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

蔡慎坤

1个月前

蔡伟忠先生希望转发他的《中国当前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改革措施建议》，文章很长，分段转发，供X友参考。/当前中国存在诸多问题，并因此导致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尖锐、国家被世界孤立，整个中国已陷入严重危机，急需从政治、社会、经济、外交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改革，才能挽救国家于危难、解救民众于倒悬。以下一些改革措施建议希望能有参考的作用： >>政治改革措施建议：（1）实行政治自由开放并鼓励广泛参与。包括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提倡和鼓励民众对社会管理事务的参与，让更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出谋划策，和对政府实施更多的监督作用。还有保护好每一个人的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政治权利，允许参与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包括参加选举和参与竞选等。以及全面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并恢复其政治权利，解除对外逃政治犯和异见人士的追缉、处罚并欢迎其回国参政议政。（2）实现政治充分竞争。开放党禁允许成立新的党派，各党派平等、自由开展政治活动，所有政党和民众均可自由参加各级各个领导岗位的竞选，能者上庸者下，从而实现政治充分竞争，让社会政治能够更快、更好地进步发展。（3）全面推行实施民主选举。实行民主选举可让权力来自于民众的投票选举而不是来自于上级的授予，这样当权者才会处处考虑民众的利益和感受，并且各级官员也只需做好工作服务好民众即可，而不用因为被领导掌控了命脉而只能看领导脸色仰领导鼻息，不用为了讨好领导而说违心话办违心事，对每一个人都是好事。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各人拥有的选票不均等的方式，文化素质高、社会管理经验丰富、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可以比普通人有更多的选票，这样更加科学、合理，也更好避免像委内瑞拉和南非一样低素质低社会贡献的群体依靠人数优势而选出只会慷国家之慨讨好低素质低社会贡献群体的劣质领导人。为了稳步过度，在初期一段时间可以原来的官员推选机制占一定比例的决定权而民主选举也占一定比例的决定权，然后再逐步过渡到完全的民主选举。（4）全面推行实施公共事务由集体民主决策。除了细小事务，一般公共事务均要求由集体讨论民主投票决策，并且决策圈子人数尽量多、尽量覆盖各领域各阶层各派系，并且投票人员的利益和命运均不受他人掌控，能按自己意愿表决投票，投票也一般均按匿名进行，从而让各种决策能够集思广益和避免错漏。杜绝一言堂、家长作风，不允许个别人少数人乾纲独断。（5）全面推行官员能上能下。包括全面严格实施官员领导人任期制避免长期任职带来的弊端，并建立弹劾、罢免制度让不合适的官员领导人即使任期未到也及时下台避免继续祸国殃民。（6）全面推行实施各项公共事务及相关财务透明化、公开化。并接受民众的查阅、质询、投诉等监督。（7）允许和重视各种不同意见与建议。允许大家发表和传播不同意见，杜绝把他人不同观点定义为妄议，更禁止以妄议为罪名对他人定罪。允许政治分歧存在，允许有不同政治见解，不再审查、限制、封禁异议人士的发言。还有需继续完善不同意见与建议传送的渠道，保证言路通畅和方便，对于民众通过各种渠道提出的所有建议、意见哪怕是比较敏感的内容，都需做好认真回复，不能只是敷衍应付甚至不做回复。（8）尽快构建实现权力分离和互相制衡，避免一权独大。立法、司法、行政等均各自独立，各自依靠对应选举选出各级领导人，让不同权力部门不再存在隶属关系，不允许某个权力部门命令、干预其他权力部门，纪委作为司法单位也维持好独立性不依赖其他部门和领导而生存以避免被人利用于打击异己。（9）全面彻底实施法治。所有人包括大小官员各级领导人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约束、按法律法规和流程办事，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用政策甚至领导指示替代法律，官员有违者一概革职和重罚。还有恢复法院独立审判制度，恢复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违宪审查和起诉的制度，废除现有各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取消政法委这个凌驾于法律之上、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1987年中共十三大就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撤销国安部或最少限制其权力不能有随便查人、抓人的权力以及让其执法也必须公开以接受监督。（10）废止苛政恶法，实行人性化管理，缔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我们有一些法律法规，特别是近年推出或升级的一些法律，过于严苛，比如国内国安法和香港二十三条立法（不能反对国家，可以随意盘查和秘密逮捕、秘密审判），还有间谍法（收集商业信息也很容易被判定为间谍）、保密法、香港的引渡条例（可以不受限制抓人哪怕港籍外籍人员）、反台独法（可以把不赞同统一不认可统一方式的人判死刑），以及即将实行的网络身份认证法（网号法，能让人被彻底隔绝于互联网之外），这些都把民众和国内外企业、资本吓得纷纷逃离中国，财富也随着民众移民被大量转移到国外，导致我们的经济空心化陷于溃败，因此急需废止这些法律，保证大家的安全，让大家敢来中国、敢留在中国。（第一部分）

