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

程益中
5个月前
怀念民国,表面上是一种对往昔文化与风华的追思,实则往往是一种观念的退步与精神的退守。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的中华民国,并非真正的宪政民主政权,而是一个带有浓厚极权色彩的威权社会。 诚然,民国时期在教育、学术、文化上曾有过璀璨的光辉,那是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政治制度却始终未能摆脱党权高于法权、军政干预民政的局面。从“训政”到“动员戡乱”,宪政始终是一纸理想,未能落实为现实。国会形同具文,党国体制之下,个人自由与政治权利始终受限。 当下简中高耸如云的大都会,上天入地的大基建,光鲜亮丽的繁华景象,早已令包括美国、台湾在内的民主灯塔社会竟折腰。表面上看,正体及繁体所有电视台上的新闻节目,都在歌唱简中社会的伟大复兴,都早愤怒谴责自身社会的衰败和绝望——当然,我并不认同这种无知和荒谬。 转型宪政民主之前的中华民国,充其量也只是邓大人倡导的“先富起来”,也多半是一种不均衡发展的表象。上海、南京的摩登与繁华,并未能覆盖乡野的贫困与动荡;少数菁英阶层掌握资源,绝大多数民众依旧挣扎于生存线。民国的现代化,是少数人的现代化;民国的自由,也只是少数人的自由。 怀念民国,往往是一种对表面繁荣和文化浪漫的向往,却忽略了威权政治的阴影与社会不公的伤痕。真正的宪政民主,不仅是选举和议会,更是法治、权利、平等与责任,而是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而是以新闻媒体为核心的第四种权力的崛起。若将一个尚未完成现代政治转型、充满体制缺陷的威权社会理想化,无疑是对民主精神的误解与倒退。 过去是回不去的从前,我们也只能往前看,不能卡顿在当下。历史值得怀念,但怀念不应成为逃避现实的理由,更不应成为对现代政治追求的妥协。只有直面历史,汲取经验,方能走向更加成熟、公正与自由的未来。
朱韵和
7个月前
今日大陆统治者所嫉妒有二:一是大陆小资知识界人士怀念之民国,二是香港人怀恋之英殖。 大陆有人怀念所谓的民国美学太过,引起打压。民国有美学否?有一点。皆因清末和北洋,外派留学生,在西洋所学之科目繁多,不只理工,文学、美术、音乐时,样样皆有,还包括比较冷门的美学(Aesthetics)。 宗白华与朱光潜两氏,为留洋之美学派两大师。其实广义如建筑家梁思成、林徽音、诗人徐志摩、李金发、施蛰存,还有导演马徐维邦,亦俱美学家。 于是欧洲的地名,就出现以下的音义美译:翡冷翠、枫丹白露、牛津、剑桥,而不是今日GDP金钱购物时代的佛罗伦斯、方登勃罗、奥克佛尔斯特,以及康姆勃列治。 只看这两组译名,一组是淑女士绅,另一组是大妈农工,高下立判。崇优主义者选哪一边认同?不必再议。 美学在中国只短暂的萌芽,为何无以为继?中国人说,是因为后来遇到侵略战乱,以及日后破四旧之毛江“文革”。 后者毫无异议,只是前者:即使列强侵略,也只会令中国人的美学生活更为丰富:上海的法租界的梧桐树、青岛德国人的老房子、哈尔滨沙皇时代风格的马迪尔饭店和东正教堂,还有长春日欧建筑的大正遗风。凡此种种,俱是美学,由于所谓的列强侵略(Thank God),在晚清和民国的交汇处,所以民国美学也自成一个非常丰富的体系。 减去欧洲和日本的良性影响,真正的民国,其实“美学”有限,去台北看看,一度遍地充斥的蒋介石和林森铜像,相当丑陋,并无美学可言,民进党上台拆掉,堆填在一处,过几百年皆无价值。 士林官邸内可见蒋中正伉俪平时家居品味,家俬俱当时七十年代初之流行,与西贡前总统府中阮文绍留下之风格一样,汽车亦美国车。端庄有余,色彩略嫌当时大府第之时俗。 台北市的房子也相当丑,今日残余之美学,如梁实秋和孙立人生前之日式房子故居,又是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市长柯文哲说:中华民国何来美学,都是日治时代留下,中华民国只有破坏美学的能力。此言有点偏激,国民党无破坏之心,只是包括马英九在内,无美学训练而已。 对岸则不同,连美也可以叫做“臭美”,那么相反就是“香丑”最好。上海有几家文人书店咖啡馆,西式布设,点缀几块乌镇买来的清代木雕门板,有德国威玛时代的留声机一座,满洲国时代旧皮大沙发两张,泡意大利黑咖啡,有一股陈丹青的美学之风。但不要忘记,陈先生及其追随者,俱共产党眼中的敌人。 ---陶杰:美学这回事 淑女士绅对决大妈农工
朱韵和
7个月前
大饥荒时期的茅台 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遇到荒年,统治者往往会下令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直到民国这个传统都在保持。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十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最高可处以8倍罚金。 茅台的原料 主要是高粱和小麦,由于工艺原因,对粮食的需求量尤大,一吨酒要耗费五吨粮食。曾任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回忆,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在大跃进后的1959-1961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面临史上最惨不忍睹的大饥荒,这个时期的茅台酒酿造是怎样的呢? 根据可查的记录,1959、1960、1961三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2]其中,还出口139.86吨。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前文提到过,茅台因为工艺、原料、场地等原因,产量一直有限。1949年前,在没有遇见灾荒,政府不禁止生产的情况下,生产能力最牛的恒兴年产量最高峰也不过32500公斤,折合32.5吨。3家相互竞争,不断扩大产能,但加起来年产量也不超过60吨。如此下来,正常情况下3年最多也就出产180吨。 在全国饿死将近4000万人的那三年,茅台却生产了2079吨!产量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是正常年份11.5倍! ---血茅台——你不知道的国酒故事 作者: 二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