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

1个月前
从心灵鸡汤里提炼阳春白雪:再谈思想解放 我们经常看见有人表达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厌恶情绪,但心安理得接受了其中的历史决定论,甚至可以说连他们的反对意见都是被历史决定论塑造的。 中国人至今也没有克服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就像一种牢笼:人们一边批评牢笼,一边扛着牢笼到处走动。 历史决定论不仅是一种宿命论,还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尤其在六四惨案这样的集体创伤之后,历史决定论还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障碍和普通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禁闭室。 历史决定论是个什么东西呢?哲学家们对它的批判太多,简单来说,以往人们更侧重历史决定论过度强调对人类理性的极端迷信,过度迷信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则表现为对历史周期的过度迷信……这些情况都在给极权主义创造生存土壤。 现在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决定论发生了新的演变:它从极端的理性主义跑偏到了另一个极端:极端不理性。一方面人们毫无实证依据地假设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以往的历史周期,另一方面人们想当然相信某些专属于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愤世嫉俗地认定:改变现状没有可能,让现实继续烂下去最好,反正历史周期还要再循环,反抗没有意义。 现在,历史决定论形成了一种密闭的观念空间,一切试图向其中渗透的努力、一切想要打开人们心结的努力、一切试图引导人们解放思想的努力,都会引起激烈抗拒。这倒不是说他们对现状很满意,也不是说他们支持维持现状,恰恰相反:他们对现状极为不满,但是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努力也持同样的攻击态度。 这些群体的心理就像集中营幸存者,暴力已经彻底摧毁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他们连看人的眼神也闪躲不定,除了囤积食物,在他们的余生中仿佛只剩下无穷无尽的软弱、怨恨和自暴自弃。除了囤积食物,他们不相信一切善意,不相信这个世界除了食物以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你要把余生都活在自欺欺人中吗? 以赛亚·伯林在《论历史不可避免性》中猛烈批评滥用历史决定论的倾向,还有将科学决定论跟历史混为一谈的倾向,还有将对历史的回顾性解释合理化的倾向,还有对历史目的论的迷信(中国流行的“历史循环论”也是历史目的论的一个变种),以及历史决定论对道德责任感的严重破坏。这些情况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同样严重,甚至泛滥成灾,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 历史不仅充满了偶然性,还不存在一条所谓的必然道路。不仅历史决定论幻想的现实和历史关系,无法通过实证来证明,中国例外论还用中国历史特殊性来搪塞一切比较、对照和反省,最终只为达到一个目的:告诉你现状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 以赛亚·伯林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就是讽刺那些认为每个问题都有唯一一个正确答案的天真想法。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思想解放的起点。更进一步的成长还会让我们发现以赛亚·伯林另一个论点:价值和意义是多元的,即使它们互相冲突、互相矛盾,没有任何一种价值或意义绝对高于其他。 开放的思想总是保持开放性,而封闭的思想反复强调绝对性。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国人跑到自由世界就思想自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牢笼还如影随形,认知混乱与思想解放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 我们在网上看见这样一句心灵鸡汤:“当一杯牛奶打翻了,再倒一杯就好了。不要成为你过往的囚徒,那只是一堂课,不是无期徒刑。” 这句话虽然是心灵鸡汤,但是举重若轻地指出了历史主义谬误和历史决定论所制造的社会心理障碍:一个人在过去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不等于未来也会一直失败一直失败。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换成国家、民族和社会,怎么人们就忽然愤世嫉俗起来了?
