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合作

战略眼光有时是能为你带来财富的。 和美国合作,曾让无数企业、无数族群获利。但和美国合作的本质,并不仅仅是和一个拥有强大实力的政治实体合作,更是和全球商业帝国合作,和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利益集团合作,是让自己汇入携手同心寻求增量的生产者洪流。 而在这股洪流此刻的发展趋势里,充满商机。 双链争持,阵营分化,身处模糊地带,拥有财富创造能力的人们,正被迫“归边”。 为这些人服务,帮“润”离中共国的富人办手续拿身份,做移民中介,是一份商机。 协助有实力的企业搬离中共国,迁往更能安身立命的新家园,协助有意愿接收这些企业的国家招商引资,创造面向本国劳工的更多就业岗位,也是一份商机。 但更值得被看见的商机,是在阵营分化之际,在产业链阵营重新盘整内部格局,各国各族将因中共国作为“世界工厂”崛起而被迫支离破碎的本国产业链升级天梯重新接续时,依据相应的布局方案,找到自己能扮演的角色,能接住的“泼天富贵”。 美国人想重启本国制造业。 为什么? 因为制造业,从低端到高端的制造业,从对从业者技能要求极低的,到对从业者技能的专业化、精密程度要求极高的制造业,有让生产者们“在生产中学会生产”的功能,有教育培训的功能。 许多人虽然能在学校里完成相关基础知识的学习,却只有在生产活动中,在工作现场,才能学会生产者们独特的沟通、合作方式。 现代人的生产,也是现代人的合作。 人们需要在合作中学习合作,也需要在生产中学会生产。 因此,就象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不能仅有大学而没有中学、小学一样,在一个国家完整的产业布局里,也不能没有相对低端的制造业。 尤其是,当这个国家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功能不够强大,无法让毕业的学生轻松胜任低端以上的制造业岗位时,低端制造业的“教育替代”功能,就更形重要。 反过来,当一个国家需要重启制造业时,如果不是从最低端的制造业岗位开始恢复,这个国家就需要为自己选择投资的中高端制造业准备足量的人才——就需要为此投入相应的教育资源。 当双链争持,阵营分化,成为世人皆知的局势演化趋势,当生产者们纷纷归向自己应该归向的产业链阵营,当各国各族都逐渐意识到产业布局的完整和平衡的重要性,“将不大适应制造业劳工生活的人训练成合格工人”这件事,就会成为许多国家的迫切需要。 人们仍是需要在合作中学习合作,在生产中学会生产,但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令他们需要在学习方面有更高的效率。 从企业的角度看,他们需要找到方法,在可能的候选人中找到最具潜质,经过最短时间培训就能达到及格线的劳工。 而且这及格线既是生产技能方面的及格线,也是合作能力上的及格线——例如按时到岗,服从调度,能配合主管和同事的要求。 不要小看这条及格线。 许多人是达不到的。 现代工业社会要求几乎每个成员服从的朝九晚五,一周五天工作制,和人类在百万年丛林演化过程中习惯的游猎生活方式、在其后靠传统农牧业谋生时的生活方式都大相径庭。 没有人天生就适合当工人。 除非在成年前早经驯化。 在中共国改开时代早期,大量港资、台资和其他外资企业刚进入内地时,如何约束管理员工,也曾是个令人挠头的难题。 从最贫困山区招募来的工人,许多都不识字,或是虽然能写自己的名字,但极度缺乏现代城市生活的常识。 而且年轻的他们,并不听话。 当时的投资者面对这种困境,用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 他们大量招收女工,18-25岁之间的女工,他们令“打工妹”这个词风行一时,让无数工厂、工业区,成了女多男少的“女儿国”。 他们从贫困地区“吸”走了可塑性最强,服从性也最高的那些人口。因为在农村社会地位较低,在家庭中长期接受服从性规训,也长期接受着比兄弟叔伯们更差的营养供给和住宿条件,更对出嫁这种改变自身生活场景的事件有心理准备,打工妹们远比同龄男性更能适应和农村截然不同的城市工厂生活。 这些按传统农村生育理念本该被堕掉,被溺毙的女儿们,这些对她们的原生家庭来说“多余”的人口,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于是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 在发展制造业的早期大量使用女工,降低企业管理和培训的难度,是中共国的成功经验。 这也是当全球产业链进行调整,当大量低端制造业迁离中共国时,想“接住”这些岗位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照抄的经验。 如果在这些国家的伤害链文化传统中,同样包含着对女性地位的贬低,同样包含着把女性规训为随时要适应拥挤、单调、艰苦生活条件的服从者的成分。 许多人以为中共国在改开时代的迅速崛起,是个无法复制的神话。 但哪有什么神话。 如果你看得透纷繁表象之下的本质,美国制造业的空洞化,中共国制造业的兴盛,就只是一场“小学和中学的迁移”。 而制造业的回归,产业链的重新盘整和恢复平衡,则是“产业教育体系的康复”。 这一次,小学可能会迁往南美、印度,中学可能会迁回美国。 如果你能看透,如果你能调动相应的资源,那么,你不是不能在其中分一杯羹,不是不能从为企业找到合格工人、向工人提供配套培训中获利的。
