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

“孙文先生結合中外文化而创造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学说,其原则至今仍未过世。孙文先生提出的从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的"軍政、训政、宪政"三原则,至今仍可借鉴。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在原则不变的前过提下,內容应当有所更新,以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 关于孙文的旗帜 八十四问:当代中国民运是否应继承中国民主先贤们的传统?如何继承? 当然应当继承。尤其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文的学说,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孙文先生結合中外文化而创造的"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学说,其原则至今仍未过世。孙文先生提出的从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的"軍政、训政、宪政"三原则,至今仍可借鉴。当然,随着时代的改变,在原则不变的前过提下,內容应当有所更新,以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在结束中共专制,建设民主中国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借鉴近数十年来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新经验,借鉴苏联、东欧由共产党专制向后共产党时代转变的经验与教训,并总结中华民国宪法实施的经验与教训。应当说,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是孙文先生民主革命的继续与发展。值得强调的是,现在孙文这面旗帜,台湾丢掉了,中共也丢掉了,尽管两岸在口头上还承认孙文先生的历史地位。国共两党丢掉的这面旗帜,我们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应当把它重新举起,因为两岸的中国人,数千万海外华侨,还都认同孙文先生,还都认同这面旗帜。重新举起这面旗帜,是团结海内外华人的最佳选择。沒有一面共同认同的旗帜,全世界华人就不可能凝聚在一起为创立和建设民主的新中国而尽力。
你可以不要宗教,但你不能不要“理想国”。你可以不信宗教,但你无法抗拒宗教观念通过影响这世界对你造成的影响。 “神”的力量,不会因你不信就不存在。 绝大多数普通人难以准确理解抽象概念,因此不同的人对“爱”、“神”、“理想”、“幸福”的理解常常大相径庭。 这曾是毫不要紧的事。 但当民主政治令民众共识 成为决定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的关键,民意在理解这些概念时的似是而非,就成为当代政治绕不开的课题。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曾经是特殊的,那群建国先贤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令自己在人类所有国家的创建史上变得如此特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拥有和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创建者都不一样的“理想国”。 在真的创建出一个国家之前,这个“理想国”已经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经历过千锤百炼,而这千锤百炼的第一锤,来自我们随便翻开哪本《新旧约全书》时都能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看到的分别。 如果你不把耶稣看成一位神明,仅把耶稣看成一位真实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人物,一位思想家,一位宗教改革者,你反而会“细思极恐”。 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出身背景下,在他的头脑里,是怎么萌发了那么多与同时代人迥异的观点的?那些完全称得上“离经叛道”的观点又是怎样受到追捧,并得以广泛传播的? 耶稣是“不同”的。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是不同的。 