”,必要时,以自己的下台来维护人民的利益。法国的戴高乐,英国的丘吉尔,都曾尊重民意而下台。“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是“人民的压倒一切”,说穿了,就是想把大堤的崩溃时间往后推迟一些,以便多捞一把。民众说,当大官的,用推土机往家推,当小官的,用小推车往家拉,老百姓只能用耳挖勺挖。什么时候大堤挖的差不多了,也就垮了。
民主建設中的個人因素 五十问:在民主政治建立的过程中,个人的作用,也就是说,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因素重要吗? 答:相当重要。在历史发展中,个人、尤其是当权者的一念之差,会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两百多年前,美国独立之初,有人力主华盛顿黄袍加身,当上国王。华盛顿坚决不干,并在两任总统之后,拒绝连任,告老还乡。他的表率作用,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形响甚巨,至今为人们所乐道。 英国一九零九年宪章危机时,国王在化解危机上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下院 (平民院) 通过对富人加税的法律。根据规定,此法律须经上院 (贵族院) 批准,才能生效。但是,上院拒绝通过。于是,下院干脆一干到底,决定修改宪章,通过了著名的《国会法案》,规定:凡下院通过的法案,不管上院通过与否,终究都会自动成为法律。这个等于剥夺上院一切权力的法案怎么可能叫上院通过呢?不经上院批准,它又成为不了法律,下院等于自打耳光。解开这个死结的,是国王乔治五世。国王许诺,如果上院拒不批准《国会法案》,他将加封大批新贵族进入上院,迫使法案通过。贵族院 (上院) 面对如此尴尬局面,被迫举手投降。法案通过了,人民终于从贵族手中夺得了一切权力。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实行的是法西斯统治。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一夜之间,迈入了民主政治:开放党禁,举行大选。这一戏剧性变化,还要归结于佛朗哥的巧妙安排。他临终时,请回被他废除的王室继承人卡洛斯,并把权力交到新国王卡洛斯手中。卡洛斯立即实施民主改革,西班牙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 南非的前白人总统克拉克,在面临革命和改良的关键时刻,决定顺乎历史潮流,释放了被他关押了二十多年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并赋予黑人选举权,施行大选。这等于将政权交给黑人。他把总统宝座拱手让给了曼德拉之后,又甘居副总统之位,协助曼德拉调和黑白矛盾,度过难关。 在共产党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波兰前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民主大潮之前,把政敌、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放出监狱,开放大选。这个等于把权力直接交政敌的大手笔,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流血革命,把波兰带上了民主的道路。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用他的“新思维”,和平地使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摆脱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实行了民主政治。苏联解体了,但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将永留史册。 反面的例子也有很多。象中国的袁世凯,一念之差,出卖了维新党人,断送了中国君主立宪的改良之路,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政治改革与开枪镇压的一念之间,邓小平选择了后者,使他本来可以光照史册的晚年,蒙上了永远抹不掉的黑影。 我们不是说,专制者会自动地放弃权力,事实上,上述正面的例子,也是人民长期奋争的结果。我们也不是说,没有上述几个人物的放权行为,那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就实现不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势不可挡的民主潮流面前,执政者的一念之差,会对历史进程起到重要作用。顺潮流者,可减少取得民主的代价,避免整个民族的悲剧,自己也会留下出路,甚至留下美名;逆潮流者,将导致民族的灾难,自己也会遗留千古骂名。这点,值得每一个专制者深思。
