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

1个月前
三天的自由 5月4日,趙紫陽在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時發表講話,肯定學生愛國;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此次表態與「四二六社論」的強硬立場有所不同。 趙紫陽的講話令新聞媒體的報道尺度有所放寬。當晚,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報道了北京數萬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的實況。這是學潮爆發 以來該台第二次報道學生遊行。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新華社所發的遊行照片,圖中隱約可見被定性為非法組織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旗,以及聲援《導報》的橫額。不少媒體紛紛效仿。 趙紫陽在後來出版的《改革歷程》中記載,5月6日,他與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他說,「制定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尺度。」 根據時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記載,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在接下來的兩天裏分別收到芮杏文和胡啟立的意見。 芮杏文說:「新聞報道前一段時間控制嚴一些,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些,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而胡啟立希望《人民日報》根據學運的報道,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政治公開性和透明度,在客觀、真實報道的同時進行監督並引導輿論。他希望「最後產生一個中央政策文件,在新聞法之前公布。」 5月11日,李大同提交聯名信之後兩日,胡啟立、芮杏文、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複和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分別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與編輯、記者對話。李大同回憶,在《中國青年報》的對話進行了三、四個小時之久,「現場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基本毫無遮攔。」胡啟立當場宣佈:中央將立即開始起草中央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決定。 李大同說,去年,他還同胡啟立當年的秘書張宏遵聊天。據張回憶,那天對話之後,胡啟立在回去的路上非常興奮地說,「你看吧,下面的同志完全可以對話。」 正當大家對對話充滿期待之時,情況卻有了變化。5月13日,北京十幾所大學的300多名學生開始絶食抗議。知識界、文化界、醫療界等各個領域紛紛到天安門聲援學生。形勢越來越複雜。李大同說,原定於15日新聞界與政府的公開對話被無限期拖延。 5月17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刊登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的書面談話。他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表明黨和政府不會秋後算賬,希望學生保重身體,停止絶食。 張寶林說,由於這篇講話強調是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見,消息出來後大家非常振奮。「我們覺得,大概以後的事情好辦了。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加大了報道力度。」 於是便有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5月17、18、19日,電視實況報道了全國各大城市數萬人上街遊行。浩浩蕩蕩的隊伍從城市的四面八方起步,所到之處無不響起市民的歡呼和掌聲。舉著橫幅的不僅有大專院校的學生和教師、工廠工人、新聞工作者,還有北京各大醫院、金融、電信、交通等機構的職工,連許多國家機關的幹部也加入聲援。「救救孩子」「鏟除腐敗」「打倒官倒」等標語隨處可見。 各家報紙的頭版刊登了醫務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救治絶食學生的圖片,市民送藥、送水的情景;電台中連續播出各界人士的聲援信,夾雜著廣場的嘈雜聲和不斷響起的救護車鳴笛聲。 設在香港的《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在4月26日之後一直在北京採訪學運,每天撰寫現場報道。