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

1个月前
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对此说明如下:这个事情我完全清楚。 紫阳5月16日下午要见戈尔巴乔夫,16号上午戈尔巴乔夫见的是邓小平,之后下午是赵紫阳见他。赵紫阳把他下午要念的稿子口径给我看看,是外交部联络部起草的,总书记要照念的。我看了觉得没有把握,当时来了一个中 央联络部的局长,我问他:上午小平见戈尔巴乔夫,你在场吗?他说在场。我问: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小平说“最高领导人见面了,两党关系自然就正常化了”。我说这个不对,最高领导人见面,我们知道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知道吗?他不知道。 所以我在外交部中联部给赵紫阳起草的稿子上加了一段话,是我加的,是我的笔迹,有档案可查。我是这样加的:戈尔巴乔夫同志:今天上午你跟小平的见面,是你此行的高潮,(就是他这次访问中国的高潮)。因为我们13大有个决定,小平同志虽然退了,但是他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产。因此他在退下来以后,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要听小平的决策。因此你今天上午见了邓小平,就意味着我们两党关系恢复正常。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戈尔巴乔夫: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就是由于两党最高领导人见面,而两党最高领导人不是我赵紫阳跟你,而是上午的邓小平跟你。 我觉得紫阳必须表这个态,不表这个态,就违反了党的13大决议。因为13大以后,紫阳凡是见外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要讲这个话。因为邓小平讲的:“全世界看中国稳定不稳定,就看我的地位稳定不稳定。”因此13大决定是要跟所有人说的,要让全世界知道的。如果不说,赵紫阳就是失职,就是没有把13大放在眼里,就是企图把自己当作最高领导人。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这样写了。 赵紫阳在见全世界各国领导人时要讲这个事情,为了实现邓小平的目的和动机,就是让全世界知道:小平在中国地位不变,因此中国是稳定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么。 后来有人说:紫阳说了这句话就是把小平抛了出去。对此我讲两句话: 紫阳这句话是对各国领导人都讲的,对戈尔巴乔夫尤其要讲,因为当时中苏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紫阳到朝鲜见金日成都要讲这个话,那个稿子也是我加了这段话。既然见金日成要讲这个话,见戈尔巴乔夫时能不讲吗?
【译诗一首】致中国同志们 作者:加里-史奈德(Gary Snyder) 翻译:王佩 中国和苏联的大军 在宽阔的平原上对峙。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各站一边, 赫鲁晓夫吼道: “把欠的钱还我!” 毛笑了又笑,长发飘飘, 他的脸又圆又光。 两军开始前进--他们相遇 但没有冲突 相安无事各走各的线 自始至终毛泽东笑着 他抓出一把钱 笑着给了赫鲁晓夫。 毛主席在长征中的私人物品: 两张棉毛毯 一件汗衫,两条裤子和外套 一件套头衫 一把打补丁的伞 一个用来盛饭的搪瓷茶缸 一个有九个口袋的灰箱子 就像寒山站在那里 铁鞋踏破峭壁 发梢贴在微笑的嘴角 也许正在卷一支 延安特产的烟 吸一口政治的大麻 世界本是一个 爬出尘土飞扬的窑洞 (对唐人街的王来说,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要从华人学校里退学,打他爸爸一拳, 离开洗衣店,从金门桥逃向大海 他能成功吗?) 蛋壳一样薄的 龙山黑陶壶 也许制造于公元前3000年 你也杀人 我看到西藏人从高原上 穿着长统靴蹒跚而下 平原上的热度 让他们在皮草下大汗淋漓 从Almora凝望Trisul 北京新印制的地图 将它们统统称作中国 从这里一直遥望恒河平原 从香港新界的松树冠 朝另一边眺望:收割的土地 鹅、鸭、孩子 **远处的喧嚣 顺流直下 隐约几个人影 走上跳板 正给小船装货** 这就是中国吗, 又平,又棕,又宽? 那些祖先 留给我们什么 孔夫子,一些古建筑 水土流失 青山变成荒漠 岩石裁剪着洪水,淹没小山 那些无用的河口 盐碱和沼泽 淤泥堆积在河床上 听琼-贝兹在唱“东弗吉尼亚” 那些日子 我们漫步在鲜花盛开的 十亩樱桃园 手牵着手,嘴对着嘴 在黄昏讨论列宁和马克思 而你正向北京进发 我把手伸进她的衬衣下 解开她的胸罩 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 她的呼吸芳香,带着五月的热量 我在想整个世界 我的爱人,都应该象现在一样 鲜花,书籍,革命, 更多的树,强健的姑娘,清朗朗的春天 你拿下了北京 毛主席,你应该戒烟 不要去理那些哲学家 建水坝,种树 不要徒手消灭苍蝇 马克思不过是另外一个西方人 他的理论只适合存在于脑子里 你不需要炸弹 回归农业吧 写诗,畅游江河, 那件蓝袍实在棒极了 不要向我开枪,改天一起喝酒, 等着 我
4个月前
“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是让毛坐卧不安的事。他和赫鲁晓夫究竟有什么过节,让赫鲁晓夫成了他驱之不去的梦魇?我以读过的资料,试着分析一下:第一,赫鲁晓夫作二十大秘密报告,披露斯大林暴行,然后几乎是掘尸扬灰,让斯大林这尊国际共运的神名声扫地。他的凶残阴险,杀人不眨眼的暴行使他从流芳百世 转而遗臭万年。要论在党内斗争中整肃异己、杀害无辜、翻云覆雨、玩弄权术,毛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甚至还有发明创造。 我们知道,毛除了读中国历史之外,对真正马列的原著其实涉猎不多,但他最中意的一本书,就是斯大林亲自指导编写的《联共(布)简史》。这部书据称他读了不下十遍,又当成延安整风文件的首要必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中国宫廷斗争那套权术,他是炉火纯青的,但在列宁式政党内,用什么方法能既掌握最高权力,又显得是得了马列的真传呢?从这部书中他学到了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把他的政治对手打入错误路线。同时,以政治路线带组织路线,建立自己的党内班底。就是林彪后来强调的“跟对人”。 毛对斯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斯大林的招数,他学后是招招管用,而且他之能最终在中共坐上头把交椅,是斯大林犹豫再三,而最后终于认可,所以斯大林对他实有再造之恩。恨的是在他掌握了中共绝对权力之后,对斯大林指挥中共的那些指示开始不服气,特别是对他在斯大林面前的儿皇帝地位感到难以忍受。毛是自比唐宗宋祖之人,而对于独裁者言,天无二主是必要条件。毛曾经说过,蒋介石只许天上有一个太阳,我偏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这话其实是说,我才是那个真太阳。