"“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看看其監獄對待犯人的態度就知道了。”此話之所以有理,就是因為,對人權的保障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標準,連監獄犯人的人權都照顧到了,普通公民的人權保障,當然就可想而知了。" 人權的某些本質問題 二十一問:你剛才提到犯人也是人、也應保障其基本人權,我覺得這好象觸及到了 人權的某些本質問題,是否可以再多論述一下? 答:在現代文明國家,坐監犯人的基本人權獲得了比較充分的保障。舉例來說,在歐洲的一些國家,如挪威、瑞典等,監獄中的犯人不僅活得有尊嚴,不僅飲食營養得到保障,不僅有電視看、有書讀,而且,犯人可以在獄中受教育、修學位 (坐兩年牢可拿個碩士學位)、寫文章發表......,還有,犯人可以在獄中與家人團聚、與配偶同房、生子,單身犯人可在獄中結婚......。如此做法,乃基於幾個基本前提: (一) 犯人是人,不是狗。是人,就要保障其基本人權; (二) 犯人觸犯了某條法律,被判刑入獄,其人身自由已受到限制,其某些人權已被剝奪。但是,上帝賦予他的、未被法律剝奪的那些人權,他仍然應當享受。 (三) 將犯人關押起來,有三個作用,一是不要再對他人造成傷害 (限制了犯人的自由以保護多數人的自由);二是對犯人進行懲戒,使其今後不要再犯;三是對其他人示出警告,不可效法。關押犯人的目的絕不是剝奪他應當享受的那些人權。 印度某地對過失殺人犯實施人道管理,讓他們定期回家與家人團聚、享受人倫之樂與親情溫暖。結果,此道明顯降低了犯人出獄後的再次犯罪率。 “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看看其監獄對待犯人的態度就知道了。”此話之所以有理,就是因為,對人權的保障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標準,連監獄犯人的人權都照顧到了,普通公民的人權保障,當然就可想而知了。
付慰年先生说:“王炳章获医学博士,却弃医从政,走向组织民运之路。他至今身陷韶关狱中,用牺牲个人自由的代价争取一个民族的自由。他以钢铁意志铸就出当下中国的最刚硬的民权脊梁,他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感动的感慨悲壮之士。 ” 以下是博登书屋颁奖仪式代表付慰年先生发言全文:👇 提到王炳章,不能不提刘晓波。 如果说刘晓波是中国的马丁·路德·金,那么王炳章无疑是中国的马尔孔·X。 美国的民权运动,是由马丁路德金和马尔孔X用不同的路径共同努力成就的; 未来中国的自由之路也必须如是筑就。 2024年,王炳章在博登书屋出版了英文版的《神谕圣经宪法揭秘》(《九五论纲》)。 这是王炳章在狱中完成的著作。该书探讨宪政与宗教的联系,他努力为中国未来找到一条通往山巅之城的上帝之道。 王炳章被誉为海外民运之父。他经文革苦难,是中国改开后第一代出国的留学生。他获医学博士,却弃医从政,走向组织民运之路。他至今身陷韶关狱中,用牺牲个人自由的代价争取一个民族的自由。他以钢铁意志铸就出当下中国的最刚硬的民权脊梁,他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感动的感慨悲壮之士。 2024年博登书屋把中国脊梁奖授予王炳章,以表彰他为推动中国民主化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贡献,表彰他为中华民族实现自由的理想在狱中不懈的奋斗!
自由的限制 十四問:自由是無限的嗎?如果自由不是無限的,又如何來規范呢? 答: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自由近乎是無限的。可惜,這不是現實。只要是兩個人以上的群體,個人的自由就要受到約束。道理很簡單:你的自由不能妨害了別人的自由和利益。有人比喻說,你揮拳的自由是以不碰到別人的鼻子尖為限度的。因此,自由不是無限的,不是放任的,放任的自由將導致天下大亂。自由應予規范,但規范到什麼程度,這就涉及到自由與秩序的關系。 秩序是靠法律(強制性力量)和道德(自我約束性力量)來維系的。沒有法律的強制性約束,就沒有秩序。沒有秩序,放任性自由和無政府狀態,給強盜和強奸犯創造了機會,人民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放任自由導致了多數人喪失自由。過分強化秩序與管制,將過多地限制人民的活動,使人民失去太多的自由,閹割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如何尋求自由和秩序間的平衡點,將由選民根據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社會環境來決定。 有一點需要強調,制定法律約束個人自由,以此維持社會秩序和社會和諧,必須遵循如下准則: 第一,公民的自願放棄原則。法律是公民自己制定的,由法律約束個人的某些自由是公民自願的,即放棄某種程度的個人自由是公民自己的自願選擇,是自由意志的產物,並非是政府權威強加給公民的。 第二,公民的參與原則。公民應自始至終參與法律的制定。 第三,公民的自願回收原則。法律是可以改變的。當人民發覺受限太多而要求收回放棄的自由時,管制應當放松,法律應向放寬自由的方向更動。