即使在和其源流其传统结合更紧密的部分它与其他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即使在历史上,基督教的教会没少做和任何得势的宗教组织一样的腐败行径,但基督教对“天国”的描述,对理想家庭的描述,对信徒在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独特之处。 正是这些独特之处,最终在基督教经历了几番变迁几番改革后,在其中一个支派里形成了清教理念,由这理念铸造了美国建国先贤们头脑中的“理想国”,影响了他们在建构美国制度时的思路。追根溯源,这些独特之处,就是美国政治和当今世界所有文明国家政治现代性的源头。 当你希望美国政治能保持住它的现代性时,你必须注意到“理想国”的存在。 你可以不信任何宗教,但你不能无视“理想国”对政治现实的影响。 儒家的“理想国”曾决定了中国历代皇朝的基本结构,伊斯兰教的“理想国”则对泛伊斯兰世界历史与现实造成了巨大影响。 若沿着这个思路仔细审视可归为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在政治现代化之路上的轨迹,你也不难发现,其中有“明君梦”——也就是由强大而贤明的制度设计者将社会引入“治世”——这古老传说的影子若隐若现。 我们身处其中的政治现实是什么? 是各族群的“理想国”在获得经济层面的注能后,从观念世界向物质世界的降临。 这降临就象软件下载。 你请求的是下载哪个软件,完成下载进程后你得到的就是什么。 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你能否完成下载进程,但你运用经济能力建构的理想国度,在你的经济能力更强时能被建构得更符合你理想的国度,其样态取决于你的理想。 例如拥有丰厚石油储藏的沙特,已建成了属于他们的理想国。 那显然不是其他族群的理想国。 如果你肯承认人类的力量正在科技的加持下变大,如果你肯承认人类令现实符合理想的能力正在增长,你就需要承认这个世界正在比旧时代更多的受人类观念的影响,而各个人类国家的样式也在更大程度上受“理想国”也就是文化观念的制约。 所以,当美国的文化观念改变,“理想国”和建国先贤们不再相同,美国的政治现实就随之改变。 这甚至是符合民主原则的,选民们确实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样式。 现在,请让我们放下对美国发展前景的分析,用同一套理论来窥视中共国的未来。 中共国会有怎样的未来? 这取决于两件事: 第一,中共国民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人们实现理想的能力是不是足够。 中共的“理想国”,是一个亿万牲人会跪伏在地,早请示晚汇报,载歌载舞,将暴君奉若神明的国度。 文革时期的中共国就是毛泽东的理想国。 这也是习近平的理想国。 但在让理想降临现世这件事上,毛泽东接近成功,习近平却限于才气一再受挫。 毛泽东是知道怎样操弄人心,怎样把共产主义理想包装得和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十分接近的。他同样知道怎样把自己的形象嵌入传统中国的“明君梦”里,并由此借助旧式知识分子们对皇权的畏惧,镇服一切潜在的反对者。 只是他没有在经济层面构建一个可持续运转模式的能力,从他的观念世界降临到现世的,只能是个在政治上走向成功但在经济上走向破产的国度。 所以他的理想会在他丧失执政能力后不再存留于现世,在毛泽东的肉身死亡后,民众对三餐温饱的渴望和邓小平等文革幸存者对安全保障的渴望,立即取代了毛泽东的政治愿景,最终形成了改开时代我们见到的政治现实。 毛泽东的理想曾战胜过亿万民众的理想。 但习近平的理想无法战胜中共国已经习惯了改开时代生活状态的各级官僚和亿万民众的理想。 在理想与理想的战争中,能存活下来的那一个,能降临现世的那一个,才会成为真实的未来。
民主建設中的個人因素 五十问:在民主政治建立的过程中,个人的作用,也就是说,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因素重要吗? 答:相当重要。在历史发展中,个人、尤其是当权者的一念之差,会影响整个历史的进程。两百多年前,美国独立之初,有人力主华盛顿黄袍加身,当上国王。华盛顿坚决不干,并在两任总统之后,拒绝连任,告老还乡。他的表率作用,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形响甚巨,至今为人们所乐道。 英国一九零九年宪章危机时,国王在化解危机上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下院 (平民院) 通过对富人加税的法律。根据规定,此法律须经上院 (贵族院) 批准,才能生效。但是,上院拒绝通过。于是,下院干脆一干到底,决定修改宪章,通过了著名的《国会法案》,规定:凡下院通过的法案,不管上院通过与否,终究都会自动成为法律。这个等于剥夺上院一切权力的法案怎么可能叫上院通过呢?不经上院批准,它又成为不了法律,下院等于自打耳光。解开这个死结的,是国王乔治五世。国王许诺,如果上院拒不批准《国会法案》,他将加封大批新贵族进入上院,迫使法案通过。贵族院 (上院) 面对如此尴尬局面,被迫举手投降。法案通过了,人民终于从贵族手中夺得了一切权力。 