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

只有从文明演化的大局出发看世界,看懂所谓的文化冲突,实质是各族群各社区沿袭的文化传统,在整个人类文明作为复杂系统从匮乏模式向繁荣模式切换时,不能不面对的新旧交替,不能不进行的“跃迁之战”,你才能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各国各族,各个家庭里正在发生什么,自己身上又正在发生什么。 当你接受产业链逻辑,接受“人不能吃人”的观念及由此衍生的现代文明观念,并因此生出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渴望,因此在自己家里,和父母在饭桌上展开争论时,你试图捍卫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观点。 你试图捍卫的是“人不能吃人”,和更进一步的“人应该爱人”的理念,是让你自己活在一个人不吃人的世界上的可能。 是一种可能被实现的生活,让你从伤害链织就的陷阱里解脱出来,以密布全球的产业链为援手,以打工人的身份,合理的薪资待遇,受保障的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石,能享受所有现代科技成果的生活。 你在挣扎,试图从文明的上一个超稳态里逃离,去往文明的下一个稳态。 因此你需要完成三重反抗,三重全新的构建。 经济的反抗,文化的反抗,政治的反抗。 经济的重新构建,文化的重新构建,政治的重新构建。 每个国家,每个族群,每个普通人,都只能在历经这三重反抗并取得成功后才能抵达彼岸,才能进入文明的新稳态,进入同样拥有强大自维持机制的,被称为繁荣模式的新家园。 当这三重反抗尚未完成,三重构建尚未实现时,当文明这个复杂系统内部的三个子系统,经济、文化、政治都还没有成功实现自维持和彼此支撑时,新系统是不可能象旧系统一样稳定的。 而且,当新系统的自维持机制还在与旧系统的自维持机制继续拉扯时,如果旧系统的自维持机制成功赢取了哪怕暂时的胜利,人类文明就有可能从距新稳态一步之遥的地方,向旧稳态跌落下去。 从繁荣,向匮乏,跌落下去。 从美国式的生活,向中共国式的生活,跌落下去。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视野,我们需要能把从个人到国族的命运,放在文明演化、复杂系统模式转换的大局中看。 我们需要意识到经济、文化、政治的转型都从属于文明转型,是文明转型的一部分,是文明新稳态自维持机制的一部分。 就象一个想过上新生活的人,一个曾为伤害链附庸的底层生产者,农村打工妹,当她奔向一份新生活,她需要在经济上自食其力,文化上不对父权和夫权唯命是从,政治上则知道可以如何依靠现代城市法律法规,在农村宗族势力面前,捍卫自己的工作权和人身自由。 当一位“铁链女”想成为城市工薪族,想过上一份与传统农村底层女性完全不同的生活,她需要在个人生活中,实现经济、文化、政治的三重建构。 国家也好,民族也好,在尝试奔向新生活的时候,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和“铁链女”是一样的。 人们需要意识到,这才是真相。 是许多国家转型失败背后的真相,是许多向往自由的个体没能逃离伤害链社区的真实原因。 经济、文化、政治的建构,相辅相成。少了任何一个系统的转型成功,这个国家或民族或个体的转型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不稳定的。 没有钱,无法自给自足的孩子,就算逃离了观念老旧的父母也只能因生活所迫回去“啃老”。 没有更新观念的农村打工妹,就算能自食其力,也还是会回到故乡去任由父母兄弟安排自己的婚姻,为让娘家人赚彩礼,嫁给某个好逸恶劳的光棍。 而假如她既能养活自己又有不屈服的意志,如果她不幸生活在不能靠法律工具保护自己的政治环境里,就也只能凭一己之力和想把她禁锢到旧生活里的力量周旋。 只能活得战战兢兢而无法安居乐业。 在族群层面,在国家层面,我想,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研究过,在转型失败的国、族里,发生了什么。 但如果你能从文明演化这个角度去看,从复杂系统由旧稳态向新稳态切换时,在必须实现的三重建构中,有任意一种未能成功或是被推动转型者直接忽略的角度去分析,你会发现,事情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当任意一个国家或民族,仅试图从政治角度推进转型,而对文化和经济的配合没有相应重视,它就会失败。 或者说,这种被政治家强力推动的单一建构式转型,会不够稳定,无法自维持,会在推动力消失时自行消亡。 会人亡政息。 例如在中共国,邓小平死了,在经济、文化、政治三个层面的建构里只实现了经济建构和部分文化建构的改开时代,就只能黯然落幕。 例如在不少亚非拉国家,由当地政治精英推动的政治改革也常在推动者下台后无疾而终。 另一方面,因接受了全新观念,渴望全新的生活,而站出来与本地腐败政治势力对抗的年轻人,又在用自己的鲜血,以飞蛾扑火式的热情,写下无数悲情故事——以此证明在这些社会的底部,向往新稳态的能量一直存在,生生不息。 真相就是,经济领域的争端,文化领域的乱象,和政客们的争辩,都从属于文明的冲突。 而结束这些纷争的唯一方式,就是完成这三重建构,完善需要这三重建构共同发生作用才能起效的自维持机制,将文明导入新稳态。