但在那幾天,一旦力量強大的官方媒體對學運開始全方面報道,香港媒體的優勢立即失色。 香港媒體只能了解到局部形勢,蔡詠梅覺得現場報道成了一種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於是給報館打電話,建議直接引用官方媒體的報道。自己不再做現場報道,而是去做人物訪問,寫深度報道。 《香港時報》有國民黨背景,蔡詠梅對BBC中文說,「國民黨的報紙,從來都覺得共產黨在講假話。但那時覺得他們講真話了,而且做得很好。那就直接用他們的吧。」 張偉國稱這幾日是「49年以後僅有的、短暫的新聞自由的盛大節日」,與之前新聞界發起對話有直接關係。他說,「政治領導人做了姿態,各個媒體從業人員也通過這個信號抓到機會,加以充分利用。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張寶林也說,「這種事態的形成,完全是中央高層和媒體自覺的互動。」 同新聞媒體一樣,蔡詠梅稱,那時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中國的海德公園」,人們充分享受著「言論自由的假期」。但人民所不知道的是,此時戒嚴部隊已駐扎在北京城外,等候命令隨時凖備向城內進發,「此時的廣場彷彿是一個自由的孤島」。 落幕 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5月19日上午,鄧小平召集陳雲、李先念和楊尚昆等中共元老,以及幾位政治局常委、軍委常委等開會。會上提到對輿論的監管,鄧小平說,「中央要成立宣傳小組,常委直接管起來。要立刻派人進駐電台和電視台,對戒嚴要及時宣傳報道。」當晚,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從明日起實行戒嚴。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的採訪成了非法的事。 ,,,,,, 六四事件後,胡啟立、閻明複、芮杏文等主導新聞改革的中共領導被撤職。 對新聞工作者的清洗在學運後的幾年一直持續,未有完整的統計名單。根據總部設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於1993年初公布的統計,至少24位記者和編輯被捕,20位新聞工作者被撤銷職位、調離單位或被迫退休,8家新聞機構被迫關閉。這僅僅是已知的數據。 ---六四30週年:「寒冬」前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 斯影 BBC中文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确定赵紫阳位置的两项政治行动都未有得到足够研究。一项是 他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甚至在二十年之后仍然还是有关中国政治转型的官方政策的顶峰。另一项是他在 1989 年的政治决定,主张用民主与法治来平息社会震荡,拒绝用军事镇压来对付学生。这一决定使他付出了近十六年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第三波以来全球民主转 型的经历表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对于这样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像赵紫阳那样的体制内领袖们与社会力量之间形成合作,则他们所选择的温和路线能够极大地推动威权主义制度的和平变革。因此,赵紫阳改革经验的政治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对其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下列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领导层会有动因 推行政治改革?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可能在中国兴起并跟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特征相适应?包括赵紫阳在内的此前的改革家们给当今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这些遗产对于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意味着什么?中国真的有一条与当今压制性的“市场列宁主义”和腐败的 “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的政治道路可走吗?赵紫阳的遗产是不是为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指明了这样一条政治道路呢?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的人们来说,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赵紫阳与中国政治的未来)(2007/03)
