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

朱韵和
6个月前
毛曾自比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毛对秦制的兴趣远超对马列主义的兴趣。用宋永毅的话来说,毛“只是把皇权体制的酒瓶装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新酒而已,在文革中浮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中,研究者是不难挖掘出其古老的皇权专制文化基因的”。 宋永毅分析毛对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接班 人的“始乱终弃”,就是从皇帝-太子的关系着手。在古代中国,皇位通常是世袭的,血缘宗亲关系是基本的权力交接的政治基础。但是,世袭制并不稳定,长子继承制与秘密建储制各有优缺点,却都无法避免皇子之间的冲突,更无法避免父皇与太子之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就是你死我活。 中共建政之后,原本唯苏联马首是瞻,事事学习老大哥。但斯大林并未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在斯大林死后通过一番残酷的权力斗争夺取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让毛泽东感到心惊胆寒。这是毛罢黜刘少奇的起因。美国学者罗德明认为,刘少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是正统的列宁主义信徒,并不像文化大革命谴责的那样背离马列主义。刘少奇只是在经济上采取稍稍灵活务实的政策。宋永毅进而指出,做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刘少奇兼有受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身份。在他本人垮台之前,毛的所有政治运动,刘都是支持者。刘少奇尚未发觉文革针对的目标是他本人时,他也对文革坚决支持——刘的文革和毛的文革,打击的对象不同,整人的方式却相似。所以,从来不存在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是文革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以此而论,刘少奇的悲剧“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 毛与林彪的关系,在宋永毅看来,更是某种“变异的皇太子政治”:“毛时代的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随意性,不仅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还使得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或被逼造反的变数。” 林彪在文革初期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外界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林彪如履薄冰、岌岌可危。毛泽东并未将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向林彪全盘托出,林彪只能亦步亦趋、见风使舵。时任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回忆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在台湾军事情报局前副局长翁衍庆所著的《林彪的忠与逆》一书中,抛出一份惊人的材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林彪与陶铸写了一封密函给居住在香港的国军退役将领周游,请其转交蒋介石以示输诚。信中写道:“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期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己往日之错。”此信之真伪尚存疑,但信中表达的林彪高处不胜寒的心态以及对毛的反感,大致是真实的。 ---余杰:毛有病,天知否?
Ignatius Lee
7个月前
从心灵鸡汤里提炼阳春白雪:再谈思想解放 我们经常看见有人表达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厌恶情绪,但心安理得接受了其中的历史决定论,甚至可以说连他们的反对意见都是被历史决定论塑造的。 中国人至今也没有克服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就像一种牢笼:人们一边批评牢笼,一边扛着牢笼到处走动。 历史决定论不仅是一种宿命论,还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尤其在六四惨案这样的集体创伤之后,历史决定论还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障碍和普通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禁闭室。 历史决定论是个什么东西呢?哲学家们对它的批判太多,简单来说,以往人们更侧重历史决定论过度强调对人类理性的极端迷信,过度迷信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则表现为对历史周期的过度迷信……这些情况都在给极权主义创造生存土壤。 现在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决定论发生了新的演变:它从极端的理性主义跑偏到了另一个极端:极端不理性。一方面人们毫无实证依据地假设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以往的历史周期,另一方面人们想当然相信某些专属于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愤世嫉俗地认定:改变现状没有可能,让现实继续烂下去最好,反正历史周期还要再循环,反抗没有意义。 现在,历史决定论形成了一种密闭的观念空间,一切试图向其中渗透的努力、一切想要打开人们心结的努力、一切试图引导人们解放思想的努力,都会引起激烈抗拒。这倒不是说他们对现状很满意,也不是说他们支持维持现状,恰恰相反:他们对现状极为不满,但是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努力也持同样的攻击态度。 这些群体的心理就像集中营幸存者,暴力已经彻底摧毁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他们连看人的眼神也闪躲不定,除了囤积食物,在他们的余生中仿佛只剩下无穷无尽的软弱、怨恨和自暴自弃。除了囤积食物,他们不相信一切善意,不相信这个世界除了食物以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你要把余生都活在自欺欺人中吗? 以赛亚·伯林在《论历史不可避免性》中猛烈批评滥用历史决定论的倾向,还有将科学决定论跟历史混为一谈的倾向,还有将对历史的回顾性解释合理化的倾向,还有对历史目的论的迷信(中国流行的“历史循环论”也是历史目的论的一个变种),以及历史决定论对道德责任感的严重破坏。这些情况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同样严重,甚至泛滥成灾,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 历史不仅充满了偶然性,还不存在一条所谓的必然道路。不仅历史决定论幻想的现实和历史关系,无法通过实证来证明,中国例外论还用中国历史特殊性来搪塞一切比较、对照和反省,最终只为达到一个目的:告诉你现状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 以赛亚·伯林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就是讽刺那些认为每个问题都有唯一一个正确答案的天真想法。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思想解放的起点。更进一步的成长还会让我们发现以赛亚·伯林另一个论点:价值和意义是多元的,即使它们互相冲突、互相矛盾,没有任何一种价值或意义绝对高于其他。 开放的思想总是保持开放性,而封闭的思想反复强调绝对性。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国人跑到自由世界就思想自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牢笼还如影随形,认知混乱与思想解放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 我们在网上看见这样一句心灵鸡汤:“当一杯牛奶打翻了,再倒一杯就好了。不要成为你过往的囚徒,那只是一堂课,不是无期徒刑。” 这句话虽然是心灵鸡汤,但是举重若轻地指出了历史主义谬误和历史决定论所制造的社会心理障碍:一个人在过去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不等于未来也会一直失败一直失败。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换成国家、民族和社会,怎么人们就忽然愤世嫉俗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