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

2周前
毛曾自比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毛对秦制的兴趣远超对马列主义的兴趣。用宋永毅的话来说,毛“只是把皇权体制的酒瓶装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新酒而已,在文革中浮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中,研究者是不难挖掘出其古老的皇权专制文化基因的”。 宋永毅分析毛对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接班 人的“始乱终弃”,就是从皇帝-太子的关系着手。在古代中国,皇位通常是世袭的,血缘宗亲关系是基本的权力交接的政治基础。但是,世袭制并不稳定,长子继承制与秘密建储制各有优缺点,却都无法避免皇子之间的冲突,更无法避免父皇与太子之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就是你死我活。 中共建政之后,原本唯苏联马首是瞻,事事学习老大哥。但斯大林并未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在斯大林死后通过一番残酷的权力斗争夺取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让毛泽东感到心惊胆寒。这是毛罢黜刘少奇的起因。美国学者罗德明认为,刘少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是正统的列宁主义信徒,并不像文化大革命谴责的那样背离马列主义。刘少奇只是在经济上采取稍稍灵活务实的政策。宋永毅进而指出,做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刘少奇兼有受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身份。在他本人垮台之前,毛的所有政治运动,刘都是支持者。刘少奇尚未发觉文革针对的目标是他本人时,他也对文革坚决支持——刘的文革和毛的文革,打击的对象不同,整人的方式却相似。所以,从来不存在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是文革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以此而论,刘少奇的悲剧“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 毛与林彪的关系,在宋永毅看来,更是某种“变异的皇太子政治”:“毛时代的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随意性,不仅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还使得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或被逼造反的变数。” 林彪在文革初期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外界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林彪如履薄冰、岌岌可危。毛泽东并未将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向林彪全盘托出,林彪只能亦步亦趋、见风使舵。时任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回忆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在台湾军事情报局前副局长翁衍庆所著的《林彪的忠与逆》一书中,抛出一份惊人的材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林彪与陶铸写了一封密函给居住在香港的国军退役将领周游,请其转交蒋介石以示输诚。信中写道:“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期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己往日之错。”此信之真伪尚存疑,但信中表达的林彪高处不胜寒的心态以及对毛的反感,大致是真实的。 ---余杰:毛有病,天知否?
1个月前
从心灵鸡汤里提炼阳春白雪:再谈思想解放 我们经常看见有人表达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厌恶情绪,但心安理得接受了其中的历史决定论,甚至可以说连他们的反对意见都是被历史决定论塑造的。 中国人至今也没有克服历史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就像一种牢笼:人们一边批评牢笼,一边扛着牢笼到处走动。 历史决定论不仅是一种宿命论,还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悲观情绪,尤其在六四惨案这样的集体创伤之后,历史决定论还变成了普遍的社会心理障碍和普通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禁闭室。 历史决定论是个什么东西呢?哲学家们对它的批判太多,简单来说,以往人们更侧重历史决定论过度强调对人类理性的极端迷信,过度迷信历史必然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则表现为对历史周期的过度迷信……这些情况都在给极权主义创造生存土壤。 现在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历史决定论发生了新的演变:它从极端的理性主义跑偏到了另一个极端:极端不理性。一方面人们毫无实证依据地假设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以往的历史周期,另一方面人们想当然相信某些专属于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愤世嫉俗地认定:改变现状没有可能,让现实继续烂下去最好,反正历史周期还要再循环,反抗没有意义。 