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

1个月前
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对此说明如下:这个事情我完全清楚。 紫阳5月16日下午要见戈尔巴乔夫,16号上午戈尔巴乔夫见的是邓小平,之后下午是赵紫阳见他。赵紫阳把他下午要念的稿子口径给我看看,是外交部联络部起草的,总书记要照念的。我看了觉得没有把握,当时来了一个中 央联络部的局长,我问他:上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你在场吗?他说在场。我问: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小平说“最高领导人见面了,两党关系自然就正常化了”。我说这个不对,最高领导人见面,我们知道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知道吗?他不知道。 所以我在外交部中联部给赵紫阳起草的稿子上加了一段话,是我加的,是我的笔迹,有档案可查。我是这样加的:戈尔巴乔夫同志:今天上午你跟小平的见面,是你此行的高潮,(就是他这次访问中国的高潮)。因为我们13大有个决定,小平同志虽然退了,但是他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产。因此他在退下来以后,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要听小平的决策。因此你今天上午见了邓小平,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恢复正常。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戈尔巴乔夫: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就是由于两党最高领导人见面,而两党最高领导人不是我赵紫阳跟你,而是上午的邓小平跟你。 我觉得紫阳必须表这个态,不表这个态,就违反了党的13大决议。因为13大以后,紫阳凡是见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要讲这个话。因为邓小平讲的:“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看我的地位稳定不稳定。”因此13大决定是要跟所有人说的,要让全世界知道的。如果不说,赵紫阳就是失职,就是没有把13大放在眼里,就是企图把自己当作最高领导人。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这样写了。 赵紫阳在见全世界各国领导人时要讲这个事情,为了实现邓小平的目的和动机,就是让全世界知道:小平在中国地位不变,因此中国是稳定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么。 后来有人说:紫阳说了这句话就是把小平抛了出去。对此我讲两句话: 紫阳这句话是对各国领导人都讲的,对戈尔巴乔夫尤其要讲,因为当时中苏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紫阳到朝鲜见金日成都要讲这个话,那个稿子也是我加了这段话。既然见金日成要讲这个话,见戈尔巴乔夫时能不讲吗?
1个月前
5月16日晚间的常委会 赵紫阳在16日晚间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常委会。说实话,这次会议不太重要,但俺也简单聊聊。从中可以看出——对立双方(改革派 VS 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会上,双方再次围绕“426社论”的定性展开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以下是杨继绳所著的《中 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的记载: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4·26”社论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要改。 赵紫阳说:“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他说,“4·26”社论的定性要改,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李鹏说,让你承担责任,没有那个必要,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 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 李说,“4·26”社论是邓的讲话。 赵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 李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 赵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 这次会不欢而散。 16日晚间的常委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才结束。唯一达成共识的是——在17日以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一封公开信。但即使对这封公开信的措辞细节,双方也爆发争吵。以下摘自《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引文中的小括号是俺加注滴。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公开信)。 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 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 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公开信)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 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编程随想:5月17日,“戒严令”出笼的经过
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 5 月 16 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而 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本书“5 月 19 日”一节)。而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认识到了民众对邓“特殊地位”的非议,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在后来的回忆中,赵紫阳说:“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更何况,当时在与苏共领导人的外交会晤当中,苏方也提出了相关问题。 近年来,有一些对于“六四”的反思,也把问题的焦点对准此事,认为赵的这一谈话坏了大事,否则可能不会出现流血镇 压。 根据李鹏此书的记述,我们看到,学生刚刚开始悼念胡耀邦,就已经被认定是矛头对准邓小平,这离赵紫阳 5 月 16 日谈话还有足足 一个月的时间。