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六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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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三天的自由 5月4日，趙紫陽在出席亞洲開發銀行年會時發表講話，肯定學生愛國；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此次表態與「四二六社論」的強硬立場有所不同。 趙紫陽的講話令新聞媒體的報道尺度有所放寬。當晚，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報道了北京數萬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的實況。這是學潮爆發 以來該台第二次報道學生遊行。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新華社所發的遊行照片，圖中隱約可見被定性為非法組織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旗，以及聲援《導報》的橫額。不少媒體紛紛效仿。 趙紫陽在後來出版的《改革歷程》中記載，5月6日，他與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和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專門討論了新聞改革的問題。他說，「制定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道和言論尺度。」 根據時任新華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和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陸超祺《六四內部日記》記載，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在接下來的兩天裏分別收到芮杏文和胡啟立的意見。 芮杏文說：「新聞報道前一段時間控制嚴一些，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些，遊行作了報道，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而胡啟立希望《人民日報》根據學運的報道，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政治公開性和透明度，在客觀、真實報道的同時進行監督並引導輿論。他希望「最後產生一個中央政策文件，在新聞法之前公布。」 5月11日，李大同提交聯名信之後兩日，胡啟立、芮杏文、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複和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分別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與編輯、記者對話。李大同回憶，在《中國青年報》的對話進行了三、四個小時之久，「現場氣氛熱烈，大家暢所欲言，基本毫無遮攔。」胡啟立當場宣佈：中央將立即開始起草中央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決定。 李大同說，去年，他還同胡啟立當年的秘書張宏遵聊天。據張回憶，那天對話之後，胡啟立在回去的路上非常興奮地說，「你看吧，下面的同志完全可以對話。」 正當大家對對話充滿期待之時，情況卻有了變化。5月13日，北京十幾所大學的300多名學生開始絶食抗議。知識界、文化界、醫療界等各個領域紛紛到天安門聲援學生。形勢越來越複雜。李大同說，原定於15日新聞界與政府的公開對話被無限期拖延。 5月17日，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刊登了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的書面談話。他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表明黨和政府不會秋後算賬，希望學生保重身體，停止絶食。 張寶林說，由於這篇講話強調是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見，消息出來後大家非常振奮。「我們覺得，大概以後的事情好辦了。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加大了報道力度。」 於是便有了中共建政後，中國新聞史上「最自由的三天」。 5月17、18、19日，電視實況報道了全國各大城市數萬人上街遊行。浩浩蕩蕩的隊伍從城市的四面八方起步，所到之處無不響起市民的歡呼和掌聲。舉著橫幅的不僅有大專院校的學生和教師、工廠工人、新聞工作者，還有北京各大醫院、金融、電信、交通等機構的職工，連許多國家機關的幹部也加入聲援。「救救孩子」「鏟除腐敗」「打倒官倒」等標語隨處可見。 各家報紙的頭版刊登了醫務人員在天安門廣場救治絶食學生的圖片，市民送藥、送水的情景；電台中連續播出各界人士的聲援信，夾雜著廣場的嘈雜聲和不斷響起的救護車鳴笛聲。 設在香港的《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在4月26日之後一直在北京採訪學運，每天撰寫現場報道。但在那幾天，一旦力量強大的官方媒體對學運開始全方面報道，香港媒體的優勢立即失色。 香港媒體只能了解到局部形勢，蔡詠梅覺得現場報道成了一種吃力不討好的任務，於是給報館打電話，建議直接引用官方媒體的報道。自己不再做現場報道，而是去做人物訪問，寫深度報道。 《香港時報》有國民黨背景，蔡詠梅對BBC中文說，「國民黨的報紙，從來都覺得共產黨在講假話。但那時覺得他們講真話了，而且做得很好。那就直接用他們的吧。」 張偉國稱這幾日是「49年以後僅有的、短暫的新聞自由的盛大節日」，與之前新聞界發起對話有直接關係。他說，「政治領導人做了姿態，各個媒體從業人員也通過這個信號抓到機會，加以充分利用。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突破。」 張寶林也說，「這種事態的形成，完全是中央高層和媒體自覺的互動。」 