我们需要学会和美国合作。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美国独特的合作模式。 支撑起现代文明繁荣模式的四大支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靠促成合作发挥其作用的。 你需要理解,美国寻求的自由,首先是合作的自由。试图与美国合作的人,应当是自由的,因为与一名自由的合作者缔结的合作关系, 和一名受操纵、被奴役的合作者缔结的合作关系,有着巨大差异——后者中隐藏着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平等也是一样。 一个身处于不平等权力架构中的合作者,一位不能完全为自己作主的合作者,会为双方缔结的合作关系带来风险。 例如当你和一名来自中共国的科学家签下合同,将公司机密交到他手上,但他身为中共国公民,受中共国管辖,家人均在中共手中——他事实上的奴民身份,会令他无法抗拒中共政权的任何要求,包括出卖公司机密的要求。 和不自由的人合作,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和身处不平等权力架构中的人合作,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合作关系会因此变得复杂,风险会变得难以控制,因为在这样的合作关系中,你和对方的共识,随时会被对方背后的“主子”干扰。 最简单的两个人合作,最简明的双方利益共识,会因为其中哪怕只有一名合作者的不自由处境、不平等身份,变得晦暗难明。 就象当你和一位没有自由恋爱权利的姑娘相爱,即使你自己是自由之身,想要两情相悦天长地久,也会前途莫测。 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其最不坏处在于它能协助既自由又平等的众人达成共识,即使这共识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 而共识,是合作的基础。 法治的功能,则在于对抗人类自身的心意多变,在于协助过去的民意与未来的民意达成共识,在于让由民众共识生成的政策不致朝令夕改,在于让任何公共决策的改变都能有序进行,有迹可寻。 法治,令群体的“过去之我”和“未来之我”能实现合作。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四大支柱理念并不是脱离现实的“道德理想”,而是让合作关系单纯化,让合作者能更容易地实现对合作关系的风险管理的技术和工具。 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并非是为了让美国的道德理想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道德理想,而是为了把和美国同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把可能与美国合作的各国各族,变成更好的合作者,变成能以更单纯身份,携带更低隐藏风险进入合作关系的人。 这些不是道德理想,而是现实理想,是合作者的理想,是风险约束的手段。 当你明白到美国推广的这四大理念,实际是美国人惯用的风险约束手段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人很难忍受合作者对这四大理念的违背。因为这样一来,作为合作一方的美国要承担的风险就增加了。 和一个本身并不认同这四大理念的国家合作是有很高风险的。 你知道,和非洲小国政府合作的风险,是与你签约的总统很可能在某天清早被政敌干掉,然后合作中所有的相关要素都受到政治风波的冲击,货币贬值、矿权易主,就算新总统仍愿意合作,一切条款也要重新谈过。 所以在这样的小国进行投资,等于是和时间赛跑,和风险赛跑。 你得在这一任总统被他的敌人干掉之前拿到你的投资回报。 于是你只能规划短期项目,你必须专注于“赚快钱”,你无法期待任何长期合作才能带来的回报,虽然长期合作能够带来的回报常常是更丰厚的。 美国希望与自己合作的国家是秉持四大理念的国家,因为美国希望自己能拿到长期合作才能带来的丰厚收益。 美国希望自己的合作者,是能运用四大理念构建自身内部长期合作关系的族群、国家,是一家又一家不会轻易破产的企业,是不会随时受“主子”指令干扰的自由民。 是在利益关连和风险控制上单纯而明朗的合作者。 更是能长期保持这份单纯和明朗的合作者。 是在长期合作关系中可信可靠的合作者。 想和美国合作,若你只懂空喊口号,是不行的。 你得真的理解美国,并且真能把自己打造成一名优秀的合作者,你得知道各种美式理念和制度最终指向什么。 那不是道德理想,是风险控制。 不论在美国的政治制度里还是在美国的企业管理制度里,那些看似叠床架屋的重重约定真正的功能,都是风险控制。 三权分立,是风险控制。 两党轮替,是风险控制。 总统选举四年一届,同样是风险控制。 美国用这些政治制度,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人祸”风险最低的国家,打造成了一个令全世界合作者都心向往之的合作对象。 她期待的,是你也一样。 当全球产业链在前期积压的风险将集中爆发,风险将如风暴般刮过大地的时刻,美国作为风险抵御能力最强的国家,作为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导者和调整者,将把橄榄枝伸向更优秀的合作者——那些象美国一样重视风险控制的国家,那些能接受美国理念的国家,那些能把自身内部的风险约束到最低水位的国家、族群、组织。 而不是高喊口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