至于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我们也在此书中读到,也早在 4 月 21 日就开始了,当时“紧急”从驻扎保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调 1500 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5 月 17 日邓小平提议戒严,那已经是再一轮调动野战军对付天安门群众运动了。如果赵紫阳 5 月 16 日谈话是邓小平决定调兵的原因,那 5 月 17 日之前邓小平、杨尚昆 4 月 21 日开始即紧急调 兵进京,又是因为什么呢? 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情上,李鹏此书所持逻辑是: 这件事是实情,但是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不说反而不是阴谋,而 说了就是“阴谋”,就是“分裂党”。这样的逻辑真是很难理解,但现在这也变得比较容易明白了:对邓小平来说,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不用总书记赵紫阳来宣布他老邓具有使用最终决定权的合法性。他当初要赵紫阳在中央全会上那么讲,要中央委员 会有一个并未作成决定的决定,是因为他邓小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必须获得这样一层合法授权;但他从心底里蔑视这种授权,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中央委员会赋予的——真相也确实如此,并非中央委员会给予了邓小平最终决策权力,而是邓小平通过胁迫中央委员会而不正当地获取了这种权力。因此,不管是什么场合,邓 小平不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就像小偷不愿意别人提及他偷到了东 西一样,哪怕你是敬佩他的偷技、赞美他的赃物,也不管你是否提及偷盗。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政治权利、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导言)(2010/05)
2个月前
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演说词 亲爱的同胞们,朋友们: 作为最近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这一局面的结果,我宣布辞去我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的职务。我一直以来坚决支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加盟共和国的主权,但同时我也支持维护政权联合,国家统一。 事态发展背离了初衷。即使我不能赞同的解 体这个国家,分裂这个政局的政策仍然占了上风。在 阿拉木图会议决议之后,我在这个方面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此外,我确信这一程度的决定应该建立在大众的期待和意愿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会继续尽我权力所能保证所签署的协议能成为真实可行的条约,同时能使社会摆脱危机和改革进程的困境。我以苏联总统的身份最后一次向您宣告,我认为对1985年以来我们经历的改革历程,尤其是对我关于这充满矛盾,浮浅和主观认识的历程的观点有必要作出解释。 命中注定当我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时,这个国家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虽然我们拥有丰富的像土地、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上帝也赐予了我们智慧与才华,我们的生活依旧远远差于发达国家,我们在落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原因已经可以知晓:社会被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系统压制,注定为意识形态服务,同时也承受着沉重的军备竞赛的负担。国家已经到了它能力的极限。所有的尝试和许多不完全的改革,相继以失败告终。这个国家正在失去它的判断力。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一切都应该被根本地改变。 事实证明修复这个国家和根本地改变这个世界的进程远比我们所能预期的复杂。然而,已经发生的事应该符合预期,这个社会需要自由,在政治上和精神上解放自己,这是一个我们至今没有完全理解的最高目标,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运用自由。 不过,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已经完成,很多年前剥夺了整个国家繁荣和兴旺的机遇的 极权主义系统已被终结。民主转型之路上的重大进展已经实现。选举自由、出版和宗教自由,代表机构的权力和多党制已经成为现实,人权被视为最优先的原则。 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已经形成,各种所有制的平等已经建立,劳作在土地上的人民在土地改革的框架中开始了新生活,自由的农民出现,数以百万英亩的土地被给予那些生活在乡村和城镇的人们。 生产者的经济自由已经合法化,企业制、股份制和私有化势头渐强。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重要的是牢记这些都是为了个人而进行。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更应该尽一切可能巩固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在老人和儿童方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世界。冷战已经结束,残害我们经济、公众精神和道德的疯狂的军备竞赛已经停止。世界战争的威胁已经消除。我想再一次强调,对我而言,为了保证可靠地对核武器的控制的一切工作已经在转型期内完成。 我们对世界开放自己,放弃对他人事务的干涉和境外军队的使用换来了信任、团结和尊重。 我们国家和国家的公民获得了真正的选择发展道路的自决自由。 联邦制民主改革的探索使我们达成了建立新的独联体的最底线共识。这些改变带给了我们极大的焦虑。这种焦虑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来自旧势力的反抗,以种种尖锐的斗争表现出来。 旧的体制在新体制未能有足够时间运转之前崩溃,社会危机因此更加严重。 八月政变把社会的普遍危机待到了一个极限。这次政变最糟糕的后果就是国家的解体。今天我担心我们的人民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国籍。这种情况也许对每个人来说都将意味着很艰难的未来。 我带着我的忧虑离开这个职位,但是我也带着希望,带着对你们的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你们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我们是一个杰出的文明的继承人,这个文明进入新的、现代化和有尊严的新生取决于你们每一个人。 一些错误完全可以被避免,很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确信或早或晚我们共同的努力会有结果,我们的国家会成为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 谨此向各位致以我最美好的祝福!