“共產黨管什麼,什麼就糟糕;管制得愈緊,就愈糟糕。哪一項共產黨不管了,就好轉;愈放松,愈興旺;不管了,大興旺。這,就是自由的價值與力量。” “亞洲華人社會(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起飛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實例證明了,中國人一旦享受到經濟自由,發揮出其潛藏的活力和創造力,就可以締造一個個經濟奇跡。自由的力量是無以倫比的。” 行動的自由 十二問:你說自由的第三大類是行動自由。請問人們行動的自由包含哪些內容呢? 答:內容很多。行動自由很好理解,就是不受外力(主要是政府)制約、自己決定 自己想干的事,並付之行動,所謂「自由意志」支配是也。這些行動包從括衣食住行到及宗教、文化、藝術、經濟活動、環保、人權活動、政治活動等各各層面:如遷居,穿衣,飲食,選擇交通工具,旅游,健身,比賽,上學受教育,選課,求職,就業,退休,看病,住院,出國,訪友,戀愛,結婚,性生活,聚會,罷工,集 會,罷市,舉辦展覽,學術研究,發明創造,社會調查,示威,游行,組織及解散社團,選舉,組織及解散公司,貿易,等等,可說不計其數。 要明了什麼是行動自由,看看共產黨統治下不自由的狀況,或可從反面獲得啟發。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後,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者佛裡曼教授曾訪問中國,並向中共建言。遍訪大江南北之後,他說:我現在才知道什麼是極權主義政府控制一切,一直控制到廚房與臥室。的確,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吃飯要糧票,穿衣要布票,生孩子要批准,睡覺發你避孕套。連生活細節都控制到了。文革過來的人還記得吃憶苦飯這回事。酒糠、鋸末和少許玉米面做成的團子,實在難以下咽。可是,你必須吃。不吃,就是反革命。連吃什麼飯都要強制,而且,不吃者就會坐牢,歷史上實在罕見。改革開放前後的正反經驗表明,共產黨管什麼,什麼就糟糕;管制得愈緊,就愈糟糕。哪一項共產黨不管了,就好轉;愈放松,愈興旺;不管了,大興旺。這,就是自由的價值與力量。亞洲華人社會(台灣、新加坡、香港)經濟起飛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實例證明了,中國人一旦享受到經濟自由,發揮出其潛藏的活力和創造力,就可以締造一個個經濟奇跡。自由的力量是無以倫比的。 當然,大家也已注意到,在目前的經濟改革中,公民的很多經濟活動自由還被中共掌控著。比如成立公司,要政府批准才行。實際上,組織和解散公司,是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成立公司,只須注冊就行了,無須所謂批准。另外,還有不少關鍵的項目,中共仍未放松管制。如金融、外貿和原材料市場等。公民在這些領域中的自由與權利仍被中共無理剝奪,當老百姓取得這些自由和權利時,中國的經濟將面臨著另一個起飛。 我們上面提了這麼多項的自由(還可列出許多),如何由法律規定來保障呢?一項一項地在憲法中羅列出來,保障公民的這項自由、保障公民的那項自由......恐怕好幾頁紙都不夠,而且,難免有疏漏之處。其實,在憲法中,只列兩條就夠了。一條是:政府不能做法律限定之外的事,即政府不能行使法律賦予之外的任何權力;一條是:公民可以做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事情,即公民可以享受法律限制之外的任何天賦的自由與權利。因為,道理不言自明,衣食住行、結社、集會、游行、選舉、示威、致富等等的自由與權利,甚至包括革命和推翻不良政府的權利,都是造物主賦予的,都是與生俱來的,根本用不著法律和政府的賜予,政府更無權加以干涉。這一點,應該是民主中國立法、包括制定憲法的准則。實際上,美國憲法中,原本就沒有保障公民這項自由、那項自由的條款。只是在後來,為了強調的作用,附加了修正案,而修正案是限制政府的,規定政府不得立法限制公民的天賦人權與自由。關於這一點,後面還會進一步討論。
下面是考拉12月28日下午在 “王炳章博士与中国民主化”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大家更多谈论“民主化运动”,却少有人提及“民主革命”。”✊✊ “今天非常有幸能为营救王炳章先生发声。他为追求民主献出了青春、前途、自由与尊严。如今,他年迈多病,我们不能让他在狱中牺牲生命,重蹈刘晓波先生的覆辙。” 营救王炳章(考拉) 作为一名90后,我并没有亲历过王炳章的时代,对他的了解完全来自网络介绍和他所编写的《民运手册(中国民主革命之路)》。这些内容让我对他的事迹深感敬佩,也让我对中共为何对他施以无期徒刑产生了疑问。 一、中共为何如此惧怕王炳章? 相比其他反抗者,他的无期徒刑尤为沉重,这或许与他身上的两大特质密切相关: 1. 他是一位革命者,而不仅仅是反对者 王炳章追求的从来不是简单的改革或短期批评,而是一场彻底改变现状的民主革命。他有清晰的战略目标和长期计划,行动系统而深思熟虑。这种有组织、有目标的努力,自然让中共感到威胁。 2. 他是一位行动者,而不仅仅是思想家 王炳章不仅仅是理论的提出者,更是将理念付诸实践的人。他深入一所所北美高校,与中国留学生交流;他更潜入中国,与民众直接接触,推动组党。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信仰和理念,而这种行动性恰恰是中共最无法容忍的。 二、王炳章生平中最让人动容的故事 1. 从精英医生到革命家 王炳章是中国开放之后第一个留学生博士,他本可以成为一名知名医生,然而,他有一个“中国民主梦”,他执着于自己的梦,将安逸生活抛入江河,投身高风险、前途未卜的民主运动。他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之路”既呼吁改革,推动渐进的演变,但也强调不能放弃革命。他主张:“人民拥有武装推翻暴虐政府的权利。”今天,大家更多谈论“民主化运动”,却少有人提及“民主革命”。 