同新聞媒體一樣，蔡詠梅稱，那時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中國的海德公園」，人們充分享受著「言論自由的假期」。但人民所不知道的是，此時戒嚴部隊已駐扎在北京城外，等候命令隨時凖備向城內進發，「此時的廣場彷彿是一個自由的孤島」。 落幕 據《李鵬「六四」日記》記載，5月19日上午，鄧小平召集陳雲、李先念和楊尚昆等中共元老，以及幾位政治局常委、軍委常委等開會。會上提到對輿論的監管，鄧小平說，「中央要成立宣傳小組，常委直接管起來。要立刻派人進駐電台和電視台，對戒嚴要及時宣傳報道。」當晚，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北京從明日起實行戒嚴。記者在天安門廣場的採訪成了非法的事。 ，，，，，， 六四事件後，胡啟立、閻明複、芮杏文等主導新聞改革的中共領導被撤職。 對新聞工作者的清洗在學運後的幾年一直持續，未有完整的統計名單。根據總部設在紐約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於1993年初公布的統計，至少24位記者和編輯被捕，20位新聞工作者被撤銷職位、調離單位或被迫退休，8家新聞機構被迫關閉。這僅僅是已知的數據。 ---六四30週年：「寒冬」前中國記者最自由的三天 斯影 BBC中文
#赵紫阳 #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四二六社论 #学生爱国 #民主法治 #新闻媒体 #北京学生游行 #新华社 #非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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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
1个月前
【程凯：我的1980年代】 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 (程凯家属提供) 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1989年时，《海南日报》在他的主持下，曾将《人民日报》将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从头版头条下撤至第四版，并在中国当局开始在北京戒严时, 表达对赵紫阳的支持。其后，程凯遭撤职审查，被迫流亡美国。在美国时，他长期定居在加州湾区，积极投身中国民主运动。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今年1月26日下午，程凯因身患白血病，在加州奥克兰去世，享年78岁。 本台获得家属授权，独家刊登程凯的回忆录“我的1980年代”。即日起陆续刊出。 #程凯 #我的1980年代 #海南日报 #六四 #四二六社论
程凯因病去世事件· 9 条信息
#程凯 #1980年代 #《人民日报》 #《海南日报》 #八九民运 #四二六社论 #新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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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被写进"四二六"社论的长沙抗议 "六四"抗争是一次全民的政治权利唤醒运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研究学者吴玉婷（Andrea Worden）对德国之声讲述了当年长沙的抗议情景。吴玉婷回忆说，她当时任教的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生向来被认为政治冷感，但是1989年5月17日的游行队伍中，该校学生有1500名，占了全部 人数的一半。他们穿上象征人道主义的白衣大褂，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和北京、成都一样，抗议者们也进行了静坐绝食，并要求与当地政府领导人对话。5月18日到19日，长沙的抗议活动出现一些激烈行为，被写进了著名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吴玉婷说，"四二六"社论给长沙的抗议运动带来压力，从此以后组织者十分小心，不要给当局以镇压的口实。北京的血腥屠杀发生之后，长沙的学生和市民都表达了极大的愤怒，甚至试图卧轨拦截火车。官方也有些不知所措，小心翼翼不犯错误，最终没有酿成更大的事件。 "六四"期间，吴玉婷在长沙街头看到，很多市民手持相机拍摄学生的游行示威，甚至用磁带录下抗议者的演讲。她相信，当时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但是，血腥镇压之后，保留这些资料十分危险，想必大多已经被销毁。 1989年6月11日，吴玉婷和她的外国同事撤离中国。她的中国朋友请求她"一定要告诉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否则没有人会知道"。但是，她说，由于能够在北京之外的地方工作的外国人相对较少，媒体又主要聚焦于北京，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六四"记忆：天安门之外，全国60多个城市爆发抗议 ---德国之声
#四二六社论 #六四抗争 #长沙抗议 #湖南中医药大学 #政治权利 #游行 #白衣大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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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韵和
1个月前