现在,历史决定论形成了一种密闭的观念空间,一切试图向其中渗透的努力、一切想要打开人们心结的努力、一切试图引导人们解放思想的努力,都会引起激烈抗拒。这倒不是说他们对现状很满意,也不是说他们支持维持现状,恰恰相反:他们对现状极为不满,但是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努力也持同样的攻击态度。 这些群体的心理就像集中营幸存者,暴力已经彻底摧毁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他们连看人的眼神也闪躲不定,除了囤积食物,在他们的余生中仿佛只剩下无穷无尽的软弱、怨恨和自暴自弃。除了囤积食物,他们不相信一切善意,不相信这个世界除了食物以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你要把余生都活在自欺欺人中吗? 以赛亚·伯林在《论历史不可避免性》中猛烈批评滥用历史决定论的倾向,还有将科学决定论跟历史混为一谈的倾向,还有将对历史的回顾性解释合理化的倾向,还有对历史目的论的迷信(中国流行的“历史循环论”也是历史目的论的一个变种),以及历史决定论对道德责任感的严重破坏。这些情况在今天的中国问题同样严重,甚至泛滥成灾,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 历史不仅充满了偶然性,还不存在一条所谓的必然道路。不仅历史决定论幻想的现实和历史关系,无法通过实证来证明,中国例外论还用中国历史特殊性来搪塞一切比较、对照和反省,最终只为达到一个目的:告诉你现状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 以赛亚·伯林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就是讽刺那些认为每个问题都有唯一一个正确答案的天真想法。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思想解放的起点。更进一步的成长还会让我们发现以赛亚·伯林另一个论点:价值和意义是多元的,即使它们互相冲突、互相矛盾,没有任何一种价值或意义绝对高于其他。 开放的思想总是保持开放性,而封闭的思想反复强调绝对性。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国人跑到自由世界就思想自由了,套在他们身上的牢笼还如影随形,认知混乱与思想解放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情。 我们在网上看见这样一句心灵鸡汤:“当一杯牛奶打翻了,再倒一杯就好了。不要成为你过往的囚徒,那只是一堂课,不是无期徒刑。” 这句话虽然是心灵鸡汤,但是举重若轻地指出了历史主义谬误和历史决定论所制造的社会心理障碍:一个人在过去一直失败一直失败,不等于未来也会一直失败一直失败。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换成国家、民族和社会,怎么人们就忽然愤世嫉俗起来了?
1个月前
我给大家一个忠告:别信辩证法,更别浪费时间去学这玩意儿。它不仅让人降智,还极具毒性。 在中国,辩证法常被吹捧为一种“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尤其在马克思主义体系里,它几乎被神化。但现实中,所谓“辩证法”,其实是一套歪曲逻辑、操控舆论、服务权力的工具。 它声称“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于是任何冲突、苦难、不公,到了辩证法的嘴里都能洗成“有益的”。贫富差距?发展代价。政治迫害?阶段矛盾。战争与镇压?历史必然。 这就像是在告诉你:你被欺压,是为了让社会更好。你受苦,是为了国家进步。 荒谬吗?我们看看现实里的辩证法逻辑,随便举几个例子: 长城防火墙不是审查,而是“保护中国免受境外思想侵扰”; 工人拿低薪不是剥削,而是“保持国家的发展优势”; 铁链女也能被辩解成,至少帮助了一部分精神障碍女性获得家庭,并解决了贫困地区的生育问题; 六四镇压不是屠杀,而是“维护国家稳定”。 只要你愿意“辩证”一点,任何罪恶都能变得合理,任何黑暗都能找到光明的影子。 总之,由于辩证法宣称“事物都有两面性”,于是原本清晰的是非,被它搅成了混沌不清的泥沼。没有对错,只有“发展的阶段”;没有责任,只有“历史的辩证运动”。 ——这不是哲学,是一种高级的愚民术。 你若质疑?他们会说你“形而上学、不够辩证”。你要讨论?他们直接把你打成“非主流思想”。这是一个自我封闭、自我洗白的体系,一旦接受了前提,你就再也走不出来。 可笑的是,中国学校禁讲逻辑学,却强推辩证法教育,从小学灌输,大学背诵,连考公务员都要考“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你以为这是为了培养你的哲学素养?别天真了——它是为了让你更顺从、更听话、更不会质疑权力。 真正的思考从来不靠这种“自圆其说”的诡辩术。辩证法不是通向真理的钥匙,而是让你放弃判断的枷锁。
1个月前
许小年在一次公开活动中遭到挑战,质疑者站在支持国家垄断立场,强烈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质疑者还颠倒逻辑关系,将新自由主义描述成帝国主义阴谋论。 许小年回应另一位提问者的时候,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的看法。他指出《资本论》的立论依据“劳动价值论”在现代经济学范畴是不成立的,这意味着《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后续推论也不成立。 借批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的间隙,许小年旁征博引委婉批评前一个质疑者用信仰来代替现代科学知识扭曲了认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但是马克思主义分子在批评其他思想理论的时候,不但读半吊子书,还不对其他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读一个《资本论》就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这不是求知,这只是信仰,信仰不能代替知识。 真正的知识,不但要对自己支持的知识有充分认识,还要知道其弱点和缺陷,更要对自己反对的意见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见解,而不是把自己支持的知识当信仰来批评一切自己不认同的知识。 中共及其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们就像这则短片中义愤填膺的批评者那样,他们有一点知识,但是就像认知残疾一样,他们不但想象不到自己的认知盲区,还一味对假想敌挥舞拳头,结果拳拳打在棉花上。