2个月前
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36周年。胡耀邦最主要的的功绩是:勇敢地平反冤假错案,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组织理论务虚会,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保护民主墙,反对逮捕异议 人士,保护大学生竞选运动,保护党内一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反对压制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支持政治改革讨论,抵制“反资产阶 级自由化”。 胡耀邦在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一段讲话,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 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 众所周知,胡耀邦是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辞职的。平心而论,这个“罪名”倒不冤枉。身为专制政权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拒绝实行政治迫害,坚持对不同政见和民主运动的容忍。 同样的,我们赞扬赵紫阳,纪念赵紫阳。赵紫阳早在四川主政时就大胆改革,出任总理后就把四川经验推向全国。赵紫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为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加入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赵紫阳在接任总书记后,努力把反自由化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并重新开启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 境。最重要的是,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坚持对话,坚持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问题,坚决反对用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民众。为了坚持这一道义立场,赵紫阳被 软禁16年,威武不屈,至死不渝。 容忍不同政见,反对暴力镇压和平抗议,虽然它只是体现了最基本的人道人性和最起码的道德良知,但那就是对专制暴政的釜底抽薪,那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走上和平的民主的正确轨道。 共产专制是一套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可是要使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以言治罪。一旦它停止了政治迫害, 停止了以言治罪,这台庞大的专制机器就瘫痪了,停顿了,就死掉了。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天天喝人血吃人肉才能活下去,一旦它不喝人血不吃人肉了,它马 上就渴死了饿死了。 先前不少人在谈到中国和苏联东欧等国改革之异同的时候总是说,苏联和东欧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则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苏联和东欧是激进,中国 是渐进。其实这种说法根本不得要领。中国与苏联东欧改革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当民众发表不同政见时,你抓人还是不抓人?面对着一波一波的和平的民主运 动,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 胡适有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说:“有时候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其实,容忍和自由本来就是一回事,是同一 件事物的两面。只不过自由是对自己而言,容忍是对他人而言。诚如殷海光所说:“同是容忍,无权无势的人易,有权有势的人难。” 民主国家的掌权者,由于其权力受到有效的制衡,想不容忍也难,故而其容忍尚不足为奇。因此,容忍的重要性尤其体现在那些其权力不受制衡的掌权者身上:能够 不容忍而却肯容忍才最难能可贵。专制制度是怎样转化为自由民主的?从掌权者的角度,那就是从容忍不同政见开始的。 东欧和蒙古等共产国家是怎么转型的?就是面对大规模的群众和平抗议,当局一改过去武力镇压的立场,转而和抗议者和平对话。一旦当局承认了人民和平表达的权 利,民主转型马上就开始了。 所有共产国家的宪法,都明文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人民,都规定了各级权力——包括最高权力——必须选举产生。共产制度下的选举之所以是假的,就是因为没有言论 自由,就是因为禁止发表不同政见;只要有了言论自由,只要有了发表不同政见的自由,选举马上就变成真的了。这也就意味着,在共产制度下,人民一旦有了真正 的言论自由,也就同时有了真正的民主。我们可以把民主与专制的区别简化为“数人头”与“砍人头”的区别。一个国家,只要它不再用砍人头的办法解决政治上的 不同意见,它就不能不采用数人头的办法。这就是说它必然会转而实行民主。 正是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胡耀邦、赵紫阳展现了他们的伟大。这就是胡耀邦、赵紫阳的精神所在。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胡耀邦、赵紫阳。
4个月前
怀念民国,表面上是一种对往昔文化与风华的追思,实则往往是一种观念的退步与精神的退守。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的中华民国,并非真正的宪政民主政权,而是一个带有浓厚极权色彩的威权社会。 诚然,民国时期在教育、学术、文化上曾有过璀璨的光辉,那是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政治制度却始终未能摆脱党权高于法权、军政干预民政的局面。从“训政”到“动员戡乱”,宪政始终是一纸理想,未能落实为现实。国会形同具文,党国体制之下,个人自由与政治权利始终受限。 当下简中高耸如云的大都会,上天入地的大基建,光鲜亮丽的繁华景象,早已令包括美国、台湾在内的民主灯塔社会竟折腰。表面上看,正体及繁体所有电视台上的新闻节目,都在歌唱简中社会的伟大复兴,都早愤怒谴责自身社会的衰败和绝望——当然,我并不认同这种无知和荒谬。 转型宪政民主之前的中华民国,充其量也只是邓大人倡导的“先富起来”,也多半是一种不均衡发展的表象。上海、南京的摩登与繁华,并未能覆盖乡野的贫困与动荡;少数菁英阶层掌握资源,绝大多数民众依旧挣扎于生存线。民国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民国的自由,也只是少数人的自由。 怀念民国,往往是一种对表面繁荣和文化浪漫的向往,却忽略了威权政治的阴影与社会不公的伤痕。真正的宪政民主,不仅是选举和议会,更是法治、权利、平等与责任,而是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而是以新闻媒体为核心的第四种权力的崛起。若将一个尚未完成现代政治转型、充满体制缺陷的威权社会理想化,无疑是对民主精神的误解与倒退。 过去是回不去的从前,我们也只能往前看,不能卡顿在当下。历史值得怀念,但怀念不应成为逃避现实的理由,更不应成为对现代政治追求的妥协。只有直面历史,汲取经验,方能走向更加成熟、公正与自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