编程随想：“四·二六社论”出笼的经过 ★4月22日，老赵提出三原则 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的时候，几位朝廷要员（老赵、李鹏、杨尚昆...）送邓小平离开大会堂。老赵当着几位朝廷高官的面，向老邓提出了处理学潮的三条原则性建议，并得到老邓的认可。既然老邓认可了，在场的其它几位高官也无异议。 以下是赵紫阳的三条原则： 1. 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 2. 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3. 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 俺个人觉得：如果当时的朝廷严格按照这三个原则处理学运，后来就不至于发生血腥镇压的惨案了。 ★4月23日，老赵出访朝鲜 按照原定计划，老赵在4月23日下午4点离开北京，出访北朝鲜一周。 以当时的政局，老赵有理由推迟出访。早在新华门事件（4月20日）的时候，副总理田纪云（改革派骨干）就曾力劝老赵推迟访问。但是老赵坚持按原定计划去北朝鲜。为啥捏？俺觉得有如下原因： 1. 老赵低估了学生的热情——他认为追悼会之后，学生的热情会逐渐消退。 2. 当他提出的三原则被老邓认可之后，他更加觉得，事态会很快平息。 3. 他低估了保守派的阴险（后面会提到）。 老赵走了之后，排名第二的总理李鹏就名正言顺代理主持裆中央的工作（这就是传说中的“监国”）。这样一来，李鹏就有机会从中搞鬼。别看李鹏长得傻，政治手腕很会耍。他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狠狠地搞了一下。 ★4月24日，李鹏彻夜开会 ◇北京市委挑头 就在老赵离开京城的第二天上午，北京市长陈希同找到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两人的对话如下。请注意，陈希同首先使用了“动乱”这个关键词汇。 陈希同： 锡铭同志，全市高校统一的非法学生组织昨晚成立。这场学潮已公开出一支有组织、有计划的非法学生组织来领导，这是公开的反动组织，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在北京掀起一场动乱。 李锡铭： 事态的确已发展到非常严峻的程度。关于北京的局势，我们是否专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一次？ 陈希同： 要不，我们先找老领导万里汇报一次，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定。 李锡铭： 那就请你与万里同志通个话，越早见他越好。 （上述对话摘自《天安门文件》） 《天安门文件》一书还提到： 李陈二人在下午15点去人民大会堂找万里，让万里拿主意。万里这个人，在经济方面是改革派（主政安徽的时候，搞了很出名的“包产到户”），但政治方面像是墙头草（后续帖子还会提到万里的这个毛病）。再加上万里当时是人大委员长，属于无实权的花瓶。所以当李陈二人找到他，让他拿主意的时候，万里就把皮球踢给李鹏（毕竟李鹏是监国嘛）。李鹏接到万里的电话——简直求之不得——当即提出连夜召开碰头会。 另据官方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第41页）记载： 24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汇报了面临的严峻形势。 16:00，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分析研究当前北京市形势。会议认为，北京市的学潮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 这几天学潮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大规模闹事的既成事实和继续扩大闹事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地下组织、非法组织猖狂活动造成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敌对势力勾结发展的结果。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李陈二人在15点找万里谈完之后，16点就赶忙开了北京市委的常委会。之所以如此紧锣密鼓，就是要赶在晚上的政治局碰头会之前，先得出一个结论（会议纪要），然后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说事儿。 ◇李鹏召开政治局碰头会 当晚20点，李鹏主持政治局碰头会。据《李鹏日记》记载，主要有如下朝廷大员参加： 李鹏（政治局常委）、乔石（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政治局常委）、姚依林（政治局常委）、杨尚昆（政治局委员、八元老之一）、万里（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田纪云（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宋平（政治局委员）、李锡铭（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丁关根（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希同（北京市长）、李铁映（国家教委主任）、何东昌（国家教委副主任）等。 　　 李鹏一上来的发言就给会议定了基调： 今天主要听取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众所周知，自胡耀邦去世到今天，首都几十所高校学生已由写大小字报、上街游行、罢课发展到公开成立非法学生组织，极少数人操从并利用了学生，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接着，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这两班人马，纷纷夸大事态的严重性。下面是俺摘录自《天安门文件》的部分发言，粗体是俺标注的，小括号中的斜体文字是俺加的注解。 李锡铭： 几乎所有的团委书记和学生会主席都反映在校很孤立，一些学生会被污称为“伪学生会”。相反，非法成立的学生自治会都理直气壮。总之，邪气已经压倒正气。 陈希同： 这次学潮涉及面之广、参加学生之多、情况之严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到目前为止，首都已有三十九所高校近六万名学生罢课：有的继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成立非法组织，抢占学校广播站，强制解散学生会：有的上街演讲，组织募捐，派人到工厂、中小学和外地串连，企图煽动全国性的罢课、罢工。可以说，首都的学潮已经由原先学生自发悼念耀邦的活动演变为一场动乱。 何东昌： 这次学潮几乎已波及到二十多个大中城市所在的高等院校。无论从大字报的内容，进行的口号，以及罢课，成立非法学生组织，其目的就是煽动闹事，制造动乱，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李铁映： 教委到今天为止已发了四个通报，目的就是稳定全国高校的局势。