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实行的是法西斯统治。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一夜之间,迈入了民主政治:开放党禁,举行大选。这一戏剧性变化,还要归结于佛朗哥的巧妙安排。他临终时,请回被他废除的王室继承人卡洛斯,并把权力交到新国王卡洛斯手中。卡洛斯立即实施民主改革,西班牙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 南非的前白人总统克拉克,在面临革命和改良的关键时刻,决定顺乎历史潮流,释放了被他关押了二十多年的黑人领袖曼德拉,并赋予黑人选举权,施行大选。这等于将政权交给黑人。他把总统宝座拱手让给了曼德拉之后,又甘居副总统之位,协助曼德拉调和黑白矛盾,度过难关。 在共产党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波兰前共产党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民主大潮之前,把政敌、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放出监狱,开放大选。这个等于把权力直接交政敌的大手笔,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流血革命,把波兰带上了民主的道路。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用他的“新思维”,和平地使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摆脱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实行了民主政治。苏联解体了,但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将永留史册。 反面的例子也有很多。象中国的袁世凯,一念之差,出卖了维新党人,断送了中国君主立宪的改良之路,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在政治改革与开枪镇压的一念之间,邓小平选择了后者,使他本来可以光照史册的晚年,蒙上了永远抹不掉的黑影。 我们不是说,专制者会自动地放弃权力,事实上,上述正面的例子,也是人民长期奋争的结果。我们也不是说,没有上述几个人物的放权行为,那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就实现不了。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势不可挡的民主潮流面前,执政者的一念之差,会对历史进程起到重要作用。顺潮流者,可减少取得民主的代价,避免整个民族的悲剧,自己也会留下出路,甚至留下美名;逆潮流者,将导致民族的灾难,自己也会遗留千古骂名。这点,值得每一个专制者深思。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却拥有不同的故事,我们看到同样的事实,却对它们有不同的解读。 哪怕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的一家人,对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时常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在冲突中父母认为是子女忤逆而子女认为是父母横蛮,在真实的生活里,“罗生门”无处不在。 人性是有空隙的,没有人全知全能。 但民主政治要求社会成员能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共识,要求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有能力达成共识,有能力跨越形成“罗生门效应”的人性空隙,以此长期维系以国家为单位的超大规模群体合作。 “共识瓶颈”,这是一个社会想采用民主政治制度时最难解决的部分,也是伤害链阵营想要攻击和瓦解民主国家运行机制时,能选择的最有效靶点。 而你知道,伤害链国家是最擅长宣传战,也就是认知战的。 所以,俄罗斯和中共国确实有能力仅仅利用其宣传手段就破坏掉欧美强国维系其民主政治的根本——社会共识。 他们甚至不需要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只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对他们有利的谎言,让至少一部分欧洲人、美国人对之深信不疑,让他们的论调象病毒一样渗透到一部分欧洲人、美国人的世界观里,潜伏下来,成为这些人对世界看法的组成部件。 因为世界太大了。 科技的进步已经让人类的活动范围远超前代,只要有足够的财力,有足够的装备和中等程度的体魄,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登顶珠峰,远涉南极——人们能接触到的世界之广阔早已超出上百万年进化史中人类个体通常的活动范围,因此人们需要认识的世界,需要构建的世界观,其信息量之大也就早已超过进化史为我们准备好的脑容量。 