所以越到他志得意满之时,越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懊恼。 除了上面谈到的毛对斯大林的错综情结,还要看当时苏共对中共的扶植。当时苏共正全面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那就是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156个大型援华项目。所以,对苏共批斯大林,也就在表面上跟着说些不关痛痒的话。但你若仔细读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你就会明白,这个报告毛一定是越读越窝心。赫鲁晓夫讲的那些东西,对斯大林的揭发,有许多内容仿佛是直指毛的。 我们举几条例子。 1)个人崇拜。不用说,在刘少奇一伙的鼓噪下,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党内不容挑战的至尊意识形态,“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已经使毛成为红太阳。而且在建国后节庆日的口号中,毛自己亲笔加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一条口号。中共党内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经形成。 2)蔑视法律建设,以政治需要随意杀人。建国后所谓镇反,土改等运动杀害无辜中国人数以百万。 3)经济建设胡指挥,农业合作化运动强迫农民入社,掠夺普通人民的生活资料,任意迁徙少数民族,造成农业全面衰败。 特别是苏共在批判斯大林之后,开始宣扬人道主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任意枉法杀人,在经济领域也开始以数字化、精细化、物质奖励方法来减轻计划经济的危害。这些和毛心目中的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完全不合拍。在毛看来,赫鲁晓夫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赫鲁晓夫何以成为文革中头号外国敌人 作者: 赵越胜 图:1960年11月,刘少奇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与邓小平、彭真同苏共领导人合影
5个月前
苏联“逼债”的真相 对于造成所谓的“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苏联逼债说”是中共官方的一个长期的舆论观点。在中苏交恶的那些年,尤其如此。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官方正式文件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 1、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主要是军事武器装备进口所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借贷3亿美元,是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其中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后来因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而搁置。 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急需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经与苏联协商,决定双方“共同负担”,而中共建政伊始,无力支付,1950年11月,由周恩来出面同苏联签订贷款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朝战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绝大部分半价提供的。中国欠下30亿元人民币,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第二笔重大对苏债务,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获得苏联援华的机器设备,而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但“大跃进”之后,中国无法按贸易合同向苏联交货,在1959年、1960年两年间,遂又欠下25亿卢布的债务。 自1950年以来,向苏联借贷连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1960年之前已还33亿元人民币,尚欠苏联总计24.4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 2、困难时期的1961年2月,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中国度过困难。我方接受了50万吨蔗糖,粮食是否借用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 3、1961年的中国进入了“全面反修”阶段,中国决定加速还款——以后选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粮食进口对象。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当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那么,“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1960年,中国向苏联口头提出所欠的“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遭到苏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批评,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把还债时间确定为“五年”,同时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受到媒体的渲染,“苏联逼债说”在中国民间氾滥。 4、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中苏交恶期间,官方论战颇多,但在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有“逼债”一事。其实,困难时期,中国每年对苏还债数额,远不及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 5、困难时期,虽然中国是在向苏联还债。但若要说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同样不是事实。1959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作者: 师铁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