看起来杂度很大。有可能发展成全国性的动乱。 姚依林（编程随想注：此人是陈云亲信，保守派骨干，当今政体红人王岐山的岳父）： 这场学潮发展到今天已经被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利用，已经演变成一场动乱。一定要尽快予以揭露，向全社会特别是学生认清其真相，要明确表明中央的态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李鹏还特地提到了人大博士生的大字报： 我昨天看到的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就很赤裸裸，是公开的向党挑衅。我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会议结束时，李鹏向杨尚昆建议：尚昆同志，您是否徵求一下小平同志的意见，请他老人家听听一下常委的汇报？杨尚昆说：我去跟小平说，争取明天上午到他那里去。为啥李鹏急于汇报给老邓捏？就是想获得老邓对“动乱”这个定性的首肯。 ◇俺的点评 1. 为啥李鹏及北京市委的态度，变得这么快？ 老赵是在4月23日下午4点离开北京去朝鲜访问。在老赵离开之前，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并没有提出“动乱”警告。当时的朝廷高官对于老赵的三条原则（温和处理）也没有异议。为啥老赵离开才半天，北京市委的李锡铭和陈希同，以及国家教委的李铁映，就把学运上纲上线，提升到“全国性动乱”的高度？难道23日那天有什么震撼性的事件发生吗？ 　　 大伙儿不妨回顾一下前一个帖子。在23日那天，只有一件事情值一提——那就是北高联在23日晚上成立。难道说，成立一个学生组织，就会对整个国家造成动乱的风险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伟光正的统治也太脆弱了吧？ 　　 所以，23日民间发生了啥事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官方发生了啥事儿。那就是——23日下午老赵离开北京，李鹏临时监国。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李鹏以及北京市委为何在24日突然做出这么多动作。 2. 为啥政治局委员会被误导？ 　　 对于这个问题，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提了他的看法： 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针对老赵的说法，俺再补充一下。 在23日当天，北京出现的大字报很多（估计成百上千），真正激进的言论并不多。但是北京市委以及李鹏，故意把那些最激进的大字报拿到政治局会议上来说事儿。这是一种典型的忽悠手法——选择性披露信息。举个例子：如果你熟悉 CCAV 的“新闻联播”，应该晓得“新闻联播”惯用的伎俩是：对内报喜不报忧，对外报忧不报喜——这就是典型的“选择性披露信息”。通过这种手法，可以有效误导信息的接收者 3. 为啥改革派官员没有提出异议？ 参加碰头会的人里面，至少胡启立、田纪云、万里都可以算是改革派的官员。为啥他们没有提出质疑捏？俺来分析一下。 前面说了，“选择性披露信息”具有很强的误导性。不排除某些改革派官员被其误导。另外，即使当天参会的改革派官员没有被误导，也很难对北京市委的材料提出质疑。为啥捏？ 首先，改革派官员缺乏自己的消息渠道。而北京市委有自己的消息渠道（北京市国安局）。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北京市委可以人为夸大事件的严重性。 其次，胡启立和田纪云等人，相比姚依林和李鹏，无论是职务还是资历都不够。而伟光正是很强调等级森严滴。所以他们即使没有被误导，也不方便在会议上提出质疑。 ★4月25日上午，老邓拍板定调 ◇邓太上皇的御前会议 25日上午9点，几名朝廷大员准时在老邓家中会合。在本系列中，这已经是邓太上皇第三次在自己的寝宫召集帝国重臣开会了。为了省事儿，俺直接摘录《天安门文件》中的会议纪要。请大伙儿仔细揣摩保守派官员的发言，尤其是俺标注粗体的地方。小括号中的斜体文字是俺加的注解。 李鹏首先代表政治局常委汇报： 小平同志，根据形势的发展，昨天晚上，我们在家的常委听取了北京市委和国家教委关于首都高校情况和社会发展动向的汇报。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北京的局势已经十分严峻。 胡启立： 这次学潮是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已经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发生了学生游行示威。（编程随想注：胡启立的发言中不提“动乱”二字，也相对客观） 李鹏： 游行呼喊的一些口号和大字报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叫嚣要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翻案。把矛头直接对准以您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编程随想注：这是激将法） 邓小平： 说我垂帘听政呢。 李鹏： 还有的公开要求政府下台，胡说什么要公开研究和讨论现有中国政治和权力问题。实行普选，修改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取消反革命罪。北京、天津等一些高校已经出现了非法学生组织。（编程随想注：关于普选和修宪，触及了老邓的底线——四项基本原则） 陈希同说： 非法学生组织。如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学波兰的“团结工会”在北大成立“团结学生会”。 李鹏： 这些非法组织少数头头背后还有人指使。 李锡铭： 北大非法学生组织的幕后人物说是方励之的老婆。 陈希同： 我们已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查实这些非法学生组织头头的身份和背景。 李鹏： 目前北京已发生连续两次冲击新华门事件，长沙、西安出现了“四·二二打砸抢烧事件”，武汉也已多次发生学生在长江大桥游行堵塞京广大动脉事件，这些都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扰乱了社会秩序。我们常委的几位同志一致认为，这是一场动乱，必须依法尽快予以制止。 