1个月前
杀人太少 一个春风沉醉或是一个夏日醺风的夜晚,美丽的日内瓦“兰多尔特”咖啡馆里坐着几位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信徒、职业革命家们,他们有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时年40岁)和他的得意学生列宁(时年25岁),法国的保·拉法格(53岁)、茹·盖得(50岁),可能还有沙 ·龙格。后三位的名字我们都不甚熟悉,但他们 都是法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其中的拉法格正是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的丈夫,《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就是他的大作。 窗外湖光山色,窗内咖啡氤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已经凋零,中一代革命家及青年翘楚列宁同志正品茗咖啡,情绪悠然,闲聊的却是麻辣话题——杀人。 话题还是普列汉诺夫引起的。他们在谈到法国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时,老普同志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话: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 话音刚落,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他的老师:“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 一言既出,四座皆惊。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总结雅各宾派失败原因的。就像当今也从来也没有人总结柬埔寨共产党失败的原因是波尔布特“杀人太少”一样;也没有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杀人太少”一样。 老普同志在《政治遗嘱》中追述了上述尘封往事的细节,接着说:“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列宁同志虽只执政六年,俄国已有百万人头落地了。列宁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执政,人头落地更以千万计。 在这次咖啡馆谈话60年后,1956年的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 “波匈事件”发生是社会主义阵营前所未有的,它对万里之外的毛泽东同志影响至深至巨。在随后的几年中,毛同志不断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总结来总结去,赫然竟也是那句话:“他们杀人太少”。 在1956年11月15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同志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 一方面,毛同志很得意于我们中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们和他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土改、镇反中杀了很多人。 另一方面,毛同志又认为在我们中国也要提高警惕,防微杜渐,措施就是抓紧阶级斗争,多杀人,杀够数目。 在此之前,有一次刘少奇同志谈到越南时对越南土改杀人过多感到“忧虑”,毛同志插话道: “我们杀七十万人,六亿人,千分之一点三。东欧就没有大张旗鼓杀人。革命嘛!” 不知这个70万的数字从何而来?如果是指建国以来所杀的人,恐怕几个70万也打不住。毛同志说“革命嘛!”,这句感叹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说革命嘛,哪能不杀人?而且要“杀人”,而且要“大张其鼓杀人”。 因为老普同志的《政治遗嘱》是在1999年才公布于世的,毛同志生前是不可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列宁同志说过的“杀人太少”的话。 然而这两位伟大领袖却能相隔遥远的60多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说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话语来。 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主义相通心相通,英雄所见略同。 ---英雄所见略同之一:杀人太少 作者: 胡鹏池
1个月前