就象我们需要认识的人,如果你计入从小学课本上要背诵的历史名人到在新闻媒体上常常看到,并在社交中常被提及的政经娱乐名人,数量早就超过了邓巴数一样。 今天的人类生活在一个信息量超过设计脑容量的世界,所以,每天我们的大脑都在试图节约脑力。用什么方法?用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是在同类型的故事里选择最简洁的版本阅读,看新闻只看标题,看视频只看短视频,对和个人生活不直接相关的事件只匆匆听一耳朵别人的谈论。 就是“片面的了解真相”。 也就是依赖常识。 和逻辑。如果你逻辑思维能力足够强的话。也依赖科学方法,如果你读过大学并因此接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而且有举一反三将其用于日常生活的习惯。 但你得知道,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一种天赋,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有。学术训练和将科学方法用于日常生活的习惯更不是每个人都有。 所以常识变得极为重要,在面对认知战时,它几乎成了产业链阵营的散兵游勇们籍以应战的唯一武器。 但我们知道有许多人是连常识都缺乏的。 即使在欧洲,在美国。 在认知战领域,欧美大众就象猝不及防遭遇侵略的乌克兰平民一样近乎赤手空拳,想要抵抗,武器却迟迟供应不上。 不,他们连乌克兰平民都不如,他们甚至不知道战争已经打响。 在你试图指责川普的时候,在你怀疑川普是俄国间谍的时候,请你想想这是否可能——所有川普支持者都已经被俄国收买,都是俄国间谍,对普京的爱超过对自己国家和自己现有生活的爱。 这当然不可能。 他们支持川普,是因为他们拥有同一个故事,因为他们有同样的世界观。 只是这世界观虽然是他们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里通过自己的信息渠道一点点拼凑起来的,筑成这世界观的“砖瓦”里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俄罗斯和中共国的宣传部。 “川粉”们有他们自己的信息茧房,有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看法和川普高度一致,因此他们基于自己朴素的正义感全力支持能把他们所在的故事写出美好结局的人,那个人就是川普。 他们真诚地想要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只有男女两种性别的世界,一个最底层劳工也能过上体面生活的世界,一个官僚系统不再是个巨大迷宫而是热情服务者的世界,一个诚实的人受尊重的世界。 他们的真诚和“川黑”们并无二致,但他们的真诚总在被质疑。 所以他们愤怒,他们反击。在愤怒中,在反击时,他们为俄罗斯的宣传部门留出了更多入侵其心灵的空隙。 于是故事的撕裂演化成社群撕裂,于是在欧美国家,社会共识再难凝聚。 我并不怀疑川普的真诚,因为在我身边就有川普支持者,我无法怀疑他们的真诚。而历史上无数次发生过的宗教战争,也让我知道,在真诚相信不同故事的族群之间发生流血争斗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其中一方的首领有什么阴谋。 因为最致命的是,当一个人拥有和你截然不同的故事,而你想向他提供属于你的故事版本,你往往不会意识到,你试图改变的是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你在试图改变他的世界,颠覆他的人生。 从他的角度看,这是怎样的冒犯? 你会激发他的反击,以一种类似圣战的热情。 因为人类是故事生物,我的朋友们,我说过了。 因为故事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已经成型的故事,已经打造好的信息茧房,是个体在纷繁信息之海中漂流时唯一能安心休憩的小小扁舟。 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故事而战,你也一样。 如果你想改变一名“川粉”甚至改变川普本人对世界的看法,你要做的不是暴力击碎他的世界。 是修一道桥梁。
