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

3周前
鲍彤:1989年,邓小平违反十三大的决定,没有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通过社会协商解决,而是调用几十万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跟市民。这样一来就在全国范围内立了一个规矩:遇到社会矛盾通过武力和镇压解决。这由此成为一种制度,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今后的影响是不得了的。 BBC中文:邓小平自 己也表示支持政治改革,“六四”之后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那么在您看来,政治改革还是嘎然而止, 为什么呢? 鲍彤:这个问题可以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回答。邓小平后来接受陈云跟李先念的意见,把江泽民从上海调来当总书记。他见到江泽民之后讲了一句话:过去我们党有个核心,叫毛泽东,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以后,核心是我邓小平,我说了算;我退下来以后,江泽民是核心,你什么时候说话说了算,我也就放心了。这说明,邓小平心目中的体制根本不是十三大决定提到的建立民主政治的起步,而是个人核心体制,是全党服从一个人的体制。 很多人认为邓小平是改变党的领导人终身制的功臣,但其实邓小平什么时候改变过共产党的终身制?邓小平确实讲过,干部要年轻化,不要终身制,但请问邓小平自己是不是终身制?邓小平自己离开中央政治局常委职位后仍然要求成为党的最高决策者。 政治改革也确实是邓小平提出的。我认为当时邓小平确实想搞改革,他的终极思想是提高效率,后来讲的话也都是提高效率的话。紫阳提出来的是要长治久安,这中间就有一个要用什么模式实现改革的问题。紫阳套用的是邓小平自己在1980年8月讲的“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所以邓没法反对。但在1987年7月31日我们形成第一个基础性的政治改革的稿子后,紫阳告诉我,小平看了我们的稿子,讲了一句话:“我看可以,但是不要搞三权分立,影子也不能有”。听完我就在稿子上加了一句话,“我们绝不照搬三权分立”。小平看到这句话才放心。 但实际上不要三权分立,这话我到现在都不懂。三权怎有不分立的?难道国务院可以搞立法,人大常委可以管司法?这都不通。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你讲三权,不要忘了在中国还有一个权比三权更大,叫党权; 只要有了党权,一切问题都解决,不讲党权,三权就会要分立了。 十三大报告里面提到,要改进党的领导。这是紫阳亲自提出来的,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党在最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提供给立法机构和全国人民做出选择。中央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最重要的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军委主席。对这四个人的任命要求共产党员全体一致,其他像副总理、部长,统统可以自由选举,共产党员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 紫阳还跟统战部长阎明复讲过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并不是在干部问题上保持全体一致,如果全体一致根本没有选举的余地。民主党派也可以有自己党组的活动。这话马上就传到小平那里去了,小平立刻派人打电话给紫阳,并说,“这个话说说可以,你真做”? 我想邓小平心里想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他曾多次讲过,三权分立扯皮、效率低,我们的制度办事快、决定快、不扯皮。 图:1987年11月,鲍彤与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在中南海紫光阁合影。 ---六四30周年: 鲍彤从昔日改革者到今天的政治囚徒 云昇 / BBC中文
3周前
🔥 传习近平见温家宝失声痛哭、汪洋点名秦刚复出? 👉【就算习近平真的退场,中共邪恶体制仍然存在!若不针对“不问责、不透明、不容批评”的封闭结构进行根本改革,下一位“习近平”还会被复制!“换人不换体制,剧本终将重演”!而只有看清这一点,才是真正的政治觉醒!】 海外近日盛传前政治局常委汪洋将重返政局,接任过渡期中共中央总书记。 消息指出,汪洋此番回归并非单纯服从安排,而是手握三项具体条件与体制内进行高层谈判,此举被解读为一次冷静且有策略的政治交易,而非理想主义式的改革复辟。 据接近决策层的体制内消息人士透露,这三项条件分别涉及军权重构、外交路线调整以及制度性改革。 消息称,这份条件清单已于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引发激烈争论,部分党内高层甚至形容现场气氛如同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罕见地出现对现状的集体反思。(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然分析,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是一种江湖传说, 原因我之前分析过) 军权是底线:不掌兵权,免谈据传汪洋提出的首项条件即为军权保障。 他认为,若无实质掌控军权,任何政治安排都将沦为背锅。 多位消息来源指称,军中高层正在研议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职位,由汪洋兼任,并重启“总书记不兼任军委主席”的旧制度,以打破当前“一人三职”的极权结构。 近期军中异动频繁,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指倒习,前副主席许其亮猝死、苗华与何卫东遭全军通报为团伙贪腐分子,显示出习近平亲信系统的军中基盘已经崩塌。 汪洋此时复出,倘若不赋予军权,恐将难以稳定局势。 外交战略转向:战狼退场,秦刚回归第二项条件针对外交战略调整。 汪洋点名要求外交部长王毅与发言人华春莹退场,并主张被打压下台的秦刚回任外交部长或国务委员,以重建中美关系。 观察人士指出,这一举动不仅是人事更替,更象征中国外交将从“战狼”强硬路线转回“韬光养晦、和平发展”的传统立场。Chinese cuisine 汪洋认为,战狼外交导致与美、欧、亚、非多方关系恶化,中国已无法承受技术与资本双重孤立所带来的经济压力。 另有传言指出,与秦刚关系密切的前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制片人傅晓田近期高调晒出孩子与家庭幸福照,被视为对秦刚即将复出的“放风”操作。 制度性修复:重建集体领导,淡化个人崇拜第三项条件则直指体制根本问题。 汪洋要求恢复“集体领导”与“政治协商”制度,打破由习近平一人掌控党政军三大核心权力的集中格局。 他警示,权力过度集中必然导致体制性腐败与决策失灵,改革必须从制度层面重构。Chinese cuisine 据报,这三个条件并非个人诉求,而是体制病灶的系统性揭露,获得党内高层广泛共鸣。 元老派如胡锦涛、温家宝已与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达成“安全下庄”底线协议,条件是习近平主动交班、退出一线。 