文化是社会的自维持工具。 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长期沿用的人生剧本的总和,是告诉社会成员该如何扮演自己角色的指引。 当维持美国社会既有行为模式的本土文化受多元文化理念打压,被迫居于弱势的时候,社会就难以维持自身,美国就会“不象美国”。 而美国文化,是繁荣社会的自维持工具,弱化美国文化, 弱化的是繁荣社会的自维持工具,破坏的是繁荣社会的自维持效果,影响的是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四大支柱的,容许逐利的人类在合作中学会合作,用增量来强化合作的独特行为模式。 弱化美国文化,削弱的,是文明2.0的自维持能力。 当产业链阵营开始盘整自身,当社会感受到安全威胁和存在危机,本能的开始强化自身的自维持能力时,社会将反思自己对不同文化的态度。 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指引,美国原生文化,就会变得更强势。 不仅在美国本土变得更强势,也会在世界范围内,在所有希望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国家里,变得比过去更强势。 正因为文化实际上是人生剧本的集合,是每个社会代代传承的,告诉人们要如何扮演自身角色的指引,当争取和美国合作的人们需要找到,并扮演好美国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时,他们就要从美国文化信息库里“查询资料”。当身在美国的人们需要让繁荣模式回到正轨,需要让自己更清楚作为繁荣社会的一员该如何行事时,他们也就会寻求繁荣文化的指引——寻求曾让美国成为美国的独特文化传统的指引,寻求告诉美国人该如何扮演家庭角色,如何扮演社会角色的人生剧本的指引。 现在,还很少有人意识到,文化和社会大众行为模式之间的关联,文化对一个社会自维持能力的影响。 但这关联是真实存在的。 文化既是社会自维持的工具,也是能用来改变社会大众行为模式的工具。 因为文化真正的内核,真正有力量的部分,并不是饮食习惯和传统服饰,而是在一个社会里,关于父如何为父,子如何为子,夫如何为夫,妻如何为妻的家庭观念集合,和在一个社会里,主如何为主,仆如何为仆,一个人该怎样成就自我,怎样对待他人,怎样确认自身定位的社交观念集合。 文化,是构建社区的源代码。 我们知道中共国的党文化是什么样子的,董志民式的家庭结构和相处模式,就是党天下的源代码。在文革中,夫妻反目父子相残,至亲之间互相举报划清界限,酿成一桩桩人伦惨剧,就是党国写入“中国人社区”的源代码。 这流毒沿袭至今,广传海外。 中共党文化,是典型的伤害链文化。 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美国文化,典型的产业链文化。 是重视家庭价值的文化观念,是尊重合作各方利益立场的文化观念,是企业老板要为员工留出私人空间、照顾家人的时间,发足能养家糊口薪水的文化观念,是为人父母要尊重子女的意愿,一家人要维护彼此人格尊严的文化观念。 是糅合了清教传统和北美大陆先民们在早期拓荒生活里形成的独特风俗的文化。 是让美国社会大众知道该怎样在一块没有国王的土地上,和至爱亲朋相濡以沫,携手共建家园的文化,是既能从基督教那里找到源流,也包含着自独立宣言之后美利坚民族每一次对自身命运的抉择带来的巨大影响的文化。 是属于拒绝内卷内斗内耗的族群的独特文化。 这样的文化,是美国社区的源代码。 也是美式合作的源代码。 我深深相信,双链争持,会以产业链的胜利为结局。 所以,在代码层面的争战,会以产业链文化的胜利为结局。 因为全世界所有希望和美国合作的国家、民族,都会试着去理解美国,通过了解美国文化来寻找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利益共同体的“接入口”,通过了解美国文化来研究清楚该怎样维持和美国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受到美式文化的影响,他们会受到美式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他们会受到美式人生剧本的影响,会参考美国人对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看法,修正自己在扮演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如果这样的修正会带来正向的结果。 而这样的修正,确实会带来正向的结果。 在家庭中、在社区里,在合作关系中拒绝内卷内斗内耗的行为模式,会为每个选择它的现代人带来正向的结果。 因为现代科技已经让人们不虞匮乏。 这一次的阵营盘整,在我看来,结果会是产业链阵营变得更加稳固,然后向更大范围扩张。 在双链争持的大势中,那些半心半意的合作者,将被迫“选边站”,选择了产业链阵营的国家和民族,将需要对战友们证明自己对阵营的忠诚,为此,他们需要展现对产业链文化的认同。 此时,在阵营自维持的需求趋于旺盛之际,社会将为本阵营文化产品的创作和消费提供条件。 人们会开始反思,何为文化,哪些是现代人应当认同的文化观念,哪些则相反。 社会将开始反思,要如何有意识地维持自己,传承被证明过更有价值的行为模式。 而这会带来一轮属于文化的春天。 产业链文化的复兴,在望。