#中国政治改革 #社会矛盾 #经济凋敝 #外交政策 #全面改革 #危机救援

Guoguang Wu / 吴国光

2个月前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确定赵紫阳位置的两项政治行动都未有得到足够研究。一项是他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甚至在二十年之后仍然还是有关中国政治转型的官方政策的顶峰。另一项是他在 1989 年的政治决定，主张用民主与法治来平息社会震荡，拒绝用军事镇压来对付学生。这一决定使他付出了近十六年失去人身自由的代价。第三波以来全球民主转型的经历表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动对于这样的转型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像赵紫阳那样的体制内领袖们与社会力量之间形成合作，则他们所选择的温和路线能够极大地推动威权主义制度的和平变革。因此，赵紫阳改革经验的政治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对其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下列问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领导层会有动因推行政治改革?什么样的政治改革可能在中国兴起并跟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特征相适应?包括赵紫阳在内的此前的改革家们给当今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这些遗产对于中国尚未完成的转型意味着什么?中国真的有一条与当今压制性的“市场列宁主义”和腐败的 “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的政治道路可走吗?赵紫阳的遗产是不是为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指明了这样一条政治道路呢?对于那些熟悉中国改革年代以来的政治发展的人们来说，这些问题对于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赵紫阳与中国政治的未来）（2007/03）

#赵紫阳 #中国政治改革 #1989年 #民主法治 #社会震荡 #全球民主转型 #政治精英

Free Wang Bingzhang

3个月前

“中国患了政治落后性改革病，俄国可能患了经济落后性改革病。”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自己下台为代价，换取了整个民族的福祉。” 中国的社会大框架还是旧的，而且已经烂了，彻底的烂了。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小乱可能酿成暴乱，社会的旧有框架可能被完全冲垮駁"政治改革不能搞" 六十二问：东欧、苏联共产专制制度解体后，虽然建立了民主政体，但在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人民生活与中国比，差了很多。中共的统治者颇有沾沾自喜之感。依此推理说：“还是我们做的对，政治改革不能搞，苏联搞了，情况还不如中国。”在这种事实面前，你怎么与中共理论？答：我在今年初潜入中国本土、组织反对党被捕后，中共国安部的人也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分成几个方面来谈。首先，专制制度的改革，分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等若干方面。哪一方面先行一步效果较好，并无前车可鉴。目前，大体有三种模式正在实验。第一是俄国模式。俄国是政治上先跨出大大的一步，而且一步到位，几乎一夜之间，由专制政体转入民主政体。人民立即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经济上，尤其在工业上，由于俄国过去的经济基础是重工业，类似于中国的东北，改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象当前中国东北一样，轻工业的不足，使人民生活一时陷入困境。第二是中国模式。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先改经济，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经济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政治上仍然专制。第三是波兰模式。波兰是政改、经改二者同时一步到位：政治上施行了民主制度，经济上采取了“休克”疗法，一杆子插到底的搬来了市场经济。孰好孰坏，目前已初见分晓。在进行三种改革模式的对比之前，我先要强调一个基本论点：改革应当是协调的改革，全方位的改革。政治为先，还是经济为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协调。协调的改，社会发展就比较平稳，就不会有大震荡。中国患了政治落后性改革病，俄国可能患了经济落后性改革病。其次，改革不是没有代价的。当权者可能要付出代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自己下台为代价，换取了整个民族的福祉。人民也要付出代价。不愿付出代价，不可能获得自由。象人的一条腿，被绳子绑的时间长了，整条腿会发生缺血。突然放开了绳子，大腿会又麻又痛，好一阵子才能恢复正常的感觉。一个姿势坐长了，突然站起走路时，大腿会发麻，如同针扎，也是缺血的道理。大概每个人都有上述经验。在暂时的腿麻和永被绳绑、以至整条腿都将坏死之间，你选择哪个？政治、经济长时间被专制的大绳捆绑着，突然一下放开，整个社会会感觉发麻。这个过程难以避免。先看波兰。波兰已是民主自由的国度。前几年，实施休克疗法后，波兰经济一蹋糊涂。有人大骂休克疗法，有人归于民主开放。阵痛和麻木感之后，去年，波兰经济走出谷底，开始明显好转。现在，竟然被认为是最佳的投资地点。一下子，休克疗法的提倡者要争功，民主开放派也要争功。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波兰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国内形势比中国还要混乱，但她平安的度过来了。政治、经济双双上了轨道。再看俄国。俄国的局势也相当混乱，但始终没出什么大事。一般的看法是，这是因为，虽然有些混乱，但他们的社会大框架 (民主框架) 已经搭好，乱，是在民主框架里面的乱。怎么乱，也没有把社会的大框架冲垮。所以，不会大乱，不会发生大革命式的暴乱。我问过俄国人，请他们谈谈俄国的前景。大多数人认为，仅管其经济改革步履艰难，但今年似乎已经走出谷底，露出曙光。他们最大的欣慰是，由于俄国已经建好了民主的大框架，权力和平转移的机制已告确立，以至爆发大革命的局面基本可以排除。反观我们中国，情形完全不一样，表面上的经济繁荣，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其危机在于，中国的社会大框架还是旧的，而且已经烂了，彻底的烂了。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小乱可能酿成暴乱，社会的旧有框架可能被完全冲垮。之后，再搭起这个框架，即民主的框架，需要上比俄国大十倍的气力。一言以蔽之，俄国、波兰的经济形势都曾比中国乱得多，但由于进行了民主改革，发生大革命的机会几乎已被避免。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经济表象美丽堂皇，但一场大革命的发生并未避免。打个比方，俄国、波兰的乱，是在一个民主大厦中的乱，再乱，大楼是坚固的，不会倒塌。中国也乱，是在一个专制的大厦中乱，乱到一定程度，大楼就要塌掉。然后，需要从头做起。整体损失，中国将严重得多。

#中国政治改革 #俄国经济改革 #戈尔巴乔夫 #政治体制 #社会动荡 #共产专制 #东欧民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