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

1个月前
说说重农抑商这个事儿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重农抑商」应该是儒家文化的要义,其实并不。它是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的时候提出来的,很显然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只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被作为意识形态的外衣,穿在了法家的内核的外面,所以它会被认为是儒家所推崇的。 这些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宪政的推崇,舆论圈对商鞅以及它的变法思想的批判也蔚然成风。但你若回来那个时候的经济社会史会发现,各国都在变法,商鞅没去时的秦国,可以说是国力最弱的,再不变法就会被周边已经变过法的强国吃掉,变法势在必行。于是,商鞅来了,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变法成功了。 为什么商鞅的变法是最成功的,因为周边其他国家已经陆续推行了变法,但因为贵族的强烈反对,只能在某一方面推行,而商鞅作为集大成者,在制度、法律、户籍、文教等多个方面相互配合,做了系统性的变法,所以经过前356和前350年的两次变法之后,秦国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家。 而所有变法,都围绕着一个目的进行,那便是最大程度的汲取民间的财力物力,实现中央集权,进而在被别人吃掉前先吃掉别人。重农抑商就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之一。 你知道,战争年代,国家最需要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兵源,一个是粮草。有了兵源就可以随时反击对手或对外出兵;有了粮草出兵就有了后勤保障。但粮草需要有人在土地上持续耕种,稳定兵源就需要有人在政府可以管理得到的地方持续生育。但那时候,经商是很赚钱的,而且商人为了获利经常在各国之间流动,很难停下来成为国家的兵源和粮草补给开源。特别是某地,比如咸阳粮食丰收的时候,邯郸正好闹灾荒的时候,就会有人为获利,把咸阳的粮食贩到邯郸为卖。所以商鞅就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为了把尽量多的余粮控制在政府手里,商鞅还推行了粮食换爵位。比起贩卖时各国的重重关卡,直接拿来换取爵位还是划算的。慢慢地,秦国就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力物力,直到统一六国。虽然中间也有贵族势力的反复回潮,但有些趋势是很难阻挡的。就像毛泽东在1940年代成为中共的旗帜一样,就算不是商鞅也会有其他人来推行变法,就算不是秦国,也会有其他国家来统一天下,这是当时的趋势,非人力可挡。 有人肯定会说,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呢?就不能各国和平共处?还真不能!要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暴力机器,长期不用就会腐化、被吃掉,所以暴力机器得频繁使用。不是用来攻打别人,就是用来抵御别人的攻击,不会白养的。在当时生产力地下,剩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更是区别。 加之,到了战国时代,人口已经达到2000多万,土地比人口更稀缺。谁占有了土地,谁就会获取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更多的财富和资源就意味着更多的安全和权力。这也是整个农耕时代,中华帝国都痴迷土地,崇尚统一天下的内在原因。 所以你看,即使到了后工业化商业逻辑主宰世界的今天,大部分中国人,依然痴迷土地崇尚统一。不然那句「宁愿祖国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也不会久久回荡在中国上空。
1个月前
世界最伟大公司苹果,手把手帮助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个访谈揭示了苹果与中国之间一种复杂、深度捆绑且充满悖论的关系。苹果在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无意间成为了中国制造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推手,同时也培养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并深陷地缘政治的漩涡。以苹果为案例,这个节目深刻反思了全球化、跨国公司战略、产业政策以及中美科技竞争的深层问题。 苹果对华投资的惊人规模与“国家建设”效应: 麦吉指出,苹果每年在华投资高达55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远超拜登政府的“芯片法案”(四年53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经通胀调整后的年度援助总额(援助16国)。苹果虽不直接拥有工厂,但通过对生产线、设备和技术的“疯狂控制”,实质上主导了生产。更重要的是,自2008年以来,苹果在中国培训了约2800万工人,这个数字超过了加州的劳动力总数。麦吉将苹果形容为中国的“职业技术学院”,认为苹果在客观上帮助中国建立了庞大的、熟练的技术工人群体和先进的制造业基础。 “无心插柳”与形势转变: 苹果最初进入中国(2000年代初)符合当时美国希望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走向民主的共识。然而,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演变,尤其是在习近平时代,情况变得复杂。2013年的“315消费者日”事件中,苹果因保修政策差异受到中国官媒的猛烈抨击。这一事件(其背后有复杂的“黄牛党”倒卖iPhone的背景)促使苹果开始更积极地与中国政府沟通,并强调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在华投入和依赖。 培养竞争对手: 为了供应链的稳定和避免供应商对其过度依赖而可能破产,苹果曾鼓励其供应商也为其他公司(主要是中国本土品牌如华为、小米、Oppo、Vivo)提供服务和技术。这无意中加速了中国本土智能手机品牌的崛起。这些品牌利用苹果建立的供应链和培养的技术能力,生产出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反过来蚕食了苹果在全球(尤其是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地缘政治的意外“助攻”与新挑战: 在华为凭借其技术实力一度在全球销量上超越iPhone,让苹果内部陷入“五级火警”般的恐慌时,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实施了严厉制裁。这使得华为的手机业务遭受重创,客观上为苹果赢得了喘息之机,使其在华市场份额一度翻倍。然而,华为并未就此沉寂,正携其鸿蒙操作系统(Harmony OS)卷土重来,未来可能成为中国市场乃至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 技术溢出效应与深远影响: 苹果在中国培养的先进电子制造能力和供应链体系,其影响远不止于智能手机。这些技术和经验可以被应用于其他高科技领域,如电动汽车(被形容为“轮子上的智能手机”)、无人机,甚至军事装备。这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的整体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 对“产业回流”的质疑: 对于苹果宣称将在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并创造数万就业岗位的说法,麦吉表示高度怀疑。他认为,如此巨额的投资若只创造少量就业,其计算方式可能包含了股票回购和分红等。他强调,中国拥有的人口密度、特定劳动力结构以及产业集群优势,是美国短期内难以复制的。相比不切实际的“回岸制造”(reshor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即与盟友国家合作)可能是更现实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