我们需要学会和美国合作。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美国独特的合作模式。 支撑起现代文明繁荣模式的四大支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靠促成合作发挥其作用的。 你需要理解,美国寻求的自由,首先是合作的自由。试图与美国合作的人,应当是自由的,因为与一名自由的合作者缔结的合作关系, 和一名受操纵、被奴役的合作者缔结的合作关系,有着巨大差异——后者中隐藏着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平等也是一样。 一个身处于不平等权力架构中的合作者,一位不能完全为自己作主的合作者,会为双方缔结的合作关系带来风险。 例如当你和一名来自中共国的科学家签下合同,将公司机密交到他手上,但他身为中共国公民,受中共国管辖,家人均在中共手中——他事实上的奴民身份,会令他无法抗拒中共政权的任何要求,包括出卖公司机密的要求。 和不自由的人合作,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和身处不平等权力架构中的人合作,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合作关系会因此变得复杂,风险会变得难以控制,因为在这样的合作关系中,你和对方的共识,随时会被对方背后的“主子”干扰。 最简单的两个人合作,最简明的双方利益共识,会因为其中哪怕只有一名合作者的不自由处境、不平等身份,变得晦暗难明。 就象当你和一位没有自由恋爱权利的姑娘相爱,即使你自己是自由之身,想要两情相悦天长地久,也会前途莫测。 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其最不坏处在于它能协助既自由又平等的众人达成共识,即使这共识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 而共识,是合作的基础。 法治的功能,则在于对抗人类自身的心意多变,在于协助过去的民意与未来的民意达成共识,在于让由民众共识生成的政策不致朝令夕改,在于让任何公共决策的改变都能有序进行,有迹可寻。 法治,令群体的“过去之我”和“未来之我”能实现合作。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四大支柱理念并不是脱离现实的“道德理想”,而是让合作关系单纯化,让合作者能更容易地实现对合作关系的风险管理的技术和工具。 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并非是为了让美国的道德理想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道德理想,而是为了把和美国同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把可能与美国合作的各国各族,变成更好的合作者,变成能以更单纯身份,携带更低隐藏风险进入合作关系的人。 这些不是道德理想,而是现实理想,是合作者的理想,是风险约束的手段。 当你明白到美国推广的这四大理念,实际是美国人惯用的风险约束手段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人很难忍受合作者对这四大理念的违背。因为这样一来,作为合作一方的美国要承担的风险就增加了。 和一个本身并不认同这四大理念的国家合作是有很高风险的。 你知道,和非洲小国政府合作的风险,是与你签约的总统很可能在某天清早被政敌干掉,然后合作中所有的相关要素都受到政治风波的冲击,货币贬值、矿权易主,就算新总统仍愿意合作,一切条款也要重新谈过。 所以在这样的小国进行投资,等于是和时间赛跑,和风险赛跑。 你得在这一任总统被他的敌人干掉之前拿到你的投资回报。 于是你只能规划短期项目,你必须专注于“赚快钱”,你无法期待任何长期合作才能带来的回报,虽然长期合作能够带来的回报常常是更丰厚的。 美国希望与自己合作的国家是秉持四大理念的国家,因为美国希望自己能拿到长期合作才能带来的丰厚收益。 美国希望自己的合作者,是能运用四大理念构建自身内部长期合作关系的族群、国家,是一家又一家不会轻易破产的企业,是不会随时受“主子”指令干扰的自由民。 是在利益关连和风险控制上单纯而明朗的合作者。 更是能长期保持这份单纯和明朗的合作者。 是在长期合作关系中可信可靠的合作者。 想和美国合作,若你只懂空喊口号,是不行的。 你得真的理解美国,并且真能把自己打造成一名优秀的合作者,你得知道各种美式理念和制度最终指向什么。 那不是道德理想,是风险控制。 不论在美国的政治制度里还是在美国的企业管理制度里,那些看似叠床架屋的重重约定真正的功能,都是风险控制。 三权分立,是风险控制。 两党轮替,是风险控制。 总统选举四年一届,同样是风险控制。 美国用这些政治制度,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人祸”风险最低的国家,打造成了一个令全世界合作者都心向往之的合作对象。 她期待的,是你也一样。 当全球产业链在前期积压的风险将集中爆发,风险将如风暴般刮过大地的时刻,美国作为风险抵御能力最强的国家,作为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导者和调整者,将把橄榄枝伸向更优秀的合作者——那些象美国一样重视风险控制的国家,那些能接受美国理念的国家,那些能把自身内部的风险约束到最低水位的国家、族群、组织。 而不是高喊口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