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

Morris
2周前
辛亥之冬,湘人宋教仁立于时代的浪尖。清廷风雨飘摇,旧世界的门扉已裂,他却以三十未满之身,肩起一个新国的希望。那是1911年,一个王朝的残阳下,一个共和国的晨星正升起。彼时的中国,千年帝制甫崩,山河破碎、人心茫然。许多人想着如何登堂入室、分割新权,而他,却在南京的简陋书案上,起草了一份未完成的制度蓝图——宪政、选举、代议,这些被尘封已久的字眼,在他的笔下闪着理性与信仰的光。 他相信,革命不是换一个皇帝,而是换一种做人的方式。他要建的,不是“宋家的天下”,而是“国民的国家”。那是一种几乎天真的信念:权力可以被监督,政府可以向人民负责,民主可以在这片经年封建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他的理想,不是热血的呐喊,而是冷静的制度;不是刀枪的征伐,而是法律的秩序。有人说他不像革命党,更像立法者;但正因如此,他才是那群热血之士中,最冷静、也最危险的一个——因为他要以法束权,而非以权驭人。 辛亥之后,南京临时政府草创,群雄并起。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各怀心计;而宋教仁坐镇法制,起草《临时约法》。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它规定元首权力受限,内阁必须向议会负责;它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将“皇权神授”彻底葬于旧制的尘埃中。宋教仁明白,这一纸宪法,并不足以稳天下,却足以定方向。他要做的,不是胜一时之战,而是为后世立一个可被遵守的秩序。 1912年,民国初定。他转身走上另一条更险的路——以法律之名,与权力正面对抗。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以政党制衡总统之权。那一年,他三十岁,眉目清朗,语气坚定。他奔走于南北之间,演讲、筹款、招募议员候选人,用一场场公开的竞选,向这片土地讲述“民主”的含义。他说:“民权者,国之本;宪政者,民权之器。”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了无数学生的笔记上,却没能印进一个军阀的心里。 1913年春,选举结果出炉,国民党大获全胜,几乎可以掌握内阁。那是中国史上第一次通过选票决定权力归属的时刻。可就在这一刻,宋教仁走出上海车站,迎面一声枪响,子弹击穿了他的胸膛,也击碎了一个新国的梦。血流在淮海路的石板上,他的手中还攥着一份未寄出的信——上书“宪政进行之急务”。他倒在那一页理想之上,带着尚未来得及实现的制度蓝图。 那一枪,不仅杀死了宋教仁,也杀死了中国民主政治萌芽的第一次春天。枪口后的人是谁,史家至今争论不休,但天下皆知——利益与理想的冲突,远比子弹更致命。袁世凯登上总统之位,旋即解散议会、禁绝党派,恢复帝制,民国的法统从此成了空壳。宋教仁用死告诉世人:革命易,立宪难;推翻暴君易,驯服权力最难。 他若不死,或许中国的宪政道路仍充满荆棘;但正因他死,后世才有了方向。梁启超称他为“宪法之魂”,孙中山叹曰“国之干城失矣”。而鲁迅笔下那个“失去方向的民族”,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在寻找像宋教仁那样的人——不只是反抗者,更是建设者;不只是烈士,更是法治的奠基者。 许多年后,当人们再次谈起民国初年的动荡,总会想起那个被雨打湿的车站,那具年轻的遗体,以及那场未完成的民主实验。宋教仁的一生,短如流星,却划破了中国政治夜空的第一道光。他没有王侯的权势,没有将相的军功,却以理想之锋,挑战了权力的本质。他相信,国家的未来不在强人之手,而在制度之下;社会的秩序不靠恐惧维持,而靠公意支撑。 他死时,年仅三十二岁。后人立碑于衡阳,碑上寥寥数语:“以法立国,以宪为本。”这八字,简直像他的墓志铭——寡言而坚硬,如他一生的信念。有人说他太理想,不合时宜;可正如陈宫在白门楼上所示,正是那些“不合时宜”的人,才照亮了时代的天际。宋教仁之死,让我们明白:理想主义者未必能活成胜者,但他们能活成坐标;现实可以多次偏离,却终会被他们拉回正轨。 百年之后,中国的宪政之路仍未完全平坦,但那盏在衡门点亮的灯,从未真正熄灭。它在书本中、在思想中、在一代代追求法治与公正的人心中,微微闪烁。或许,宋教仁并未死去——他只是化作了每一个相信“权力应有界限、人民应有尊严”的灵魂,在历史的风口,默默地燃烧。
Daniel Fang
3个月前
(转)人类文明的里程碑 吴鸿昌 近代以前,在政治领域里,全世界没有例外,都是家族统治。不管他们的名称叫部落酋长,还是叫帝国天子,但运作传承方式是绝对一样的,那就是:统治权世代相传。 中国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颁发的《宪法大纲》第一句话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系”是什么意思?就是血统。血统是什么意思?就是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所以,家族政权的本质就是动物政治的人类版,只不过金銮殿里的皇帝穿着龙袍,树林里的猴王不穿衣服,如此而已。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出现现代科学,引发了不计其数的新技术,生产力突飞猛进,人类的日常生活变得富足舒适。尽管存在穷富差别,但全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却是事实。 生活水平高了,思想就活跃起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既然和动物有了天壤之别,那么,政治领域里的事情,也应该和动物拉开距离,不能永远保持“打天下,坐天下”这个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了。