接下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常委碰头会的原则意见。随后，邓小平示意陈希同谈一下北京市的情况。 陈希同： 我向小平同志报告一下这两天北京高校的情况。二十三日以来，北京己有四十八所高校六万多名学生参加罢课。这次罢课有四个特点：一，制造舆论，寻求社会支持。二十三日以来，有四十二所院校学生在校内演讲、游行，争取中间派学生及教职工支持。北大、清华、师大、人大等院校的学生集中在教学楼、操场讲演、游行，主要是要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师大公开呼喊“打倒邓小平”口号。（编程随想注：特地强调“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典型的激将法） ......（编程随想注：陈希同说了一大通，考虑到篇幅，后面省略） 姚依林： 这次学潮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由自发性的悼念转变为一场动乱。 杨尚昆： 确保全国特别是首都的正常社会秩序非常重要，我们决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次学潮制造动乱。要尽快坚决予以揭露。 最后，邓小平作总结性发言（编程随想注：请注意最后一句话——老邓已经同意【动乱】这个定性）： 我完全赞同中央常委的决定。这不是一般的学潮。学生闹事到今天已经十天，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但是，事情并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极少数人利用了学生，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清楚，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 以上就是御前会议的简单纪要。 ◇俺的点评 1. 老邓为啥态度转变？ 　　22日的追悼会上，老赵向老邓提出了三条原则（温和处理），老邓表示同意。为啥到了25日（仅仅过了三天），老邓就同意了“动乱”的定性捏？ 　　在本系列前面的帖子，俺介绍过老邓的意识形态——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 　　在邓家开会时，李鹏等人故意挑选一些大学生的过激言论，说给老邓听。正是这些言论戳到老邓的痛处，触动了他内心最敏感的神经。所以老邓才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同意“动乱”的定性。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老邓在文革期间饱受红卫兵摧残，他大儿子邓朴方也是被红卫兵搞成残废。所以，邓对学运抱有某些天然的敌意（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红卫兵的迫害）。 2. 陈希同到底有没有责任？ 就在上个月（2012年5月），香港出版了《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一书。在此书中，陈希同极力为自己在六四期间的言行辩护，并把很多责任推到李锡铭头上（反正李锡铭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按照陈希同的说法，当年李锡铭是北京市委书记，而且还是政治局委员，官比他大，很多决定都是李锡铭策划滴。 　 但是俺认为：陈希同和李锡铭两人，对于“426社论”的出笼都负有很大的责任。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24、25日这两天，陈希同甚至比李锡铭还要活跃。没有这两人从中掺和，光靠李鹏是无法把学潮上升到“动乱”这个高度的。所以，李鹏是426社论的主要责任人，而陈希同和李锡铭则相当于李鹏的帮凶。 ★4月25日下午，社论正式出笼 邓家的御前会议开完之后，李鹏一刻也不耽误，立即让曾建徽（真理部副部长）执笔起草人民日报社论（传说中的“426社论”）。为了忠实体现太上皇的讲话精神，直接拿太上皇的最后一句话“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做社论的标题。另外，在社论中还原样照搬了太上皇的讲话，比如这句：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这篇社论当天晚上就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CCAV）通告全国，并刊登在第二天的《日人民报》头版头条。至此，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终于出笼了！
#四二六社论 #学潮 #胡耀邦追悼会 #赵紫阳 #邓小平 #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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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四•二六社论发布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正式将之前全国各地对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及学生、市民的抗议活动定性为动乱。 该社论激化了中国共产党与抗议者之间的矛盾，被视为六四事件冲突升级的导火索之一
#四二六社论 #六四事件 #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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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华
10年前
89年5月6日，北京各高校继续罢课，抗议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要求平等对话。图为北大校园内三角地的罢课大字报、标语。#图说八九六四 http://t.co/vCae8TxVZW
#八九学运 #罢课 #高校抗议 #四二六社论 #平等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