现代民主政治是什么? 它是更好的人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创造的更好制度。 当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幸运地成为了“更好的自己”,在经济层面找到了支撑,成功组建了社区,它便应运而生,让社会完成了从文化、经济到政治的飞跃。 它本来就是需要由“更好的人”维护的,它本来就不是牲人、顺民能驾驭的。 没有足够数量的具备公民意识的人,民主政治就无法顺畅运行,因此,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的下一代人没能得到足以培养出合格公民的教育,如果他们对民主与法治的运行原理一无所知或仅是一知半解,如果他们从小就习惯了服从,习惯了被阉割掉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就会无力承担维护民主制度的公民责任。 而这样的公民只能在家庭里成长起来。 所以更好的家庭,就是更好或者说品质更高,对维护者的技术能力有更高要求的更精密政治体制存续的社会基础。 告诉人们怎样建构这种家庭,怎样经营和维护这种高品质家庭关系的文化观念,则是繁荣文化的核心要件。 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培养出遇到异议时第一反应是沟通而不是暴力压服的孩子,才能培养出以沟通以合作为本能的现代政治生物。 这样的家庭是怎样的家庭? 是在一家人之间不会使用暴力的家庭,是丈夫不殴打妻子的家庭,也是父母不会对孩子使用肢体暴力和语言暴力的家庭。 是许多简中推友听到后会立即表示怀疑,认为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存在的家庭。 他们会说,不打不骂孩子你要怎么教育他呢?他们会说,在家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不对女人凶一点她会蹬鼻子上脸。 但是由怨妇抚养长大,从小被打骂着长大的孩子会在有投票权的时候把票投给谁呢?在这种选民看到政治强人的时候,看到象训儿子训孙子一样训斥民众的政治强人的时候,难道会警惕,会有本能的反感吗? 不,他会崇拜。 因为孩子的天性就是依恋父母,依恋抚养他的人,依恋看起来强有力,又对他作出种种承诺的高大形象。 那些投票给政治强人的选民,支持的是他们在另一种意义上的父亲,寻求的是在他们想象力范围之内的强者的善待。 他们不会作更成熟更稳妥的选择,是因为平等的、彼此尊重的关系,在他们的想象力范围之外。 他们会不介意强权对自由的限制,因为在家庭内部他们早就把这些看成理所当然。 民主政治不是由他们这种人创建的,也无法由他们这种人维护。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不善良。 是因为就象平等的家庭关系超出他们的想象能力一样,平等的政治关系也超出他们的理解能力。 所以繁荣文化是什么? 是告诉你如何建构出有爱的家庭关系的文化观念体系。 这种在家庭内部对爱的追求,对爱的强调,是现代文明得以创生的根源,也是从属于现代文明的,已经更新过的繁荣文化有别于各种传统文化的关键。 在儒家文化里,对家庭关系强调的是顺从,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是每个人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一切就会井井有条。 在其他族群的传统文化里呢? 不必去做跨文化的研究,你看看他们对打老婆、打孩子是什么态度就一目了然。 从打老婆、打孩子的家庭里不是不会走出战士,许多时候,那些甘愿为自由而战,肯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勇者正是从这种家庭里成长起来的。 但从打老婆、打孩子的家庭里,通常走不出成熟的现代政治家,走不出善于沟通合作,善于换位思考,善于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精通妥协的艺术的人才。 在我看来,繁荣文化是需要在这个方面取得强势的甚至唯一性的地位的。 作为经济、文化、政治铁三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繁荣文化,或者说,建构有爱的、非暴力的、彼此尊重的家庭关系的文化观念,需要在每一个希望实行民主法治现代政治制度的社会里占统治地位。 拒绝有毒的家庭观念,拒绝向孩子传递有毒的家庭观念,则应该成为繁荣社会在观念战争中坚守的第一道防线。 这并不难。 尤其是在各移民社区。 绝大多数族群在其本身的传统家庭观念里都早就渗入了温情成分,只是,在旧时代,亲情之爱,亲人之间的温情,被当成了一层包裹实际上的互相吸血有毒关系的糖衣,不愿从地位较卑一方身上获利者甚至会遭到嘲笑,太尊重妻子的男人会被说成“恋爱脑”,太爱孩子的父母会被人规劝“别宠坏孩子”。 而不懂爱的人在付出爱的时候常常也做得笨拙,例如曾深受饥饿所苦的父母,会把孩子喂到超重,会勉强吃不下的孩子塞下过多食物;例如曾深以自己父母的严厉管教为苦的家长会对孩子百依百顺,满足孩子的“全能自恋”,实际是借此满足曾经的自己,但却扭曲了孩子对真实世界游戏规则的认识。 我们需要意识到,以新时代的标准来看,旧时代的家庭观念是“有毒的”。而且如果不进行干预,任事态发展,受毒害的会是无辜的孩子和这些孩子的孩子。 而促成文化更新,完成文化更新,是新时代对旧时代的治疗。 在移民社区促成文化更新,把关于“如何建构有爱的家庭”的知识和技能有意识地传播开去,传授给有需要的人们,是功德无量的事。 而告诉妇孺们“如何脱离有毒的家庭关系”,则是欧美列国应该强力推动的,对移民社区最重要的救济手段。 也是文明稳态最有效的自救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