于是,出现了“宪政”的概念,并付诸实践。 “宪政”概念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您这个猴王怎么产生,不能靠力气和鬼花招,因为力气和鬼花招都是动物的手段,人类应该比动物高一等。您当了猴王,怎么统治大家,应该有个法则,您的权力怎么运作,应该事先设定程序。您绝对不可以随心所欲。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东西。您要是到哈佛大学去学习“宪政学”,恐怕要花费几年的时间,但用演绎思维的方法思考,您花费几小时就够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的出现,是人类认识大自然规律进程中的里程碑,而“宪政”则是解决人类内部矛盾和规范人类政治行为进程中的里程碑。
左手墨迹
5个月前
说说重农抑商这个事儿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重农抑商」应该是儒家文化的要义,其实并不。它是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时候提出来的,很显然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只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被作为意识形态的外衣,穿在了法家的内核的外面,所以它会被认为是儒家所推崇的。 这些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宪政的推崇,舆论圈对商鞅以及它的变法思想的批判也蔚然成风。但你若回来那个时候的经济社会史会发现,各国都在变法,商鞅没去时的秦国,可以说是国力最弱的,再不变法就会被周边已经变过法的强国吃掉,变法势在必行。于是,商鞅来了,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变法成功了。 为什么商鞅的变法是最成功的,因为周边其他国家已经陆续推行了变法,但因为贵族的强烈反对,只能在某一方面推行,而商鞅作为集大成者,在制度、法律、户籍、文教等多个方面相互配合,做了系统性的变法,所以经过前356和前350年的两次变法之后,秦国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家。 而所有变法,都围绕着一个目的进行,那便是最大程度的汲取民间的财力物力,实现中央集权,进而在被别人吃掉前先吃掉别人。重农抑商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 你知道,战争年代,国家最需要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兵源,一个是粮草。有了兵源就可以随时反击对手或对外出兵;有了粮草出兵就有了后勤保障。但粮草需要有人在土地上持续耕种,稳定兵源就需要有人在政府可以管理得到的地方持续生育。但那时候,经商是很赚钱的,而且商人为了获利经常在各国之间流动,很难停下来成为国家的兵源和粮草补给开源。特别是某地,比如咸阳粮食丰收的时候,邯郸正好闹灾荒的时候,就会有人为获利,把咸阳的粮食贩到邯郸为卖。所以商鞅就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为了把尽量多的余粮控制在政府手里,商鞅还推行了粮食换爵位。比起贩卖时各国的重重关卡,直接拿来换取爵位还是划算的。慢慢地,秦国就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直到统一六国。虽然中间也有贵族势力的反复回潮,但有些趋势是很难阻挡的。就像毛泽东在1940年代成为中共的旗帜一样,就算不是商鞅也会有其他人来推行变法,就算不是秦国,也会有其他国家来统一天下,这是当时的趋势,非人力可挡。 有人肯定会说,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呢?就不能各国和平共处?还真不能!要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暴力机器,长期不用就会腐化、被吃掉,所以暴力机器得频繁使用。不是用来攻打别人,就是用来抵御别人的攻击,不会白养的。在当时生产力地下,剩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是区别。 加之,到了战国时代,人口已经达到2000多万,土地比人口更稀缺。谁占有了土地,谁就会获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更多的财富和资源就意味着更多的安全和权力。这也是整个农耕时代,中华帝国都痴迷土地,崇尚统一天下的内在原因。 所以你看,即使到了后工业化商业逻辑主宰世界的今天,大部分中国人,依然痴迷土地崇尚统一。不然那句「宁愿祖国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也不会久久回荡在中国上空。