“中国患了政治落后性改革病,俄国可能患了经济落后性改革病。”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自己下台为代价,换取了整个民族的福祉。” 中国的社会大框架还是旧的,而且已经烂了,彻底的烂了。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小乱可能酿成暴乱,社会的旧有框架可能被完全冲垮 駁"政治改革不能搞" 六十二问:东欧、苏联共产专制制度解体后,虽然建立了民主政体,但在经济 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人民生活与中国比,差了很多。中共的统治者颇有沾沾自喜之感。依此推理说:“还是我们做的对,政治改革不能搞,苏联搞了,情况还不如中国。”在这种事实面前,你怎么与中共理论? 答:我在今年初潜入中国本土、组织反对党被捕后,中共国安部的人也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分成几个方面来谈。 首先,专制制度的改革,分成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等若干方面。哪一方面先行一步效果较好,并无前车可鉴。目前,大体有三种模式正在实验。 第一是俄国模式。俄国是政治上先跨出大大的一步,而且一步到位,几乎一夜之间,由专制政体转入民主政体。人民立即享受到自由和民主。经济上,尤其在工 业上,由于俄国过去的经济基础是重工业,类似于中国的东北,改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就象当前中国东北一样,轻工业的不足,使人民生活一时陷入困境。 第二是中国模式。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先改经济,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经济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政治上仍然专制。 第三是波兰模式。波兰是政改、经改二者同时一步到位:政治上施行了民主制度,经济上采取了“休克”疗法,一杆子插到底的搬来了市场经济。 孰好孰坏,目前已初见分晓。 在进行三种改革模式的对比之前,我先要强调一个基本论点:改革应当是协调的改革,全方位的改革。政治为先,还是经济为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协调。协调的改,社会发展就比较平稳,就不会有大震荡。中国患了政治落后性改革病,俄国可能患了经济落后性改革病。 其次,改革不是没有代价的。当权者可能要付出代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自己下台为代价,换取了整个民族的福祉。人民也要付出代价。不愿付出代价,不可能获得自由。象人的一条腿,被绳子绑的时间长了,整条腿会发生缺血。突然放开了绳子,大腿会又麻又痛,好一阵子才能恢复正常的感觉。一个姿势坐长了,突然站起走路时,大腿会发麻,如同针扎,也是缺血的道理。大概每个人都有上述经验。在暂时的腿麻和永被绳绑、以至整条腿都将坏死之间,你选择哪个?政治、经济长时间被专制的大绳捆绑着,突然一下放开,整个社会会感觉发麻。这个过程难以避免。 先看波兰。波兰已是民主自由的国度。前几年,实施休克疗法后,波兰经济一蹋糊涂。有人大骂休克疗法,有人归于民主开放。阵痛和麻木感之后,去年,波兰经济走出谷底,开始明显好转。现在,竟然被认为是最佳的投资地点。一下子,休克疗法的提倡者要争功,民主开放派也要争功。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波兰经济最糟糕的时候,国内形势比中国还要混乱,但她平安的度过来了。政治、经济双双上了轨道。 再看俄国。俄国的局势也相当混乱,但始终没出什么大事。一般的看法是,这是因为,虽然有些混乱,但他们的社会大框架 (民主框架) 已经搭好,乱,是在民主框架里面的乱。怎么乱,也没有把社会的大框架冲垮。所以,不会大乱,不会发生大革命式的暴乱。我问过俄国人,请他们谈谈俄国的前景。大多数人认为,仅管其经济改革步履艰难,但今年似乎已经走出谷底,露出曙光。他们最大的欣慰是,由于俄国已经建好了民主的大框架,权力和平转移的机制已告确立,以至爆发大革命的局面基本可以排除。 反观我们中国,情形完全不一样,表面上的经济繁荣,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其危机在于,中国的社会大框架还是旧的,而且已经烂了,彻底的烂了。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小乱可能酿成暴乱,社会的旧有框架可能被完全冲垮。之后,再搭起这个框架,即民主的框架,需要上比俄国大十倍的气力。一言以蔽之,俄国、波兰的经济形势都曾比中国乱得多,但由于进行了民主改革,发生大革命的机会几乎已被避免。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虽然经济表象美丽堂皇,但一场大革命的发生并未避免。打个比方,俄国、波兰的乱,是在一个民主大厦中的乱,再乱,大楼是坚固的,不会倒塌。中国也乱,是在一个专制的大厦中乱,乱到一定程度,大楼就要塌掉。然后,需要从头做起。整体损失,中国将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