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韵和

5月16日晚间的常委会 赵紫阳在16日晚间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之后，紧接着又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常委会。说实话，这次会议不太重要，但俺也简单聊聊。从中可以看出——对立双方（改革派 VS 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会上，双方再次围绕“426社论”的定性展开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以下是杨继绳所著的《中 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的记载： 5月16日晚的常委会上，赵紫阳再次提出“4·26”社论要有个说法，他认为这个社论对学生运动定性不恰当，要改。 赵紫阳说：“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社论，但我可以承担责任。”他说，“4·26”社论的定性要改，但无论如何不能涉及小平。小平只要说一句话就行：“现在看来学生的问题并不像原来说的那么严重。”剩下的工作由我们来做。 李鹏说，让你承担责任，没有那个必要，这不是政治家的态度。 姚依林和李鹏态度一样。 李说，“4·26”社论是邓的讲话。 赵说，不是，是常委会定的调，向邓汇报后才有这个讲话。 李说，你在朝鲜回的电报中说同意制止动乱。 赵说，动乱这个词是中性的。问题不是出在动乱上，而是出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定性上。而这个定性是常委作的。 这次会不欢而散。 16日晚间的常委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才结束。唯一达成共识的是——在17日以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一封公开信。但即使对这封公开信的措辞细节，双方也爆发争吵。以下摘自《改革历程——赵紫阳回忆录》一书，引文中的小括号是俺加注滴。 5月16日夜，在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我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发表以五位常委的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公开讲话（公开信）。 讲话稿中有“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是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句话，遭到李鹏的反对。他说：“说可贵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肯定？” 杨尚昆说：“学生反腐败，可以说肯定”。 我当时对李鹏这个说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说：“既然说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为什么不能肯定？如果这句话也不说，就等于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发这个公开讲话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讲话（公开信）能够缓解学生的情绪，不要老在字眼上计较。” 多数常委都主张保留这句话，结果算勉强通过了。 ---编程随想：5月17日，“戒严令”出笼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