王炳章选择成为革命家,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他的家庭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一次他的妹妹王玉华探访时,惊讶地发现他的家中大厅有桌子却没有椅子,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垫。他的妻子不得不独自承担清理屋顶、修补外墙等繁重的工作,以支持他的事业。 八九民运爆发后,王炳章向妹妹王玉华募款,妹妹和妹夫毫不犹豫地捐出了两年的全部积蓄——1万元。妹妹后来回忆道:“这笔钱是我和先生两份工作攒下的所有积蓄,但我们认为,89民运有我和我先生的声援是我们一辈子的骄傲。” 2. 持续冒险,逆向而行 王炳章在《民运手册》中写到,1979年他离开中国前往加拿大留学时的心情:“终于逃出了中共的魔掌。”这种紧张与恐惧,是许多流亡者都深有体会的。我在2021年离开中国,抵达美国后,也抱着如释重负的心情。 1982年,王炳章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他一所一所走访美国的大学,发动中国留学生推动中国民主化。许多留学生因担心中共有耳目监视,只愿单独与他见面。这种细节让我看到,不只是当下,早在那个年代,恐惧感就已经深深笼罩在海外的中国人的生活中。 然而,逃离中国的王炳章并没有选择留在安全地带,而是一次次冒险回到中国,从事地下民主运动。他反复潜回中国,用自己的行动跨越了常人的心理障碍。他的每一步都在挑战极限,每一次冒险回国都是对自己理想的实践。 3. 漫长的监禁没能摧毁他的信念 2002年,王炳章在越南边境被中共情报人员绑架,随后被判无期徒刑。他至今已被单独监禁22年,这种长期的精神折磨难以想象。我自己曾经历过六个月的单独监禁,那段时间让我深切感受到孤独的可怕。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在一次家人探监中时,他询问儿子王代时:你做律师,还有什么想做的吗?有没有不只是赚钱的事,比如关于社会公义的?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王炳章依然关心社会正义,22年的监禁没能摧毁他的信念,这让我深感震撼。 三、王炳章给年轻一代的启发 1. 组织化 王炳章深知,民主运动不能仅停留在思想启蒙阶段,而需要建立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他创办《中国之春》,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推动组党,为民主运动奠定基础。 相比之下,白纸运动虽然也有一些自发组织,但多是松散的,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王炳章的理念提醒我们,要形成可以协调一致行动的组织,有明确的方向,长远的目标,整套的策略,严谨的运作,民主化诉求才能持久有力。 2. 国际化 王炳章的国际化思维在与台湾的合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蒋经国执政时期,他通过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合作,为民主运动争取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资金支持和舆论资源,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具开创性的尝试。 然而,他始终坚持独立性,确保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合作建立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之上。中共长期以来将海外民运描绘为“受外部势力操控”,以此削弱其合法性和影响力。如果民主运动失去独立性,不仅会被中共的叙事所利用,还可能失去国内民众的信任,甚至偏离民主化的目标。 这一原则在当下的抗争环境中依然适用。王炳章的经验提醒我们,抗争者在动员全球资源时,不仅要借助国际社会的支持,还应积极争取华人社区的广泛参与。 3. 行动导向 王炳章不仅是思想家,更是行动派。他从不满足于仅仅传播民主理念,而是将理论付诸实践。他创办刊物,组建民联,奔走于世界各地联络动员,甚至冒险潜入中国,推动地下民主网络的建立。他提醒我们,抗争不能停留在口头和键盘上,而是需要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实际行动。 如今,许多海外抗争仍然停留在网络空间的启蒙阶段。王炳章的经历表明,抗争者需要制定可执行的策略,以推动线下行动的发展和实践。 四、营救王炳章可以采取的行动 今天的讨论不仅是对王炳章精神的致敬,更是营救王炳章行动的开始。我们可以立刻采取的措施可以有: 1. 制作纪录片或动画片,传播他的故事,扩大他的影响力; 2. 整理并传播他编写的《民运手册(中国民主革命之路)》等,延续他对中国民主的探讨; 3. 推动国际换囚行动,为他争取自由。 今天非常有幸能为营救王炳章先生发声。他为追求民主献出了青春、前途、自由与尊严。如今,他年迈多病,我们不能让他在狱中牺牲生命,重蹈刘晓波先生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