一名接近决策层的知情者透露,习近平日前在洛阳与温家宝见面时,当场失声痛哭,大骂张又侠“活阎王”,希望透过温家宝劝止张进一步严厉清算。 去习化进程全面启动各系统同步去印记目前,从军委、外交、港澳到宣传系统,“去习化”进程已全面启动:军委系统:苗华被查、何卫东自杀、许其亮猝死;港澳系统:郑雁雄遭调查、肖保龙退场;外交系统:秦刚复出风声频传;宣传系统:《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开始吹捧汪洋(虽未直接点名,但明眼人一看即知),刻意弱化对习的个人崇拜。 分析指出,这场政治转向的目标,是避免重蹈林彪、赵紫阳式的体制撕裂,而是透过“有秩序、有节奏”的安排完成权力交接。 【精彩结语】:不是输给敌人,而是败于自己打造的体制尽管习近平仍在位,但其亲自构建的政治与治理体系正逐一崩塌。 观察人士指出,习并非输给某个敌人,而是被他亲手建立的“铁桶江山”憋死。 就算习近平真的退场,中共邪恶体制仍然存在! 若不针对“不问责、不透明、不容批评”的封闭结构进行根本改革,下一位“习近平”还会被复制! “换人不换体制,剧本终将重演”!而只有看清这一点,才是真正的政治觉醒! 来源:人民报; 作者:萧兮
3周前
邓小平亲自施压 不许驻华大使参加北大民主沙龙 “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来参加的有异议人士、改革派人士,也有政府和党的官员,大家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像,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讨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 邦被邓小平废黜,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洛德大使说:“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大使表示,尽管在6月的那次活动中并没有人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天后,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信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让他回复,‘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尽可能多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八九之春动乱之际 美驻华大使为何突然离任? 美国之音 图: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
3周前
邓戒严权威不足 杨家兄弟治军乏威,也是邓小平权威不足的折射,更反映毛泽东身后的权威空白。这个政治背景,其实也是“六四”成因之一,少有人论及。权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组渴望,会引诱政坛上所有的人,其实大家都是“玩家”,赵杨二人位高权重,岂能置身于外?改革的迟缓和保守派的问罪,又与民间抗议互动 ,而引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一开始所能看到的,都不是结局,只有可能性。 陈云或可比肩邓小平,更有叶剑英,长居岭南不北归──他有华国锋襄助才抓了“四人帮”,而邓小平复出后,八○年初废华国锋及“凡是派”甚急,叶帅不悦,邓派王震南下与之协商,叶举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习仲勋两元老进政治局,对邓有所制衡。邓虽是二野政委,元帅的资格,但四九后与兵戎无涉,复出后请罗瑞卿接军委秘书长,极盼替他掌兵。罗大将却被林彪害得双腿残断,说我站不起来怎么领兵?执意要去德国做手术,而那时中德尚无外交关系,聂、徐两帅皆不准,罗硬是去了,竟死在手术台上,邓痛失股肱,那是七八年,邓于是只好自树权威抓兵权。七九年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伤亡甚重而无战绩。叶剑英八○年就查出帕金森症,四年里沉屙愈深,渐渐出局,八四年国庆邓小平心血来潮要阅兵,而叶帅就在“十一”前病危,据说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医生只好维持,于是叶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 天安门屠杀前的一场宫廷倾轧,因涉及动用军队,情势扑朔迷离。邓小平虽是强人,但调兵进京军管,他的权威还差了点,元帅上将们一上来就反对。尤其难料的是,杨家兄弟指挥镇压,军权在握,围困京师,邓心中没底,据说全家人都躲了起来。五月下旬六月初,中国处于权力真空,有多少天?天晓得。这种近似军事政变的把戏,最不安全者,恰是独裁者自己。 ---苏晓康《赵紫阳八九摊牌余谈》
4周前
六四事件,即1989年6月4日前后发生在北京及其他中国城市的学生和市民运动及其后续的镇压,是一段复杂且敏感的历史事件。以下是从多个角度进行的客观分析: 背景 社会环境:19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腐败加剧、社会不公等问题。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增加。 学生运动:1989年4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他因支持政治改革和开明政策而受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尊敬。他的逝世引发了悼念活动,逐渐演变为要求民主、反腐败、新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主要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与者包括学生、工人、市民等。 事件经过 抗议发展:4月中旬,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提出“反官倒(反对官商勾结)”“反腐败”“民主改革”等诉求。抗议活动持续数周,规模扩大,全国多地出现类似示威。 政府反应:中国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理抗议存在分歧。部分领导人主张对话,但强硬派占上风。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军队被调入。 6月3-4日镇压: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军队进入北京,使用武力清场。部队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实弹,驱散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的抗议者。冲突导致大量伤亡。 伤亡与争议 伤亡数字:官方未公布确切伤亡人数。官方称约200名平民和数十名士兵死亡,但国际人权组织、目击者和西方媒体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在数百至数千人之间,受伤者更多。具体的数字因信息封锁和不同来源的立场差异而难以确认。 