从“五四”到“六四” ——中国人始终没有爬出文化深坑 一、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全面开放,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向欧美日本学习,故称“新文化运动”时期。但是,后来也在模仿欧洲思想逻辑,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跟从欧洲人宣扬欧洲衰败论,为马克思主义入中国推开门扉。 二、“五四运动”发生了大转折,以民族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由于“一战”落幕的“巴黎和会”把德国占领的青岛移给日本,且中国是“一战”胜利方,激起全国民族主义浪潮,此后陈独秀、李大钊宣扬的马克思主义压倒了胡适宣扬的民主、自由启蒙论,鲁迅继续进行国民性批判,给出的却是民族主义药方,比如《友邦惊诧论》。国民党系统一向扬胡适贬陈、李、鲁迅,实际上胡适与他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他们批判欧美近代制度,胡适则影响青年排斥基督教,都是以民族主义反欧美,结果,基督信仰被压制了,民主政治也就后继乏力了,最后被中共赶出中国大陆。 三、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中国社会思潮长成了两头怪,民族主义压倒民主主义。“五四精神”越强烈,反欧美的劲头就越疯狂,最后自燃于苏联送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瓢汽油,直至“十年文革”,走入绝境。 四、七十年代,从蒋介石重庆侍从室走出来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勘破了这个“民族主义压倒民主主义”的秘密,写了部《五四运动史》,成为那个时代五四运动研究的经典,但没反思到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的问题。 五、八十年代,大陆哲学家李泽厚接过这杆反思五四运动的旗帜,提出“救亡压倒启蒙”、“从启蒙到蒙启”等新论,成思想领袖,胡适式自由主义再起,但同胡适、周策纵一样,并未意识到只要反对基督教,反思就不到位,就不足以压倒民族主义鬼火,民主主义就不可能重生。 六、结果就是如此,受李泽厚那些思想领袖们影响的又一代青年走上街头,呼唤政治民主,却不及基督信仰,缺乏沉潜的精神更新,结果招致“六四屠杀”,第二轮民主运动就此终结。 李泽厚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局限,但他自“六四”后长期生活在美国,至死也没有走出自己的局限。 七、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六四”一代往矣,或流亡海外,或流散国内,三十多年来波澜不兴,又一代公知成长起来,如同一百年前的陈、李、胡、周。但是,他们并没有爬出前辈的文化陷阱,仍然鼓吹民主主义同时强烈敌视基督信仰,这样的新一代公知显然会重蹈前辈的覆辙,把又一代青年导向狂热民族主义,烧掉他们的民主主义梦想。 八、陈李胡诌陷深坑,秦贺三张梦未醒。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籍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6) 著名神学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生于鸦片战争的1840年,死于抗日战争中期的1939年,遗言说:“我像条老狗,叫了一百年,却没能把中国人叫醒。” 但愿中国人能够早日醒来。
3个月前
《新阶级》的副题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全书在深入剖析共产主义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告诉人们:苏式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新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特产,社会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理论构建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当时资本主义处于原始积累阶段,面对资本家和工人的巨大贫富 差距和矛盾,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只有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来解决,并在〝过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然而,马克思认为应该革命的英、法等民主和工业化的国家,经过劳资双方的改良,逐步缓和了矛盾,没有爆发革命,社会主义没有实现。相反,在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业化程度很低,按马克思的理论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奉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用暴力推翻了刚刚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社会主义。 从落后国家蜕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急于推行工业化,必然要求集中一切资源。于是,新政权把工业财产及土地收归国有,不仅资本家甚至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的财产也不能幸免。从此,国家的一切资源都由共产党官僚掌控,结果,〝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新阶级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特产,出现于列宁时代,在斯大林手上成熟,从毛泽东到金日成等人统治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概莫能外。 ---喻智官:中南海至今不敢解禁的一本书 —纪念一位伟大的反共先驱── 重温吉拉斯的《新阶级》
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