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Morris
1周前
辛亥之冬,湘人宋教仁立于时代的浪尖。清廷风雨飘摇,旧世界的门扉已裂,他却以三十未满之身,肩起一个新国的希望。那是1911年,一个王朝的残阳下,一个共和国的晨星正升起。彼时的中国,千年帝制甫崩,山河破碎、人心茫然。许多人想着如何登堂入室、分割新权,而他,却在南京的简陋书案上,起草了一份未完成的制度蓝图——宪政、选举、代议,这些被尘封已久的字眼,在他的笔下闪着理性与信仰的光。 他相信,革命不是换一个皇帝,而是换一种做人的方式。他要建的,不是“宋家的天下”,而是“国民的国家”。那是一种几乎天真的信念:权力可以被监督,政府可以向人民负责,民主可以在这片经年封建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他的理想,不是热血的呐喊,而是冷静的制度;不是刀枪的征伐,而是法律的秩序。有人说他不像革命党,更像立法者;但正因如此,他才是那群热血之士中,最冷静、也最危险的一个——因为他要以法束权,而非以权驭人。 辛亥之后,南京临时政府草创,群雄并起。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各怀心计;而宋教仁坐镇法制,起草《临时约法》。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它规定元首权力受限,内阁必须向议会负责;它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将“皇权神授”彻底葬于旧制的尘埃中。宋教仁明白,这一纸宪法,并不足以稳天下,却足以定方向。他要做的,不是胜一时之战,而是为后世立一个可被遵守的秩序。 1912年,民国初定。他转身走上另一条更险的路——以法律之名,与权力正面对抗。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以政党制衡总统之权。那一年,他三十岁,眉目清朗,语气坚定。他奔走于南北之间,演讲、筹款、招募议员候选人,用一场场公开的竞选,向这片土地讲述“民主”的含义。他说:“民权者,国之本;宪政者,民权之器。”这句话后来被印在了无数学生的笔记上,却没能印进一个军阀的心里。 1913年春,选举结果出炉,国民党大获全胜,几乎可以掌握内阁。那是中国史上第一次通过选票决定权力归属的时刻。可就在这一刻,宋教仁走出上海车站,迎面一声枪响,子弹击穿了他的胸膛,也击碎了一个新国的梦。血流在淮海路的石板上,他的手中还攥着一份未寄出的信——上书“宪政进行之急务”。他倒在那一页理想之上,带着尚未来得及实现的制度蓝图。 那一枪,不仅杀死了宋教仁,也杀死了中国民主政治萌芽的第一次春天。枪口后的人是谁,史家至今争论不休,但天下皆知——利益与理想的冲突,远比子弹更致命。袁世凯登上总统之位,旋即解散议会、禁绝党派,恢复帝制,民国的法统从此成了空壳。宋教仁用死告诉世人:革命易,立宪难;推翻暴君易,驯服权力最难。 他若不死,或许中国的宪政道路仍充满荆棘;但正因他死,后世才有了方向。梁启超称他为“宪法之魂”,孙中山叹曰“国之干城失矣”。而鲁迅笔下那个“失去方向的民族”,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在寻找像宋教仁那样的人——不只是反抗者,更是建设者;不只是烈士,更是法治的奠基者。 许多年后,当人们再次谈起民国初年的动荡,总会想起那个被雨打湿的车站,那具年轻的遗体,以及那场未完成的民主实验。宋教仁的一生,短如流星,却划破了中国政治夜空的第一道光。他没有王侯的权势,没有将相的军功,却以理想之锋,挑战了权力的本质。他相信,国家的未来不在强人之手,而在制度之下;社会的秩序不靠恐惧维持,而靠公意支撑。 他死时,年仅三十二岁。后人立碑于衡阳,碑上寥寥数语:“以法立国,以宪为本。”这八字,简直像他的墓志铭——寡言而坚硬,如他一生的信念。有人说他太理想,不合时宜;可正如陈宫在白门楼上所示,正是那些“不合时宜”的人,才照亮了时代的天际。宋教仁之死,让我们明白:理想主义者未必能活成胜者,但他们能活成坐标;现实可以多次偏离,却终会被他们拉回正轨。 百年之后,中国的宪政之路仍未完全平坦,但那盏在衡门点亮的灯,从未真正熄灭。它在书本中、在思想中、在一代代追求法治与公正的人心中,微微闪烁。或许,宋教仁并未死去——他只是化作了每一个相信“权力应有界限、人民应有尊严”的灵魂,在历史的风口,默默地燃烧。
程益中
8个月前
怀念民国,表面上是一种对往昔文化与风华的追思,实则往往是一种观念的退步与精神的退守。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的中华民国,并非真正的宪政民主政权,而是一个带有浓厚极权色彩的威权社会。 诚然,民国时期在教育、学术、文化上曾有过璀璨的光辉,那是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政治制度却始终未能摆脱党权高于法权、军政干预民政的局面。从“训政”到“动员戡乱”,宪政始终是一纸理想,未能落实为现实。国会形同具文,党国体制之下,个人自由与政治权利始终受限。 当下简中高耸如云的大都会,上天入地的大基建,光鲜亮丽的繁华景象,早已令包括美国、台湾在内的民主灯塔社会竟折腰。表面上看,正体及繁体所有电视台上的新闻节目,都在歌唱简中社会的伟大复兴,都早愤怒谴责自身社会的衰败和绝望——当然,我并不认同这种无知和荒谬。 转型宪政民主之前的中华民国,充其量也只是邓大人倡导的“先富起来”,也多半是一种不均衡发展的表象。上海、南京的摩登与繁华,并未能覆盖乡野的贫困与动荡;少数菁英阶层掌握资源,绝大多数民众依旧挣扎于生存线。民国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民国的自由,也只是少数人的自由。 怀念民国,往往是一种对表面繁荣和文化浪漫的向往,却忽略了威权政治的阴影与社会不公的伤痕。真正的宪政民主,不仅是选举和议会,更是法治、权利、平等与责任,而是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而是以新闻媒体为核心的第四种权力的崛起。若将一个尚未完成现代政治转型、充满体制缺陷的威权社会理想化,无疑是对民主精神的误解与倒退。 过去是回不去的从前,我们也只能往前看,不能卡顿在当下。历史值得怀念,但怀念不应成为逃避现实的理由,更不应成为对现代政治追求的妥协。只有直面历史,汲取经验,方能走向更加成熟、公正与自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