镇压性质:中国政府称此次行动为平息“反革命暴乱”,认为抗议活动威胁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批评者则认为,政府对和平示威者使用过度武力,违反了基本人权。 后果 国内影响:事件后,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政治活动的控制,收紧了言论自由和新闻审查。许多抗议者被逮捕、监禁或流亡海外。官方对六四事件的讨论被严格限制,相关内容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和媒体中几乎不被提及。 国际反应:西方国家谴责中国的武力镇压,部分国家实施了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增加,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外关系逐渐恢复。 长期效应:经济改革继续推进,中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民主化进程受阻。 不同视角 中国官方立场:认为抗议活动是动乱,威胁国家稳定,镇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强调随后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政策的正确性。 抗议者及支持者:认为这是一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正义运动,镇压是残暴的,呼吁政府承认错误、公布真相并进行问责。 中立观察:一些学者指出,事件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既有对改革的合理诉求,也有政府对稳定失控的担忧。武力清场的决定备受争议,但背景复杂,需考虑时代局限性。 结论 六四事件是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事件,涉及社会、政治和人权的多个层面。其评价因立场不同而存在巨大分歧:一方强调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聚焦于人权和民主的缺失。由于信息受限和官方审查,事件的完整真相仍未明朗。客观理解这一事件,需要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当事各方的动机以及后续影响,同时尊重不同观点的存在。
1个月前
宗凤鸣:赵紫阳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上提出一系列很好的主张,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冲破了“主义”的界限,从而能够从一个很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单少杰:心胸公允,视角也就开阔了。 宗凤鸣:紫阳曾对我说,他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不感 兴趣,他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另外,他还说,民意就是潮流,自己不拘于公式、教义。 单少杰:赵紫阳关于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的思路,也就是不看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只看重能否推动社会发展的思路,同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思路,很有些相似,都是很看重效果的。当然,他们所要抓的“老鼠”,不完全相似:邓小平只是要搞经济改革,只是想着经济翻两番;赵紫阳则不只是要搞经济改革,还想搞政治改革,还想搞民主与法治方面的东西。 宗凤鸣:他们两人搞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很不同的,邓小平搞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要巩固执政党的领导,赵紫阳搞改革的目的是要改变执政党垄断一切的状况,也就是要削弱执政党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权,要更新改造这个党,从而使中国走上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宗凤鸣:紫阳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也是一个从世界新潮流中涌现出来的人物,有着很开阔的视野,不只是关注中国问题,还关注国际问题,常常能将中国问题放到国际大背景下来思考。他晚年就很关注全球化问题。 紫阳一再对我说,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已多次失去历史机遇。先是慈禧搞被动改革,坚持“中学为体”,结果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盾,最终被辛亥革命一阵枪声所打碎,并引发了长期内战,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再就是毛泽东搞闭关锁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结果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又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有可能迅速转向现代化的历史机遇。 紫阳说,如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是信息革命的时代,是民主观念复兴、个人价值觉醒的时代。中国又面临着一次历史机遇,千万不要再失去了。 单少杰:紫阳是不是有些担心? 宗凤鸣:紫阳确实有些担心,担心当局在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仍然坚持高度集权的政治路线,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结果只能使社会矛盾越积累越多、越积累越大,一旦遇有突发事件就会导致社会动乱,就会使得中国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 单少杰:他所担心的这种结果,有点类似晚清慈禧搞被动改革所导致的那种结果。 宗凤鸣:在紫阳看来,全球化浪潮不只是要波及各国的经济领域,还要波及各国的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不只是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还要把各国纳入到全球现代文明体系中。因此,中国在面对全球化浪潮时,不能只顾及经济层面的影响,还应顾及政治层面和其他层面的影响,不能只是讲要与世界发达经济接轨,还应讲要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 单少杰:紫阳所说的世界先进文明主要指什么? 宗凤鸣:主要指“西方现代文明”。 单少杰:紫阳似乎持“西化”派观点。 