我们需要学会和美国合作。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美国独特的合作模式。 支撑起现代文明繁荣模式的四大支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都是靠促成合作发挥其作用的。 你需要理解,美国寻求的自由,首先是合作的自由。试图与美国合作的人,应当是自由的,因为与一名自由的合作者缔结的合作关系, 和一名受操纵、被奴役的合作者缔结的合作关系,有着巨大差异——后者中隐藏着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平等也是一样。 一个身处于不平等权力架构中的合作者,一位不能完全为自己作主的合作者,会为双方缔结的合作关系带来风险。 例如当你和一名来自中共国的科学家签下合同,将公司机密交到他手上,但他身为中共国公民,受中共国管辖,家人均在中共手中——他事实上的奴民身份,会令他无法抗拒中共政权的任何要求,包括出卖公司机密的要求。 和不自由的人合作,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和身处不平等权力架构中的人合作,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合作关系会因此变得复杂,风险会变得难以控制,因为在这样的合作关系中,你和对方的共识,随时会被对方背后的“主子”干扰。 最简单的两个人合作,最简明的双方利益共识,会因为其中哪怕只有一名合作者的不自由处境、不平等身份,变得晦暗难明。 就象当你和一位没有自由恋爱权利的姑娘相爱,即使你自己是自由之身,想要两情相悦天长地久,也会前途莫测。 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其最不坏处在于它能协助既自由又平等的众人达成共识,即使这共识并不能令所有人满意。 而共识,是合作的基础。 法治的功能,则在于对抗人类自身的心意多变,在于协助过去的民意与未来的民意达成共识,在于让由民众共识生成的政策不致朝令夕改,在于让任何公共决策的改变都能有序进行,有迹可寻。 法治,令群体的“过去之我”和“未来之我”能实现合作。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四大支柱理念并不是脱离现实的“道德理想”,而是让合作关系单纯化,让合作者能更容易地实现对合作关系的风险管理的技术和工具。 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并非是为了让美国的道德理想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道德理想,而是为了把和美国同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把可能与美国合作的各国各族,变成更好的合作者,变成能以更单纯身份,携带更低隐藏风险进入合作关系的人。 这些不是道德理想,而是现实理想,是合作者的理想,是风险约束的手段。 当你明白到美国推广的这四大理念,实际是美国人惯用的风险约束手段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人很难忍受合作者对这四大理念的违背。因为这样一来,作为合作一方的美国要承担的风险就增加了。 和一个本身并不认同这四大理念的国家合作是有很高风险的。 你知道,和非洲小国政府合作的风险,是与你签约的总统很可能在某天清早被政敌干掉,然后合作中所有的相关要素都受到政治风波的冲击,货币贬值、矿权易主,就算新总统仍愿意合作,一切条款也要重新谈过。 所以在这样的小国进行投资,等于是和时间赛跑,和风险赛跑。 你得在这一任总统被他的敌人干掉之前拿到你的投资回报。 于是你只能规划短期项目,你必须专注于“赚快钱”,你无法期待任何长期合作才能带来的回报,虽然长期合作能够带来的回报常常是更丰厚的。 美国希望与自己合作的国家是秉持四大理念的国家,因为美国希望自己能拿到长期合作才能带来的丰厚收益。 美国希望自己的合作者,是能运用四大理念构建自身内部长期合作关系的族群、国家,是一家又一家不会轻易破产的企业,是不会随时受“主子”指令干扰的自由民。 是在利益关连和风险控制上单纯而明朗的合作者。 更是能长期保持这份单纯和明朗的合作者。 是在长期合作关系中可信可靠的合作者。 想和美国合作,若你只懂空喊口号,是不行的。 你得真的理解美国,并且真能把自己打造成一名优秀的合作者,你得知道各种美式理念和制度最终指向什么。 那不是道德理想,是风险控制。 不论在美国的政治制度里还是在美国的企业管理制度里,那些看似叠床架屋的重重约定真正的功能,都是风险控制。 三权分立,是风险控制。 两党轮替,是风险控制。 总统选举四年一届,同样是风险控制。 美国用这些政治制度,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人祸”风险最低的国家,打造成了一个令全世界合作者都心向往之的合作对象。 她期待的,是你也一样。 当全球产业链在前期积压的风险将集中爆发,风险将如风暴般刮过大地的时刻,美国作为风险抵御能力最强的国家,作为全球经贸合作的主导者和调整者,将把橄榄枝伸向更优秀的合作者——那些象美国一样重视风险控制的国家,那些能接受美国理念的国家,那些能把自身内部的风险约束到最低水位的国家、族群、组织。 而不是高喊口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