“孙文先生結合中外文化而创造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学说,其原则至今仍未过世。孙文先生提出的从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的"軍政、训政、宪政"三原则,至今仍可借鉴。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在原则不变的前过提下,內容应当有所更新,以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 关于孙文的旗帜 八十四问:当代中国民运是否应继承中国民主先贤们的传统?如何继承? 当然应当继承。尤其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文的学说,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孙文先生結合中外文化而创造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学说,其原则至今仍未过世。孙文先生提出的从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的"軍政、训政、宪政"三原则,至今仍可借鉴。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在原则不变的前过提下,內容应当有所更新,以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在结束中共专制,建设民主中国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借鉴近数十年来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新经验,借鉴苏联、东欧由共产党专制向后共产党时代转变的经验与教训,并总结中华民国宪法实施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说,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是孙文先生民主革命的继续与发展。值得强调的是,现在孙文这面旗帜,台湾丢掉了,中共也丢掉了,尽管两岸在口头上还承认孙文先生的历史地位。国共两党丢掉的这面旗帜,我们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应当把它重新举起,因为两岸的中国人,数千万海外华侨,还都认同孙文先生,还都认同这面旗帜。重新举起这面旗帜,是团结海内外华人的最佳选择。沒有一面共同认同的旗帜,全世界华人就不可能凝聚在一起为创立和建设民主的新中国而尽力。
程益中
8个月前
怀念民国,表面上是一种对往昔文化与风华的追思,实则往往是一种观念的退步与精神的退守。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的中华民国,并非真正的宪政民主政权,而是一个带有浓厚极权色彩的威权社会。 诚然,民国时期在教育、学术、文化上曾有过璀璨的光辉,那是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政治制度却始终未能摆脱党权高于法权、军政干预民政的局面。从“训政”到“动员戡乱”,宪政始终是一纸理想,未能落实为现实。国会形同具文,党国体制之下,个人自由与政治权利始终受限。 当下简中高耸如云的大都会,上天入地的大基建,光鲜亮丽的繁华景象,早已令包括美国、台湾在内的民主灯塔社会竟折腰。表面上看,正体及繁体所有电视台上的新闻节目,都在歌唱简中社会的伟大复兴,都早愤怒谴责自身社会的衰败和绝望——当然,我并不认同这种无知和荒谬。 转型宪政民主之前的中华民国,充其量也只是邓大人倡导的“先富起来”,也多半是一种不均衡发展的表象。上海、南京的摩登与繁华,并未能覆盖乡野的贫困与动荡;少数菁英阶层掌握资源,绝大多数民众依旧挣扎于生存线。民国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民国的自由,也只是少数人的自由。 怀念民国,往往是一种对表面繁荣和文化浪漫的向往,却忽略了威权政治的阴影与社会不公的伤痕。真正的宪政民主,不仅是选举和议会,更是法治、权利、平等与责任,而是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而是以新闻媒体为核心的第四种权力的崛起。若将一个尚未完成现代政治转型、充满体制缺陷的威权社会理想化,无疑是对民主精神的误解与倒退。 过去是回不去的从前,我们也只能往前看,不能卡顿在当下。历史值得怀念,但怀念不应成为逃避现实的理由,更不应成为对现代政治追求的妥协。只有直面历史,汲取经验,方能走向更加成熟、公正与自由的未来。
猫神
8个月前
因为被轮昭先生拉黑,我其实也不想说,但其洗地太拙劣了,有必要说两句:“希特勒、墨索里尼、查韦斯、包括普京,他们上台以后所做的,是:打击和限制反对党、限制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示威自由。独裁者是以这种方式获得宪政不许可的权力、和巩固权力。而不是靠给官僚机构查账”,这话说得不错,但经不起一驳,完全是洗地👇 只能说:这些限制自由、巩固权力的方式,是独裁者完成独裁集权后,常用的标准模式,才可以限制自由,巩固权力 而现在:大家质疑川大嘴想独裁,是质疑他任人唯亲、打击政敌、有违反法律和宪法之嫌,加上其手下争相效忠,以国王自居,川大嘴有独裁的倾向,但很明显,大嘴目前并没有过多的限制自由、巩固权力的权力,和希特勒普京还有相当的距离 没有任何人说川大嘴已经完成独裁,就是说,川大嘴处在独裁的初级阶段,有走向独裁的可能,所以大家批评他,并不适应于希特勒普京的独裁模式 而“靠给官僚机构查账”,的确是完成独裁的好手段之一,比如习皇的反腐败,就是靠“查账”模式完成的,和川大嘴今天的查账性质一模一样,事实证明,通过查账来打击政敌,的确可以走向独裁 现在的问题是,通过查账,打击的是哪些人?手段、程序、处理结果是不是合法?有没有选择性打击政敌?能不能保证公平公正? 轮昭以完成独裁集权的希特勒普京等人,来为有独裁动机的川大嘴洗地,明显是偷换概念,搅浑水的诡辩术,大家不能不知 至于给人民送福利,当然是好事,但送福利模式的动机,不能是为了独裁而收买人心,至于川大嘴有没有给人民福利,是不是收买人心,今天可以不提,我们慢慢看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