宗凤鸣:紫阳不避讳这一点,他曾明确地对我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就是要同西方现代文明汇合;东方文化是落后的,是开不出自由、民主、人权之花的。他还说,他赞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主张,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 在他看来,不仅西方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已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而且西方所实行的民主政治也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政治,西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理念具有人类普适价值。 宗凤鸣:紫阳不只一次地对我说,“中国不转向民主政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是违背人心的”。他还说,“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去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条路,我们与其被动地走,不如自觉地走”。 单少杰:可以听出来,赵紫阳晚年的民主心结是很重的。这是他的觉醒,也是他的伤痛。 宗凤鸣:紫阳还一再对我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值得研究。她的制度和价值观是植根于人心的,因而能很好地发挥公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很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作用。 正是基于这些看法,紫阳说,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他还说,这个世界由美国来主导要比由其他国家来主导好些,要比由德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来主导好些。虽然美国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也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她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利。 单少杰:紫阳的这些说法恐怕不能为国内的那些民族主义者所接受。 宗凤鸣:紫阳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这样提出问题,一定会有人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是客观现实,即便被责骂,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单少杰:可以看出,赵紫阳晚年思想是相当彻底的,以至于无所畏惧,既不怕别人指责他搞资本主义,也不怕别人指责他是卖国主义。 宗凤鸣:紫阳对于美国各州自治制度很是欣赏,认为这一制度能很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能充分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他说,我们也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只要给各省放权,各省都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办法,富省有富省的办法,穷省有穷省的办法。不过,总的看来,我们还是过于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管治权,常常把地方管得过死。因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各州自治制度,扩大各省的自治权,更好地发挥各省的积极性。 紫阳还举例说,香港和台湾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程度,还不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于自治的状况。反过来说,如果这两个地方都一直处在我们大陆管治下,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结果。 单少杰:赵紫阳这一思想也是相当彻底的,触到了执政党的痛处。 宗凤鸣:紫阳说,邓小平认为,中国不能跟美国搞对抗,中国只有跟美国搞好关系,才能发展好经济。 宗凤鸣:紫阳接着说,中国要同美国搞好关系,就要改善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形象,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人民,都对人权问题以及专制问题非常敏感。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 单少杰 图:1984年访美,赵紫阳(右一)与美国总统里根夫妇晚宴前合照
1个月前
宗凤鸣:紫阳说,当时他的处境比胡耀邦的处境好,胡耀邦已经被扣上“搞自由化”的帽子,他还没被扣上这个帽子,关键是还能够得到邓小平的信任,所以就接任总书记了。 可是,一当上总书记,他就面临着政治改革问题,就面临着要不要搞政治改革以及怎样搞政治改革的问题。紫阳说,这时感到只搞经济改革, 不搞政治改革,首先腐败问题就解决不了,结果只能是经济越发展,腐败越严重。紫阳又说,真要是搞起政治改革来也很难。 赵紫阳搞政治改革是有理念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在与紫阳长期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紫阳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之所以在“六四”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一是认为自己没有错,一是因为“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账”。 紫阳说,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说服邓小平,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当时我也的确说服了他,获得了他的同意,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赵紫阳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有一套设计方案的。这套设计方案在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概括起来说,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先高层后基层,从党中央开始,并且首先从他自己做起,有序稳妥地进行,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也会发生社会变乱。 紫阳认为,要想有序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先从扩大党内民主做起;而要想扩大党内民主,就应该先从党的最高层做起。他提出,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一切重大决策都由中央常委会决定的例行做法。他在第十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例会上,主持制定出中央会议议事规则,规定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他在此之前还提出,在党的最高层不设总书记,实行中央常委轮流坐庄,一人一票。紫阳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党的最高领导人走上个人专政的道路,防止他包办一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紫阳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党中央领导体制的问题,就是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的问题。 紫阳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一向不贪恋权力,不突出个人,能够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制度框架内,甘愿接受党组织约束。他曾说过,要靠制度不靠人,制度比人重要。 在紫阳看来,不仅要扩大党内民主,还要扩大社会民主;而要扩大社会民主,就必须改变执政党包揽一切的做法,必须实行党政分开。他提出,在中央政府各部委中不设党组,在各级党委中不设对口部门,在工矿、企业、学校等基层单位中不设党的专职队伍。 他还特别强调,绝不能让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当太上皇。 他还提出,在议事和人事等问题上增加透明度,变内定模式为公开模式,实行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财务公开,直接选举村、乡、县、市干部,差额选举省以上干部。 他还提出,必须发挥各种社会组织作用,实行村民自治、工人自治(加强工会监督作用),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必须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给人民以言论自由。 他一再指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必须改变,必须实行开明执政。他还强调说,党绝对不能控制一切,党应努力建立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并监督政府依法行事。 不过,在究竟怎么实施这些主张时,紫阳还是比较谨慎的。他说,我们既不能搞经济上的乌托邦,也不能搞政治上的乌托邦,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应该走渐进的道路。 在他看来,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维系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国民素质不高,因受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再加上我们党所提倡的“驯服工具论”的影响,还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奴性”,还需要经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应逐步推进。 基于这种认识,紫阳表示理解孙中山关于中国共和之路应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思想,认为有道理。 单少杰:记得赵紫阳曾给中共“十五大”写了一封信,谈了“六四”问题。 宗凤鸣:在这封信里,紫阳提出重新评价“六四”问题,说“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 他还指出,正因为错误地处理了“六四”问题,才导致了自中共“十三”大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途夭折,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各种社会弊病也越发加剧,尤其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他还给江泽民捎话:如果有哪些不好解决的问题,他愿意出面帮助化解。 单少杰:结果当局不仅不听取他的建言,反而加强对他的监管,不许他出门,也不许其他人去看望他,害得您老很长时间进不了富强胡同六号的门。 宗凤鸣:有大半年时间进不了紫阳家的门。不过,我还是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捎这样的话。因为,紫阳认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还是困难的,因而迫切需要发展经济;而要发展经济就需要保持社会稳定,尤其是现阶段中国经济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脆弱的,经受不起较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紫阳指出,如果由执政党上层主动来解决“六四”问题,就不大会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也就不大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 可问题是,虽然自上而下地解决社会冲突问题的代价比较小,但其可能性也比较小,因为,统治者尤其是专制主义统治者,大都比较自私和比较固执,大都不会主动地向治下人民做出让步,不会谦卑地放下身段与治下人民实现和解。当然,也有例外,台湾的蒋经国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就是例外。蒋经国主动开放“党禁”和“报禁”,戈尔巴乔夫则积极推行“新思维”和“公开化”。 ---软禁中的谈话:听赵紫阳谈改革 单少杰 图:赵紫阳(左)与宗凤鸣在北京。 Courtesy of Shaojie Shan
1个月前
储百亮:六四前夕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 1989年春,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进入了第二个月,中国领导层紧张不安、意见相左。一天傍晚,军方高级将领被召集到军区总部,表态支持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有一个人拒绝了。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 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纽约时报中文网 图: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1个月前